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生陈一鸣最新发布论文

答：“五四”运动前后，资产阶级为保卫和发展辛亥革命后教育改革的成果，进行了一系列教育改革，也包括学制改革。在资产阶级教育家及其教育团体的推动下，1922年9月，教育部召开学制会议，通过《学制改革系统案》，11月，教育部公布《学校系统改革案》，这就是所谓“新学制”，又称“壬戌学制”。 这个学制受美国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的影响，没有规定教育方针，是根据“七项标准”制定的。这七项标准是：（一）适应社会进化之需要；（二）发挥平民教育精神，（三）谋个性之发展，（四）注意国民经济力；（五）注意生活教育；（六）使教育易于普及；（七）留各地方伸缩余地。 这次颁布的学制体系，采用美国的六·三·三制。初等小学四年，高等小学二年，共六年小学教育；初中三年；高中三年。与中学平行的有师范学校和职业学校；中学受美国教育影响，实行综合中学制，即将职业教育、师范教育纳入高中，作为高级中学附属的师范科或职业科。大学四至六年。学校系统总说明中，提出要以儿童身心发展为根据，采取纵横活动主义，教育以儿童为中心，顾及学生个性及智能，高等、中等教育之设课采用选科制，初等教育的升级采用弹性制。 关于学前教育，此学制中规定，小学校下设幼稚园。学制改革系统案初等教育阶段的第六项规定：“幼稚园收受六岁以下之儿童。” 1922年学制改革，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推动下的教育改革成果的集中表现，结束了辛亥革命以后教育上出现的混乱状况。缩短了小学年限，延长中学年限，中学阶段加强了职业训练和增加职业科。大、中学采用学分制、选科制，注意了青年的不同需要与个性，学制上再没有男女差别。学制构成也比较简明。在实行中，后来除综合中学制和中学选科制以外，这个学制基本上延用下来。缺点是有盲目搬用美国经验的倾向。 就学前教育来讲，幼稚园教育，在学制上确定了独立的地位，幼儿教育的地位提高了。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是新学制的一大贡献。以后的几年发展仍比较缓慢。但也出现了比较明显的新气象。

《亲爱的自己》的发布会极为有意思，朱一龙和老朋友又是同学彭冠英，现场两人的互动也是让人再想起“彭漂亮和朱美丽”，这个两个人在舞台上依旧像个小孩子一样！两人也被频繁问到一些问题，两人的互不相让的抢答，尤其是在被彭冠英大声抢答完之后，朱一龙总是率先看向高出他很多的彭冠英，眼神中带着一丝丝惊诧，想来是觉得为啥彭冠英总是一惊一乍的回答！

但朱一龙总有自己的小办法，因为知道两人是老同学，就问到了关于两人的问题，朱一龙也是率先做出一个拉住彭冠英的动作，在彭漂亮回答之前，就把他扒拉到自己身后，朱一龙抢先回答。不愧是能穿西装80kg举铁的男人，朱一龙这一手想来彭漂亮也没想到！

但是在扒拉完彭冠英之后，朱一龙又一脸憨厚地把他给扒拉回来，这个操作也是让人看得一愣一愣的，但是作为老友的彭冠英并未觉得有丝毫的不妥，想来两人私下的相处模式，也是差不太多！但即使现场十分欢乐，但作为主持现场的主持人，却是被一众网友嫌弃了又嫌弃，直接质疑主持人功底，觉得他们根本就没有做功课，更像是临时拉来充台面的，主持的简直是一塌糊涂！

发布会全程主持人话多到比主演都多，期间还不停地diss朱一龙和刘诗诗，现场朱一龙表演剧中做沙拉那一段，刘诗诗为他戴围裙时，因为耽误了一段时间，主持人则嫌弃刘诗诗，甚至公开吐槽“诗诗是在家不带围裙吗？看了半天也不知从何下手”，言语中的潜台词好像嫌弃刘诗诗在家不做饭！全程的直播，期间充满了恶意！

甚至还在朱一龙和彭冠英互动环节，对着两人直接说“祝愿二位一直幸福下去”甚至还比喻两人是“情比金坚”！真的是看的尴尬癌都犯了，这两句词是能比喻朋友之间的关系的吗？搞得像婚礼现场似的！甚至女主持现场还像是带有攻击意味的说怎么再抢C位，把两位主演的明晃晃的谦让，愣给说成是在抢C位，真的是无语凝噎！

对于此情景，朱一龙也是时隔2年再次被气出了冷笑，一脸尴尬到不说话，给个微笑你自己体会的表情！这个歪嘴笑，想来喜欢朱一龙的粉丝应该都知道，2年前他也做过类似的表情，时隔2年再次相见，这个主持人也是尴尬得很厉害了，因为朱一龙真的不是那种会摆脸子的人，但是被尴尬出这种表情，想来是真的不对朱一龙心思了！

对此，不少粉丝也是一直质问《亲爱的自己》剧组，更是直接质疑这俩主持人是不是“走后门”来的，功底不扎实就算了，一个发布会，各种突出自己，弱化主演，甚至连416是什么意思都不知道，还来了一句“太保守了吧”，这样的主持人请来主持《亲爱的自己》，也是无语了。

尤其是还要靠演员自己不停的救场，真的是太尴尬了。想来再有一次，估计《亲爱的自己》剧组都不再想来湖南卫视开发布会了！全程尴尬的网友一直吐槽，要不为了看几位主演，想来都不会点开这场发布会直播！

