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族论文范文

前言（附目录）魏晋南北朝是士族占统治地位的时期，士族在这一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社会习俗等诸方面都有着极大的影响。因此，要系统地研究这一时期的社会历史状况，就必须对士族兴衰演变的原因与过程进行全面而深入的探讨。但对这一时期的士族进行全面研究，显然又非一个人的能力所及，许多面面俱到的论著细读之下往往是面面俱缺的，故此本书只着重于研究前人所忽略的问题，而对一些研究较充分或已有定见的问题则不再重复无效劳动。我从读研究生时即开始对士族问题的研究，毕业论文题目为《北朝士族的典型——崔卢研究》，本书中的部分内容即源于其中。不过当时主要着眼于从那两个家族的兴衰来探讨北方土族的一些特点，而本书的视野更加扩展，同时也延长了研究的时间跨度。研究士族，首先遇到的一个问题就是士族形成的原因及其过程，对此问题，前人已经进行了很多研究，发表成果颇为丰富，似乎已到题无余义的地步。但细加剖析，则总觉得有些缺憾，关键的一点在于以往的研究多从东汉的政治、文化等方面加以探讨，对于经济方面的研究仅只限于指出大土地所有制是士族的经济基础，而对大土地所有制的发展由来及其与生产技术发展间的关系等问题，则几乎无人涉及。看到一个为前人所忽略的问题，对于任何一个研究者来说，都是极具吸引力的，当然我也不例外。在以农业经济为主的社会中，耕作技术进步的影响是极为深远的，不仅将带来生产关系的改变，而且会影响到社会经济结构和上层建筑。因此，我试图从生产力的发展与生产关系的相互作用及其对社会经济结构和上层建筑的影响方面来解释士族的成因，《试析耕作技术的发展与两汉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士族形成原因的再探讨》就是对此所作的一次尝试，其初稿成于80年代初期，但写完后自己并不很满意，觉得这个题目还可以做得好一点，遂遵循熊德基先生“文章写成后不要急于拿出来，先放一放”的教导，先放在一边。但没想到后来忙于其他事务，竟一直放了近二十年。其间，曾将关于区田法的理论、实践及与相关农业耕作技术的比较方面内容加以展开后发表，其余部分则深埋箱底，有段时间连自己也找不到了。前些时找到后己颇有生疏之感，这次未动结构，仅就个别字句稍作改动，虽仍不很满意，但又觉得这一问题至今尚未得到应有的重视，作为引玉之砖或许也还有用，遂将之作为第一部分。八王之乱是导致西晋政权灭亡，并最终形成长达二百多年分裂割据局面的重大事件，对于士族的发展演变也有着深刻影响。我在研究士族在八王之乱中的作用与所受影响时，注意到一些隐藏在事件主角阴影之下的小人物，没有他们的推波助澜，事件的发展过程与结果或许会有所不同。《八王之乱中的寒门人士》对这些活跃一时的小人物进行了剖析，指出由于士族凭借政治特权垄断了清要官职，使得寒门人士的人仕途径日趋狭窄，且上升空间也明显缩小，任职条件相对较松的诸王官属，成为寒门人士无奈之中的选择。这些取得一定权力，但又倍感压抑的寒门人士对于压抑他们的士族高门极为不满与怨恨，并逐渐将怨恨目标集中于代表士族高门利益的西晋政权。出于对自身利益的考虑，寒门人士自觉或不自觉地采取了与西晋政权利益不一致的做法，这对动乱的爆发与政局的持续动荡起到明显的促进作用。因此，尽管这一动乱的外在表现形式为宗室诸王对最高统治权的争夺，但在表象之下却隐藏着渴盼上升的寒门人士与垄断政治特权的士族高门之间的较量。我曾想对八王之乱的爆发原因作较系统的研究，在收集相关资料的过程中看到祝总斌先生的文章[1]，觉得许多问题祝先生已经论述清楚，不必再重复，遂将这一方面的工作停下来。但读后有些问题反而更加不解，如被称为白痴的晋惠帝为什么会被并不昏庸的晋武帝立为太子，单纯从血缘关系或继承制度方面很难解释清楚，这个事关国家兴衰的问题绝对应引起研究者足够的重视。《晋惠帝白痴辩一兼析其能继位的原因》就试图从精神病学的角度来分析晋惠帝的智力水平，从而对武帝立其为太子的行为作出合理的解释。虽然这并非直接论述士族，但因其与士族的发展有着极大的关系，故作为附录放在书后。