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到1976年,长期受党内“左”倾错误的影响,建国初期确立的党对云南的各项正确政策被肆意践踏,当初从边疆民族的实际出发、分类指导的政策,被污蔑为“边疆特殊论”、“民族落后论”,甚至在民族地区“重划阶级”,结果造成大量冤、假、错案;党的各项政策措施严重背离了云南现实,以阶级斗争取代民族工作。在错误思想路线的指导下,党的各项政策严重背离了云南的实际,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人民生活非常困苦。 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它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一次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会议,它从根本上冲破了“左”倾错误的严重束缚,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作出了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云南也和全国一样开展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通过真理标准大讨论,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使云南能够重新审视自己的省情,从实际出发制定各项政策。 对省情的认识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大概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20世纪80年代,省委将云南省情概括为“边疆、民族、山区三位一体”的省份。这一概括虽然符合实际,但对云南所处的社会主义发展阶段还没有正确认识,对云南发展的优势和劣势还没能进行更科学系统的总结梳理。 第二个阶段:20世纪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中期,在中央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指导下,在历届省委、省政府对省情认识的基础上,提出了“云南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低层次”的科学概括。这一观点最早是1987年10月,时任云南省委书记的普朝柱同志在全省民族、边疆工作会议上提出的,经过几届省委的深入研究,理论联系实际,最终在1997年云南省六届六次全会上,省委对云南省情形成的共识进行了概括:云南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低层次。并总结云南经济社会状况“四低四高”的特点:社会发育程度低,地区发展不平衡程度高;生产力发展水平低,自然、半自然经济比重高;劳动者科学文化素质低,文盲、半文盲比重高;人民生活总体水平低,贫困人口比重高。这一论断对云南认清形势,加快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第三个阶段:从1999年开始,这一时期省委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低层次认识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云南发展的优势,理清发展思路。1999年在云南省第六届九次会议上,省委对云南省情的认识有了新的概括:第一,云南生产力水平低而资源相对富集,是举世瞩目的“生物基因宝库”和“生物资源王国”。第二,云南是中国世居少数民族最多的省份,是一个世界上少有的多民族群体、多文化形态共生带,民族文化资源丰富。第三,云南位于中国、东南亚、南亚三大经济圈的交界带,可以从陆路通过东南亚、沟通印度洋沿岸国家,国境线长4060公里,云南具备了实施国际通道经济战略的先天条件,也是中国唯一具有从陆路与东南亚、南亚国家开展经济合作优势的省份。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云南发展的三大战略目标。 第一步战略:20世纪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中期,在第四、五届省委的领导下,云南从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低层次”的认识出发,在生产力基础极为薄弱的条件下,客观分析云南边疆、山区、民族地区的发展条件,突出发挥云南资源优势,选准起步产业,制定了“以农业为基础,发展农业促轻工,依靠轻工积累资金,集中财力保重点建设”的发展思路。 第二步战略:面临迈入21世纪,经济全球化步伐加快,国际国内形势发生重大变化,中央提出了西部大开发,作出大力加快西部省区发展的战略决策;经过13年孜孜不倦的努力,中国成功加入WTO,这改变了中国的经济地理版图,这使经济社会在世界的平台上发展,这一系列新的发展机遇和挑战出现在云南面前。面对21世纪应该如何发展,这要求云南有更高更远的战略眼光,站在新的历史高度进行科学定位。随着对省情认识的深化,在前一阶段打下的发展基础之上,围绕云南自然资源、民族文化、区位条件三大优势,1999年中共云南省委在省委六届九次全会上,进一步提出了建设绿色经济强省、民族文化大省、中国连接东南亚、南亚国际大通道的“三大”目标。 第三步战略:随着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党中央提出了坚持科学发展观,保持社会经济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为了在新形势下使云南的经济社会保持又好又快的发展势头,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对云南创新发展思路提出了新的要求。2006年11月,省委在第八次党代会上提出了建设富裕云南、建设文明云南、建设开放云南、建设和谐云南的新的战略目标和发展思路,这必将推动云南社会各项事业再上一个新台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