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东北二人转的论文题目

是啊 ！是丁明明个七直！

东北二人转，史称：小秧歌、双玩艺、蹦蹦，又称：唱蹦子、吉剧、过口、双条边曲、风柳、春歌、半班戏、东北地方戏等。是由东北民歌演变而来的东北土生土长的载歌载舞的民间艺术之一。二人转属走唱类曲艺，流行于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和内蒙东部三盟一市。 虽然二人转偶尔会有些低俗的词句和动作，但还是有极高的艺术水平和观赏价值的。因此，现代著名美学家王朝闻对二人转如此评价：她好像一个天真、活泼、淘气、灵巧、泼辣甚至带点野性的姑娘，既很优美，又很自重，也可以说是带刺儿的玫瑰花。 二人转集中反映了东北民歌、民间舞蹈和口头文学的精华，是在东北地区喜闻乐见，具有浓郁地方色彩的民间艺术，至今已有三百多年的发展历史。是东北人文化生活中最普及的一种民间文化。在东北，上自七、八十岁老人，下到几岁孩子，都会唱上几口，什么《王二姐思夫》、《西厢记》、《猪八戒背媳妇》、二人转小帽等。唱二人转，几乎是东北人一种与生俱来的本能，是东北人民祖祖辈辈流传下来的文化。长期以来深受东北群众尤其是广大农民的喜爱。 二人转的唱本语言通俗易懂，幽默风趣，充满生活气息。最初的二人转，是由白天扭秧歌的艺人在晚间演唱东北民歌小调（俗称“小秧”），后来，随着关内居民的增多，加上长期以来各地文化的交流，大大丰富了二人转的内涵。在原来的东北秧歌、东北民歌的基础上，又吸收了莲花落、东北大鼓、太平鼓、霸王鞭、河北梆子、驴皮影以及民间笑话等多种艺术形式，同时揉进了其他演唱形式的一些曲牌、民间小唱逐渐演变而成，因此表演形式与唱腔非常丰富。在民间中流传着 “宁舍一顿饭，不舍二人传”的说法，可见“二人转”在群众中的影响之深。可以说，二人转最能体现东北劳动人民对艺术美的追。 二人转最初就来源于地头文化，过去的东北农村，文化生活很贫乏，在田间地头，随意一块空地，一男一女不用任何道具就可以畅快淋漓的唱上一出，二人转给寂静的山村带来了欢乐。那些动作比如扔手绢，转扇子、互相打情骂俏，以及唱腔都是一种发泄，一种随意。东北人生来强壮，过去靠游牧或渔猎生存，放荡不羁的性格使人们可以无所避讳地谈性。东北的冬季十分漫长，农民只好坐在炕头上磨嘴皮子，这时“荤段子”就成了他们插科打诨的作料。因此解放前的二人转里就有很多“荤性”，“荤口”，演员在台上口无遮拦率性而为，“荤嗑”、“粉词”满天飞，用以吸引观众。甚至有人说，二人转是土生土长、原汁原味的一盘“农家菜”，是东北民风民俗的一种体现。如果二人转没有了性文化，失去了它的“粗”和“俗”，二人转也就失去了生命力，也失去了农村广大市场，也不能称之为二人转了。 二人转由男（“下装”）、女（“上装”）二人（“一副架”）演唱，“上装”以“手玉子”、“下装”以小木棒为道具。基本曲调有“文咳咳”、“武咳咳”、“喇叭牌子”、“大救驾”、“四平调”、“十三咳”、“红柳子”、“胡胡腔”、“小翻车”、“大悲调”等。常演节目有《打鸟》、《卖线》、《阴功报》、《古城》、《蓝桥》、《西厢》、《坝桥》、《双锁山》、《华容道》、《游宫》、《报号》、《赔妹》、《盘道》、《禅鱼寺》、《杨八姐游春》等。 原生态的二人转被称为“黄色”二人转，经过改造的二人转被称为“绿色”二人转。但东北人却认为，二人转最抢眼的地方就是“浪”字，略带点色的段子在二人转中表演得出神入化，既直露、火爆、不羁，又让初来乍到的你在冷不丁目瞪口呆、面红耳赤之后，心里暗自叫绝，咧嘴儿会心一笑。一笑之际，彻底放松，台下的观众在笑声中显露了其生活真实的一面，二人转毫不掩饰它彻底的娱乐精神。 二人转的表演手段大致可分为三种。一种是二人化装成一丑一旦的对唱形式，边说边唱，边唱边舞，这是名副其实的“二人转”；一种是一人且唱且舞，称为“单出头”；还有一种，是演员以各种角色出现在舞台上唱戏，称“拉场戏”；伴奏乐器以二胡、板胡、唢呐、电子琴为主。 二人转的演员的表现手法，有“四功一绝”之说。“四功”即唱、说、扮、舞；“一绝”指用手绢、扇子、大板子等道具的特技动作。四功“唱”为首，高亢红火，风趣幽默，讲究味、调、劲；“说”指说口，多采用民间生动活泼的语言，以插科打浑为主，机智灵活；“扮”则指扮演人物以形写神，以假乱真，讲究“二人演一角，人分神不分”，“一人演多角，人不分神分”；而“舞”更是别具一格，肩功、腰功、步法很有特色，尤其腕子功，包括平腕、翻腕、甩腕、压腕、绕腕、抖腕等多种，不一而足，令人拍手称奇。