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体制改革投稿经验分享

总之，这场改革是失败的，工农成了牺牲品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经验和教训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已经经历了20多年，取得了巨大成功，对它从理论上加以总结是很有价值的。我个人认为，有以下基本经验和教训或值得反思的地方。s0100一、基本经验1、以产权制度改革和产权关系调整为核心和主线。改革者也许并没有意识到最初的，以“放权让利”为内容的改革就是产权改革，当时也没有产权理论作为指导。但是，这场改革实质上就是权利关系的调整。这种选择也许是制度变迁的内在力量的推动和人们的本能选择。无论是农村改革，还是城市的改革，或者二者相关的改革，都是以责权利关系及其制度的调整为核心和主线。农村的改革主要包括：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度的推行，农产品流通体制改革，乡镇企业的建立、发展和改革，在家庭联产承包制基础上的股份合作制改革，农业产业化等。考察这一过程，我们发现每一步改革的实质都是“产权制度改革”或“产权关系的调整”。国有企业改革实际上从一开始就是产权制度改革，因为放权让利、利改税、承包经营责任制、租赁经营责任制、股份制等改革，本质上都是调整企业和政府的产权关系。公司治理结构的改革，实质也是企业的利益相关者责权利的界定和调整。2、以旧制度最薄弱或新制度需求最强烈的环节——农业制度为突破口。从总体上说，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最早是从农村的土地产权制度和生产组织制度开始的。为什么制度变迁首先发生在农村？我们认为这是适应客观需要而做出的理性选择。农产品的统购统销制度、价格剪刀差以及户籍管理制度，使农民蒙受了巨大的利益损失。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制度名为集体经济，实为变相的国营经济。与城市的集体和国营经济不同的是，国家对农村的集体经济基本上“管而不包”。这样农村改革的机会成本很低，农村对新制度的需求也就更加强烈。因此，农村相对于城市而言，旧的制度更容易打破，新的制度更容易产生，自发的制度变迁发生之后，更能够得到政府的迅速认可和支持。3、允许旧体制外生产新体制，即体制增量调整与体制存量调整并行，而且以前者促进后者。中国的经济体制，在旧体制的根本性变革难度较大的情况下，确实很大程度上是依靠增量改革、体制外突破来改革经济体制的结构和促进或倒逼旧体制的变革，这是渐进式改革获得成功的重要原因和主要经验之一，应该予以充分肯定。但是，不能因此而认为中国渐进式改革的成功和经济的持续增长靠的就是非国有经济的发展。无论体制改革还是经济增长，都是“两条腿”走路。公有制经济（包括集体经济和国有经济）的体制，一直都在改革，甚至比非公有制经济的出现要早。对集体农业经济体制和国有企业的改革，包括对土地制度的改革，都在20世纪70年代末就开始了。而且，在强调体制外改革的积极作用的同时，决不应当忽视国有经济在改革和发展中的巨大作用。与非国有经济相比，国有经济市场化的速度较慢，这固然不利于市场化的进程，但是可以使大量经济资源特别是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部门处于政府直接控制之下，这不仅有利于维护社会政治和经济的稳定，有利于控制转轨过程中的各种矛盾，而且能够在市场机制很不完善的情况下，通过政府的调节弥补市场的不足，克服市场的缺陷，充分发挥政府导向的作用，保证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转。国有经济实际上也为中国的渐进式改革和非公有经济的发展承担着成本。我们假设：国有经济体制一开始就彻底变革，那么，非公有制经济能否发展到现在的水平？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能否顺利？这些问题的答案可能要改变。4、包括政府在内的多元主体联合创新体制，政府扮演重要角色。中国经济体制变迁过程中的初始主体可能存在比较大的差别，但是在制度的设计和变迁过程中，是多元主体联合创新体制，并不断进行着角色的转换。其中，政府作为多元主体中的一员在体制创新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以农村改革为例。前面已经分析，农村经济体制变迁包括许多方面，其中最主要的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股份合作制和与农业产业化相适应的正在进行的制度创新三个阶段。每个阶段都有不同主体扮演不同角色，起着不同作用，不同阶段的角色及其作用又是有所变化的。政府虽然不是在每一项改革或改革的每一个环节上都充当主角或领域者，但是，它作为重要的制度变迁主体的作用是不可否认的。家庭承包责任制作为制度创新在很短时间里向全国推广，则属于新制度的扩散。在这一过程中，中央政府是最重要的主体。