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答辩民俗学

里面部分内容你要根据你的实际情况去改。开题报告正文一、课题来源及研究的目的和意义本课题自拟。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指出，解决好“三农”问题是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并明确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任务”的 科学决策。这是新世纪新阶段中央关于“三农”问题的重大决策部署, 充分体现了中央对“三农”工作的高度重视。“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总要求。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如何移风易俗，革除陋习，推行文明乡风，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需要探讨的一项重要课题。所谓陋习，就是人们在长期的生产生活过程中形成的粗俗的、不文明的习惯或习俗。这些陋习，影响了人们的生产生活，制约了社会的向前发展，有的甚至给人们的生产生活带来一定的危害。本课题的研究目的就是探讨如何有效解决农村陋习，提高农民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完善农村的文化基础设施建设，改变农民的生活方式，使农村的精神文明建设实现质的飞跃。本课题的研究将为新农村建设的乡风文明和村容整洁的实现提供一个有价值的、值得参考的方法，为农村的精神文明建设和农民与环境和谐相处提供一个可靠的解题思路。二、课题所涉及的问题在国内(外)研究现状及分析（一）农村陋习的研究现状我国农村地区分布广泛,研究人员都是在具体的调查研究基础上对农村陋习进行的研究，虽然他们是在不同时间和不同地点做的调查研究,且对农村陋习的提法也不太一样,有的称作农村陋习，有的称作农村畸形文化消费等，但他们所研究的对象和研究的课题是相同的,且不同省份的农村陋习也是基本相同的。从研究者的文章中,我们可以看出,他们从三个方面来研究农村陋习,即农村陋习的形式、农村陋习形成的原因和解决农村陋习的方法。1.农村陋习的形式。学者雷珍在《陋习新农村建设的拦路虎》（西部大开发，2006年12月）中把农村陋习分为赌博、封建迷信、婚丧嫁娶比阔和配阴婚。用四个发生在现实中的例子向我们详细的叙述了这些陋习的危害。学者贾书海在《农村文化消费的悲哀》（领导之友，2005年第2期）中用农村文化消费的提法向我们介绍了以下几种农村存在的陋习：一是婚事盲目攀比、大操大办；二是丧事奢办成风，封建陋习又抬头；三是人情消费花样多，借债送礼让人愁；四是封建迷信死灰复燃，巫婆神汉大行其道；五是赌博恶习沉渣泛起，不法活动渐成规模；六是消费内容低级庸俗，先进文化市场难觅。他通过具体的事例和对这些陋习的具体描述，认我们看到了农村消费的悲哀。学者徐学庆、徐新林、韩超在《河南农村的陋俗及治理对策》（学习论坛，2000年第4期）中介绍到，他们通过对农业大省河南的深入调查，把农村陋习归纳为以下几种：一是“重男轻女”现象依然存在；二是早婚早育，婚事大操大办之风日盛；三是厚葬隆丧，几千年的传统陋习香火依然；四是封建迷信活动猖獗。并且在每一项大的陋习下分为几个小项，更全面、更具体的向我们介绍了河南所盛行的陋习。记者徐少林在《农村陋习扫描》（农村视点，2003年第8期）中对山东农村存在的陋习做了介绍，他指出山东农村陋习主要集中在环境和饮食二个方面。环境方面指农家的家禽家畜一律散养，因此鸡瘟、狂犬病、公牛抵死抵伤人等牲畜给人造成危害的事每年都会发生。最要命的是猪跑到厕所里吃屎和垃圾，结果猪的肉质很差，有很多米猪。柴草堆放在街道胡同里，不仅影响交通而且时常发生火灾。饮食方面指农民在吃饭时都在屋外而且蹲着吃，不利于消化，喝生水等生活习惯。学者晨旭在《影响农民生活的陋习》（福建农业2006年第5期）中指出农村存在以下几种陋习：一是人与畜禽混住；二是厕所图简就近；三是吃饭的用具公用化；四是脚盆脸盆混用；五是对传染病不忌不防。这些都是农民在生活方式方面的陋习。综合以上学者对农村陋习形式的介绍，笔者认为农村陋习的表现形式可以分为精神文化和日常生活二个方面。其中精神文化方面包括封建迷信活动、婚丧嫁娶铺张浪费相互攀比、赌博、人情送礼等；日常生活方面包括人畜混住、不讲卫生、柴草乱堆、喝生水等。2.农村陋习形成的原因。学者雷珍在《陋习新农村建设的拦路虎》（西部大开发，2006年12月）中认为，新农村建设中出现的这些不和谐之音，最重要的是农民精神文化生活极度匮乏造成的，而农村精神食粮匮乏的主要原因归根结底是我国农民现在的文化水平整体较低所致。他通过一组数据来证实他以上观点的正确性。学者张博、潘立云在《农村传统陋习及对策争议》（学习论坛，1999年第2期）中指出，当前农村迷信活动之所以盛行，除了农民群众的偏颇认识外，主要有以下几点原因：一是文化底蕴的影响；二是政策界限不清的影响；三是党内不正之风和工作失误的影响。学者徐学庆在《现阶段农村不良习俗泛滥的原因探析》（社会主义研究，2002 年第1 期）中对农村陋习形成的原因作了详细的分析，并对具体的每一种陋习作了原因分析。