二人转的“一绝”，以手绢花和扇花较为常见，这部分与东北大秧歌相似。右手持大板子的舞者，左手通常持甩子，能舞出“风摆柳”，“仙人摘豆”，“金龙盘玉柱”，“黑虎出山”，“金鼠归洞”，“缠头裹脑”等高难动作。 解放前，民间艺人在农闲季节，邀集成班，多数是“唱屯场”，演唱在夜间进行。三五日后，请当地乡绅当“齐头”，向各家各户“齐钱”或“齐粮”（即收钱或收粮）。少数是到城镇“串店门子”，在大车店中演唱，在演唱中向观众（多为旅客）“齐钱”。 解放后，人民政府关怀、支持二人转的繁荣发展，举办二人转老艺人训练班，新学员培训班，请老艺人向学员传艺，组织二人转艺人互相观摩，特别是近年流行的通俗唱法和电声乐器等也已揉进二人转中，逐渐演变成现在的一门综合曲艺形式，表演形式与唱腔也更加丰富了。二人转的不断发展完善，充分体现了东北劳动人民对艺术美的追求和与时俱进的创造精神。在演唱内容上除优秀的传统节目外，增加了反映现实生活的节目，在表演形式方面基本上剔除了“浪”、“逗”等低级趣味的东西，随着女演员的不断增多，男串女装的现象也已少见了。 文章你得自己写，我只能帮你找找资料 东北二人转，史称：小秧歌、双玩艺、蹦蹦，又称：唱蹦子、吉剧、过口、双条边曲、风柳、春歌、半班戏、东北地方戏等。是由东北民歌演变而来的东北土生土长的载歌载舞的民间艺术之一。二人转属走唱类曲艺，流行于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和内蒙东部三盟一市。 虽然二人转偶尔会有些低俗的词句和动作，但还是有极高的艺术水平和观赏价值的。因此，现代著名美学家王朝闻对二人转如此评价：她好像一个天真、活泼、淘气、灵巧、泼辣甚至带点野性的姑娘，既很优美，又很自重，也可以说是带刺儿的玫瑰花。 二人转集中反映了东北民歌、民间舞蹈和口头文学的精华，是在东北地区喜闻乐见，具有浓郁地方色彩的民间艺术，至今已有三百多年的发展历史。是东北人文化生活中最普及的一种民间文化。在东北，上自七、八十岁老人，下到几岁孩子，都会唱上几口，什么《王二姐思夫》、《西厢记》、《猪八戒背媳妇》、二人转小帽等。唱二人转，几乎是东北人一种与生俱来的本能，是东北人民祖祖辈辈流传下来的文化。长期以来深受东北群众尤其是广大农民的喜爱。 二人转的唱本语言通俗易懂，幽默风趣，充满生活气息。最初的二人转，是由白天扭秧歌的艺人在晚间演唱东北民歌小调（俗称“小秧”），后来，随着关内居民的增多，加上长期以来各地文化的交流，大大丰富了二人转的内涵。在原来的东北秧歌、东北民歌的基础上，又吸收了莲花落、东北大鼓、太平鼓、霸王鞭、河北梆子、驴皮影以及民间笑话等多种艺术形式，同时揉进了其他演唱形式的一些曲牌、民间小唱逐渐演变而成，因此表演形式与唱腔非常丰富。在民间中流传着 “宁舍一顿饭，不舍二人传”的说法，可见“二人转”在群众中的影响之深。可以说，二人转最能体现东北劳动人民对艺术美的追。 二人转最初就来源于地头文化，过去的东北农村，文化生活很贫乏，在田间地头，随意一块空地，一男一女不用任何道具就可以畅快淋漓的唱上一出，二人转给寂静的山村带来了欢乐。那些动作比如扔手绢，转扇子、互相打情骂俏，以及唱腔都是一种发泄，一种随意。东北人生来强壮，过去靠游牧或渔猎生存，放荡不羁的性格使人们可以无所避讳地谈性。东北的冬季十分漫长，农民只好坐在炕头上磨嘴皮子，这时“荤段子”就成了他们插科打诨的作料。因此解放前的二人转里就有很多“荤性”，“荤口”，演员在台上口无遮拦率性而为，“荤嗑”、“粉词”满天飞，用以吸引观众。甚至有人说，二人转是土生土长、原汁原味的一盘“农家菜”，是东北民风民俗的一种体现。如果二人转没有了性文化，失去了它的“粗”和“俗”，二人转也就失去了生命力，也失去了农村广大市场，也不能称之为二人转了。 二人转由男（“下装”）、女（“上装”）二人（“一副架”）演唱，“上装”以“手玉子”、“下装”以小木棒为道具。基本曲调有“文咳咳”、“武咳咳”、“喇叭牌子”、“大救驾”、“四平调”、“十三咳”、“红柳子”、“胡胡腔”、“小翻车”、“大悲调”等。常演节目有《打鸟》、《卖线》、《阴功报》、《古城》、《蓝桥》、《西厢》、《坝桥》、《双锁山》、《华容道》、《游宫》、《报号》、《赔妹》、《盘道》、《禅鱼寺》、《杨八姐游春》等。 原生态的二人转被称为“黄色”二人转，经过改造的二人转被称为“绿色”二人转。