西晋政权的统治崩溃后，随着南北割据局面的形成，士族也分为南北两大系统，各自经历了不同的发展历程。由于以前对南方士族的研究较为充分，故本书中主要关注的是北方士族的发展演变情况。在对北方士族的研究中，我吸收借鉴了美国斯但福大学医学教授海弗利克（Loonard Hayflik）对人类细胞生物学的研究成果[2]。在八王之乱中崛起的胡族政权给士族以相当沉重的打击，五胡十六国时期对北方士族相当于一个近似冷藏的恶劣环境，使其不得不放慢了发展的步伐。应用海弗利克的研究成果，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认识当南方士族已步人衰败期，而北方士族还能保有相当活力的现象，并作出合理的解释。虽然借助这一成果来理清自己的研究思路，但在具体文章论述中皆未提及，故于此特别提一下[3]，以明来龙去脉。其实这一成果对于研究内人诸族亦颇有稗益。五胡十六国时期，留居北方的士族与胡族政权有一个由对抗向合作转化的过程，《五胡十六国时期的北方士族——兼析其与寒门人士的关系》在对这一转化过程及其内在原因进行分析的同时，注意到寒门人士与士族之间的关系。寒门人士与胡族政权利益的一致性要远高于士族，因而其在胡族政权中的地位与权力也往往较士族为显要，以至形成在相当多的时候士族却要靠寒门人士提携，甚至在评定士族等级时，主持者亦出自寒门的反常现象。不过由于缺乏宗族的支持与经济基础，寒门人士因政治权力而取得的士族身份多是暂时性的，随胡族政权的更迭而丧失，能保持下去的仅是极少数。而拥有雄厚基础的土族，在与胡族政权合作的同时，还能保持相对的独立性，尽管他们未能在胡族政权中执掌权要，但也因之在政权更迭中免于遭受过重的打击，为以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北魏是北方士族的发展阶段，中后期更形成胡汉士族联合统治的模式。但以往的研究中，多偏重于汉人士族，对胡人士族极少问津，《北朝胡人士族形成的原因及其影响》则是为弥补这一缺陷而做的尝试，对于胡人士族的形成、发展与演变的过程进行研究，指出胡人士族的形成是拓跋鲜卑封建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并反过来割断了氏族血缘间的最后联系，对此作用应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同时，对于胡人士族形成所需要的内因与外因，其与汉人士族间的关系等逐一进行了分析。士族保持家门地位的关键是仕宦与婚姻，涉及这两方面的论著汗牛充栋，但真正通过大量统计数据进行量化研究的成果却不多见，在仕宦方面毛汉光、汪征鲁等先生己作出相当有成效的工作[4]，婚姻方面则明显更薄弱一些，尤其是缺乏动态比较研究。《从崔卢二氏婚姻的缔结看北朝汉人士族地位的变化》以清河崔氏、博陵崔氏、范阳卢氏这三个士族高门为典型，通过对其婚姻情况的统计分析，尤其是北魏与东魏北齐时期姻戚的变化，反映出北朝汉人士族高门政治、经济、社会地位的升降以及与胡族政权统治者问的关系变化。士族的特权主要表现在政治与经济方面，对于南方士族来说，这些特权贯穿始终是毫无异议的，但北方士族是否也如此呢？除了少数学者曾对此予以论证外，这一问题被大部分研究者想当然地忽略过去。不过，已经进行的论证是否还存在疑义，除去五胡政权更迭的真空时期，在北方士族处于明显上升阶段的北魏时期，其是否享有庇荫宗族与部曲的特权，假如没有的话，其经济特权究竟是以什么方式表现的，为什么会在经济上取得前所未有的发展，这些问题似乎都还需要继续进行研究。《北魏士族经济特权的表现形式》就是对上述问题的探讨，认为从现存史籍记载分析，士族在北魏时期并不享有庇荫宗族与部曲的特权。在北魏前期，士族是利用宗主督护制的形式将赋役负担转嫁到其所控制的依附人口头上；太和中期实行的均田制、立三长、改订租调额等经济措施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视为北魏政权与以士族为首的宗主在争夺劳动力问题上相互妥协的结果，出任三长的乡居士族合法取得免役权利，奴婢的低额租赋，保证了其主人能继续占有其大部分的剩余劳动，而非法庇荫依附人口则构成了士族经济收入的另一部分。