它对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认可、支持极大地打消了广大农民和各级地方政府的顾虑，使新制度以尽快的速度扩散。当然，最基本、最重要的事实是：这一变革除了触犯了少数人的既得利益外，于农民、于中央和地方政府、于城市居民都是有益的，基本上属于帕雷托改进，所在大家都是从自身利益出发支持改革的。家庭联产责任制也有局限性。还是农民自己在实践中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自然地创造了一种扬弃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适应生产规模进一步扩大的制度形式——股份合作制。毫无疑问，广大农民自己是主角，他们是制度的设计者和实施者。无论是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基本上是认可、顺应、引导。随着农业产业化的发展，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创新，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又拉开了帷幕。农民现在已经意识到家庭小规模经营对他们的种种不利。因此，农民们自己又在探索，他们仍然是创新的主角。乡镇企业的发展既是中国农村的产业革命，又导致了整个农村经济体制的重要创新——可以与农业中的家庭承包责任制相提并论的制度创新。这一创新有一个过程，在过程的不同阶段，创新的不同主体及其相互关系是有所变化的。几乎在家庭承包制刚刚全面实施的同时，“社队企业”开始实行承包制，即由公社、大队包给一些“能人”。这些“能人”都是农民，是农民中的“基层干部”或原来就是“社队企业”的经营者。第一步制度创新，是由“基层干部”唱主角，集体代表——公社、大队、生产队及地方政府、中央政府、广大农民共同参与的，几乎没有反对的主体，因为它对任何一个群体或阶层或国家，都是有益无害的。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显然支持，但不是创新的发动者和领导者，不是主角。20世纪80年代中期，已经有些大胆的农民开始投资办企业了。有些单独办、家庭办，有些是农户合伙办，这就使乡镇企业自身的组织也出现了新形式——家庭企业和合伙企业。非公有的乡镇企业取得了超常发展。农民自己仍然是创新的主角。政府，特别是中央政府起了一个“放”或“允许”的作用，即所谓“给政策”，例如国务院1984年的4号文件认可、允许个体或联合投资。当然，“放”本身也是一种对创新的“参与”，它与阻挠或观望是不同的，与一般的“支持”也不一样。从这个意义上说，政府也是这一制度创新的重要主体。20世纪90年代以来，乡镇企业进行了更深层次的体制创新，目标是与现代市场经济接轨。最大的特点就是政府特别是县以上的政府基本上退出了“制度创新主体”行列。因为经过第一、二步政府“放”以后，乡镇企业走上了自我发展、自我创新的道路。在政府跟乡镇企业没有产权关系，乡镇企业也不再需要政府“放”什么权、给什么政策的情况下，政府面对乡镇企业的制度创新，就显得没有什么可为了。进入90年代以来，乡镇企业从合伙制到股份合作制，甚至有些向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集团化的演变，都是乡镇企业、乡镇企业的投资者和广大农民自己的事情，他们顺应市尝产业变化的需要，很自然地完成了一次又一次产权关系和企业内部组织结构的创新。这是由他们的产权及由此决定的经济地位和经济利益关系决定的，他们有产权，从而有谈判实力，能够左右制度变迁的方向，而且也必须左右，以维护其产权收益。国有企业至今为止的制度创新，尽管地方政府、企业及企业员工等主体在不同阶段的角色或作用在变化，但是中央政府除了创新初期很短时期外，一直都是创新的主角，一直都是它主导，它决定创新的方向和方式，并组织试点和推广。5、从制度变迁的规律和中国实际出发，选择渐进式改革的方式或道路。对于体制转轨，理论上存在多种途径或方式。在实践中，也有多种方式，人们把20世纪开始、持续至今还没有完成的许多国家的改革，大体上划分为两种方式：渐进式改革和激进式改革或“休克式疗法”。从改革的效果来看，比较多的人认为，以中国为代表的渐进式改革更加成功。主要标志是，在市场化改革推进过程中，经济快速发展，连续20年经济平均以近两位数的速度增长；与此同时，物价上涨率限制在公众可以承受的范围内，从1979年至1999年，社会零售物价上涨率平均为％（居民消费价格上涨率从1985年至1999年平均为％），没有到两位数，从而没有危及经济稳定和社会稳定（张卓元，2000）。由于经济快速发展，物价上涨率总的来说处于居民可承受的范围内，全国人民的收入和生活水平普遍有较大提高，得到改革的实惠。所谓渐进式改革是指在根本经济制度不发生较大变化的情况下，对经济发展过程中限制或阻碍经济发展的经济体制进行逐渐地改革。中国的渐进式改革体现在许多方面：从农村改革开始，然后扩展到城市；先着力发展比较适应市场经济的非国有制经济，而后重点推进国有经济的改革；先发展商品市场，然后着重发展生产要素市场；价格改革先调后放，调放结合，并逐步同国际市场价格相联系；生产、流通、价格等都出现计划内外双轨制，然后向市场单轨制过渡；经济特区、沿海城市改革开放先行一步，逐步向内地推开，实现全方位开放等等。