但东北人却认为，二人转最抢眼的地方就是“浪”字，略带点色的段子在二人转中表演得出神入化，既直露、火爆、不羁，又让初来乍到的你在冷不丁目瞪口呆、面红耳赤之后，心里暗自叫绝，咧嘴儿会心一笑。一笑之际，彻底放松，台下的观众在笑声中显露了其生活真实的一面，二人转毫不掩饰它彻底的娱乐精神。 二人转的表演手段大致可分为三种。一种是二人化装成一丑一旦的对唱形式，边说边唱，边唱边舞，这是名副其实的“二人转”；一种是一人且唱且舞，称为“单出头”；还有一种，是演员以各种角色出现在舞台上唱戏，称“拉场戏”；伴奏乐器以二胡、板胡、唢呐、电子琴为主。 二人转的演员的表现手法，有“四功一绝”之说。“四功”即唱、说、扮、舞；“一绝”指用手绢、扇子、大板子等道具的特技动作。四功“唱”为首，高亢红火，风趣幽默，讲究味、调、劲；“说”指说口，多采用民间生动活泼的语言，以插科打浑为主，机智灵活；“扮”则指扮演人物以形写神，以假乱真，讲究“二人演一角，人分神不分”，“一人演多角，人不分神分”；而“舞”更是别具一格，肩功、腰功、步法很有特色，尤其腕子功，包括平腕、翻腕、甩腕、压腕、绕腕、抖腕等多种，不一而足，令人拍手称奇。二人转的“一绝”，以手绢花和扇花较为常见，这部分与东北大秧歌相似。右手持大板子的舞者，左手通常持甩子，能舞出“风摆柳”，“仙人摘豆”，“金龙盘玉柱”，“黑虎出山”，“金鼠归洞”，“缠头裹脑”等高难动作。 解放前，民间艺人在农闲季节，邀集成班，多数是“唱屯场”，演唱在夜间进行。三五日后，请当地乡绅当“齐头”，向各家各户“齐钱”或“齐粮”（即收钱或收粮）。少数是到城镇“串店门子”，在大车店中演唱，在演唱中向观众（多为旅客）“齐钱”。 解放后，人民政府关怀、支持二人转的繁荣发展，举办二人转老艺人训练班，新学员培训班，请老艺人向学员传艺，组织二人转艺人互相观摩，特别是近年流行的通俗唱法和电声乐器等也已揉进二人转中，逐渐演变成现在的一门综合曲艺形式，表演形式与唱腔也更加丰富了。二人转的不断发展完善，充分体现了东北劳动人民对艺术美的追求和与时俱进的创造精神。在演唱内容上除优秀的传统节目外，增加了反映现实生活的节目，在表演形式方面基本上剔除了“浪”、“逗”等低级趣味的东西，随着女演员的不断增多，男串女装的现象也已少见了。 文章你得自己写，我只能帮你找找资料 楼主选我啊！！！！！！！！

二人转——最具东北特色的文化品牌 谈到东北文化，二人转总是要放在很高的位置。东北人有句话，“宁舍一顿饭，不舍二人转。”由此可见，东北人对二人转的喜爱。三百多年来，东北二人转就像一朵朴素的野花，在东北民间傲然开放。如今，二人转这一地方戏剧品种已经转出东北，“烧遍”中国大地，各路二人转艺术团体纷纷进军北京、广州、上海等各大城市的舞台。 2004年和2005年，长春和平大戏院的头牌演员和吉林省吉剧团联袂进京演出，赢得了观众经久不息的掌声。之后，在北京展览馆剧场举行的“东北二人转名家名段演唱会”、“转星进羊城”、《秋天的二人转》转进首都剧场……演员们精彩的唱腔、惟妙惟肖的模仿能力、各怀绝技的特色表演让观众领略到二人转那别具一格的热辣风情和强大的生命力。今年，赵本山和辽宁民间艺术团预计要在全国几十个城市进行百场二人转巡回演出，要把二人转这把“火”再度烧旺。 二人转何以赢得全国观众的喝彩?有关专家认为，是这一剧种浓郁的平民性、与观众的“零距离”，使东北二人转成为观众的“宠儿”。吉林省艺术研究院副院长关音光说，二人转是东北文化最具代表性的艺术品牌，“二人转之所以让东北及全国观众喜欢，是因为它表演形式丰富，二人转是集戏剧、歌舞和曲艺于一体的综合艺术，人们看一场二人转相当于欣赏一台综合性文艺晚会。而且，二人转贴近生活，贴近群众。二人转来源于生活，这让它浑身上下散发着浓郁的泥土气息，体现了东北的民俗、民风，东北人天生那种幽默、大气、豪爽的性格特征全都体现于其中。” 赵本山也说过，看过了东北二人转，就可以了解整个大东北。 吉林省二人转艺术家协会副主席、国家一级编剧李鹏飞说：“提到东北文化，人们首先想到的就是二人转。二人转已经成为最具东北地域特色的文化品牌。”他认为，随着市场经济竞争的日益加剧，人们工作节奏逐渐加快，生活压力加大。在这种情况下，人们需要一种精神上的放松，需要一种轻松、健康的文化节目作为消遣。二人转这一来自民间、内容幽默的文化节目恰恰迎合了人们放松的需求。“而且，二人转演员自由发挥的空间较大，根据台下观众的情绪变化，他们可以在舞台上进行创造性发挥，积极地与台下进行沟通。演员如此，台下的观众也一样，他们不是消极地欣赏，而是以激情、掌声、笑声，甚至是跟唱、帮腔与演员进行着交流。一场戏下来，演员与观众几乎是浑然一体，快乐共享。这就使台上台下的交流达到相互激活、共唱一台戏的整体效果。