一、开创中国现代幼儿教育的时期(1919－1928年)陈鹤琴先生1919年离美回国，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和东南大学任教授，开始了对儿童心理与教育的科学实验和研究。次年喜得长子陈一鸣，逐日对其身心发展进行周密的观察、实验和文字与摄影记录．连续808天，对孩子的身体、动作、摸仿、暗示感受性、游戏、好奇心、惧怕、知识、言语、美感、思想等多方面进行了系统的研究，积累了丰富的资料，发表了系列关于儿童心理及教育的论文，并于1925年出版《儿童心理之研究》和《家庭教育》两部著作。其中《家庭教育》一书论述了家庭教育的101条原则和教育孩子的具体方法，堪称为一部影响了中国几代人的家教经典，陶行知先生发表书评《愿与天下父母共读之》称著者"以科学的头脑、母亲的心肠做成此书，系近今中国出版教育专书中最有价值之著作。"1923年由东南大学教育科支持，起南京鼓楼幼稚园，试验适合国情的中国化、科学化的幼稚教育，次年在《新教育》杂志上发表"现今幼稚教育之弊病"，指出中国普通幼稚园当时大概有四种弊病：一是与环境的接触太少，在游戏室的时间太多；二是功课太简单；三是团体动作太多；四是没有具体的目标。[1]1925年扩建鼓楼幼稚园园舍，邀请东南大学陆志韦等10人成立董事会，筹募资金，该园成为东南大学教育科实验幼稚园，派助教张宗磷协助研究工作，至此我国第一所幼稚教育实验中心诞生了。陈先生主持实验幼稚园的课程、故事、读法、设备和幼稚生应有的习惯和技能等，并与张宗麟合写《一年来南京鼓楼幼稚园实验概要》一文，由《新教育评论》发表。是年夏，主东南大学幼稚师范讲习所，编写的讲稿《幼稚教育》围绕"为什么幼稚园""幼稚教育的目标、原则、课程"等同题，对中国化、科学化的幼稚园作了全面论述。1927年创我国最早的幼稚教育研究刊物《幼稚教育》，同时发表《我们的主张》一文，根据自己幼稚园的理论和实验总结，提出适合我国国情和幼儿发展特点的15条园主张，其中涉及到适应国情、家园共宵、教育内容、幼稚园课程、教师素养、师幼关系、教法、设备、评价等方面的内容，这15条信条为当时中国的幼稚教育指明了道路，正如陈先生所言："我们所主张的15条信条当然不是金科玉律尽善尽美，但从现在中国幼稚教育的情形来看，这15条信条也许是治病良方呢!"[2]是年，在《幼稚教育》上发表《幼稚教育之新趋势》，根据世界幼稚教育发展的情况，提出幼稚教育发展的7种新趋势：注重自由活动、注重户外活动、厘定课程、规定标准、研究幼稚生心理、幼稚园与一年级应联络、蒙养园运动，[3]种新趋势对当时我国幼稚教育的发展都有指导价值和意义。1928年，陈先生负责全国幼稚园课程标准的草拟和制定工作，5月与张宗麟合著《幼稚教育丛刊》，出版《幼稚园的读法》《幼稚园的故事》《幼稚园的课程》和《幼稚园的设备》，同时，反对小学和幼稚园的分科教学法，提倡"整个教学法"，主张把儿童所应该学的东西整个地、有系统地教给儿童。次年8月，陈先生负责编制的《幼稚园课程暂行标准》经中小学课程标准起草委员会审查通过，由教育部颁发在全国试行。该课程标准由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为幼稚教育总目标，第二部分为课程范围，包括音乐、故事和儿歌、游戏、社会和自然、工作、静息、餐点7个方面的内容，第三部分是教育方法，提出了17种教育方法及要点。该标准成为指导我国当时幼稚教育的纲领性文件．使我国的幼稚教育不再盲目仿效他人，它对推动我国幼稚教育的改革和发展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该时期丰富的幼儿教育思想的产生，既有其独特的历史背景和社会现实原因，也不可忽视陈先生的个人因素。从内因来说．陈先生1914年清华毕业赴美留学，考取的是庚子赔款奖学金，陈先生说："清华大学经费来自美国退还的庚款，我游学美国也用的是庚款，庚款是什么呢?还不是中国人民的民脂民膏!人民的脂膏栽培了我，我如何不感激呢!如何不思报答呢!"[4]他在启程去美国之前，原本想学医，在横渡太平洋的邮船上，他改变了注意，认为要挽救病弱的中国，必须从教育人做起，而儿童是国家的未来和希望，儿童教育是国民教育的基础，他决定把一生献给祖国的儿童教育事业，他的志向得到同舟赴美的陶行知先生的赞赏，后来两人一起在哥仑比亚大学攻读教育学硕士；另一主要内因是陈先生对儿童无限的热爱，正如陈先生所言："我是喜欢儿童的，儿童也是喜欢我的"，他呼吁全社会都来"热爱儿童""尊重儿童""一切为儿童"，正是陈先生对儿童的这种纯爱，才确定了他献身儿童教育事业的人生志向。从外因来说，陈先生留美期间．师从克伯屈、孟禄、桑代克、罗格等知名教授，系统学习了美国的教育学说及心理学的实验、研究方法．对克伯屈采用的启发式教学法，深感受益。回国后，正值"五四"新文化教育运动时期，他以亲身经历批判封建宗法制陈腐教育对儿童的束缚与残害，针对当时中国的幼儿教育被外国教会所垄断、全盘西洋化的现状，疾呼："幼稚教育抄袭西洋，不切合中华民族性，不适合中国国情，不能使中国儿童适应。"[5]加之回国后就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授儿童心理学课程．对早期儿童心理发展作了连续而周密细致的观察和研究，这些内外因素交织在一起，更坚定了他从幼儿教育人手，探索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符合幼儿身心发展特点和规律的中国化、科学化、民主化、大众化的现代幼儿教育之路的决心。二、广泛开展教学实验和研究，编写各类儿童课本和读物的时期(1928－1939年)经过陈先生和先辈们的共同努力，中国的幼儿教育迈出了可喜的第一步，此时从教会手中收回教育权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陈先生凭着对祖国的满腔热情，对儿童的热爱，受聘于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华人教育处任处长．为的中国儿童学。在主持教育处工作11年期间．的6所小学都附设幼稚园，并在小学和幼稚园大力提倡各种教学实验和教学研究活动，仍然关心幼稚教育的发展，编写了系列适合儿童特点的各类儿童课本和课外读物：1931年在《儿童教育》上发表《四年来中国之幼稚教育》，次年，与陶行知、张宗麟合著并出版《幼稚教育论文集》，编写出版《幼稚园课本》16册；1935年在《新闻报》上发表《对于儿童年实施后的宏愿》，要求全民族、全社会都来关心和教育儿童，为维护和保障儿童权益奋斗；1937年7月，正值卢沟桥事件发生之时，中华儿童教育社在北平举行第7届年会，陈先生参加主席团讨论学前儿童教育问题，坚持到会议结束才带领南方与会同志绕道回沪，可见他对幼儿教育问题的关心和重视。是年，在《播音教育月刊》上发表《怎样做父母》《怎样教小孩》；1938年与钟昭华合编出版《南京鼓楼幼稚园儿童生活写真》。陈鹤琴先生认为，要使幼稚教育发展，必须发动和组织的人合作来做，他说："推敲切磋，真理才出；科学进步，端在合作。""实地研究的人愈多愈好。"[6]在这一思想主导下，他大力创儿童教育学术团体和刊物，20年代他发起组织幼稚教育研究会，1929年在此基础上创建中华儿童教育社，到30年代发展成为当时全国最大的儿童教育学术团体，还主编《幼稚教育》《儿童教育》《小学教师》等刊物，广泛交流经验，扩大宣传，有力地推动了我国幼儿教育在战时的发展。三、活教育理论体系形成、较完整幼稚师范教育体系建立的时期(1939－1949年)二三十年代的中国，经济上贫穷落后，老百姓一贫如洗，人民生活极其艰难，科学技术极不发达，教育也陷入陈旧腐败、抄袭外国、停止不前的局面．幼儿教育显得尤为突出。对此．陶行知先生曾尖锐地揭露：当时国内的幼稚园害了三种病，即外国病、花钱病、富贵病。陈鹤琴先生面对旧教育的全盘西化、脱离实际、死读书本的时弊，也严肃地指出："今日抄日本，明日抄美国，抄来抄去到底弄不出什么好的教育来。"陶行知先生曾把旧中国陈旧腐败的教育概括为"教死书、死教书、教书死"，针对当时的这种教育现状，陈先生认为自己有责任去改变，他要下决心使这种腐败的"死教育"变为"前进的、活泼的、有生气的教育"。陈鹤琴先生青年时期受到欧美新教育思潮的影响。特别是受到以杜威为代表的美国资产阶级进步教育运动的影响。这一进步教育运动抨击当时传统教育的形式主义教学方法，反对以教师、教材为中心和对儿童活动的束缚．强调儿童的主动性和学习兴趣，提倡"做中学"的教学方法，提倡"实验"的精神。陈先生十分赞赏这种观点。他借鉴了杜威教育思想中正确合理的部分，正如陈先生自己所言："最知名的教育家之一杜威博士所提倡的美国进步主义教育，对形成中国的活教育运动起了相当的影响。"[7]但是，陈先生的借鉴不是盲目的，他在本国进行幼儿教育实验研究的过程中指出："要晓得我们的小孩子不是美国的小孩子，我们的历史、我们的环境与美国不同，我们的国情与美国的国情又不是一律；所以他们视为好的东西在我们用起来未必都是优良的。""总之．幼稚园的设施，总应当处处以适应本国国情为主体，至于那些具有世界性的教材和教法，也可以采用，总以不违反国情为唯一条件。"[8]另外，陈先生对欧洲11国的教育考察，也促使他下决心在中国实验活教育。1934年7月，陈鹤琴先生开始了长达7个月的欧洲教育考察，他参观了许多新型的实验学校，与各国的教育专家进行了教育问题的讨论，对各国的教育有了大致的了解和整体的把握，这使他对"新教育"的源头--欧洲新教育有了真实的感受，从中看到了现代世界教育发展趋势的共同特性，认为这是中国教育值得借鉴的。特别是各国教育都注重"做"，注重培养儿童的动手能力和创造精神，这给了陈先生很大的启发，为他在中国实践活教育指明了方向。陈鹤琴先生在活教育实验过程中，得到了陶行知先生的支持和帮助，他特别赞赏和佩服陶行知"教学做合一"的思想，陈先生汲取了杜威的"做中学"、陶行知的"教学做合一"，提出了"做中教，做中学，做中求进步"的教育思想。但是，陈鹤琴和陶行知的思想都超越了杜威的教育思想，是在实验本国教育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是符合中国国情的。从内因来说，陈先生从小就接受私塾教育，对中国传统教育的弊端深有体会，即便清王朝被推翻，教育有了长足的进步，但教学方法仍很死板，学校活动的中心仍是老师，教材的内容往往远离学生生活。陈先生说："他们机械的、被动的被灌输以有限的所谓知识食粮，而实际上它们却难以消化--没有机会去接触大自然。