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子兵法类论文文献

孙子兵学·孙子兵学研究述略·当代对孙子兵学的研究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孙子兵学的研究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出版了杨丙安《孙子集校》(中华书局1959年版)、郭化若《孙子今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军事科学院《孙子》注释小组《孙子兵法新注》(中华书局1977年版)等一批颇有功力的专著。但总的说来，在研究的广度、深度及研究成果方面尚不能尽如人意。至于十年动乱期间的出版物，大多为配合当时的政治需要而作，不可能系统、准确地探讨孙子真谛。

丰硕成果的出现是在学术思想得到解放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出版了郭化若《孙子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银雀山汉墓竹简(壹) ·孙子兵法》(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吴如嵩《孙子兵法浅说》(战士出版社1983年版)、杨丙安《孙子会笺》 (中州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陶汉章《孙子兵法概论》(解放军出版社1985年版)、吴如嵩《孙子兵法新论》(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版)、黄葵《孙子导读》(巴蜀书社1988年版)、吴九龙主编《孙子校释》(军事科学出版社1990版)、钮国平、王福成《孙子释义——附韵读》(甘肃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谢祥皓主编《兵圣孙武》(军事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杨少俊主编《孙子兵法的电脑研究》(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李鼎文主编《孙子兵法与海军》(海潮出版社1993年版)等数十种。它们或译注千锤百炼，信达公允;或校勘严谨细密，有大突破;或解说义精言粹，多有新义;或探析广征博引，深入浅出，堪称孙子兵学史上的重要成果。另一方面，《孙子兵法》研究新成果，更多地反映在报刊杂志上，先后发表的数百篇论文，大多勇于探索，不拘成说，在版本、校勘、训诂、军事思想、哲学思想和多学科应用等广泛领域提出创见，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平。

在中国当代的孙子兵学研究上，台湾学者也有甚为可观的学术成果。自1949年以来，在台湾出版的专著主要有柯远芬 《孙子兵法讲授录》、魏汝霖《孙子兵法大全》、《孙子今注今译》、姚季农《孙子十三篇语文读本》、谢新瑞《孙子语法探究》、辛尚志《孙子兵法解义》、刘式毅《商战孙子兵法》、李君弼《孙子的体系研究》、姜馨 《孙子兵法引例》、关名《竹简孙子兵法残卷释文》、王建东《孙子兵法思想体系精解》、肖天石《孙子战争论》、郑峰明《孙子思想研究》、柳元麟《孙子新校解》、李启明《孙子兵法与现代战略》、徐如林《孙子兵法与人生》、张慧良《孙子兵法中的大将道》、孟浩斌《孙膑兵法》、李锦俊《孙膑兵法》 等。

众多的论著反映出，近年来，改变了过去对《孙子兵法》的研究手法单一、应用领域只限于军事的状况，出现了多学科、多领域研究的新局面。如：

用马列主义对《孙子兵法》哲学思想，进行系统研究的，当首推郭化若。他在《孙子兵法之初步研究》一文中专题论述了《孙子兵法》的唯物论辩证法因素，将孙子哲学思想研究推向一个新的阶段。

近年来对《孙子兵法》中军事经济思想的研究有较大进展，如孙墨林《〈孙子〉的军事经济思想》(《军事历史》1987年6期)指出：①经济实力是战争胜败的物质基础。②经济内容是预测战争前途的基本条件。③要经济地选择后勤补给方式。④正确地选择和利用军事经济环境等。

王安在《〈孙子〉的军事管理思想及其运用》，( 《管理世界》 1989年3期) 一文中指出 《孙子兵法》系统地论述了军事管理问题，揭示了军事管理的客观规律。

严国群在《〈孙子兵法〉中的战争动员思想》(《孙子新论集粹》，长征出版社1992年版)一文中对《孙子兵法》中的战争动员思想作了专题研究，认为孙子围绕“修明政治”、“发展经济”、“注重邦交”、“加强武备”等几个方面，强调对多种力量动员，形成一种整体合力，以便震慑或战胜敌人。

《孙子兵法》中的心理学思想，已成为近年来学术界研究的重要课题，林建超《试析〈孙子兵法〉中的军事心理学思想》(《心理学探析》1985年1期)、温金权、杜汝波《〈孙子兵法〉的心理战理论及其指导意义》(《〈孙子〉新论集粹》，长征出版社1992年版)、曹景星《〈孙子兵法〉中的心理学问题浅谈》(《郑州师专学报》1982年4期)等均有论述。他们认为，尽管《孙子》的心理学思想“还带有原始、自发的性质，没有形成系统的军事心理学理论，但已经触及军事心理学所研究的许多问题”，“孙武可谓是 ‘心理战’ 的鼻祖”。