二人转是诞生于东北劳动人民中间的综合艺术，是一朵土香土色的艺术之花。吉林的二人转有着悠久的历史，早在几百年前，二人转就以它灵活、明快的方式活跃在长白山狩猎、挖参、淘金人的窝棚和“大房子”里。还常在庄户人的院子或炕头上演唱，很受老百胜的喜爱。二人转名曰“二人转”，其实不单单是仅有两个人，它在形成之后就有“单出头”、“二人转”和“拉场戏”三个分支。经历了200多年的风风雨雨，在长期的艺术实践过程中，二人转的艺术表演手段得以丰富和发展，逐渐形成了独有的技巧——“四功一绝”，即唱、说、拉(做)、舞功的绝技。民间常说：“宁舍一顿饭，不舍二人转”。当地的人比喻说：二人转好比车轱辘菜，它长在乡间的泥土里，踩不死，压不败，深深扎根在老百姓的心坎上。二人转不只是两个人转。它一树多枝，一类唱腔，却有多种演出形式，大体可分“单” 、“双”、“群”、“戏”四类。“单”：指“单出头”，一个人一台戏，一人演多角。也有一戏一角一人演的，类似“独角戏”。“双”：指“双玩艺”。这是名副其实的二人转。二人演多角，叙事兼代言，跳出跳入，载歌载舞。“群”：过去把“拉场戏”也叫“群活儿”。现在是指群唱、坐唱或群舞。“戏”：指“拉场戏”。这是以小旦和小丑为主的东北民间小戏。其中由两个人扮演角色的也叫“二人戏”。二人转的传统剧目有三百多个。其中影响较大的有《蓝桥》、《西厢》、《包公赔情》、《杨八姐游春》等双玩艺儿；有《王二姐思夫》(又名《摔镜架》)、《红月娥作梦》、《丁郎寻父》等单出头；还有《回杯记》、《锯大缸》、《寒江》、《拉马》、《二大妈探病》等拉场戏。二人转的唱腔，素有“九腔十八调七十二嗨嗨”之称，共三百多个。唢呐、板胡是二人转的主奏乐器。击节乐器，除用竹板(两块大板和五块节子板)外，还用玉子板，也叫手玉子(四块竹板，一手打二块)。二人转的表演，有“四功一绝”。四功是指“唱、说、做(或扮)、舞”，手绢、扇子、大板、玉子板等“绝技”。二人转的根，扎在东北农民的心里。有的农民说“宁舍一顿饭，不舍二人转”。今天，不但在东北的广大农村和城镇中流传着，在河北、内蒙的部分地区，也有二人转的演出活动

二人转是诞生于东北劳动人民中间的综合艺术，是一朵土香土色的艺术之花。吉林的二人转有着悠久的历史，早在几百年前，二人转就以它灵活、明快的方式活跃在长白山狩猎、挖参、淘金人的窝棚和“大房子”里。还常在庄户人的院子或炕头上演唱，很受老百胜的喜爱。二人转名曰“二人转”，其实不单单是仅有两个人，它在形成之后就有“单出头”、“二人转”和“拉场戏”三个分支。经历了200多年的风风雨雨，在长期的艺术实践过程中，二人转的艺术表演手段得以丰富和发展，逐渐形成了独有的技巧——“四功一绝”，即唱、说、拉(做)、舞功的绝技。民间常说：“宁舍一顿饭，不舍二人转”。当地的人比喻说：二人转好比车轱辘菜，它长在乡间的泥土里，踩不死，压不败，深深扎根在老百姓的心坎上。二人转不只是两个人转。它一树多枝，一类唱腔，却有多种演出形式，大体可分“单” 、“双”、“群”、“戏”四类。“单”：指“单出头”，一个人一台戏，一人演多角。也有一戏一角一人演的，类似“独角戏”。“双”：指“双玩艺”。这是名副其实的二人转。二人演多角，叙事兼代言，跳出跳入，载歌载舞。“群”：过去把“拉场戏”也叫“群活儿”。现在是指群唱、坐唱或群舞。“戏”：指“拉场戏”。这是以小旦和小丑为主的东北民间小戏。其中由两个人扮演角色的也叫“二人戏”。二人转的传统剧目有三百多个。其中影响较大的有《蓝桥》、《西厢》、《包公赔情》、《杨八姐游春》等双玩艺儿；有《王二姐思夫》(又名《摔镜架》)、《红月娥作梦》、《丁郎寻父》等单出头；还有《回杯记》、《锯大缸》、《寒江》、《拉马》、《二大妈探病》等拉场戏。二人转的唱腔，素有“九腔十八调七十二嗨嗨”之称，共三百多个。唢呐、板胡是二人转的主奏乐器。击节乐器，除用竹板(两块大板和五块节子板)外，还用玉子板，也叫手玉子(四块竹板，一手打二块)。二人转的表演，有“四功一绝”。四功是指“唱、说、做(或扮)、舞”，手绢、扇子、大板、玉子板等“绝技”。二人转的根，扎在东北农民的心里。有的农民说“宁舍一顿饭，不舍二人转”。今天，不但在东北的广大农村和城镇中流传着，在河北、内蒙的部分地区，也有二人转的演出活动。

丁明 个起子是不是？