只要他们读和写，而从不要求他们自己去想去做。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活教育植下种子，生根发芽，开出花朵。"[9]1940年陈先生赴重庆参加国民教育会议，途经桂林时给中山学校题词："教活书、活教书、教书活；读活书、活读书、读书活"，[10]4月谢绝留在重庆任教育部国民教育司司长之职，表示"要做事，不做官"，回到江西，邀集一批有志人士在泰和大岭山上以"荒山辟乐园"的精神起了"扛西省立实验幼稚师范学校"，实验"活教育"，实现了由中国人自己培养幼教师资的宏愿。其实．陈先生早在20年代就迫切的感到，要实现幼儿教育的中国化、科学化，不能靠外国教会控制幼教师资的训练，必须由中国人自己来培训师资。早在1928年他就提出《各省师范学校急需设幼稚科案》，建议"就环境适应之地，开设幼稚师范学校，或就各省之师范内，添设幼稚科，以培养专门人才，供给良好师资。"[11]江西省立实验幼稚师范学校的创建就迈出了这第一步。是年，确定并实施活教育的思想："做人，做中国人，做现代中国人"即目的论；"大自然、大社会，都是活教材"即课程论；"做中教，做中学，做中求进步"即方法论。"[12]1941年1月，陈先生主编的《活教育》月刊创刊，确定的刊物宗旨是：建设教育理论、辅导教师进修、提供具体教材、讨论实际方法，并发表《活教育与死教育》一文。继而发表活教育的17条教学原则：凡是儿童自己能够做的，应当让他自己做；凡是儿童自己能够想的，应当让他自己想；你要儿童怎样做，就应当教儿童怎样学；鼓励儿童去发现他自己的世界；积极的鼓励胜于消极的制裁；大自然、大社会都是我们的活教材；比较教学法；用比赛的方法来增进学习的效率；积极的暗示胜于消极的命令；替代教学法；注意环境、利用环境；分组学习，共同研究；教学游戏化；教学故事化；教师教教师；儿童教儿童；精密观察。[13]1942年，在《活教育》月刊上发表《活教育要怎样实施》，总结子两年来活教育实施的经验，长．为的中国儿童学。在主持教育处工作11年期间．的6所小学都附设幼稚园，并在小学和幼稚园大力提倡各种教学实验和教学研究活动，仍然关心幼稚教育的发展，编写了系列适合儿童特点的各类儿童课本和课外读物：1931年在《儿童教育》上发表《四年来中国之幼稚教育》，次年，与陶行知、张宗麟合著并出版《幼稚教育论文集》，编写出版《幼稚园课本》16册；1935年在《新闻报》上发表《对于儿童年实施后的宏愿》，要求全民族、全社会都来关心和教育儿童，为维护和保障儿童权益奋斗；1937年7月，正值卢沟桥事件发生之时，中华儿童教育社在北平举行第7届年会，陈先生参加主席团讨论学前儿童教育问题，坚持到会议结束才带领南方与会同志绕道回沪，可见他对幼儿教育问题的关心和重视。是年，在《播音教育月刊》上发表《怎样做父母》《怎样教小孩》；1938年与钟昭华合编出版《南京鼓楼幼稚园儿童生活写真》。陈鹤琴先生认为，要使幼稚教育发展，必须发动和组织的人合作来做，他说："推敲切磋，真理才出；科学进步，端在合作。""实地研究的人愈多愈好。"[6]在这一思想主导下，他大力创儿童教育学术团体和刊物，20年代他发起组织幼稚教育研究会，1929年在此基础上创建中华儿童教育社，到30年代发展成为当时全国最大的儿童教育学术团体，还主编《幼稚教育》《儿童教育》《小学教师》等刊物，广泛交流经验，扩大宣传，有力地推动了我国幼儿教育在战时的发展。三、活教育理论体系形成、较完整幼稚师范教育体系建立的时期(1939－1949年)二三十年代的中国，经济上贫穷落后，老百姓一贫如洗，人民生活极其艰难，科学技术极不发达，教育也陷入陈旧腐败、抄袭外国、停止不前的局面．幼儿教育显得尤为突出。对此．陶行知先生曾尖锐地揭露：当时国内的幼稚园害了三种病，即外国病、花钱病、富贵病。陈鹤琴先生面对旧教育的全盘西化、脱离实际、死读书本的时弊，也严肃地指出："今日抄日本，明日抄美国，抄来抄去到底弄不出什么好的教育来。"陶行知先生曾把旧中国陈旧腐败的教育概括为"教死书、死教书、教书死"，针对当时的这种教育现状，陈先生认为自己有责任去改变，他要下决心使这种腐败的"死教育"变为"前进的、活泼的、有生气的教育"。陈鹤琴先生青年时期受到欧美新教育思潮的影响。特别是受到以杜威为代表的美国资产阶级进步教育运动的影响。这一进步教育运动抨击当时传统教育的形式主义教学方法，反对以教师、教材为中心和对儿童活动的束缚．强调儿童的主动性和学习兴趣，提倡"做中学"的教学方法，提倡"实验"的精神。陈先生十分赞赏这种观点。他借鉴了杜威教育思想中正确合理的部分，正如陈先生自己所言："最知名的教育家之一杜威博士所提倡的美国进步主义教育，对形成中国的活教育运动起了相当的影响。"[7]但是，陈先生的借鉴不是盲目的，他在本国进行幼儿教育实验研究的过程中指出："要晓得我们的小孩子不是美国的小孩子，我们的历史、我们的环境与美国不同，我们的国情与美国的国情又不是一律；所以他们视为好的东西在我们用起来未必都是优良的。""总之．幼稚园的设施，总应当处处以适应本国国情为主体，至于那些具有世界性的教材和教法，也可以采用，总以不违反国情为唯一条件。"[8]另外，陈先生对欧洲11国的教育考察，也促使他下决心在中国实验活教育。1934年7月，陈鹤琴先生开始了长达7个月的欧洲教育考察，他参观了许多新型的实验学校，与各国的教育专家进行了教育问题的讨论，对各国的教育有了大致的了解和整体的把握，这使他对"新教育"的源头--欧洲新教育有了真实的感受，从中看到了现代世界教育发展趋势的共同特性，认为这是中国教育值得借鉴的。特别是各国教育都注重"做"，注重培养儿童的动手能力和创造精神，这给了陈先生很大的启发，为他在中国实践活教育指明了方向。陈鹤琴先生在活教育实验过程中，得到了陶行知先生的支持和帮助，他特别赞赏和佩服陶行知"教学做合一"的思想，陈先生汲取了杜威的"做中学"、陶行知的"教学做合一"，提出了"做中教，做中学，做中求进步"的教育思想。但是，陈鹤琴和陶行知的思想都超越了杜威的教育思想，是在实验本国教育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是符合中国国情的。从内因来说，陈先生从小就接受私塾教育，对中国传统教育的弊端深有体会，即便清王朝被推翻，教育有了长足的进步，但教学方法仍很死板，学校活动的中心仍是老师，教材的内容往往远离学生生活。陈先生说："他们机械的、被动的被灌输以有限的所谓知识食粮，而实际上它们却难以消化--没有机会去接触大自然。只要他们读和写，而从不要求他们自己去想去做。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活教育植下种子，生根发芽，开出花朵。"[9]1940年陈先生赴重庆参加国民教育会议，途经桂林时给中山学校题词："教活书、活教书、教书活；读活书、活读书、读书活"，[10]4月谢绝留在重庆任教育部国民教育司司长之职，表示"要做事，不做官"，回到江西，邀集一批有志人士在泰和大岭山上以"荒山辟乐园"的精神起了"扛西省立实验幼稚师范学校"，实验"活教育"，实现了由中国人自己培养幼教师资的宏愿。其实．陈先生早在20年代就迫切的感到，要实现幼儿教育的中国化、科学化，不能靠外国教会控制幼教师资的训练，必须由中国人自己来培训师资。早在1928年他就提出《各省师范学校急需设幼稚科案》，建议"就环境适应之地，开设幼稚师范学校，或就各省之师范内，添设幼稚科，以培养专门人才，供给良好师资。"[11]江西省立实验幼稚师范学校的创建就迈出了这第一步。是年，确定并实施活教育的思想："做人，做中国人，做现代中国人"即目的论；"大自然、大社会，都是活教材"即课程论；"做中教，做中学，做中求进步"即方法论。"[12]1941年1月，陈先生主编的《活教育》月刊创刊，确定的刊物宗旨是：建设教育理论、辅导教师进修、提供具体教材、讨论实际方法，并发表《活教育与死教育》一文。继而发表活教育的17条教学原则：凡是儿童自己能够做的，应当让他自己做；凡是儿童自己能够想的，应当让他自己想；你要儿童怎样做，就应当教儿童怎样学；鼓励儿童去发现他自己的世界；积极的鼓励胜于消极的制裁；大自然、大社会都是我们的活教材；比较教学法；用比赛的方法来增进学习的效率；积极的暗示胜于消极的命令；替代教学法；注意环境、利用环境；分组学习，共同研究；教学游戏化；教学故事化；教师教教师；儿童教儿童；精密观察。[13]1942年，在《活教育》月刊上发表《活教育要怎样实施》，总结子两年来活教育实施的经验，教育内涵、提高教育效率案》《建议根据专业学习，让幼教干部归队，加强科学技术研究、提高工作效率案》。陈先生虽从政，但热爱、关心幼教事业之心依然强烈。1979年，陈先生在全国政协五届二次会议小组发言中讲到："这次我借出席五届二次政协会议之机，提出了三点提案：1．在全国各省市恢复或建立幼儿师范学校，以培养幼教师资。2在全国各省市高等师范学校恢复或建立幼儿园和实验小学，作为进行科学实验取得系统经验的场所。3．设立儿童玩具、教具、设备的研究室和实验工厂。这三点提案，经提案审查委员会审查已建议国务院交教育部会同有关部门研究。"[19]是年11月在全国幼儿教育研究会成立大会上，被推选为名誉理事长，并发表讲话，讲话就开展幼儿教育科学研究提出了以下几点建议：第一，要对于作为幼儿教育基础的儿童心理作全面、系统、切实的科学实验；第二，要重视幼儿家庭教育的科学实验；第三，对幼儿园的教育应进行系统、深入的科学实验与研究，要好示范性幼儿园；第四，必须重视和解决幼教玩具、教具的科学实验和制造，这是一个极为迫切的重大问题。"陈鹤琴先生的三个提案和几点建议为改革开放后我国幼儿教育事业的迅速恢复和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1981年，年近90的陈先生还为"六一"国际儿童节题词："一切为儿童、一切为教育、一切为四化。"同年11月，为浙江《幼儿教育》创刊题词："热爱、了解和研究儿童，教育他们使之胜过前人。"这既是对一切从事幼儿教育实践和理论研究工作者的谆谆教诲，也体现了陈先生热爱儿童、关心儿童教育事业的挚热情怀。纵览陈鹤琴先生的一生，是为中国儿童教育事业奉献的一生，为中国幼儿教育事业尽瘁的一生，继承、弘扬和发展陈鹤琴的幼儿教育思想，为新时期我国幼儿教育的改革和创新献力，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在《亲爱的自己》最新的故事发展中，朱一龙扮演的陈一鸣，终于结束了自己的待业阶段。在此前的剧情里，陈一鸣从一开始就被公司辞退。原本自信满满的他在求职路上却到处碰壁，虽然不得已自降身价，一时之间，也没能找到工作岗位。

