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通言毕业论文

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学的总称。包括建安文学、正始文学、两晋文学、南北朝文学。在诗歌、小说、文学理论等方面都有独特的成就。在诗歌方面，以曹氏父子为代表的建安文学，以阮籍、嵇康为代表的正始文学，以及陶渊明的田园诗，谢灵运和谢朓等人的山水诗，南北朝时期的古乐府民歌，在诗歌创作的内容和形式方面都开辟了新的领域，取得不同程度的艺术成就。骈文、骈赋蔚然成风，几乎占据了南北朝时期的整个文坛。大量的志怪小说（如干宝的《搜神记》）和记录人物轶闻琐事的笔记小说（如刘义庆的《世说新语》），标志着中国古典小说已粗具规模。《典论·论文》、《文赋》、《文心雕龙》、，《诗品》等文学理论专著的先后问世，体现了这一时期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的成就和文学的自觉精神。魏晋文学是中国古典文学发展的理要阶段，在许多方面为唐文学的高度繁荣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文学史（概览篇）建安文学建安是汉献帝的年号，这时的政治大权，完全握在曹操的手裏，而当时的文坛领袖，也是曹氏父子（曹操、曹丕、曹植）和建安七子（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瑒、刘桢），建安七子除孔融外全是曹操的幕客（臣僚），因此建安文学也可称为曹魏文学。文学兴盛原因：1. 政局动荡的刺激－外戚宦官之争、党锢之祸、黄巾之乱，文人藉作品反映社会实况和个人遭遇。2. 曹氏父子的提倡－他们雅好文学，经常召集一班文士（如建安七子）互相酬唱，自然文风大盛。3. 文学地位的提高－由於统治者的雅好和提倡，曹丕在《典论论文》中又提出「文章乃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论点，更推动了文学创作的发展。4. 传统思想的转变－汉代儒学独盛，儒家思想支配了整个社会。东汉末年，儒家的原道、宗经失去了领导地位，文人得以挣脱束缚，於是作品异采纷呈。建安文学的特色：1. 反映社会现实－怀有匡时济世思想的文人，感於哀乐，於是反映了当时社会的动乱和民生疾苦，创作了许多优秀的诗篇。2. 树立建安风骨－建安文人一方面深刻地反映了社会动乱和民生疾苦，一方面抒发他们的政治理想与抱负，形成了一种悲凉慷慨、刚健有力的风格。这种时代特色，后人称之为「建安风骨」。3. 开创诗歌新貌－继两汉五言诗的发展，诗人在修辞、对偶、声韵方面都追求完善、华美。七言诗也在这时奠定了基础。4. 充满玄虚情调－如曹操的作品中，所表现的人生幻灭与游仙思想非常浓厚；曹植作品中，也有不少论述老庄哲理和歌咏游仙的文字。建安文学，一面保存著乐府民歌的现实主义，同时又开启了两晋的玄言文学。魏晋南北朝文学魏晋文学1. 诗歌诗歌方面，曹操、曹植、曹丕起了领导的地位，其次是建安七子、竹林七贤（嵇康、阮籍、阮咸、刘伶、山涛、向秀、王戎）。但最出色的，要算是东晋田园诗人陶潜了。这时期的诗歌，以现实为主，流露个人的思想、胸中的愤慨，因而作品多是激昂刚健；也有不少诗人由於政治混乱，消极避世，作品多玄虚情调。诗歌体裁大约有以下几类：(1) 玄言诗－魏废帝正始以来，司马氏诛除异己，士族文人受到死亡的威胁，为求避祸，遂绝口不谈政治，崇尚老庄学说，形成佯狂放浪的清谈风气。他们所写的诗歌，曲折隐晦，充满消极的思想，称为「玄言诗」。代表人物有阮籍、嵇康等。(2) 游仙诗－与玄言诗产生的同时，部份文人向往神仙生活，所写的诗歌，脱离现实，充满神仙隐士的思想，称为「游仙诗」。代表人物有郭璞。(3) 田园诗－田园诗是以田园生活为描写对象的诗歌，透过对田园景物的描绘，流露了对恬静农村生活的留恋和对大自然的热爱；同时，也表现了厌恶生活和逃避现实的情绪。陶潜是田园诗的代表诗人。田园诗的特色：＊风格平淡自然：田园诗内容朴实，写的尽是田园风光，平凡的农村生活，和平静闲适的心境。＊反映诗人情趣：表达诗人的真情趣，在平淡质朴中有著哲理。＊语言质朴自然：表达手法自然浅白。＊田园诗的题材：（一） 自然风景：如名山大川。（二） 农村事物：如鸡鸣犬吠、方宅草屋、桑麻豆苗等。（三） 自然界物象：如远风时雨、花草霜霰等。（四） 农村生活：与友把酒谈心、荷锄躬耕。2. 骈赋骈文形成的原因：(一) 声韵学的兴起，作品更加讲求音律 骈文是我国文学史上特有的一种文体。由於我国文字是一字一音的方块字，故能产生骈文这种文体。魏 晋时候，声韵学渐渐兴起，宋 齐以来，因翻译佛经所需，对声音的分辨更趋於精密准确。沈约作《四声谱》，四声（平、上、去、入）的名称於是正式成立。(二) 对偶句的发展，形成文章通篇对偶 因为是方块字，便可在偶句中讲求词义的对称。这种现象，由来久远，《尚书》的「满招损，谦受益」，《论语》的「言忠信，行笃敬」等，都是对偶句，不过只在篇中偶然出现。到了齐、梁之际，文人往往因追求句法匀称之美，而通篇采用四言或六言的对偶句，加上讲求音律，骈体文的形式便更趋成熟了。(三) 南北朝文风重华丽典雅，作品讲究藻饰 随著文学形式、技巧的发展，作家开始探讨文学与非文学的区别，「文」与「笔」之说由是而生。