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生在柳叶刀发表论文

科学家在人们眼中都是成功的，你知道他们的一些事例吗?我精心为大家搜集整理了科学家成功的事例，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科学家成功的事例篇1：科林·安格尔 科学家也顽皮

“让老人能够享受机器人贴身的照顾。”这是科林·安格尔的梦想。身为iRobot公司的全球首席执行官，科林·安格尔正在用行动证明这个梦想的可行性。

在iRobot的新品发布会上，科林·安格尔又给人们带来了一些“震撼”：刚刚推出的iRobot Roomba系列的新产品——Roomba·880吸尘机器人，颠覆了人们用鬃毛刷头来清洁地面这个维持了近百年的习惯。“选择了这个行业，注定就要创造颠覆性的东西，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在科林·安格尔看来，研究机器人绝对是一件很“COOL”的事。

然而，“颠覆”谈何容易，iRobot的创新基因能否在机器人领域创造奇迹?科林·安格尔对此充满信心。这位将毕生心血倾注于机器人研究的科学家，曾带领全球顶级的机器人专家，研制了一系列实用的军事机器人，目前有超过5000台iRobot军事机器人在全球安全防御部门服役，维护人类安全。

在iRobot早期发展阶段，科林·安格尔和他的团队曾为美国宇航局设计了可受控制的探路者，该技术帮助美国索杰纳号火星车在1997 年成功登陆火星。他们因此获得了美国宇航局颁布的团队成就奖，而他的名字也被刻在了美国宇航局展出的勇气号火星车上。

科林·安格尔坚信，在人工智能、机器学习等技术日趋成熟的今天，未来机器人会对人们生活进行深度渗透，iRobot将创造这些奇迹。

给机器人赋予生命从科学家到企业家

“机器人的梦想要追溯到大学时代，那时提到机器人，大家都觉得很难，而且离人们的生活很远。”在麻省理工大学时，科林·安格尔就专注于对机器人的研究，从开发一个模仿昆虫的人工智能仿生机器人开始，他真正踏上了这个领域。

“它的效率比当时大型计算机支持的效能高出10万倍以上。”科林·安格尔介绍，加上中控的软件系统，这个六条腿的机器人就像被赋予了“生命”一样，而它的商业价值从那一刻开始彰显。

学生时期的“处女作”很快得到索尼公司的认可。直到今天，一款名为索尼电子狗的产品就是基于“昆虫机器人”的雏形制造的。如今，科林·安格尔的这个作品已经作为机器人发展史中一个里程碑式的产物被陈列于美国航空博物馆。

虽然与太空探索相关的机器人研发作为iRobot公司成立后的第一个项目，让iRobot声名鹊起，但“项目并没有盈利，顶多算收支平衡”，科林·安格尔认为项目涉及的领域过于窄众，一单生意做完只能让团队积累一些该领域的经验，并不能收获持续的盈利。

“当时我们就决定要建立一个专注于生产实用性机器人的公司。”科林·安格尔并没有忘记自己的梦想。

于是就有了iRobot公司与美国庄臣公司的合作，后者是一家生产化工原料的公司，iRobot应需为其开发了大型清洁机器人。这可以说是iRobot里程碑式的转折，它为iRobot日后在清洁机器人领域的开疆辟土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知人善任海军上将加盟助力

“想从机器人的事业赚钱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科林·安格尔从踏进这个领域起，就感觉到了举步维艰。无论他们尝试任何项目，都需要拥有高精尖技术水平的精英们一起从零开始。早期的摸索、试水，尽管曲折艰难，却让科林·安格尔有了意外收获：一个原来只懂技术、埋头产品的人，学会了如何“用人”。

iRobot的团队，各色人才聚集，甚至还有美国海军的三星上将。这位上将管理的部队规模曾达到32000人。起初，iRobot只是他们的客户，但是在频繁的业务接触和往来中，这位上将开始对iRobot的研发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最终加入这支团队。“我们感到很惊喜，他的到来也让我很放心地把安防领域的机器人事务都交给了他。”科林·安格尔表示。

很难想象一个科学家从技术大拿到管理者的角色转型会如此之快，并且效果惊人。也许正因为自己也是一个科学家，科林·安格尔在管理科学家时时常能做到“感同身受”。“我自己就是一个科学家，我了解放权给他们，让他们做自己喜欢的事，将激发他们的研究潜能。” “放权管理”是科林·安格尔的王牌，他经常让团队的核心成员独当一面。

事实上，这些都是在协同工作的过程中，科林·安格尔观察和总结的心得。“当我们在完成一个项目的时候，你会发现很多比你优秀的人就在身边，让他们在自己熟悉的领域发展，将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科林·安格尔说道。

改变生活科学家也顽皮

iRobot公司不断扩张壮大，科林·安格尔也在iRobot的成长中已在展现他对机器人产业的远见卓识和其卓越的经营管理能力。

直到iRobot与美国孩之宝公司合作，大家才发现，原来科学家也有顽皮的一面。孩之宝公司希望开发玩具型机器人，与iRobot的合作是希望这支团队能够让玩具变得有“生命”。

