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商投资毕业论文

原文链接：摘 要：文章作者首先分析了中国服务业FDI现状及其走势，而后提出了进一步提高中国服务业利用外资水平的对策建议：有步骤、有选择地推进服务业开放；正确引导外资投向；建设有利于更好承接国际服务业转移的特殊区域；全面贯彻落实服务外包“千百十工程”，增强我国服务外包业的国际竞争力；完善服务业吸收外资政策措施；深化服务业改革，创造高效便捷的服务业发展环境；加快人才的培养和引进；以实施CEPA为契机，通过港澳承接服务业转移和加强服务业合作；顺应国际外商直接投资的发展趋势，积极采用跨国并购方式。关键词：服务业开放，FDI，服务业转移，国际竞争力，吸收外资，服务业合作一、中国服务业FDI现状（一）总体概况1、服务业吸收外资成为我国FDI的新增长点据外资统计，2005年,中国服务业领域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12 916家,合同外资金额5 078 475万美元,实际使用外资金额1 491 400万美元,同比增长分别为，和。另外，随着中国服务领域的逐步对外开放，包括银行、保险和证券在内的金融业，包括批发、零售、外贸、物流在内的流通业，增值电信和基础电信在内的电信服务业，以及法律、会计、管理、公关等业务在内的专业咨询业等行业成为外资进入的热点。2、生产性服务业是外商投资的重点随着先进技术和管理理念在生产中的广泛应用，成熟的规模化生产不再是资源配置的主要方向，而是为生产提供服务的领域成为效益产出的主要领域。随着生产性服务业在生产过程中重要性的不断提高，其规模也随之不断增加，目前生产性服务业已是世界经济中增长最快的行业，发达国家以通信、金融、专业服务业、物流等生产性服务业占总服务业的50%以上，而且是外商直接投资的重点领域。2005年，我国金融业、房地产服务业以及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占服务业外商投资总额的80%左右。3、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的地位和比重增加近年来，中国服务业发展迅速，2005年我国服务业利用外资规模增加，增幅。同期，我国固定资产投资47000多亿元，比2003年增加46%。2005年，外资占固定资产比重达到，同期增加。与此相反，2005年我国实际利用外资亿美元，下降了，06年上半年实际利用外资又下降了。当前，中国利用外资的“一升一降”现象，说明我国利用外资趋向理性，进入产业结构调整期，即将到来的是我国服务业利用外资的又好又快发展阶段。（二）主要行业特点1、05年金融业成为实际使用外资金额最大的服务业截止2005年年底，金融业新设立外商企业149家，合同金额亿美元，占第三产业比重分别是，。2005年，金融业实际使用金额位居第三产业之首，达到亿美元，同比增长4781%.2005年,银行业新批7家机构引入境外战略投资者，实际使用外资亿美元；保险业新批设立4家中外合资企业，实际使用外资亿美元；证券业新批设立7家合资基金管理公司，实际使用外资亿美元。表3：2005年和截至2005年中国服务业外商投资结构（金额单位：亿美元）

中国贸易前景、结构及汇率机制内容提要：尽快使中国有发展中的贸易大国提升到发展中贸易强国，这是中国入世以后，21世纪前十年经济发展新战略的核心。在本世纪前五年里，中国进出口一路高歌猛进，而国际贸易保护主义抬头，针对我国产品的贸易壁垒不断加强。我国能否顺利实现贸易强国的战略? 本文将从当前贸易现状出发，对中国贸易结构演变趋势和汇率机制调整趋势进行分析，得出中国在未来五至十年里头，将成为世界发展中的贸易强国的结论。关键词：贸易结构 动态比较优势 高新技术产品 汇率机制一、引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外贸易额从1978年的206亿美元增长到2002年的亿美元，在世界贸易中的排名由第32位上升到第五位。对外贸易平均每年增长率超过国民经济增长速度，预计2003年我国进出口总额超过8000亿美元，将取代英国成为世界第四大贸易国，我国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贸易大国。但是我国还不是贸易强国。那么下一阶段就是我国从贸易大国走向贸易强国的征程。