意大利那不勒斯东方大学教授高利科夫斯基在《孙武——中国行为学、斗争哲学和科学的创始人》(《〈孙子〉新论集粹》，长征出版社1992年版) 一文中认为，强调 “西方行为学家虽然掌握了现代知识，但得出的结论却和孙武在两千多年以前的结论相同，孙武的著作可以称为行为学的基础。”姚平在《〈孙子兵法〉中关于作战指挥的行为原则》(《行为科学》1987年5期)一文中，认为“《孙子兵法》中关于作战指挥心理的行为原则，是战争经验的结晶。历代兵家灵活运用，加以发展，已富理论形态”。目前，关于《孙子》行为学思想的研究还刚刚开始，其丰富的行为学思想还有待进一步的挖掘、开拓。

孙柏林在《孙子的系统和运筹思想》(《孙子新论集粹》，长征出版社，1992年出版) 一文中认为，在中国，真正把古代运筹思想引入军事领域的当首推孙子。汪爱华《论〈孙子兵法〉中的早期朴素军事运筹方法》(《军事历史研究》1990年4期)一文也认为，《孙子兵法》中的不少论述已有了早期朴素军事运筹方法的萌芽，可以说是军事运筹方法在两千多年前以中国的形式表现出来的雏形。

*** 飞、阎勤民等从信息科学的角度发现：“《孙子》的信息观是全面而科学的，即便当代的信息观念，也未能全超越它的基本原理”(《〈孙子兵法〉的信息科学价值观》，《延边大学学报》1985年2期)。

近年来在研究中国历史上军事预测理论的过程中，许多人对《孙子》书中闪烁着朴素唯物主义思想光辉的军事预测论述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王中兴、刘先廷在《〈孙子·计篇〉的军事预测思想概说》(《军事历史》，1986年3期)，指出，孙子通过对敌我双方各种条件的分析对比，进行战争胜负的预测。黄朴民的《中国古代军事预测述要》(《中国军事科学》1992年1期)更进一步对军事预测的根据和基本内容进行了归纳举要。

有的学者认为，《孙子兵法》是最早将数学引入军事学术理论研究，因而使孙子“能较为精确地论证自己的学术观点”，也是使这部“兵学圣典”具有预见性、先进性的重要原因之一。历平以《孙武善用定量分析方法》(《解放军报》)为题，专门讨论了《孙子》中运用数学阐述军事问题的方法.李紫溪，《孙武是古代数学家》(《天津日报》1991年10月29日)从军事行动本身需要的角度，对《孙子》的数学知识进行了分析，认为“孙武兼通数学更无疑义”。法国学者魏立德，《关于孙子兵法中的数理逻辑》 (收入《孙子新探》，解放军出版社1990年版) 在对 《孙子兵法》 数理逻辑的研究中发现，“‘正’ 和 ‘奇’ 这两个概念与余数的计算有关，‘正’代表‘整齐之数’，也就是构成阵的外形的整个数，而 ‘奇’ 则是余数，余数是用来采取一步行动的”，“ ‘形’ 可以用固定数据来计算，‘势’ 则只能用对变化着的数据所作出的估计来计算”。孙子善于利用数量计算来说明问题，还表现在把“度”、“量”、“数”这些数量观念作为军事上的重要范畴，并用计算决定战争胜负的各种物力和人力资源，是“孙子的重要贡献”，“是难得的数学文献”。对《孙子兵法》中数学的运用，学术界意见较为一致，但对孙武是数学家、乃至是 《孙子算经》的作者却分歧较大。