在改革推进的方法上，也是这样。先是摸着石头过河，走一步看一步，然后随着经验的积累，逐步实行相互协调、相互配套的整体推进；还有是先易后难，先改革那些比较容易改的领域，最后搞攻坚战——推进国有企业改革。中国的国有企业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有着密切关系。由于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牵涉到国家财政收入的稳定、社会成员的就业与福利保障，所以一直是中国经济改革中最为复杂、最为困难的改革。为了保持社会稳定，避免对企业的迅速改革可能导致的生产下降，失去社会大众对制度变迁的支持，同时又要提高企业经营效率，中国企业制度的变迁实际上是通过体制外变迁和体制内发展相结合的道路来推进的。也就是前面分析的“两条腿”走路。当然，我们只能说，从目前的情况看，中国的渐进式改革比较成功。但是，它同样有其局限性。而且，我们也不能认为或断定激进式改革就不成功或不能成功。一切有待更长时期的时间去检验。不同国家在不同时期的制度变迁所面临的环境和约束条件不同，改革道路的选择也可能不同。二、存在的主要问题或教训1、对收入分配制度和收入分配状况重视不够，造成的后果将是深刻而长期的。我国在进行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和国有企业改革的同时，也在收入分配领域进行着相应的改革，提出了“按劳分配为主，其他分配方式并存”、“按劳分配和按要素分配”相结合，“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收入分配政策。但是，实际情况是，我国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拉大。（1）从基尼系数来看，根据世界银行的测算，1978年我国人均收入的基尼系数是，这说明我国当时属于个人收入差距比较小的国家；而到1995年基尼系数已达到，1998年上升到，不仅超过了国际上公认的中等合理差距水平，而且超过了美国1990年家庭收入的基尼系数。（2）从城乡收入差距来看，根据国家统计部门的调查，1978年，城乡居民收入比率为∶1，1985年为∶1，1999年为∶1；从这三个比值上可以看出，1978年至1999年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呈现出先缩小后又扩大的趋势。（3）从地区收入差距来看，1980年东部地区职工的收入要低于西部地区，中部地区的收入水平最低。大约到1989年前后，东西部地区的职工收入基本持平。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收入差距逐渐拉开，到1997年东西部地区的职工收入比达到∶1；农村收入差距则从1980年的∶1扩大到1997年的∶1。（4）从行业收入差距来看，据统计，1978年收入最高的行业是电力、煤气和水生产供应业，职工平均工资为850元，收入最低的行业为社会服务业，职工平均工资为392元，二者绝对差距是458元，相对差距为∶1；到1998年，收入最高的行业为金融保险业，职工年均收入为10，633元，收入最低的行业为农林业，职工年均工资为4，528元，二者绝对差距为6，015元，相对差距扩大到∶1。（5）从社会各个阶层的收入差距来看，据温州的一项调查，在一般的私营企业中，企业主的年收入为一般职工的21倍，在具有百万资产以上的私营企业中，业主的年收入为一般职工的79倍。而据湖北省统计局、劳动厅、计委联合调查组对湖北省50家停产半停产企业的1258名职工的调查显示，他们的平均月工资只有66元，仅相当于私营企业主月生活费元的％（韩留富，2001）。目前收入差距不断拉大已经导致了严重而长期的社会经济问题。例如，有效需求不足，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虽然有许多种，但是大多数居民收入低、收入分配不合理，是最主要的原因之一。多数居民虽然有强烈的需求冲动，但是没有购买力，无法形成有效需求。收入差距的拉大在短期内难以消除，而且随着我国按劳分配和按要素分配政策的实施，这种收入差距还会有进一步拉大的趋势。2、政治体制改革滞后于经济体制改革，导致经济体制改革有时难以突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也在进行着政治体制改革。但是从现实中可以看出，后者是滞后于前者的。当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遇到难以解决的问题时才考虑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而且往往是推而不动或大推小动，甚至越改越令人不满意，例如，机构改革，越改越臃肿。可以说，政治体制改革的严重滞后，成为经济体制改革的阻力。3、对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的互动关系重视不够，技术创新落后于制度创新。这里所谓的“技术创新”是指直接生产领域的技术发明、创新、运用，不是科学家的实验室或档案柜里的“科研成果”。