如前所述，中国辽阔的幅员，为中国传统音乐提供了一个无比广大的传播天地；中国多种多样的地貌气候，促使各地各民族创造了丰富多彩的传统音乐体裁类别。在论及中国传统音乐的空间分布这一问题时，我们必须说明以下几点：(1)所谓传统音乐的“空间”分布，一般有两层含义，一是指音乐体裁的分布，即什么样的地理环境中流传着什么样的音乐品种和体裁，相对而言，它比较简单。所以作者认为它与环境之间是一种“表层关系”。二是指音乐风格色彩的空间分布，由于风格自身的复杂性，加上它的多层面性，所以作者认为它与环境之间是一种“深层关系”。本文将主要论及传统音乐体裁的空间分布问题。(2)首先必须肯定，传统音乐的某些体裁对地理环境的依赖是无可怀疑的。如高原山区的“山歌”，沿海地区的“渔歌”、“捕渔号子”，种稻区的“田歌”，江河湖海上的“号子”、“船歌”，草原上的“牧歌”等等，它们可以说是特定地理环境的直接产物，二者之间基本上是“一对一”的关系。(3)但是，传统音乐自古以来都是靠传承、传播来维持其鲜活的生命的，尤其是在中国，经过数千年的交流，加上语言、习俗等共同手段的帮助，致使一部分体裁局限于一定的地区，而另一部分则流传很广甚至遍传全国，另外，一些较封闭的地区音乐品种较少，一些开放的地区品种很多，形成分布的“叠压”状态，这就增加了我们研究传统音乐空间分布的复杂性。(4)因此，我们在讨论这个问题时，一方面选择环境与体裁最直接的那些例证，以便使论述更为鲜明；另一方面，当遇到某地区出现多种体裁“叠压”的现象时，就以我们认为最有地理特征的那些品种作为代表。下面，我们就用以上的原则对中国传统音乐的空间分布作一番概略的描述。（一）北方草原与“长调”和马头琴音乐 众所周知，大小兴安岭以西、阴山以北，由东北部的呼伦贝尔草原到西部的阿拉善和天山北麓，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广阔的天然牧场。长期生活于此的蒙古等民族在“逐水草而居”的游牧劳动中，创造了一种节奏自由，歌腔悠长，上、下句结构的民歌体裁。蒙语读“乌日听道”，汉意为“长调”。作为草原文化最有代表性的传统音乐品种，“长调”所歌唱的内容几乎都离不开马、羊、骆驼、蓝天、白云，特别是马，枣骝马、圆蹄马、小黄马、小青马，简直是有多少歌，就有多少马，因为马是草原的象征。另外，“长调”包括很多类别，如“牧歌”、“赞歌”、“思乡歌”、“宴歌”，它们的唱词内容不完全相同，但音乐一律是“长调”风格，舒展、开阔、自由，犹如那一望无垠的草原和那自在悠然的羊群。与“长调”具有同等意义的还有蒙古族的乐器马头琴。马头琴的形制、原料、演奏姿势、音色直至乐曲风格，无一不是彻底的草原化的，无一不充满了草原的情愫和韵致。它和“长调”，异“曲”而同工，相互映衬，成为草原音乐文化的两颗明珠。当然，也有人说，除了它们，还有一种又是文学又是音乐的体裁，那就是“史诗”。诚如世界上许多“史诗”都产生于草原民族一样，北方草原也流传着一部英雄史诗—格萨尔王传。因此，我们可以说，没有草原，就没有长调、马头琴和格萨尔，草原是酝酿产生这些音乐体裁的源泉；而如果失去了长调、马头琴，则草原也就没有了光彩，二者间的依存关系，没有人能够否定。（二）西北高原与西北山歌 西北高原，即太行山以西的山西高原、黄土高原、陇东高原、青海高原的统称；西北山歌则指流行于这一地区的各类山歌体裁。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晋西北的“山曲”、“烂席片”、内蒙古西部的“爬山调”、陕北的“信天游”和甘肃、宁夏、青海的“花儿”等歌种。西北高原的海拔多在2000-3000米间，属黄河中上游区。其地貌特征以黄土高原为代表。这里没有万丈千仞的大山，而是沟、峁、壑、塬纵横交错，城镇稀疏，交通不便，人们耕地、砍柴、运输，都是个体劳作，这恰恰是传唱山歌的理想场景，也是形成山歌体裁特征的基本前提。特别是担负商贸运送的农民，当地称他们“脚户哥”、“赶脚的”或“脚夫”，由于常年奔走于山川沟壑间，在寂寞无助之中，山歌成了他们唯一的精神慰藉品，他们也成了山歌的保存者和传播者。所以，通过这一地区的各种山歌，我们一方面能够谛听到高原环境的空旷、苍茫，同时也能感受到这里民众内心的深沉、凄然。这是只有西北高原这样特定的自然环境才会有的特殊的体裁中表现出的特殊的音乐性格。（三）西南高原与西南山歌 从广泛的意义上说，西南高原应包括云贵高原和西藏高原。这里也是中国山歌体裁的一大宝库，如四川南部的“神歌”、“贵州山歌”、云南“风庆调子”、“弥渡山歌”、藏族“山歌”、苗族“飞歌”、侗族“大歌”、布依族“小歌”等。