近年来，在日本、美国、英国、德国已有人尝试将《孙子兵法》应用于博弈活动之中。至于《孙子兵法》中的经营管理思想，更已成为中外学术、企业界的共识。早在古代，著名商人白圭就已把《孙子兵法》成功地应用于商业的经营管理，并将其改造、总结为古代的商业经营思想——“积著之理”和“治生之术”，白圭言其经营诀窍时说：“吾治生产，犹伊尹、吕尚之谋，孙、吴用兵”(《史记·货殖列传》)。时至近、现代，随着经济竞争日益激烈，人们把目光更多地转向中国古代兵法的管理思想上。在日本，不少企业相继把《孙子兵法》等列为培训企业管理人员的必读教科书。美国的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等西方高等院校，也将《孙子兵法》纳入大学生的必读教材。美国著名管理学家乔治在《管理思想史》一书中告诫管理者，“你想成为管理人才吗?必须去读《孙子兵法》”。近年来，我国研究、运用《孙子兵法》也取得了重大进展。以李世俊等编著的《孙子兵法与企业管理》为先声，又相继出版了由加拿大学者陈万华和我国著名管理学家陈炳富合著的《孙子兵法及其在管理中一般应用》，杨先举的《兵法经营十谋》等一批研究专著和实用读物总共不下10余种，论文20余篇。这些著述的出版和发表，促进了《孙子兵法》在企业界的普及和运用，涌现出一批通兵法、精管理的企业家。1991年，在我国召开的 “首届 《孙子兵法》与企业经营管理国际研讨会”，就是对《孙子兵法》用于企业管理的一次检阅。

近年来中外体育界人士开始注意到体育运动与《孙子兵法》的共通性，并将孙子的谋略思想用于指导体育训练和比赛。正如静柔在《孙子兵法与竞技体育谋略》(人民体育出版社1991年版)所言：“翻开《孙子兵法》十三篇，从开篇的 ‘诡道十二法’到末篇的知人、用间，无不闪烁着谋略的光电”。“那道道谋略思想的光电一旦射进现代从事竞技体育人士的心田，一定萌生出智慧的新芽。”在日本的棒球场上，运动员们能脱口说出孙子的警句箴言，说明孙子用兵之法已成为他们争胜夺冠的奇谋妙计。佟庆辉、万怀玉根据教学经验对运用《孙子兵法》指导散打训练作了有益的探索，在其《散打与孙子兵法》一书中，运用孙子谋略思想，分析散打擂台上的竞赛实例，使人们信服地看到 《孙子兵法》这部 “知识与智慧的书”，可以成为“运动员智慧的源泉，取胜的法宝”。

将《孙子兵法》中的谋略思想用于医学领域，可追溯到中国的古代。有研究证明，我国现存最早的中医经典著作之一《内经》，“不仅有《孙子兵法》的思想观点，而且还引用《孙子兵法》中的语句，《内经·灵枢》引伯高语： ‘兵法：无迎逢逢之气，无击堂堂之陈。’此语源于《军争篇》‘无邀正正之旗，无击堂堂之陈’句，可见其影响之深。元明之际的吕复在评述两代医家时，也有“张长沙医如汤武之师，无非王道，其攻守奇正，不以敌之大小，皆可制胜”之说，显然指《孙子兵法》而言。然而较详细记述借鉴《孙子》行医治病的，当首推清初名医徐大椿。徐氏行医长达50余年，临床经验丰富，他以《孙子兵法》的用兵之道，推论中医用药之法，撰写出著名的《医学源流论·用药如用兵论》。他称赞：“孙武子十三篇，治病之法尽之矣。”黄石市中医研究所殷衍彬在徐大椿运用《孙子》行医治病的基础上，对《孙子兵法》在中医治疗中的价值作了深入研究，发表了《孙子兵法与中医治疗》一文(收入《孙子兵法在当今世界的妙用》，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2年版)，丰富了传统中医药学的内容。

近年来不少人还将《孙子》与古希腊、罗马军事著作进行比较研究。刘庆在《〈孙子〉与古希腊、罗马军事著作的比较》(收入《孙子新论集粹》，长征出版社1992年版)中认为，二者的主要区别表现在以下六个方面：一是在著作样式上，《孙子》采取的是“舍事而言理”的叙述方式，古希腊、罗马的著作则通过对历史的叙述，间接反映当时的军事思想及战争指挥艺术。二是在军事学术传统上，中国很早就形成了独立的兵家学派，而古希腊、罗马军事学则长期充当史学的附庸。三是在作者经历和著述目的上，孙子是驰骋沙场的军人，研究兵学有现实的功利目的，而古希腊、罗马的军事作家大都置身战争之外，研究战争主要是为了达到史学惩恶劝善的目的。四是在思维形式上，《孙子》概括出一整套充满哲理的军事范畴，古希腊、罗马的军事术语则以概念元素的分解与综合为特征，更倾向实用而缺乏哲理色彩。五是在思想方法上，《孙子》偏重于哲学思辨，直觉顿悟，古希腊、罗马军事著作偏重于逻辑推理，求实索真。六是在思想内容上，《孙子》重视兵学体系的建构和战争规律的阐发，重道尚谋，古希腊、罗马军事著作更注重具体战法，注重军事技术。