同时，出仕的士族以各种方式分享着国家的财政收入。在北魏统治稳固，经济处于上升阶段的前提下，北方士族遂在包括经济等诸方面都取得了空前的发展。北魏末期的战乱打破了胡汉士族联合执政的局面[5]，是对北方士族的又一重大打击。这次战乱对于北方士族有哪些影响，在士族内部因之而发生了哪些变化，这正是《北魏末期的战乱与士族旁支的兴起》一文所研究的问题。在选取士族高门的典型代表进行统计分析后，指出战乱对士族高门打击的广泛性与集中性，即不仅涵盖各主要房支，而且集中于出仕的主要成员，与其政治地位基本呈正相关关系。与此同时，一些高门乡居的旁支却凭借宗族势力或依靠个人才干，与新统治者合作，政治地位迅速上升，填补了上族高门主要房支受打击后所遗留的空缺。士族旁支的上升，一方面延缓了北方士族的衰败过程，另一方面却又加速削弱了其与宗族乡里基础的联系，从而使其步南方士族的覆辙，走向最终的衰落。北魏末期的战乱导致了北魏政权的灭亡，北方再次分裂为东。西魏，以后又分别为北齐、北周所取代。山东士族（即除关陇地区士族以外的北方士族）的大部分留在东魏、北齐辖区之内，但也有少部分随北魏孝武帝入关，或循其他途径陆续进入西魏、北周政权。这些参与西魏北周政权的山东士族虽然人数不多，但其在西魏、北周乃至隋及唐初政局中都起过相当重要的作用，对于山东士族在隋唐的地位有着颇为显著的影响，并直接关系到士族内部各房支地位的升降。不过，山东士族中的入关房支在以往的研究中被明显忽视了，以至从未将其作为一个群体来考虑。《山东士族入关房支与关陇集团的合流及其复归》考察了这一群体与关陇集团关系的演变过程，指出这一群体在西魏北周时期曾成为关陇集团的成员，但在北方统一后，其一度兼有山东士族与关陇集团的双重身份，并开始了从关陇集团中分化出来，向山东士族复归的过程。由于双方的利益冲突，其逐渐被视为山东士族在政治上的代表而受到关陇集团的打击与压抑。在这一时期，郡望、房支是士族社会身份的重要标志，内外姻亲则更关系到家族地位的高下与升降，在当时受到了异乎寻常的重视，因此，弄清士族的世系与其内外姻亲关系是士族研究的基础，不过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即使许多著名家族的世系亦不很清晰，甚至有些相隔不很遥远的子孙后代在记述自己的祖先时竟会张冠李戴[6]。罗振玉、王伊同、陈直等前辈学者已经为梳理若干家族的世系做过很多工作[7]，近年来所盛行的士族个案研究也多对此问题进行考证。本书中的三个世系表亦是为进一步研究所做的基础工作，除传世史籍外，将碑传资料及最新的考古发掘报告中有关记载都尽量收入，力求完整，前述有关士族婚姻情况的研究，就是在此基础之上做出的。汉代的区田法在大部分农业史或经济史著作中都被视为农业技术发展中的一大进步，但实际情况却与之恰恰相反，出现与事实有如此差距的论断，就不能不到五、六十年代的政治背景与农业生产指导方针中去寻求答案。我之所以会考虑这一问题，正是因为曾在那种指导方针下从事农业生产。直到我构思这一问题的八十年代初期，那种方针仍占据着主要的地位，应该说，最初撰写动机中有相当程度的促进改变那种方针的政治激情。在我一稿进行修改的同时，改革大潮迅猛发展，许多不符合客观规律的政策、方针都陆续得到纠正，农业生产方针亦在其中。因此在最后定稿时，决定将其写成一篇科学、客观的学术论文，而非带有主观色彩的时文。《区田法在农业实践中的应用——兼论其在中国农业史上应有的地位》虽可单独成篇，但其又是对本书第一部分的补充说明，故将其作为附录收入。除个别错字外，本次对内容完全未做修改。不过该文原名《从区田法在农业实践中的应用看其在农业史上的地位》，在发表时或许是因题目太长，被编辑删改为《区田法在农业实践中的应用》，与其内容有一定的差距，这次加上一个副标题，以求名实相符。从不同的侧面描述士族，尤其是北方士族的兴衰过程，并力求从较深的层面来探讨其内在原因，就是本书所欲达到的目标。但限于本人的学识、功力，书中肯定会有很多谬误之处，与目标尚有相当差距，敬希各方学者不吝赐教。

