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新闻思想研究论文

两份我已拿走，中国新闻监管不建馆都无所谓。

出版自由，是列宁从参加革命时起就憧憬的一种新闻出版政策，因为他生长在沙皇俄国极端专制主义的统治下，人民毫无自由和权利，“一切出版物，一切报刊都 处于奴隶的地位，得不到政府官吏的许可，它们就不敢刊载任何东西”，任何一种非官方许可的出版活动都被看成是政治罪而受到惩罚。[1]列宁本人早期在国内 从事的写作和报刊活动不得不处于秘密状态，多次被沙皇警察破获而坐牢和流放。因此，列宁1896年在流放地起草的党纲中的最低纲领 中就提出了实现政治自由（包括出版自由）的九条具体目标。后来在1899年和1903年起草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纲领中，“绝对的出版自由”（又译为“出 版自由不受限制”）[2]被列为党的最近的奋斗目标之一。这种表述，直到1917年6月列宁为党的六大写的修改党章的材料，没有改动过，其行文是：“信 仰、言论、出版、集会、罢工和结社的自由不受限制。”[3]列宁1896年就实现政治自由的意义写道：“工人最迫切的要求和工人阶级影响国家事务的首要任务，应该是争得政治自由，即争取以法律（宪法）保证全体人民直接参加国家管理，保证全体公民享有自由集会、自由讨论自己的事情和通过各种团体与报纸影响国家事务的权利。”[4] 二十多年后的1917年9月，即十月革命前夕，列宁再次谈到出版自由，他的定义是：“出版自由就是全体公民可以自由发表一切意见。”[5] 这里面显然带有思想的连续性。为了全面理解列宁的出版自由思想，需要回顾他关于政治自由（包括出版自由）的全部论述。一 列宁十月革命前为什么赞扬西方国家的政治自由 谈到列宁论西方国家的出版自由，给人们留下印象最深的，是他对西方出版自由的激烈批判和几乎完全否定性的言论，列宁这方面的言论均是十月革命后发表的， 当时新生的苏维埃俄国被国际帝国主义包围，遭到了全世界资产阶级报刊的攻击。而列宁十月革命前许多关于西方国家的人民如何享有政治自由的话，几乎没有被人 引证过。要全面理解列宁，就要了解这方面的论述。在列宁的著作里，使用“政治自由”的频率比“出版自由”更多些，前者包含后者，通常是指言论、出版、信 仰、集会、结社、罢工这六项自由权利。下面分国家举例来看列宁对这些国家政治自由的评价： 关于美国，“在美国，自由是最充分的”，“在美国和其他先进国家，不存在中世纪特权，全体公民在政治权利上是平等的。”[6]关于英国，英国有政治上的完全自由，“是世界上最富有、最自由和最先进的国家之一。”[7] 关于法国，“那里的工人有政治自由，有自己的工会、自己的报纸、自己的议会代表。”[8] 关于德国，选举制“这个条件在有政治自由的国家中是不成问题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全体党员自然都能胸中有数地决定是否选举这个活动家来担任党的某种职务。”[9] 关于瑞士，“瑞士人民直到现在还享受着和平幸福和较多的政治自由。”“整个国家制度和国家管理机构方面最大限度地实行民主制”。[10]关于比利时，“在比利时早就确立了巩固的立宪制度，政治自由早就成了人民的财富。工人有了政治自由，就有了宽广的道路。”[11] 正是借助于西方国家的政治自由，列宁得以在国外自由地出版党报和召开各种党的会议。列宁赞扬西方国家政治自由的同时，也指出了它的不彻底性，但一般情况下点到为止，这种赞扬是以俄国的极端专制制度作为对立面参照系的，因此是相对而言。 如果注意他论述时的背景，可以发现大多是在谈到这种自由如何有利于工人运动时讲的，其出发点与马克思和恩格斯当年论述出版自由与工人运动的关系很相近。 列宁认为：争取出版自由“将使我们有可能进行广泛的、公开的和群众性的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使阶级斗争更自觉、更广泛地进行，使人民中最落后的阶层卷 入斗争，教会他们学习政治，学习如何捍卫自己的利益。”[12] 列宁肯定西方的政治自由，在认识上还有一层更重要的含义，即资产阶 级的政治自由是无产阶级走向社会主义的必经之路。他写道：“除了资产阶级自由和资产阶级进步的道路，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其他道路可以使无产阶级和农民得到 真正的自由。我们不应当忘记，现在除了充分的政治自由，……没有而且也不会有其他手段可以加速社会主义的到来。”[13]直到十月革命前夕他写的《国家与 革命》，仍然持这个观点，他写道：“民主实行到一般所能想象的最完全最彻底的程度，就由资产阶级民主转化成无产阶级民主”。[14] 二 列宁十月革命后为什么激烈批判西方的出版自由 十月革命胜利后，西方国家的资产阶级报刊和通讯社在对苏维埃俄国共产主义的偏见和对其感到恐惧的氛围笼罩下，有意（出于对共产主义的敌视）无意（出于追 求耸人听闻的商业目的）地配合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和俄国国内白卫军的叛乱，散布了许多关于苏维埃俄国和其主要领导人列宁、托洛茨基的谣言，即使报道了事 实，多数也是片面的和带有明显偏见。例如列宁取道德国回国直接参加斗争，竟被报道为他与德国当局有什么特别的关系。1921年在党的十大上，列宁总结了最 近几年西方媒体关于苏维埃俄国的报道，列举了美国一个公民团体的材料，指出：“这些人从各种各样的报纸上，把几个月来所有关于俄国，关于列宁和托洛茨基逃 跑，……他们逐日地把列宁和托洛茨基一次又一次被枪毙、被杀死的消息收集起来（这些消息每天都一再出现），最后，他们把它编成集子出版。”这种情况下，列 宁只能作出如下的结论：“同志们，情况是非常清楚的。全世界的报刊辛迪加----那里的新闻自由，就是99％的报刊都被腰缠万贯的金融巨头所收买---- 展开了帝国主义者的世界大进军。”[15] 鉴于西方媒体对苏维埃俄国的全面诽谤，列宁这一时期关于西方出版自由的论述，不得不以揭 露和批判为主。这种言词激烈的批判重复率较高，以致他在一封致英国工人的信里说：“这一点我已经在报刊上解释过很多次，再来重复我已经感到很乏味了。” [16]在激动的情况下人会有些冲动，这时的论述，可能不够冷静，话说得分寸上把握不当，但首先要理解列宁，任何人处于那种情况下都要立即反击的。列宁当 时关于西方出版自由的论述，我们曾经经常引用的，下面列举几段： “出版自由就是富人有出版报纸的自由，就是由资本家霸占一切报刊。