其中，孩之宝一款名为“my real baby”的玩偶产品正是双方合作的结晶。“你能看到这个玩偶的喜怒哀乐表情，以及对身边环境感知的反应。”科林·安格尔也像个孩子一样，扮起了玩偶的鬼脸。

和玩具公司的合作，让科林·安格尔第一次接触中国当地的生产制造商，也与消费者更加接近。这让科林·安格尔更加确信了自己的方向。有了此前在清洁领域的研究积累，他果断地选择家用清洁机器人的发展方向，这一决定得到了资本的支持。

这项事业从2002年开始盈利，在此后的12年里，收益增长从未降低。在科林·安格尔看来，如果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本质是科技对传统生产力的再造，那么，在这个过程中最有可能颠覆生产和生活的会是一场率先的机器人革命，iRobot一定是下一个时代的颠覆者。

科学家成功的事例篇2：天才少年，在车库造核反应堆

10岁时，他制造了一个炸弹;14岁时，他建造了核聚变反应堆，成为世界上完成核聚变壮举最年轻的人;2013年2月28日，19岁的泰勒·威尔森登上了科技、娱乐、设计大会(简称TED大会)的演讲台，向坐在台下的那些世界顶级科学家、企业家们介绍他设计的小型核裂变反应堆。这个反应堆造价低廉，以废旧核武器的放射性物质为原料，可以持续供能30年，能产生50兆瓦至100兆瓦电力，足够为10万个家庭提供清洁能源。最棒的是，因为存放在地下，且放射物浓度极低，这个简易反应堆对人身健康影响甚微，也不会被恐怖分子滥用。

听到这番演讲，相信没人会把这位天才少年仅仅看作一个智商超高的书呆子。威尔森是抱着改变世界理想的、全球最年轻的核专家。

生日礼物是一辆吊车

威尔森1994年出生在阿肯色州特克萨卡纳，父亲肯尼斯曾是足球运动员，后来在一家公司工作，母亲蒂凡尼是名瑜伽老师。5岁生日时，威尔森告诉父母，他想要一个吊车作为生日礼物。而当大人拉着他去玩具店时，他跺着脚嚷道：“不，我要真的!”也许很多父母会一笑而过，肯尼斯却找了个在建筑公司工作的朋友帮忙。于是，在威尔森生日那天，一辆6吨重的吊车停在了他家门口。威尔森兴冲冲爬上去，坐在驾驶员的腿上，学习操纵这个庞然大物，乐得合不拢嘴。

10岁时，威尔森不知从哪弄来一张元素周期表，不到一周，他不仅记住了所有元素，还把它们的质量和熔点也记得清清楚楚。一天，威尔森穿着实验室外套，一手攥着医用手术刀，煞有介事地告诉家人，他要从每个人的手指头上弄点血，在车库做“基因比对实验”，结果每个人都乖乖伸出手指任他摆弄。还有一次，威尔森把家人召集到后院，只见他拿出一个药瓶——瓶里装着糖和硝酸钾，点燃了瓶底的导火线，随后就是天崩地裂般的爆炸声。邻居们惊慌失措地跑出来，竟发现一团小小的黑色烟雾从威尔森家后院中升起。

一次小小的爆炸远不能满足威尔森，他又开始迷上了核反应堆。为了庆祝他11岁生日，奶奶带他去书店买书。威尔森挑中了一本讲述制造核反应堆的书。他完全被这本书迷住了，看了又看，还常常大声朗读其中一些章节。“制造核反应堆的事情，我肯定也能做到!”

等到威尔森12岁时，学校已经没法教给他任何东西了。他每天只能无所事事地坐在教室。于是，父母答应让他收集一些常见的放射性物质，为学校的科技比赛做准备。为此，父亲肯尼斯借了一个用于测量放射性物质的盖格计数器，一到周末就带着威尔森到各个古董店搜货。威尔森发现了带有放射性物质的闹钟、灯罩、瓷器;他还拽着父母跑到新墨西哥州的沙漠找铀矿石，然后一箱箱地带回自家车库研究。

这个对放射性物质感兴趣的孩子，让父母有了一丝担忧。还好，一位专业人士告诉他们，这些放射物浓度极低，不会危害到威尔森的健康。

每当有人看不下去，告诫肯尼斯要管管威尔森时，这位父亲总会感叹：“在威尔森眼里，根本就没有‘不能’这个词。”

用几百美元造出核武器检测仪

正当威尔森忙着研究放射性物质时，他的外婆患上了癌症，常常要做放射性治疗。威尔森发现，用于诊断和治疗癌症的同位素价格高昂，许多病人因此得不到治疗。“如果能找到一种更便宜的方式获得这些同位素，或许可以挽救更多患者。”一天，当他看着太阳时，突然灵光一闪，“太阳放光发热靠的就是核聚变反应。如果我能制造核聚变，不就能得到高能中子来获取同位素了吗?”