他们把讲求词藻、声韵、对偶的诗赋称为「文」，把无韵的散文称为「笔」。这种区分结果把经史诸子划出文学范围以外。文学可以脱离经史诸子而独立发展，有意为文者，於是力求藻饰，以创作纯文学作品。强调形式的结果，就使后来的文章都用骈文形式写成，大量的文人都成了骈文作家，促进了骈文的发展。骈文的特点：(一) 形式上－语句对称：骈文的写作，以对称骈偶的句子为主要形式，句中字词两两并列而成对偶。对偶的方式是上一句和下一句相对，或上两句和下两句相对，而最多的是四字和六字的句子相间使用，因此也称为「四六文」。(二) 声音上－平仄相协平是平声，仄是上去入声。骈文由於要使用对偶的语句达致唯美形式，因此在语句上也同样要平仄相协，造成声音铿锵，琅琅上口的效果，与一般散文不同。(三) 文字上－词藻华丽：骈文以表现美感为主，因此篇中用词皆力求华美，铺排词藻，使人读来有典雅含蓄，天花乱坠的感觉。(四) 语意上－多用典故骈文好用典故，以表现作者的文学修养和博大见识，并为使文章委婉含蓄，因此用典「明引」而「暗用」。读者往往不知典故出处，感艰涩难明。(五) 内容上－浮夸空洞骈文为求语句对称，词藻华丽，因而冗词繁多，一句写成两句，每流於浮夸及内容空洞，因而唐代韩愈、柳宗元提倡「古文运动」，推翻骈文。＊ 代表作家：左思的《三都赋》，有「洛阳纸贵」之说；潘岳的《西征赋》、《闲居赋》、《秋兴赋》；曹植的《洛神赋》等。3. 小说汉魏六朝的小说处於中国小说的萌芽阶段。汉以前没有「小说」这名称，先秦所谓的小说只称作「小道」而已。汉代开始有「小说」的名称，最早见於刘歆的《七略》。中国早期小说的定义并不明显，先秦作品《山海经》、《穆天子传》，古人只视为史地类，至清代《四库全书》才把二书列入小说家类。现在所谓的汉人小说，在唐以前都不被看作小说，《神异经》、《海内十洲记》列入地理类，《汉武帝故事》、《西京杂记》列入旧事类，《汉武帝内传》、《汉武洞冥记》和晋以后的《搜神记》、《搜神后记》、《异苑》、《续齐谐记》六列入杂传类。到了现在，这些作品都被界定为汉魏六朝小说了。汉魏六朝小说可分两大类：一类是志人（亦称轶事类）小说，以人物为主，记载他们的言行。《世说新语》是这一类小说的代表作。全书分为「德行」、「言语」、「政事」、「文学」等三十六篇。书中记载的大部份是魏晋时期达官名士的言行，都是经过选择的精彩片段，语言精炼，比一般野史杂事更具文学性。此外，魏晋时还有一些专门记载滑稽言行的书籍，如魏邯郸淳的《笑林》、东晋裴启的《语林》、侯百的《启颜录》、北齐阳玠松的《解颐》等。另一类是志怪小说。在汉代以后，由於道教和佛教盛行，鬼神迷信的思想流布各地，所以志怪的书籍层出不穷，如祖台之的《志怪》、孔约的《孔氏志怪》和祖冲之的《述异记》等。而东晋干宝所撰的《搜神记》，可说是志怪小说的代表作了。现存比较完整的志怪小说，还有传为陶潜撰的《搜神后记》、刘敬叔的《四苑》、王嘉的《拾遗记》和吴均的《续齐谐记》等。兴起原因：＊社会动荡、宗教思想易於传播。志怪小说＊清谈玄学、品评人物之风盛。志人小说4. 文学批评兴盛原因：＊ 时代环境的刺激＊ 文学观念的演进＊ 文学创作的丰富＊ 品评人物之风盛魏晋是中国文学批评理论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时期。这一时期，由於老庄思想广泛流行和外来思想的影响，所以儒家思想「独尊」的地位发生了动摇，文学也挣脱了经学的束缚。这都为文学批评理论的发展欥供了条件。这时期出现了一批为后世带来影响的批评理论著作，如曹丕的《典论论文》、《与吴质书》、葛洪的《抱朴子》外篇、曹植的《与杨德祖书》、陆机的《文赋》等。这些著作提出了一系列有关批评理论的新观念：一、 文学的社会地位和作用得到了提高和肯定，打破了长期以来儒家重德行而轻文章的传统观念。如曹丕在《典论论文》中就把「文章」提升到「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崇高地位；葛洪的《抱朴子》外篇则以大胆的反传统精神，反对儒家轻视文章的观念。二、 文章的创作研究的进步，文人的气质得到提升。如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提出「文以气为主」；陆机的《文赋》也论述了怎样使作家的形象、构思得到最好表现的问题，更第一次论述了「感兴」，即「灵感」在创作中的作用。三、 各种文体的特点、差异的研究渐见深入和细致。曹丕的《典论论文》提出了「夫文本同而末异」的观点，而且运用这观点对「奏议」、「书论」、「铭诔」、「诗赋」等不同文体的特点作了区分。四、 重视文学批评。曹丕提出了「夫人善於自见，而文非一体，鲜能备善」的观点，反对「文人相轻」，要求文学批评要「审己以度人」，进行「公平」的评价。五、 出现了进化的文学史观。葛洪认为文学是随著社会的发展而不断演变的，不能停步不前。南北朝1. 诗歌由於南北朝时期的主要作家多在南方，因此南朝宋、齐、梁、陈四代的文学，特别是诗歌，远比北方繁荣。虽然南朝的诗歌未能反映广阔的生活面，但在艺术形式和技巧上却有空前的发展，并为唐代近体诗的形式作了准备功夫。刘宋时期的代表诗人是「元嘉三大家」－谢灵运、颜延之和鲍照。谢灵运－开创山水诗派。他出身於世家大族，但仕途失意，因而寄情山水。他善於观察自然界的景色，作品以精工见长。