这种霸占的实际结果是使包括最自由的国家在内的世界各国到处都有卖身投靠的报刊。”[17] “资本主义使报纸成为资本主义的企业，成为富人发财、向富人提供消息和消遣的工具，成为欺和愚弄劳动人民的工具。”[18] “只要资本还保持着对报刊的控制（在世界各国，民主制度与共和制度愈发展，这种控制也就表现得愈明显，愈露骨，愈无耻，例如美国就是这样），这种自由就是。”[19] “在全世界，凡是有资本家的地方，所谓出版自由就是收买报纸、收买作家的自由，就是买通、收买和炮制‘舆论’帮助资产阶级的自由。”[20] 在这里，使用“一切”、“凡是”、“99％”或百分之百来说明问题是有些偏激的，如同列宁以前讲得那样，西方出版自由条件下工人运动还是获得了很大的活 动空间，那里有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报刊，还有不少同情工人运动的报刊，以及公共性质的非政治媒体。“民主制与共和制愈发展，资本控制报刊愈无耻”，这样的论 证显然不够妥当，如果推论下去，只能得出民主制和共和制不发展反而更自由的谬误。 列宁关于西方出版自由的批判性定语，粗略统计有以 下十几种：假的、虚伪透顶的、资本对报刊奴役的、资本家的、富人的、制造资产阶级舆论的、压制舆论的、收买舆论的、收买报刊的、贿赂报刊的、雇用下流作家 的、毒化人民的、麻醉人民的、欺人民的、蒙蔽人民的、愚弄人民的、转移人民视线的、玩弄老百姓的、图谋反对劳动人民的等等。这些判断从总体上是正确的， 但是我们应防止使用这样简单、独断的判断来分析具体报刊的具体报道，不然可能会发生判断失误。 从政治上看，列宁当时必须揭露和反击西方媒体对苏维埃政权的诽谤，这是捍卫新生政权的必要措施。从思想上，列宁对西方资本统治媒体这一基本实质的认识，并没有发生变化，即使在十月革命前，他也谈到过，只是当时的侧重点不在这方面，论述较少而已。 三 列宁关于出版自由的基本思想：摆脱资本 我们的思路常常固定在列宁肯定和否定资产阶级出版自由上，例如引证他于1920年写的下面这段话，作为肯定出版自由的依据： “‘出版自由’这个口号从中世纪末直到19世纪成了全世界一个伟大的口号。为什么呢？因为它反映了资产阶级的进步性，即反映了资产阶级反对僧侣、国王、封建主和地主的斗争。”[21] 这是十月革命后列宁唯一写到的肯定西方出版自由的话，十月革命后其他列宁关于西方出版自由的话，则成为我们现在否定资产阶级出版自由的依据。其实，就在 列宁写下上述肯定性的话的同时，列宁也说了非常激烈的否定性的话。不论是在十月革命前还是在十月革命后，列宁都是在承认出版自由这个口号的历史价值的意义 上进行论述的，只是环境不同，前者论述其进步意义时，溢美之词多些，后者论述时，分寸感较强。列宁在这里讲得很明白，时间跨度是“中世纪末直到19世 纪”，而他写这段话时已是20世纪初了。 列宁关于西方出版自由的基本认识前后是一致的。十月革命前的1905年，列宁评论各种表现自由（包括出版自由）时写道： “在以金钱势力为基础的社会中，在广大劳动者一贫如洗而一小撮富人过着寄生生活的社会中，不可能有实际的和真正的‘自由’。作家先生，你能离开你们的资 产阶级出版家而自由吗？你们能离开那些要求你做诲淫的小说和图画，用卖淫来‘补充’‘神圣’舞台艺术的资产阶级公众而自由吗？……资产阶级的作家、画家和 女演员的自由，不过是他们依赖钱袋、依赖收买和依赖豢养的一种假面具（或一种伪装）罢了。”[22] 这可能是列宁在十月革命前唯一 一次从根本上批判资产阶级的自由，从语言特征和论述的思路看，与他十月革命后的论述是相同的，只是由于斗争的背景不同，俄国当时这种自由也残缺不全，他首 先要在政治上争取彻底的资产阶级自由，因而这方面的批判性论述很少讲。列宁当时也谈到了他在出版自由方面的理想： “我们要创办自由的报刊而且我们一定会创办起来，所谓自由的报刊，是指它不仅摆脱了警察的压迫，而且摆脱了资本，摆脱了名位主义，甚至也摆脱了资产阶级无政府主义的个人主义。”[23] 这里他谈到的四个“摆脱”，前两个属于自由的体制范畴，即解决封建专制对出版自由的箝制、资产阶级出版自由对资本的依赖。后两个“摆脱”属于公民享有出 版自由时的文明水平问题。列宁当时还处于争取摆脱警察的压迫阶段，但是他想到了第二个“摆脱”，甚至连道德范围的第三、第四个“摆脱”都作为理想提了出 来。 1917年二月革命爆发前夕，第一个“摆脱”实际上实现了，当时列宁用对1905年革命的描述，表达了他对即将爆发的二月革命 在出版自由方面成果的认识：“出版自由争到了。书报检查干脆被取消了。任何一个出版者都不敢向沙皇当局呈送审查样本，而当局也不敢采取任何措施来加以干 涉。在俄国历史上，第一次在彼得堡和其他城市自由地出版革命的报纸。”[24] 但是很快，列宁就不满足这种已获得的出版自由了。 1917年十月革命爆发前夕，他认为：“资本家（许多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因无知或守旧而追随他们）把取消书报检查和各党派可以自由出版任何报纸叫做 ‘出版自由’。实际上并不是出版自由，而是资产阶级富翁欺被压迫被剥削人民的自由。”[25]因为虽然当时社会革命党、孟什维克、布尔什维克三个社会主 义政党在两个首都获得了四分之三到五分之四的选票，但是他们的报纸发行份额只是现有全部报纸发行量的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资本以强大的经济力量控制了报纸 发行量的绝对多数，媒体实际上作为一种有利可图的资本主义大企业在运作。列宁写道： “问题不在于‘出版自由’，而在于剥削者对他们占有的印刷所和纸张拥有神圣的所有权！！！”[26] 于是，列宁开始计划实现他在出版自由方面的第二个“摆脱”的理想，即使报刊、印刷所和纸张、广告从资本的控制下解放出来。 列宁在实现出版自由的理想方面，从1896年谈到“保证全体公民享有出版自由”到这时（1917年9月28日）强调出版自由“就是全体公民可以自由发表 一切意见”，落脚点始终在“全体公民”如何能够获得出版自由上。就一点而言，列宁关于出版自由的思想是一贯的，思维特征都没有发生变化。为了达到这一目 标，他一再强调的便是剥夺资本家对出版业的所有权。他的思路如下： 关于广告，他设想由苏维埃国家垄断经营，“宣布除了省、市苏维埃 出版的报纸以及彼得格勒中央苏维埃出版的全国性报纸，其他任何报纸不得刊登广告”。[27]这样，就把现有的资本家控制的大型报纸的财源掐断了。列宁设 想：“要是能出版刊登各种广告的大型苏维埃报纸，就完全能够保证更多的公民发表自己的意见，譬如能够保证每一个征集到一定数量签名的团体发表意见。