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文献与近代经济史论文

你是不是巴中中学的哦 二战后美国的经济发展及其特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的经济实力骤然增长，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中占有全面的优势。在完成了由战时经济向和平时期转变之后，美国经济从20世纪50年代起在上述优势地位的基础上进一步持续增长。从1955至1968年，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以每年4％的速度增长。虽然在同一时期西欧各国和日本的整体经济增长速度赶上了美国（法国为％、联邦德国为％、日本为％、英国为％），但是战后美国经济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中仍占有优势地位。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该时期美国经济曾经出现连续106个月的持续增长，这一记录直至90年代出现所谓的“新经济”之后才被打破。美国战后经济的迅速发展和优势地位的保持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美国联邦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战后美国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不是表现在采取工业国有化的形式，而是运用财政和金融手段对资本主义的再生产进行干预。其主要特点是不断地依靠增加国家预算中的财政支出，依靠军事定货和对垄断组织甚至中小私营企业实行优惠税率来刺激生产，增加社会固定资本投资。虽然美国没有在战后实行工业国有化，其经济体制仍保持着较为典型的资本主义私有制，但是，美国联邦政府在战后对许多新兴的工业部门、重大科研项目、现代化公共设施进行大量的投资。比如美国政府对发展原子能工业的投资，从1945年至1970年共计175亿美元；对宇航工业的投资，从60年代末起每年投入50多亿美元。美国政府之所以如此做，是因为战后科技革命的需要。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科学技术的发展对战后美国的经济繁荣有直接的作用，然而，对新科技产业部门的投资风险高，因此战后美国政府就主动出面承担起对这些部门的投资任务。美国政府在战后对经济的干预还表现在，为了维持高出口水平，一方面在“援外”项目下通过国家购买进行出口，另一方面对某些美国产品的出口实行补贴。在“援外”项目下提供的出口在美国出口比重中，1949年占46％，50年代占30％左右，60年代占20％左右。此外，美国政府还通过在全国范围内建立科研和教育网点，推行社会保障政策等，在缓和国内阶级矛盾的同时，进一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战后美国经济的发展具有一系列新特点。首先，从50～60年代，美国经济增长出现了一个西方经济学家所称的“黄金时代”。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经过“黄金时代”的发展从1961年的5 233亿美元上升到1971年的10 634亿美元；1965～1970年美国的工业生产以18％的速度增长。1970年美国拥有世界煤产量的25％，原油产量的21％，钢产量的25％。1971年美国拥有汽车亿辆，83％的家庭至少拥有一辆汽车。1970年美国农产品比1950年增长了2倍，一个农民能养活个人。战后美国经济增长出现“黄金时代”的主要原因为：（1）上述已经提到的美国联邦政府对经济加强了干预；（2）为应付冷战而加强的国民经济军事化极大地刺激了经济的增长；（3）战后技术革命推动了经济的迅速发展；（4）利用战后的经济优势地位，扩大商品输出和资本输出，充分利用国外的廉价资源，其中特别是石油资源，从而极大地获取高额利润；（5）战后美国的国内政治局面相当稳定。其次，战后美国经济发展的重心逐渐向西部和南部转移。美国传统的工业区在东北部，随着战后新兴工业的迅速发展，没有传统工业负担的美国西部和南部，由于拥有新兴工业的原料——石油而特别适宜于诸如飞机制造业、石油工业和石油化工等新兴产业的发展。与此同时，美国西部和南部的新财团也骤然兴起，在经济乃至政治上与传统的东北部财团形成激烈的竞争。比如太平洋沿岸的加利福尼亚的资本家，形成了加利福尼亚财团，控制了美国最大的银行——美洲银行；而南部的得克萨斯州由于战时石油开采和军事工业的扩建也形成了得克萨斯财团。加利福尼亚财团在50年代就已成为美国的第三大财团，其实力仅次于摩根财团和洛克菲勒财团。得克萨斯财团的实力虽然差一些，但是它经常和其他财团结盟与东北部的老财团如摩根和洛克菲勒财团展开对抗。美国西部和南部经济实力的增长，以及西部和南部新财团的兴起，对美国的政治也产生巨大影响。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美国历届政府的大权主要由东北部的财团操纵，但是这种政治局面在战后开始发生变化，西部和南部的财团逐渐在政治上与东北部的财团展开竞争。美国的政治权力不再由“多雪地带”的东北部独占，西部和南部的“阳光地带”开始分享政治权力。再次，现代跨国公司在美国兴起。跨国公司在20世纪上半期就已出现，但是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早期的跨国公司还是以局部地区为重点，其经济实力和业务经营的多样化也没有达到现代跨国公司的地步。战后，现代跨国公司首先在美国获得空前的发展，对美国乃至世界经济的发展起到了举足轻重的影响。现代跨国公司首先在美国飞速发展的原因是：（1）美国在战后凭借其经济、政治和军事上的绝对优势地位，掌握了世界经济的领导权。美国的垄断企业因此可以自由地向海外扩张，充分地利用全球资源和世界市场，通过直接投资，以投资代替出口，扩大并保持在世界市场上的绝对份额，从而赢得高额利润。（2）美国政府对待企业特别是对待大公司采取十分宽容的态度。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美国经历了三次企业兼并的浪潮。第一次兼并浪潮发生于 19、20世纪之交，主要为同一产业部门的大企业吞并小企业。第二次兼并浪潮发生在20世纪20年代，其特点是从控制生产开始，到控制原料的供应和加工，直至最终控制销售市场。第三次兼并浪潮就发生在二战后，从50年代中期至70年代，其特点为混合合并，即在产品的生产和销售上互不联系的企业进行合并和吞并，从而形成混合联合公司。这样的混合联合公司从一开始就不是仅以争夺美国国内市场为主要目标，而是以世界市场为导向，为世界市场设计商品，根据全球资源（物质资源和人力资源）的不同分布情况，同时在几个国家生产，并把自己的金融和销售战略瞄准世界市场。由此，通过战后混合兼并的美国大公司纷纷成为现代跨国公司。它们拥有巨额的资本、广泛的经营范围，并且其业务经营强调“全球战略”，因此可以获取庞大的利润。例如美国通用汽车公司原先的主业是制造汽车，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该公司除了制造汽车，还制造飞机发动机、洲际导弹、潜艇、宇宙飞船和家用电器等，并且在全球范围内设立子公司，形成全球性的生产和销售网络，以降低成本和提高利润。美国国际电话电报公司在60年代合并了120个不同的工商企业，并将业务扩展至全球，在海外的57个国家中建立150余家子公司，经营范围也扩大到面包和食品、人造纤维和纺织、建筑、旅游、印刷和出版、金融和保险等行业和部门，当然电话和通讯业依然是该公司的主业。最后，战后美国的经济危机的烈度大大减低。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60年代末，美国没有出现过1929～1933年那样的经济大危机，但是曾经经历过5次经济衰退（或者可以说发生过5次一般的经济危机）。战后美国经历的第一次经济衰退是在1948～1949年，其间工业生产下降了％，失业率达5％。第二次经济衰退从1953年8月延续至1954年8月，工业生产的幅度下降 ％，失业率达％。第三次经济衰退从1957年7月起到1958年4月止，时间虽比较短，但是程度却比较严重，工业生产骤然下降％，失业率高达％。