而在《亲爱的自己》中，陈一鸣备受打击，甚至有些自暴自弃。他决定离开上海回到老家，逃离北上广。而在这个关键时刻，刘诗诗饰演的李思雨，又起到了关键作用。正是因为李思雨此前认识王总，又与其关系密切，王总对陈一鸣也抱有一定的好感，于是给陈一鸣提供了一份不错的工作机会。

当然陈一鸣还需要在工作岗位上证明自己。很显然，尽管王总让他入职自己的公司，但是对他也并没有完全信任，重要的工作会议，甚至都没有通知陈一鸣参加，涉及公司机密的内容，她也并没有让陈一鸣碰触。

不过这点难题，对于朱一龙扮演的陈一鸣来说，应该算不上太大的挑战。相信他很快就会以自己的能力，赢得王总的信任。并且还很有可能跟自己的老板，展开一段暧昧关系。其实陈一鸣的这份工作，说到底还是通过自己的女友——刘诗诗饰演的李思雨获得。这也让不少观众感到意外，原来之前错怪了陈一鸣

在此前的剧情里，李思雨原本通过自己的关系，为陈一鸣物色了一份不错的工作。但是陈一鸣对此断然拒绝，并且因为此事，与李思雨发生了数次争执，两人险些闹得不欢而散。当时很多观众都认为，陈一鸣之所以拒绝这份工作，是因为不想利用女朋友的关系，面子上挂不住。很多观众批评他，实在太大男子主义。

但事实上陈一鸣现在的工作，也是拜李思雨所赐，但是陈一鸣从始至终，并没有展现出太大的抵触。只是对于自己能否胜任，表现出一点担心。其实陈一鸣，之所以拒绝李思雨为他找到的第一份工作，根本就不是因为不想依靠女朋友。而是在陈一鸣看来，这份工作机会，是李思雨陪笑陪酒换来的。

对于陈一鸣来说，这点显然难以容忍，如果接受了这样一份工作，每天都要面对一个曾经对自己女朋友图谋不轨的老板，在心理上确实也难以承受。

其实朱一龙饰演的陈一鸣，在《亲爱的自己》这部电视剧里，本来也没有那么古板和固执。在失业之后，他也托了身边的关系，拜托朋友帮他物色工作机会。陈一鸣的性格，实在谈不上大男子主义。