经过这 样的改革，出版自由实际上就会变得更加民主，更加完备。”[28] 列宁设想，要把所有的印刷所和纸张由苏维埃国家公平地分配，分配方案如下： 首先给国家，这是为了大多数人民，特别是大多数贫苦农民的利益。 第二，分配给在两个首都获得10或20万张选票的大党。列宁当时设想的国家政权是同一社会主义方向的多党制，他从1917年4月回到彼得堡后一直这样设 想，例如他在1917年7月写道：“执政阶级和各政党的更迭本来是有可能在苏维埃内部和平地进行的”。[29] 1917年10月写道：“各政党在苏维埃内部进行和平的斗争，保证通过实践来考验各政党的纲领，保证政权由一个政党和平地转到另一个政党手里。”[30] 第三，分配给比较小一些的政党，以及有一定数量的成员或有某些人签名的公民团体。 列宁认为，“只有这样分配纸张和印刷所才是公平的；在苏维埃掌握政权的条件下，实行这种分配是毫无困难的。”[31] 将一般意义的，或者说原来资产阶级意义上出版自由，改造成为摆脱资本控制的全体公民拥有的出版自由，列宁以充分的理想主义勾划了这样一幅崭新的出版自由 蓝图，这在国际共运史上是创造性的。列宁面临着即将发生的革命，使他有可能将计划付诸试验。他早在1906年就设想过这样一种情景： “人民的自由，只有在人民真正能够毫无阻碍地结社、集会、办报、亲自颁布法律、亲自选举和撤换一切负责执行法律并根据法律进行管理国家的公职人员的时 候，才能得到保障。也就是说，人民的自由，只有在国家的全部政权完全地和真正地属于人民的时候，才能完全地和真正地得到保障。”[32] 四 列宁实现出版自由理想的实践 十月革命胜利后的第二天，即11月8日，彼得格勒革命军事委员会查封了一系列刊登临时政府号召反对苏维埃政权呼吁书的报纸，逮捕了有关人员，接收了这些 报纸的印刷所。但是，其他没有参与反抗的资产阶级商业报纸和政党报纸，照常出版。11月9日，列宁签署“苏维埃政府关于查禁敌对报刊的法令”，法令指出： “临时革命委员会不得不采取一系列措施以反对形形色色的反革命报刊。”法令同时承诺：“一旦新秩序得到巩固，所有不利于报刊的行政措施都将废止；根据这方 面所规定的最广泛最进步的规定，在对法律负责的范围内，新闻将得到充分的自由。”法令宣布了封闭报刊的三种情况（均是维护政权的政治行为），并声明只能根 据人民委员会的决定才能临时或长期封闭一家报刊机构。法令最后宣布：“本法令是临时性法令，在公众生活恢复正常后将被一项特别法令所取消。”[33]在这 个文件中，体现了列宁对社会主义条件报刊管理的法治化设想。 同时，列宁基本上将他关于无产阶级出版自由的设想变成了现实。胜利的当 月（11月），人民委员会公布了《关于国家对广告实行垄断的布告》，在向原来的广告经营者支付了必要的补偿（特别是偿付小经营者和股票持有人的投资）后， 将所有广告企业收归国有，广告只能由政府及各苏维埃的出版物刊载。这项措施就如列宁此前在9月28日讲到的，主要目的是掐断大型的反动报刊的经济来源。而 对商业性的小报纸来说，它们主要依靠发行量，广告本来就很少。列宁在解释这道法令时说：“它意味着：争得国家政权的无产阶级设想，向新的社会经济关系过渡 可能采用渐进的办法----不取消私人报刊，而使它们在某种程度上服从国家的领导，把它纳入国家资本主义轨道。法令规定国家垄断广告业务，也就是设想还保 留私营报纸而把它作为一种常规”。[34] 但是，尽管“苏维埃政府关于查禁敌对报刊的法令”是有节制的，还是在苏维埃政权内部引起 了严重的分歧。11月17日，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上，左派社会革命党的委员和部分布尔什维克的委员反对这个法令，最后会议以34票对24票通过了 “关于出版问题的决议”，这个决议的草案是列宁亲自写的。列宁以简洁的语言重复了他在9月28日论证的他关于无产阶级出版自由的思想： “工农政府认为，出版自由就是使报刊摆脱资本的压迫，把造纸厂和印刷厂变成国家的财产，让每一个达到一定人数（如1万人）的公民团体都享有使用相当数量的纸张和相当数量的印刷劳动的同等权利。”[35] 这个决议还决定设立一个委员会调查报刊和资本的关系，接收私人印刷所和库存纸张，将其归苏维埃所有，“按照各政党及各团体的现实思想影响、即按其支持者 的数目比例，利用技术上的印刷手段”。[36]这意味着列宁设想的按苏维埃政党影响大小分配的出版自由设想变成了法律。 但是，这个 决议以及11月9日的“苏维埃政府关于查禁敌对报刊的法令”引发了左派社会革命党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共29人，参加11月17日会议的可能近20人） 和部分布尔什维克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共62人，参加那次会议的可能约40人，这次声明辞职的8人）的辞职。前者声明“见诸报端的、刚由中央执行委员会 大多数通过的决议是政治恐怖制度和点燃内战之火的明显的、剧烈的表现”，他们因“拒绝承担这种有害的恐怖制度”而辞职。后者声明，他们不同意“用政治恐怖 手段来保持纯粹的布尔什维克政府”，因“不能对这一政策负责”而辞职。[37]这一最初的分歧表明，鉴于俄国长期的专制统治，各政党缺乏在民主制的条件下 从事政治合作的传统，动不动就以分裂相威胁。各社会主义政党共同执政和享有出版自由，在俄国并非易事。 不管怎样，列宁领导的苏维埃 俄国的出版政策，并不是革命一胜利就封闭了所有资产阶级报刊和非布尔什维克的政党报刊，而是基本按照列宁在革命前夕设想的，将反动的大资本的报刊及其印刷 所收归国有，将广告的发行权由国家垄断，按各社会主义政党得到的支持率的比例分配印刷所和纸张。直到1918年9月，俄国至少有226种资产阶级的商业报 纸和235种非布尔什维克的政党（社会革命党、孟什维克、无政府主义者、劳动派等等）报纸合法发行。 随着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和国内 白卫军的叛乱，苏维埃俄国处于危机中。这时不甘心于与布尔什维克联合执政的社会革命党企图挑动德国对俄国的进攻，炸死了德国驻俄大使；孟什维克与叛乱的白 卫军勾结；俄国资产阶级拒绝接受和平改造，资产阶级报刊在阶级决战时刻绝大多数站到了新政权的对立面。这样，就使这两个曾与布尔什维克联合执政的党变成了 非法的党，其报刊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合法性；资产阶级报刊的反抗，使得和平利用和改造资产阶级报刊成为不可能。只是在这种情况下，到1918年底，大部分资 产阶级报刊和非布尔什维克的政党报刊被封闭。