1960年2月到1961年2月美国发生了战后的第四次经济衰退。工业生产下降％，失业率为7%左右。1969年10月到1970年11月美国发生了战后的第五次经济衰退。工业生产下降，失业率达7%以上。从上述一系列数字可见，虽然战后美国经济并没有摆脱资本主义经济固有的周期性循环，经济危机或经济衰退依然相隔一段时间就要出现一次，但是经济危机的烈度都不很大，比如工业生产下降幅度基本在10%以下，只有一次在，但恰恰这次持续的时间最短。另一方面，战后美国政府对经济危机都实行了一系列凯恩斯主义的反危机手段，即运用赤字财政，通过膨胀通货，刺激总需求，从而抑制经济危机的破坏程度，避免大量的企业在危机中倒闭，同时控制失业率的急剧攀升，稳定社会秩序。当然，美国政府的这些国家干预的办法，在解决危机的同时，不可避免地造成了国债大增，通货膨胀有增无减，以至于积重难返，对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经济产生强烈的负面影响。“阿波罗登月计划”1959年，美国提出了“奔月”的设想，即“阿波罗登月计划”。1961年5月，美国总统肯尼迪批准了“阿波罗”计划。在1961年4月苏联宇航员加加林飞出了地球的43天之后，美国总统肯尼迪正式宣布：“美国要在10年内，把一个美国人送上月球，并使他重新返回地面。”这就是著名的“阿波罗计划”。阿波罗计划主要是分三步走：第一步，是“水星计划”，即将宇航员送上太空，以测试人在太空中的活动能力。这项计划很快就成功了。1963年5月15日“水星1号”载人发射，飞行了34小时，绕地球21圈，宣告“水星计划”结束。第二步，是“双子星座计划”。这个计划有二个目的，一是测试人在太空中长时间停留可能引起的生理问题，一是将两个航天器在太空中对接，从而奠定登月技术的基础。该项计划实施得也比较顺利。1965年，“双子星座3号”飞船做了变轨实验；同年，“双子星座7号”和“双子星座6号”做了太空会合实验，双子星座号在太空中飞行了14天，宇航员的身体安然无恙。第三步，是“土星计划”，即制造能将载人飞船送出地球进入月球轨道的大动力火箭，最终完成登月计划。1965年4月，在冯．布朗领导下，研制出了“土星5号”火箭，它总长85米，竖起来有30层楼那么高，其第一级推力达3 500吨。“土星5号”是“阿波罗计划”中最关键的一环，它的出现标志着在运载火箭技术方面，美国已经超过了苏联。“阿波罗计划”终于可以实施了。阿波罗飞船由指令舱、服务舱和登月舱三部分组成。指令舱是飞船的核心部分，而且最终由它将宇航员送回地球；服务舱主要装燃料和宇航员的生活资料，包括氧气、食物和水；登月舱在登月时与母舱分离，宇航员由此登月。在美国宇航局组织下，动员了2万多家厂商，120多个高等院校和科研所，400多万人参加，开发项目1 300多个，共耗资250亿美元，历时9年，整个系统共使用300多万个零部件。1967年，因火箭发射台起火，3名宇航员死亡。美国东部时间下午1969年7月21日4时17分40秒，“阿波罗”在月面上“静海”西南部安全降落。阿姆斯特朗率先走出登月舱，一步一步走下了阶梯，在月球上留下了我们地球人的第一个脚印，他兴奋地说：“这一步，对一个人来讲只是一小步，而对整个人类却是一次飞跃。”奥尔德林紧跟其后也踏上了月球，他们在月球上微弱的引力下一跳一跳地走动，“这是一个荒凉冷寂的世界，没有生命，没有一些绿色，故乡地球像一个明亮的圆盘悬托在月球上林立的高山丛中。”他们俩将一块特制的金属牌竖立在月球地面上，并默念：“公元1969年7月，来自行星地球上的人类首次登上月球，我们为和平而来。”金属牌下放置了5位遇难宇航员的金质像章。他们在月球上逗留两个半小时，并将月球的电视照片送回地球，安放了3种科学实验仪器，采集了约五十千克月球上的石块和土壤标本。按计划，阿姆斯特朗和奥尔德林两人驾驶“登月舱”离开了月球，与在空中等候的柯林斯驾驶的“哥伦比亚号”指令舱会合，并开始返回地球。24日，指令舱重新进入大气层，安全降落在太平洋上，“阿波罗”登月计划成功了。自阿波罗11号登月成功之后，美国又相继进行了6次登月飞行（阿波罗12号、13号、14号、15号、16号和17号），除了13号外，其他都获得了成功。前后共有12名宇航员在月球上作了较久的停留（总计302小时），利用“月球车”进行较远的探索，并搜集了千克月球岩石和土壤标本。1972年12月，“阿波罗17号”执行了该计划中最后一次飞行。此后，人类又向着新目标迈进。20世纪70年代初美国面临的经济难题1969年1月，共和党人尼克松就任美国总统。此时美国的经济和政治处于转折时期。由于越南战争耗资巨大，加上长期赤字财政的后果开始显露，美国的国际收支恶化，通货膨胀不断加重，美元危机由此出现。1971年，美国出现了自19世纪末以来的第一次外贸逆差，由于美国国际收支赤字的不断上升，不少国家的政府将大量的美元资产兑换成黄金，西方金融市场的投机商们乘机兴风作浪，抛出美元，购进黄金和正在升值的西德马克。1971年8月，为应付西方外汇市场大量抛售美元、抢购黄金和西德马克所引起的美元危机，防止美国黄金储备的严重枯竭，挽救对外收支的困难局面，以及为对付国内的通货膨胀，美国尼克松政府宣布暂停按布雷顿森林体系所规定的以每盎司黄金换35美元的价格向美国兑换黄金，并且对工业产品的进口征收10％的附加税，这等于使作为外汇的美元贬值。当年12月，通过华盛顿货币协定，美元正式贬值％，美国官方维持的黄金比价从每盎司35美元提高到每盎司38美元。1973年1月，新的美元危机再度爆发。2月2日美国再度宣布美元贬值10％，3月西欧各国对美国实行浮动汇率。至此，以美元为中心的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宣告瓦解。1974～1975年世界性的经济危机1973年10月，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阿拉伯石油生产国削减石油输出量，造成油价飞涨，形成所谓的石油危机。石油危机对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产生了巨大的负面影响，因为价格便宜的石油是战后西方资本主义经济迅速发展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而一旦油价大幅度上涨，就立即打乱了西方国家经济发展的节奏，乃至引发经济危机。由石油危机所引发的西方国家的经济危机首先从英国开始。接着美国、日本、联邦德国、法国和加拿大也先后被卷入。从1973年开始的西方国家的经济危机具有一系列明显的特征。首先，与战后曾经出现过的危机或经济衰退相比，在这次危机中西方各国的生产下降幅度更大、持续时间更长。整个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工业生产下降了％，其中美国的汽车工业下降最甚，下降幅度达到32％。其次，股市跌幅大，企业破产严重。在危机发生一年之后的1974年12月，美国道．琼斯股票价格平均指数比危机前的最高点下跌近一半。英国的股市下跌更为严重，比危机前的最高点下跌了72％，甚至超过了30年代大危机的幅度。第三，这次危机所造成的失业人数创战后最高纪录。危机最严重的1975年，西方发达国家的每月平均失业总人数达1 448万人，特别引人注意的是，1975年美国的失业率高达。第四，危机造成了绝大部分西方国家出现巨额国际收支逆差，并且使国际贸易状况恶化。由于石油价格的大幅度上升，西方国家除联邦德国外，都因为石油付款大增而产生国际收支逆差，逆差的总额共达392亿美元，值得一提的是，一直保持国际收支顺差的日本，也出现了52亿美元的逆差。与此同时，世界贸易的总额在1975年减少了6％。然而，这次由石油危机所引发的经济危机除了有上述几方面的特征外，还有一个最为突出的特点，就是这次危机造成了西方资本主义经济较长时间的“滞胀”。所谓“滞胀”，是指70年代在西方发达国家出现的经济增长停滞和通货膨胀同时存在的现象。一方面，70年代西方发达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的年平均增长率仅为60年代的一半，尤其是在危机之后，经济回升极其缓慢，出现长时期的萧条而迟迟不进入繁荣。另一方面，通货膨胀却与萧条共存。本来根据凯恩斯经济学理论，通货膨胀应该是刺激经济增长、治愈萧条和衰退的“良方”，然而到了70年代这一“良方”失灵了。在危机期间，西方各国的通货膨胀率大大提高，其中英国为最，达到24％。危机过后各发达国家的通胀率依然居高不下，美国的通胀率甚至还不断上升，1979年消费物价上涨年率达到％。