他的分析如下：（1） 现实根源重男轻女的现实原因：第一,生产方式的决定作用；第二,由家庭的养老功能决定；第三,男孩是家庭的保卫者早婚的现实原因：第一,大家族观念的影响；第二,农业劳动依赖人工的影响；第三,宣传贯彻《婚姻法》不力。婚丧大操大办的现实原因：第一,在一些农民看来,“闺女是赔本货”、“嫁出去的闺女——泼出去的水”。可见,索求彩礼的实质是为了“不赔本”,是一种经济关系的回收；第二,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为索求彩礼习俗的蔓延提供了物质基础；第三,婚姻不是出于当事人的情感意愿而是包办婚姻,因而必须在彩礼上多有计较；第四,不良的社会意识也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第五,农村青年及家庭相互攀比的虚荣心在作怪。婚丧大摆酒席的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图排场、摆阔气、满足虚荣心理。好像酒席摆的越多,越能说明当事人人缘好；第二,回收礼金。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生活水平的提高,农民们越来越重视礼节和交往,因而某家有红白喜事,亲戚朋友都要凑份子送礼,即使东家借,西家凑,打肿脸充胖子也要送。送礼少了一来显得寒酸,二来表明关系疏远,因而互相攀比,致使送礼风越刮越烈,人情消费逐步升级,加重了农民负担。赌博蔓延的现实原因：第一,充裕的时间、贫乏的精神生活和一定的财力为农村赌博的滋生蔓延提供了条件；第二,社会对赌博认定的多重性助长了赌博的蔓延；第三,家庭对赌博的“宽容”怂恿了赌博的蔓延。封建迷信泛滥的现实原因：第一,小农经济是封建迷信生存的良性土壤；第二,较低的科学文化素质,是阻碍农民接受新事物、割断旧习俗的羁绊；第三,市场经济的发展与冲击诱发了农村封建迷信的蔓延。(2) 农村精神文明建设“一手软”的影响(3) 宣传舆论的误导(4) 思想认识上的“误区”(5) 党员干部的参与(6) 城市不良习俗对农村的示范效应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农村陋习形成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农民精神文化生活匮乏；二是腐朽落后的封建思想对中国农村有着深刻的影响；三是农民文化水平整体较低；四是农村精神文明建设“一手软”的影响；五是宣传舆论的误导；六是思想认识上的“误区”。3.解决农村陋习的方法。学者雷珍在《陋习新农村建设的拦路虎》（西部大开发，2006年12月）中认为，农村的陋习和畸形的消费观念，形成已有时间。我们现在要移风易俗，建设真正的社会主义新农村，需要依靠的是我们大家的力量，需要依靠全社会的长期共同努力才能做到。他认为要想使农村整体面貌彻底好转，必须从以下几点入手：一是要先发展农村经济；二是要培养新型农民；三是要组织农民学习《公民道德实施纲要》，组织移风易俗、改变观念的宣传教育活动；四是对于聚众赌博、借封建迷信财害人、严重破坏社会风气、造成极大危害的现象，进行坚决打击和制裁，对于党员参与的更要从严处理。学者贾书海在《农村文化消费的悲哀》（领导之友，2005年第2期）中认为，抑制和根除农村的畸形文化消费是一个系统工程，在一定程度上比抓经济、比让农民从物质上致富更难。因此，首先需要各级、各部门从思想认识上引起重视，切实加强农村文化建设；其次要广泛宣传科学思想、科学知识和健康向上的先进文化，让农民接受精神、思想上的洗礼、熏陶，让他们能自觉地用健康文明的文化消费去取代和抵制腐朽落后的文化消费。再次要搞综合治理，采取有效措施组建农村红白理事会，组建农村文化站，组织文化下乡、电影下乡，活跃农村文化生活。最后执法部门更要加大对赌博等违法的、扰乱文化消费市场行为的打击和教育力度。学者徐学庆在《现阶段农村不良习俗的治理对策研究》（河南社会科学，2003年5月）中提出以下对策：一是提高全社会对现阶段农村不良习俗危害性的认识；二是大力发展农村生产力；三是切实加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四是建立农村红白喜事理事会；五是坚持不懈地对农民进行无神论的宣传和教育；六是加强科普工作，提高农民识别和抵制封建迷信的能力；七是整顿文化市场，加强对出版行业的管理；八是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九是加强民俗学的研究和宣传。综上所述，笔者认为解决农村陋习的措施有以下几点：一是加大对农村文化基础设施的建设；二是培养有文化、懂科学、有技术的新型农民；三是加快农村教育，包括农村义务教育和农民的素质教育；四是加大对先进文化的宣传力度；六是加强对赌博、借封建迷信财害人、严重破坏社会风气等行为的打击和教育力度。（二）农村陋习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关系农村陋习在和新农村建设有何关系，不少学者对此作了一定的研究。学者田慧在《论新农村文化建设的问题与对策》（重庆职业技术学院党报，2007年5月）中指出，推进新农村文化建设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关键。