一、开创中国现代幼儿教育的时期(1919－1928年)陈鹤琴先生1919年离美回国，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和东南大学任教授，开始了对儿童心理与教育的科学实验和研究。次年喜得长子陈一鸣，逐日对其身心发展进行周密的观察、实验和文字与摄影记录．连续808天，对孩子的身体、动作、摸仿、暗示感受性、游戏、好奇心、惧怕、知识、言语、美感、思想等多方面进行了系统的研究，积累了丰富的资料，发表了系列关于儿童心理及教育的论文，并于1925年出版《儿童心理之研究》和《家庭教育》两部著作。其中《家庭教育》一书论述了家庭教育的101条原则和教育孩子的具体方法，堪称为一部影响了中国几代人的家教经典，陶行知先生发表书评《愿与天下父母共读之》称著者"以科学的头脑、母亲的心肠做成此书，系近今中国出版教育专书中最有价值之著作。"1923年由东南大学教育科支持，办起南京鼓楼幼稚园，试验适合国情的中国化、科学化的幼稚教育，次年在《新教育》杂志上发表"现今幼稚教育之弊病"，指出中国普通幼稚园当时大概有四种弊病：一是与环境的接触太少，在游戏室的时间太多；二是功课太简单；三是团体动作太多；四是没有具体的目标。[1]1925年扩建鼓楼幼稚园园舍，邀请东南大学陆志韦等10人成立董事会，筹募资金，该园成为东南大学教育科实验幼稚园，派助教张宗磷协助研究工作，至此我国第一所幼稚教育实验中心诞生了。陈先生主持实验幼稚园的课程、故事、读法、设备和幼稚生应有的习惯和技能等，并与张宗麟合写《一年来南京鼓楼幼稚园实验概要》一文，由《新教育评论》发表。是年夏，主办东南大学幼稚师范讲习所，编写的讲稿《幼稚教育》围绕"为什么办幼稚园""幼稚教育的目标、原则、课程"等同题，对办中国化、科学化的幼稚园作了全面论述。1927年创办我国最早的幼稚教育研究刊物《幼稚教育》，同时发表《我们的主张》一文，根据自己办幼稚园的理论和实验总结，提出适合我国国情和幼儿发展特点的15条办园主张，其中涉及到适应国情、家园共宵、教育内容、幼稚园课程、教师素养、师幼关系、教法、设备、评价等方面的内容，这15条信条为当时中国的幼稚教育指明了道路，正如陈先生所言："我们所主张的15条信条当然不是金科玉律尽善尽美，但从现在中国幼稚教育的情形来看，这15条信条也许是治病良方呢!"[2]是年，在《幼稚教育》上发表《幼稚教育之新趋势》，根据世界幼稚教育发展的情况，提出幼稚教育发展的7种新趋势：注重自由活动、注重户外活动、厘定课程、规定标准、研究幼稚生心理、幼稚园与一年级应联络、蒙养园运动，[3]种新趋势对当时我国幼稚教育的发展都有指导价值和意义。1928年，陈先生负责全国幼稚园课程标准的草拟和制定工作，5月与张宗麟合著《幼稚教育丛刊》，出版《幼稚园的读法》《幼稚园的故事》《幼稚园的课程》和《幼稚园的设备》，同时，反对小学和幼稚园的分科教学法，提倡"整个教学法"，主张把儿童所应该学的东西整个地、有系统地教给儿童。次年8月，陈先生负责编制的《幼稚园课程暂行标准》经中小学课程标准起草委员会审查通过，由教育部颁发在全国试行。该课程标准由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为幼稚教育总目标，第二部分为课程范围，包括音乐、故事和儿歌、游戏、社会和自然、工作、静息、餐点7个方面的内容，第三部分是教育方法，提出了17种教育方法及要点。该标准成为指导我国当时幼稚教育的纲领性文件．使我国的幼稚教育不再盲目仿效他人，它对推动我国幼稚教育的改革和发展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该时期丰富的幼儿教育思想的产生，既有其独特的历史背景和社会现实原因，也不可忽视陈先生的个人因素。从内因来说．陈先生1914年清华毕业赴美留学，考取的是庚子赔款奖学金，陈先生说："清华大学经费来自美国退还的庚款，我游学美国也用的是庚款，庚款是什么呢?还不是中国人民的民脂民膏!人民的脂膏栽培了我，我如何不感激呢!如何不思报答呢!"[4]他在启程去美国之前，原本想学医，在横渡太平洋的邮船上，他改变了注意，认为要挽救病弱的中国，必须从教育人做起，而儿童是国家的未来和希望，儿童教育是国民教育的基础，他决定把一生献给祖国的儿童教育事业，他的志向得到同舟赴美的陶行知先生的赞赏，后来两人一起在哥仑比亚大学攻读教育学硕士；另一主要内因是陈先生对儿童无限的热爱，正如陈先生所言："我是喜欢儿童的，儿童也是喜欢我的"，他呼吁全社会都来"热爱儿童""尊重儿童""一切为儿童"，正是陈先生对儿童的这种纯爱，才确定了他献身儿童教育事业的人生志向。从外因来说，陈先生留美期间．师从克伯屈、孟禄、桑代克、罗格等知名教授，系统学习了美国的教育学说及心理学的实验、研究方法．对克伯屈采用的启发式教学法，深感受益。回国后，正值"五四"新文化教育运动时期，他以亲身经历批判封建宗法制陈腐教育对儿童的束缚与残害，针对当时中国的幼儿教育被外国教会所垄断、全盘西洋化的现状，疾呼："幼稚教育抄袭西洋，不切合中华民族性，不适合中国国情，不能使中国儿童适应。"[5]加之回国后就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授儿童心理学课程．对早期儿童心理发展作了连续而周密细致的观察和研究，这些内外因素交织在一起，更坚定了他从幼儿教育人手，探索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符合幼儿身心发展特点和规律的中国化、科学化、民主化、大众化的现代幼儿教育之路的决心。二、广泛开展教学实验和研究，编写各类儿童课本和读物的时期(1928－1939年)经过陈先生和先辈们的共同努力，中国的幼儿教育迈出了可喜的第一步，此时从教会手中收回教育权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陈先生凭着对祖国的满腔热情，对儿童的热爱，受聘于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华人教育处任处长．为更多的中国儿童办学。在主持教育处工作11年期间．办的6所小学都附设幼稚园，并在小学和幼稚园大力提倡各种教学实验和教学研究活动，仍然关心幼稚教育的发展，编写了系列适合儿童特点的各类儿童课本和课外读物：1931年在《儿童教育》上发表《四年来中国之幼稚教育》，次年，与陶行知、张宗麟合著并出版《幼稚教育论文集》，编写出版《幼稚园课本》16册；1935年在《新闻报》上发表《对于儿童年实施后的宏愿》，要求全民族、全社会都来关心和教育儿童，为维护和保障儿童权益奋斗；1937年7月，正值卢沟桥事件发生之时，中华儿童教育社在北平举行第7届年会，陈先生参加主席团讨论学前儿童教育问题，坚持到会议结束才带领南方与会同志绕道回沪，可见他对幼儿教育问题的关心和重视。是年，在《播音教育月刊》上发表《怎样做父母》《怎样教小孩》；1938年与钟昭华合编出版《南京鼓楼幼稚园儿童生活写真》。陈鹤琴先生认为，要使幼稚教育发展，必须发动和组织更多的人合作来做，他说："推敲切磋，真理才出；科学进步，端在合作。""实地研究的人愈多愈好。"[6]在这一思想主导下，他大力创办儿童教育学术团体和刊物，20年代他发起组织幼稚教育研究会，1929年在此基础上创建中华儿童教育社，到30年代发展成为当时全国最大的儿童教育学术团体，还主编《幼稚教育》《儿童教育》《小学教师》等刊物，广泛交流经验，扩大宣传，有力地推动了我国幼儿教育在战时的发展。三、活教育理论体系形成、较完整幼稚师范教育体系建立的时期(1939－1949年)二三十年代的中国，经济上贫穷落后，老百姓一贫如洗，人民生活极其艰难，科学技术极不发达，教育也陷入陈旧腐败、抄袭外国、停止不前的局面．幼儿教育显得尤为突出。对此．陶行知先生曾尖锐地揭露：当时国内的幼稚园害了三种病，即外国病、花钱病、富贵病。陈鹤琴先生面对旧教育的全盘西化、脱离实际、死读书本的时弊，也严肃地指出："今日抄日本，明日抄美国，抄来抄去到底弄不出什么好的教育来。"陶行知先生曾把旧中国陈旧腐败的教育概括为"教死书、死教书、教书死"，针对当时的这种教育现状，陈先生认为自己有责任去改变，他要下决心使这种腐败的"死教育"变为"前进的、活泼的、有生气的教育"。陈鹤琴先生青年时期受到欧美新教育思潮的影响。特别是受到以杜威为代表的美国资产阶级进步教育运动的影响。这一进步教育运动抨击当时传统教育的形式主义教学方法，反对以教师、教材为中心和对儿童活动的束缚．