即使通胀率比较低的德国，消费物价的上升指数也达到％。由于70年代的通货膨胀持续时间长，幅度大，由于担心引起更为严重的通胀，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很难继续使用国家干预刺激经济的手段，由此也就更难走出经济萧条。70年代的“滞胀”使西方资本主义各国的生产能力严重过剩，企业开工不足，固定资本投资不振，生产停滞严重。这一切又造成了失业率居高不下。1975年危机过去后，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失业人数仍在1 700万人以上。在西欧，失业的人口甚至还不断增加，1975年西欧失业人口为520万，而到了1978年则增加到710万人。大量的失业加剧了西方社会的不稳定。里根的“经济复兴计划”及其实施在1980年11月美国的大选中，共和党候选人里根以压倒多数获胜，当选为美国第40任总统。1981年2月5日晚，里根在向全国发表的电视国情演讲中提出了“经济复兴计划”。该计划长达300页，其主要内容为：压缩联邦开支，大幅度降低个人和企业的税率，减少政府对企业经营所设置的各种规章条例，制订稳定货币的政策等。很明显，这项计划的理论基础来自货币主义和供应学派的学说。该计划的推出标志着美国政府经济政策的重大转变，即从凯恩斯主义的干预性膨胀政策向自由放任性紧缩政策转变。从30年代罗斯福新政开始，美国历届政府都以凯恩斯主义为指导，实行大政府、高税收、多规章、大开支的政府干预经济政策。里根上台后，美国政府开始根据他的“经济复兴计划”，运用与凯恩斯主义不同的货币主义和供应学派的理论，实行小政府、低税收、少规章、小开支的自由放任经济政策。里根强调，只有通过减税，放松管制，才能提高自由企业在自由市场中的经济性，才能以此来打破美国经济的停滞局面，恢复美国经济的增长能力。总之，里根政府“经济复兴计划”的基本原则就是：减税、减规、减开支和节制通货流量。这些来自于供应学派和货币主义的经济复兴原则被人们称为“里根经济学”。根据“里根经济学”所制订的“经济复兴计划”，里根政府把1982年度预算砍去414亿美元，1986年度砍去958亿美元。砍去预算后，被削减的项目涉及范围很广，从失业补助金到铁路、邮政的津贴等，不一而足。但是里根政府并没有削减国防开支。为了与苏联争霸，里根政府甚至增加了军费，其中最令人注目的是制订和推行“星球大战计划”。在大砍预算的同时，里根政府推出减税和加速设备折旧以及减少行政规章等方案，1981年7月，里根的减税方案在国会通过，联邦政府税收在1982年度就将减少539亿美元，而到1985年度就将减少1 000亿美元以上。作为政府放松管制、减少规章限制的第一步，里根政府解除了对石油价格的管制。里根政府的一系列经济政策，并未如里根所认为的那样能够迅速解决美国的经济衰退。在里根上台后的第一二年，美国的经济依然在衰退之中而没有回升，财政赤字仍然十分严重，尤其是失业率高达％，创战后最高纪录。然而，转机还是出现了。1983年美国的经济开始大幅度回升，当年的经济增长率达到％，1984年达7％。虽然1985年美国经济增长水平又降了下来，只有3％，但是直到1989年里根将要离任时，美国的经济增长没有停止。在1989年1月的经济报告中，里根宣称：“今天，世界仿佛再生。那些怀疑美国人民决心和经济复苏能力的人们不再怀疑了。历史潮流向我们走来，而一些怀疑论者曾认为这种潮流远离了西方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和事业自由的理想，不可避免地走向衰退。……通过减少税收和减少官僚政府的干预，我们调动了普通美国人的创造力，预示了一个空前的和平繁荣时期的到来。”虽然里根政府运用货币主义和供应学派的经济政策促使美国经济走出“滞胀”而出现巨大的回升，但是，里根政府却没有能够削减联邦政府的财政赤字。由于赤字居高不下，政府不得不大举借债，美国国债的总额由此而飚升。里根曾严厉地批评过他的前任政府实行高赤字，并认为这样做是“为了目前暂时的方便，而把我们的未来以及我们子女的未来抵押出去”。可是，里根没有料到，因为减税和不断地扩大军费开支，美国联邦政府财政赤字增加最大的，恰恰是在他的执政年代。卡特政府时期的美国国债为9 000多亿美元，可是到里根政府即将结束的时候，美国的国债已突破了2万亿美元。这是对“里根经济学”的一个讽刺，也给里根后的美国经济造成了相当的负面影响。尽管如此，就解决美国经济的“滞胀”而言，“里根经济学”还是有其正面作用的。20世纪90年代“新经济”的出现及其原因20世纪进入90年代后，世界经济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出现了一系列新现象，即世界经济的网络化、数字化以及以此为推动力的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发展。世界经济的网络化有两个层面的含义。第一个是微观层面的含义，这就是全世界的公司企业不论大小都从90年代起走向充分利用因特网发展业务，加强联系，扩大市场。网络经济逐渐形成规模。自从便捷的浏览器在电脑上得到广泛运用之后，因特网便对世界市场经济产生了巨大的作用。因特网不仅把企业与用户之间的买卖关系更为有效、更为广泛、更为快速地联系起来，而且更重要的是，因特网能在很大程度上把世界各地的公司企业相互联系起来。这种崭新的企业与客户、公司与公司之间的关系构成了某种具有超级效率的现代电子化世界市场，而世界市场的这种因高新科技发展而发生的变化，必然促使更多的、甚至所有的参与世界市场竞争的公司企业尽快地上网，成为电子网络世界市场中的一员。由因特网的广泛运用而产生的网络经济对世界经济的加速发展无疑有极大的促进作用。网络经济不仅提高公司企业的效率，而且加强了世界市场的深层次整合，建立起更加广泛的世界市场的竞争机制。世界经济网络化的第二个层面的含义在宏观层面上，这就是世界经济在资本流动、劳动力市场、信息传送、原料提供、管理和组织等方面越来越相互依赖而构成网络。在这个世界经济的网络中，信贷资本的筹集、发放和使用日益集中化，世界金融市场对全球性生产的影响日益增大；知识结构与专家系统的作用即今天我们经常谈论的知识经济的作用日益增强；跨国公司和跨国经营者阶层日益发展。世界经济这一层面的网络化把世界各国的经济更加紧密地联系起来，形成国与国之间的相互依存，同时也加速了生产、服务在世界范围内的转移。即生产转移至成本最低的地区，企业的各部分业务活动迁移到世界各地的许多生产基地上，而对企业的协调则集中到全球的国际性大都市，这些大都市正在发展成极其专门化的服务中心。世界经济在宏观层面上如此网络化的发展，为全球的经济增长创造了更为广阔的前景。在世界经济不断网络化的同时，世界经济数字化的发展也十分迅速。世界经济的数字化就是目前已很为世界各国政界、科技界、经济界所关注的“数字地球”对世界经济的直接影响。“数字地球”实际上是人类认识地球的新阶段。通过功能强大的电脑网络、完整高效的卫星遥感技术、超高能量的计算机数据处理系统，在新的世纪里，人类能够融汇全球的各种自然资源与环境的变化、社会经济统计数据，兼容从宇宙空间和地球深部测得的地球生物、化学、物理等数据，建立起新的巨型地理信息系统，在现实的地球之外再建造一个“数字地球”。在“数字地球”的建立过程中，世界经济就会不断地向数字化方向发展，并且为“数字地球”计划而推动。比如20世纪90年代的美国经济就是得益于信息技术及其产业的发展，在新的世纪里美国将通过“数字地球”继续占领信息产业的制高点，推动经济不断发展。随着“数字地球”的建成，世界经济将成为名副其实的数字化经济，因为有了“数字地球”，任何的经济决策、经济行为都将与联网电脑屏幕上的世界各地三维形象和各种数据相关联，世界经济的发展将因此而更为科学、更为快速、更为有效。世界经济的网络化和数字化发展加速了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世界市场的整合因此不断加深，世界经济的发展空间也不断地扩大，这一切对处于世界经济核心地区的美国与欧盟的影响巨大。美国的“新经济”与欧洲联盟的欧元就是在世界经济全球化、网络化和数字化环境中产生的。到2000年3月，一个新的纪录在美国经济史上产生，这就是美国经济连续107个月保持增长。美国经济在20世纪最后10年内的持续增长为美国政府最终平衡财政预算，解决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始终难以解决的巨额财政赤字提供了坚实的经济基础，同时也为普通美国家庭的生活水平的提高创造了一定的条件。据统计，1997～1998年，美国中等收入家庭的年收入增长了，达到了38 885美元的历史最高点。虽然美国黑人中等收入家庭没有在同期增加年收入，依然为25 400美元，但是拉丁裔美国家庭的年收入却有很大的增长，即从1997年的27 043美元增长至1998年的28 330美元，增幅达。此外，美国贫困线以下的家庭（年收入低于16 530美元的有两个孩子的四口之家）也因为美国经济连续几年的增长而有所减少，这些家庭占全部美国家庭的比例从1997年的下降到1998年的。尽管如此，美国的贫富悬殊却依然存在。根据美国统计局最新的权威调查报告，虽然美国经济增长力度很大，但是美国国内的收入不平等却没有改观。统计数字表明，在美国社会顶层的20%的高收入者的收入在1993年占美国国民总收入的，而到1998年，即在美国经济连续增长了7个年头之后，这一数字也增长到。然而居于美国社会底层的20%的蓝领工人则似乎没有从经济增长中得到好处，因为他们的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没有改变，依然为。实际上，上述的数字在相当程度上表明美国社会的贫富悬殊在拉大。