颜延之－他喜欢用典，又讲求对仗，但成就远不及谢灵运和鲍照。鲍照－擅长写景诗，风格接近谢灵运，但有时氾於刻意求工，不够自然。他的作品以乐府诗和拟古诗成就最突出。南朝和梁代的代表诗人是谢朓和沈约，他们的作品称为「永明体」。这一派强调诗歌的声律。沈约的诗歌理论代表了「永明体」的主张。谢朓的诗风上承曹植，兼取谢灵运、鲍照两家之长，树立了个人风格。从梁中叶到陈代，诗风又与「永明体」不同。这时出现了以萧统、萧绛为代表的「宫体诗」及以徐陵、庚信为代表的「徐庚体」。「宫体诗」多写宫廷生活，风格柔靡，追求形式主义。北朝的诗歌远不如南朝兴盛，写作手法也只仿效南朝诗人，作品数量也不见突出。直至南方诗人庾信、王褒北上后，诗歌的数量才增多。庾信和王褒的传世佳作都是在二人到了北方后才写成的，风格与南方作品迥然不同。如庾信在北上前所写的诗多清丽柔靡，未能超出「宫体诗」的范畴；但到北方后，他多写沉郁悲凉的作品，其中以《拟咏怀》最突出。《玉台新咏》是东周至南朝梁代的诗歌总集，由南朝梁 徐陵编。《文选》是中国最早的诗文总集，由南朝梁 萧统编。 2. 辞赋 由建安时代开始，辞赋的形式转为抒情、咏物的小赋。两晋时辞赋一度沉寂，至南朝才又蓬勃起来。当时的辞赋分两类：一类继承和发展了魏晋以来的抒情小赋，传诵后世的名篇多属此类。另一类沿袭汉代的大赋，「体物」为主，偏重铺张和夸饰。 刘宋初年的辞赋家有颜延之和谢灵运。颜延之的赋与他的诗一样用典繁密。谢灵运的大赋有《山居赋》、《撰征赋》，但嫌铺陈过多，远不如他的山水诗精彩动人。齐代的作品较少，谢朓的赋不能与他的诗相比。 梁代是南朝辞赋的全盛时期，作家和作品的数量都超过前代。当时的「宫体诗人」兼写辞赋，诗、赋的题材、风格都一样，同是绮语闲情、轻艳流荡之作。梁代成就最大的辞赋家是江淹。他的作品题材比其他作家广阔，最著名的作品是《恨赋》和《别赋》，千百年来传诵不衰，可称为「双璧」。沈约也是梁代有名的辞赋家，他的《愍涂》、《悯国》等篇，风格与江淹的作品相近；《丽人赋》被评为「曼声柔调，顾盼有情，自是六朝之隽」，内容、形式都属於绮丽一派。 由於北朝文学的发展较晚，辞赋没有多大特色。至南朝梁代的庾信出使北周，被迫留在北方，才为北朝辞赋带来光彩。他的抒情小赋本已超越时人，到了北方后，由於遭受离乱，身世飘零，时有乡关之情，因此作品日见充实，风格更显苍劲沉郁，成为六朝中杰出的辞赋家。他的代表作《哀江南赋》，可说是梁末史事的实录。《柏树赋》、《小园赋》等小赋善用比兴手法，艺术技巧臻於成熟，成就很高。庾信入北以后，诗文风靡北方，几乎无人可及，但北周除他之外，再没有人从事辞赋的创作了。3. 文学批评南北朝时期，文学批评理论得到了很高的成就。这时期文论的发展可分三方面。一、 出现了一些对后世影响深远的批评理论著作。首先是刘勰的《文心雕龙》，它是中国文学批评理论史上第一部有系统地阐述文学理论的专著。其次是钟嵘的《诗品》，他对文学创作的重要问题发表了很多精辟的见解，如针对当时的诗风，批评诗歌滥用典故；论述作家与作品之间的承继关系等，都对以后「诗话」的发展有很大的影响。二、 产生了许多后世文论有长远影响的概念，例如「风神」、「神韵」、「风韵」、「境」、「境界」、「形似」、「神似」、「形象」和「风骨」等。这些概念出现后，逐渐广泛地被采用，并对后世的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带来很大的影响。三、 进一步认识文学的特点。当时既有「文体之辩」，也有对「文学」、「文章」、「文」、「笔」等概念的辨析。自此以后，文学不再是两汉所指的「儒学」，而是文章。「文笔」泛指诗赋、散文及各种应用文体。到后来又有「文」、「笔」之分：屈原、宋玉等的辞赋「谓之文」，特点是「吟咏风谣，流连哀思」；「笔」是章奏之类的应用文。「文」、「笔」的区分，把文学和其他应用文的性质清楚地分别出来了。4. 骈文魏晋以后产生的一种新文体，又称骈俪文。南北朝是骈体文的全盛时期。「骈文」或「骈俪文」的名称出现颇晚。唐人称先秦散文为「古文」，视六朝文为「骈俪」。六朝骈文的句式多以四、六字句为主，但常常夹有杂言。由唐代开始，骈文的句式愈趋规整，出现了通篇以四、六句组成的骈文，所以宋人又称骈文「四六文」。南北朝时，除了一部份论议奏疏用散体写作外，其他文章都是语句偶俪、声调铿锵的骈文。齐永明以后，骈文已成熟定型。南朝最有成就的骈文家是鲍照、江淹、刘峻、徐陵、沈约等。刘宋时代，文章虽多骈句，但通篇格局接近西晋风格。鲍照的《登大雷岸与妹书》是南朝最早描写山水风景的名篇，具有古朴的风韵。齐、梁时，文人对形式的追求更加严格，陶弘景的《答谢中书书》、吴均的《与宋元思书》和《与顾章书》，都是精致的写景小品。丘迟的《与陈伯之书》、江淹的《诣建平王上书》及《与交友论隐书》，於骈俪中夹杂单行散语，文字清隽，气韵超出时人的作品。刘峻的《辨命论》和《广绝交论》，都是以骈体作议论的典范。孔稚珪的《北山移文》、沈约的《修竹弹甘蔗文》文字嬉笑怒骂，别成一格。徐陵是南北朝最后一位骈文家，他的《玉台新咏》体现了骈文「五色相宜，八音选奏」的特色。北朝的骈文发展远不如南朝，而且文风多沿袭南朝的气韵。北朝初期，文人多写骈体文，但辞藻远不如南方作品般华丽。西魏末，梁代作家庾信、王褒滞留长安，北周文人纷纷仿效二人的文章风格。庾信是南北朝时代最有成就的骈文作家。他的文章善用辞藻、典故和对偶，风格苍凉，笔力雄健。