可威尔森只是一个高中生，没有仪器，也没有实验室，怎么能做得到呢?威尔森试图在家里车库自造核反应堆。恰好此时，他的父母得知内华达州立大学雷诺分校可以为高中里的尖子生提供研究所需的仪器和实验室。于是，威尔森拜访了该校的一位物理系教授。听说他想要造核聚变反应堆时，这位教授嚷道：“你才13岁，就想捣鼓上千万伏高压和致命的X射线?”

不过，威尔森最终还是得到了物理学家法诺夫的支持。威尔森每天下午都泡在法诺夫实验室里寻找材料和解决技术难题，还铆足了劲，自学了化学、工程学、等离子物理学等20多个领域的知识。慢慢地，他开始试着组装核反应堆了。14岁生日那天，一切准备就绪，他神情专注地往反应器里注入氘，然后通上几万伏的高压电。他成功了——威尔森成为了世界上第31个完成核聚变反应的个人，而且是年龄最小的。

不过，这只是威尔森实现理想的第一步而已，“核聚变能用来做些什么?”一天，他看到一篇报道，每天数以万计的集装箱被运入美国，探测仪根本不可能一个个检测箱子里面是否藏有核武器;而且这些探测仪需要用到的氦-3元素非常昂贵。“何不利用核聚变产生的中子来探测核武器呢?”接下去的几个星期里，他构思出一套快速检测装置：如果集装箱中藏有核武器，核聚变产生的中子会迫使武器中的原子发生裂变，从而发出伽马射线或氮气，探测器就会采集到信号，并发出警报。他用几百美元造出的核武器检测仪比海关几十万美元的还要灵敏。

2008年，威尔森带着这个核检测仪参加了英特尔国际科学与工程大奖赛——全球最高级别的中学生科学展。英特尔首席执行官保罗听说一个14岁的孩子造了核反应堆时，径直走向威尔森，与他交谈了20分钟，然后，保罗带着难以置信的表情离开，“我脑子里只有一个想法，我太庆幸这孩子是我们国家的了!”威尔森毫无悬念地摘得了大奖。之后两年里，他获得了9个奖项，奖金总额达到10万美元(约合62万元人民币)。2012年，威尔森应邀参加在白宫举行的科技展，为总统奥巴马介绍了他的检测仪，成为媒体竞相报道的对象。

热情才是关键

瘦瘦的威尔森头发蓬松，留着齐刘海，模样乖巧。大部分时间，他都在野外寻找放射性物质或者埋头做实验。“一些人不愿意研究科学，因为他们觉得只有书呆子才会做那个，科学一点也不酷。其实，科学比什么都酷，只有科学能改变世界，改变未来。”热衷于科学并没有影响威尔森的社交生活，相反，这还让他成了名人。

“有时我会带女生到实验室参观，这招很有用，当我说‘你想看我的核反应堆吗?’哪个女生会拒绝呢!”平时，威尔森还喜欢和朋友们踢足球，性格随和的他也成了大家开玩笑的对象，“别惹威尔森，那家伙有核反应堆!”威尔森听了哈哈大笑。

去年5月，威尔森高中毕业了，却不打算读大学。他想建立一家通过核裂变反应堆获得清洁能源的公司，并计划5年内将产品推向市场。他乐观地表示，这项发明，不仅能给发展中国家带来廉价的清洁能源，还能用于太空项目。

威尔森是一个智商高并善于表达的“综合型人才”。一次，美国国土安全部邀请他参加讨论会，看他的设计能否用于反恐。官员们对这个十几岁的孩子没抱什么期望，但威尔森却是有备而来。他先是礼貌地和每个人握手，然后出人意料地说：“你们都知道这栋楼有放射物吧?”威尔森随身携带的盖格计数器一直发出“哔哔”的声音，原来大楼装饰用的花岗岩含有放射物，虽然危害很小，却让这些官员对他另眼相看。“他们总算开始认真对待我，不把我当小孩了。”威尔森不无得意地表示。

虽然许多人认为他太年轻了，缺乏经验，但威尔森觉得年轻人能够改变世界。“因为我们没有接触到科学领域的官僚和限制，更愿意尝试。我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能做得更好!”

谈到自己成功的最大原因，威尔森表示：“也许我的脑子挺好使，但我的热情才是关键。真正能够改变世界的人，比如乔布斯，一直都有种热情和干劲，因为他们对这个世界有独特的认识。”

科学家成功的事例篇3：喝细菌求真相的科学狂人，巴里·马歇尔

这个世界如果没有他，那么国际医学界还将长期处于消化性溃疡发病机理的悖论当中!这个世界如果没有他，那么数以万计的消化性溃疡患者还将长期陷入这种令人痛苦的慢性疾病的煎熬中!他就是造福千万人的200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2011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外籍院士的澳大利亚科学家巴里·马歇尔。凭借杰出的观察力、非凡的勇气与信念，马歇尔点亮了消化性溃疡治愈之路的光明。

贪玩会玩的“无所不知先生”

1951年9月30日，巴里·马歇尔出生于澳大利亚西部城市卡尔古利市。父亲是名铁路工人，母亲是护士。马歇尔从小就是个自信的孩子，当他才3岁的时候，就表现得好像什么都懂。上学的时候，如果听不懂老师的课，他便会想：“这是个坏老师，讲得一点都不好。”

