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浙东对浙商的影响研究论文

浙东学派的学术精神及其围绕"经世致用"的学术目的提出的一系列经济观点对浙商的发展有着明显的促进作用。因为浙东学术理念和学术精神融入浙江文化传统，深刻地影响着浙江人的思想观念、精神状态和行为方式。可以说，浙东学派是浙商经营管理思想形成的重要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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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沈括 (1031—1095) 北宋科学家、政治家。字存中，杭州钱塘(今浙江杭州)人。仁宗嘉进士。神宗时参加王安石变法运动。晚年居润州，筑梦溪园(在今江苏镇江东郊)，举平生见闻，撰《梦溪笔谈》。 二、朱熹 (1130—1200) 南宋哲学家、教育家。字元晦，一字仲晦，号晦庵，别称紫阳，徽州婺源(今属江西)人，侨寓建阳(今属福建)。广注典籍，对经学、史学、文学、乐律以至自然科学有不同程度贡献。在哲学上发展了二程(程颢、程颐)关于理气关系的学说，集理学之大成，建立一个完整的客观唯心主义的体系；世称程朱学派。认为理和气不能相离，“天下未有无理之气。”强调“天理”和“人欲”的对立，要求人们放弃“私欲”，服从“天理”。他从事教育五十余年，认为“为学之道，莫先于穷理；穷理之要，必在于读书；读书之法，莫贵于循序而致精；而致精之本，则又在于居敬而持志”(《朱文公文集》卷十四《甲寅行宫便殿奏札二》)。他的理学一直成为后来封建地主阶级统治人民的理论工具，在明清两代被提到儒学正宗的地位。他的博览和精密分析的学风对后世学者很有影响。著作有《四书章句集注》、《周易本义》，《诗集传》、《楚辞集注》，及后人编纂的《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和《朱子语类》等多种。 三、王守仁 (1472—1528) 明哲学家、教育家。字伯安，余姚(今属浙江)人。尝筑室故乡阳明洞中，世称阳明先生。早年因反对宦官刘瑾，被贬为贵州龙场(修文县治)驿丞。后以镇压农民起义和平定“宸濠之乱”，封新建伯，官至南京兵部尚书。卒谥文成。他发展了陆九渊的学说，用以对抗程朱学派。断言“夫万事万物之理不外于吾心”，“心明便是天理”。提出“致良知”的学说，他的学说以“反传统”的姿态出现，在明代中期以后，阳明学派影响很大，还流行到日本，著作由门人辑成《王文成公全书》三十八卷，其中在哲学上最重要的是《传习录》和《大学问》。 四、李贽 (1527—1602) 明思想家、文学家。号卓吾，又号宏甫，别号温陵居士，泉州晋江(今属福建)人。做过云南姚安知府。哲学观点没有自摆脱王守仁和禅学的影响。但公开以“异端”自居，提出“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的见解，主张重视功利。认为“天下万物皆生于两，不生于一”(《夫妇论》)。对封建传统教条和假道学讲行了大胆的揭露。曾评点《水浒传》，著作有《李氏焚书》、《续焚书》、《藏书》、《李温陵集》等。 五、黄宗羲 (1610—1695) 明清之际思想家、史学家。字太冲，号南雷，学者称梨洲先生，浙江余姚人。学问极博，对天文、算术、乐律、经史百家以及释道之书，无不研究。史学上成就尤大，所著《明儒学案》，开浙东史学研究的风气。在哲学上，反对宋儒“理在气先”之说，认为“理”不是实体，只是“气”中的条理和秩序。作出“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的大胆结论，认为“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主张改革土地，赋税制度。反对传统的农本工商末的观点，强调工商皆本。这种政治历史观在当时有进步意义。著作有《宋元学案》、《明儒学案》、《明夷待访录》、《南雷文案》等。 六、顾炎武 (1613—1682) 明清之际思想家、学者。初名绛，字宁人，曾自署蒋山亻庸，江苏昆山人。学者称亭林先生。少年时参加“复社”反宦官权贵斗争。晚岁卜居华阴，卒于曲沃。学问很博，于国家典制、郡邑掌故、天文仪象、河漕兵农以及经史百家、音韵训诂之学，都有研究。晚年治经侧重考证，开清代朴学风气，对后来考据学中的吴派、皖派都有影响。著作有《日知录》、《天下郡国利病书》、《肇域志》、《音学五书》、《韵补正》、《亭林诗文集》等。 七、王夫之 (1619—1692) 明清之际思想家。字而农，号斋，衡阳(今属湖南)人。晚年居衡阳之石船山，学界称船山先生。明亡，在衡山举兵起义，阻击清军南下，几陷大狱。到桂林依瞿式耜，旋桂林复陷，式耜殉难，乃决心隐遁。辗转湘西以及郴、永、涟、邵间，窜身瑶洞，伏处深山，而刻苦研究，勤恳著述者垂四十年，得“完发以终”(始终未剃发)。学术成就很大，对天文、历法、数学、地理学都有所研究，尤精于经学、史学、文学。主要贡献是在哲学上总结和发展了中国传统的唯物主义。认为“尽天地之间，无不是气，即无不是理也”。著作经后人编为《船山遗书》，其中在哲学上最重要的有《周易外传》、《尚书引义》、《读四书大全说》、《张子正蒙注》、《思问录内外篇》、《黄书》、《噩梦》等。 八、鲁迅 (1881—1936) 中国现代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原名周树人，字豫才，浙江绍兴人。青年时代受进化论思想影响。五四运动前后，参加《新青年》杂志的工作，站在反帝反封建的新文化运动的最前列，并同早期共产主义者李大钊等采取一致步调，坚决反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妥协、投降倾向，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伟大旗手。鲁迅的一生，对中国的文化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领导和支持了“未名社”、“朝花社”等进步的文学团体；主编了《国民新报副刊》(乙种)、《莽原》、《奔流》、《萌芽》、《译文》等文艺期刊；热忱关怀、积极培养青年作者；大力翻译外国进步的文学作品和介绍国内外著名的绘画、木刻；搜集、研究、整理了大量古典文学，批判地继承了祖国古代文化遗产，编著《中国小说史略》、《汉文学史纲要》，整理《嵇康集》，辑录《会稽郡故书杂集》、《古小说钩沉》、《唐宋传奇集》、《小说旧闻钞》等等。1936年10月19日病逝于上海。1938年《鲁迅全集》(二十卷)出版，新中国成立后，鲁迅的著译已分别编为《鲁迅全集》(十卷)，《鲁迅译文集》(十卷)，《鲁迅日记》(二卷)，《鲁迅书信集》，并重印鲁迅编校的古籍多种。1956年，党和人民政府在上海迁移并重建了鲁迅墓。毛泽东为鲁迅墓题字。北京、上海、绍兴等地建立了鲁迅博物馆、纪念馆等。 九、毛泽东 （见“千年十大政治人物”） 十、邓小平 （见“千年十大政治人物”）

