帝国主义为主题论文

近代中国受到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这是近代中国的基本国情，也是决定近代中国社会性质、革命性质的重要依据。如何看待帝国主义的侵略是正确认识中国近代历史和国情以及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内容。帝国主义的侵略究竟给中国带来了什么？对于这个问题，不能简单化地给予解答，需要将理论和历史事实相结合，进行、深入、具体的剖析。本文将从政治、文化、经济、军事、心理学多个方面对这一问题进行全面、辩证的阐述。 一、 政权沦丧，百年羞辱 为了统治中国，帝国主义在政治上采取的主要方式是控制中国政府，操纵中国内政、外交，把中国当权者变成自己的代理人和驯服工具。在百余年间，清政府成为傀儡，袁世凯充当走狗，各大军阀依托资本帝国主义势力钩心斗角，蒋介石为巩固实力而靠向美国„„这种窝里斗无疑让危难中的中国雪上加霜，一只大象就这样死死睡去。弱国无外交，中国与外国人打交道，总是处于被动地位，对外一致妥协、退让。例如帝国主义把持中国海关，安排全部的高级职员，最重要的是其涉及与外国人交涉的各种事务。中国近代司法因“领事裁判权”而崩溃。外国人再华一切民事、刑事诉讼，均由领事询明办理，令其可以在中国横行不法，中国政府却无权干预。近代中国的领土丧失了独立性，变得四分五裂。侵略者通过武力割占中国大片领土，强设中国租界，强占中国港湾。内政、外交、司法、领土这些主权一点点的沦丧，不仅仅给当时的中国人民带来了水生火热的悲惨生活，还留下了百年的羞辱历史。 二、思想遭受压迫，民主思想逐步深入 帝国主义主要通过宗教扩张和奴化教育来实现侵略的目的。外国侵略者，尤其是日本，企图通过对中国儿童的思想控制达到永久性侵略，不停地灌输同化思想，致使中国近代确实出现不少叛徒、汉奸、卖国贼。日本的“大东亚共荣圈”只是发动战争的一个可笑的借口。外来宗教不仅积极参与侵略中国的活动，刺探、搜集大量军事情报，而且仗势欺人，压迫中国人民。但同时，中国资本主义也在逐步发展，资产阶级的逐步壮大，民主思想的得到传播。 鸦片战争的失败，客观上保存了民族意识的觉醒，而甲午中日战争中国的战败，中国国民才真正有了民族危机感。康梁等维新派人士与守旧派展开激励的辩论兴西学的热潮开始出现。辛亥革命的胜利，使民主共和观念开始深入人心，形成了“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的民主主义观念。而新文化运动的兴起，更是把西方的“德先生”和“赛先生”请进了中国，使民主与科学的思想开始深入人心，这也是中国文化走向近代化的标志。 三、赤裸裸的经济掠夺，刺激下的工业发展 初步统计，中英南京条约赔款2100万银元，天津条约赔偿英法两国军费各200万两，赔偿英商损失200万两白银，北京条约对英法两国赔款各增至 800 万两白银，中日马关条约赔偿日本军费白银二亿两白银，辛丑条约四亿五千万两，分三十九年还清，本息折合九亿八千多万两......至于被抢被毁的财物：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后，仅庄王府一处掠夺的金银就堆积如山；被誉为“万园之园”、“世界园林的典范”的圆明园费银亿万建造经营而成，却于1860年10月被英法联军洗劫，成为一片废墟；掠夺完民脂民膏后，对所有房屋一律烧毁，对所有不能搬运的文物亦一律焚毁„„另外，资本帝国主义还开办银行，如英国的汇丰，德国的德华，日本的横滨正金，俄国的华俄，法国的道胜，美国的花旗等等，对中国进行商业投机，并操纵汇价、滥发纸币；控制现代交通运输，其中铁路占，航运亦占绝大部分；开采矿山，依仗特权，低价收购开矿权，以牺牲中国人民的利益加快发展其资本主义经济。由于种种原因，造成近代中国经济的落后和人民的贫困。当然，在洋务运动后期，一方面由于创办军事工业的资金短缺，另一方面是在外商利润的刺激之下，地主阶级的先进分子也开始创办民用工业，如张之洞创办汉阳铁厂，使中国工业有了一定的发展，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抵制了外国商品和资本的输入，也加速了中国自然经济的解体，中国工业乃至整个经济向着近代化迈进。 四、野蛮的屠杀，西方科学技术的引进 资本帝国主义不但野蛮地进攻中国军队，还屠杀无辜的百姓。两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甲午中日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使关天培、陈化成、邓世昌、丁汝昌、林永升、聂士成、左宝贵等许多爱国将领为国捐躯；旅顺大屠杀、南京大屠杀、江东六十四屯惨案等事迹残害了无数的中国普通劳动人民。自从鸦片战争之后，资本—帝国主义的洋枪洋炮让中国的官民吃尽了苦头，因而地主阶级的先进分子最先开始实践“师夷长技以制夷”口号，他们向西方资本—帝国主义国家购枪买炮并创建军事工业，派遣留学生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如果19世纪末80年代发明了世界上最先进的无烟火药。也就在这一时期，筹划了中国海防，建立北洋，南洋，福建三支水师，客观上促进了中国军事的近代化。 五、劫后重生，心有余悸 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造成了当时国民精神和民族心理上的脆弱和病态，它麻醉了中国人民的精神，摧毁了中国人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而这种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的毁灭性直到现在仍无法弥补，这种民族脆弱甚至一直延续至今，以致在当代社会里只要一提及当初被侵犯的羞辱，就让中国人愤怒不已。而其中兔首和鼠首的例子就是很好的证明。兔首和鼠首要被拍卖了，举国哗然。于是有爱新觉罗系的状告拍卖方，以及法国留学生和爱国人士的街口发传单抗议。再后来，圆明园管理方也站出来了，说是不赞同华人竞拍两首归还中国，因为这些东西本来就是外国侵略者抢走的，不能以拍卖的方式给予其合法的外衣。但最终，法国法院驳回上诉人的上诉，称其根本没有上诉的资质，并罚款1000欧元。紧随其后，拍卖会如期举行，最终两首被神秘买家拍走，价值亿。有专家说，其实两首从艺术角度以及文物角度来说，都只值几十万人民币而已，这不过是拍卖公司的诡计。当然从另一方面考虑，我们也可以说帝国主义的入侵的残酷从反面教育了中国人民，极大地促进了中国人民的思考、探索与奋起，也同时加强了中华民族的团结，使奋发图强的精神一代一代地传承下去。这种灾难过后的重生感，也使得国民分外珍惜改革开放的机会，从一定程度上也对改革开放的成就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虽然，列强在侵华的时候也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把西方资本主义的及其技术带入中国，刺激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生。但是其给中国在政治、文化、经济、军事、心理上的压迫及伤害是无法磨灭的。历史证明，帝国主义的入侵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同时也胁迫着中国在负出巨大牺牲的前提下艰难地走向近代化。