论：“骈赋”对西晋诗歌创作的影响 王长锦 魏晋乃中国古代文学兴盛的第二个高峰期，在文学史中占有重要席位。这一时期主要是士族文人创作，具有别具特色的“士族文学”特征，开创了中国“文学自觉”的时代，主要体现在诗赋创作方面。在游宴活动中，咏诗作赋成了娱乐的主题，而赋在形式上追求“骈俪”，正迎合了士族文人的审美需要，于是“以赋法入诗”便成了追求时尚及逞才的体现。本文主要从文学倾向、士族审美与“赋法入诗”等诸方面论述“骈赋”对诗歌的影响。 关键词： 骈赋 游宴 写实 华丽 文学自觉 赋法入诗 士族审美 酒与文学 音乐与诗赋 生活“诗化” 士族文学 诚如宗白华先生所云：“汉末魏晋六朝是我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痛苦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因此也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① 同时，也是鲁迅先生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所阐述的是一个“文学自觉”的时代。从时代背景对文学的形成与发展的角度分析，社会的分裂与曹操的“政令”都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影响了整个魏晋及南北朝的文风。由繁趋简，本文就以文人在“自觉”创作活动中“骈赋”对诗歌的影响作以下几点分析。 一、 文人兼备众体，以“赋法入诗” 魏晋时期，赋仍是文学创作的一重要题材。只是，由汉大赋演变成了抒情小赋，并把骈文诸如：对偶、音韵、词藻、用典等特征融入赋中创作，形成了别具特色的“骈体赋”，以下简称“骈赋”。“及至建安，而诗章大盛。”（《续晋阳秋》）②可见，在健安时诗歌已非常兴盛，其代表又是建安文学集团，以曹氏父子为核心。而曹丕又在其《典论•论文》里恰如其实地提出“诗赋欲丽“的双轨创作主张。不难发现，赋与诗成为当时兴盛的两项文学活动。而曹植、王璘作为辞赋高手，亦是诗作大家，开始有意识地将“骈赋”特征引入诗歌创作。在“辞赋中较早就被大量运用的骈赋手法，在诗歌领域内，也是他们率先使用的”。③被锺嵘赞有“骨气奇高，词采华丽”的曹植在其赋与诗中均有明显体现。如《洛神赋》里云： 其形也，翩若惊鸿，婉若游龙。荣曜秋菊，华茂春松。仿佛兮若轻云之蔽月，飘飘兮若流风之回雪。远而望之，皎若太阳升朝霞；迫而察之，灼若芙蕖出渌波。 他的同一时诗作《赠白马王彪》云： 太谷何寥廓，山树郁苍苍。霖雨泥我涂，流潦浩纵横。中逵绝无轨，改辙登高冈。修坂造云日，我马玄以黄。 玄黄犹能进，我思郁以纾。 有“七子之冠冕”之称的王璘，在赋与诗方面的成就常与曹植并称。代表作是《登楼赋》与《七哀诗》之二，不但在内容上极相似，且多用骈句，语言精美。 “源出陈思，才高词赡”④的陆机也是诗赋兼擅的大家，在其《赴洛道中作诗》云： 总辔登长路。呜咽辞密亲。借问子何之。世网婴我身。永叹遵北渚。遗思结南津。行行遂已远。野途旷无人。山泽纷纡余。林薄杳阡眠。虎啸深谷底。鸡鸣高树巅。哀风中夜流。孤兽更我前。悲情触物感。沈思郁缠绵。伫立望故乡。顾影凄自怜。 与其《文赋》中云： 或因枝以振叶，或沿波而讨源。或本隐以之显，或求易而得难。或虎变而兽扰，或龙见而鸟澜。或妥帖而易施，或岨峿而不安。罄澄心以凝思，眇众虑而为言。笼天地於形内，挫万物於笔端。始踯躅於燥吻，终流离於濡翰。理扶质以立干，文垂条而结繁。 比较发现，莫不道出了他作赋咏诗之风格，亦可说是“文学自觉”，以“赋法入诗”的表现。坚持这一表现的还有潘岳的《西征赋》与其《悼亡诗》，左思的《三都赋》与其《咏史诗》等等，可谓不胜枚举。 二、 诗承赋在形式上追求“华丽”之美 杜预注云：“俪，耦也。”又曰：“字通作丽，又作离。”（刘勰《广雅•释诂》《说文》）。⑤“华”作“丽”的修辞，“丽”早在汉魏便引入抒情小赋创作，根据赋承骈文的特征，“华”亦为之诞生。“华丽”之美成了汉魏之际“骈赋”的特色。曹丕提出“诗赋欲丽”，在思想上指导了诗赋在形式“华丽”方面应有所追求，同时“澄清了当时尚‘通脱’与尚‘丽’的两种文学观念的较量”。⑥被锺嵘称为“辞采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⑦的曹植在其文学实践上做了领头羊，成为魏晋南北朝开启藻丽之风的第一人，无论是从他的《七哀诗》、《杂诗》、《游仙诗》，还是从他的《洛神赋》与《杨德祖书》来看，大都用词华美，骈偶并进，形象生动，形成了“辞采华美”之风格。