这些报刊并不是一下子根据一道命令封闭的，而是各有各的封闭原因，陆续封闭的。有的报刊封闭时还给予了改正错 误的机会，但是在恢复出版后仍然持敌对立场，才最终封闭。例如右派社会革命党由于勾结反革命军队而在1918不6月被驱逐出苏维埃，当他们于1919年2 月放弃与苏维埃进行武装斗争的尝试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取消了当初的开除决定，准予其代表参加苏维埃的活动，并建议审判机关释放被拘留的右派社会革命党人。 再如查封孟什维克的《永远前进报》，看来当时还是比较慎重的。该报1919年2月因发表《停止内战》的社论而被中止出版。中央执行委员 会的决定指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允许对苏维埃政权的一切方面工作的实际批评，并认为它是有益的”，但是正当红军平息白卫军叛乱的时候，发表这样的文章 无异于支持白卫军。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中关于中止该报出版的行文是：“直到孟什维克用自己的行动证明他们决心同高尔察克一刀两断并坚决保卫和支持苏维埃政 权的时候为止”。决定还指出，禁止发行该报是作为孟什维克改变反苏维埃政府态度之前的暂时性措施。[38] 五 列宁十月革命后出版自由思想的重点：保障人民的实际自由 资产阶级意义上的出版自由，已经在二月革命后宣布实现了。十月革命与二月革命在出版自由方面的区别在于，把形式上宣布的出版自由变成全体公民的实际上的 自由。二月革命宣布了出版自由以后，报刊、印刷所和纸张大都被大资本掌握，因而实质上并非所有公民可以享有出版自由，列宁1917年9月所阐述的他的出版 自由观，主要揭露了这种自由的不公正性质，讨论如何使所有公民享有出版自由。他提出的措施是剥夺大资本对新闻出版的所有权。十月革命一胜利，列宁立即将理 想付诸实践。当这种所有权通过法律手段基本转到苏维埃手中的时候，他这方面论述的侧重点，变成了如何将形式上宣布的自由转变为实际的自由。1919年2月 列宁在党纲草案中强调指出： “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和议会制同苏维埃的或无产阶级的民主制之间的差别在于：前者是把重心放在冠冕堂皇地 宣布各种自由和权利上，实际上却不让大多数居民即工人和农民稍微充分地享受这些自由和权利，相反地，无产阶级的或苏维埃的民主制则不是把重心放在宣布全体 人民的权利和自由上，而是着重于实际保证那些曾受资本压迫和剥削的劳动群众能实际参预国家管理，实际使用最好的集会场所、最好的印刷所和最大的纸库（储 备）来教育那些被资本主义弄得愚昧无知的人们”。[39] 1918年7月苏维埃五大通过的国家宪法，关于出版自由的规定也体现了列 宁此后论述的这个思想。有关条文（第十四条）规定：为了“保障劳动者表达自己意见的实际自由”，不使“出版物依赖于资本”，要向工人阶级和贫农提供出版发 行报纸、小册子、书籍以及其他一切出版物的所有物质、技术手段，并保障这些出版物在全国自由散发。[40] 1919年3月俄共（布）八大通过的党纲，完整地阐述了列宁起草党纲时的思想，党纲写道： “资产阶级民主在形式上把集会、结社、出版权等政治权利和政治自由扩大到全体公民，但实际上，行政上的实践、主要是劳动者经济上的从属地位，总是使劳动 者在资产阶级民主下即使享有一点点权利和自由也不可能广泛使用。与此相反，无产阶级民主首先不是在形式上宣布权利和自由，而是实际上将这些权利和自由给予 受资本主义压迫的各阶级的居民，即无产者和农民。为此，苏维埃政府要从资产阶级手里没收建筑物、印刷所和储藏的纸张等，把它们完全交给劳动者及组织。” [41] 列宁的这种“实际自由”的思想，经常出现在他的论述中。例如他在1918年3月在党的七大上说：“把重心从形式方面转到具体条 件上来。如果说过去保证集会权利特别重要，那么现在我们对集会权利的看法是：现在谁也不能妨碍集会了，苏维埃政权只需要提供集会用的大厅。对资产阶级来 说，重要的是一般地宣布冠冕堂皇的原则，他们说：‘所有公民均有集会权利，但是只能在露天集会，我们不提供会场’。而我们说‘少讲空话，多做实事’。必须 夺取宫殿，……关于集会权利我们则不谈。”[42] 列宁极力维护劳动人民获得自己出版物的权利，他的关注，甚至具体到工厂、旅客列车、 农村阅览室的报纸必须达到几份。他对党政机关占有大量报纸而基层群众看不到报纸的情况进行过调查，指出：“张贴用的报纸，即给最广大群众看的报纸，少得惊 人。供给首都‘各机关’等等的报纸----大概是由‘苏维埃官僚主义者’（军人的和非军人）侵吞和官僚式地使用的----则多得惊人”，“资本主义不是一 下子就能取消的。它在‘苏维埃官僚主义者’，即用各种借口侵吞报纸的苏维埃官僚的身上得到复活。……应该坚持不懈地进行工作，以‘打击’官僚，不让他们侵 吞报纸和书籍，减少官僚分得的份额，……经常不断地减少这个数目，我们是能够而且应当做到的。不这样做的共产党员，那是口头上的共产党员。”[43]。在 这样具体的问题上，列宁提出问题的角度，依然是将口头说的变成实际做的。 从上面的引证看，列宁把无产阶级自由放在资产阶级自由的对立面，主张变形式自由为实质自由，其前提当然不是否认资产阶级自由本身，而是要保障有利于承认这些自由的手段。 从另一个角度看，列宁显然是以“人民主权”的原理在论述问题。他企图解决资产阶级政权难以解决的官僚主义问题，通过人民获得的各种自由权利来使被委托者 （权力的具体掌握者）受到监督。例如他谈到苏维埃的民主原则时写道：“这就是说，要给每一个群众代表、每一个公民提供这样的条件，使他们既能参加国家法律 的讨论，也能参加选举自