如下：

生活与地理密切相关，解释生活中的现象，解决生活中的问题，都需要一定的地理知识与技能。下面，就以人们的衣食住行为例加以说明：

1、 服饰与地理 ：

首先，服饰材料与地理环境密切相关。桑蚕生产适宜亚热带，浙江的杭嘉湖地区、广东的珠江三角洲都是我国重要的蚕丝产地。而太阳光照好的新疆地区是我国长绒棉的最重要产区。人们喜爱的羊毛衫与皮衣，原料主要源于我国西部牧区盛产的羊毛和各种皮革。

其次，服饰样式与地域特征有关。在炎热干旱的阿拉伯地区，人们喜欢身着白色宽松的长袍。

2、 饮食与地理 ：

从主食结构上看，由于水热条件的不同，我国北方以种植小麦为主，南方以种植水稻为主，故形成了“北面南米”的格局。另外中国“八大菜系”的烹调技艺各具特色，素有“南甜北咸，东辣西酸”之说，它的形成也与地理环境有关。

就拿“南甜北咸”的形成来讲，就与我国南北方的气候差异有关。我国北方地处暖温带，冬季寒冷干燥，夏季高温多雨，气温年较差大，在过去，即使少量的蔬菜也难以过冬，同时又不舍得一时“挥霍掉”，北方人便把菜腌制起来慢慢“享用”。

互助土族故土园景区位于青海省海东市互助土族自治县威远镇境内，距青海省会西宁市31公里，总规划面积平方公里，其中核心游览区达平方公里。下面是我收集整理的精选5篇青海互助土族故园 导游词 范文 ，欢迎借鉴参考。

精选5篇青海互助土族故园导游词(一)

互助土族民族村位于青海省东部、海东地区北部，北倚祁连山脉达坂山，与海北州门源回族自治县相接，东北与甘肃省天祝藏族自治县和永登县毗邻，东南与乐都县接壤，南以湟水为界，与平安县相望，西靠大通县，西南与省会西宁市相接。

土族是我国青海省独有的少数民族之一，互助是我国唯一的土族自治县，土族信仰藏传佛教，能歌善舞，，服装富有民族特色。每年农历五月初五、六月初六、九月初九等民间节日，互助旅游区内多举行丹麻土族花儿会。

近年来，多数学者根据汉、藏文史资料的记载和群众的 传说 ，认为土族是吐谷浑人的后裔。唐时，留居青海的吐谷浑人，逐渐移居青海东部地区，与其他民族交错杂居。在长期的生产生活过程中，吸收了其他民族成分，逐渐形成了一个新的民族。

轮子秋是一项土族体育项目的表演，其惊险刺激的场面令人瞠目。每年冬季碾完场后，人们在平整宽阔的麦场或者宽敞的地场上，把卸掉车棚的大板车车轴连车轮坚立起来，稳固住重心。朝上的一扇车轮上平绑一架长木梯，梯子两端牢固地系上皮绳或麻绳挽成的绳圈。两人相向推动木梯，使之旋转，然后乘着惯性分别坐或站在绳圈内，快地转动起来，并表演出各种令人瞠目结舌的惊险动作，令人喝彩。观看的人还不时地帮推木梯，使之加速旋转。有时，一大群服装艳丽的男女青年在旁边围成圆圈，载歌载舞，势如众星簇月。