其中，以王璘为首的“建安七子”在诗赋追求“华美”方面各有发挥，晚一点的“竹林七贤”亦都各有表现。直至“太康”年间，文章追求“华丽“之美形成了主流风气。 太康诗人，文学中兴之将。其中以陆机、潘岳最为著名。陆机在《文赋》中说：“辞程才以效伎”，著文要：“收百世之阙文，采千载之遗韵。谢朝华於已披，启夕秀於未振”。⑧为了逞才，诗赋便成了表现太康文人才华最好的载体，从而获得自身崇高的荣誉。于是，他们在艺术上追求“华丽”，在形式上注重技巧，提出“体物而浏亮”的创作主张，加强了诗歌铺陈排比的描写功能，将“骈赋”的句式用于诗歌创作。陆机在《文赋》中强调“或藻思绮合，清丽千眠。炳若缛绣，凄若繁弦”。⑨其风格被锺嵘称为“才高词赡，举体华美”。⑩这些都集中表现出太康“繁缛”的诗风。在语言方面，由朴素古直趋向华丽藻饰。如：陆机的《拟西北有高楼》，张华的《情书》及《美女篇》等；在描写方面，由简单趋向繁复。如：陆机的《猛虎行》，潘岳的《悼亡诗》三首等；在句式和声律方面，由散行趋向骈耦压韵。如：陆机的《赴洛道中作诗》二首，潘岳的《河阳县作诗》二首及张协的《杂诗》，左思的《咏史诗》，郭璞的《游仙诗》等等。以上几个方面，集中体现了“太康诗风”诗承赋在形式上对“华丽”之偏好，亦是文人游宴作诗，消遣娱乐，对诗歌的美感与艺术精神的特性与自由人格的追求。 三、 诗承赋“写实”的精神 曹丕在《答卞兰教》云：“赋者，言事类之所附也。颂者，美胜德之形容也，故作者不虚其辞，受者必当其实”。⑾提出了对赋新的要求，也是抒情小赋在创作过程“求实”的倾向。加上时政动荡，文学自觉，这种“写实”的精神在当时的诗歌创作中亦得到了渗透。魏晋之际，最早反映社会现实的作品莫过于曹植今存的如《送应氏》、《泰山梁莆行》。表现出对离别与生活困苦的沉痛与悲凉，对动乱社会的感慨激发了作者想建功立业的雄心壮志。“建安七子”中王璘的《七哀诗》亦是“写实”的不朽之作，多被后人传诵。同一时期的还有陈琳的《饮马长城窟行》，阮瑀的《驾出郭门行》以及稍后一点“竹林七贤”中阮籍的《咏怀诗》和嵇康的《幽愤诗》等等。刘师培说“东汉以来，辞赋虽逞丽词，左思《三都》矫之，悉以‘征实’为主”。⑿左思注重“写实”之精神，从他的《咏史诗》中亦有明显之体现。正如“辞赋家的生命之思皆有感而发，具有客观的现实性和主观的真实感”。⒀基于这一点，对诗歌的“写实”有着潜移默化的作用。左思作为一名“触物兴感”的诗人，“虽然咏史咏的是过去之事，但诗人感触的基点却在现实”。⒁他从现实主义出发，对史事意义的发掘体现了作者现实的道德准则。西晋后起之秀的刘琨，也是“写实”的一个杰出代表。锺嵘说他：“自有清拔之气，琨既体良才，又罹厄运，故善叙丧乱，多感恨之词。”⒂处于两晋交替的动荡之际，“政法”混乱，民不聊生，刘多慷慨悲歌之词，其爱国热情纯属可贵。同一时期，表现“坎 咏怀”，流露真情实感的应属郭璞的《游仙诗》了。跟前一时期左思的《咏史诗》相比较，可谓有异曲同工之妙！ 四、 士族审美与生活“诗化”的需要 魏晋时期，门阀士族兴盛，“儒教”受尽冷落，畅行自由之风。曹操广纳人才，形成“建安文学集团”，权贵与文人在游宴活动中，酒与文学便成为娱乐的主题。酒能兴性，加上音乐萦绕，兴致勃发。于是，文人们常常“同题”作赋、咏诗。曹丕又倡导“诗赋欲丽”的主张，文人相互逞才，围绕贵族创作的“士族文学”便蕴育而生。它遗弃了旧的形式、风格，创造有鲜明特征的美，在修辞风格上逐渐追求华丽。“其源出于陈思”（锺嵘《诗品》）的陆机在其《文赋》中提出“缘情绮靡”的准则，“持诗歌进一步推向文人化、贵族化，引导了华丽雅致的诗风”。⒃可见，陆机在这方面竭心尽力，推动并形成了文学随士族的生活及审美情趣而创作。士族文人大都风流，对充满诗意的音乐表现的艺术精神，用具有音乐美的诗歌表现出来，广吸“骈赋”具备“华丽”方面的特征，正是体现了“道德修养与文学创作的关系，文品与人品的关系，是古代文论中道德意味极为浓厚的部分”。⒄这一时期，士族文人大都非常重视这一点。若从音乐与诗赋的关系分析，亦不难发现：“魏晋是一个爱乐的时代，上至豪门，下至民间艺人，妙解音乐者甚多。”⒅自汉通西域，西方音乐传入中土。西方音乐在“调和律”⒆上的确立，与“骈赋”形式上要求骈偶，音韵上要求协调不谋而合。“骈赋”不能作曲歌唱，而音韵协调却是音乐节奏的必须，于是诗便成了吸收“骈赋”形式美最好的题材，并得到士族文人的进一步发扬和完成。后来，终究形成了“俪采百字之偶”（刘勰《文心雕龙•明诗》）⒇的“永明体”和提出“声律论”导致“新诗体”的产生，并对唐代“律诗”的形成有着深远的影响。