尽快使中国有发展中的贸易大国提升到发展中贸易强国，这是中国入世以后，21世纪前十年经济发展新战略的核心。那么，在未来的五至十年里，中国能否完成这一历史性的转变呢？二、从贸易大国走向贸易强国（一）名副其实的贸易大国近20多年来中国出口以比GDP增长率平均高出一倍的速度发展，中国出口商品占世界市场的份额已经从1978年的上升2002年的，中国在世界出口大国中的排名相应地从1978年的第32位上升2002年的第5位；出口占中国GDP的比重从1997年的上升到2002年的。出口商品结构也有了显著改善：初级产品与工业制成品的比例已经从1990年的∶变为2002年的9∶91，其中，高技术产品出口比例从上升到34%。这表明我国已经成为名副其实地贸易大国。（二）走向贸易强国的差距我国已发展成为一个对外经贸大国，但是还算不上一个对外经贸强国。在新的世纪里，我国的目标应当是从一个对外经贸大国发展成为对外经贸强国。但与世界贸易强国相比，现时还有许多差距。主要表现在中国出口产品和服务贸易竞争优势不大，加工贸易占半壁江山，造成贸易条件不利，中国必须提高外贸竞争力，而加快调整和优化出口商品结构，改善产业结构和贸易结构则是重要一环。我国出口高速增长的主力军是外资企业，外资企业对我国出口的大幅度攀升和结构的改善已经起着主导作用，外资企业出口占全国出口总额的比重由1997年的41%上升到2002年的，同期，外资企业高新技术产品出口所占比重由70%上升到85%。外资企业对我国出口增量的贡献度已经由“九五”期间的47%上升到2001年的，加工贸易出口占出口总额的比例已经从1994年的47%上升到了2002年，加工贸易在高新技术产品出口中所占的比例更高达，2003年上半年中国高新技术出口总额中加工贸易出口占到了。这与世界贸易强国一般贸易出口比重大于加工贸易出口的情况大相径庭，表明我国本土企业的出口能力及其增长潜力还远没有得到发挥。我国贸易结构不发达，国际竞争力需要大力提高。国际经验表明，一个国家的贸易结构将发生有以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进口资本密集型产品为主向以出口资本密集型产品和服务产品为主、进口劳动密集型为主的转变。而一国欲从国际竞争中获得更大的利益，就应使本国具有高附加值的产业具有较强的国际竞争力。我国出口商品中技术含量和附加值较高的产品所占比重偏低在结构上，我国出口商品中高科技含量、高附加值的产品的比重偏低。目前，在我国的出口结构中，劳动密集型产品的比重较高，而资本密集型产品（如机械及运输设备）的比重比较低；在进口结构中，劳动密集型产品比较低，资本密集型产品的比重较高。这说明我国的贸易结构还处于不发达阶段。另外，从产业的贸易依存度来看，我国贸易结构也处于不发达阶段。一般来说，贸易结构越发达，资本密集型产品越具有国际竞争力。目前，由于加工贸易已占我国对外贸易的较大比重，总量层次上的贸易结构难以反映我国的国际竞争力，而一般贸易进口结构和一般贸易结构出口结构能更好地反映贸易结构的发达程度和国际竞争力的高低。（三）走向强国的主要制约因素。近年来，国际贸易保护主义进一步抬头，保护手法更加隐蔽，主要出口市场针对我国产品的贸易壁垒不断加强，针对我国出口商品的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案件不断，上述因素均加大了我国开拓国际市场的难度。国外技术贸易壁垒将进一步限制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技术壁垒作为一种外源性的贸易限制措施，正成为越来越多的国家频繁限制中国产品出口、保护本国产业的武器。技术贸易壁垒对我国出口企业造成了减少国际市场份额、市区贸易机会、退出贸易市场、损害企业信誉等不利影响，对我国出口带来长期的负面影响。中国自1996年以来已成为世界上出口产品受反倾销调查最多的国家。特别是近几年来，中国产品遭遇反倾销几乎涉及所有出口产品类别。2001年，中国遭遇反倾销立案调查数占当年全球案件的15％，2002年则上升至17％，被采取最终反倾销措施的案件为36起，列全球首位。据不完全统计，2003年前三季度，包括美国、澳大利亚等国家对中国产品提出的反倾销保障措施立案超过了42宗，涉及金额超过亿美元，贸易专家还预测，依此形势下去，我国贸易纠纷将随之达到高峰。国际市场竞争激烈，而我国低附加值产品独特性低，抗危机能力差，出口商品竞争力不强，关键时刻难以起到稳定出口的作用。