陈西进在《〈孙子兵法〉与〈战争论〉》 (收入《兵家史苑》(2)，军事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中认为，孙子和克劳塞维茨在战争的目的、战略因素、战略决策、战略形势、作战方法上都有很多一致的地方。但孙子更倾向于作战的实际运用，克氏倾向于战争的理论建立; 孙子的理论特点是以整体来指导局部，克氏是以局部来反映整体; 孙子侧重于运用谋略、任势和指挥的灵活性，克氏侧重于以战斗消灭敌人、会战及指挥的坚定性。夏征难在《孙武与克劳塞维茨军事辩证法思想较略》(《中国军事科学》，1990年4期)中也指出，孙子的思维方法是建立在唯物的基础之上的，但又是朴素和原始的。克氏使军事辩证法思想开始脱离朴素、直观的性质，具有较为完备的理论形态，但终究未能摆脱唯心主义的束缚。孙子较早揭示了战争与政治的关系，但克氏则是对战争与政治的关系问题取得突破性研究的第一人。在对战争认识的问题上，孙子驱除战争领域的天命论，初步勾勒出对战争认识的一般过程，提出战争知行统一观; 克氏对战争规律及其认识问题上的探讨则要逊色于孙子。刘庆在《〈孙子〉与〈战争论〉文化特征的比较》(《孙子学刊》1992年1期)中指出，简单地将二者言论排列比照，评说优劣，是不公平的。我们需要辨识二者根植于东西方社会土壤之中的文化特征上的差别，这主要体现在：在著述目的上，《孙子》强调知战结合，《战争论》热衷于理论建设;在价值取向上，《孙子》奉“不战而屈人之兵”为将帅用兵的理想境界，《战争论》以不受限制的“绝对战争” 为战争形态的完美形式; 在思维方式上，《孙子》注重整体直观上的把握，《战争论》则从概念的分析综合入手，由简至繁构起整座思想大厦;在理论偏好上，《孙子》尚智善谋，倾向于灵活指挥和因情用兵，《战争论》注重实力，强调计划和指挥的坚定性。