精选5篇青海互助土族故园导游词(二)

互助土族自治县位于青海省东北部，总面积3360平方公里，总人口万人，国民生产总值41600万元，财政收入9000多万元。竖家确定的全国商品量基地县和生态建设示范县，也是青海省主要粮油、生猪、禽蛋生产基地。

全县有耕地105万亩，主产小麦、青稞、蚕豆、洋芋、油菜等;有160万亩可利用天然草场，森林面积196万亩，木材蓄积量名列青海省第二。 互助工业以当地资源为依托，初步形成了具有民族地方特色的工业体系。现有酿造、建材、印刷、造纸、采矿、冶炼、搪瓷、地毯、农副产品加工等工业企业，1997年工业企业总产值首次超过农业产值，达33446万元。

该县自然资源比较丰富，品种繁多的矿产和丰富的水利资源都有待开发。基础设施建设日臻完善。公路、铁路四通八达，贯穿全境。邮电通讯畅通，水电供应充足。 热忱欢迎国内外客弊端 来互助观光旅游，投资开发办实业。互助正以崭新的面貌阔步迈向二十一世纪。

精选5篇青海互助土族故园导游词(三)

各位游客朋友，大家好，欢迎到互助土族风情园来游览观赏。风情园位于青海省东北部，距西宁机场50千米，距青海省会西宁市31千米，是集游览观光、休闲度假、体验民俗、宗教朝觐于一体的综合旅游景区。互助县是全国唯一的以土族为主体民族的自治县，被称为“土族之乡”。土族民族风情又是青海省最具吸引力的民族 文化 旅游资源，因而将互助的整个旅游景区统称为互助土族故土园。2017年，互助土族故土园旅游区被评为国家AAAAA级旅游景区。

各位游客朋友，现在距土族风情园还有一段距离，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下互助土族的概况。土族是我国青海省独有的少数民族之一，土族信仰藏传佛教，也有信仰苯教和道教的。许多学者研究认为，土族是吐谷浑人的后裔。唐时，留居青海的吐谷浑人，逐渐移居青海东部地区，与其他民族交错杂居，吸收了其他民族成分，逐渐形成了一个新的民族土族。

各位游客朋友，土族的服饰极富民族特色，2008年，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土族妇女的传统服饰叫作“七彩袖”，它的两袖由七种色彩布圈做成。从最底层开始，第一道为黑色，象征土地;第二道绿色，象征青苗青草;第三道黄色，象征麦垛;第四道白色，象征甘露;第五道蓝色，象征蓝天;第六道橙色，象征金色的光芒;第七道红色，象征太阳。土族妇女讲究头饰，在土语里，头饰叫“扭达”。过去繁多的头饰，现在已经变得非常简单方便。姑娘一般梳三根发辫，已婚者梳两根，末梢相连，以珊瑚、松石等缀饰，再戴上织锦毡帽，非常漂亮美观。

土族男子一般戴红缨帽和“鹰嘴啄食”毡帽。红缨帽是一种织锦镶边的圆筒形毡帽，相传由清代朝帽演变而来。因红顶连一绺长约五寸的红缨而得名。“鹰嘴啄食”'毡帽，其样式为帽子的后檐向上翻，前檐向前展开。衣服是穿小领斜襟的长衫，外套黑色或紫红色坎肩，纽扣多用铜制。腰系花头腰带，穿蓝色或黑色大裆裤，小腿扎“黑虎下山”的绑腿带，足穿白袜或黑袜，鞋子为双楞子鞋和福盖地鞋。

各位游客朋友，土族的婚礼一般分提亲、定亲、送礼、选吉日、娶亲等程序，仪式隆重热烈。结婚前一天，男方在下午请两名能歌善舞、能说会道的“纳什金”(即娶亲者)带上娶亲的礼品和新娘穿戴的服装、首饰，拉着一只白母羊到女方家娶亲。此时，女方家故意不给纳什金开门，并由阿姑唱起悦耳的“花儿”，让纳什金对歌，还从门顶上向纳什金身上泼水，以示吉祥。直到阿姑们被唱得无歌以对时，女方才肯开启大门将纳什金邀至家中，_随后由新郎向岳父岳母敬献哈达，拜神佛，礼毕上炕喝茶、吃饭r紧接着阿姑们冲进屋里拉起娶亲人到庭院或麦场上去跳“安昭”舞。整个婚礼一直进行到深夜才结束。