同时，小马歇尔还一直是妈妈眼中的“麻烦的孩子”。有次，他用螺丝刀拆开祖母的一块表，然后试图把零件都装回去，结果最后“多出来”好几个零件，当然表也就此报废了。玩得最出格的一次是，他偷买了很多化学制剂，用报纸卷着火药制成一个超级烟花，点燃后剧烈的爆炸声吓得周围邻居纷纷逃出屋子一探究竟。结果炸碎的纸屑不但散了满屋都是，他的小脸也被灼伤，头发被烧焦，甚至连眉毛也被烧光了。

但这次经历并没有妨碍他探究未知世界的好奇心。在十几岁的时候，他对工程学、化学、物理、生物这些学科都很感兴趣。因在家中总是拆装东西，所以在学校开始做实验期间，甚至是在医学课上实验无法进行或出了问题时，同学们就会说：请马歇尔过来吧!他只需看上几秒钟，就会告诉他们：“哦，你应该拧这个钮。”或者“这个地方连接不对。”

1968年，当他高中毕业时，同学们都认为马歇尔升学方向应该会选择理工科，将来成为工程师。但他却选择了上医学院，因为他认为学医不仅可以学习到科学知识，从事医学研究，而且还可以多结交一些很有趣的人。

医学院的考试很多，淘汰率也很高。刚入学时，他班上大概有100名学生，但一学年后教室只能坐下90个人了。如不想被淘汰只能采取两种策略：一是必须成为班上最好的，肯定不会被淘汰，但这是比较辛苦的一种做法;还有一个比较轻松的做法，就是要让成绩超过10个人，那就行了。马歇尔选择了后者，因而在校期间他的成绩并不属于拔尖的，一直都处于安全区间。1974年，他获得西澳大利亚大学医学本科学位。

喝幽门螺杆菌的“科学狂人”

1981年，马歇尔在皇家佩思医院做内科医学研究生时遇到了罗宾·沃伦—— 一位日后成为他的合作伙伴，对他帮助极大的病理学家。他们以100例接受胃镜检查及活检的胃病患者为对象进行研究，最终证明了幽门螺旋杆菌的存在确实与胃炎相关。此外，他们还发现，这种细菌还存在于所有十二指肠溃疡患者、大多数胃溃疡患者和约一半胃癌患者的胃黏膜中。大量研究表明，超过90%的十二指肠溃疡和80%左右的胃溃疡，都是由幽门螺杆菌感染所导致的。1982年，他们提取了幽门螺旋杆菌的初始培养体，并发展了关于胃溃疡与胃癌是由幽门螺旋杆菌引起的假说。那年，马歇尔才31岁。

而之前，主流学说认为胃溃疡主要是由于压力、刺激性食物和胃酸过多引起的。由于胃溃疡会导致出血，所以，有这个病史的人都不敢作长途旅行。否则，一旦胃出血而没有及时医治，24小时内就可能丧命。他们提出的“细菌引起胃溃疡”的说法直接挑战了当时的主流观点——“消化性溃疡是由情绪性的压力及胃酸引起，只能够以重复的制酸性药物疗程来治疗”。巴里·马歇尔主动要求医界科学家向他提出挑战，证明他是错的。很快，在美国及其他国家所进行的许多用以反驳他的实验，得到的结果却反而证明他的假设是正确的。此后是漫长的反质疑与验证。他与搭档沃伦在《柳叶刀》上发表的第一篇论文被引用的次数在1984年是16次，到了1988年达到了283次，而到1993年更是跃至762次之多。截至1992年，全世界至少进行了3组大规模临床试验。在此基础上，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于1994年召开了一次大会，基本上同意幽门螺杆菌是胃溃疡的元凶。此时距离两人在《柳叶刀》杂志上第一次发表论文的时间正好是10年。此后，这项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假说又经过了11年的考验，巴里·马歇尔才在2005年终于获得了诺贝尔奖。

而这当中，马歇尔以身试菌的故事一直被外界津津乐道。幽门螺旋杆菌假说在刚刚提出时被科学家和医生们嘲笑，他们不相信会有细菌生活在酸性很强的胃里面。由于动物实验失败且缺乏人体试验对象，1984年的一天，马歇尔吞服了含有大量幽门螺杆菌的培养液，试图让自己患上胃溃疡。5天后，冒冷汗、进食困难、呕吐、口臭等症状接踵而来。直到10天后，马歇尔在胃镜检查时发现，自己的胃黏膜上果然长满了这种“弯曲的细菌”，而穿过胃壁而出的白细胞正努力吃掉并杀死那些幽门螺杆菌——这就是造成胃溃疡的原因。为此他狂喜不已，但经不住妻子的劝说，这才服下抗生素，真正向炎症宣战。“马歇尔疯了!”当人们惊呼这种“疯狂举动”的同时，也逐渐认同了幽门螺杆菌才是导致消化性溃疡的罪魁祸首。

对科学孜孜不倦的“小男孩”