帝国主义的入侵给中国带来了什么。。分析下。需要的9++什么时候要。

消极影响：外国资本主义经济对中国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具有阻碍作用，这是主要的。外国资本主义经济对近代中的主权逐步丧失，半殖民地半封建统治秩序逐步确立，使中国近代化发展最终失去了独立发展的可能性，治等方面完全沦为资本主义世界的附庸。外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入侵导致中国资金大量外流，加剧了中短缺；帝国主义国家贷款给中国军阀官僚，造成军阀混战，中国局势动荡不宁，使中国的经济建设缺乏和平安正常进行。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设立工厂，开采矿产，修筑铁路，利用特权，与中国民族企业争夺市场，民族企业。中国近代化趋势在外国资本主义的压迫和束缚下发展艰难。 2 、积极影响：外国资本主义经济在客观上对中国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具有推动作用。外国资本主义经济的侵略，使中矛盾成为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随着外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入侵，逐步破坏了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方的先进生产技术、经济制度、经营管理方法和科技人员，从而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条件和可能；随着民族矛盾的尖锐，又推动先进的中国人积极向西方学习、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大力宣主义政治、经济制度与资产阶级思想文化，并在实践上积极努力，客观上又推动了中国经济工业化、政治民主进程.以上是经济的影响. 简要概述就是:经济上，随着列强向中国倾销商品和对中国丝、茶等农副产品的收购，逐渐把中国卷入世界资本主义市场，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在中国占主导地位时期结束,中国自然经济开始解体，开始进入半封建社会。这在客观上促进了中国商品经济的发展，有利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兴起。 政治:其实政治上很简单 随着中国的领土、领海、司法、关税和贸易主权开始遭到严重破坏，逐渐由一个独立自主的主权国家沦为半殖民地。 阶级上: 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的矛盾更加尖锐；中国无产阶级先于中国资产阶级产生。这时的阶级关系可以说已经稳定在了这一层面,因为过去的奴隶主与奴隶的关系已经在某种意义上消亡了. 社会矛盾: 因为西方列强的入侵给近代中国带来了深远的影响,所以外国资本主义同中华民族的矛盾成为了首要的第一的矛盾,人们并不甘心受外强欺负,所以社会矛盾的两个就是外国资本主义同中华民族的矛盾、本国封建主义同人民大众的矛盾。 还有一点就是意识形态的改变, 因为过去的中国闭关锁国,致使中国与西方列强的差距,当然无论在经济,政治体系还是其他方面都明显存在很大差距的,所以西方列强的入侵也使的 一部分知识分子开始注目世界，寻求强国御侮之道，新思潮萌发，冲击了封建思想. 其实西方列强的入侵主要从鸦片战争开始,所以以上很多借鉴的是鸦片战争的材料,你自己整理下.

回望中国上下五千年历史长河,我们的祖先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历史奇迹.秦长城的气势恢弘,汉《史记》的宏大著作,唐王朝的贞观之治,宋经济的一派繁荣,无不让人感到中华民族的伟大和作为中国人的自豪.然而,明清两代却以此为资本做着天朝上国的迷梦,殊不知西方却在悄悄地崛起.1840年的枪炮声敲开了中国的大门,侵略者走进了中国的大门,肆无忌殆地进行侵略,先后发动两次鸦片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等一系列战争,割国土,开通商口岸,要战争赔款.获取关税司法主权等等,中国的主权一步步沦丧,国家日益贫弱,中国人民的灾难由此加深.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由此诞生.中国的领土主权,司法主权,关税主权的丧失,中国再也不是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中国社会的性质也发生了完全的改变,自此中国就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随之而来的是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的改变,由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的矛盾转变为中华民族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而中华民族与帝国主义这间的矛盾日益上升为主要矛盾.这使得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富裕成为中国的两大历史任务.通商口岸的开通,资本-帝国主义开始了商品和资本的输出,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体系受到严重的冲击并逐渐瓦解.外国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开始渗入,并把中国的经济逐步纳入到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之中,使中国经济成为资本帝国主义的附庸,中国经济也开始了半殖民地化.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化,造成最大伤害的不是统治阶级,而是广大的中国人民.他们因为自然经济的解体而无法在赖以生存的土地上生活,而统治者与外国侵略者的相互勾结,大肆的搜刮民脂民膏,残害中国人民.如中日甲午战争中,日军在旅顺制造大屠杀,让中国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这才是中国的最大的不幸,这让人可悲可叹!历史的车轮总是向前的,虽然资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给每个中国人的伤痕是不可磨灭的,但他们的侵略,客观上促进民族意识的觉醒,同时他们也把先进的资本主义传播到中国,动了中国历史的近代化.