我国的劳动密集型出口产品是建立在低劳动力成本基础上的，这些产业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成本低，市场容易进入。从而也很容易引起投资过剩，投资过剩又导致生产能力过剩，生产能力过剩最后导致供给过剩，供给过剩就必然会出现恶性竞争。无序竞争最终的结果就是遭遇反倾销起诉或保障措施。（四）从贸易大国走向贸易强国需要长期的贸易动力转换。实现贸易持续增长的关键是贸易动力的转换。贸易动力的转换来自产业结构的转换，这种结构转换是由产业结构、国内需求结构与贸易结构良性互动而形成的。中国目前的贸易增长动力是建立在劳动力基础上的比较优势，贸易结构的主导是劳动密集型产品。贸易条件随贸易数量增长而恶化，它是由于贸易增长动力没有随贸易增长阶段变化相应转换造成的，这说明低价劳动力优势的潜力已不足，也进一步说明比较优势面临着向高级化转换的需要。如何将现有的比较优势转变为长远的竞争优势，则是我国产业结构调整中的最根本最严重的问题。要实现我从一个贸易大国走向一个贸易强国的目标，增加我国在对外经济交往中获得的动态利益。关键所在是强化中国现有外贸出口比较优势的同时，培育具有潜在竞争优势的高科技产业，并以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在开放竞争中实现中国贸易结构的第二次转换。三、中国贸易结构变化趋势分析一、影响我国贸易结构转换的环境因素（一）世界经济结构也正在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为我国分享全球技术进步和全球带来的效率提高提供了机遇。国对外贸易结构优化升级将受到正反两个方面的影响。一是由于国内以信息技术产业为先导的产业结构高度化发展，以及高科技领域外商的投资带动，机电产品的出口竞争力将持续提高，并成为出口增长的增长点。外商投资的重点由过去的一般制造业发展到基础产业、基础设施和高新技术产业。特别是近两年来外商投资于集成电路、计算机、信息产品等高技术项目明显增加，不仅提高了我国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也是我国改造、培育和壮大一批支柱、优势产业，从整体上增强了我国的出口能力和国际竞争力。另一方面，从国内的产业结构调整来看，在世贸组织的框架下进行结构调整，也就意味着进一步加大现有的比较优势的发挥，我国产业结构可能出现一个“低度化“的调整阶段。我国现有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将会又一个更大的发展，而技术密集型产业将受到更大的竞争压力。这有利于解决就业问题，但是也可能会重新提升传统商品的比重，从长远来看，并不符合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目标。如何将现有的比较由是转变为长远的竞争优势，则是我国产业结构调整中的最根本最严重的问题。（二）外贸体制改革促进了外贸经营主体的多元化。中国认真履行加入世贸组织的承诺，开放领域继续扩大，法律法规体系和投资环境不断改善，增强了外商对华投资信心，外商投资持续增加，投资贸易互动作用进一步增强。同时，随着中国外贸经营权的加速放开，激活了各类市场经营主体，特别是民营企业进出口的活力进一步得到释放，进出口自主增长的能力明显增强。二、贸易结构发展现状（一）总体发展情况。我国外贸出口实现两次跨越：一是上世纪80年代初摆脱了以资源为主的出口结构，进入了一个以劳动密集型制成品出口为主导的时期，我国外贸出口实现了500亿美元的第一个台阶。95年外贸出口结构出现了一个决定性的变化，机电产品出口首次超过纺织品服装产品成为最大类出口产品。兼具劳动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双重特性的机电产品出口异军突起，使我国2002年外贸出口迈上了3000亿美元的台阶，2002年，高新技术产品出口额首次超过纺织品达到亿美元。我国外贸出口进入到机电产品拉动全国外贸出口，高新技术出口拉动机电产品出口快速增长的新阶段。（二）高新技术出口发展情况。随着世界贸易全球化的迅猛发展，高新技术产品成为世界贸易的新生力量，高新技术产业水平的高低已成为衡量一国国际竞争力强弱的标志。中国入世后，以科技兴贸为战略，进一步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促进出口商品结构的第二次调整，用高新技术占领国际市场，从而带动中国21世纪的经济腾飞。