这部名著的影响力已经远远超出了国门，让许许多多著名的国外战略家陶醉沉迷于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战略文化之中。 这部名著不仅跨越了国界，而且超越了时空。正如英国空军元帅约翰·斯莱瑟在《中国的军事箴言》一文中所言：“孙子的引人入胜的地方是他的思想多么惊人的‘时新’——把一些词句稍加变换，他的箴言就像是昨天刚写出来的。” 这部名著已经不是简单意义上的战争著作，而成为政治、经济、外交各个领域领导者的必读书。孙子的思想不仅在现代军事领域而且在政治、经济、外交、体育等各个领域得到广泛的应用。在这种广泛的应用中，人们不仅在古人的深邃的思想中获取启迪，同时又为孙子兵法注入了新时代的活力。 一、孙子兵法的应用现状 孙子兵法的应用现状首先表现在它的极高的普及率上。据有关媒体报道：《孙子兵法》在西方被译作《战争的艺术》(The Art of War)，在世界最大的“亚马逊”网上书店里，目前有多达102种与“孙子”相关的书目，其中由萨谬尔·格里菲斯翻译、牛津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的平装本《孙子兵法》最受欢迎(见图)，常年位居该书店科学类畅销书排行榜的前几位。据美国《洛杉矶时报》报道：“”事件后，这个版本《孙子兵法》在一个月内就卖出了万册。经常出国的朋友会发现，许多机场的书店柜台上摆满了《孙子兵法》，在候机或候车的场所也能够看到许多人在翻阅《孙子兵法》。 一位著名的美藉华人作家谈道：“随着中国经济的蓬勃发展，美国商界人士对中国千年的《孙子兵法》愈来愈好奇，如何利用孙子兵法，成了西方人探讨商场必胜的另一秘诀。走进美国各大图店的商业书籍栏目下，作者不同，内容各异的《孙子兵法》解释与感悟俯拾即是，就连给美国商学院学生讲演时，《孙子兵法》刚被我提起，一个微型《孙子兵法》的小语录已经被美国学生高高举起。” (一)孙子兵法在军事领域的应用 孙子兵法在现代军事领域得到广泛应用。世界许多著名的军事分析家认为，中国著名的军事思想家孙子去世将近2500年之后，正在深刻地影响着现代战场。据有关资料报道：美国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在国防部官员和美军军官中举办了上千次《孙子兵法》讲座。美国陆战队指挥官凯利将军认为《孙子兵法》是所有机动战的基础。他将该书列为部队的年度读物，要求每个陆战队员必须阅读。 最近，有一位名叫马克·麦克尼利的专家写了一部《孙子与现代战争兵法》。他谈到：“《孙子兵法》是高层军校学生必读的一本书，已经融会在美国陆军和海军陆战队的军事学说之中。”这部书的出版商在向西方读者介绍此书时，称《孙子兵法》是军事理论上的一把“瑞士军刀”，足以应对任何局面。 有一位翻译过《孙子兵法》的美国人詹姆斯·克拉维尔说：“如果我是最高统帅，或被选为总统或当上总理，我要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所有军官，特别是将军，每年都要参加两次《孙子十三篇》的考试，一次口试，一次笔试，及格分数为95分。考试不及格的将官立即自动罢免，并不准上诉，其他军衔的军官则自动降级。”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发达国家的战略家再一次发现孙子兵法的重大价值，运用其中的战略原理思考现实疑难的战略问题，均获得满意的答案和结果。例如，有的专家依据孙子战略威慑理论制定了国家核战略。尼克松在其《真正的战争》一书中，直接运用孙子兵法的思想，批判美国当时的“相互确保摧毁”的战略。 许多出台的现代军事理论都是依据孙子兵法创立的。美国著名战略理论家、美国国防大学校长理查德·劳伦斯中将在阐述《空地一体战——纵深进攻》时，认为这一作战原则所根据的原理是《孙子兵法》的“奇正之变”和“避实击虚”。美国1982年新版《作战纲要》，直接引用了大量孙子兵法的名言。这部《作战纲要》编写组的成员对孙子兵法进行了长时间的认真研究。1983年美国出版的《军事战略》，第二章的标题是《军事战略的演变——孙子的智慧》。 许多战略决策者直接依据孙子兵法来思考现实的战争问题。有资料说，在1990年海湾战争爆发时，美国总统布什的桌子上摆着两本书，一本是《凯撒传》，一本是《孙子兵法》。据媒体报道，在这次战争中，有90页之厚的《孙子兵法》英译本运往沙特阿拉伯沙漠，供参战人员阅读。美国记者从战云密布的海湾战场发回的消息称：“尽管中国在这里没有派驻一兵一卒，有一个神秘的中国人却亲临前线，操纵着作战行动，他就是2500多年前的孙子。” 在最近发生的伊拉克战争中，美国司令就称自己的作战理论是根据《孙子兵法》提出的。媒体报道说：在伊拉克战争中，担任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的弗兰克斯是个熟读《孙子兵法》的人。美军在这场战争中采用的许多战法都与孙子的思想相合，其中，孙子的“用间”思想不战而下巴格达之役堪称一绝。有一篇题目为“孙子出现在伊拉克战场”的法新社的文章说：“中国著名的军事思想家去世将近2500年之后，正在深刻地影响着在伊拉克战场上英美战地指挥官们的思维和行动方式”。“孙子的经典著作《孙子兵法》的战略思想贯穿在攻克巴格达的整体战略构想之中”。 孙子兵法对其他国家的作战理念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利德尔·哈特这位“间接路线”战略的倡导者说：他在20多年中论述的战略战术原则几乎全部体现在孙子的13篇之中。芬兰科协主席、前国防部战略问题研究所所长尤玛·米尔蒂宁在谈到西方“新技术决定一切”的观点时指出：“早在两千多年前，伟大的战略家孙子就列举了决定战争胜负的一些因素。”他批评现代一些军事家忽视了孙子所说的“士气”这个最重要的因素。在一部印度人写的《印度军史》中写道：印军之所以能取得第三次印巴战争的胜利，是因为他们成功地运用了孙子避实击虚的打法