你写错了，应该是1500字吧

七年级历史新教材学生观念探究集锦新教材以其精选独到的内容，丰富多采的结构极大地激发了学生对历史的兴趣，刺激了学生的思维，启迪了学生的智慧潜能，特别是对历史的探究产生了许多令人称奇的效果，有的观点使我感到后生可畏。本人就历史新教材使用半年对学生的一些精彩观点进行分类归纳以飨同仁。一、逆向性观点 逆向思维行行出乎我们的意料，通常是探究中的遗忘部分。在历史评价负面中凸显理性。其中有三个观点品位较高。 一是对秦修长城和秦始皇陵的评价。大部分的学生谴责秦始皇大兴土木，好大喜功，耗费了无穷的民脂民膏，给人民带来了无尽的灾难，长城无法挡住匈奴对边境的侵扰，而秦始皇陵则仅满足秦始皇个人贪欲，对国家劳而无功，造成财尽民怨的局面。与此相异，学生提出长城和秦始皇陵虽劳命伤财，但却是留给后人无穷的财富，成为千秋万代造福子孙的滚滚财源，用历史观点来看，长城成为中华民族的象征，秦后的历代都大规模的修缮过，对军事抵御北方少数民族的侵扰功不可没。而秦始皇陵墓的发现被誉为世界第八奇观，这两样举世罕见的工程极大地增强了民族自豪感和民族自信心，基于历史现实我们应该给秦始皇记上历史后续影响真实一笔。 二是昭君出塞的评价 昭君出塞促进汉匈两族的友好相处，但国家的安慰不能系于一个女子的身上，借和亲来安抚少数民族是屈辱的象征，一是不可靠，二是无法长久。刘邦以来的“和亲”政策无法解除匈奴对汉朝的威胁，只有靠实力才能换得国家边疆的安定，民族昌盛，西汉匈奴威胁的解除是在卫青、霍去病大破匈奴以后，民族和亲增进感情可以，但不能作为国家长治久安的希望。 三是三国鼎立的评价 东汉末年的军阀割据到三国鼎立的出现，表面上看统一趋势明显， 三国都发展经济增强国力以自己的实力来完成统一，蜀国态度最积极但可能性最小，而完成统一希望魏国最大。首先曹操凭借超群的政治军事才能灭袁绍、平袁术、夺刘表，完成长江以北的统一，赤壁遥看，曹操似乎胜券在握，国土统一几乎在望，但面临的对手诸葛亮、周瑜等都非等闲之辈，结果是曹操赤壁惨败，元气大伤，逃回北方，统一被搁置，三国鼎立形成，这种分裂局面持续了70多年， 所以三国鼎立延续了东汉末年的分裂割据的局面。二、类比型观点 所谓类比就是把相同或相仿的历史人物进行同类比较，分别得出相同或相异的评价，给出不同 的历史定论，其中三类人物比较代表性较强。 一是秦始皇和汉武帝 秦皇汉武都是我国历史上具有 雄才大略的杰出帝王，在中华民族历史上都树立了丰碑。但就历史功绩和历史定位学生都提出了明显不同的结论。认为汉武帝的历史功勋是无法和秦始皇相提并论的。理由是汉武帝是给西汉带来了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上的大一统局面，创造了西汉的鼎盛，而秦始皇却建立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中央集权，他的很多统一措施被后来历朝历代所沿用，对后世乃至今天都影响深远，成为维系中华民族成长壮大有形或无形的强大向心力，长城和秦陵更是历史无法替代的民族瑰宝，是留给我们子孙万代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无穷财富。不论秦始皇统治如何残暴，但他开千秋之伟业，立万世之功勋不容抹杀。 二是曹操与袁绍 曹操与袁绍的韬略在官渡之战和赤壁之战所犯的错误有惊人的异曲同工之处。两人在战役中的胜负原因都反应在用人失误，指挥不当，在两次战役中，但用人之处他们犯相反的错误。官渡之战袁绍错疑许攸为曹操谋划，就应该除许攸，以防许攸投曹，而战役结局正好证明。而赤壁之战曹操错用蒋干，误信，错杀荆洲小军头目，又轻信黄盖，听程劝谏而使黄盖诈降成功，导致赤壁曹操败北，使统一功亏一篑而遗恨终身。