随着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和进口额的持续高速增长，高新技术产品在我国对外贸易中的地位不断提高，我国对外贸易结构已经得到较大改善。2002年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占商品和工业制成品出口的比重双双首次突破1/5，分别达到和。10年前1992年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在工业制成品中的比重只有，10年提高了近17个百分点。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已经成为带动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与此同时，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创造了对高新技术产品的巨大市场需求。近年来，随着科技兴贸计划的实施，我国高新技术产品进出口贸易快速增长，高新技术产品在我国商品进出口中的地位不断提高。在全球高新技术产业出口增长乏力、高技术产业发展普遍不景气的环境下，我国高新技术出口依然保持高速增长态势，成为全球关注的亮点。在连续10多年高速增长、且出口基数接近500亿美元的情况下继续增长了近5成，显示出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已进入鼎盛的发展时期。“十五”计划实施的头两年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迅速，高新技术产品出口额累计突破已1000亿美元，达到亿美元，超过了整个“九五”期间的亿美元，是“八五”期间的4倍。与1992年相比，我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额10年翻了4番，年均递增，是同期GDP增长率的3倍多。2003年，技术含量较高的机电和高新技术产品一直是拉动中国对外贸易快速增长的主要商品。前三季度，机电和高新技术产品出口额分别为1564．4亿美元和733．3亿美元，增长41．4％和58．2％，增量分别占全国总出口增量的61．0％和35．9％。表-1 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对外贸易额占商品和工业制成品出口对外贸易额的比重（1992～2002）单位：% 2001 2002占商品 占工业制成品 三、贸易结构预测分析根据我国贸易结构发展的趋势分析，可以预测未来几年里，中国将从一个贸易大国发展成为发展中贸易强国。到2010年，我国商品进出口结构和效益进一步改善，出口商品科技含量和附加价值显著提高；服务贸易实现较快增长，重点服务产业国际竞争力有明显增强；利用外资领域进一步扩大，项目技术水平和规模有新的提高，结构和区域分布趋于合理；对外投资稳步扩展，境外资源开发利用和加工贸易形成一定规模；经常项目收支实现大体平衡，国家外汇储备和主要外债指标保持在合理水平上。主要产业和产品的国际竞争力显著增强，企业通过参与国际竞争将实现较快的技术进步和较好的经济效益，人民币汇率的稳定将获得更加坚实的基础，国家的综合国力进一步增强。同时，我国开放型经济格局将基本确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国际规则要求的外经贸管理体制逐步走向完善。对外经济贸易将更好地发挥对国民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 电子信息产品作为高新技术的一部分成为拉动我国外贸增长的主要动力。在促进高新技术产品出口方面：在我国优势领域培育一批国际竞争力强、附加值高、出口规模较大的高新技术出口产品和企业，使我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以每年高于20%的速度增长，到2010年可望达到1200亿美元，在全国出口总额中达到30%，初步完成我国出口商品结构由以低附加值、低技术含量产品为主向高新技术产品为主的转变。四、人民币汇率机制人民币汇率的稳定和形成机制是影响中国对外贸易前景的至关重要的因素。日元升值的历史教训从实践说明了一个问题，汇率将是影响中国贸易发展的长期因素。