直到1895年为止，上海几乎仍旧是个纯粹经商的城市，因此人口从未超过50万。……尽管1843年至1895年间由于外国人创办的经商机构的结果，人口增加了一倍，但是如果跟1895年以后伴随着市内现代工业发展而造成的人口激增相比，那么早期的增长就显得微不足道了。(31) 上海作为首先开埠和迅速崛起的通商口岸尚且如此，其他口岸城市吸纳农业人口的容量必定更为有限。当然，我们并不否认近代工业的产生和发展对城市化的推动作用，然而这种影响毕竟有限，原因就是工业化发展不足，使得城市拉力显得疲乏。甲午战争前，在沿江沿海的一些大城市中，陆续出现了由外国资本、清政府和新兴民族资本所经营的二三百大小不同的近代工业，但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其多数在资本、规模、技术上都非常有限。据统计近代新式工业的产值仅占工农业生产总额的10%左右，而农业和手工业的产值却占90%上下。(32) 此一阶段，城市发展的不平衡十分明显。长江下游地区和岭南地区，开辟的商埠、设置的租界最多，工商业、服务业比较繁荣，城市人口比重提高较快。与此相反的是，许多曾经是商业中心、交通要道、军事据点的内陆城市，或趋于衰落，或陷于停滞，如苏州、佛山、湘潭、邵阳、湖州、杭州、潍坊等。(33)此外，甲午战争前的半个多世纪由于战争的影响，例如两次鸦片战争、太平天国直至中法、中日战争，成千上万的城镇不同程度地都遭受了战争摧残。江南地区是明清以来全国人口最为稠密的地区，也是当时中国城市化率最高的地区，19世纪50-60年代却成为太平军和清军及外国军队激烈厮杀的主要战场，在长达14年之久的连绵战争中，兵燹所至攻伐屠戮，城镇摧毁，对城市的破坏性极大。 对此，施坚雅在说明为什么19世纪晚期中国的城市化率不能作为近代模式的代表时，提到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当时中国城镇体系受到战争的剧烈破坏： 一方面从十七世纪八十年代直到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一般说来农业中国大部分地区处于太平盛世，另一方面，在从1850-1890年这四十年里，八个地区有六个遭到剧烈的破坏。太平天国、捻军和回军之乱，使得除岭南和长江上游以外所有地区的广大区域赤地千里，使得中国减少了数以千百万计的人口，破坏了数以百计的城镇。长江下游地区的城市体系被破坏；西北地区和长江中游大区五个地区中的两个地区的城市体系遭到严重的破坏；云贵、东南沿海和华北的城市体系遭到部分破坏，到1893年为止，许多地区都只有很少一部分得到恢复。(34) 初步发展阶段“1895年《马关条约》的签订可以看成为中国城市发展的一个转折点，因为它的有关条款刺激了通商口岸近代机械工业的兴起，并开启了一个铁路铺设的时代。这样，19世纪90年代，在中国几个区域的城市系统中，出现了较有成效的交通现代化变革。”(35)施坚雅的这段话，既说明了为什么以1895年作为城市化第二阶段的分界点，也说明了其间的理由，即是“近代机械工业的兴起”以及由于铁路的铺设而引起的“交通现代化变革”。 马关条约后，西方资本主义对中国的经济侵略由以商品输出为主转为资本输出，外国以条约为掩护，加快了在中国设立工矿企业的步伐。据汪敬虞先生统计，1895年至1913年，外国在华设立了136个工场，是甲午战争前半个多世纪的6倍（23家）；同期，资本在10万元以上的外国大型工厂的总投资达到103 153千元，是甲午战争前半个多世纪的近倍（7031千元）。(36) 随着城乡商品经济的发展，资产阶级民族意识的勃兴，清末民初兴起了一个兴办实业的热潮，尤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民族工业得到迅速发展，进入发展史上的黄金期。1914年至1918年，中国民族资本工业获得长足发展。1913年至1915年，注册工厂124家，资本总额24424千元，平均每年注册家，平均每公司196千元。1916年至1918年，注册工厂374家，资本总额74 633千元，平均每年家，平均每公司199千元。这些新注册工厂大多是纺织业、面粉业、针织业、卷烟业、榨油业等轻工业企业。(37)工业发展的本身意味着工人阶级队伍的扩大，据估计，抗日战争前中国工厂工人（手工业除外）至少有230万以上，其中在铁路、航运、采矿等大型工业部门的也有52万以上。(38) 城市工业的发展，大大增强了城市对农村人口的吸附力，增强了城市化的拉力。由于中国资本主义工业主要集中在沿江沿海的一些通商口岸城市中，因而这些现代化水平较高的通商口岸城市的人口增长较快。如以1843年人口数为基本指数100的话，那么，到1933年时，上海人口数指数则为1520，天津为600，南京为560，北京为150，长沙为190。上海在90年里城市人口增长了15倍，天津增长了6倍，北京也增长了倍。(39) 从甲午战后至1937年，中国境内修筑铁路的步伐加快。1894年中国境内共修筑铁路364公里，1911年达9 618公里，1927年达13 000多公里，至1937年已超过21 000多公里。(40)这一时期，铁路修筑最快的地区是东北，此时修筑了京奉、东清南满洲支路、道清、安奉、天图、洮海、齐北、锦承等铁路，从而启动了城市化过程。19世纪30年代，随着铁路线的铺设，原来一些荒僻的村落，以铁路车站为中心发展成现代都市的事例到处可见，大连、营口、海城、鞍山、辽阳、奉天、四平、开原、公主岭、长春、安东、抚顺等二十多个城市就是在此背景下发展起来的。据统计，东北沈阳、长春、哈尔滨、大连、本溪、抚顺六城市在20世纪30年代初人口合计达到230余万，比1895年增长了11倍。(41)在幅员广大的内地省份，除原有城市进一步发展外，因铁路而兴起的城市为数也不少。如京汉、粤汉铁路沿线的石家庄、衡阳，津浦线上的浦口、蚌埠，都是因铁路而兴。石家庄原来只是一个村落，清末民初，在京汉、正大铁路修通后，工商业日盛，成为北方的重要商城。蚌埠处在铁路与淮河的交界处，原不过是只有500户人家的村埠，津浦线开通后，商务大展，人口集结，1914年已增至10万，1929年达20万。(42) 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铁路沿线大批城市的兴起，都在不同程度上推动了农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动。如果说，甲午战争前，中国城市化的推动力主要是商业的话，那么，这时期城市化的主要推动力乃是工业和新式交通运输。在城市的拉力加大的情况下，农村的推力也增强了，大量农民离村，进入城市，中国近代城市得到初步的发展。 曲折发展阶段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改变了中国历史进程，对城市发展也产生了巨大影响，抗战时期，中国半壁河山沦陷敌手，大多数城市，特别是若干重要的政治中心城市和近代兴起的主要工商业城市，如北京、上海、天津、武汉、广州、济南、太原、长沙、南京、苏州、杭州、福州、徐州等城市相继被日军占领，战火侵扰加之日军的野蛮掠夺，城市遭到严重破坏，人口锐减。 从局部看，在东部中部城市受到战争破坏严重的情形下，东北与西南两个局部区域的城市化却得到了很大发展。