中国孙子兵法研究史大致可分成7个时期。 （一）孕育产生时期——远古至春秋 学界一般认为，《孙子兵法》产生于我国春秋末期；亦有认为成书于战国或更后者。关于此书的作者，多认为系孙武亲著，又经后人校理。对于孙武的生活时代，学术界也有不同观点，一般认其为春秋末期人，大约与孔子同时。 《孙子兵法》在产生以前，应经历了一个较长时期的孕育过程。其产生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择其要者，应有以下几点：中国远古以来，特别是春秋时期频繁、激烈、多样的战争是《孙子兵法》产生的源泉；此前已有的兵学理论成果，如《军志》、《军政》、古《司马法》、令典等，是《孙子兵法》跃上兵学峰颠的阶石；春秋时期的社会思潮，特别是关于“道”、“仁”、“阴阳”、“保民”等的理论，是《孙子兵法》形成的文化因素；崇武尚智的齐文化是培育《孙子兵法》这朵军事理论奇葩的沃土。孙武个人的天赋与努力，则是《孙子兵法》产生的主观因素。另外，中华民族在先秦时期就已经形成的统体思维、辩证思维、象类思维等思维方式对《孙子兵法》理论体系的构筑起了指导性作用。这是《孙子兵法》之所以产生于中国而不产生于外国，之所以产生于春秋而不产生于其他时期的主要原因。 （二）增益和早期校理时期——战国至秦汉 《孙子兵法》十三篇于公元前512年在吴国问世后，并未迅速广泛传播开来，究其原因，大致有吴国王廷对“十三篇”密而不宣，当时传播媒介落后，社会上重礼轻诈观会对此书的贬斥，其价值未被时人所发现等几个方面。至战国时，此书才开始广泛传播，出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孙子热”，所谓“藏孙、吴之书者，家有之”。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状况，《孙子兵法》自身以“出奇设伏”、“变诈”取胜为主要内容的军事理论适应了当时军事斗争、政治斗争、外交斗争的需要，是其基本原因；而其后世子孙孙膑对《孙子兵法》卓有成效的宣传和运用，则是其直接原因。值得注意的是，孙武后学在这一时期对“十三篇”做了大量解释、阐发、增益的工作，银雀山汉墓出土的《吴问》、《四变》、《黄帝伐赤帝》、《地形二》、《见吴王》等，均应是他们解释、阐发、增益“十三篇”之作，而在被《汉书·艺文志》著录的《吴孙子兵法八十二篇》之内。总之，在这一时期，《孙子兵法》在“十三篇”的基础上有了较大的扩增。1996年西安“发现”的伪书《孙武兵法八十二篇》说，孙武先写成“八十二篇”，后因其“天机阴杀”，就接受其儿子的建议，缩编成“十三篇”，乃是向壁虚构，是违反历史事实的。 到了汉代，官方组织人力，对《孙子兵法》进行了三次较大规模的整理。一次是在汉高帝时，时间大致在高帝六年（前201年）至高帝十一年之间，由张良、韩信“序次”。第二次是在武帝时，由军政扬仆“捃摭遗逸，纪奏兵录”。第三次是在孝成帝时，由任宏“论次兵书”，将其分为“兵权谋”、“兵形势”、“兵阴阳”、“兵技巧”四种，《孙子兵法》位在“兵权谋”之首。这三次整理对《孙子兵法》的定位、定型和流传都具有重要意义。 （三）削繁和注释时期——魏晋至隋唐 曹操《孙子略解序》中所批评的关于《孙子兵法》的“训说况文烦富”，应包括《吴孙子兵法八十二篇》中“十三篇”之外的各篇在内。杜牧《注孙子序》中说：“武所著书，凡数十万言，曹魏武帝削其繁剩，笔其精切，凡十三篇，成为一编，曹自为序，因注解之。”这里的“削”（删除）其“繁剩”，应包括“十三篇”之外的六十九篇，“笔（校、注）其精切”，则是指的“十三篇”。曹操只注“十三篇”，称《孙子略解》，因而使其得以广泛流传，甚余则因其“烦富”且“未得旨要”而陆续散佚。曹操《孙子略解》的问世，标志着《孙子兵法》真正进入了注解的时期。曹注重文字训解，但他本人又是军事家，更重实际运用，因此，其注理论性、实践性兼备，对后世有重大影响。魏晋南北朝时期除了曹注孙子之外，还有东吴沈友撰《孙子兵法》、贾诩《钞孙子兵法》，曹操、王凌集注《孙子兵法》、张子尚《孙武兵经》、《孟氏解说》等。