人民币升值会对中国的优势产业产生严重的损害。从国际分工格局来看，相对于发达国家以研究和服务业为主，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是以制造业为主的，这种贸易结构极易受到汇率水平变动的影响。相对于发达国家以资本技术优势参与国际分工，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是以劳动力成本为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企业的产品档次不高，附加值低，如果人民币升值，出口商生产成本和劳动力成本相应提高。在国际市场价格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出口利润的下降严重影响出口的增加。1、汇率机制对贸易的影响。汇率政策是实现一国经济内部均衡和外部均衡同时达到的重要工具，汇率已成为调节国际经济竞争关系最直接、有效地的手段。一国完全可以利用汇率波动影响的分析结论，主动地选择汇率水平的偏差(即低估或高估本币)来调整国际货币关系，创造一个有利经济发展环境。我国应该更多地将汇率作为调节进出口的工具。一般来说，本币的低估所反映的外币实际购买力的增加，一方面导致外国产品价格相对昂贵，有损外国贸易，外国经常帐户收支状况恶化，但另一方面，它也有益于外国对外的金融和直接投资，外国投资收益增加。本币低估将使外国的贸易条件(贸易条件=单位出口产品价格变动率／单位进口产品价格变动率)得到改善，这意味着外国出口一单位商品可换取更多的进口商品，外国的资源利用更加优化。长期来看，这将促进外国的经济增长。本币的低估使得外币的实际购买力相对增加，这将鼓励外国的对外直接投资。随着对外直接投资的进行，以资本、技术为代表的外国生产力将转移到本国，外国将遭遇一定程度的“产业空洞”，其结果是外国的就业下降、GDP下降。但同时，外国对外投资增加、投资净收益增加，从而GNP增加。此外，大量外资企业随着外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开展而在本国建立，它们的产品返销将进一步恶化外国的贸易状况。而资本货币高估一点好。而对于每个国家来说，其货币汇率水平的确定主要取决于货币在对外经济关系中主要起的是贸易作用还是投资作用。美国有发达的资本市场吸引着世界的资本，投资在其对外经济关系中作用显著，美元更是“资本货币”，因此美国就支持“强势美元政策”。而日本缺乏发达的金融市场，资本输出能力不强，贸易在其对外经济关系中一直起着重要作用，日元更倾向是贸易货币，因此日本就极力抵制日元升值。随着经济的发展，一国对外经济联系将从更多的采用贸易方式向更多的采用投资方式转化，从简单的商品交换发展到资本、技术等核心生产要素的转移，这就需要其币值水平从较低转向较高。2、人民币汇率机制改革的必然性。人民币汇率长期保持稳定，从理论和实践来看，都是缺乏基础和不现实的，应该改变外汇管理政策的主导思想，使汇率能更真实地反映市场供求发挥市场机制的调控作用。而实际浮动汇率地基础是经常账户、资本和金融账户管理的开放。从中长期来看，人民币盯住美元是不可取地，他只会使人民币成为美元高度可信赖的替代品，不利于人民币的区域化和国际化。在金融全球化不断深化的大背景下，如果我国继续维持这种制度安排，不仅面临着运行成本和风险递增的约束，而且还将使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不断降低。毫无疑问，随着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对外开放进程进一步加快，这些问题和矛盾将日益突出，成为影响我国金融安全的重要因素。由于我国现行汇率制度事实上是人民币与美元挂钩的固定汇率制度，尽管这种制度安排基本上是适应当前中国经济的发展阶段，对促进经济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也不可否认，这种汇率制度安排也存在着许多缺陷，如汇率的形成机制缺失、汇率缺乏灵活性或弹性、汇率的调整缺乏准确依据等等。因此，现行人民币汇率制度必须改革，重新选择汇率制度已是大势所趋。3、中国汇率机制的选择。人民币汇率制度的改革方向可分为长远目标与近期目标。从长远来看，人民币汇率制度的改革方向是增加汇率的弹性和灵活性，扩大汇率的浮动区间；但是，从近期来说，人民币汇率在消除升值压力和预期后，应扩大浮动区间，逐步取消结售汇制度，并将形成机制从盯住美元转向盯住一揽子货币。