日本一方面要对东北进行殖民掠夺、奴役，另一方面为了适应对中国发动的全面战争的需要，将东北作为战争基地，加大了对东北的投资。1931年日本对东北的投资总额为亿元，其后逐年增加，到1944年则增至亿元。(43) 由于战争的特殊原因，抗战胜利后，东北成为中国重工业基地及其城市化水平较高的地区。 战争造成了中国东部人口大规模向西迁移，推动了西部城市的发展。如成都，在抗战中后期，由于东来人口资金的进入，城市工商业、文化教育事业都有较大的发展，1941年城市人口较1939年增加了，1942年初又较1941年增加了，年末又较上年增加了。(44)这两个区域城市的发展远不足弥补战争对整个中国城市发展所造成的破坏和负面影响。 抗争胜利后，中国一度出现战后的复兴，经济和城市都出现较大发展，但很快又出现了三年的国共内战，内战对经济的破坏相当严重。1949的生产量与历史上最高年产量比较，农业生产大约下降了25%，轻工业生产大约下降了30%，重工业生产损失尤其严重，大约下降了70%。(45)而且在全国解放前夕，国民政府军队撤退台湾时，还破坏了许多重要的工厂和矿区，加之战争所及不少城市人口数量减少，这些都使城市的发展限于滞缓。 注释： ①朱铁臻：《城市现代化研究》，北京：红旗出版社，2002年，第224页。 ②人口统计失实主要表现是人口统计过程中存在缺漏、虚报及人为编造等问题，统计人口往往低于实际人口数。具体可参见何炳棣：《明初以降人口及其相关问题(1368-1953)》，葛剑雄译，北京：三联书店，2000年，第59-64页。姜涛：《中国近代人口史》，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56-60页。文中后面涉及全国总人口数，在没有修订的情况下，一般取较大的数。 ③“四民”是一种基于社会职业的划分，都是传统社会的所谓“编户齐名”。汉代人给四民的定义是：“学以居位曰士，辟土殖谷曰农，作巧成器曰工，通财鬻货曰商。”他们之间由于来源以及所从事的职业关系，在社会地位方面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四民的划分一直沿袭到清代末年，几乎贯穿整个传统社会始末，因此，传统社会实际上也可称为四民社会。但四民只是对传统时代人口社会职业构成的一个大致勾勒，无论在城市或乡村，事实上都存在着一些为士、农、工、商四大社会集团所无法涵盖的其他人口。 ④包世臣：《说储上篇后序》，《中衢一勺》卷七下，附录四下，《包世臣全集》下册，李星点校，合肥：黄山书社，1993年，第222页。 ⑤卜凯主编：《中国土地利用》，乔启明等译，成都：成城出版社，1941年版，第501页。 ⑥详细可参见杨子惠主编：《中国历代人口统计资料研究》，北京：改革出版社，1996年，第1200页。姜涛：《人口与历史——中国传统人口结构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69-170页。 ⑦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研究中心编：《中国人口年鉴·1985》，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第811-812页。 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42页。 ⑨1982年以前我国城市人口仅指建制市和镇中的非农业人口，而把居住在市、镇中的农业人口同居住在乡村中的一切人口均划为乡村人口。1982年我国城市人口的统计口径作了一次大的调整，即把建制市和镇辖区内的总人口，包括其中的农业人口也视为城市人口。参见朱铁臻主编：《中国城市手册》，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87年，第799页。 ⑩刘石吉：《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第137页。 (11)施坚雅：《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叶光庭等译，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244页。 (12)同上书，第339-355页。 (13)美国学者罗兹曼著的《清代中国与德川时代日本的城市网络》（普林斯顿大学，1973年），比施坚雅《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出版要早4年（斯坦福大学，1977年）。该书所用方法与施坚雅差不多，不过只是将城市分为7级来估量的。由葛剑雄主编，曹树基著的《中国人口史·清时期》（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虽然对施坚雅的城市人口估计数颇有微词，但是纵观该书采用的区域城市人口等级模式的构造方法较多注意到政治级别的行政分层，与施坚雅偏重于经济地理分层在分析的方法上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区别。具体参见该书第724-781页。另见赵冈：《中国城市发展史论集》第三章，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年。 (14)施坚雅：《十九世纪中国的区域城市化》，《城市史研究》（第一辑），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1989年，第125页。 (15)关于这一点很多学者已经指出，详见胡焕庸、张善余：《中国人口地理》上册，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4年，第245页；赵冈：《中国城市发展史论集》，第82页。 (16)施坚雅：《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城市研究——施坚雅模式》，王旭等译，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301页。 (17)姜涛：《人口与历史——中国传统人口结构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71页。不过姜涛将10%作为在正常情况下从古（先秦）至今（近代）整个中国社会城市化率的平均数，这一点似觉牵强，因为他所给出的先秦及汉代城市化率为10%左右的说明不够充分。 (18)20世纪20-30年代，一些社会学家对中国近代的城市化率做过估计，不过普遍数字偏高，高者至34%，低者也有，参见胡焕庸、张善余：《中国人口地理》上册，第267页。由我们所求的城市化率上限可知这些估算数字误差较大。当代，国内外很多研究过中国近代城市的学者都估算过近代中国的城市化率，各家估算的年份密集在1820年、1843年、1893年这三年，1820年有（行龙估算）、（赵冈估算）；1840年是（行龙估算）、1843年有（施坚雅估算）、1893年有（施坚雅）、（赵冈）、（行龙）。此外行龙对1920年、1936年的城市化率也做了估算，分别是与。具体参见文中所引的各位作者相关著述。 (19)赵冈：《中国城市发展史论集》，第84-87页。在赵冈看来从战国到南宋是一个上升态势较为明显的发展阶段，从南宋自清中叶是个下降阶段，从清中叶直到现今又是个不断上升阶段。 (20)行龙：《也论中国近代的城市化》，见杨念群、黄兴涛、毛丹主编：《新史学：多学科对话的图景》（下），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541页。 (21)唐代的城市人口比重参见胡焕庸、张善余：《中国人口地理》上册，第248页。宋代的参见漆侠：《宋代经济史》下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933页。明代的参见曹树基：《中国人口史·清时期》，第774页。 (22)曹树基：《中国人口史·清时期》（第五卷），第829页。 (23)王先谦：《东华续录·道光四十四》第20页b。 (24)赵冈：《中国城市发展史论集》，第81页。 (25)姜涛：《中国近代人口史》，第399页。 (26)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研究中心编：《中国人口年鉴·1985》，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第811页。 (27)施坚雅认为“迄1893年，很多地区的恢复性工作只是完成了一部分而已”。施坚雅：《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城市研究——施坚雅模式》，第73页。姜涛在前引书第75、78页，也提到这时候的人口总数接近战前道光年间水平。 (28)何一民：《中国城市史纲》，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340页。 (29)三阶段是划分中国近代城市发展的一般模式，就笔者所掌握的材料来看，至少有三家是按三阶段模式来划分的。何一民：《近代中国城市发展与社会变迁（1840年—1949年）》，第二章第一节，北京：科学出版社，2004年。何一民的划分为：鸦片战争到清末新政改革前是第一阶段，清末新政改革(1901)至抗日战争前是第二阶段，抗日战争至新中国成立是第三阶段。行龙前引论述的三阶段划分为：鸦片战争到甲午战争前为第一阶段，甲午战争到20世纪20年代为第二阶段，20世纪20年代到新中国成立为第三阶段。胡焕庸、张善余：《中国人口地理》上册，第257-261页的划分为：1840-1895年；1895-1931年；1931-1949年。笔者倾向于赞同宁越敏、张务栋、钱今昔：《中国城市发展史》，第七章，第一节的三段式划分的。合肥：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4年。 (30)行龙：《人口问题与近代社会》，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36-37页。 (31)墨菲：《上海：现代中国的钥匙》，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编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24页。 (32)陈真：《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四辑），北京：三联书店，1961年，第1页。 (33)胡焕庸、张善余：《中国人口地理》（上），第258页。 (34)施坚雅：《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第262页。 (35)施坚雅：《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城市研究——施坚雅模式》，第64页。 (36)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二辑）上，北京：科学出版社，1957年，第1页。 (37)陈真、姚洛合：《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北京：三联书店，1957年，第14页。 (38)朱斯煌主编：《民国经济史》，上海：银行学会、银行周报社印行，1947年，第369-370页。 (39)(41)胡焕庸、张善余：《中国人口地理》（上），第260页。 (40)严中平等编：《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北京：科学出版社，1955年，第190页。 (42)于云汉、马继云：《中国城市发展史纲》，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93页。 (43)吴承明：《帝国主义在旧中国的投资》，北京：人民出版社，1955年，第162页。 (44)何一民主编：《变革与发展：中国内陆城市成都现代化研究》，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586页。 (45)中国国际贸易促进会编：《三年来新中国经济建设的成就》，北京：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119页。

该问题已过期。。。

亲 莫非这也是你的暑假作业？ 莫非你也是翰哥的学生》？

摘要：生产工具和劳动力占有的不均衡以及生产要素的投入在劳动密集型农业中的重要性，促使近代山东中小农户自发地建立起了广泛的劳动互助关系。同时，在雇工经营发展不充分，租地经营成本过高的情况下，户际互助也获得了发展的空间。在具体的土地经营中，受当时社会经济发展条件的限制，这种自发式的互助合作对于大多数农民来说仅是一种维生的手段，还无法真正扩大农业的经营规模。但它却在一定程度上补充了农户缺乏的劳动力和生产工具，节约了他们的生产经营成本，有利于维持和发展农民的小土地经营。而且，从山东各阶层农户对劳动互助的“选择”来看，中农是开展劳动互助的主体，随着近代山东农民的“中农化”，劳动互助在农民土地经营中的作用也越来越突出。 关键词：土地经营；互助合作；劳动集约型农业；雇佣关系；租佃关系 中图分类号：F129 文献标识码：A 劳动互助是农民土地经营中一种重要的生产关系的表现形式，它不仅是农民生产力水平的体现，更重要的是表现了农民在社会经济结构中的地位以及他们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但在以往中国农村社会经济史研究中，人们都将视线集中在租佃关系与雇佣关系上，而对农户之间自发的劳动互助关系重视不够，甚至完全将其排除在分析视野之外。因此，本文拟将土地占有与土地经营有机联系起来，以生产力和所有制关系为中心，就近代山东农民在土地经营中自发的劳动互助作一番考察。劳动集约型农业的发展与生产要素的分配不均同时并存 近代山东农村人多地少的矛盾十分突出，为在有限的土地上养活更多的人口，山东农村开始普及两年三熟制的耕作模式，同时配合引种高产的美洲作物，经过农作物种植结构和种植次序的合理调整，山东土地的复种指数和农作物产量大大提高。一些地区的平均复种指数达到了152左右的高水平，这就相当于原有的耕地面积扩大了倍。甘薯、花生等美洲作物的引种也将农作物的亩产量提高了几倍，民国时期山东全省的统计数据显示，甘薯单产平均达到1289斤/亩，折干后（三斤折一斤）还是其他作物的2-3倍，花生单产平均达到斤/亩，而同期的大豆平均单产只有斤/亩。[参考文献[1] 章之凡,王俊强.20世纪中国主要作物生产统计资料汇编[M].王宝卿著.明清以来山东种植结构变迁及其影响研究——以美洲作物引种推广为中心[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7.][1](p148) 近代山东农业种植结构和耕作模式的调整，是在农业技术停滞的条件下，依靠劳动力和资本的大量人投入实现的。这种劳动集约型农业的发展，增强了小土地分散经营的能力和中小农户的经济实力，同时也催生了中小农户对生产工具、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大量需求。然而，在近代山东农村，生产要素分配不均的状况十分普遍，广大中小农户都不同程度地面临着生产资料短缺的窘境： 耕畜和农具的拥有程度是农民阶层区分的重要标志。大部分富农拥有比较完备的农具和牲畜配置，而中贫农户的生产工具都存在不同程度的缺乏。卜凯调查表明，华北的小农无役畜比重达62%，中等耕地的农户无役畜者占40%，大农户只有4%无役畜。[[2] 王建革.传统社会末期华北的生态与社会[M].北京：三联书店,2009.][2](p195)在即墨县浮山后村、胶州湾口薛家岛的大洼村一带的中、贫、佃农只能用构造简单的三角“铁铲”耕地或播种。解放前后浮山村350户人家只有四架耧，而统统归地主富农所有，一般中、贫农户“土地少（只有三至五，七至八亩），不值得买，也买不起”。[[3] 李景汉.定县社会概况调查.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1933.][3](p305-p306)在山东惠民县,耕地规模在10亩以下的小农户拥有的役畜换算成马仅有，经营耕地在40-30亩的农户拥有的役畜换算成马有头，经营耕地50亩以上的农户拥有的役畜换算成马由头。[[4] 满铁北支经济调查所.北支农村概况调查报告（一）——惠民县第一区和平乡孙家庙[M].昭和14.][4] 从各阶层农户土地经营所需的劳动力来看，劳力的需求与土地经营面积有很大的关系。从理论上来说，富农的经营面积“超出了每个家庭的劳动标准（就是说每个家庭能靠自家劳动耕种的土地数量）”，对劳动力有一定的需求。