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报国际法学研究的回顾论文

自然法学说对国际法学发展的影响论文

摘 要 国际法学的思想和理论从萌芽到全面发展成熟，无不和自然法的理论学说休戚相关，从古希腊、古罗马时代的神学自然法，到16、17世纪的近代自然法，以及晚近的价值取向主义自然法学等，都对国际法学的建立和发展产生过重要影响。

在自然法的帮助下，历史教导人类走出中世纪的制度而进入近代的制度，而尤其是国际法，其本身的存在更应归功于自然法学说。

关键词 自然法 国际法学 上古时代

近代国际法学的建立，通常认为是以格老秀斯的《战争与和平法》的问世为标志，然而国际法学最早的理论渊源则来可追溯至上古时代的自然法学说，应当说，国际法从孕育、诞生、发展到日益成熟，无不伴随着自然法学的变化和发展，自然法学说对国际法学的建立和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支持和推动作用，以至于“如果没有自然法体系和自然法先知者的学说，近代宪法和近代国际法都不会有今天这个样子。

特别是近代国际法，其本身的存在应归功于自然法学说”。

一、上古时代的自然法与国际法思想萌芽

上古时代，人类社会即已经出现了国际法的原则、规则和制度，但是却很难说已经产生了国际法学理论或相关的国际法著作。

事实上，有关国际法的学说和理论直至欧洲中世纪中后期才开始真正出现，且更多是出现在神学和哲学的研究或著作中。

然而，从古希腊时代产生的自然法思想，却成为后世众多学者论述国际法学理论的起点和重要支撑。

(一)斯多葛学派的自然法和世界国家理论

在西方世界，自然法的观念和理论起源于以芝诺为代表的斯多葛派(the Stoic school)。

芝诺及其追随者把“自然”的概念置于他们哲学体系的核心位置。

所谓自然，就是“支配性原则”(ruling principle)。

这种支配性原则本质上具有一种理性的品格。

芝诺认为整个宇宙是由一种实质构成的，而这种实质就是理性。

在斯多葛派看来，理性寓于所有人的身心之中，不分国别或种族。

因此，存在着一种基于理性的普遍的自然法，它在整个宇宙中都是普遍有效的。

它出自两个渊源：一是上帝的神旨统治着世界这一事实，二是人类所具有的理性的和社会的本性，而这种本性使得他们与上帝相近似。

这种自然法可以说是一种世界国家的'体制;它在各地相同，且以一种不变的方式拘束着所有的人和所有的民族。

这一哲学理论对国际法学的重要意义在于：第一，它在自然理性基础上提出只有一种共通的公民资格和一种共通的法律的世界国家的观念;第二，它为存在一种对世界上一切国家和个人具有普遍约束力的法律提供了理论支撑，而国际法正是这样一种法律。

(二)西塞罗的法律观

西塞罗是斯多葛哲学的继承者和传播者，事实上，公元前1世纪初期人们所知道的有关这种哲学的一切方面，几乎都只能得知于西塞罗的论著。

斯多葛派的自然法理论在西塞罗那里得到了进一步的系统化，并在西塞罗的理论中被投射到罗马的现实社会制度当中。

西塞罗还在自然法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合自然法”国家的理论。

他认为，除非国家是一个为了伦理目的的共同体，除非国家是被道德的纽带联系起来的，否则就像奥古斯丁在后来所说的那样，国家只是一个“大规模的江洋大盗”而已。

当然，一个国家可以实行暴政，并可以用野蛮的暴力统治其臣民，但是只要这个国家这样做了，它便失去了国家的真正特征。

这一理论无疑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国际人格、国家责任和近代国际法原则的理论滥觞。

(三)古罗马的“万民法”

此外，在古罗马时代，法律和法学理论中出现了“市民法”和“万民法”的区别，但是罗马法学家还没有国际法的概念。

例如，伟大的罗马法学家盖尤斯和乌尔比尔都没有直接谈论国际法，他们都倾向于自然法的说法，盖尤斯就曾以“自然理智”为“万民法”的渊源。

尽管上古时代的自然法理论客观上为世界国家、国际社会以及国际法律制度的提出提供了理论基础，然而，上述理论至多只是后世国际法学理论的滥觞，并没有在当时直接促进国际法学的产生，同时，这一自然法理论也带有明显的宗教色彩，其根源是建立在神创造世界和人类的宗教理论基础上的。