从1991年（苏联解体）到2001年的十年，被俄知识界称为“社会转型期”、“民主制时期”或“后社会主义时期”。由此称谓可知，这不是一个单向度发展的自然的过程，而是充满着矛盾与坎坷的“艰难时世”。在这个“艰难时世”中，俄罗斯新闻业经历了一场裂变，死而复生，却又命运多舛：自由了，无权威、无约束了，却也分散了，疏离了，各行其事了……。通过对这一时期俄新闻业种种表象的分析，我们或可探知俄罗斯政治变革乃至整个俄罗斯社会运行的轨迹。 转型十年间，俄罗斯新闻业发生了以下诸方面的变化： 从垂直管理到平行管理 解体前的苏联对新闻业实行的是垂直管理。在这种垂直管理模式下，报刊一般被分为若干等级——中央的；加盟共和国的；边疆区、州、自治共和国的；一般城市和地区的；工矿、学校、农庄等企事业单位的。各级报刊均处于苏共中央的统一领导之下，并接受各级党委（或党领导的企事业组织）的管理和监督。全苏新闻社——塔斯社为这些报刊提供消息，主要的中央报纸通过传真传递到全国各个城市。 苏联解体后，这种金字塔式的、垂直的管理模式迅速退位，代之而起的是区域性的、横向的管理模式。到90年代中期，这种模式逐渐占据了主导地位。这一时期，由于从中央到地方的纵向的行政管理体系逐渐弱化，加上邮政系统工作效率低下，首都莫斯科出版的全国性报纸在地方上已经很少能够见到了。而此时地方报纸在地方政权的管理和影响下逐渐发展起来，数量急剧增加（据说地方报纸远远多于联邦区、市的数目）。对地方报刊的研究表明，地方政府对报刊的影响“十分积极”，报刊只要与政府有关系，要钱不成问题，甚至可以通过政府预算获得财政支持。地方报纸又细分为“州报”和“市报”（有如城市报纸和农村报纸）。这两类报纸还时常展开竞争，有时甚至相互敌视。不过总的来说，无论州报还是市报，地方报纸总是比中央报纸更受欢迎。道理很简单，地方报纸与当地读者更为接近，因而能够更好地满足他们的信息（与广告）需求。 电子传媒的情况也大抵如此。苏联时期，全国形成了统一的广播网络，有线广播喇叭插座被普遍安装在居民家中，接通后可以收听三套广播节目（两个全国频道和《灯塔》）。这就使得中央政府的信息和命令可以直达每家每户。1990年7月戈尔巴乔夫“关于电视和广播民主化的命令”的颁布，打破了中央政府对广播媒体的垄断，地方政府以及不同的政党、政治团体和组织开始在体制外独立创办广播电台。1990年8月苏联第一部新闻法正式生效后，各类地方性非国有电台以及商业电台数量激增。目前，俄地区性的广播市场还在不断拓展，首都莫斯科已有各类广播电台62座，圣-彼得堡31座，罗斯托夫29座，斯维尔德洛夫斯克29座①。显而易见的是，经济状况越好的地区，广播电台的数量就越多，非国有电台的数量也越多。 国家在电视领域里的垄断地位几乎是同时被打破的。联盟解体后，地方上很快就出现了非国有的电视公司和电视节目制作基地。到目前为止，除了少数几个经济落后的地区外，绝大多数联邦主体都拥有了非国营的地方电视台。它们与中央电视台是合作与交流的关系，而不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地方与中央最常见的合作方式是，地方台在保证自己节目（和广告）正常播出的前提下，适当安排时间播出莫斯科方面合作者的节目（首都非国有台的情形也是如此）。可以说，在今天俄罗斯电视领域，“前锋”与“边锋”的区别已经不太明显了，“边锋”有时“前锋”的地位更加突出。 总之，经过十年的发展，俄罗斯新闻媒体已由单一的国家成分变为国家的、地方政府的、编辑部集体的、私人的多种成分并存，在媒体管理上也分而治之了，由此形成了多样化的网状结构。然而由于各联邦主体地理环境和经济条件的不同，自然资源、人力资源占有的不同以及传播技术水平方面的差异，其媒体市场往往呈现出不同的特点：莫斯科的媒体市场不同于圣-彼得堡的；这两个地方的媒体市场又不同于乌拉尔、西伯利亚、塔塔林的。媒体市场的多样性固然可喜，但随之而来的一个问题是，由于地方媒体与中央政府渐趋疏离，后者又缺乏主导性或引导性的新闻媒体，因而在一些关乎国家利益的重大问题上，很难形成一致的舆论。即便在是在国家以法律形式做出决策的情况下，不同意见甚至是反对性、攻击性的言论仍不绝于耳（如《土地法》颁布后的一片责骂声）。这给中央决策的贯彻实施造成了巨大的阻力。俄罗斯之所以出现立法多且快，总统令满天飞却执行不力的现象，与舆论的分散化不无关系。舆论的分散化不但引起上述不良后果，还导致了人心的涣散和地方上的分裂倾向，使得民族、地区间的各种问题益发突出。俄罗斯一位哲学学者说过一句耐人寻味的话：我们现在担心的不再是乌克兰、格鲁吉亚从独联体中分离出去，而是圣-彼得堡、加里宁格勒从俄罗斯分离出去。此言虽然有些夸张，但道出了一个隐忧，即俄罗斯本身存在着分离化的倾向。正因为如此，俄现任总统普京上台后着力做的一件事，就是整合舆论，重新树立中央政府的权威。然而转型期已持续十年，恐怕是积重难返。 第二、从事业单位到商业机构 苏联解体前，苏共中央不但为其所属报纸（实际上是所有报纸）制定宣传方针、确定组织机构及人事安排、通过行政手段保证其信息来源，而且通过国家预算直接给予财政补贴。可以说，那时的新闻媒体在经济上全无后顾之忧，只需作为党的宣传工具发挥作用即可。 联盟解体后，尤其是1992年俄政府实行自由价格政策以后，新闻媒体几乎全部被抛入市场经济的汪洋之中。国家起初试图为媒体提供部分补贴（后补贴取消），但杯水车薪，无济于事。于是媒体四处求援，寻找经济靠山，成为自谋生路、自负盈亏的实体。由此开始了媒体的商业化的过程。 在商业化的过程中，媒体开始分化，形成了三种所有制形式。 一种是国家所有。国家（俄联邦政府和议会）直接控制的媒体有俄通社—塔斯社、俄罗斯新闻社、俄罗斯公共电视台（OPT）、俄罗斯广播电视台（PTP）、《俄罗斯新闻》、《俄罗斯报》等。对这类媒体，俄政府通过联邦预算给予拨款，或在其中占有股份。这类媒体虽然仍具有相当的政治色彩，但其职能仅限于传达政府政令、发布政府公告和提供新闻信息，已不再作为新闻宣传工具发挥职能。在市场化的过程中，国家直接控制的媒体是特殊的一类，故此不作更多的探讨。 二是寡头、政党所有。寡头是俄社会转型的产物。在私有化的过程中，俄国内形成了数额巨大的私有资本。为了创造有利于自身发展的舆论环境，这些私有资本的持有者通过投资、融资等形式在短期内掌握、控制了大量的媒体。由于有雄厚的集资金作后盾，这些媒体的规模急剧扩大，成为如俄罗斯人所说的“媒体帝国”。而这个“媒体帝国”的国王就是以鲍里斯-别列佐夫斯基和弗拉基米尔-古辛斯基为代表的媒体寡头。别列佐夫斯基掌握的媒体有《独立报》、《新消息报》、《生意人报》、《新报》以及电视6频道（TB—6）等；古辛斯基掌握的媒体有《今日报》、《综述》月刊和独立电视台（HTB）。据俄罗斯业内人士介绍，普京上台之前，就影响而言，别列佐夫斯基和古辛斯基控制着俄70%的媒体市场。这些被“收编”的媒体理所当然地成为了寡头们的喉舌。1996年总统选举中，别列佐夫斯基和古辛斯基联合起来，调动其控制下的全部媒体的力量，最终把自己拥护的候选人叶利钦推上了总统宝座。普京执政期间，发生俄“库尔斯克”号核潜艇沉没事件（2000年8月12日）。当时普京正在度假，没有前往援救现场。反对派利用此事大做文章，舆论推波助澜，恶意炒作，对普京展开了猛烈攻击。这坚定了普京打击媒体寡头的决心。他一方面利用总统权力对媒体进行整顿，在政策上向国家媒体倾斜；一方面利用经济手段，迫使寡头在某种程度上从新闻领域退位。比如迫使古辛斯基的“桥—媒体”集团让出独立电视台的部分股份，进而让出领导权，摧毁了古辛斯基的媒体帝国；2001年底又把别列佐夫斯基的TB—6作为整肃对象。