鸦片战争的失败,从反面教育了中国人民,极大地促进了中国人的思考,探索和奋起,先进的中国人开始睁眼看世界了,他们认识到了中国的落后,并提出了“向西方学[习”,“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而这些口号引领着中国广大救国救民的志士仁人前进.自从 鸦片战争之后,资本—帝国主义的洋枪洋炮让中国的官民吃尽了苦头,因而地主阶级的先进分子最先开始实践“师夷长技以制夷”口号,他们向西方资本—帝国主义国家购枪买炮并创建军事工业,派遣留学生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如果19世纪末80年代发明了世界上最先进的无烟火药.也就在这一时期,筹划了中国海防,建立北洋,南洋,福建三支水师,客观上促进了中国军事的近代化.在洋务运动后期,一方面由于创办军事工业的资金短缺,另一方面是在外商利润的刺激之下,他们也开始创办民用工业,如张之洞创办汉阳铁厂,使中国工业有了一定的发展,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抵制了外国商品和资本的输入,也加速了中国自然经济的解体,中国工业乃至整个经济向着近代化迈进.在民用工业发展的同时,民族资本主义经济也得到发展,民族资产阶级也不断壮大,他们与洋务派不同,他们在学习先进技术的同时,也学习了西方先进的民主的政治制度.他们开始在政治上要有所作为,于是康,梁等人以宣传君主立宪制,最终发动百日维新.这次运动虽然失败了.但它是一场思想启蒙运动,传播了资产阶级的民主思想.随着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资产阶级的进一步壮大,民主思想的进一步传播,孙中山领导的民族资产阶级最终推翻清王朝的统治,建立了资本主义性质的民主共和国——中华民国.因而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侵略客观上促进了中国政治的近代化.鸦片战争的失败,客观上保存了民族意识的觉醒,而甲午中日战争中国的战败,中国国民才真正有了民族危机感.康梁等维新派人士与守旧派展开激励的辩论兴西学的热潮开始出现.辛亥革命的胜利,使民主共和观念开始深入人心,形成了“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的民主主义观念.而新文化运动的兴起,更是把西方的“德先生”和“赛先生”请进了中国,使民主与科学的思想开始深入人心,这也是中国文化走向近代化的标志.回望中国近代,思索资本—帝国主义侵略,它仅仅给中国带来了苦难与灾祸吗?不,它也给中国带来了近代文明,换句话说,资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胁迫着中国在负出巨大牺牲的前提下艰难地走向近代化.

资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究竟给中国带来了什么资本一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是产生近代中国社会基本矛盾和各种社会矛盾的主要根源，也是近代中国社会落后贫困的根本原因。一、关于殖民主义“双重使命”的理论问题那么如何用理论与历史统一的方法去看待这个历史问题？怎样正确理解马克思关于殖民主义具有“双重使命”的论断呢？首先让我们回顾一下殖民主义的历史。15世纪，西方冒险家远渡重洋的环球旅行和随之而来的征服、掠夺，揭开了近代殖民扩张的序幕，宣告了殖民主义的产生。在资本原始积累时期，殖民主义者主要是通过海盗式的土地、财物掠夺、欺诈性的贸易和奴隶贩卖等方式，从美洲、非洲、亚洲、大洋洲的许多国家和地区攫取巨额财富。而在西方实现工业革命以后，由于资产阶级要求更广阔的国外市场和原料供应地，推动了西方列强向世界急剧扩张，殖民主义世界体系开始形成。在资本主义制度确立之后，殖民主义者运用各种手段对一些国家和地区进行了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侵略，使它们在不同程度上沦为列强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成为其垄断的商品倾销市场、原料供应基地和投资场所。而在19世纪末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进入帝国主义阶段以后，资本输出成为殖民剥削的重要形式，瓜分世界的狂潮出现，殖民主义进一步发展成为一个由少数帝国主义强国主宰世界的更完整的体系。可见，殖民主义的历史就是一部资本—帝国主义侵略和掠夺压迫包括印度和中国在内的广大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血与火的历史”。我们再来读读马克思的几段话，领会其精神和内涵。第一，从主观动机与客观效果关系的角度。英国侵略印度的目的是把印度变成其殖民地，而英国发动鸦片战争和资本—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的主观动机也是要掠夺、压迫中国，企图把中国变成其殖民地或半殖民地，这完全是由他们“极卑鄙的利益所驱使的”，而决不是为了给中国带来“近代文明”，帮助中国变成独立富强的现代化国家。但是同时，我们也应该承认它在实现其利益和目的的过程中不得不带来的客观效果，如瓦解中国的封建自然经济，把中国卷入世界市场和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传播了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物质文明，并客观上为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中国资产阶级、无产阶级、新型知识分子的产生创造了物质前提。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殖民主义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并具有破坏性和建设性的“双重使命”。第二，从正义和非正义、是非善恶的道德判断角度。英国发动鸦片战争以及资本—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是非正义的。它们向中国走私毒品鸦片，贩卖人口，发动战争，运用各种手段掠夺、屠杀、压迫、剥削中国人民，这些都是极其野蛮的、可耻的、不道德的罪行。马克思在著作中愤怒揭露和谴责了殖民主义的这些侵略罪行。因此决不能因其有“双重使命”的客观效果而替资本—帝国主义侵略辩护、美化甚至评功摆好。