所以官渡和赤壁之战中袁绍犯了错疑和曹操犯了错信的错误，在人生的业绩中留下了无法弥补的错误。 三是商鞅变法与北魏孝文帝的改革 商鞅变法破除了奴隶社会的土地国有制，极大地激发了广大劳动人民生产积极性，奖励耕战，废除了贵族的世亲世禄制，使得将士为国奋勇作战，社会生产力得到了空前的提高和发展，建立县制，万古效仿。所以变法创造了一个伟大的国家——秦国，继而产生一个伟大的朝代——秦朝。北魏孝文帝的汉化措施在我国民族团结和民族融合历史上写下了最为光辉的历史篇章， 孝文帝自上而下的汉化改革开我国历史少数民族融入汉族的先河，使得以后以汉族为主体中华民族滚雪球一样日益强大，因而魏孝文帝为各兄弟民族与汉族的友好融入而树立了典范作用。两次改革虽内容不同，但就其作用在我国开了历史的先河，立下了无以磨灭的历史功勋，为中华民族的成长壮大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三、疑问型观点 疑问就是对历史事件中的不确性作出假设，在疑问中进行理论分析，用确实中肯的观点予以评述。其中参考性最强的有三例。 一是巨鹿之战中项羽的破釜沉舟。 大部分认为巨鹿之战开始之前项羽渡过漳河后面临强大的秦军，为激励士气，同仇敌忾。置死地而后生进行破釜沉舟的背水之战。但对战役评价时有学生相反认为项羽草率卤莽，不计后果。一是项羽破釜沉舟，他面临强敌，没有取胜的把握，才以绝后路，假如战争中项羽失败，意味着全军覆没，因而会死无葬身之地，任何战役都要给自己留有后路，做到进可攻，退可守，打赢了是全军的胜利，失败了还可以寻找机会，东山再起，任何战役布置不能短视，需从长计议。真正做到“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二是丝绸之路的功绩 对于丝绸之路大都有的说法是张骞通西域之后，开辟了丝绸之路，似的中国的丝和丝绸织品源源不断地经西域销往中亚、西亚和欧洲，成为沟通中西经济交流的重要通道，张骞功不可没。但有的学生同时提出，张骞通西域，主要功绩是为西汉开拓了疆土，汉通西域后，随着匈奴威胁的解除，西域各国为了摆脱匈奴的控制而依附西汉王朝，而西汉在西域驻扎军队，设置机构，才有公元前60年西域都护的设立，西域的新疆部分才纳入了西汉的管辖，而中国的丝和丝绸传到西域，然后由西域商人展转贩运到欧洲，才自然形成中西贸易的丝绸之路。一是张骞最远到西域的中亚各国， 而未到西亚和欧洲，更无要求中国政府把丝和丝绸销往西亚和欧洲；二是史料中未有中国商人把丝绸贩运到欧洲的记载；三是东汉班超经营西域时派副使甘英出使欧洲大秦， 但只到安息（伊朗），却把汉朝想与大秦往来的信息传到大秦，才有后来大秦使臣和商人来到中国。所以丝绸之路不是张骞开辟的，是汉通西域后自然形成的。 三是赤壁之战东南风的来历 大部分的学生归纳赤壁之战孙刘取胜的原因是借的话“孔命借东风，周瑜用火攻，庞统献连环，一举来成功。”所以东南风是孙刘赤壁决胜的关键的原因，黄盖诈降成功，战船起火，风推船进，火借风力，结果曹操营火光冲天，锁定孙刘胜局，定下三国鼎立的江山。但很有几位学生对东南风提出质疑，提出了三种观点，一种是诸葛亮上知天文，下知地理，深知不是东南风的季节，由于特殊原因将产生东南风，在预定的时间依计与曹操形成再曹操无法识破的背景下取得战争的胜利。二种观点是纯粹的天缘巧合，偶然的东南风助孙刘得胜；三种观点是根本没有东南风，是三国演义作者罗贯中有意颂扬诸葛亮足智多谋所虚构的情节，而是黄盖诈降火攻突袭曹营而成功的结果。 学生的观点不一定完全正确，但探究过程中迸发出来的潜能和智慧的火花，只要我们有效地把握好新教材的使用，科学地势力学生的主体地位，就一定能受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迂腐之论,可笑可笑!!!选我