其中，有一部分是汉族山歌，另一部分是少数民族山歌。同为山歌体裁，但由于西北与西南所处的地理位置很不相同，它们的自然环境和植被生态也就存在着明显的差异。这里气候温和、四季常青（部分5000米以上的山地除外）农耕以稻作为主，另有放牧劳动。在这样一个特定的高原环境中产生、流传的山歌，一方面保持了南北方山歌共有的舒展、自由的山野气息，但又蕴藏着本地区自然、气候所赋于的那种清彻、明亮之风。更具特色的是这里有十几个少数民族所创造的“多声部民歌”（它们大多数属于山歌体裁）。所以能够形成这种传统的歌唱形式，自有它多方面的社会、历史原因，诸如生产、生活习俗，审美选择等，但基本原因仍与这里的自然气候条件促使各族民众喜好群体性劳动、社交、节庆的传统习惯有很直接的关系。西南高原与西南山歌之间的这种相互依存关系，不仅证明了地理环境对民歌体裁形成的决定性作用，而且也体现出气候条件对特定地区音乐风格、歌唱习俗的巨大影响。（四）长江流域稻种区与“田歌” 长江流经九省市，除发源地青海外，都是中国的水稻种植区。如前所述，这是一个“带状”地貌，上游是高原，中游是江湖交错的低山丘陵，下游为冲击平原，但因气候适宜，自古以来就以种稻为主。又因为稻作劳动强度大和需要相互协作这两个原因，所以，从汉代就形成了稻农“插田唱歌”的习俗。于是，从云贵高原到长江三角州，凡挖地、栽秧、薅草、车水，必有“田歌”相伴随。“田歌”是各地“秧田歌”的统称，其不同的地域称谓有几十种，如“薅草锣鼓”、“挖山鼓”、“花锣鼓”、“插田歌”、“车水锣鼓”、“薅秧歌”、“喊秧歌”等等。稻农说：插田不唱歌，禾少稗子多。可见这类体裁的鲜明的功能特征和强烈的功利性。如果说，北方草原的“长调”流传区呈现了由东而西的“带状”分布样态的话，那么，西北、西南山歌的分布就是一种“块状”格局。再来看“田歌”的流传情形，则又是“带状”的，而且与“长调”那种星星点点式的“带状”不同，它是沿长江两岸由西而东以相当密集的方式形成的。作为一种民歌体裁，“田歌”既不同于完全受劳动节奏支配的各种“号子”，也不同于个体劳动中唱的十分自由的“山野之歌”，它有时完全由半职业的“歌师”、“歌伯”们站在田头击锣鼓而唱，有时又是劳动者自唱自娱，甚至出现一“领”众“和”的形式。为解除劳作者的疲劳，歌师们很少停歇，所以田歌的结构，多采用“套曲”体，每套包括许多“牌子”，演唱一遍，有时长达一小时左右。（五）戏曲声腔的地理分布 在中国戏曲八百余年的历史中，声腔嬗变是推动其发展的根本动力之一。宋、金、辽时期，戏曲的中心在北方，至南宋又转为南方：明代的余姚、海盐、弋阳、昆山四大声腔系统，从地域分布而言，也主要在南方；最后到了清代，产生了新的“四大声腔”，即梆子腔、皮黄腔、昆山腔、高腔及歌舞、说唱两种类型的地方戏声腔系统。其中，各类梆子腔多数流行于北方（黄河流域）；高腔、昆山腔多半在南方（长江流域，本世纪出现的“北昆”应另当别论）；皮黄腔是南、北互见，但它影响最大的代表性剧种——京剧，则主要在北方。其他如滩簧戏、花鼓戏、采茶戏、花灯戏大都分布在南方，而秧歌剧、弦索戏等又属北方系统。总之，以腔系的分布而言，大都有它们明确的流传地域。这里，我们以梆子腔与高腔为例，说明它们分踞南北，各有所宗的空间分布状况。“梆子腔”是在北方民间音乐基础上形成发展起来的一种戏曲唱腔，它因演唱时用两节硬木梆子击节而得名。其中最古老的剧种是陕西的“秦腔”（其前身为“同州梆子”），已有两百年的历史。在它之后，又陆续产生了河南梆子（豫剧）、山西梆子（晋剧）、河北梆子、山东梆子等，据统计，各地“梆子腔”剧种约有20多种，如山西的蒲剧、北路梆子、上党梆子；河北的老调、武安平调、平调、怀调、西调；河南的宛梆；山东的章丘梆子、莱芜梆子、枣梆等，它们绝大多数都分布在黄河流域，也呈“带状”格局。“高腔”原称“弋阳腔”，是在明中叶的弋阳腔和稍后的安徽青阳腔的基础上又大量吸收了民间音乐养份以后形成的声腔系统。清中叶以后逐渐成为“川剧”、清戏（湖北）、“湘剧”、“赣剧”、“西岳高腔”、“婺剧”等剧种的基本唱腔，很明显，它的流传是沿长江而“行”的，也呈“带”状分布状态。它与“梆子腔系”，一北一南，互相呼应。当然，作为一种不断传播的声腔，在数百年的流传过程中，并非永踞一地。所以，在戏曲声腔的总分布中，“梆子腔”过“江”南下，“高腔”过“河”北上的现象，是难以避免的。