强调儿童的主动性和学习兴趣，提倡"做中学"的教学方法，提倡"实验"的精神。陈先生十分赞赏这种观点。他借鉴了杜威教育思想中正确合理的部分，正如陈先生自己所言："最知名的教育家之一杜威博士所提倡的美国进步主义教育，对形成中国的活教育运动起了相当的影响。"[7]但是，陈先生的借鉴不是盲目的，他在本国进行幼儿教育实验研究的过程中指出："要晓得我们的小孩子不是美国的小孩子，我们的历史、我们的环境与美国不同，我们的国情与美国的国情又不是一律；所以他们视为好的东西在我们用起来未必都是优良的。""总之．幼稚园的设施，总应当处处以适应本国国情为主体，至于那些具有世界性的教材和教法，也可以采用，总以不违反国情为唯一条件。"[8]另外，陈先生对欧洲11国的教育考察，也促使他下决心在中国实验活教育。1934年7月，陈鹤琴先生开始了长达7个月的欧洲教育考察，他参观了许多新型的实验学校，与各国的教育专家进行了教育问题的讨论，对各国的教育有了大致的了解和整体的把握，这使他对"新教育"的源头--欧洲新教育有了真实的感受，从中看到了现代世界教育发展趋势的共同特性，认为这是中国教育值得借鉴的。特别是各国教育都注重"做"，注重培养儿童的动手能力和创造精神，这给了陈先生很大的启发，为他在中国实践活教育指明了方向。陈鹤琴先生在活教育实验过程中，得到了陶行知先生的支持和帮助，他特别赞赏和佩服陶行知"教学做合一"的思想，陈先生汲取了杜威的"做中学"、陶行知的"教学做合一"，提出了"做中教，做中学，做中求进步"的教育思想。但是，陈鹤琴和陶行知的思想都超越了杜威的教育思想，是在实验本国教育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是符合中国国情的。从内因来说，陈先生从小就接受私塾教育，对中国传统教育的弊端深有体会，即便清王朝被推翻，教育有了长足的进步，但教学方法仍很死板，学校活动的中心仍是老师，教材的内容往往远离学生生活。陈先生说："他们机械的、被动的被灌输以有限的所谓知识食粮，而实际上它们却难以消化--没有机会去接触大自然。只要他们读和写，而从不要求他们自己去想去做。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活教育植下种子，生根发芽，开出花朵。"[9]1940年陈先生赴重庆参加国民教育会议，途经桂林时给中山学校题词："教活书、活教书、教书活；读活书、活读书、读书活"，[10]4月谢绝留在重庆任教育部国民教育司司长之职，表示"要做事，不做官"，回到江西，邀集一批有志人士在泰和大岭山上以"荒山辟乐园"的精神办起了"扛西省立实验幼稚师范学校"，实验"活教育"，实现了由中国人自己培养幼教师资的宏愿。其实．陈先生早在20年代就迫切的感到，要实现幼儿教育的中国化、科学化，不能靠外国教会控制幼教师资的训练，必须由中国人自己来培训师资。早在1928年他就提出《各省师范学校急需设幼稚科案》，建议"就环境适应之地，开设幼稚师范学校，或就各省之师范内，添设幼稚科，以培养专门人才，供给良好师资。"[11]江西省立实验幼稚师范学校的创建就迈出了这第一步。是年，确定并实施活教育的思想："做人，做中国人，做现代中国人"即目的论；"大自然、大社会，都是活教材"即课程论；"做中教，做中学，做中求进步"即方法论。"[12]1941年1月，陈先生主编的《活教育》月刊创刊，确定的刊物宗旨是：建设教育理论、辅导教师进修、提供具体教材、讨论实际方法，并发表《活教育与死教育》一文。继而发表活教育的17条教学原则：凡是儿童自己能够做的，应当让他自己做；凡是儿童自己能够想的，应当让他自己想；你要儿童怎样做，就应当教儿童怎样学；鼓励儿童去发现他自己的世界；积极的鼓励胜于消极的制裁；大自然、大社会都是我们的活教材；比较教学法；用比赛的方法来增进学习的效率；积极的暗示胜于消极的命令；替代教学法；注意环境、利用环境；分组学习，共同研究；教学游戏化；教学故事化；教师教教师；儿童教儿童；精密观察。[13]1942年，在《活教育》月刊上发表《活教育要怎样实施》，总结子两年来活教育实施的经验，长．为更多的中国儿童办学。在主持教育处工作11年期间．办的6所小学都附设幼稚园，并在小学和幼稚园大力提倡各种教学实验和教学研究活动，仍然关心幼稚教育的发展，编写了系列适合儿童特点的各类儿童课本和课外读物：1931年在《儿童教育》上发表《四年来中国之幼稚教育》，次年，与陶行知、张宗麟合著并出版《幼稚教育论文集》，编写出版《幼稚园课本》16册；1935年在《新闻报》上发表《对于儿童年实施后的宏愿》，要求全民族、全社会都来关心和教育儿童，为维护和保障儿童权益奋斗；1937年7月，正值卢沟桥事件发生之时，中华儿童教育社在北平举行第7届年会，陈先生参加主席团讨论学前儿童教育问题，坚持到会议结束才带领南方与会同志绕道回沪，可见他对幼儿教育问题的关心和重视。是年，在《播音教育月刊》上发表《怎样做父母》《怎样教小孩》；1938年与钟昭华合编出版《南京鼓楼幼稚园儿童生活写真》。陈鹤琴先生认为，要使幼稚教育发展，必须发动和组织更多的人合作来做，他说："推敲切磋，真理才出；科学进步，端在合作。""实地研究的人愈多愈好。"[6]在这一思想主导下，他大力创办儿童教育学术团体和刊物，20年代他发起组织幼稚教育研究会，1929年在此基础上创建中华儿童教育社，到30年代发展成为当时全国最大的儿童教育学术团体，还主编《幼稚教育》《儿童教育》《小学教师》等刊物，广泛交流经验，扩大宣传，有力地推动了我国幼儿教育在战时的发展。三、活教育理论体系形成、较完整幼稚师范教育体系建立的时期(1939－1949年)二三十年代的中国，经济上贫穷落后，老百姓一贫如洗，人民生活极其艰难，科学技术极不发达，教育也陷入陈旧腐败、抄袭外国、停止不前的局面．幼儿教育显得尤为突出。对此．陶行知先生曾尖锐地揭露：当时国内的幼稚园害了三种病，即外国病、花钱病、富贵病。陈鹤琴先生面对旧教育的全盘西化、脱离实际、死读书本的时弊，也严肃地指出："今日抄日本，明日抄美国，抄来抄去到底弄不出什么好的教育来。"陶行知先生曾把旧中国陈旧腐败的教育概括为"教死书、死教书、教书死"，针对当时的这种教育现状，陈先生认为自己有责任去改变，他要下决心使这种腐败的"死教育"变为"前进的、活泼的、有生气的教育"。陈鹤琴先生青年时期受到欧美新教育思潮的影响。特别是受到以杜威为代表的美国资产阶级进步教育运动的影响。这一进步教育运动抨击当时传统教育的形式主义教学方法，反对以教师、教材为中心和对儿童活动的束缚．强调儿童的主动性和学习兴趣，提倡"做中学"的教学方法，提倡"实验"的精神。陈先生十分赞赏这种观点。他借鉴了杜威教育思想中正确合理的部分，正如陈先生自己所言："最知名的教育家之一杜威博士所提倡的美国进步主义教育，对形成中国的活教育运动起了相当的影响。"[7]但是，陈先生的借鉴不是盲目的，他在本国进行幼儿教育实验研究的过程中指出："要晓得我们的小孩子不是美国的小孩子，我们的历史、我们的环境与美国不同，我们的国情与美国的国情又不是一律；所以他们视为好的东西在我们用起来未必都是优良的。""总之．幼稚园的设施，总应当处处以适应本国国情为主体，至于那些具有世界性的教材和教法，也可以采用，总以不违反国情为唯一条件。"[8]另外，陈先生对欧洲11国的教育考察，也促使他下决心在中国实验活教育。1934年7月，陈鹤琴先生开始了长达7个月的欧洲教育考察，他参观了许多新型的实验学校，与各国的教育专家进行了教育问题的讨论，对各国的教育有了大致的了解和整体的把握，这使他对"新教育"的源头--欧洲新教育有了真实的感受，从中看到了现代世界教育发展趋势的共同特性，认为这是中国教育值得借鉴的。特别是各国教育都注重"做"，注重培养儿童的动手能力和创造精神，这给了陈先生很大的启发，为他在中国实践活教育指明了方向。陈鹤琴先生在活教育实验过程中，得到了陶行知先生的支持和帮助，他特别赞赏和佩服陶行知"教学做合一"的思想，陈先生汲取了杜威的"做中学"、陶行知的"教学做合一"，提出了"做中教，做中学，做中求进步"的教育思想。但是，陈鹤琴和陶行知的思想都超越了杜威的教育思想，是在实验本国教育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是符合中国国情的。从内因来说，陈先生从小就接受私塾教育，对中国传统教育的弊端深有体会，即便清王朝被推翻，教育有了长足的进步，但教学方法仍很死板，学校活动的中心仍是老师，教材的内容往往远离学生生活。陈先生说："他们机械的、被动的被灌输以有限的所谓知识食粮，而实际上它们却难以消化--没有机会去接触大自然。