超越古典理论，探索当代帝国主义本质 ——潘尼奇和根定的《全球资本主义与美利坚帝国》的启示 志君 加拿大著名政治学家潘尼奇和根定把国家理论引入资本主义全球化研究，论证了当今资本主义全球化并非简单的由资本内在扩张性自发形成，它实际上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国家政权有计划地创建的非正式的美利坚帝国所催生、扶植、保护、调节之下得以成长和维系的。在此过程中，古典帝国主义理论所依据的历史前提发生了实质性变化，有些一般性结论已不再符合今日资本主义的现实。当代帝国主义的基本特征不再是古典理论所描述的帝国主义之间的对抗，而是美国为维系国际资本主义秩序而侵犯他国主权。在此基础上，笔者进一步推进对国际环境中的资本主义国家功能的认识，提出美国在“维护世界秩序”名义下实际上推行着双重国家目标和国家功能——全球资本积累的普遍性目标与美国军事主宰的特殊性目标，并初步探索了这种二重性所导致的矛盾。 当世界市场那看不见的手化作了美利坚帝国的铁拳，当旧日列强之间的对抗和美苏之间的争夺演变成一个单极称霸的帝国，迫切需要对这一切加以说明的理论界，却无奈地感受着古典帝国主义理论所带来的困惑。深刻地反思近一百年前形成的古典帝国主义理论，超越它自身的局限性，探索当代帝国主义的本质和特征，已经是一项刻不容缓的任务。 在这一背景下，2004年的《社会主义年鉴》（Socialist Register 2004）发表了加拿大著名政治学家列奥·潘尼奇（Leo Panitch）和赛姆·根定（Sam Gindin）的文章《全球资本主义与美利坚帝国》（Global Capitalism and American Empire）。[1]该文对古典帝国主义论所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剖析，对当代帝国主义的本质和特征进行了极富启发性的探索。潘尼奇和根定的文章（下面简称“潘—根文”）以英文发表后不久，迅即被翻译成法、德、西、日、韩、土等多国文字，并以不同的文字出了单行本，其影响正在扩大。 本文概要展示“潘—根文”关于资本主义向全球扩张与国家的功能之间关系的历史追溯，简略介绍其对古典帝国主义理论所存在问题的解析。在此基础上，笔者根据自己的理解，就“潘—根文”对当代帝国主义问题的探索作进一步的理论拓展。 一、资本主义全球化与国家功能的关系 “潘—根文”指出，资本主义自身固有的扩张和国际化的倾向，并不意味着当今的“全球化”是由经济逻辑所决定的不可逆转的必然结果。 资本主义经历过三次大的结构性危机。19世纪70年代以后的第一次危机强化了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对抗，并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共产主义革命。20世纪30年代的第二次危机实际上逆转了当时正在进行的资本主义国际化进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世界秩序的重建是对战前陷于失败的全球化的直接回应。20世纪70年代的第三次危机则继之以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深化和拓展。它在促进了地区之间的经济竞争的同时，却并没有产生旧式的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对抗。 从19世纪到21世纪的资本主义结构性危机所产生的这种带有不确定性轨迹，意味着全球化进程既不是不可避免的，也不是不可能保持的。问题在于我们必须把资本主义固有的扩张趋向与它的实际历史进程区分开。一个全球资本主义秩序通常是基于当时存在的各种历史条件的带有随机性质的社会建构，这一秩序的实际发展和延续并非抽象的经济规律的简单派生物。从根本上说，资本主义的全球化趋势是得到实现还是受到挫折，如果离开了国家在其中的作用，将无法被说明。 历史上构建了资本主义世界。如果没有欧洲国家在它们各自的疆域之内为财产、契约、货币、竞争和雇佣劳动建立起法律的和其他资本主义经济基础结构的框架，资本主义的兴起是无法想像的。在19世纪中期工业资本主义环境下，实行所谓“自由放任”政策的国家无论在国内还是国际都扮演了高度活跃的角色。在国内，它实施政体与经济的正式分离，并规定和维护基于资本主义秩序的国内社会关系；同时，它在国际上为自由贸易而推行帝国主义对外政策，把国家为资本服务的各项国内职能推向国际。[2] 在资本主义逻辑的驱动下创造出一种帝国主义形式的第一个国家是大英帝国。英帝国主义同时采用正式帝国与非正式帝国两种基本类型以推行其自由贸易。正式帝国是对被征服领土的直接殖民统治。非正式帝国要求在当地政府合作下，对这些国家进行经济和文化渗透。到了19世纪中晚期，当资本扩张超越了欧洲各民族国家的既有边界，则资本要么在其他国家已经建立起的资本主义社会秩序之内活动，要么在一个正式或非正式的帝国的框架之内扩张。然而，此时英国没有能力把新出现的资本主义强国德、日、美纳入它的“自由贸易帝国主义”。由于没有一个适当的工具对全球资本主义进行调节，使得国际资本主义经济和它的积累方式都发生分裂，加剧了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对抗，并导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 美国当今在全球资本主义当中居于中心地位，是基于各种因素在历史中的因缘际会。只是经过了20世纪30年代的大危机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国家从中学会了如何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问题做出反应），资本主义全球化才获得了新生。而这一进程依赖于全球化独一无二的代理人——美利坚帝国领导下发展起来的一套在过程中不断演变的国际结构。 从历史上看，美国国家形态的一个基本特点，是它的宪政结构把扩张的帝国与被征服领土的自治结合起来。[3]它最初采取的形式是向西部领土扩展。与重商主义的正式帝国不同，美利坚帝国不是把被征服的西部当成殖民地，而是使之成为自治的“国家”（the state）。像兼并海地、在菲律宾建立殖民地这一类行为，并非美国帝国主义典型的统治形式。通常，美国毋宁采取对外直接投资和现代公司的形式，这使得美国的非正式帝国获得一种非殖民帝国主义的外观。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尚未有足够的力量承担起领导欧洲重建的责任。只是在新政期间，美国才真正开始发展起现代国家的规划能力。美国在20世纪30年代后期进入了国家建设的死胡同。但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使美国不仅走出国内问题的死胡同，而且为美国在战后的管理奠定了基础。新政的国内积极取向被国际积极取向所代替。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局为美国造成了史无前例的机遇。19世纪英国没有能力完成的事业被美国的非正式帝国完成了，即成功地把所有其他资本主义强国整合于由自己主宰的一个有效率的协作体系之中。通过对英国债务地位的操纵，美国首先把英国作为一个从属整合进了自己的经济体系。美英之间的自由贸易，通过英联邦的自治领地，通过拉丁美洲，而进一步向世界扩展。[4]由于自身科学、技术、生产诸方面的优势，新的美国帝国主义并不需要领土扩张，也不惧怕帮助自己工业上的对手重建，因为工业化将刺激而非限制国际贸易。