但时至今日，寡头的影响力仍然存在，他们仍旧利用手中的媒体与政府唱对台戏。 苏联实行多党制后，社会上出现了一些政治利益集团，在这些政治利益集团的基础上形成了不同的政党。1993年年底俄议会选举前，俄罗斯已有十几个较大的政党，其中的一些在国家杜马中取得了合法席位。普京上台后，为了获得广泛支持，稳固自己的权力，又建立了多党执政联盟。这些政党和联盟均拥有或掌握一定的新闻媒体，用以宣传自己的执政方针和纲领。各政党的资助是这类媒体的经费来源，它们经营的好坏，取决于其所属政党实力的消长。 三是自主经营者所有。1990年10月苏联新闻法正式生效两个月后，就有700多家报刊登记注册。其中除了政府、政党创办的报刊外，大部分为社会团体、各类组织和公民个人所有（苏共解体、苏联解体后，原中央一级的大报，如《真理报》、《消息报》、《工人论坛报》、《莫斯科共青团报》、《共青团真理报》、《文化报》等转而变为“独立报纸”，重新注册后的所有者由苏共中共改为各报新闻集体）。俄罗斯由计划经济转入市场经济后，尤其是实行自由价格政策以后，国家取消了对纸张及印刷费的补贴，发行方面的保障也没有了。为了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求生存，这些“自主经营者”拥有的报纸“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有的接受外资援助，如《真理报》（后又撤资），有的成立报业联合体，如《消息报》、《莫斯科共青团员报》等。为了吸引读者，扩大发行，许多报纸采用早年西方小报的做法，大量刊登耸人听闻的消息、低级庸俗的娱乐材料，大肆揭丑，大力炒作，以强劲的视觉冲击力招徕读者。创办于1919年、曾经有着辉煌历史的《莫斯科共青团员报》就被认为具有“小报品质”（从它的版面上已丝毫找不到当年那份《莫斯科共青团员员报》的影子）。目前该报在竞争激烈的莫斯科报纸市场上稳占第一位。据说它的成功就在于“广泛运用了耸人听闻和揭丑新闻的手法”②。圣-彼得堡的《戈比报》在读者中广受欢迎，也是因为它以轻松的的笔调、通俗的语言大量刊登离奇的传言和庸俗的笑料。 这些报纸主要的经济来源是发行费和广告费，因而在其机构设置中，广告、发行等经营部门占有显著位置。为了和读者搞好关系，树立形象，扩大影响，许多报社还成立了公共关系部门。俄媒体内部职能部门的重新设定说明，俄罗斯的新闻媒体已经完全商业化了，它与苏联时期的新闻宣传系统已经没有了任何共同之处。 在以上三种媒体所有制形式中，前两种由于有着强大的财力支持，稳定性比较强（政治因素另作考虑）。但寡头媒体和政党媒体代表着一定的政治和经济集团的利益，因而不可能做到报社同仁竭力追求的“客观”、“公正”。第三种媒体归属形式决定了其发展的不稳定性。事实上，在俄私有化的过程中，由于报刊发行费大幅度提高，已有许多报纸不得不减少出版次数、压缩版面、裁员以至停刊。这类报纸将广告作为生命之源，因而必然千方百计迎合大众，难以摆脱庸俗化的倾向。 从印刷媒体唱主角到电子传媒唱主角 俄罗斯是一个喜爱阅读的国家，其报刊发行量一度排列世界前几位。曾有一段时间（80年代末期），《真理报》发行量达到1100万份，《消息报》800万份，《共青团真理报》高达1700万份。当时莫斯科的报刊零售点时有长队出现，过了早8点，大部分当日报纸就已告罄。那是怎样的繁荣景象。今天俄罗斯报刊出版业已风光不再。媒体走上商业化道路以后，报纸、杂志等印刷媒体的数量虽然在增加，市场却日渐萎缩，发行量逐年减少。下表足以说明这个问题。 俄罗斯报刊发行情况（1950—1998）③年代 出版物 期数 零售分数（千） 一份报纸的平均零售数 1950 23 4663 9423 408、6 1970 28 4874 62364 941、0 1990 43 5383 110810 2577、0 1998 245 12507 32914 134、3 （说明：直至2001年年底，报刊发行下滑的趋势仍未得到控制） 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原因有二：一是俄民众经济承受力下降。80年代末、90年代初，俄（苏）居民收入水平虽然不高，但报价也相对低廉，首都莫斯科主要报纸的价格只有几个戈比，一个家庭订阅十几份报纸是很正常的事。俄实行自由价格政策（私有化）以后，由于纸张、印刷和发行费用猛增，成本提高，报纸价格也长上来了。目前莫斯科主要报纸的价格一般在3、5—5卢布之间，随手买上两份报纸，就要花费10个卢布左右。而俄罗斯人的平均收入水平为1500卢布上下（约为50美金。另据报纸报道，目前俄尚有近百万人生活在最低工资—300卢布的水平线上）。如果按每人月收入1500卢布计算，倘若订阅十份报纸的话，其花费正好与工资数额相抵。因此，对俄国普通民众来说，像从前那样订阅报纸已经是不可能的了。事实上，目前俄罗斯家庭的报刊订阅量已从十几份下降到一、二份。 二是俄民众政治兴趣减弱。90年代初期俄民众对报刊的兴趣，实际上反映了他们对改革的兴趣。他们盼望通过眼前的政治、经济改革消除腐朽、落后的东西，建立“自由、民主”的国家，全面提高生活水平。而报刊恰恰被作为了改革的舆论先导。因此他们对报刊给予了极大的观注。但是改革十年，他们并没有看到预期的结果，也没有得到应有的实惠，久而久之就对政府失去了信心，对改革的急先锋——报刊失去了信任与好感。一项社会调查结果表明，1995年尚有70%俄罗斯人对新闻媒体（和教会）抱有信任和好感，而到2000年，这个比例数下降到30—40%。具体到报刊，今天只有13%的俄罗斯人认为报刊可信（对电视的信任度要高一些，约为36%）④。 在这种情况下，更多的人将注意力转向了电视。从经济的角度讲，电视是一种廉价的媒体，除了一台电视接收器外，几乎不需要任何支出（电费的支出不记入内），人们从中既可获取新闻信息，也可获得娱乐。这使电视迅速取代了报纸的地位，成为拥有受众最多的媒体。目前电视已经成为俄罗斯人了解新闻信息的主要渠道，据称有40%的人每天通过中央频道获取新闻（而通过全国性报纸的获取新闻的人不超过20%）⑤。广播的普及率也高于报纸。1999年的一项调查表明，82％的俄国人相对定时收听广播，完全不听广播的只占18％⑥。国际互联网的发展，同样分走了报刊市场（甚至电视市场）的“一杯羹”。尽管目前俄网络基础设施尚不完备，与西方发达国家比还有一定的距离，但上网人数也达到了1000万。更由于许多报纸、杂志、广播电台、电视台都有了自己的电子版，上网获取新闻已成为一种普遍现象（年轻人中尤其普遍）。 这样一来，过去大而统一的报刊市场和相对稳定的读者群体就不复存在了。