幽门螺杆菌及其作用的发现，纠正了当时已经流行多年的人们对胃炎和消化性溃疡发病机理的错误认识，被誉为是消化病学研究领域的里程碑式的革命。由于马歇尔与搭档沃伦的发现，溃疡病从原先难以治愈、反复发作的慢性病，变成了一种只要采用短疗程的抗生素和抑酸剂就可治愈的疾病，大幅度提高了胃溃疡等患者痊愈的机会，为改善人类生活质量作出了贡献。这一发现还启发人们去研究微生物与其他慢性炎症疾病的关系。虽然这些研究目前尚没有明确结论，但正如诺贝尔奖评审委员会所说：“幽门螺杆菌的发现加深了人类对慢性感染、炎症和癌症之间关系的认识。”

马歇尔的妻子常评价他做事很多时候像个“小男孩”，为此他不仅欣然接受，而且还乐于此道。他意味深长地说道：“其实，科学的探索过程特别像侦探故事。你可以看见犯罪现场，然后你说这里曾经发生过什么，接着你开始寻找线索。我觉得这也许是一个线索，让我们找找看这个线索是从哪里来的，那个又是从哪来的，所以我们把幽门螺杆菌当成线索，这里有胃溃疡并且还存在幽门螺杆菌，于是我们建立联系，然后一点点拼凑出谜题答案。如果你具备小男孩的性格，那么你会对一些不寻常的事情感兴趣或做一些与大多数人不同的事情，而不仅仅是延续别人的工作。”

此外，他还曾多次告诫有志于从事科学研究的青年学子：“不要害怕被别人拒绝。每个人都有可能被拒绝，但不要因为别人的拒绝而心生恐惧。”他以自己的亲身经历诠释了这个真理，因为他在研究初期也曾有过被别人拒绝的经历。那是在1983年，他将关于幽门螺旋杆菌的论文投递给西澳大利亚大学的一个学术论坛，当时评审委员要从67篇论文中选择56篇，结果他的论文被拒绝了。但他富有远见性地藏起了这封拒绝信。2005年在他获得诺奖时，那封早年的拒绝信被天性坚定、不服输的巴里·马歇尔找出来，现在就挂在他在西澳大利亚大学的办公室墙上。

如今，年过六旬的马歇尔仍从事与幽门螺杆菌相关的疫苗研究，他立志于食物化疫苗的研究。当今世界，疫苗技术50年来并没有大的突破，他坚信未来通过细胞培养，食物化疫苗将是大方向。马歇尔就像是个永远不知疲倦的奔跑者，科研的快乐不会因为时间的流逝而停止，为人类的健康，他将生命不息，奔跑不止。