新农村建设所要实现的五个目标中，体现农村文化建设的“乡风文明”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关键。只有通过加强农村文化建设，才能提高农民科学文化素质，为实现新农村物质文明建设目标提供内在动力，提升农民的主体性和能动性，从而更好地参与到农村民主自治的进程中，实现社会主义新农村管理民主的政治文明建设目标。然而影响新农村文化建设进程的因素中就有农村陋习。作者用农村文化生活单调，负面文化影响扩大来说明农村陋习对新农村文化建设的影响，作者所说的负面文化指赌博、封建迷信活动和大操大办婚丧嫁娶等，这些都是农村陋习的表现形式。学者江泳辉在《关于农村文化建设的理性思考》[湖南行政学院学报（双月刊），2005年第4期]中指出，农村地区特别是一些落后闭塞的农村地区存在着一些与先进文化建设不相适应的问题，它严重阻碍农村经济发展及农民素质提高。其中，第三点是封建迷信盛行，科学精神欠缺。第四点是陈规陋习复活，现代文明难觅，明确指出农村陋习对新农村文化建设的影响。毫无疑问，农村陋习制约着新农村建设的健康发展，尤其是对新农村文化建设的影响。新农村建设的目标是“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和管理民主”，其中，乡风文明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灵魂。乡风文明是指通过加强农村文化建设和道德宣传，使农民的思想、道德、文化水平不断提高，农村建立起科学文明的新风尚，崇尚文明、崇尚科学，乡风文明出现新气象；村容整洁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基本。村容整洁是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必然要求。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基本目标是要达到村容整洁，即通过净化、绿化、美化等措施使得农村的生态环境和农民居住环境得到根本改善，而农村陋习正是对这两项目标的实现造成了严重的障碍，所以，要实现新农村的美好目标就必须彻底解决农村陋习。三、提出的任务要求及实现预期目标的可行性分析本课题的研究要求我在规定的进度内完成所要完成的任务，论文的内容要充实、有说服力、对现实问题的解决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且语言表达通顺流畅，字数符合大学所规定的本科生毕业论文的字数要求，同时积极与指导老师联系沟通，在指导老师的指导下，顺利完成论文的写作。在大学期间，我学习了《公共政策》、《管理心理学》、《管理学》、《社会学与社会调查》、《公共关系学》等相关的管理知识，初步掌握了一些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法，可以结合所学的专业理论知识，来对此问题进行初步的认知分析。另外，可以通过书籍、报刊和杂志及网络等各种途径来了解各地方解决农村陋习的新方法和新农村建设的新举措。最后指导老师渊博的知识、丰厚的经验、严谨的治学态度等都给予了我很大的帮助。以上各因素为课题的顺利完成提供了必要条件，因此，笔者认为课题的任务要求及预期目标的可行性分析的完成是完全可以实现的。四、本课题需要重点研究的、关键的问题及解决的思路课题重点研究的、关键的问题是如何解决农村陋习，实现新农村的精神文明建设和农民与环境的和谐共存。笔者通过大量阅读有关农村陋习和新农村建设方面的文章和书籍，并对收集到相关资料进行系统的分析和整理，对此课题的解决思路如下：首先，对农村陋习的存在形式进行扫描，只有先了解了有哪些陋习，才能有的放矢的对其进行研究。其次，对农村陋习的形成原因进行分析，只有知道了农村陋习形成的原因，才能对症下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寻找解决的方法。再次，通过对一些已经实施的试点方案所取得的成果的研究和对一些地方已经取得的成果的研究（如华西村、南街村等）找出一些可以推广到全国的经验，提炼出值得借鉴的方法。最后，通过借鉴一些发达国家在解决农村、农民问题时所总结的经验，根据中国具体国情，寻找一条适合解决农村陋习的道路。五、完成本课题所必须的工作条件(如工具书、实验设备或实验环境条件、某类市场调研、计算机辅助设计条件等等)及解决的办法（一）图书馆相关的文献资料图书馆的文科书库和政法学院资料室里相关的图书，以及图书馆的现刊室、过刊室相关的文献资料，可以为我提供大量的参考文献。此外，还可以利用图书馆电子阅览室和政法学院电子教室的计算机，在相关网站上查询所需要的资料。（二）指导老师的帮助在论文写作的过程中时常向指导老师请教，经常主动地与指导老师当面交流或用电话和电子邮件咨询论文中的相关问题，为我开阔思路，更好的完成论文作了重要的保障。（三）时间保障从论文题目和指导教师确定到毕业论文的定稿需要较长的时间，（2007年10月到2008年5月）在这段时间合理的安排每一事项，按要求完成论文的各项安排是完全可以实现的。六、完成本课题的工作方案及进度计划这篇论文，先要对这个题目进行思考，明白自己要写些什么，从什么方向着手，然后在去搜集资料，着手对资料的整理，使自己对这个题目有一个系统的认识，然后和指导老师积极配合，逐步完成规定的写作步骤。