只要他们读和写，而从不要求他们自己去想去做。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活教育植下种子，生根发芽，开出花朵。"[9]1940年陈先生赴重庆参加国民教育会议，途经桂林时给中山学校题词："教活书、活教书、教书活；读活书、活读书、读书活"，[10]4月谢绝留在重庆任教育部国民教育司司长之职，表示"要做事，不做官"，回到江西，邀集一批有志人士在泰和大岭山上以"荒山辟乐园"的精神办起了"扛西省立实验幼稚师范学校"，实验"活教育"，实现了由中国人自己培养幼教师资的宏愿。其实．陈先生早在20年代就迫切的感到，要实现幼儿教育的中国化、科学化，不能靠外国教会控制幼教师资的训练，必须由中国人自己来培训师资。早在1928年他就提出《各省师范学校急需设幼稚科案》，建议"就环境适应之地，开设幼稚师范学校，或就各省之师范内，添设幼稚科，以培养专门人才，供给良好师资。"[11]江西省立实验幼稚师范学校的创建就迈出了这第一步。是年，确定并实施活教育的思想："做人，做中国人，做现代中国人"即目的论；"大自然、大社会，都是活教材"即课程论；"做中教，做中学，做中求进步"即方法论。"[12]1941年1月，陈先生主编的《活教育》月刊创刊，确定的刊物宗旨是：建设教育理论、辅导教师进修、提供具体教材、讨论实际方法，并发表《活教育与死教育》一文。继而发表活教育的17条教学原则：凡是儿童自己能够做的，应当让他自己做；凡是儿童自己能够想的，应当让他自己想；你要儿童怎样做，就应当教儿童怎样学；鼓励儿童去发现他自己的世界；积极的鼓励胜于消极的制裁；大自然、大社会都是我们的活教材；比较教学法；用比赛的方法来增进学习的效率；积极的暗示胜于消极的命令；替代教学法；注意环境、利用环境；分组学习，共同研究；教学游戏化；教学故事化；教师教教师；儿童教儿童；精密观察。[13]1942年，在《活教育》月刊上发表《活教育要怎样实施》，总结子两年来活教育实施的经验，教育内涵、提高教育效率案》《建议根据专业学习，让幼教干部归队，加强科学技术研究、提高工作效率案》。陈先生虽从政，但热爱、关心幼教事业之心依然强烈。1979年，陈先生在全国政协五届二次会议小组发言中讲到："这次我借出席五届二次政协会议之机，提出了三点提案：1．在全国各省市恢复或建立幼儿师范学校，以培养幼教师资。2在全国各省市高等师范学校恢复或建立幼儿园和实验小学，作为进行科学实验取得系统经验的场所。3．设立儿童玩具、教具、设备的研究室和实验工厂。这三点提案，经提案审查委员会审查已建议国务院交教育部会同有关部门研究办理。"[19]是年11月在全国幼儿教育研究会成立大会上，被推选为名誉理事长，并发表讲话，讲话就开展幼儿教育科学研究提出了以下几点建议：第一，要对于作为幼儿教育基础的儿童心理作全面、系统、切实的科学实验；第二，要重视幼儿家庭教育的科学实验；第三，对幼儿园的教育应进行系统、深入的科学实验与研究，要办好示范性幼儿园；第四，必须重视和解决幼教玩具、教具的科学实验和制造，这是一个极为迫切的重大问题。"陈鹤琴先生的三个提案和几点建议为改革开放后我国幼儿教育事业的迅速恢复和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1981年，年近90的陈先生还为"六一"国际儿童节题词："一切为儿童、一切为教育、一切为四化。"同年11月，为浙江《幼儿教育》创刊题词："热爱、了解和研究儿童，教育他们使之胜过前人。"这既是对一切从事幼儿教育实践和理论研究工作者的谆谆教诲，也体现了陈先生热爱儿童、关心儿童教育事业的挚热情怀。纵览陈鹤琴先生的一生，是为中国儿童教育事业奉献的一生，为中国幼儿教育事业尽瘁的一生，继承、弘扬和发展陈鹤琴的幼儿教育思想，为新时期我国幼儿教育的改革和创新献力，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一、儿童不是“小人”——陈鹤琴的儿童观(一)传统儿童观的谬误从陈鹤琴先生的经历来看，他对中外教育都有切身的体会，因而对不同时空背景下教育所预设的对儿童的看法也有相当的了解。尤其是通过国内新式学堂与传统私塾的对比和西方教育与传统教育的对比，陈鹤琴认为我国传统教育“它的弱点太多，它的组织，它的内容，太不适应现代的情形了。”(《陈鹤琴全集·第六卷》P535，以下只标卷数及页码)究其根源，当然是传统社会对儿童的看法使然。陈鹤琴说，“常人对于儿童的观念之误谬，以为儿童是与成人一样的，儿童的各种本性本能都同成人一色的，所不同的，就是儿童的身体比成人小些罢了。……我们为什么叫儿童穿起长衫来?为什么称儿童叫‘小人’?为什么不准他游戏?为什么迫他一举一动要像我们成人一样?这岂不是明明证实我们以为儿童同成人一样的观念么?”(一卷，P1)应该说，在“五四”之后，对旧儿童观的批判，陈鹤琴虽不是最猛烈的，但他是站在专业者的立场上，理性地剖析旧儿童观的缺陷。更重要的是，他在批判之后，还有建设。(二)儿童心理之研究他首先开始了对儿童心理的研究，这在当时国内是绝无仅有的，使人们对儿童的认识第一次有了科学的依据。陈鹤琴对其长子陈一鸣的观察记录，不仅是为了讲授儿童心理学的需要，更重要的是他本身对孩子的喜爱以及对传统儿童观的不满。正如他所说，“我素来很喜欢小孩子，小孩子也很喜欢我。”(一卷，P11)他最初将儿童的心理特征概括为“四心”，即好动心、模仿心、好奇心和游戏心。这些心理特征的描述与传统社会对儿童的心理预期是颇为冲突的，而陈鹤琴将这些特征详加描述并提出了怎样教育儿童的方法。在他看来，“对于儿童的观念，不得不改变；施行教育的方法，不得不研究”。(一卷，P1)在研究的基础上，他认为：“儿童不是成人的缩影，而是有他独特的生理、心理特点的。幼儿期是身体和智力发展的极为重要的时期，必须掌握其特点、掌握其生长发展的科学规律，才能把幼儿教好、养好。”(三)家庭教育在《儿童心理之研究》出版的同一年，《家庭教育》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这两本书同年出版，确实是相得益彰，反映了陈鹤琴更普遍的革新旧有儿童观的努力。他在《自序》中说：“小孩子不但是难养的，而稍明事理的人，知道也难教得很!”“我们知道幼稚期(自出生至七岁)是人生最重要的一个时期，什么习惯、语言、技能、思想、态度、情绪都要在此时期打一个基础，若基础打得不稳固，那健全的人格就不容易形成了。”(二卷，P674—675)他把《儿童心理之研究》中所提的“四心”发展为七个方面，认为儿童好游戏、好模仿、好奇、喜欢成功、喜欢野外生活、喜欢合群、喜欢称赞，以十分通俗化的语言向父母们揭示了孩子的天性，并要求家长“必须根据儿童的心理始能行之得当。若不明儿童的心理而妄施以教育，那教育必定没有成效可言的。”(二卷，P686)因此，在对儿童的看法上，他提出，要使儿童教育科学化，首先要正确了解儿童，正确对待和教育儿童。他的儿童观建立在爱的基础之上，这表现在对儿童的理解、信任和尊重，充分体现了民主化的教育思想。他认为，儿童是有生命力和生长力的，富有潜力和创造力，只要善于引导都可以成才；儿童应该享受到应有的权利和幸福。他把树立科学的、正确的儿童观、教育观作为弃1日立新、改革教育的突破口。可以看出，陈鹤琴先生的儿童观，是建立在对儿童的爱和科学研究的基础上的，这也是我们今天特别强调的。二、“我们的主张”——陈鹤琴的教育观(一)南京鼓楼幼稚园的课程实验陈鹤琴回国的时候，中国的幼儿园教育产生不过十几年。这十多年除了照抄照搬外国的经验、为有钱人服务外，剩下的恐怕只有这种新的教育机构形式了。当时，一些人已经意识到这些问题，如陶行知指出“幼稚园害了三种大病”，张雪门指出要发展有别于日本式和宗教式的普通幼稚园。而陈鹤琴却指出，即便是普通幼稚园也有四种弊病：“与环境接触太少，在游戏室的时间太多”，“功课太简单”，“团体动作太多”，“没有具体的目标”。(二卷，P1—4)针对这一情况，陈鹤琴觉得自己有责任去改变。但普通的幼稚园应该如何克服这些弊病，究竟应该如何来办，是非实验不可的。这里没有现成的东西可借鉴。当然，陈鹤琴也受到当时世界教育思潮的影响。“最近的教育思潮是注重实验，这是从美国实验主义派的哲学来的，杜威、弥勒等主张得最有力。这个思潮，影响到各种教育，使各种教育的各个方面都起了变化。……幼稚教育是各种教育之一种，当然也应该依着实验的精神去研究。”(二卷，：P29)陈鹤琴在鼓楼幼稚园进行了一系列的实验，涉及课程、教法、幼儿习惯及设备与玩具等诸多方面，但用力最大、影响最深的要算是课程实验了。