二、古典时代的自然法和国际法学理论

16世纪开始，随着欧洲宗教改革和反对封建等级制度的斗争，以及文艺复兴的兴起，一种新的自然法哲学开始兴起，并于17、18世纪盛行于欧洲大陆。

这种新的自然法哲学被称为古典时代自然法，其典型特征表现在神学开始和法学相分离，代表人物如格老秀斯、普芬道夫、霍布斯、真提利斯等。

他们都为国际法学的发展提供了新的自然法理论基础，而其中尤以格老秀斯的贡献最为突出。

(一)格老秀斯之前的国际法学家

尽管格老秀斯被公认为近代“国际法之父”，但在其之前，已经有一些学者在著作中专门论述国际法的相关问题，并对格老秀斯产生了重要影响，最终促成了近代国际法学理论的建立。

维多利亚(Francisco Victoria，1480-1546)是西班牙多明教会的修道士，在萨拉曼卡大学担任神学教授。

他继承了阿奎那的自然法思想，在“万民法”之外创造了“民族间法”的概念。

这一术语接近于国际法的意义，成为国际法这个概念的原始。

他把“万民法”界说为“自然理智在所有民族之间的确立”，从而成为“民族间法”。

意大利法学家真提利斯是格老秀斯的先驱中最为重要的一人，他在自然法和国际法学方面的研究和著作影响较大。

真提利斯在推动国际法学脱离神学的束缚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他提出教皇不应有任何仲裁的权力，并将万民法看作为普通的法律，使非基督教社会和野蛮社会都包括在万民法的管辖范围内。

通过扩大自然法和万民法的范畴，真提利斯推动了国际法学理论的世俗化，并扩大了国际法的视界。

(二)格老秀斯的自然法体系和国际法学说

荷兰法学家格老秀斯被称为近代国际法的鼻祖，同时也是古典时代自然法的重要代表人物。

格老秀斯把自然法定义为“一种正当理性的命令”，它指示：任何与合乎理性的本性相一致的行为就有一种道德上的必要性;反之，就是道德上罪恶的行为。

这一建立在人性基础上的理性自然法，开始从理论根源将自然法从宗教的束缚下解放出来。

在这一新的自然法理论基础上，格老秀斯在其著作《战争与和平法》中建立了一个完整的国际法体系，也正是以《战争与和平法》的问世为标志，国际法学作为一个独立的部门法第一次建立起来。

在《战争与和平法》中，格老秀斯阐述了他的自然法观点和国际法学理论。

在他看来，国际法首先来自自然法，其次是来自作为自然法的补充的万民法。

格老秀斯将国际法分为“万国法”，即习惯国际法或意志国际法和自然国际法，即关于国际关系的自然法。

格老秀斯认为，自然国际法和意志国际法相比，前者更为重要。

因为，他研究国际法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要发现永恒的、不变的和不须各国特别同意的国际法规则，这就要求他必须以自然法为出发点，从而也就更加重视自然国际法。

在格老秀斯新的努力下，自然法理论在17、18世纪对国际法学的发展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影响。

正如奥本海国际法中所说：“在自然法的帮助下，历史教导人类走出中世纪的制度而进入近代的制度。特别是国际法，其本身的存在应归功于自然法学说。”

(三)格老秀斯之后的自然法学国际法理论

1.普芬道夫的“自然法学派”国际法理论：

在近代国际法学史上，萨缪尔・普芬道夫被称为“自然法学派”的典型代表人物。

“自然法学派”又被称为“国际法否认派”，是指那些否认由习惯或条约产生的任何实在国际法而主张全部国际法只是自然法的一部分的学者。

普芬道夫以霍布斯的自然法理论为基础，将自然法分为个人的自然法和国家的自然法，并提出国家的自然法即是国际法，且在自然国际法之外，没有任何具有真正法律效力的意志国际法存在。