但同上述民歌的分布情形一样，又出现了这种声腔的“带”状分布，它又一次证明中国传统音乐与自然、物候之间存在着某种依存对应关系，而这种规律或曰“法则”，也正是文化地理学所着重探讨并反复求证的。最后，还需指出，中国传统音乐的空间分布状况，实际上要丰富复杂得多，不仅每种体裁有自己特定的地理分布区域，每种歌种、曲种、剧种、乐种、（歌）舞种有它们相应的地理分布区域，而且，在各“种”“属”内，还有其地域分布的差别。如“川剧”又分“川西坝”、“资阳河”、“川北”、“下川东”等“四条河道”；“秦腔”分“中”（西安）、“西”（凤翔）、“东”（大荔、同州）、“南”（汉调光光）“四路”；晋剧分“中路”、“北路”；豫剧分“豫东”、“豫西”二调；浙江“婺剧”分“西安”、“西吴”、“侯阳”、“松阳”等“四腔”；东北“二人转”分东、南、西、北四“路”；甘肃、青海“花儿”分“河湟”、“洮岷”两系等等。这些以“水”、以“山”、以地域方位命名而体现出的传统音乐空间分布内容，恰恰为我们研究音乐—地理—人三者的复杂关系，进一步描述传统音乐分布的“地图”以至最终建立“音乐地理学”，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资料。三、作为文化地理学的音乐地理学研究中国是世界上最早注意到音乐文化地理分布的国家之一。在先秦文献中，人们把传说中的歌唱内容分为“南音”、“北音”、“东音”、“西音”（详见《吕氏春秋·古乐篇》）；公元前6世纪问世的《诗经》“国风”也依照地区（国家）编排，一地一“风”，全面反映了北方（主要是黄河流域）各地的民间歌唱；汉魏时代的民间音乐收集者，更加注意它们的地域之别，如“赵、代、秦、楚之声”，如“吴歌”（或称吴歈）“西曲”等，正是因为这个传统，后世的各种民间音乐称谓，无论民间歌曲、民间歌舞、器乐、说唱、戏曲，还是寺庙音乐，都一律要加上它们所产生或流传的地名，大者如“江南丝竹”、“东北二人转”；中者如“广东音乐”、“四川清音”、“湖南花鼓戏”、“徽剧”、“楚剧”、“鲁西南鼓吹”；小者如“西安鼓乐”、“常德丝弦”、“长阳薅草锣鼓”、“沪剧”、“锡剧”等，这种明确的地理区域标示，一方面反映了中国传统音乐十分丰富和同一品种不同的地域差别，同时，也说明中华民族自古就有较强烈的音乐地理观念。然而，丰富的历史典籍和较强烈的地理观念并不等同于某一学科的正式确立。作为现代人文学科之一的文化地理学，直至本世纪初才由美国地理学家.索尔通过自己的著述从人文地理学中分离出来，并逐步延伸出语言地理学、宗教地理学、文化景观和艺术地理学等分支学科。在中国，由于五、六十年代的一些人为因素，很多人文学科因受到环境的“挤压”而未能得以健康的发展。只是在80年代以后，它们才逐渐复苏。其中，文化地理学的研究受到众多学人的重视，相继涌现了一批具有填补空白作用的专著、专论。它们的出版，无疑进一步推动了各个分支学科的发展。音乐学界有关中国音乐地理的研究就是在上述学术背景下开展起来的。首先，在同一时期，一些民族音乐学家从陆续翻译介绍的欧美民族音乐学著述中了解到，“把一种音乐与其根植之文化环境联系起来考察，是民族音乐学最重要的基本研究方法之一。这种方法，本质上是包含有文化地理学性质的”。（注：沈洽：《民族音乐学10年》（《中国音乐年鉴》，1990卷，山东教育出版社）。）基于这一理论，霍恩博斯特尔和萨克斯曾提出“音乐文化圈”；巴托克、柯达依提出“音乐方言区”；梅里亚姆、内特尔提出“音乐文化区”等等相似的主张。对于方兴未艾的中国音乐学界来说，它们无疑提供了一种新的观察方法和理论指南。其次，也在这一时期，中国大陆的文化地理学研究一度成为人文学科领域研究的一个热点，其中，有关语言地理学的研究，有关中国古代地域文化区的形成和划分的研究，有关文化—地理—人三者关系的研究，同样使关注中国传统音乐地理分布的学者获益匪浅，并促使他们严肃地面对自己的研究对象，开始认真思考本领域的同一类学术课题。再次，受到以上两方面的学术成果的启示，不少中国传统音乐研究者以很浓厚的兴趣深入到研究中国传统音乐的地理分布这一领域中去，并相继发表了一系列专论。较有代表性的如：杨匡民《湖北民歌三声腔及其结构》(1980)；江明敦《汉族民歌概论》（部分章节，1982）；乔建中《汉族山歌研究》（见“汉族山歌的分布”一节，1982）；苗晶《我国北方汉族民歌近似色彩区的划分》(1983)；李惟白《民族音乐文化色块论》(1984)；苗晶、乔建中《论汉族民歌近似色彩区的划分》(1985)；黄允箴《论北方汉族民歌色彩区的划分》(1985)；杨匡民《民族旋律地方色彩的形成及色彩区的划分》(1987)；乔建中、苗晶《黄河流域东西部民歌区的形成及其风格特征的比较》(1987)；黄允箴《北方汉族民歌中的变宫音》(1987)；乔建中《音地关系论》(1988)等。