​这几年，“糖”似乎变成了过街老鼠，被人人喊打。各种精致大V、健身博主天天喊着吃糖毁一生，拒不吃糖的生酮饮食也成了许多减肥人士奉为圭臬的存在。 但其实， 关于糖的风险，早在上世纪50年代就有人提出了。 50年代，美国科学院发现，饮食中有导致冠心病的两大“疑凶”：一个是脂肪和胆固醇，另一个就是饮食里添加的糖分——像调味用的白糖、红糖、蜂蜜、糖浆，甚至果泥、果酱、浓缩果汁等等，统统都有罪。 但奇怪的是，很快，关于糖的危害的声音便越来越弱。 到80年代时，几乎所有人 都相信，糖是无辜的，脂肪和胆固醇才是健康杀手。 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悄悄动作，只为让人们吃下越来越多的糖。1943年，世界仍在二战的硝烟里摸索着未来。 那一年，意大利无条件投降，苏联取得了斯大林格勒战役的胜利，中美英三国发表《开罗宣言》。 那年的糖，是可以拿来“炫富”的金贵玩意儿。在美国，一磅（差不多9两）糖的价格，足可以买一加仑（差不多4升）牛奶。更重要的是，光有钱未必能吃到糖，还必须有“糖票”。即便如此，糖依然供不应求。 媒体只好发动宣传，号召大家少吃糖。 同样是在这一年，一个和“糖”息息相关的机构悄然成立了。它叫做糖业研究基金会，也就是未来的 美国糖业协会 。它的背后，是美国的整个制糖产业。 它不关心战乱，也不在意炫富。 它找到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的安塞尔·基斯（Ancel Keys）教授，悄悄给了他 36000美元 （差不多等于 现在的约27万美元 ），请他研究“人体中糖的代谢”。 基斯拿了钱，但他之后最主要的研究却并不是糖的代谢。 毕竟，要让一样东西看起来更好，最简单的办法，就是让其它的东西看起来更差。就像咱们小时候，决定你爸妈认为你有多优秀的，往往是“别人家的孩子”的优秀程度。 对糖来说，也是如此。 基斯对糖的重大贡献，就是提出了“脂肪有害”的理论。 他说，脂类（脂肪和胆固醇）正是导致冠心病的元凶。 当时，科学家们正为冠心病的饮食原因争论不休，不光脂类日子不好过，糖也一样遭到了质疑，糖业大佬们因此颇为头疼。但糖业研究基金会的老大亨利·哈斯（Henry Hass）却从基斯的理论中看到了难得的商机。哈斯的计划，是推崇低脂饮食。 因为在当时的美国饮食里，脂肪提供了大概40%的热量，低脂饮食要把脂肪热量的比例降到20%。所以，这20%的热量差额，当然得通过吃点儿别的找补回来！因此，哪种食物能占据脂肪空出的这20%热量的江山，哪种食物就能获得更大的市场份额，也就能攫取更多的利润。 ——这正是哈斯的天才想法， 让糖来占据脂肪让出的这20%热量差额。 1954年，他在美国糖用甜菜技术协会大会上提出了这个设想，并表示，这个策略可以让每个人吃糖的平均量比当时增加33%。 这等大好前景，哪能坐视不理！于是，制糖产业决定投入60万美元（差不多相当于如今的500多万美元）来告诉“那些从未学过生物化学的人……正是因为糖，我们每个人才能得以生存，并有力气面对每天的生活。” 同时，1958年，基斯发表了著名的“七国研究”——他在全球7个不同国家都发现，饱和脂肪的摄入量和冠心病发病率相关。这进一步增强了“脂肪有害糖无害”的观念。 但不久，糖业协会就发现，高糖低脂的饮食并不像他们想象中那样美好健康。对于糖业协会来说，60年代是紧张而压抑的。他们急迫地寻觅着可能的出路。 1962年，美国医学协会食品与营养顾问团在美国医学协会会刊上发文表示， 低脂高糖的饮食可能会导致胆固醇升高。 紧接着，1964年，英国生理学家约翰·尤德金（John Yudkin）在顶级医学期刊《柳叶刀》上发表论文说， 导致冠心病的元凶并非只有脂肪， 蔗糖也是其中的重要因素。 对医学领域有点了解的人大概知道，这种论文的影响力，不是可以随随便便忽略掉的。 糖业协会相当发愁，内部会议和报告对此讨论了一轮又一轮。负责盯这事儿的是糖业协会的二把手兼科研总监，约翰·希克森（John Hickson），他建议“通过科研、宣传和立法方面的努力，来驳倒那些需要反击的公众观念”。 他还提议，找些营养方面的专家，一起看看这些说吃糖不好的论文里有些啥弱点，也好精确打击。 于是，1965年， 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营养系的系主任弗雷德里克·斯塔勒 （Frederick Stare）应糖业协会的邀请，作为特别委员加入了糖业协会科学顾问委员会。 斯塔勒在业内赫赫有名，美国科学院、美国国立心脏研究所、美国心脏协会都曾请他做过顾问。糖业研究基金会有他背书，无疑多了一块重量级的砝码。 而且，对于科学家在产业界任职及敛财，美国直到20世纪70年代才开始管控。所以当时，斯塔勒在糖业协会中的角色，一来没有管控，二来不用对公众披露。 也就没有人知道， 他的各种建议与看法背后，究竟是科学，还是交易。 只是从此，营养领域的科学研究背后，开始隐约浮现糖业协会的影子。就在斯塔勒加入糖业协会科学顾问委员会的这一年，糖业协会批准了一个“ 226号项目 ”。 226号项目披着“科研项目”的皮，但实质上可以说是个公关项目——说白了， 就是砸钱请科学家来制造对糖业有利的论文。    糖业协会财大气粗，为一篇论文砸下6500美元，接近现在的5万美元——差不多是如今一个博士后研究员在美国一年的工资。 当时那6500美元付给了 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营养系 的两位教授： D·马克·赫格斯特德 （D. Mark Hegsted）和 罗伯特·麦克甘迪 （Robert McGandy）。他们的任务是：搜集关于蔗糖和果糖代谢危害的论文，并写出一篇相关的综述——就是对这些论文进行一番评头论足。 这其实有点儿像现在的美妆博主，搜集一堆产品一一点评。至于评价的立场是客观事实还是钱钱，就只有他们自个儿知道了。 我们能了解到的，是其中一位教授赫格斯特德写给糖业协会的信： “我们非常清楚你们对碳水化合物（糖属于碳水化合物的一种）的特殊兴趣，我们会（在综述论文里）尽可能地覆盖这方面内容。” 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营养系的系主任，也就是已经加入糖业协会科学顾问委员会的斯塔勒，自然也未能置身事外。他负责指导这篇综述的写作。 