完成初稿后，交给老师修改，然后自己修改，最后定稿。论文的工作进度为：第七学期：第三周 公布选题结果，指定指导教师第五周 提交选题指南第六周 下达和接受任务书第七—十周 撰写文献综述第十一周 完成开题报告第十六周 完成论文初稿第八学期：第一—三周 完成第一次修改稿，中期检查第四—六周 完成第二次修改稿，中期检查第七—九周 进一步收集资料，充实内容，完成第三次修改稿第十一周 完成定稿及打印工作，答辩资格审查第十三周 论文答辩第十四周 论文答辩汇报会、提交论文自评报告七、主要参考文献[1]田慧，《论新农村文化建设的问题与对策》，重庆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7年5月[2]雷珍，《新农村建设的拦路虎》，西部大开发，2006年12月[3] 晨旭，《影响农民生活的陋习》，福建农业，2006年第5期[4]江泳辉，《关于农村文化建设的理性思考》，湖南行政学院学报（双月刊）2005年第4期[5]贾书海，《农村文化消费的悲哀》，领导之友，2005年第2期[6]徐少林《农村陋习扫描》农村视点，2003年第8期[7]徐学庆、徐新林、韩超，《河南农村的陋俗及治理对策》，学习讨人论坛，2000年第4期[8]徐学庆，《现阶段农村不良习俗泛滥的原因探析》，社会主义研究，2002 年第1 期[9]徐学庆，《现阶段农村不良习俗的治理对策研究》，河南社会科学，2003年5月[10]黑龙江省县域经济学会编，新农村建设与县域经济发展，中国农业出版社2006年3月第一版

任继愈先生和季羡林先生的生平介绍季羡林先生生平 中新社北京七月十一日电 十一日上午在北京病逝的北京大学资深教授季羡林先生，是中国著名的古文字学家、历史学家、东方学家、思想家、翻译家、佛学家、作家。 季羡林，字希逋，又字齐奘，一九一一年八月六日出生于山东省临清市康庄镇。一九三0年他考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一九三五年考取清华大学与德国的交换研究生，赴德国入哥廷根大学学习梵文、巴利文和吐火罗文。一九四一年获哲学博士学位。他在德国期间发表的论文获得了国际学术界的高度评价，奠定了其在国际东方学和印度学界的地位。一九四六年季羡林回国，后被聘为北京大学教授，创建东方语文系并任首任系主任。这是中国成立最早的东方语文系，培养了大量东方学专业人才。 季羡林一九五六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一九七八年任北京大学副校长、中国社会科学院与北京大学合办的南亚研究所所长。 著作已经汇编成《季羡林文集》，共有二十四卷，内容包括印度古代语言、中印文化关系、印度历史与文化、中国文化和东方文化、佛教、比较文学与民间文学、糖史、叶火罗文、散文、序跋以及梵文与其他语种文学作品的翻译。 季羡林在佛典语言、中印文化关系史、佛教史、印度史、印度文学和比较文学等领域，创作颇多，著作等身，成为享誉海内外的东方学大师。精于语言，通英文、德文、梵文、巴利文，能阅俄、法文，尤其精于吐火罗文，是世界上精于此语言仅有的几位学者之一。他研究翻译了梵文著作和德、英等国经典，诸如梵文名著《沙恭达罗》和世界瞩目的印度两大史诗之一《罗摩衍那》。 任继愈先生生平 任继愈(—)，山东平原人，著名哲学家、宗教学家、历史学家，国家图书馆名誉馆长。 1916年4月15日生于山东省平原县。1934年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1938年毕业。1939年考取西南联大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第一批研究生，师从汤用彤和贺麟教授攻读中国哲学史和佛教史。1941年毕业，获硕士学位。1942-1964年在北京大学哲学系任教，历任讲师、副教授、教授，先后在北京大学讲授中国哲学史、宋明理学、中国哲学问题、朱子哲学、华严宗研究、佛教著作选读、隋唐佛教和逻辑学等课程，并在北京师范大学担任中国哲学史课程。1955-1966年担任《北京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编辑。1956年起兼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为新中国培养第一批副博士研究生。1964年，负责筹建国家第一个宗教研究机构——中国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任所长。1978年起招收宗教学硕士生、博士生，1985年起与北大合作培养宗教学本科生，为国家培养大批宗教学研究人才。1999年当选为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1987年至2005年任中国国家图书馆馆长。 1978年以来，先后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和博士生导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和哲学组召集人，国家古籍出版规划小组委员，中国宗教学会会长，中国无神论学会理事长，中国西藏佛教研究会会长，中国哲学史学会会长，社会科学基金宗教组召集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名誉所长。