从目前所见到的这一时期的注解内容看，其注文大都比较简略，偏重文字训诂，表现了《孙子兵法》早期注解时期的特点。 隋唐五代是《孙子兵法》注释的高峰时期，这一时期注解《孙子兵法》之书主要有：隋代的《萧吉注孙子》、唐代的《李筌注孙子》、《贾林注孙子》、杜佑《通典》中的训解《孙子》、《杜牧注孙子》、《陈暤注孙子》、《孙镐注孙子》、《孙燮集注孙子》、五代的《张昭制旨兵法》等。宋人辑的《十一家注孙子》中，唐人就占了五家。除注家多外，这一时期的注孙子还具有另辟蹊径、纠谬补缺、义详例丰、整体把握等特点。较魏晋南北朝时已有较大进步。如李筌已注意从整体上把握孙子的思想，他依《遁甲》注《孙子》，成一家言；杜牧“其学能道春秋战国时事，甚博而详”，其注纵谈横论，广征博引，多有新见。这一时期在运用《孙子兵法》指导实践方面也卓有成效，人们注意总结新的经验教训，从而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孙子兵法》的军事思想。《孙子兵法》在唐朝时传入了日本，开始了在国外的传播。（本文源自《孙子兵法研究史》） （四）武经首位确立时期——宋代 宋朝自仁宗起，官方就重视兵学研究和整理，至神宗，诏令司业朱服、武学教授何去非校定《孙子兵法》等七书，号“武经七书”，以官方名义颁行，同时，重办武学，以“七书”试士。至此，以《孙子兵法》为首的七部兵书，在一定意义上说，取得了与儒家经典同等重要的地位。此后各代率相尊奉，其武经之首的地位一直得到了官方的肯定，《武经》本《孙子兵法》成为后世流传的最主要的版本。 宋朝前期的《孙子兵法》研究以官方组织为主。到了后期（北宋末至南宋亡），则以私人著述为主，反映了战乱年代整个社会对《孙子兵法》研究的重视。这方面的代表作是大约成书于两宋期间的《十家孙子会注》，学界一般认为，此书就是存世的《十一家注孙子》。由于辑者将各家之说辑在了一起，具有重要的军事和史料价值，因而成为后来研究《孙子兵法》者的必读之书。此书的校定刊行，是宋人对孙子研究做出的重大贡献。此后的孙子书，以《武经》本《孙子兵法》和《十一家注孙子》这两个版本为底本不断繁衍，形成了传世版本的两大基本系统。《梅圣俞注孙子》、《张预注孙子》、郑友贤《孙子十注遗说》、施子美《七书讲义》等，代表了这一时期《孙子兵法》注解的新水平，对后世影响较大。尤其是张预注，集诸家之长，成一家之言，博而切要，多有发明，文字亦好，有杜牧之风。另外，此时还出现了西夏文《孙子兵法》，这是迄今所见最早的国内少数民族文字译本。 总之，宋代在孙子文献研究方面有突出成就，在版本较勘、注解讲义、专题研讨、兵书合刻、集注汇解、分类辑编、少数民族文字翻译等方面，均有成果传世。特别是《武经》本《孙子》和《十一家注孙子》的编定刊行，深益后世，功不可没。但宋人对《孙子兵法》军事理论体系的系统研究和应用理论研究进展不大，理论与实践脱节严重，实际运用是其薄弱环节。其成就和教训对后世均有深刻影响。 （五）阐发和考据时期——明清 如果说宋代施子美的《七书讲义》开疏解阐发《孙子兵法》之先的话，那么，明清就是《孙子兵法》疏解、阐发和考据的大丰收时期。刘寅的《孙子直解》、赵本学的《孙子书校解引类》、李贽的《孙子参同》、黄献臣的《武经开宗》、朱墉《孙子汇解》、顾福棠《孙子集解》、黄巩《孙子集注》等，都注意在理论阐发上下功夫，而不仅仅是注字训词，其讲解多有新见，且更注意了系统性，指导性，体例也更趋完备。李贽主张“以《七书》与《六经》合而为一，以教天下万世”（《孙子参同序》），王阳明合心学、兵学于一体，戚继光融兵、儒于一炉，并注重应用理论研究，将《孙子兵法》高深的理论具体化为一系列切实可行的方法；清代的顾福棠、黄巩等开始将《孙子兵法》和西方的军事理论相结合，在《孙子兵法》研究史上具有开拓性的意义。明、清两代的许多将领和学者将《孙子兵法》的理论用之于海防建设、火器战法等，提出了一些新的理论和观点，在《孙子兵法》研究史上闪耀着特有的光辉。另外，这一时期以服务于武科应试为目的的武闱孙子研究，重视对《孙子兵法》的义理阐发，具有积极和消极（充当考生进入仕途的敲门砖）的双重作用。 