而中小农户的拥有的土地有限，家庭劳动力充足甚至过剩。但随着近代山东劳动集约型农业和农作物商品化的发展，农田耕作的劳动强度增大，尤其是劳动密集型经济作物的种植，需要较多的劳动人手，中小农户也出现了自有劳动力不足的情况。1935年，在山东每亩小麦一年用人工15个，大豆12个，高粱18个，小米21个，花生24个，棉花60个，烟草135个。[[5] 方行.清代山东农村的劳动力市场[M].中国社会经济史论丛[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5]（p389）经济作物的用工量明显高于粮食作物。棉花和烟草是近代山东大力发展的两大经济作物，是劳动节约化程度较高的作物。棉花每亩人工投入在二十个左右，在鲁西北棉区，中耕除草的次数达六次，间苗一次，摘心作业达两次。烟草种植不需要畜力，所需的人力更多。在山东，种烟的人工一般约为种玉米的四倍。[[6] 胡德琳等.济宁直隶州志,清乾隆50年（1785年）刻本.][6](卷二，卷三十二)随着山东二年三熟制的发展，复种指数的提高，农民的劳动强度是很大的，尤其是五月和九月的“双抢”季节，对劳动力的需求也是很大的，许多即使平时家庭劳力充足的中等农户，在农忙季节也缺乏劳动力。据抽样调查，华北个农业区“与收获时劳力不足者，约占三分之二，栽种时劳力过少者，占四分之一，灌溉时缺乏劳力者，约占八分之一”。[[7] [美]卜凯.中国土地利用[M].金陵大学农业经济系,1941.][7](p405) 生产工具和劳动力占有的不均衡以及生产要素的投入在劳动密集型农业中的重要性，促使中小农户之间自发地建立起了广泛的劳动互助关系。二、雇工经营、租地经营对户际互助的影响 农户的雇工经营主要是为了补充劳动力的不足。近代山东农村的雇工经营发展得并不充分，富农和中农多以自耕为主，雇工为辅。莒县三个区13个村的典型调查，在富农经营中家工占劳动总数的，雇工占；中农雇工占劳动力总数的，家工占。这大致是山东地区雇工经营的一般水平。[[8] 华东局政委员会土改委员会编.华东各大中城市郊区山东省农村调查[M].1952.][8](p32)在一些雇佣关系不发达的地区，富农连长工也不雇佣，如流坡坞村富农主要生产是自己劳动，农忙时才雇短工。在雇佣关系发达的地区，富农的家工与雇工的数量大致相当，如海阳泊村，战前富农自有劳力19人，雇工16名。由于雇工经营发展的不充分，农户所拥有的劳动力常常不能满足实际生产需要量。如1937年以前，盐山魏桥村富农的人力，以户平均计算，则缺一半以上，……虽然劳力不足，但二十四户富农仅有五家雇佣长工，有的还雇的是半长工，共雇入三个半长工”。[[9] 唐至卿.近代山东农村社会经济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9](p751)胶东的海阳泊村，富农的土地实需劳力人，其自有劳力和雇工加起来共35名，还缺名劳力；中农阶层尚缺劳力人。鲁北的北隋村，中农劳力盈亏相当，富农缺少劳力个[9](p753)。所以，在雇工经营还无法充分满足劳动力需求的情况下，劳动互助就成为补充劳动力的有效办法。 随着近代山东农业耕作环境条件的恶化，分散的小生产无力抗拒和防止灾荒，为了保证小农的“生存权利”，分成租制逐渐兴盛起来。《获邑审编册》统计，1930年代，山东的分成租制比例占到。[[10] 获邑编审册[J].平淮学刊，1985,(1).][10]另据国民党主计处统计局统计，在1935年分成租制的比例达到50%左右。[[11] 国民党主计处统计局.中华民国统计提要[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11](p538-p539)由于佃农贫困，许多分成租是由主佃双方共出农本的，所以说分成制也具有调剂生产资料作用。山东分成租的种类相当复杂，有的是牛具、种子、肥料均由地主出，佃户必须吃份子粮，吃一斗在公堆上还三斗至四斗，其余粮食按对半或佃四业六分劈，草全部或大部归地主，是为佃种地；有的是牛具、种子、肥料由佃户出，有的地主也出一部分农本。有的份子粮，粮草多为平分，牛草归牛，是为分种地。由此来看，在分成租下，除了土地条件之外，农本是决定主佃双方分成比例的重要因素。佃种地中，佃户所出农本较少，所受的超经济剥削很重；分种地中，佃户所出农本较多，超经济剥削就较差或没有。因此，为减轻对地主所出农本的依赖，佃农之间也开始开展互助合作，调剂生产资料的余缺。 三、近代山东农村户际互助的形式与规则 （一）经济状况基本对等条件下的劳动互助协作——合伙使用生产工具和搭套 合伙使用生产工具，是指有的农户之间采取共有农具、共同饲养役畜的互助形式弥补生产工具的不足。在潍县，小农为了配齐役畜、车和犁，往往几家联合，共同购买，共同使用。张姓买牛，王姓买马，李姓买农具，赵姓买大车，在生产中形成合作关系。在山东惠民县孙家庙村，地主阶层不负担任何大牲畜的饲养，自耕农和半自耕农只能在耕地充分的条件下才能单独饲养牲畜。孙家庙村有9户自耕农单独拥有牛，3户自耕农单独拥有骡，3户自耕农单独拥有驴。自耕农单独拥有牲畜达15户，3户半自耕农拥有牛。由于役畜的不足，牲畜共同占有的习惯在自耕农中十分盛行。半自耕农多3户共有，自耕农多2户共有。[4](p124-p129,p146-p149,p167-p196)合伙喂养牲畜的农户一般是平摊购买和饲养牲畜的费用，轮流饲养和使用牲畜，如历城县路家庄的陈姓叔侄每人各出资七十五元，购买耕牛一头。平时两户轮流饲养、使用耕牛，十天一换；农忙时，则改为一天或三天一换。在恩县后夏寨村还有另外一种平摊“伙养”费用的方式，如有三家共同拥有畜役，其中2人出购入费，1人担负饲养费[[12] 中国农村惯性调查刊行会.中国农村惯行调查[M].东京:岩波书店,1955.][12](第四卷，p460)。 “搭套”也叫“合犋”，“插犋”等，是农户以一定的人力和畜力与其他农户的人力、畜力共同组成二牛或三牛犋，共同耕种的劳动组合形式。这种搭套的劳动互助组合是“华北平原农作的普遍现象”，清代《登州府志》载：“耕者有春耕，有秋耕，用牛四，谓之一犋。穷民有至四五家合一犋者”[[13] 施闰章修,杨奇烈\任浚纂.登州府志[Z],清康熙33年（1694年）刻本.][13](卷八)，《莱阳县志》也说：“民有三四家合一犋者耕”[[14] 万邦维修,卫元爵等纂.莱阳县志[Z],清康熙17年（1678年）刻本.][14](卷二)。在《华北的小农经济和社会变迁》一书中，作者也介绍过类似的情况，他说：“小农有时两、三家‘搭伙’合并牲口和劳力来耕田”[[15] 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和社会变迁[M].北京;中华书局,1986.][15](p155)。 上述两种劳动互助都需要互助双方在经济条件和土地经营规模上大致相当。这种经济条件上的对等原则在上述两种互助形式中是十分必要的。因为，随着近代山东农村的经济状况日益恶化，小农的生活不像过去那样宽裕了，这使他们在日常的生产经营中不得不斤斤计较。搭犋时，如果两家的经济条件相差太远的话，那么条件较差的一方会因自己“吃亏”而心生不满，这时互助关系往往就会出现问题。正像后夏寨村民的李令义说的那样：“大体是土地相当的人家合犋。这样相互间没有不满，要不然土地少的人家就有不满了”。当然，所谓的“经济条件对等”，也不是绝对的相等。后夏寨的王廷章说：“有同等数量土地的农家才能进行合犋。土地差个二三亩也没有事”，李令义说：“有十亩的农家与只有两亩地的农家不可能一起合犋，这差距太大了。如果我有10亩地，你有5亩的话，你就不想合犋。因为我地里的活很多，比你多出了一倍”。当被问起为什么他和王廷章家各有30亩和20亩土地，仍然在一起合作和很多年，李令义解释说：“双方间的性格、秉性合不合也是很重要的。感情很好，就不在乎土地亩数的差距的事例也有，但很少。比如两家差7、8亩地，也可以。主要是双方没意见，两家人很对脾气，觉得背点理，吃点亏，就不论了。计较这些就不在一处干了”。[[16] 张思.近代华北村落共同体的变迁——农耕结合习惯的历史人类学思考[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16](p170-p171)可见，在劳动互助中，农民心中对彼此之间的“经济差距”都有一个心理上的承受范围，合具双方彼此的感情好，可能他们所能接受的“差距”就越大；而一旦双方之间“差距”超过了他们“合理计算”的范围，即使双方感情再好，互助关系也不能成立。 从参与上述两种互助协作的农民群体来看，大部分地区的富农拥有齐备的农具和牲畜，参与劳动互助的相对较少；较为贫困的贫农和雇农缺少参与互助的条件；只有中农，既有合具的条件，也有合具的必要。