作为学术界的代表，当选为第四至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任继愈先生始终坚持以科学无神论为思想基础的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坚持宗教研究中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是我国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进行学术研究的优秀代表，是我国马克思主义宗教学的开创者和奠基人，是中国哲学、中国宗教学领域中高瞻远瞩的学术研究领导者和优秀的学术活动组织者。 他一生勤奋治学，勇于创新，始终站在学术研究的最前沿。他提倡沉潜笃实的学风，主张在学术上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有几分把握说几分话，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他在佛教研究方面的成就被毛泽东同志誉为“凤毛麟角”；他撰写与主编的多种著作多次再版，培养了一代又一代中国学者，其中《中国哲学史》四卷本长期作为大学教材，获国家教育部特等奖；他提出“儒教是宗教”的论断，是对中国传统文化性质的总体认识和定位，是认识把握中国传统文化的重大基础性理论贡献，在学术界引起了巨大的震动，具有不可估量的深远影响；为了民族的文化振兴，他以整理传统文化资料为自己重要的历史使命，先后组织领导乃至亲自主持《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中华大典》、新修《二十四史》、《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等多项大规模的文化工程。他主编的《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上编)获全国古籍整理一等奖、国家图书奖荣誉奖；他还致力于推动民俗学等学科的发展，为我国的文化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他先后创办了《世界宗教研究》、《科学与无神论》等杂志，在提倡学术研究、宣传科学世界观、健全民族精神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任继愈先生在担任国家图书馆馆长和名誉馆长期间，牢牢把握国家图书馆的办馆方针和发展方向，积极推动人才队伍建设、基础业务工作和读者服务工作、国家图书馆新馆及数字图书馆建设、国内外图书馆交流与合作、文献保护与抢救等工作，使国家图书馆迈入了世界图书馆先进行列，为中国图书馆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任继愈先生还十分关心我国基层图书馆的建设和青年图书馆员的成长，赢得了全国图书馆界同仁的敬仰和爱戴。 任继愈先生曾先后到尼泊尔、日本、加拿大、美国、法国、意大利、俄罗斯、南斯拉夫、印度、巴基斯坦访问讲学，为促进国际学术交流、传播中华文化作出了积极贡献。 任继愈先生一生坚持真理，追求进步，毕生为中华民族的强盛而奋斗。他把传统贤人的风范转化为新时代的知识分子情操，把传统道德的忠孝转化为对国家和人民的忠诚，为人与为学都是中国学者的典范。任继愈先生的去世，是我国学术界的重大损失。 任继愈先生主要著作有《汉唐佛教思想论集》、《中国哲学史论》、《任继愈学术论著自选集》、《任继愈自选集》、《墨子与墨家》、《韩非》、《老子新译》、《天人之际》、《念旧企新》、《任继愈哲学文化随笔》、《竹影集》等；与人合著《中国近代思想史讲授提纲》等；主编有《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中华大典?哲学典》、《中华大典?宗教典》、《中国哲学史》(大学教科书)、《中国哲学发展史》、《中国佛教史》、《中国道教史》、《道藏提要》、《宗教词典》、《宗教大辞典》、《佛教大辞典》、《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中国历史文化丛书》等。

季羡林，字希逋，又字齐奘。著名的古文字学家、历史学家、东方学家、思想家、翻译家、佛学家、作家。他精通12国语言。曾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北京大学副校长、中国社科院南亚研究所所长。1911年8月6日出生于山东省临清市康庄镇。 北京大学教授,中国文化书院院务委员会主席,中科院院士,中国语言学家,文学翻译家，梵文、巴利文专家，作家。对印度语文文学历史的研究建树颇多。 祖父季老苔，父季嗣廉，母赵氏，农民。叔季嗣诚。幼时随马景恭识字。 6岁，到济南，投奔叔父季嗣诚。入私塾读书。 7岁后，在山东省立第一师范学校附设新育小学读书。10岁，开始学英文。12 岁，考入正谊中学，半年后转入山东大学附设高中。 在高中开始学德文，并对外国文学发生兴趣。18岁，转入省立济南高中，国文老师是董秋芳，他又是翻译家。"