但是，这篇综述的写作并不顺利。当时在美国爱荷华州有一个研究团队，每次几位哈佛教授写完综述准备结稿的时候，那个团队就会发点新论文出来，说吃糖和胆固醇升高有关。于是几位教授就只好再次改稿，以便将这些新论文囊括进来，进行评判。 这个过程估计比较苦逼，以至于赫格斯特德教授中途给糖业协会写信吐槽：“每次那个爱荷华州的研究团队发表一篇论文，我们就不得不重写一段来反驳他们……” 就这么反复修改了近一年半，终于有了一个令糖业协会满意的版本。糖业协会二把手兼科研总监希克森写给教授们的信件里，字里行间都洋溢着开心：“ 这正是我们想要的，非常期待它的刊出。 ” 1967年，这篇综述论文终于登上了著名医学期刊《新英格兰医学杂志》，署名是哈佛的那三位营养系教授。我特地扒出了这篇论文的全文： 一看之下，叹为观止。说真的，我们现在总说网上有些文章带节奏啥的，比起这篇论文，统，统，弱，爆，了！！！ 记不记得前面提到过，糖业协会二把手希克森曾经提议， 对说吃糖不好的论文实行“弱点精确打击” ？ 现在这个计划完美地变成了现实。 三位哈佛教授写的这篇综述论文，先通篇讲述脂肪摄入如何和胆固醇升高有关，然后仿佛不经意间提起某个关于糖的著名研究，用轻飘飘的语气开始历数这个研究各种或大或小的毛病。 至于这些研究有什么重要的发现？那当然是只能轻描淡写一笔带过的。更不会提起，这些研究都一致地发现了吃糖和胆固醇升高之间的关联。 那么，论文里浓墨重彩描写的，都是些什么内容？自然是脂类摄入与胆固醇升高的关联。这时候，作者们似乎完全换了一套标准，不再锱铢必较地挑剔研究的每一个细节，而是重点强调了这些研究的结论，以及它们对饮食指导的重要意义。 多么巧妙的笔法， 貌似无意地推崇了说脂类有害的研究，同时不着痕迹地打压了那些说吃糖不好的研究。 嗯，这套操作，完全可以去知乎上回答问题“什么是‘双重标准’？” 同时，三位写综述的哈佛教授按照科研惯例，在综述的末尾写下了自己接受的所有科研资助和经费，但不知为什么， 独独没写糖业协会的那笔钱。 这篇综述论文大大挫伤了学术界“反糖派”的元气，毕竟，“吃糖和冠心病有关”这一观点的提出者尤德金，他的研究正是这篇综述中重点打击挑刺儿的对象。 至此，糖业协会226号项目的目标完美达成。而且由于这几位教授没有披露这笔资金， 因此这背后的利益牵扯自然也瞒天过海，无人知晓。 而制糖产业也从此尝到了甜头，开始在科研领域频频动作。在那之后，制糖产业开始不断资助许多关于冠心病及慢性疾病的研究，以求让学界观点对自己有利。 同时，身为糖业协会科学顾问的哈佛营养学系系主任斯塔勒，也开始在媒体上公开为糖业协会站台。 1971年，美国国立牙科研究所发起了国家龋齿项目，本来的目标是限制民众的蔗糖摄入。制糖产业眼看大事不好，赶紧贴了上来。可是吃糖对牙不好，这是板上钉钉的事实了，怎么办呢？ 制糖产业依然有办法。他们资助并参与各种相关研究，同时借这个便利，偷偷排挤掉那些对自己不利的研究项目。最终，国家龋齿项目收到的研究报告里，近80%都拿了制糖产业的资助。 而国家龋齿项目的重点，也硬生生地从限制蔗糖摄入，给改成 了龋齿预防方面的牙科学研究。 不是没有反对吃糖的声音。像前面提到的英国生理学家尤德金（也是“反糖派”的领军人物），还有美国农业部的谢尔登·赖泽（Sheldon Reiser）和朱迪丝·哈尔弗林奇（Judith Hallfrisch），都指出过糖对健康的潜在危害。 但是，在弗雷德里克·斯塔勒、安塞尔·基斯等糖业研究基金会“自家”科学家的攻势之下，这些反对的声音也都渐渐沉寂了。 1973年， 当年收了糖业协会钱的哈佛教授之一， 赫格斯特德， 当选了 美国科学院院士 。 1976年，由制糖产业资助的论文影响了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 ）对糖的安全性的评估， 将糖评定为非常安全的食物。 FDA的认定给这场漫长的辩论暂时画上了一个句点。普通大众自然是听从FDA的意见——FDA都说吃糖安全，那肯定是特别安全了。于是，糖的消费量逐年攀升，不只是蔗糖，还有后来生产成本更低的高果糖浆。 同时，1978年，赫格斯特德加入了美国农业部，负责人类营养方面，并参与美国膳食指南的编写。后来，他还成为了世界卫生组织（WHO）和联合国粮食与农业组织的顾问委员会成员。 而美国，还有世界上许多其它国家， 肥胖及相关疾病的发病率也在逐年增长。 直到21世纪。2002年，《纽约时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标题叫《What if It's All Been a Big Fat Lie?》（要是那些关于脂肪的说法是个弥天大谎，该怎么办？）。 渐渐地，有一些领域内的科学家开始发声，质疑糖对健康的安全性。而这，距离FDA在糖业协会的影响下认定吃糖无害，已经过去了近30年。 糖与脂肪的论战又一次登上了舞台。 2017年，权威医学期刊《柳叶刀》上发表了一项大规模研究，涉及五大洲的共18个国家，发现脂肪和心血管疾病之间并没有明显的关联性，反而是 高碳水化合物的饮食与死亡风险息息相关——而糖，正是碳水化合物的一种。 风向，似乎变了——也可能是因为当年那几位哈佛教授都已作古。在《柳叶刀》上这项大型研究发表之后，关于糖的负面消息便不断传来。仅仅今年一年，就有多项长期跟踪研究表明， 含糖饮料（包括纯果汁）不仅和高糖尿病风险相关，还和患癌风险增高有关。 还好“糖”是个死物。这要是个明星，恐怕经纪人要哭死了。 而在中国，这些年来，食糖的消费量一直在上涨。 近年来，中国全国每年食糖的消费量在 1500万吨 左右，每年 增长 最多可达 20万吨 。 而同时，“万圣节”的活动，也从美国流传到了国内大城市，“不给糖就捣蛋”的广告，带着浓烈的配色，闯入了我们的生活，刺激着所有人——包括孩子们的眼球。 可你知道吗？万圣节夜的活动，最初不过是穷苦的家庭，在这个纪念亡灵的深秋夜里沿街敲开各家的门，用为这家的亡灵祈祷为条件，换取一点果腹的食物。当这个习俗从爱尔兰传到美国后，孩子们开始借此在邻居家捣蛋， 而要想阻止孩子们捣蛋，给些甜甜的南瓜就足够。 不知是哪位天才的糖果商看出了其中的商机，渐渐地， 糖果取代了南瓜 ，“不给糖就捣蛋”成为了万圣节的固定口号。而每年10月各处的糖果大卖，也让糖果商们露出了心照不宣的笑容。 而这个 纯商业 的活动，如今已在中国渐渐铺开影响。而且按照目前的趋势，我们每年的食糖消费量，依然在不断增长。 