人民币汇率扩大浮动空间不仅可以克服一次性升值的各种风险和弊端，也可以更好地反映多变的市场状况和经济环境的变化。银行结售汇的强制性与银行间外汇市场的封闭性是导致人民币汇率的形成机制缺失的重要原因，使人民币汇率难以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市场汇率。因此，应将目前国内企业的强制结售汇制逐渐过渡到意愿结汇制，使整个外汇供求有效地出清价格，使价格也能灵活地引导和调节供求。实行经常项目可兑换后，基本实现经常项目的意愿售汇，资本项目的意愿售汇还需要根据资本项目开放的进程逐步改进。在市场供求基础上，人民币汇率调控目标可由钉住美元转为钉住一揽子货币。包括美元、日元和欧元三种货币，可根据贸易情况选择适当权数。采取钉住一揽子货币的方式，有助于淡化市场对美元兑人民币汇率的关注程度，稳定我国对美元区、欧元区和日元区的贸易条件。当市场供求关系与货币计算出的目标汇率有差异时，甚至方向不一致时，必须以市场供求关系为基础进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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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制造业海外转移的历史由来已久，自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虚拟经济的持续膨胀使得在美国呼吁制造业回流的声音不断加大。根据美国商务部分析局（BEA）提供的经济结构数据分析知，美国制造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从1950年的下降至2016年的，美国经济发展不断呈现出制造业空心化趋势。造成这一结果就不得不提及美国早期的去工业化战略。美国早期的去工业化战略对其经济转型升级和快速增长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随之而来的是制造业空心化和工人失业，国内的高端服务业失去了根基，经济结构出现一系列问题，经济增长动力不足，最终美国经济下滑，爆发2008年的金融危机。这次危机使得美国欧洲等其他国家意识到制造业的重要性，各个国家都加大了对制造业的重视程度。美国从奥巴马政府至现在的特朗普政府再不断地出台一系列的措施促进美国的制造业回归来带动国内的经济复苏。奥巴马政府意识到实体经济对国家的重要性开始提出了美国制造业的回归战略；特朗普团队上台后基于增加美国就业机会、发展创新型经济和加强美国国际领导权等方面的考虑,进一步出台了吸引美国制造业回流本土的诸多政策。反观中国在工业制造领域不断拓展，增强自身竞争力，制造业的高速发展使我国经济稳步增长，在2010年我国的制造业增加值首次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2017年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份额的27%。虽然我国制造业发展取得了一系列成果，但是美国倡导的制造业回流势必会对我国制造业产生影响，尤其是对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分工地位。本文通过分析美国再工业化的历程，文旨在分析出美国制造业回归对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影响，并为未来中国制造业发张指明方向。国外研究现状 美国制造业的回归作为美国近几年为经济复苏做的大举措，被国内外的众多研究学者关注。Jing Chen（2017）认为美国经济会有一个新的开始，迎来制造业的复兴，他通过麦肯锡战略、企业金融和宏观经济学高级分析中心高级专家埃兹拉·格林伯格（Ezra·Greenberg）得出自大衰退以来，美国的经济增长即使不惊人，但也是稳定的，通过在五个领域的措施，美国可以建立一个更有活力、更具包容性的经济体[1]。根据Scott Miller（2018）的研究，制造业仍然是美国产出的主要组成部分，然而近几年中国只有少数几个高科技行业实现了持续增长[2]。与中国恰恰相反的是，美国的再工业化不再是回归低端制造产业链，美国制造业的复兴是产业结构优化例如全球、低能源成本、智能制造等高新制造业模式。