如在历城县冷水沟村，拥有、耕种大亩约20亩以上土地的农家，一般都有齐备的役畜、农具，没有和别人合具的必要。另外不到五亩的农家，因为没有足够的农具和役畜，够不上合具的对象。所以一般是拥有10亩左右耕地的农家寻找合适的对象从事合犋”。在路家庄“没有牲口的人家不能合伙”。[12](第四卷，p257)不过，由于山东各地农村的经济条件不同，各阶层农民的富裕程度也不同，山东有的地区的富农和贫农也参与“搭犋”或“伙养”。1943年，在莒南、赣榆两县13个村落的调查中，调查者就注意到抗战之前贫农参与搭犋和“伙养”的情况：“地主、富农的耕畜多为大牛大驴，而中农、贫农则多系小牛小驴，同时多是数家一个牲口或各有一个不成牛犋的牲口，因此农民之间就产生了简单的变工互助组织，如搭犋、或养牛，或以剩余劳力来换取地主、富农剩余畜力”[10](p27)。在社会分化程度较低的惠民县文化区于韩村，甚至是“地主”也要与别家进行互助合作。在村中占地10亩以下的农户一般无力饲养耕畜，一般的中农占地在10-20亩之间者，大多不能独立养一头牛，有的只能自家养一头驴或两家甚至四家伙养、伙使一头牛。全村仅有的两户地主中，只有韩友奎家拥有全套大农具，一牛一驴的搭配也可以组成独立耕作的耕犋；另一个所谓的“地主”韩太臣家，虽拥有一头牛，但仅拥有大农具的一般，显然要与别家搭套耕种[[17] 于韩村土地浮财分配登记表[M].张佩国.地权分配·农家经济·村落社区：1900-1945年的山东农村,济南:齐鲁书社2000.][17](p154-p155)。（二）带有雇工性质的劳动互助——换工和帮工带地 “换工”简单的说就是“以人力换牛力”，那些贫困无耕畜户，常用这种方式向富裕地主换取役畜的使用权。根据《中国农村惯行调查》的资料，山东地区的换工只在农忙期进行，持续的时间不长，且规模不大，只是两户农家之间的农耕组合。村民在换工过程中，秉持着“对等交换”的公平原则，在“合理地计算”田亩、劳力和牲畜之间换算关系的基础上进行交换、互助活动。虽然这种计算不是很精确，但最后的结果都能令双方满意。不过，在人力与畜力换工的场合，这种所谓的“公平”背后隐藏的是畜力占有者对借用者的劳动剥削。而且在“换工”过程中，无耕畜户不但要以劳力来换取役畜的使用，而且在耕种时还要受制于役畜的主人，往往是满足了牛主家的土地耕作需要后，才能耕种自家土地。在莒南县的官地村“一个十二亩的农户用人家的牲口耕地，除支付自己所产全部牛草、帮六个工以外，自己地的耕种还要在牛主之后”[[18] 山东分局调查研究室.官邸村农业劳动合作调查[M].1944年11月.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C],第13辑.][18](p190)。“帮工带地”的互助形式在近代山东农村也是普遍存在的。“带地佣工系农民耕地不足，人工有余，又不愿或不能将其耕地出租于人，而自己专当普通长工，乃与居住附近之较大农户商订，为其长年雇工，附带耕种自己所有之田地，而享有其出产。其每年工资之多少与其所带田之多少成反比例。带地佣工的民间惯行在各县又有细微差别，“博兴县雇主对于庸工所带田地之耕种，一如其自己田地之耕种。雇工所带田地出产，全为庸工所有。雇工长年工资照最高价付给，惟扣除其所带田地之全年耕种费。嘉祥县之雇主所扣除之全年耕种费，大约每亩一元五角，所带田地之耕种费达到其工资限度，则不另支付工资。肥城之佣工以不耽误雇主之工作为原则，饮食须自备。清平县雇工所带之田地一切作业概由雇主负担，所出粮食归雇主所有，惟柴草须随所用耕畜为转移。若用雇主之耕畜，柴草归雇主，若非雇主之耕畜，则不归雇主所有。该处壮农每年能耕二十九亩，雇工带地耕种不能超过 10 亩，高唐县之情形与此相仿。东平县佣工所带地之作业亦同于雇主之地，带地多者不要工资。莱阳县、恩县亦有此带地佣工之办法，莱阳县俗称此种庸工为 ‘打裏’”[[19] 陈正谟.各省农工雇佣习惯及供需状况[M]，中山文教馆,1935年.][19](p37-p38)。 换工和带地帮工带有雇工经营的性质。在这两种互助形式下，拥有生产资料的富农或地主处于主导地位，而缺少生产资料的小农则处于从属地位，合作双方之间存在着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 上述各种劳动互助形式，在一定程度上补充了农户缺乏的劳动力和生产工具，节约了他们的生产经营成本，有利于维持和发展农民的小土地经营。但受当时社会经济发展条件的限制，这种自发式的互助合作对于大多数农民来说仅是一种维生的手段，无法真正实现农业经营规模的发展。这主要体现在：首先，农户之间自发的互助合作，一般只有两三户人家参与，规模很小，且缺乏稳定性。第二，互助协作调配的资源大都仅限于劳力、牲畜、农具等传统的生产要素，缺乏先进的技术因素的支持。在农业技术基本停滞的情况下，农户之间的互助协作只能通过追加劳力和资本来提高农田产量，其发展的方向是农业发展的“过密化”，而不是依靠技术进步实现农业增长的规模经济。第三，农户的互助多集中于生产环节，缺乏农业销售、加工等环节的合作。在经济不发达的时期，较小农地经营规模很脆弱，其承受经济波动的能力非常有限，为抵御经济风险，农民应当开展产前、产后方面的合作。然而，近代山东农户的土地经营较为分散，商品经济意识不强，同时也无法承担农业产业化需要的组织成本和制度成本，这就使他们之间的互助仅限于生产领域，并不可避免地深陷于“自己自足的陷阱”之中。四、近代山东各阶层农民对劳动互助的“选择” 各阶层农民对在土地经营中对劳动互助的选择，取决于他们经济实力以及建立在经济实力基础之上的经营逻辑。 在土地经营中，富农是追求利润的最大化者，他们力求在土地经营中选择一种最经济的生产方式，合理地进行劳力和生产工具的配置，以提高农业收入。近代山东的富农生产资料比较充足，但由于雇工经营发展得不充分，他们所拥有的农业劳动力不足。为补足劳动力，富农常“利用互助劳动以提高劳动效率”[24](p756)：畜力充裕的富农多与缺乏畜力的农户“换工”，在补充劳力的同时也提高了牲畜的使用效率；畜力和农具缺乏的富农，也多参与合犋、伙养等劳动互助。 中农是追求稳妥地经营者。他们一方面追求利润，积极向富农阶层靠拢；另一方面又要保障生产，防止沦为贫农。山东的中农以自耕为主，拥有的生产资料量介于富农和贫农之间。与雇工经营水平比自己高，生产工具比自己齐全的富农相比，中农更有劳动互助的必要；与严重缺乏生产资料的贫农相比，中农在经济条件上具备开展劳动互助的优势。中农的经济地位还决定了他们多倾向于选择不需要太多资金投入且没有超经济剥削的劳动互助，来补充劳力和生产工具的不足。《惯行调查》资料中提到的冷水沟村和后夏寨村，均是中农占多数的村庄[ 后夏寨村自耕农占，冷水沟村自耕农，中农是自耕农的主体，因此，这两个村中的中农占多数]。在这两个村中，搭犋是最普遍的互助形式。后夏寨村“（村民）大部分都合具，一多半。个人解决不了……就得想这个法，差不多90%农家合具”[16](p96)。历城县冷水沟村在20世纪40年代有合具组合八、九十组[12](第四卷，p26)。 对于贫农来说，与追逐利益相比，生存是第一位的。近代山东的贫农拥有的生产资料严重不足，但劳力过剩，他们是雇工和佃农的主体。由于受经济条件的限制，贫农参与劳动互助的机会比较少，而且常常是带有救济性互助的受益者或是雇佣性互助下的受剥削者。 随着近代山东小土地所有制的发展，山东农村结构逐渐呈现出“中农化”的趋势。在1937年以前，山东的富农占总人口的，占总户数的，中农占总人口的，占总户数的，贫农占，雇农占。在20世纪30年代，中国富农大约占农户总数的6%，中农约占总户数的20%，贫雇农约占70%左右[[20] 段国卿,岳海鹰.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山东农民运动简论[J]，山东史学集刊,1983,(1).][20]。总的来看，在山东各阶层农户所占的比例中，中农的比例最大，富农和中农比例均大于全国平均水平[ 20世纪30年代，中国富农大约占农户总数的6%，中农约占总户数的20%。]。土地改革时，中共山东分局对山东274个典型乡村的统计，贫农占总户数的44%，中农占，富裕中农占，富农占，地主占。这表明山东的中农还在上升。如上所述，中农是开展劳动互助的主体[[21] 中央人民政府农业部计划司.两年来的中国农村经济调查[M].北京：中华书局,1952.][21](p224)。所以近代山东农民的“中农化”，更加凸显了劳动互助在山东农民土地经营中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