1944年的布雷顿森林会议，由美国主持和控制下建立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世界银行，把44个国家整合于美国主宰下的国际经济体系。一个对所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进行国际经济管理的模式被建立起来了。这种机构性联结还包括北约机构和冷战中的各国的安全情报机构的网络。在这里，冷战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除了遏制共产主义之外，美国的另一个战略目的是要为资本主义的扩展打开世界各国的大门。这一点是美国的战略制定者自己都毫不含糊地承认的。 通过对所有帝国主义国家的战后重建，以前帝国主义各国与它们的殖民地之间的帝国网络和机构联结，现在则存在于美国和其他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之间。与此同时，美国的诸受保护国也向着美国式的福特主义资本积累模式转变。这使得工人阶级不仅成为扩大剩余价值的来源，而且成为日益重要的实现剩余价值的消费中心。诸核心资本主义国家因而增加了大大扩展其国内市场的可能性。美国对这些国家的直接投资也大为增长。美利坚帝国网的重心向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转移。 尽管美国在形式上对第三世界国家平等相待，但旧的帝国主义遗产和马歇尔计划，以及对第三世界发展援助之间的巨大不平衡，再引发出全球的不平等。与对欧洲态度形成鲜明对照，美国讨厌第三世界国家的“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对第三世界国家经济民族主义的反对，使美国卷入推翻从伊朗到智利的众多第三世界国家的政府。不过一般来说，美利坚帝国的特点是渗透它们的国界，而不是消除之。它毋宁是把这些国家作为非正式帝国的一个被整合的要素而加以重构。作为这个非正式帝国的一部分，诸民族国家仍然是基本的载体。通过这一载体，一方面，社会关系、财产关系和市场得以建立和被再生产出来；另一方面，资本的国际性积累得以施行。对外直接投资在世界范围的巨大扩张，并不意味着资本逃离国家的控制，而是资本扩大了它对更多国家的依赖。 与之相联系的是国家的国际化，即为了对国际资本主义秩序的管理做出贡献，各个国家承诺根据前者的要求而调整自己国内的资本主义秩序，承担起国家的公共职能国际化的责任。[5]例如稳定价格，限制劳工的斗争性，对外国资本一视同仁，不限制资本流动，等等。 然而，对于美国，国家的国际化还有一层特殊的含义。直到1975年还被划为国家“顶级机密”的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1950年的文件NSC—68，最为清楚地表达了美国创建一个世界环境的目标：“美国的制度在其中可以生存和繁荣，即使苏联不复存在我们依然会面临巨大的问题，各国之间缺少秩序正变得越来越不可容忍。”[6]美国的民族利益不仅被定义为代表本国资产阶级，而且代表全球资本主义的扩张和再生产。美国国家的角色日益被认为是通过它在国际上促进自由企业和自由贸易而确保美国国内自由企业的生存。 在不到一代人的时间里，布雷顿森林协议的内在矛盾便暴露了。该协议建立的固定汇率取决于资本控制，然而正是该协议所促成的贸易与直接对外投资的国际化导致了全球金融市场的重现，资本控制相应被侵蚀，固定汇率日益脆弱。布雷顿森林协议建立的美元与黄金挂钩的制度出现裂口。 在旧的资本积累模式出现危机之际，又是美国国家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导向对全球资本主义制度进行了重塑。1971年尼克松政府使美元与黄金脱钩是一个决定性步骤，它恢复了美国经济的自主性。20世纪70年代金融的解放极大地加强了美国金融中心华尔街的力量，它对于后来发生的广泛的变化具有决定性意义。政策导向决定性的转折点来自1979年美国政府加予自身的结构性调整纲领。美国联邦储备局决定建立国内经济秩序，允许利率上升到历史上没有过的水平，以重构产业和劳工条件。同80年代更为一般的新自由主义政策一起，由美国国家的政策所强化了的金融奠立了后来被称之为“全球化”的舞台，即加速奔向一个统一的资本积累的世界。 新自由主义的机制（扩大和加深市场与竞争压力）也许是经济性的，但新自由主义本质上是对此前被统治阶级通过民主方式争得的成果——这些成果这时已被看做是资本积累的障碍——的一种政治回应。它包括在美国国家制度中新政时期重要部门地位的下降和财政部与联邦储备局地位的上升。一旦美国国家走向这个方向，资本主义便在社会统治的一种新形式下运作。美国经济不仅扭转了80年代的下滑，而且为欧洲与日本的资本树立了仿效的样板。新自由主义加强了物质的与意识形态的条件以确保各种社会形态对资本一视同仁，并通过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欧洲经济与货币联盟以及WTO，使商品与资本的自由流动法律化。 G7成为其财政部长们在重要问题上形成共识、决定必要的汇率调整的一个场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也被重构。前者从调整支付平衡问题转向致力于第三世界的结构性经济危机，以提供贷款为交换条件而迫使受援国按照全球的资本的需要做出改变。后者对此予以支持，并将注意力集中于那些能使资本运作“生效的国家”的建设。 然而，不稳定性和偶发性已被系统地结合进了帝国的重构形式。新自由主义强化了的竞争特征和金融自由化的过度的流动性，加剧了不平衡发展和全球秩序中内在的极端波动性。这种不稳定性被下面的事实进一步放大：美国（作为一种非正式帝国）只能通过其他国家来统治这个秩序，但把这些国家都变成对全球资本主义来说“生效的”国家却并非易事。 当前帝国主义面临的危机，不在于过分积累引起的帝国主义之间的对抗，而在于一个基于通过其他国家实行统治的非正式帝国，其设定的经济协作增长战略的局限性。在自由主义民主制的国家中，民主的社会力量已经限制了新自由主义的采纳。例如德国的劳动市场改革与日本的银行系统重构。在任何情况下，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完全实施都可能引起来自下面的更强烈的阶级斗争。然而，最严重的问题来自于美国同那些在资本主义核心之外的国家的关系。不论是对第三世界还是原苏联集团的国家，国际金融机构和核心资本主义国家都加之以“经济上正确的”新自由主义结构性改革。在金融自由化的背景下，这意味着持续不断的经济危机。由于新自由主义经济疗法的抽象的普遍性，这些经济干预与其说是解决了问题，不如说是使问题恶化。至于那些所谓“流氓国家”即那些不在全球资本主义的轨道上，因而外部经济力量无法渗透之而且国际机构无法有效地重构之的那些国家，美国对它们日益倾向于直接的单边干预。在这一过程中，美国感到“权力的孤独”。感受到自己对全球资本主义秩序的终极责任，使得美国渴望保有采取行动的完全的“主权”。这就是美国的帝国主义本质为何变得越来越不加掩饰这一现象背后的原因。只有美国有权干涉别国的主权，也只有美国在需要时保留着它自己的主权而拒绝国际规则和规范。