学术交流在世界占的比例相当高

“浙东学术”之所以倍受瞩目，在于它出了许多一流的学人。自东汉以来，浙东出了不少全国知名的、走在时代最前沿的一流学人，如王充（27－97？）、吕祖谦、陈亮、叶适、王阳明、朱舜水（1600－1682）、黄宗羲、章学诚、章太炎（1869－1936）、鲁迅、蔡元培等。正如有的学者所言：“从南宋开始，越在全中国思想、文化、教育领域常常处于领先地位。从理学到心学，到民主启蒙思想，到研究西学，到介绍马克思主义，越都有杰出代表。”特别是它出了全国一流的浙东学派。浙东学派是中国最有名的、地域性的学术流派。30年代的何炳松（1890－1946）说：“著者的愚见以为在我国学术史上要以浙东学派为最有光彩。”浙东学派，不仅仅是浙东地方的，它也是中国的，按照现在时髦的企业命名法，它的前面应冠以 “中国”二字，称“中国浙东学派”。浙东学术是中国学术的精华，“要研究中国学术思想史，必须研究浙东学术史”。浙东是一块不起眼的小地方，然而浙东籍学人的学术思想和学术成就却是非常了不起的。浙东学术，不仅是民间的，而且是先进的。浙东学术是中国学术的精华。明清中国学术史上的几个坐标点，都是浙东学人开创的。国家思想对现状是维护的，民间学术对现状是批判的，浙东学术的特征就在于批判性。浙东学术的魅力就在于它时常处于时代最前沿位置。浙东学术代表了当时人类思维的最高成果，这种成果符合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它虽也有地域性名词，但影响却是全国性的。浙东学术，不仅在国内占显要位置，而且在国外，尤其是在东亚的日本、朝鲜，都有很大的影响。在历史上，中国是东亚大国，而日本、朝鲜则是毗邻的小国，同属汉文化圈。中国是先进国家，而日本、朝鲜则是落后的国家。文化的影响，总是遵循先进影响落后、落后靠拢先进的规律。所以，历史上的中国文化对日本、朝鲜有着巨大影响力。浙东学术对东亚的影响，正是发生在这种背景下的。第二，有富有活力的宁波商帮文化。宁波商人善于随时代前进而前进。宁波人经商的历史很早，起码在明末，已开始出名。在当时的首都北京，宁波商人控制着北京的中药业、成衣业、钱庄业等行业。近代以后，他们又凭沙船业、钱庄业等，挤身中外贸易。明清时候的十大商帮，发展到20世纪初，有九大商帮淘汰出局，唯独留下了宁波帮，并一直薪火相传，成为浙商的主干力量。“宁波帮”曾是中国近代史上影响力最大的商帮之一，“无宁不成市”的说法充分形容了他们的地位。在中外贸易中，宁波商人较早地接受了西方近代工业文明，从而成为中国第一个近代化商帮，涌现出包玉刚、董浩云（1912－1982）、邵逸夫、王宽诚、陈廷骅（1920－）、厉树雄等名闻中外的巨商。宁波帮所具有的开放心态、合作精神、创新意识、诚信务实等人文精神，支撑着宁波帮一直走在时代的前沿。中国号称有“十大商帮”，宁波帮最晚出，也最有生命力，影响也最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