因此与之相应，在国际社会，自然国际法要求所有的国家在自我保护的同时，应与其他国家和平相处，而只有符合以上原则的国际法，才是真正符合自然国际法。

普芬道夫指出，对于主权者而言，自然法才是真正的法律，而不仅仅是一种道德义务。

2.“格老秀斯派”的国际法理论：

与格老秀斯的观点相类似，格老秀斯派的国际法学者将国际法分为自然国际法和意志国际法。

但是与格老秀斯不同，他们更倾向于采取一种折中的观点，即认为自然国际法和意志国际法具有同样的重要性。

其典型代表人物是德国的沃尔夫。

沃尔夫是德国哲学家，同时是自然法和国际法教授，他的理论以自然法为出发点，同时又注重实在法。

同普芬道夫的理论相似，他主张有自然状态，且这种自然状态既适用于个人，也适用于国际法;在自然状态中，国家有自保和自全的权利。

但是，沃尔夫又提出，这种权利是不完全的权利，只有通过条约，才能成为完全的权利。

此外，沃尔夫还提出了“世界国家”的概念，这个“世界国家”产生各国合作所依据的规则，这些规则就是“意志法”，与之相对应的是从自然状态所直接产生的“必要法”。

三、19世纪以来自然法学和国际法学的新发展

19世纪初期，随着实证主义法学理论对自然法学说取得绝对优势，自然法学派国际法理论逐渐处于下风。

实在法主义否认国家意志以外任何国际法渊源的有效性，甚至否认纯粹的实在国际法以外任何国际法具有科学的性质。

然而，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国际法学为了符合法哲学的发展趋势和约定国际法和仲裁实践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放弃了严格遵守实在法见解的态度。

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在经历了纳粹时期的巨大社会变动后，以拉德布鲁赫为代表的一批法学家开始反思实证主义法学的弊端，并开始逐渐倾向于自然法主义。

随着自然法以一种新的形式的复兴和价值取向法理学的兴起，自然法学的国际法学开始取代严格的实在法主义国际法学理论。

在实践中，现在一般都一致认为，在没有以各国实践为根据的法律规则的情形下，国际法可以由于援用正义的规则和一般法律原则而得到适当的补充和丰富，而这种援用甚至成为了国际法司法判决和仲裁裁判中的经常现象。

正如奥本海所说：近代涵义的自然法规则“虽然不能在国内法院中加以强制执行，却具有一种超越任何一个主权国际法的实在法的持久效力”。

因此我们说，国际法，其本身的存在更应归功于自然法学说。

注释：

[英]劳特派特著.王铁崖、陈体强译.奥本海国际法(上卷，第一分册).北京：商务印书馆.，65，84.

[美]博登海默著.邓正来译.法理学 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45.