在这个意义上，只有美国是活跃的帝国主义者。 美国在维持全球的社会秩序方面所扮演的角色使它面临的问题倍增。为了维护全球社会秩序的需要，新自由主义加强了国家的对外强制性机构。从克林顿政府向布什政府转变在国家行政结构上最重要的变化，也许是政府中控制和行使暴力手段的部门取代财政部坐到了国家机器驾驶员的座位上。这反映出它越来越难以用一种较为温和的方式管理一个全球性非正式帝国。 把世界上所有的国家都调教到至少在最低限度上适合于美国对全球秩序的管理——这一点现在被看做是全球资本主义再生产与扩展的一般条件——是当前美国的中心问题。但是，单靠经济联结来把那些欠发达国家塑造成核心资本主义国家同美国那样的关系，难度太大。这就解释了美国用战后对德国、日本军事占领的模式来重建伊拉克。这种解决方式的逻辑早已超出伊拉克而指向所有拒绝服从全球化整合的国家。[7]这样一种战略取向的麻烦在于，即便这些国家被美国军事占领，但由于它们现存的经济和政治结构以及社会力量，因此没有几个国家能够像当年的德国和日本那样被重构。 在核心资本主义国家中，美国当前面临的一个日益尖锐的矛盾是它越是通过军事干涉赤裸裸暴露出它的帝国主义的本质，其帝国体系中的其他国家就越不敢认同美国的权力和行为，以避免在本国人民当中失去自身权力的合法性。维护全球资本主义的安全是一回事，打着维护全球资本主义安全的旗号实际上主要是维护美国自身利益是另一回事。美国把协调资本主义秩序的一般帝国功能同它保卫和促进自己本民族的利益结为一体，蕴含着深刻的矛盾。 在美国国内，一个老问题又回到日程上：一个扩张的帝国能否同共和自由相容？作为美国更明目张胆地对外侵略的一部分，它在国内可能变得更加权威主义。但是，一个在国内外都失去伪装的赤裸裸的帝国主义，意味着全球反帝国主义的斗争将成长壮大。 “潘—根文”的历史回顾与现状分析，清晰地展示出美利坚帝国在资本主义全球化实际进程中扮演的关键角色。当今资本主义全球化进程并非像很多人认为的那样是简单地由资本主义经济演变自发形成的，它实际上是由美国国家政权有计划地创建的非正式的美利坚帝国所催生、所保护、所调节而得以成长和维系的。当代帝国主义的特征正是在这一过程中得以形成。“潘—根文”因而使人们更深刻地理解帝国主义与全球化问题。

一定给我注意，为选择在67末期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为题，可根据自己的感受去写1500字论文。

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究竟给中国带来了什么？这是我们在研究中国近现代的历史主题和发展道路问题时需要首先弄清楚的一个问题。马克思既曾认为英国在对印度实行殖民统治时“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版，第1卷，第766页），这是不是意味着，西方资本主义的入侵对东方社会的发展主要是起了积极的作用，并且给那里的人民带来了文明的福祉呢？党领导人民反对帝国主义，这是否意味着不需要同西方国家发生往来？这是否导致了对外封闭，影响了开放？应当怎样回答这类问题？怎样看待这种主张？下面，我们就来进行一些分析。一、应全面理解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入侵东方国家所带来的后果的科学论马克思是怎样估计西方资本主义的入侵给东方国家所带来的历史后果的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有必要全面地研究一下马克思在《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和《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这两篇文章中所阐发的思想。马克思的确讲过，不列颠人是第一批文明程度高于印度因而不受印度文明影响的征服者。尽管他们的行为是受卑鄙的利益所驱使，而且这种行为是既残忍又愚蠢，但是他们的蒸气机和科学还是在印度摧毁了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的结合，摧毁了农村公社的经济基础，由此在亚洲造成了“唯一的一次社会革命”（同上，第765页）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认为，“英国不管干了多少罪行，它造成这个革命毕竟是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同上，第766页）在揭示这个历史作用的同时，马克思进一步指出：第一，英国殖民者给印度人民所带来的，并不是文明和福扯，而是极其深重的灾难。因为“当我们把目光从资产阶级文明的故乡转向殖民地的时候，资产阶级文明的极端伪善和它的野蛮本性就赤裸裸地呈现在我们面前，它在故乡还装出一副体面的样子，而在殖民地它就丝毫不加掩饰了。”“印度人失掉了他们的旧世界而获得一个新世界，这就使他们现在所遭受的灾难具有一种特殊的悲惨色彩”（同上，第772、762页）第二，“英国资产阶级将被迫在印度实行的一切，既不会使人民群众得到解放，也不会根本改善他们的社会状况，因为这两者不仅仅决定于生产力的发展，而且还决定于生产力是否归人民所有。但是，有一点他们是一定能够做到的，这就是为这两者创造物质前提。”（同上，第771页）因为随着西方殖民主义的人侵，东方国家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将生长和发展起来，他们将成为西方殖民主义的掘墓人。第三，殖民地人民不应当充当西方殖民者的驯服的奴隶，而应当为反对西方国家资产阶级的奴役、摆脱西方殖民者套在自己身上的枷锁而斗争。因为“在大不列颠本国现在的统治阶级还没有被工业无产阶级取代以前，或者在印度人自己还没有强大到能够完全摆脱英国的枷锁以前，印度人是不会收获到不列颠资产阶级在他们中间播下的新的社会因素所结的果实的。”（同上，第771 －772页）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对西方殖民主义者的入侵与东方社会发展的关系这个问题所作的分析是科学的。他不仅没有为殖民主义辩护，而且强调进行反对殖民主义的斗争、摆脱外国的枷锁正是被摧毁的东方社会获得重建与新生的前提。这些论断，对于我们认识帝国主义与中国的关系，也具有指导意义。二、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不是促进而是严重阻碍了中国的发展外国资本主义的人侵是不是促进了中国社会的发展？如果中国依附于帝国主义而不进行反帝斗争，中国能不能发展成为一个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对于这个问题，毛泽东总结中国近现代历史的经验，已作出了科学的回答。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指出：“中国封建社会内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己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促进了这种发展。”