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主要通过图书文献的方式(以汉字文献为主，兼有多民族语言文献)流传下来。早在西汉时期，就有刘向、刘歆等人对国家文献进行大规模整理、分类，首创“七略分类法”。自晋代荀勖《中经新簿》以来，历代学者大都将文献分为经、史、子、集四部。四部典籍的内容浩如烟海，仅仅《四库全书》《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续修四库全书》三套大型丛书，就收录古代典籍一万五千多种。而现存古籍的数量远远不止这些。这是祖先给我们留下的一份极为珍贵的文化遗产，其中蕴含着中华民族的聪明才智和极为厚重的传统文化精神，是我们进行现代化建设必须继承的宝贵精神财富。经部典籍居于四部之首，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居于核心地位。经部专门收录儒家经典以及小学(语言文字学)类著作，以中国最古老的文献“十三经”以及研究“十三经”的著作为主。经部文献内容丰富，既有包含着重要哲学思想和社会伦理观念的著作《周易》，又有最早的历史著作《尚书》《春秋》、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最早的伦理学著作《孝经》、最早的官制文献《周礼》、最早的礼仪类著作《仪礼》《礼记》、儒家思想的早期经典《论语》《孟子》、作为“诗书之襟带”“五经之户牖”的《尔雅》、中国最早的通过分析字形来说解字义的文字学著作《说文解字》，等等。其中所蕴含的思想，如仁爱思想、礼仪观念、天人合一观念、法天敬祖思想、中庸思想、和谐观念等等，都已经流入中华民族的血脉，成为不可忽略的文化基因。史部典籍以历代史书为主，兼及地理学、目录学著作，包括正史类、编年类、纪事本末类、杂史类、别史类、诏令奏议类、传记类、史钞类、载记类、时令类、地理类、职官类、政书类、目录类、史评类等。史书最主要的体裁有三种：一是纪传体，即以历史人物为中心记载历史事件的史书，汉代司马迁《史记》是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后来这一体裁被确定为正史体裁，渐次形成“十七史”“二十四史”“二十五史”等权威性史料文献;二是编年体，是一类严格按照历史事件发生的时间先后顺序编纂的史书，以《春秋》最早，以宋代司马光《资治通鉴》最为著名;三是纪事本末体，是一类以重大历史事件为专题撰写的史书，开创者是南宋袁枢的《通鉴纪事本末》。地理类文献如郦道元《水经注》、玄奘《大唐西域记》等，目录学、金石学文献如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赵明诚《金石录》等也隶属于史部。子部文献以先秦诸子百家的经典著作(多为思想史论著)为蓝本，不断扩容，形成了一个体制宏大、品类众多、内容庞杂、无所不包的大型门类。四库馆臣曾将其划分为儒家、兵家、法家、农家、医家、天文推步、术数、艺术、谱录、杂家、类书、小说家、释家、道家等。除了经典的哲学著作外，还有大量的科技著作，涉及农学(如《农政全书》《天工开物》)、医学(如《黄帝内经》《本草纲目》)、数学(如《九章算术》《几何原本》)、植物学(如《洛阳牡丹记》)、动物学(如《禽经》)等诸多领域，此外还有法律(如《折狱龟鉴》)、军事(如《孙子兵法》)、教育(如《颜氏家训》)等等，是研究古代百科知识和科技文化的宝库。集部文献专门收录历代作家一人或多人的文学作品，以及文学评论著作，一般分为楚辞类、别集类、总集类、诗文评类、词曲类、小说类等。其中别集、总集是集部文献的主体部分。所谓别集，是指专门收录单个作家部分或全部作品的集子，如《曹子建集》《李太白集》《杜工部集》等。所谓总集，是指收录多位作家(至少两个人)文学作品的集子，可以是一种体裁，如《全唐诗》《全唐文》，也可以是多种体裁，如《文选》《文苑英华》;可以是一个朝代，如《元曲选》《明文海》，也可以是多个朝代，如《历代赋汇》《唐宋八大家文钞》，还可以是选集，如《唐诗三百首》等。古人不重视通俗文学，所以《四库全书》不收杂剧和章回体小说。《续修四库全书》则收录了《窦娥冤》《梧桐雨》《三国演义》《石头记》等通俗文学名著，可以弥补这一缺憾。历代诗文评著甚多，如刘勰《文心雕龙》、欧阳修《六一诗话》等，是古代文学理论发达的重要标志。不难看出，中国古代的四部典籍体例严密，特色鲜明，内容丰富而精湛，全面反映了中华民族所创造的辉煌灿烂的文化。这一文化宝库不仅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是中华民族贡献于世界文明之发展的重要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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