[美]乔治・萨拜因著.[美]托马斯・索尔森修订.邓正来译.政治学说史(第四版)(上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国际商法概念初探 国际商法作为一门大学课程，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已在国外的一些大学中开设多年。[1]在我国，随着近年来对外工作的不断扩大，不仅一些大学开设了国际商法课程，而且尤为引人注目的是，国际商法已成为许多行业和部门人士的重要而受到普遍重视。与此同时，“国际商法”一词在各种场合被频繁使用，冠以国际商法名称的书籍也屡见不鲜。[2]于是，不断有对国际商法感兴趣的大学学生、生和各界人士提出如下一些：什么是国际商法？怎样理解国际商法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国际商法是否同国际法、国际经济法或民法、经济法一样是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笔者认为，这些问题的出现反映了我国对外开放事业的深入，对法学研究不断提出新的课题和新的要求。而正确地认识和把握这些新课题，推动和繁荣我国的法学研究事业，正是我们法学研究工作者的职责所在。鉴于此，笔者拟对国际商法的概念从理论上进行初步的探讨，不妥之处，请读者批评指正。 关于国际商法概念的研究，综合考察国内外学者散论于各种著作中对国际商法概念的说明，笔者认为国际商法的概念可有广义和狭义两种，下文分别予以阐述。 一、从广义上看，国际商法是调整国际商事关系的各种法律规范的总和，是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 第一，按照法学的一般理论，划分法律部门的主要标准是法律规范所调整的社会关系，凡调整同一种类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就构成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3]国际商法就是作为调整国际商事关系这一特定的社会关系而独立存在的法律部门。所谓国际商事关系，是指某种商事关系，其主体不论是个人、法人、国家政府或国际组织，只要这种商事关系的当事人分属于两个以上不同的国家或国际组织，或其所涉及的商事问题超越一国国界的范围，这种关系就可称之为国际商事关系。用以调整所有这些国际商事关系的法律规范，就属于国际商法的范畴。具体将，举凡涉及商事关系的国际公法规范，国际经济法规范，当事人自愿接受的国际商事惯例或冲突法规范，国际商事公约或条约，国内商法中的国际性规范，都应包含在内。 对法律部门的划分，除以法律所调整的社会关系作为依据和主要的标准外，由法律规范的性质所决定的法律调整的异同也是一个重要的补充标准。举一个明显的例证，刑法作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这从未引起过争议，但刑法显然不是调整同一种类的社会关系的，而是调整由于犯罪所破坏的多种社会关系的，几乎涉及一切法律部门的调整对象。但其调整方法却是单一的刑罚手段。这是其它法律部门所不具有的调整方法。同样，基于国际商事法律规范的性质所决定的国际商法的调整方法是多样性的，有不同于其它法律部门调整方法的显著特征。国际商法的调整方法，既包括协商与调解等调整方法，也包括仲裁与诉讼等调整方法，既包括国内法的调整方法，也包括国际法的调整方法。因此，从法律调整方法的角度考察，也可说明国际商法是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 在讨论国际商事法律问题时，有必要对国际商事法律中的“商事”一词进行说明。“商事”一词是国际贸易交往中的一个重要的惯常用语。一般来说，国际组织或国家都对“商事”一词尽可能做广义的解释。如根据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在起草《国际商事仲裁示范法》时，就“商事”一词所作的注释[4]，具有商事性质的关系包括但不限于下列交易：任何提供或交换商品或劳务的贸易交易；销售协议，商事代表或代理；保付代理；租赁；咨询；设计；许可；投资；融资；银行业；保险；开采协议或特许权；合营或其它形成的或商业合作；客货的航空、海洋、铁路或公路运输。美国加利福尼亚的《国际商事仲裁和调解法典》则仿照《国际商事仲裁示范法》罗列了18种属商事关系的事项：（1）提供或交换商品或劳务的交易；（2）销售协议；（3）商事代表或代理；（4）开采协议或特许权；（5）合资或其他形式的工业或商业合作；（6）客货的航空、海洋、铁路或公路运输；（7）建筑；（8）保险；（9）许可；（10）保付代理；（11）租赁；（12）咨询；（13）工程；（14）；（15）银行；（16）资料或技术的转让；（17）知识或工业产权、包括商标权、专利权、版权和软件程序权；（18）专业服务。[5]另根据我国加入1958年订于纽约的《关于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的公约》时作出的商事保留声明中提到的“商事”的概念，包括货物买卖、财产租赁、工程承包、加工承揽、技术转让、合资经营、合作经营、勘探开发资源、保险、信贷、劳务、代理、咨询服务和海上、民用航空、铁路、公路的客货运输以及产品责任、环境污染、海上事故等。[6]因此，我国关于“商事”一词的解释也是一种比较广义的解释。国际商法就是规范各种商事主体在上述国际“商事”领域活动的法律。 第二，从国际商法的产生看，国际商法从一开始就是作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出现的。它最初所调整的商事关系就不是一国国内商人之间的商事关系，而是跨国界的、不同国家商人之间的国际商事关系。 国际商法是随着商品经济的产生和发展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国际商法的形成来源于实践，它的系统化过程不是由于国家的立法或学者的传播，而是由于其适用者兼推行者的努力。国际商法最初的形式是商人习惯法，它在十一世纪出现于威尼斯，后来随着航海贸易的发展逐步扩大到西班牙、法国、德国及英国，甚至北欧各国和非洲北部。这种以商人（主要是从事两国或多国间贸易，并须经船舶运送的商人）间为规范对象的国际商法，属于商人习惯法，是以当事人自治原则为最高原则，经由交易常例、习尚、习惯而形成的法律规范。其内容主要包括：货物买卖合同的标准条款、两合公司、海上运输与保险、汇票、破产程序等方面的规范。这种商人习惯法是商人在欧洲各地港口或集市用以调整他们之间的商事交易的法律和商业惯例，它与当时封建王朝的地方性法律相比较具有以下几个特点：（1）它具有国际性，是国际商法，普遍适用于各国从事商品交易的商人；（2）它的解释和运用不是由一般法院的专职法官来执掌，而是由商人自己组织的法院来执掌，其性质类似于的国际商事仲裁或调解；（3）其程序较简单迅速，不拘泥于形成；（4）它强调按公平合理的原则来处理案件。[7]采纳哦

关于国际法和国内法的关系，奥本海主张二元论平行说。

国际法和国内法关系的理论，最典型的是一元论和两元论。一元论首先认为国际法与国内法同属于一个法律体系，在此基础上又分为国际法优先说和国内法优先说两派。两元论或“平行说”认为国际法与国内法是两个不同的法律体系。

各自有其不同性质、效力根据、调整对象和适用范围，二者互不隶属，各自独立。无论国际法整体还是其分支都不能当然地成为国内法的一部分，反之亦然。

扩展资料：

国际法和国内法关系介绍如下：

我国的大部分学者认为由于在调整对象、制订方式、渊源、强制措施等方面的不同，国际法与国内法是各自独立的法律体系，但是由于国内法的制定者和国际法的参加制定者都是国家。

因此从理论上，国际法与国内法两个体系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二者不是截然对立的，而是彼此互相渗透、互相依赖、互相补充、互相制约的关系。

参考资料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国际法学研究的回顾与前瞻

参考资料来源：人民网-车丕照：国际法可否作为治国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