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和国有企业改革不断进行，可以说制度创新是明显的。但是，技术创新相对于制度创新是严重滞后的。技术创新滞后于制度创新的后果就是当制度创新所带来的效率完全发挥出来之后，经济发展的动力就趋于消失。从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来看，从1978年开始的农民自发改革，到1984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全面推行，农业技术基本上没有创新，甚至有倒退。即使到现在，农业技术也没有太大的、普遍的进展。国有企业主要强调进行经营管理体制和产权改革，技术领域的改革和创新、设备的更新和改造、员工的技术培训等，都没有明显的进步。在调查研究中也发现，同一个地区的不同企业在面临相同的制度环境和市场环境下，在制度变迁发生后，虽然在短期内都促进了企业效益的明显好转，但是过几年后，却出现了企业效益的明显差异。其中一个根本的原因就在于技术进步的作用。这也说明了技术创新在制度创新后对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当然，制度创新与技术创新是互动的，技术创新的相对滞后，也与制度有关。说明制度安排对技术创新、推广和运用没有足够的激励。因此，我们应该从技术创新的相对不足反思我们的制度创新——它的不足和不配套。4、渐进式改革的累积成本或后摊成本成为进一步改革的阻力。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从易到难，特别是国有企业改革。目前的国有企业改革已经进入攻坚阶段，这实际上是渐进式改革的累计成本所导致的。渐进式改革强调在不改变宪法、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前提下进行改革。从另一角度来看，制度的适应性总是有限的，任何一种制度只能适应特定的环境，而且这种适应也只能够在短期内适应，可以说适应是相对的，而不完全适应是绝对的。例如，价格双轨制是渐进式改革的最主要表现之一，但是价格双轨制所带来的“腐败”问题，则可以看作是渐进式改革的累计成本；在旧体制外生长出新体制，旧体制的改革则逐步进行，这种渐进性确实既依靠新体制的外力推动旧体制变革，又不至于使因旧体制的突然崩溃而导致巨大的社会震荡。但是，它却产生了新旧体制之间的摩擦和摩擦成本，而且，对旧体制内公有经济形成巨大冲击，境况相对恶化，导致旧体制改革的难度越来越大。目前国有企业的效益不断下降已经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国有企业大量下岗职工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都反映了渐进式改革的后摊成本越来越大，成为进一步改革的巨大阻力。【参考文献】〔1〕张卓元，2000：《中国改革开放经验的经济思考》，经济管理出版社。〔2〕韩留富，2001：《我国居民收入差距的现状、成因及调控措施研究》，《经济体制改革》，第2期

总结30 年经济体制改革的经验，归纳出导致“中国奇迹”的关键要素，对于更好地推进经济体制改革，推动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1．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党的十七大指出，改革开放使“我国成功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伟大历史转折”。这一转折使得人们原有的、落后的排斥的计划经济观念得以转变，使得市场作为资源配置主体的地位得以确立，使得经济发展的体制和制度得以创新和发展，为市场经济提供了发展的空间和良好的环境。首先，改革开放是经济体制改革的强大动力。在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遇到的矛盾和问题，有的是由发展不充分带来的，主要是通过加快经济发展、不断提高国家的经济实力来逐步加以解决；有的是由体制机制不完善带来的，主要是通过深化改革，消除各制约性体制性因素解决。无论是解决发展还是体制问题都是依靠深化改革来提供强大动力的。其次，对外开放为我国经济体制的建立提供了外在推动力。一方面高度发达的国际市场经济关系和激烈的国际市场竞争成为国内改革经济体制、强化竞争机制的外在推动力，推动了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开放型经济同国际市场接轨后，为各类市场的培育和完善提供国际标准，还为国内加快建立相应的各类市场提供外部推力。此外，对外开放开拓了国际市场，为引进外资、学习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提供了平台，为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奠定基础。2．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方针。