这个实验前后经历了不断调整的三个阶段：散漫期、论理组织期和设计组织期。简单而言，就是经历了一个儿童自发活动、教师预定活动和有必要预备的儿童自发活动这三个阶段。最后一个时期是最为成熟、合理的，陈鹤琴认为是可以试行的，并经试行认为是适用的。鼓楼幼稚园的课程实验在1927年之后迅速推及南京乃至播及全国，并进而将其精神体现在1928年的《幼稚园课程暂行标准》中，成了全国幼稚同课程的范本。可见，陈鹤琴用力之深．成果之重。现在看来，鼓楼幼稚园的课程实验实际上是在两种课程模式之间寻求某种平衡，而我们当今的幼儿园课程改革，又何尝不是在寻求这种平衡呢?我们现在幼儿园课程改革要探讨的核心问题就是教师预设课程与幼儿生成课程之间的关系。针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分科课程的弊端，通过20多年的改革，近年来开始强调幼儿园课程的生成性。鼓楼幼稚园的课程实验，实际上就是经由了幼儿生成活动——教师预设活动——教师预设与幼儿生成活动有机结合的一个实验过程。陈鹤琴不到两年的实验，倒是我们这么多年幼儿团课程改革的缩影呢!另外，我们当今的幼儿团课程改革强调一种整合的课程观和教育观，而非将知识分门别类地教给孩子，因为这不符合孩子的认知特点和生活经验。陈鹤琴在鼓楼幼稚园的实验中显然已经提出了这样的主张，他的单元课程模式和“整个教学法”就与当今的幼教改革完全吻合。总之，经过鼓楼幼稚园两年的实验，陈鹤琴对幼稚教育的看法已经成熟，进而提出了幼稚园教育的系统主张。(二)“我们的主张”1927年，陈鹤琴发表《我们的主张》，这可以说是他对前一阶段实验的系统总结和升华，也是对陶行知、张雪门等提出的幼稚园所害综合症开的一副药方。有人称之为“中国化幼稚园教育的宣言书”。陈鹤琴说：“我们现在办这个幼稚同，是先有了研究，再根据儿童的心理、教育的原理和社会的现状，确定下面的几种主要做法。”(二卷，P110)这些主张包括：(1)幼稚园是要适应国情的；(2)幼稚教育是幼稚园与家庭共同的责任；(3)凡儿童能够学的而又应当学的，我们都应当教他；(4)幼稚园的课程可以用自然、社会为中心；(5)幼稚园的课程须预先拟订，但临时得以变更；(6)我们主张幼稚园第一要注意的是儿童的健康；(7)我们主张幼稚园要使儿童养成良好的习惯；(8)我们主张幼稚园应当特别注重音乐；(9)我们主张幼稚园应当有充分而适当的设备；(10)我们主张幼稚园应采用游戏式的教学法去教导儿童；(11)我们主张幼稚生的户外生活要多；(12)我们主张幼稚园多采用小团体的教学法；(13)我们主张幼稚园的教师应当是儿童的朋友；(14)我们主张幼稚园的教师应当有充分的训练；(15)我们主张幼稚园应当有种种标准可以随时考查儿童的成绩。这15条主张几乎涉及了幼儿教育的各个方面，是对中国化幼稚园教育探索的全面总结。它基本上可以标志着自1903年中国幼稚园产生以来终于走出了一条中国化之路，而这条路是南陈鹤琴等开辟的。当然，这只是一个起点，一个完整的幼儿教育体系还正等着陈鹤琴去建设呢!(三)完整的幼儿教师教育体系陈鹤琴初办鼓楼幼稚园时。聘请了包括张宗麟、甘梦丹等在内的专门人才。但幼稚园师资的最恰当的来源。应由专门的机构来培养。1926年以前，中国只有外国教会办的以培养忠实教徒为目的的几所幼稚师范。1927年之后，“培养师资的机关颇有如雨后春笋，蓬勃生长之势。”(二卷，P329—330)但公立的独立幼师，却是没有的。1940年，陈鹤琴谢绝了教育部国民教育司司长之职，在江西泰和创办“江西省立实验幼稚师范学校”，这是我国第一所公立幼师，三年后改为国立，并添设专修科。1945年，他又主持建立上海幼师，国立幼专也迁往上海。江西幼师以及上海幼师、幼专的学生毕业后，绝大多数都成为全国幼教战线上的骨干力量，为幼稚园教育的发展注入了强大的动力。新中国成立后，1949年，陈鹤琴任南京大学师范学院(后改为南京师范学院)院长，兼任幼教系主任。至此，可以说，中国各层次的幼稚师范教育体系都由陈鹤琴着手创立了。此外，他还对幼儿园玩教具进行了专门的研究和实践，甚至创办了多所儿童玩具厂，并为儿童编写了各种读物和教科书。可以说，凡是与幼儿教育相关的，陈鹤琴都是做了努力并取得成就的，而这些成就汇聚起来，集大成为“活教育”理论。三、“一个新的教育运动”——陈鹤琴先生的“活教育”理论(一)吸取古今中外的教育精华“活教育”的提法，最早受到陶行知的影响。陶行知批判中国旧教育是“教死书，死教书，教书死；读死书，死读书，读书死。”1922年，他在一次演讲中就谈到了“活的教育”。而他于1927年创办的南京晓庄试验乡村师范学校，就是一所试验“活的教育”的学校，陈鹤琴应邀出任其第二院(幼稚师范院)院长。“活教育”的思想，在20世纪30年代末就已形成，但只有到了创办江西幼师时，“活教育”才有了真正实施的土壤。1940年，陈鹤琴在江西发表过一次演讲，题目就是《什么叫做“活教育”》，这可以说是“活教育”开场的号角。陈鹤琴说，“‘活教育’并不是一项新发明。它的理论曾被世界上不同的教育权威倡导过。当作者从1914年到1919年在美国接受教育时，最知名的教育家之一杜威博士所提倡的美国进步教育，对形成中国的‘活教育’运动起了相当的影响。”(六卷，P295)可见，“活教育”与当时欧美掀起的“新教育运动”是有渊源的，对它们的成果是有借鉴的。但更重要的是，“活教育”是陈鹤琴自身实践的结果。正如他自己所言：“‘活教育’在产生和提出之前是有其先行的。在作者的主持下，在中国的教育领域已实施了许多项目和实验，这为‘活教育’运动的到来铺平了道路。”(六卷，P297)(二)“活教育”的实践江西幼师创办的整个过程都是“活教育”的具体实践。在幼师未开办之前，陈鹤琴先创办了南昌实验小学新池分校，因为在幼师建筑和辟荒的三五个月时间里，他们也觉得有开展教育的需要，而老百姓又有着迫切的需求。所以，在幼师开办之前，“活教育”就已经开展了。1940年10月1日，幼师正式开学。但由于学校尚未完工，于是开学实际上就是全校师生集体劳动生活的开始。“劳动生活课”成了幼师学生的公共必修课，光会读书而不愿做事的书呆子是不受欢迎的。1947年2月。上海市立幼师改为女师，它成了陈鹤琴在上海实施“活教育”的主要基地，这充分体现在他继续推广课程改革实验，全面推行“五指活动”新课程方案的努力中。当时女师就将所有科目纳入到健康、社会、科学、艺术、文学等五种整体关联的活动中进行教学。(三)“活教育”的理论体系“活教育”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它包括：三大目标，十七条教学原则，学习的四个步骤，“五指活动”计划，活教育的十个特点，训育的十三条基本原则。(六卷，。P300—307)整个体系由三大目标——做人，做中国人。做现代中国人；大自然、大社会是知识的主要源泉；做中学，做中教，做中求进步——统领，构成了陈鹤琴学前教育思想的最高成就。陈鹤琴说：“活教育的目的是为培养一个人，一个中国人和一个现代中国人。”具体来说，就是要培养具有以下几个方面条件的“现代中国人”：要有健全的身体；要有创造的能力；要有服务的精神；要有合作的态度；要有世界的眼光。从这里可以看出他对国家对民族的情怀，他的宽广的眼界和非凡的远见。陈鹤琴先生在谈到“活教育”的课程时，提出“把大自然、大社会做为出发点，让学生直接向大自然、大社会去学习”。他对传统教育中过分注重书本知识的教学加以批评。他认为书本上的知识是死的，是间接的，书本只可以适当用作参考。具体在课程编制上，他提出了“五指活动”的新课程方案。陈鹤琴先生“活教育”的方法论吸收了杜威“做中学”的思想，但又更进了一步，不但要做中学，还要做中教，做中求进步。他说：“我们强调儿童各类生活活动都要在户外，包括游戏、劳作、与大自然接触活动、自我表达课程、使用工具锻炼等，而不是像过去那样都在室内进行。”对于“活教育”的教学方法，他进行了长期的实践研究，提出了教学的17条原则。至此，陈鹤琴先生的“活教育”大厦算是构建完工了，尽管在这之后，他一直还在不断完善。这座大厦今天看来已经成为一座丰碑。当然，陈鹤琴先生也是有不少的同行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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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万里河东入海,五千仞岳上摩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