制糖产业，不只在幕后操纵了科学，也悄无声息地影响着我们的生活。你吃下去的每一克糖，也许并不单纯是因为你想吃糖，还悄悄藏着制糖产业盈利的渴望。 但这一切对健康的影响，却终归得由我们自己承担。 致谢：感谢美国杜克大学博士生@花瓶为本文提出建设性建议。 参考资料： 1. Kearns, C. E., Schmidt, L. A., Glantz, S. A. Sugar Industry and Coronary Heart Disease Research: A HistoricalAnalysis of Internal Industry Documents. JAMA Intern Med . 2016. 176(11):1680–1685. doi: 2.   3. 糖业研究基金会资助的记录： 4.  5. Keys A. Coronaryheart disease in seven countries. Circulation , 1970, 41(1): 186-195. 6. McGandy RB, HegstedDM, Stare FJ. Dietary fats, carbohydrates and atherosclerotic vascular disease. N Engl J Med . 1967;277(4):186–192. 7. Kearns CE, Glantz SA, Schmidt LA. Sugar industry influence on the scientific agenda of the National Institute of Dental Research’s 1971 National Caries Program: a historical analysis of internal documents.  PLoS Med . 2015;12(3):e1001798. 8. TaubesG, Couzens CK. Big sugar’s sweet little lies: how the industry kept scientists from asking, does sugar kill? 2012. . 9. Reiser, S., Hallfrisch, J. Insulin sensitivity and adipose tissue weight of ratsfed starch or sucrose diets ad libitum or in meals. The Journal of Nutrition . 1977. 107(1), 147-155. 10. Swinburn, B. A., Sacks, G., Hall, K. D., McPherson, K., Finegood, D. T., Moodie, M. L., & Gortmaker, S. L. The global obesity pandemic: shaped by global drivers and local environments.  The Lancet , 2011. 378 (9793), 804-814. 11.  12. Yudkin, J.  Pure,White, and Deadly: How Sugar Is Killing Us and What We Can Do to Stop It. Penguin, 2013. 13. Dehghan, M., et of fats and carbohydrate intake with cardiovascular disease andmortality in 18 countries from five continents (PURE): a prospective cohortstudy. Lancet , 2017. 390(10107): 2050-2062. 14. Chazelas E, Srour B,Desmetz E, Kesse-Guyot E, Julia C, Deschamps V, Druesne-Pecollo N, Galan P,Hercberg S, Latino-Martel P, Deschasaux M, Touvier M. Sugary drink consumptionand risk of cancer: results from NutriNet-Santé prospective cohort. BMJ . 2019 Jul10;366:l2408. doi: . 15. Drouin-Chartier, J. P., et al. Changes in Consumption of Sugary Beverages and Artificially SweetenedBeverages and Subsequent Risk of Type 2 Diabetes: Results From Three Large Prospective . Cohorts of Women and Men. Diabetes Care . 2019.  16.  17. 司伟. 中国食糖消费：结构转变与区域差异.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2. 29(3)：134-141. 18. 中国食糖供需平衡表. 中国农业农村部. 2019年7月. 19.  21. Porter, G. P., Grills, . The dark side to Halloween: marketing unhealthyproducts to our children? MJA. 2013. 199 (8):528-529.

普兹泰的文章一发表，就引来很多批评，除了样本量过小，他的统计方法仍然不能得到赞同。一些实验室试图做一些类似的实验，不过都没有得到普兹泰的结果。2007年，丹麦科学家用凝血素转基因大米喂养老鼠90天，没有发现任何副作用。鉴于普兹泰违背了学术规范，Rowett研究所让他退休了。那时普兹泰已经69岁了，也确实到了该退休的年龄。不过这并不妨碍很多人把这件事当成学术界迫害有良心的科学家的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