与偏重讲解《孙子兵法》义理研究相对应的，是清代中期有关孙子的考据研究。其代表人物有孙星衍，毕以珣，章学诚等。他们在关于孙子事迹、《孙子兵法》成书时间、篇数和内容、文字校订和注释等方面作了深入考究，提出了许多新的见解。特别是孙星衍据华阴《道藏·孙子》为底本、参《通典》、《太平御览》等书校订而成的《孙子十家注》，纠正了原书的不少错误，刊行后，广泛流传，成为《孙子兵法》流传的最主要的版本之一，改变了自宋以来主要靠《武经》本《孙子兵法》流传的单一格局。但他的这一版本因所见资料不全也出现了新的错误。 这一时期的《孙子兵法》研究在方法上仍主要承袭前朝，在内容上创新不足，特别是在清朝时期，西方军事理论已有长足发展，清人却仍抱残守缺，固步自封，研究气氛沉闷，成果内容呆滞，表现出中国古代孙子研究即将终结的征兆。 （六）近代中西军事融合时期——民国 民国时期的孙子研究和古代孙子研究相比，有了重大变化。一是《孙子兵法》与火器条件下的战争实践结合紧密，在战役战术乃至战略思想上均有新的重大发展，和冷兵器时代诸注家阐发的理论相比，已有了质的飞跃；二是《孙子兵法》的理论与西方军事理论在碰撞中相融合，已不单是闭关锁国的近亲繁衍，使孙子研究因获得新生而表现出某种生机勃勃的气象；三是注重对《孙子兵法》的军事理论进行系统阐发，而不只是训字、注词、解句、讲章，已初步将《孙子兵法》的军事理论概括为战争问题、战争指导、战略战术、治军思想等几个方面，进行比较系统的论述，为现代人更科学地概括《孙子兵法》的军事理论框架打下了基础。这一时期较有影响的著作有：蒋方震、刘邦骥《孙子浅说》、李浴日《孙子兵法之综合研究》、钱基博《孙子章句训义》、陈启天《孙子兵法校释》等。近代虽然时间短暂，但却是《孙子兵法》研究史上一个极为重要的转折时期，它标志着中国古代孙子学的终结，孙子研究新时代的开始。 （七）孙子学确立与大发展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 新中国成立后的《孙子兵法》研究，在继承近代研究成果和方法的基础上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毛泽东、刘伯承、郭化若等老一辈革命家首开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研究《孙子兵法》之端，其后遂成一代新风，出现了一批批闪耀着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光辉的研究《孙子兵法》的力作。郭化若《孙子译注》、银雀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银雀山汉墓竹简（壹）·孙子兵法》、吴如嵩《孙子兵法浅说》、杨丙安《孙子会笺》、陶汉章《孙子兵法概论》、吴九龙《孙子校释》、李零《〈孙子〉古本研究》等，或译注信达公允，或版本弥足珍贵，或笺注广征精取，或解说深入浅出，或论述多有新义，或校释集粹于一，或在古文献研究上独辟蹊径：各以其特有的光彩流传于世。尤其是汉简本《孙子兵法》版本系统的出现，打破了《武经》本和十一家注本《孙子兵法》两大基本版本系统流传的格局，影响重大，意义深远。这一时期的论文更如雨后春笋一般层出不穷，这些论文大多不拘成说，不但在《孙子兵法》版本流传、文字校勘、注释训解、军事思想阐发、哲学思想研究等方面颇多建树，而且开辟了多学科、多领域研究的新局面。有的从系统论入手，有的从决策学着眼，有的从管理学探讨，还有的从经济学、预测学、谈判学、语言学、心理学、逻辑学、地理学、数学、医学等不同角度进行研究。《孙子兵法》的非军事运用研究逐步成为《孙子兵法》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分支。从而使孙子研究逐步成为一门专门的学问，这就是“孙子学”。孙子学的确立，进一步促进并规范了《孙子兵法》的研究，使之更加繁荣而有序地蓬蓬勃勃地发展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