我之所以五六十年来舞笔弄墨不辍，至今将过耄耋之年，仍然不能放下笔，全出于董老师之赐，我毕生难忘。" 1930年，考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专业方向德文。从师吴宓、叶公超学东西诗比较、英文、梵文，并选修陈寅恪教授的佛经翻译文学、朱光潜的文艺心理学、俞平伯的唐宋诗词、朱自清的陶渊明诗。与同学吴组缃、林庚、李长之结为好友，称为"四剑客”。同学中还有胡乔木。喜欢"纯诗"，如法国魏尔兰、马拉梅。比利时维尔哈伦，以及六朝骈文，李义山、姜白石的作品。曾翻译德莱塞、屠格涅夫的作品。大学期间，以成绩优异，获得家乡清平县政府所颁奖学金。 1935年9月，根据清华大学文学院与德国交换研究生协定，清华招收赴德研究生，为期3年 。季羡林被录取，随即到德国。在柏林和美国与乔冠华同游。10月，抵达哥廷根，结识留学生章用、田德望等。入哥廷根大学，"我梦想，我在哥廷根，……我能读一点书，读点古代有过光荣而这光荣将永远不会消灭的文字。""我不知道我能不能捉住这个梦。”（《留德十年》） 1936年春，季羡林选择了梵文。他认为“中国文化受印度文化的影响太大了，我要对中印文化关系彻底研究一下，或许能有所发现”。因此，“非读梵文不行”。“我毕生要走的道路终于找到了，我沿着这一条道路一走走了半个多世纪，一直走到现在，而且还要走下去。”（《留德十一年》）“命运允许我坚定了我的信念。” 季羡林在哥廷根大学梵文研究所主修印度学，学梵文、巴利文。选英国语言学、斯拉夫语言学为副系，并加学南斯拉夫文。季羡林师从"梵文讲座"主持人、著名梵文学者瓦尔德施米特教授，成为他唯一的听课者。一个学期 40多堂课，季羡林学习异常勤奋。 佛典《大事》厚厚3大册，是用混合梵文写成的，他争分夺秒，致力于读和写，"开电灯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 1940年12月至1941年2月，季羡林在论文答辩和印度学、斯拉夫语言、英文考试中得到4个"优"，获得博士学位。因战事方殷，归国无路，只得留滞哥城。10月，在哥廷根大学汉学研究所担任教员，同时继续研究佛教混合梵语，在《哥廷根科学院院刊》发表多篇重要论文。"这是我毕生学术生活的黄金时期，从那以后再没有过了。"博士后"的岁月，正是法西斯崩溃前夜，德国本土物质匮乏，外国人季羡林也难免"在饥饿地狱中"挣扎，和德国老百姓一样经受着战祸之苦。而作为海外游子，故园情深，尤觉"天涯地角有穷时，只有相思无尽处"，祖国之思和亲情之思日夕 索绕，"我怅望灰天，在泪光里，幻出母亲的面影"。 1941年获哥廷根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后曾师从语言学家E.西克研究吐火罗语。 1945年10月，二战终结不久，即匆匆束装上道，经瑞士东归，"宛如一场春梦，十年就飞过去了"。离开哥廷根35年后的1980年，季羡林率中国社会科学代表团重访哥市，再谒83岁高龄的瓦尔德施米特恩师，相见如梦。后来作感人至深的名文《重返哥廷根》。 1946年5月，抵达上海，旋赴南京，与李长之重逢，经李介绍，结识散文家梁实秋、诗人臧克家。在南京拜谒清华时期的恩师陈寅恪，陈推荐他去北京大学任教，遂又拜见正在南京的北京大学代理校长傅斯年。秋，回到北平，拜会北大文学院院长汤用彤。 1946～1983年，被北京大学聘为东方语言文学系教授、系主任，在北大创建该系。同事中有阿拉伯语言学家马坚、印度学家金克木等。 解放后，继续担任北大东语系教授兼系主任，从事系务、科研和翻译工作。先后出版的德文中译本有德国《安娜·西格斯短篇小说集》（1955 年），梵文文学作品中译本有印度伽梨陀娑《沙恭达罗》（剧本，1956年）、印度古代寓言故事集《五卷书》（1959年）、印度伽梨陀娑《优哩婆湿》（剧本，1962年）等，学术著作有《中印文化关系史论丛》（1957年）、《印度简史》（1957年）、《1857-1859年印度民族起义》（1985年）等。1956年2月，被任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1954年、1959年、1964年当选为第二、三、四届全国政协委员。并以中国文化使者的身份先后出访印度、缅甸、东德、前苏联、伊拉克、埃及、叙利亚等国家。"文革"中受到"四人帮"及其北大爪牙的残酷迫害。1978年复出，继续担任北京大学东语系系主任，并被任命为北京大学副校长、北京大学南亚研究所所长。当选为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 1983年，当选为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 1956年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曾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兼外国语言文学评议组组长、第二届中国语言学会会长、中国外语教学研究会会长、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名誉会长、第6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常务委员、《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委员和《语言文字卷》编辑委员会主任等等。