这种入侵，“不仅对中国封建经济的基础起解体的作用，同时又给中国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造成了某些客观的条件和可能。因为自然经济的破坏，给资本主义造成了商品的市场，而大量农民和手工业又给资本主义造成了劳动力的市场。”《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626、626—627页）这就是说，与英国在印度一样，资本主义列强在中国也“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不过，这还“只是帝国主义侵入中国以来所发生的变化的一个方面。”这个变化的另一个方面“就是帝国义勾结中国封建势力压迫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同上，第 627、627－628页）帝国主义列强入侵中国所起的这两个方面的作用，究竟哪一个方面是主要的呢？毛泽东认为，是后者而不是前者。他指出：“帝国主义列强侵入中国的的，决不是要把封建的中国变成资本主义的中国。帝国主义列强的目的和这相反，它们是要把中国变成它们的半殖民地和殖民地。”（同上，第628页）因为对于它们来说，一个政治上经济上不独立的、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的半殖民地的中国，乃是一个极其广大的倾销。商品的市场，一个理想的资本输出的对象和廉价原料、廉价劳动力的供应地。如果中国成为一个独立、富强的资本主义国家，它当然还会同它们打交道并发生经济文化往来，但那时的中国将作为主权国家同它们在平等的基础上而不是如同半殖民地时期那样在不平等的基础上建立和发展关系，这是它们所不能容忍的。帝国主义列强既不愿意失去在中国的殖民主义利益，也不愿意看到中国在国际市场上成为它们的一个强有力的竟争对手。正因为如此，“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反对中国独立，反对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历史，就是中国的近代史。历来中国革命的失败，都是被帝国主义绞杀的，无数革命的先烈，为此而抱终天之恨。”（同第679页）毛泽东的这个论断是完全符合实际的。帝国主义列强的压迫，是怎样阻碍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呢？第一，资本——帝国主义列强通过向中国发动多次侵略战争，并且采取政治的、经济的和文化的手段，强迫中国政府与之订立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在中国攫取了种种特权，从而使一个独立的中国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的中国。而在1931年至1945年期间，中国的部分区还变成了日本独占的殖民地。正是通过发动侵略战争和凭借不平等条约赋予的特权，外国帝国主义势力在中国土地上滥施横暴。他们残酷地镇压和虐杀中国人民，粗暴地践踏中国人民的尊严和人格，贪婪地掠夺中国的资源并役使中国的劳动者，他们还无情地毁灭中国人民创造的物质财富和文化。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由此蒙受了巨大的屈辱，遭遇了深重的灾难。仅日本侵华期间，在侵华日军的屠刀下，中国即死伤3500万人；按1937年的币值计算，中国遭直接经济损失为1000亿美元，间接经济损失为5000亿美元。事实证明，外国侵略者在中国扮演的并不是现代文明的传播者的角色；如同马克思当年揭露的英国在印度的行为一样，他们在中国也赤裸裸地暴露了“资产阶级文明的极端伪善和它的野蛮本性”（《马克思恩格集》，第2版 第1卷，第772页）第二，外国资本——帝国主义势力的入侵，不但使中国在政治上不再拥有完整的主权，而且在经济上也逐步地形成了对它们的依附而丧失了自己的独立性。“帝国主义列强根据不平等条约，控制了中国一切重要的通商口岸，并把许多通商口岸划出一部分土地作为它们直接管理的租界。它们控制了中国的海关和对外贸易，控制了中国的交通事业（海上的、陆上的、内河的和空中的）。因此它们便能够大量地推销它们的商把中国变成它们的工业品的市场，同时又使中国的农业生产服从于帝国主义的需要。”（《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628—629页）由于得不到应有的保护，国商品倾销的情况下，中国的民族工商业和农业生产的发展受到了严重的打击。在倾销商品的同时，“帝国主义列强还在中国经营了许多轻工业和重工业的企业，以便直接利用中国的原料和廉价的劳动力”（同上，第629页）。由此，它牢牢地掌握了中国的经济命脉。在重工业方面，外国资本主义1936年控制了煤产量的55．2％和新法采煤量的77．4％；1937年掌握冶铁工业的 95％，1936年掌握石油工业的 99％，发电量的 77％。在交通运输方面，外国资本1936年掌握铁路总长度的88％：1930年即己掌握外洋航运和国内航运吨位的8l．2％。在轻工业方面，外国资本1936年也已掌握纱锭的48．2％，织布机的％（北日本纱厂尚未计入）； 在这前后还掌握了毛纺62％，毛纺机的 48％；1935年即掌握烟厂产值的 63％以上。在抗战前夕，在中国的现代工业和运输业中，外国资本占到了71．6％。在银行方面，外国银行1936年华资产要比华商银行大1/3。这就是说，外国资本不仅断了中国的重工业和交通运输业，而且控制了中国的财政、金融，以及若干重要的轻工业。它们“以此对中国的民族工业进行直接的经济压迫，直接地阻碍中国生产力的发展有必要指出，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投资的最主要部分是商业掠夺性的资本，即投于进出口业以及与商品倾销相关的运输、银行、保险等事业的资本，而并不是工业资本。而且，这些资本的大部分并非由国外输入，而是在中国直接掠取的，如在中国取得的战争赔款、借款利息和强占的土地，以及积累的利润等。如1930年外国在华企业财产和房地产约值24亿美元，其中由国外输入的仅9．4亿美元。它们还把从中国榨取的巨额利润输往本国。“估计从1894年到1937年，帝国主义输进中国的资本和借款约合17．4亿美元，而同时期自中国输出的投资利润和借款本息达34．4亿美元，为输入资本的两倍。（吴承明：《帝国主义在旧中国的投资》，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页）它们在中国积累的资本还没有计算在内。这就是说，帝国主义投资的增加，乃是对于中国生产资金的强盗式的占有，这对于中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一种严重的束缚。第三，帝国主义列强“使中国的封建地主阶级变为它们统治中国的支柱。”