受众由印刷媒体分流至电子传播媒体，又由电子传媒分流至新媒体，由此形成了不同媒体种类、不同层次、分布广泛的受众市场。 第四、从马列主义到西方理论 苏联解体前（尤其是80年代中期以前），尽管国内新闻学界时有不同学术观点的论争，但占主导地位的新闻理论始终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新闻理论。当时的新闻媒介被称作“大众新闻和宣传工具”(средство массовой инфрмации и пропаганди简称 СМИП），其职能是列宁所归纳的“集体的宣传员、集体的鼓动员和集体的组织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新闻理论观不但对新闻实践起着的直接的指导作用，还被规定为大学新闻院系的主体课程。80年代中期，在莫斯科大学新闻系的专业课程设置中，这类课程就占有较大的比重，如“苏联新闻学概论”（以列宁报刊理论为主）、“党和苏维埃报刊的理论和实践”、“外国共产主义及工人报刊史”、“资产阶级新闻理论与实践批判”等。 苏联解体后，新闻理论及理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尽管早在1986年苏共27大报告中，就改称“大众新闻和宣传工具”（СМИП）为“大众新闻工具”（СМИ），这个概念被广泛使用和普遍接受还是在解体以后。这一时期，列宁的新闻思想不再被人们提起，原苏联的新闻模式也被作为反面教材而遭批判。在莫斯科大学新闻系的专业课中，“苏联新闻学概论”、“资产阶级新闻理论与实践批判”之类的课程已不见踪影，取而代之的是“新闻理论导论”（以西方新闻传播理论为主）“信息基础理论”、“外国新闻史”、“外国大众新闻媒体经验对我国媒体发展的意义”等课程。在各类新出版的新闻学教材或著作中，“公民社会”、“新闻自由”、“第四等级”之类的概念已屡见不鲜，李普曼、拉斯韦尔、施拉姆、哈贝马斯等西方学者的名字以及他们的理论也为人们耳熟能详。 俄新闻理论界的情形反映了整个俄罗斯理论界的现状：旧有的理论体系被打破了，新的理论框架又没有建立起来，于是便搬用或套用西方理论，以填补空白。俄新闻理论界热衷引述的理论主要有： 1.自由报刊理论 俄新闻理论界对西方早期自由主义报刊理论十分推崇，认为它所主张的报刊不受政府干预，新闻媒介有充分的出版权、采访权、发布权，可以自由发布任何新闻和发表任何意见的主张，是俄民主社会发展的重要保障。为此他们对苏联第一任总统戈尔巴乔夫有着很高的评价，认为他开舆论自由之先河，是一代民主的总统。莫斯科大学新闻系主任扎苏尔斯基在一篇文章中写道：“今天，自由报刊（报刊自由）作为一个政治概念，已经在俄罗斯人的意识中生了根”，“十年民主改革的结果是，极大地加深了人们对报刊自由的理解”。他认为目前对新闻自由最大的威胁是中央以及地方政府新的集权的产生。他同时援引“报刊的社会责任理论”，认为“自由和责任是不可分的。在我们的新闻中，那些不可靠的、不准确的信息和浮躁的举动，直接导致大部分读者对报刊失去信任”。因此他认为：“‘自由有了就不需要理智了’的认识是不合理的，也是危险的”。⑦ 2.“第四种权力”理论 俄新闻理论界对由美国第三任总统托马斯-杰佛逊的思想引申而来的报刊的“第四种权力”的观点十分赞赏，认为自由报刊应当成为对行政、立法、司法三权起到某种制衡作用的力量。在俄新闻学者看来，1990—1993年的三年间，就是俄“第四种权力”发挥作用的“黄金时期”。1990年通过了苏联第一部新闻法，紧接着又宣布苏共停止活动，党的报刊就像其他社会组织的报刊一样被转到了新闻工作者手中。这一年又先后创办了独立的“莫斯科回声”广播电台和《独立报》，它们“开始把自己看作是‘第四种权力’，把自己和国家对立起来，力求度独立于所有的国家机构”。但是由于经济原因，这一时期很快结束了。这之后出现的一些新问题，诸如政府施加影响、媒介寡头的压力等，都使人们更加怀念那一时期，并大造舆论希望有朝一日媒体重返“第四种权力”。 3.“公共领域”理论 “公共领域”的概念是德国学者哈贝马斯在其经典著作《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中提出来的。近年来，随着国家与市民社会研究在俄罗斯的兴起，这个概念也被人们广泛运用。按照哈贝马斯的解释，在私人领域和政治权力之间，有一个公共领域，在这个既区别于政治、又区别于市场的空间里，人们可以对权力机构的政策以及其他共同关心的问题进行评判，以消除社会对抗，维护公众利益。俄学者认为，为了使公共领域在现代条件下发挥职能，必须有公共媒体。而在诸种公共媒体中，公共广播电视起着特殊的作用。这种公共广播电视“依靠用户的支持，有时是国家的支持，在财政上独立于广告主”，是一种社会 — 权力机构。莫斯科大学新闻系主任扎苏尔斯基指出：“目前俄罗斯国家频道向社会 — 权力机构的演进，原则上是可行的”，“如果PTP（国家电视频道）公开表示有时候不直接支持政府行为的意图的话，它就可以被称为是公共电视台”⑧。但是新闻学界也有人指出，谈公共媒体为时尚早，因为公共领域在俄罗斯远未形成。 经常被俄新闻学界引用的西方理论还有其他一些，也有学者在西方传播理论的基础上有所创新、发展。在此就不一一列举了。 总而言之，十年转型期，俄罗斯媒体从体制、结构到运行方式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从政治角度看，它由中央操控的垂直管理变成地方自治的平行管理；从经济角度看，它由计划统筹变为市场运作；从技术角度看，它摆脱了“孤岛”状态，融入了信息全球化的潮流中。在寻求新的发展模式的过程中，俄新闻理论工作者试图从建立（援引）一套关于传媒自由与责任的理论出发，进而建立起完善的媒介工业体系，以实现自身良性循环，促进公民社会的发展。但是，事情并不像预期的那么顺利。“经济的无效性，媒介巨头的无责任心以及新闻记者对低级趣味的迎合”，都使媒体发展呈现出曲折多变的特点。对此扎苏尔斯基有一个生动的比喻，说目前俄新闻媒体如同沿着向下运行的电梯奋力地向上攀登。对俄媒体发展的前景，他认为有三种可能性：“第一种是乐观的。经济改革的成功将创造文明的、成熟的市场，大众传媒将获得更多的有支付能力和知识水准的受众以及多元化、多样性的广告市场的支持。结果是高质量报纸的销量大增，最终将消灭政治化新闻和犯罪新闻，报道范围将得到最大程度的拓展。第二种是悲观的。国家的作用增强，以至于媒体成为宣传和公关的一种结合物。同时还会出现庸俗出版物 — 从占星术到媚俗新闻，甚至还会出现淫秽书刊出售商，报道的范围缩小。第三种是经济领域中的不景气现象将直接导致传媒业的不景气。