其学术成就最突出地表现在对中世纪印欧语言的研究上颇多建树。主要著作有：《〈大事〉偈颂中限定动词的变位》（1941年，系统总结了小乘佛教律典《大事》偈颂所用混合梵语中动词的各种形态调整）、《中世印度语言中语尾-am向-o和-u的转化》（1944年，发现并证明了语尾-am向-o和-u的转化是中世印度西北方言健陀罗语的特点之一）、《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1985年）（论证了原始佛典的存在、阐明了原始佛教的语言政策、考证了佛教混合梵语的历史起源和特点等）、《〈福力太子因缘经〉的吐火罗语本的诸异本》（1943年）（开创了一种成功的语义研究方法）、《印度古代语言论集》（1982年）等。作为文学翻译家，他的译著主要有：《沙恭达罗》（1956年）、《五卷书》（1959年）、《优哩婆湿》（1959年）、《罗摩衍那》（7卷，1980～1984年）、《安娜·西格斯短篇小说集》等。作为作家，他的作品主要有《天竺心影》（1980年）、《朗润集》（1981年）、《季羡林散文集》（1987年）、《牛棚杂忆》等。 1978年～1984年兼任北京大学副校长。其著作已汇编成《季羡林文集》，共24卷。 1988年，任中国文化书院 院务委员会主席。并曾以学者身份先后出访德国、日本、泰国。 季先生长年任教北大，在语言学、文化学、历史学、佛教学、印度学和比较文学等方面都有很深的造诣，研究翻译了梵文著作和德、英等国的多部经典，现在即使在病房每天还坚持读书写作。 季羡林先生为人所敬仰，不仅因为他的学识，还因为他的品格。他说：即使在最困难的时候，也没有丢掉自己的良知。他在他的书，不仅是老先生个人一生的写照，也是近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历程的反映。季羡林先生备受关注的《病榻杂记》近日公开发行。在书中，季羡林先生用通达的文字，第一次廓清了他是如何看待这些年外界“加”在自己头上的“国学大师”、“学界泰斗”、“国宝”这三项桂冠的，他表示：“三顶桂冠一摘，还了我一个自由自在身。身上的泡沫洗掉了，露出了真面目，皆大欢喜。” 70年代后期以来担任的学术回体职务有：中国外国文学会副会长（1978年）、中国南亚学会会长（1979年）、中国民族古文字学会名誉会长（ 1980年）、中国外语教学研究会会长（1981年）、中国语言学会会长（1983年）、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副会长（1983年）、中国史学会常务理事（1984年）、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副会长（1984年）、中国作家学会理事（1985 年）、中国比较文学会名誉会长（ 1985年）、中国亚非学会会长（ 1990年）等。 1998年4月，《牛棚杂忆》出版（ 1988年3月一 1989年 4月草稿，1992年 6月定稿）。出版界认为"这是一本用血泪换来的和泪写成的文字。这是一代宗师留给后代的最佳礼品"。季羡林的学术研究，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梵学、佛学、吐火罗文研究并举，中国文学、比较文学、文艺理论研究齐飞。 曾被“2006年感动中国”获奖人物之一 季羡林，当代著名语言学家.散文家.东方文化研究专家。他博古通今，被称为“学界泰斗”。 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0年考入北京清华大学西语系。 1934年毕业后，在济南山东省立高中任教。 1935年考取清华大学交换研究生，赴德国留学，在哥廷根大学学习梵文、巴利文、吐火罗文等古代语文。 1941年获哲学博士学位。 1946年回国，历任北京大学教授兼东方语言文学系教授、系主任。 任继愈(—)，山东平原人，著名哲学家、宗教学家、历史学家，国家图书馆名誉馆长。 1916年4月15日生于山东省平原县。1934年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1938年毕业。1939年考取西南联大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第一批研究生，师从汤用彤和贺麟教授攻读中国哲学史和佛教史。1941年毕业，获硕士学位。1942-1964年在北京大学哲学系任教，历任讲师、副教授、教授，先后在北京大学讲授中国哲学史、宋明理学、中国哲学问题、朱子哲学、华严宗研究、佛教著作选读、隋唐佛教和逻辑学等课程，并在北京师范大学担任中国哲学史课程。1955-1966年担任《北京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编辑。1956年起兼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为新中国培养第一批副博士研究生。1964年，负责筹建国家第一个宗教研究机构——中国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任所长。