第二天天亮前，新娘经过梳妆打扮，头上罩上一层层五颜六色的漂亮纱巾，上马起程。新娘的亲属将一把红筷子撒在院子里，母亲将新娘穿过的衣服扔出墙外，表示姑娘已经出嫁。到了规定的时辰，新娘须“坐经卷”，即在堂屋的桌子上，依次摆着经卷、柏树枝、佛灯、牛奶、红筷子、茯茶、粮食、羊毛等九种吉祥物品。纳什金在堂屋门前唱《依姐》歌，并使劲摆动褐衫衣襟，新娘由其兄弟用白毡或红毡抬着沿院里的圆槽转三圈后，出门上马。新娘在娶亲人、送亲人的簇拥下来到新郎家门口，首先由新郎捧着美酒和哈达，迎上前去接新娘下马。新郎新娘进大门时，有两个年轻妇女在前面拉着红毡或白毡，新郎新娘跟着毡，男左女右，抱着用红布制作的布娃娃，并肩缓缓迈人庭院。穿戴后，即举行拜天地。新郎新娘要连续拜四次，进人洞房。

各位游客朋友，土族有自己独特的饮食习俗。土族以肉类、乳品、青稞、荞麦、薯类为主食，喜欢吃酥油炒面、油炸馍、手抓大肉、手抓羊肉、沓呼日、海流、哈力海、烧麦等。爱喝奶茶，饮自家酿制的青稞酒。土族一般习惯于日食三餐，早餐比较简单,大都以煮洋芋或糌粑为主食;午餐比较丰富，有饭有菜，主食为面食，常制成薄饼、花卷或疙瘩、干粮等食用;晚餐常吃面条或面片、面糊糊等。土族人非常好客，特别欢迎客人来访，哪怕是路过或前来投宿的客人都会受到热情招待。

各位朋友，土族禁忌很多，土族忌讳吃驴、骡、马、狗肉;上炕就座时忌讳坐到主人家的枕头、被子上;年轻妇女的卧室不得随意进入，不能同未婚姑娘开玩笑;佛堂、大殿内忌吸烟、吐痰、乱翻乱摸和大声喧哗;土族还有忌门的习惯，如生孩子、安新门、或家中有重病人时，要在大门旁边贴一方红纸，或在大门旁煨一堆火，外人不得进人庭院。

精选5篇青海互助土族故园导游词(四)

国家5A级景区，位于青海省东北部，距西宁飞机场50公里，青藏铁路、兰西高速公路穿越高寨镇而过，平大公路、威北公路、宁互公路连接境内主要景点。距青海省会西宁市31公里，是集游览观光、休闲度假、体验民俗、宗教朝觐为一体的综合旅游景区。

自上个世纪九十年代逐步发展起来 互助县是全国唯一的以土族为主体民族的自治县，被称为”“土族之乡”，在一般人的观念中“土族之乡”便是互助县，土族民族风情又是青海省最具吸引力的民族文化旅游资源，因而将互助的整个旅游景区统称为互助土族故土园。

景区内原始纯朴的自然环境、雄奇独特的生态环境、古老神秘的文化遗迹，风格迥异的民族风情具有很强的吸引力和竞争力。极具特色土族民族文化，发育完好的高原生态系统，历史悠久的宗教文化和青稞酒文化构成了互助旅游的四大品牌。土族是世居于青海的古老民族之一，因其独特的人文与自然条件，而形成的青海土族文化艺术，又以其文化、历史、语言、民俗、艺术、宗教信仰等诸因素的独特而增添几分神秘。同时，以“二月二擂台会”、“六月六花儿会”、“丹麻会”等民间传统节庆活动和观经会、庙会等吸引着大量游客。

精选5篇青海互助土族故园导游词(五)