一些刊物尤其是一些高质量刊物的发行量下降，而庸俗报刊的销量增长，影响扩大。报道范围将会缩小”⑨。上述哪一种可能性将会变成现实，最终取决于俄罗斯政治、经济的改革方向和社会整体的发展水平。 PS:楼主要写论文的,我这里给你一篇张允诺先生写的<<对苏联新闻业历史命运的思考>> 今年 11月 7日是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80周年纪念 日。笔者写作本文时，还无法预测人们将会怎样纪念这个不寻常的日子。不过这些年来，国际进步舆论界对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之所以倾覆，已有不少反思和评论。许多人认为这里既有外因也有内因，既有近因也有远因。从根本上说，苏联建国几十年，一是经济建设没有搞好，人民生活水平没有切实提高；二是没有建立民主和法制秩序，政治专擅，群众受压。这两个方面都引起人民的不满，可又未能正确解决，终于导致覆舟之祸。当然，这种反思尚未终结，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一定会从社会主义运动这一重大挫折中领悟到更多、更加深刻的教训。 十月革命胜利以后，随着苏维埃政权的巩固，随着经济建设的开展，苏联人民曾经创建了宏大的社会主义新闻体系。在这一体系中活跃着几十万热爱祖国、忠于职守、富于献身精神的新闻工作者，他们辛勤努力，一心想把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尤其在卫国战争年代，他们冒着敌人的炮火，用自己的新闻作品团结和鼓舞人民，为战胜法西斯入侵谱写了光辉的篇章。卫国战争结束以后，他们又以自己的劳动，恢复并建立起了世界上数一数二的新闻网络。这种网络以党的机关报（台）为核心，包括众多的专业报（台），从中央到地方共分六级层层办报（台），形成上尖下宽的金字塔形结构。截止1986年，全苏已有各类报纸8000多家；其中日报713种，期发一亿多份，每千人平均380份左右，位居世界前列。 可是这样宏大的苏联新闻业体系，在1991年的最后几个月内，随着苏联的解体也哗啦啦似大厦倾覆般地迅速瓦解。从此以后，这片土地上再没有以党的机关报为核心的新闻体系了。原先的党报纷纷改成民营的独立报纸，艰难地自筹资金，惨淡经营；其它他专业报更是在市场经济中颠簸挣扎，各奔前程。几份全国性的机关报，如《真理报》、《消息报》、《劳动报》，在改为同仁报纸以后，影响和地位固然远非昔比，发行量也只有当年的一个零头，由一、二千万份降为几十万、一百多万份。这一切当然都不足怪，旧的新闻业体系赖以生存的政治经济基础不复存在了，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评析列宁的党报思想列宁的新闻思想主要是在党报思想方面。他关于党的报刊的思想，主要涉及办报刊的方针、党的报刊体制、宏观上的新闻政策、党报党刊的编务和群众工作等问题。一是党的报刊应当成为党的事业的一部分。列宁指出："党的出版物的这个原则是什么呢?这不只是说，对于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写作事业晃能是个人或集团的赚钱工具，而且根本不能是与无产阶级总的事业无关的个人事业。无党性的写作者滚开！超人的写作者滚开！写作事业应当成为整个无产阶级事业的一部分、成为由整个工人阶级的整个觉悟的先锋队所开动的一部巨大的社会民主主义机器的"齿轮和螺丝钉"。写作事业应当成为社会民主党有组织的、有计划的、统一的党的工作的一个组成部分。"二是党报应当接受党的领导和监督。列宁指出，"写作者一定要参加到各个党组织中去。出版社和发行所、书店和阅览室、图书馆和各种书报营业所，都应当成为党的机构，向党报告工作情况。有组织的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应当注视这一切工作，监督这一切工作"。[28]而"报纸应当成为各级党组织的机关"，因此，它们都"应受党的监督"。他强硬指示，整个社会民主主义的出版物应当成为党的出版物。一切报纸、杂志、出版社等都应当立即进行改组工作，以促造成这样的情况，使它们根据这样些或那些原则完全加入这些或那些党组织。”三是党报工作者必须站党立场上，按党纲、党章和党的策略决议办事。列宁指出：“党的报刊必须旗帜鲜明地宣传党的观点，绝不允许"利用党的招牌来鼓吹反党观点。而确定党的观点和反党观点的界限，是党纲、党的策略决议和党章。"四是党报要为人民服务。列宁提出，党报要"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为这些国家的精华、国家的力量、国家的未来服务。""要用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经济和生气勃勃的工作去丰富人类革命思想的最新成就。"五是深刻揭露了标榜资产阶级新闻出版自由，反对党性原则的谬论，阐明了马克思主义的新闻自由观。列宁指出，"在以金钱势力为基础的社会中，在广大劳动者一贫如洗而一小撮富人过着寄生生活的社会中，不可能有实际的和真正的‘自由'。""资产阶级的作家、画家和女演员的自由，不过是他们依赖钱袋、依赖收买和依赖豢养的一种假面具(或一种伪装)罢了。”出版物应成为整社会民主主义机器的"齿轮和螺丝钉，"把一切党的出版物置于党的组织的监督和管理之下，"著作家一定要参加党的组织"，"打倒无党性的著作家"——这就是列宁党报党性原则的组织学概念。

国家需要的能和谐 hahahahahahahahhahahahahha

列宁十月革命后的新闻思想是我国新闻学研究中一个被颇为看重的话题，引证这个时期列宁的语录较为频繁，因为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很需要借鉴苏联的经验。但是这种引证，有一种不言而喻的前提，即列宁的论述是真理，不可能有错误，而且引证也带有较强的实用性质。这篇文章实事求是地考察了列宁提出苏维埃俄国报刊和广播思想的历史背景，列宁进行共产主义试时如何会有大量关于报刊工作的论述，这些论述与无商品交换的共产主义试验的关系，以及向新经济政策的转变后有限的（由于他被刺后的身体原因）体现他新闻思想变化的论述。该文还认为，应当明确列宁是从政治家角度而不是从学术角度提出新闻的问题，他的一些关于报刊、广播的论述要解决的是眼前的现实困难，而不是在给媒体下某种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