根据Abadie（2010）的研究，在2009年美国没有提出制造业回归的战略之前，中国对美国的制造业在增加值出口额非常拟合现在真实的制造业增加值出口额；相反在美国在执行了制造业回归战略之后，中国对美国增加值出口额显著减少[3]。简单来说，该研究表明美国制造业的回归后，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减少是一个直观表现，而这种变化率则很好地代理了美国制造业回归战略，其中制造业产业链的创新是美国在制造业价值链分工地位上遏制中国的关键转折点。对于中国制造业价值链分工的看法，Chunjiao Yu（2017）通过DVA计算指标和数据模型得出在GVC分工体系下，中国DVA比例小于发达国家，说明中国提供高质量产品的能力还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4]。贸易战也警示我们，出口应“重质大于重量”，在以后的出口中注重提升贸易附加值，具体地，应大力提倡技术发展，努力提升劳动生产率，鼓励研发，促进资本积累，并鼓励专业化生产。国内研究现状首先，美国制造业回归的产业结构特点 根据肖肖（2018）撰文所指出的，美国此次制造业的回归是更深次的高端制造业回归，绝非传统意义上的制造业回归, 而更像是催生一种新的生产方式, 实现产业升级[5]。潘辉，杨毅（2018）发现美国自2010年以来按高端制造业和低端制造业划分，回归产业中有高达58%都是低端制造业的企业[6]。马光远（2017）认为当年奥巴马强调“再工业化”, 目的看似是为了保持美国在全球制造业竞争方面的领先地位，并为新一轮产业革命进行充分的准备，本质上是实现美国产业的升级, 抢占国际产业竞争制高点[7]。阮晓东（2017），美国都把制造业放在了发展中国家,但是将设计、研发和销售等其他环节留在了美国[8]。其次是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局势的研究。根据蔡礼辉和任洁（2020）的研究，中国制造业GVC参与度指数在多数年份明显高于美国同期值,这说明中国参与国际分工程度明显高于美国;其次,中国制造业GVC地位指数明显小于美国,这表明美国在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分工中处于相对上游环节[9]。吕晨星（2018）也认为美国相比中国参与国际分工的程度更深，从制造业整体看,中国制造业较多从事最终端的生产,美国制造业较多从事技术水平较高的中间产品生产[10]。从以上结论来看，在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上分析，此时的中国制造业相比较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高端制造业还是比较吃亏的一方。最后是中国制造业应对的从策略的研究。王岩（2020），增加研发经费投入，推动技术创新与进步，要扩大金融财政支持，改变制造业融资难的状况[11]。其次，完善产业链建设。丁明磊（2017），强调加快推进产业智能化、数字化、网络化、绿色化升级，把智能化、数字化、网络化、绿色化作为提升制造业竞争力的技术基点,推进各领域新兴技术跨界创新[12]。潘辉和庹小钰（2018）从价值链高端切入全球价值链, 痛下决心盯准战略性新兴产业, 自主研发核心技术, 实现技术超越和产业升级[13]。综上所述，目前中国对美国制造业回归的大概举措应该从进军创新产业入手，改变自身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处于低端的困境。此外就是对于资源配置优化，工业化发展相对应的应该是劳动力需求的减少。研究方法本课题主要采用文献查询总结和数据分析总结的方法来进行研究。由美国制造业回归这一基点，通过查阅文献资料了解美国制造业回归的背景以及动因，分析美国制造业回归的发展状况，判断美国制造业未来可能对中国制造业所产生的冲击。通过数据收集绘制表格，具体分析近几年来美国制造业回归的结构特点，进一步推析出美国制造业回归在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上对中国制造业所产生的影响，从而对中国制造行业提出应对影响和风险的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