改革30 年来，我国一直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方针，这为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奠定了基础。首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为经济体制改革的实施提供了思想认识基础。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要求必须对束缚生产力发展的落后的生产关系进行改革，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就要求必须对落后的经济体制进行改革，使其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在改革过程中，在认识方面，我们先后经历了“ 计划为主、市场为辅”、“有计划商品经济”以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认识层面上的提升。其次，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为经济体制改革的实施提供了环境基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要求政府为经济改革和发展提供全方位的服务，要求政府不断探索经济改革和发展的新路子、新模式，这些都为经济体制改革提供了良好的环境。改革30 年来，我国在农业改革、国有企业改革、市场体系建设等方面探索出了很多新的经验和方法，同时政府对经济改革的支持和服务也越来越到位，为经济体制进一步的改革和完善奠定了基础。3. 坚持多元化改革的思路。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并不是单一领域的改革， 而是多个领域的多个方面的改革。在改革前两个阶段实际上有两条主线：一是通过所有制方面的改革，调整了所有制结构。在总的结构上，从过去的单一公有制经济结构逐渐改变成为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所有制结构。二是通过体制改革和运行机制的转变，为实行社会主义市场运行机制准备了体制基础。对计划体制、投资体制、财政体制、流通体制、价格体制、分配体制和社会保障制度都进行了以引进市场机制为主要内容的改革。在深化改革阶段（改革的后两个阶段）主要是围绕所有制结构完善、国有企业改革深化、行政管理的完善、市场体系的完善以及财政、税收、金融、外汇、计划和投融资体制改革的深化等问题展开。可见，在改革的各个阶段都是从多个方面进行改革，而不是单一的一个方面的改革。4. 坚持渐进式的改革模式。渐进式改革是指在根本经济制度不发生较大变化的情况下，对经济发展过程中限制或阻碍经济发展的经济体制进行逐渐地改革，渐进性则主要表现在从增量改革逐渐向存量改革过渡、从局部改革逐渐到整体性推进和先易后难的变迁进程。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渐进性主要表现在：一是从改革时序安排的渐进性。从农村改革开始，然后扩展到城市；先着力发展比较适应市场经济的非公有制经济，而后重点推进国有经济的改革；先发展商品市场，然后着重发展生产要素市场；价格改革先调后放，调放结合，并逐步同国际市场价格相联系；生产、流通、价格等都出现计划内外双轨制，然后向市场单轨制过渡；经济特区、沿海城市改革开放先行一步，逐步向内地推开，实现全方位开放等等。二是在改革推进的方法上渐进性。先是摸着石头过河，走一步看一步，然后随着经验的积累，逐步实行相互协调、相互配套的整体推进；另外，先易后难，先改革那些比较容易改的领域，最后搞攻坚战——推进国有企业改革。三是改革步骤的渐进性。中国的改革是分步进行的，集中于制度革新，例如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对产权进行改革，通过保留剩余的方式激励农民；中国的改革过程中更多地采取了试验的形式，允许部分地区或部门率先改革，成功之后再向全国或全行业扩展，例如经济特区的建立；初始条件对于改革方式的选择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中国采取了由易到难的改革顺序，避免出现大的冲击，保持了社会的稳定。概括来讲，中国渐进式改革的特点是最小化政策贯彻执行的成本，而不是最大限度地提高经济效率，最小化市场经济改革的政治阻力，逐步适应不断变化的经济环境，采取由易到难的改革顺序以试点方式逐步推动改革。5. 坚持体制和制度创新的改革主线。改革开放30 年，通过体制创新和制度创新逐步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扫清了发展障碍。首先，在改革初期，通过体制建设，打破了计划经济体制一统天下的格局，为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开辟了空间：一是在整个经济运行机制和管理体制内部引进市场机制，初步建立市场经济运行的基本体制基础；二是以扩大地方自主权为内容的投资体制和财政体制改革建立了市场经济运行的宏观体制基础。