互助土族自治县位于青海省东部、海东地区北部，北倚祁连山脉达坂山，与海北州门源回族自治县相接，东北与甘肃省天祝藏族自治县和永登县毗邻，东南与乐都县接壤，南以湟水为界，与平安县相望，西靠大通县，西南与省会西宁市相接。矿产资源丰富，气候舒适，历史悠久。

互助土族县旅游资源丰富。北山国家森林公园即北山林场，面积400多平方公里，位于青海省互助土族自治县东北部，区内古木参天，松柏香馨，山花烂漫，峡高谷深，危崖壁立，有十八盘、黄垭豁、湖勒天池、老虎口、妖魔洞大呢感众多奇景。妖魔洞大呢感众多奇景。此外，还有彩虹的故乡、土族的家乡——青海省互助土族自治县，国家AAAA级旅游景区——互助土族故土园。助土族故土园内原始纯朴的自然环境、雄奇独特的生态环境、古老神秘的文化遗迹，风格迥异的民族风情具有很强的吸力和竞争力。被开辟为国家森林公园的北山国家森林公园、以山光水色取胜的南门峡风景区、以龙泉和歌会著称的五峰山，还有湟北诸寺之母—佑宁寺、千仞绝壁上的白马寺、古朴醇厚的土族民俗等，构成了一幅西部最具魅力的名胜画卷，常令人梦牵魂绕。除此之外，南门峡水库、白马寺、佑宁寺、五峰山等也是旅游好去处。

互助县四季皆宜旅游。互助县属于温带大陆性气候，干旱少雨。年均气温℃，年降水量400-600毫米。冬不冷夏不热。

从互助县境内发现地大量历史文物及考古资料证明，早在5000年前，互助地区就已经有先民在这块土地上劳动、生息，与大自然进行着艰苦地斗争，创造了自己地古老文明。这一时期人类社会已进入新石器时代，人们已经使用磨制地生产工具-石器，并学会制造日常生活中地主要用具-陶器。随着黄河和湟水流域人类不断地繁衍生息，社会地不断推进，人们征服大自然地手段不断提高，约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湟水流域地人类即步入青铜时代。学术界认为，青海地区地青铜器时代诸文化乃至新石器时代地文化均属于青藏高原古老民族-羌族的文化遗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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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青海导游词

满族舞蹈历史发展中的两种态势 18世纪美国舞蹈教育研究 论舞蹈艺术的审美特征 舞蹈艺术与身体的审美关系 藏族民间舞蹈“堆谐”研究 古龟兹舞蹈试探 满族萨满舞蹈的特点研究 土族“纳顿”民俗活动中的舞蹈研究 河北井陉拉花舞蹈风格研究 吴地舞蹈文化源流研究 中、韩佛教仪式舞蹈比较研究 这里可以找到以上毕业论文 希望对你有帮助~