（《毛泽东选集》 第2版，第2卷，第629页）为此，它们到处致力于保持前资本主义时期的一切剥削形式（特别是在乡村），主要是封建剥削和高利贷剥削，并使之永久化，因为这些形式“是它的反动的同盟者生存的基础”（同上，第 629页）时，由于“帝国主义妨碍了中国工业的发展，使农村中的资本积累，不用来提高农业的生产技术，不投到工业里面去，反而再投到土地和高利贷方面来，更加量的用半封建的形式剥削农民。”（《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342页）中国农村受到封建剥削制度的束缚，农业生产发展缓慢甚至陷于停顿状态，无力为工业的发展提供足够的商品粮食、轻工业原料、工业品市场及资金，从而成为中国工业发展的严重的制约因素。第四，在半殖民地的中国，帝国主义列强主要是通过它们在中国的代理人即中国的反动统治集团来实行间接统治的。国际帝国主义和中国执政的军阀互相勾结，前者支持后者，一是可以造成它们在中国的特殊势力，二是可以延长中国的内乱，使中国永远不能发展实业，永远成为消费国家，永远成为他们的市场；后者依靠前者，则是因为没有后者的支持，他们就很难上台，上台了也难以维持自己的统治。我们看到，从北洋军阀首领袁世凯，到国民党新军阀首领蒋介石，都无不是以外国帝国主义为靠山的。由于中国的反动统治集团与中国的广大人民处于尖锐对立之中，他们的统治只能依靠赤裸裸的暴力、依靠封建专制的手段来维持。这样，外国帝国主义对他们的支持，就成了对中国独裁统治的支持，成了中国政治走向民主化的严重的直接的障碍。由于帝国主义列强支持中国的反动派进行反人民的战争，支持中国各派军阀进行争夺中央政权或地方势力范围的斗争，这也使得中国战乱频仍，广大人民无法安居乐业，从而严重地妨碍了中国经济和文化等项事业的发展。正是由于帝国主义和它所支持的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中国的广大人民，尤其是农民，日益贫困化以至大批地破产，他们过着饥寒交迫的和毫无政治权利的生活。”（《毛泽东选集》，第 2版，第 2卷，第 631页） 正是由于帝国主义和它所支持的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中国生产力的发展受到了严重的阻碍。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中国的现代工业产值只占工农业总产值的17％。而在这少量的工业中，民族资本经营的又只是非主体部分。1949年，中国的民族工业资本按1952年人民币币值计算，不过亿元。民族资本主义工业主要是以纺织工业、食品工业为主的轻工业；它们规模小，设备落后，多数为工场手工业。中国工业在很大程度上不过是加工工业门以外国的原料加工制成日用品）和装配工业门以外国的零件装配成机器）而已。自从1840年外国资本主义入侵以来，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中国并没有成为一个独立的资本主义发达国家，而只是成了一个极度贫弱的半殖民地。历史经验表示，摆脱帝国主义的压迫，是中国走向独立和富强的必要前提。正因为如此，中国共产党举起反帝的旗帜，领导中国人民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压迫的斗争，这完全是必要的、正义的，具有伟大的进步意义。而提倡中国依附于西方大国，这只能把中国引向灾难。这是违背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的。三、反对帝国主义并不意味着我们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不需要往来反对帝国主义这个口号，具有何种涵义？它是否意味着中国不需要同发达资本主义发生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往来？显然不是。因此，那种认为中国的封闭同反对帝国主义的口号有关的看法是不正确的。对于中国人民来说，反对帝国主义，这就是要以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推翻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切特权为目的。换句话说，就是要争得中华民族的真正独立。早在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国民革命的目前行动政纲草案》中就把反帝国主义的具体内容归纳为以下7项：“A，反对列强武力干涉中国。全国民众应一致要求立即撤退驻华之外国海陆军。B，收回租界，由租界居民组织市民议会管理之。外人之居住租界者，均需受中国法律之约束，并负担同等之纳税义务。C，取消在华外国银行之一切特权，禁止外国银行在中国境内发行纸币。凡中国资本之银行，具有充分之担保金与合法之地位者，其纸币得通用于全国。D，无条件交还海关，建立减轻出口税增加入口税之保护税则。E，取消外国商轮自由航行中国内河及滨海各埠之特权，严禁私运军火及鸦片吗啡等类毒物。为发达本国航业计，应将招商局收归国有并加以扩充，得政府许可之私人航业，亦予以保护。F，外人投资于大企业如铁路、矿山之类，因而获得之管理权及政治权利，应一律取消，并重新厘定其经济权。外人在中国境内开设之工厂，需重新登记，受政府之管理。不得国民政府之允许，外人不得在中国境内自由开设工厂。G，外人在中国境内开设之教会、学校、医院、报馆及其他以慈善为名之机关，均需受中国法律之管理，不得国民政府之许可，不得借口此等名义购置地产。”（《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209－210页）显然，以上反对帝国主义的各项要求，都是为了维护国家的主权和民族的尊严，天经地义，不是搞封闭。毫无疑问，反对帝国主义并非是不需要同资本主义国家发生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往来。这一点，我们党在成立初期就很明确。1945年 4月，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就提出过吸收外国投资的问题。1946年 5月，中共中央在关于解放区外交方针的指示中更明确指出：“我应采取直接与美国及英法等国政府及其个别商人进行经济合作的方针，在两利的原则下，我们政府及商业机关应和外国商人以至外国政府直接订立一些经济契约，吸收外资来开发山东的富源，建立工厂，发展交通，进行海外贸易与提高农业和手工业。”只是要“避免不致因此而受垄断、受控制及受外间政治上的攻”（《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6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152页）。事实上，只有中国人民推翻了帝国主义列强的压迫，真正赢得了民族独立，我们才有可能在平等的基础上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文化等方面进行互利的往来，并使这种日益扩大的往来不致让中国陷于依附地位，而是促进中国的独立自主的发展。摘自《思想理论导刊》2003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