其次，1992 年以后，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开始了由市场化取向改革向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转变，在改革内容上也开始逐步由体制改革转向制度创新。主要包括通过制度创新推动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核心的微观基础的转型以及以配套改革为内容的宏观制度的创新等。其中，总体配套改革方面的制度创新涵盖财政、税收、外汇、金融、投资、外贸以及流通体制等各个方面。第三， 进入21 世纪，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进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阶段，这一时期主要是在原来的制度创新的基础上，继续完善各项制度，进一步推进所有制结构的完善、行政管理体制的完善、市场体系的完善等。6. 坚持把促进改革、发展与稳定相结合的原则。我国是一个拥有世界上最多人口的发展中国家，改革的目的是不断增强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不断改善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断促进社会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为此，在改革初始，我国就确定了改革是动力、发展是目的、稳定是前提的基本原则。在改革过程中始终坚持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承受的程度统一起来，把不断改善人民生活作为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的重要结合点，在社会稳定中推进改革发展，通过改革发展促进社会稳定。30 年成功改革的实践印证了坚持改革、发展与稳定相结合原则的重要性，离开了改革就不可能实现中国经济的连续30 年的高速发展，离开发展社会的稳定就失去了载体，离开了稳定改革与发展就失去了基础。因此，三者相辅相承，共同促进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实施。新的经济改革要求《意见》提出了8个方面39项年度经济体制改革重点任务。一是持续简政放权，加快推进政府自身改革。深入推进行政审批和商事制度改革，加快投融资、价格、统一市场等改革，逐步形成权力清单、责任清单、负面清单管理新模式。二是深化企业改革，进一步增强市场主体活力。推进国企国资改革，深化电力等重点行业改革，完善产权保护制度，支持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进一步增强市场主体活力。三是落实财税改革总体方案，推动财税体制改革取得新进展。实行全面规范、公开透明的预算管理制度，力争全面完成营改增，研究推进资源税、个人所得税、环境保护税等改革。四是推进金融改革，健全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体制机制。进一步扩大金融业对内对外开放，推进利率汇率市场化和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健全多层次资本市场。五是加快推进城镇化、农业农村和科技体制等改革，推动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六是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实施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健全促进外贸转型升级的体制和政策，改革完善外商投资管理体制，加快完善互利共赢的国际产能合作体制机制，深入推进自贸试验区改革试点，加快实施“一带一路”战略和沿边开发开放，加快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七是深化民生保障相关改革，健全保基本、兜底线的体制机制。深化教育、医药卫生、文化以及收入分配、社会保障、住房等社会事业和民生保障领域改革。八是加快生态文明制度建设，促进节能减排和保护生态环境。加强顶层设计并开展相关试点，扎实推进以环境质量改善为核心的环境保护管理制度改革，落实国有林场林区改革，用制度保障生态文明。《意见》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进一步强化责任意识、问题意识、攻坚意识，加强组织领导，完善务实高效的改革推进机制，建立落实责任制，强化督促评估，充分发挥试点的先行先试作用，做好改革宣传和舆论引导工作，以钉钉子精神抓好工作落实，确保完成各项改革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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