土族研究已经走过100年。 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国外一些探险家、旅行家、博物学家和传教士来到青海、甘肃一带，对土族民间文学、语言文化、历史起源、婚姻家庭、宗教信仰等多方面进行了考察和研究。主要学者有坡塔宁、柔克义、鲁鸠阿恩克、施罗德、许让等。其中，比利时神父许让撰写的《甘肃土人的婚姻》、《土族的起源、历史及社会组织》等四部著作影响深远。 从20世纪20年代末开始，国内一些地方政府官员、记者、学者从土族的人口分布、民俗风尚、土司制度、民族族源和宗教信仰等方面进行了考察，并撰写出了大量的游记、报道文章。如《青海之土人》、《青海互助县土人调查记》、《青海土人的婚姻与亲族制度》、《青海佑宁寺及其名僧》、《互助县风土调查记》等。这些资料为我们研究当时土族的状况提供了许多重要情况与线索。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陈永龄、宋蜀华、照那斯图等一些学者先后深入土族地区调查，相继撰写完成《青海土族社会调查总结初稿》、《青海土族的政治演变》、《土族语概况》等研究成果。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土族历史、民间文学、语言等研究成果较为丰硕。学者们搜集整理完成《土族文学专辑》、《土族民间故事选》等，土族族源形成“吐谷浑说”、“蒙古说”、“土达说”等多种观点。1986年12月，新创制土族文字在互助土族自治县试行。此外，《土族中的萨满教遗俗》、《“会”及其来源探索》等文章通过详细的田野调查对土族原始信仰进行了拓荒性研究。 从1995年开始，土族族源历史形成了吐谷浑、蒙古两种说法，分别以《土族史》和《河湟蒙古尔人》两书为代表。此外，土族文学、政治经济制度史方面的著作和相关论文纷纷发表，《土族文学史》成为一部研究土族文学发展历史的领头之作。《土族〈格萨尔〉》、《福羊之歌》、《三川土族婚礼歌》等一批土族民间文学相继得到挖掘和整理。土族民间信仰和民间艺术的研究成果也较为突出，主要著作有《人神狂欢——黄河上游民间傩》、《土族音乐文化实录》、《土族文化艺术》、《土族口头传统与民俗文化》、《青海、甘肃河湟地区民族杂居地土族民歌研究》、《土族民间信仰解读》等。 土族地区田野调查也得到继续深入，如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中央民族大学、中国艺术研究院、云南大学等单位先后与青海学术界合作，对青海省同仁县藏族和土族“六月会”、互助土族村落、民和土族纳顿等进行了深入调查，完成《中国少数民族村寨调查丛书——土族·大庄村》、《互助县·土族卷》、《中国少数民族重点节日的调查与研究子课题：青海土族“纳顿”节调查研究》等成果。 此外，青海省民宗委、文化厅、社会科学院等部门先后组织人员完成《中国民间音乐集成·青海卷》、《中国舞蹈集成·青海卷》、《青海省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丛书》、《青海土族史料集》、《中国少数民族古籍总目提要·土族卷撒拉族卷》、《土族语言文字的应用与保护》等论著和项目。民和、互助等县搜集整理出《民和歌谣集》、《土族婚丧习俗》、《土族赞歌》、《土族情歌》等土族民间文学资料。 1992年青海土族研究会成立后，创办了《中国土族》杂志，构筑起了一个土族研究的交流平台。中央民族大学、中国艺术研究院、兰州大学、青海民族大学、青海师范大学、西北民族大学等一些大学和研究机构先后培养了一批关注土族研究的硕士和博士生，完成《不同情景中的群体认同意识——基于三个土族社区的人类学对比研究》、《音乐文化交融环境中的个性与共性——青海互助土族民歌的调查与研究》、《土族民间信仰研究》、《土族文化传承与变迁研究》、《性别语境中的土族民间叙事研究》等一批优秀硕博论文。 纵观百年来土族研究，前半个世纪主要是国外学者和国内汉族学者对土族语言、宗教信仰、历史渊源、民俗文化、社会生活等方面进行了客位的描述和研究。由于土族只有语言没有文字，绝大多数土族民众汉文化水平不高，鲜有土族知识分子从主位角度表述本民族文化内核。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和国家培养了许多本土研究人才，尤其改革开放以后土族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当前土族学者已成为土族研究队伍中的中坚力量，形成李克郁、席元麟、吕建福、马光星、秦永章、星全成、马占山、吕霞、李美玲、乔生华、文忠祥、祁进玉、杨卫、王国明、白晓霞、胡芳、邢海燕、何吉芳、胡廷、鄂崇荣等老中青结构较为合理的土族研究队伍，他们在主位研究土族语言、历史、文学、宗教、音乐等方面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在土族研究的发展过程中，许多著名学者的参与、倡导与鼓励功不可没。1949年以前，杨堃、韩儒林、陈寄生、卫惠林、许让、施罗德等一些国内外学者对土族历史、婚俗、宗教等问题的研究，为后人提供了宝贵的资料。1949年后，费孝通、宋蜀华、陈永龄、顾颉刚、照那斯图、周伟洲、芈一之、潘乃谷、高丙中、薛艺兵等国内知名学者对土族的关注和研究，提高了土族研究的学术水准，培养了一批土族学者。 目前新的研究领域不断开拓，本民族科研队伍业已稳定，但要使土族研究不断创新、持续发展,还须不懈地努力，今后须进一步加强国内外学术界相互交流，深入田野调查，开展多学科、交叉性研究等方面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