1978年起招收宗教学硕士生、博士生，1985年起与北大合作培养宗教学本科生，为国家培养大批宗教学研究人才。1999年当选为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1987年至2005年任中国国家图书馆馆长。 1978年以来，先后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和博士生导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和哲学组召集人，国家古籍出版规划小组委员，中国宗教学会会长，中国无神论学会理事长，中国西藏佛教研究会会长，中国哲学史学会会长，社会科学基金宗教组召集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名誉所长。作为学术界的代表，当选为第四至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任继愈先生始终坚持以科学无神论为思想基础的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坚持宗教研究中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是我国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进行学术研究的优秀代表，是我国马克思主义宗教学的开创者和奠基人，是中国哲学、中国宗教学领域中高瞻远瞩的学术研究领导者和优秀的学术活动组织者。 他一生勤奋治学，勇于创新，始终站在学术研究的最前沿。他提倡沉潜笃实的学风，主张在学术上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有几分把握说几分话，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他在佛教研究方面的成就被毛泽东同志誉为“凤毛麟角”；他撰写与主编的多种著作多次再版，培养了一代又一代中国学者，其中《中国哲学史》四卷本长期作为大学教材，获国家教育部特等奖；他提出“儒教是宗教”的论断，是对中国传统文化性质的总体认识和定位，是认识把握中国传统文化的重大基础性理论贡献，在学术界引起了巨大的震动，具有不可估量的深远影响；为了民族的文化振兴，他以整理传统文化资料为自己重要的历史使命，先后组织领导乃至亲自主持《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中华大典》、新修《二十四史》、《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等多项大规模的文化工程。他主编的《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上编)获全国古籍整理一等奖、国家图书奖荣誉奖；他还致力于推动民俗学等学科的发展，为我国的文化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他先后创办了《世界宗教研究》、《科学与无神论》等杂志，在提倡学术研究、宣传科学世界观、健全民族精神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任继愈先生在担任国家图书馆馆长和名誉馆长期间，牢牢把握国家图书馆的办馆方针和发展方向，积极推动人才队伍建设、基础业务工作和读者服务工作、国家图书馆新馆及数字图书馆建设、国内外图书馆交流与合作、文献保护与抢救等工作，使国家图书馆迈入了世界图书馆先进行列，为中国图书馆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任继愈先生还十分关心我国基层图书馆的建设和青年图书馆员的成长，赢得了全国图书馆界同仁的敬仰和爱戴。 任继愈先生曾先后到尼泊尔、日本、加拿大、美国、法国、意大利、俄罗斯、南斯拉夫、印度、巴基斯坦访问讲学，为促进国际学术交流、传播中华文化作出了积极贡献。 任继愈先生一生坚持真理，追求进步，毕生为中华民族的强盛而奋斗。他把传统贤人的风范转化为新时代的知识分子情操，把传统道德的忠孝转化为对国家和人民的忠诚，为人与为学都是中国学者的典范。任继愈先生的去世，是我国学术界的重大损失。 任继愈先生主要著作有《汉唐佛教思想论集》、《中国哲学史论》、《任继愈学术论著自选集》、《任继愈自选集》、《墨子与墨家》、《韩非》、《老子新译》、《天人之际》、《念旧企新》、《任继愈哲学文化随笔》、《竹影集》等；与人合著《中国近代思想史讲授提纲》等；主编有《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中华大典?哲学典》、《中华大典?宗教典》、《中国哲学史》(大学教科书)、《中国哲学发展史》、《中国佛教史》、《中国道教史》、《道藏提要》、《宗教词典》、《宗教大辞典》、《佛教大辞典》、《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中国历史文化丛书》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