上述专论在方****、划分依据、学术视野等方面可以说各有所宗，但它们研讨的“焦点”基本上是共同的，即中国传统音乐的空间分布。在短短的七、八年间，能把一个刚刚起步的人文分支学科推进到这样的水准，我们有理由感到欣慰。而且，就总体学术进展而言，它们称得上是中国的音乐地理学研究在学科建设初步阶段的第一批成果。然而，如果以历史留存的有关文化地理乃至音乐地理的大批文献和蕴藏在各类传统音乐中的极为丰富的文化地理学乃至音乐地理学内容衡量，那么，目前所取得的成果，只能看作是初步的。有鉴于此，为使它逐步确立并不断完善，作者本人提出如下建议：（一）搜集、整理有关历史文献。可以肯定地说，现存史书（如二十四史中的“地理志”、“音乐志”、“礼乐志”“律历志”）和类书中，有关音乐地理的论述是十分丰富的，只是较零散，或仅为片言只语，但其中不乏真知灼见，包含一定的学术价值，为此，我们应该加以全面搜集，系统整理。（二）分门别类、细致深入地积累、研究中国各种传统音乐的地理分布资料，并逐一绘制出它们的空间分布“地图”。以往的“视角”和研究对象，大都集中于民间歌曲方面。而中国传统音乐的地理分布是一个整体性的文化现象，由于历史积累期的漫长和地区间的相互交流，使得一些地区各类品种（注：这里主要指民间音乐中的民间歌曲、民间歌舞、戏曲、说唱、民间器乐和佛乐、道乐、七弦琴音乐等。）俱全，一些地区仅有其中几类；一些地区以一两种为主，兼备其它，呈现了相当复杂的状况。为了将来进行整合性的研究，音乐地理学家应首先做的事，就是或一个地区一个地区（最好是地理的分区）地填写各类音乐的分布情况；或依体裁、声腔、器乐品种、剧种、曲种、歌种为系统，一一绘制出它们的空间分布图。这将是我们全面认识中国传统音乐地理分布的“基础工程”。（三）在掌握以上资料的基础上，或从整体、或以某一特定品种进行有关地理—音乐—人三者关系的全面研究。这是一个更为复杂的学术课题。根据作者在《音地关系论》中提出的看法，它们至少有三层关系，即地理地貌与体裁分布之间的“表层关系”；地理地貌与音乐风格区之间的“深层关系”；特定的地理环境与特定的音乐品种或风格之间的“储存关系”。其中，“深层关系”即音乐风格区的形成与划分问题，又进一步涉及到划分的依据、条件等，对此，以往学术界见仁见智，存在着一系列繁难的课题。本领域只有在不断地积累材料、把握整体、细致分析的前提下，才能发现一些接近科学的结论。（四）严格把握本学科在整个学术领域的地位，随时吸收姊妹学科的新方法、新成果，在人文地理学的全面发展中进行本学科自身的建设。在人文地理学中，文化地理学是一个相对后进的学科，而在文化地理学中，音乐地理学是一个刚刚起步的学科，因此，要使音乐地理学健康地发展，就应不断地从包括自然地理学在内的社会地理学、聚落地理学、政治地理学、军事地理学、经济地理学及历史地理学中汲取营养。例如，仅区划问题，就涉及音乐的地理分布与语言、行政、自然物候、民族、经济等区划的关系，我们应该从其相对科学的划分依据中得到某种启示。作者以为，如果我们能够认真地注意到以上几个方面，那么，我们就会使音乐地理学的研究步入到一个新的层次，而且，音乐地理学学科建设也会随之兴盛繁茂。作者更加相信，中国音乐地理学是一个有远大前途的新兴学科，它的蓬勃发展，将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中国民族音乐学的面貌。

东北二人转亦称“蹦蹦”，是在东北地区喜闻乐见，具有浓郁地方色彩的民间艺术，至今已有三百多年的发展历史。长期以来深受东北群众尤其是广大农民的喜爱。它的唱本语言通俗易懂，幽默风趣，充满生活气息。最初的二人转，是由白天扭秧歌的艺人在晚间演唱东北民歌小调（俗称“小秧歌”），后来，随着关内居民的增多，加上长期以来各地文化的交流，大大丰富了二人转的内涵。在原来的东北秧歌、东北民歌的基础上，又吸收了莲花落、东北大鼓、太平鼓、霸王鞭、河北梆子、驴皮影以及民间笑话等多种艺术形式逐渐演变而成。因此表演形式与唱腔非常丰富。在民间中流传着 "宁舍一顿饭，不舍二人传"的说法，可见"二人转"在群众中的影响之深。可以说，二人转最能体现东北劳动人民对艺术美的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