写作思路：可以从丝绸之路的历史和经过为背景进行阐述，中心要明确，语言要通顺连贯等等。

正文：

丝绸之路，简称丝路，一般指陆上丝绸之路，广义上讲又分为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

陆上丝绸之路起源于西汉（前202年—8年）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开辟的以首都长安（今西安）为起点，经甘肃、新疆，到中亚、西亚，并连接地中海各国的陆上通道。东汉时期丝绸之路的起点在洛阳。它的最初作用是运输中国古代出产的丝绸。

1877年，德国地质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在其著作《中国》一书中，把“从公元前114年至公元127年间，中国与中亚、中国与印度间以丝绸贸易为媒介的这条西域交通道路”命名为“丝绸之路”，这一名词很快被学术界和大众所接受，并正式运用 。

“海上丝绸之路”是古代中国与外国交通贸易和文化交往的海上通道，该路主要以南海为中心，所以又称南海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形成于秦汉时期，发展于三国至隋朝时期，繁荣于唐宋时期，转变于明清时期，是已知的最为古老的海上航线。

河西走廊是丝绸之路的要道，但为何在河西走廊上没有“丝门”而有“玉门”？早在文献记述丝绸之路之前2000年，东西方文化交流的线路已经开通，但它不是为出口丝绸，而是为进口和田玉 [6]  。“丝绸之路”名称是德国学者的“发明”。

19世纪末，德国地质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在《中国》一书中，把“从公元前114年至公元127年间，中国与中亚、中国与印度间以丝绸贸易为媒介的这条西域交通道路”命名为“丝绸之路”，这一名词很快被学术界和大众所接受，并正式运用。其后，德国历史学家郝尔曼在20世纪初出版的《中国与叙利亚之间的古代丝绸之路》一书中，根据新发现的文物考古资料，进一步把丝绸之路延伸到地中海西岸和小亚细亚，确定了丝绸之路的基本内涵，即它是中国古代经过中亚通往南亚、西亚以及欧洲、北非的陆上贸易交往的通道。

传统的丝绸之路，起自中国古代都城长安，经中亚国家、阿富汗、伊朗、伊拉克、叙利亚等而达地中海，以罗马为终点，全长6440公里。这条路被认为是连接亚欧大陆的古代东西方文明的交汇之路，而丝绸则是最具代表性的货物。数千年来，游牧民族或部落、商人、教徒、外交家、士兵和学术考察者沿着丝绸之路四处活动。

随着时代发展，丝绸之路成为古代中国与西方所有政治经济文化往来通道的统称。有西汉张骞开通西域的官方通道“西北丝绸之路”；有北向蒙古高原，再西行天山北麓进入中亚的“草原丝绸之路”；有长安到成都再到印度的山道崎岖的“西南丝绸之路”；还有从广州、泉州、杭州、扬州等沿海城市出发，从南洋到阿拉伯海，甚至远达非洲东海岸的海上贸易的“海上丝绸之路”等。

先秦时期，连接中国东西方交流的通道已经存在，丝绸正式西传始于西汉通西域，丝绸之路真正形成始于西汉张骞凿空。这个时期，丝绸的传播源、传播的目的地、传播的路线都非常清楚，有史可依，有据可查，传播的数量也非常大，东西方是有计划、甚至是有组织的进行丝绸贸易，所以丝绸之路真正开辟于西汉武帝时期。

西汉时，阳关和玉门关以西即今新疆乃至更远的地方，称作西域。西汉初期，联络东西方的通道被匈奴所阻。汉武帝时，中原始与西域相通，开始加强对西域的经略。西域本三十六个国，后来分裂至五十多个，都位于匈奴之西，乌孙之南。

汉武帝听说被匈奴侵犯西迁的大月氏有报复匈奴之意，就派人出使大月氏，联络他们东西夹攻匈奴。陕西汉中人张骞以郎应募。建元二年（前139年），张骞率领100余人向西域进发，途中被匈奴俘获，滞留了10年，终于寻机逃脱，西行数十日到达大宛。

这时大月氏已不想攻打匈奴而继续西迁，张骞没有达到目的，在西域待了一年多东返，途中又被匈奴扣留了一年多，后适逢匈奴单于死，国内大乱，元朔三年（前126年），张骞趁机回到大汉，受到汉武帝的热情接待，被封为太中大夫。此次西行前后达10余年，虽未达到目的，但获得了大量西域的资料，史学家司马迁称张骞此行为“凿空”。

张骞归国后，汉武帝曾遣使探求通过罗马开辟一条不经匈奴而到大夏的交通线，但是没有成功。后来汉军击败匈奴，取得了河西走廊地区，打通了西汉与西域之间的通道。霍去病在祁连山大破匈奴后，张骞建议联络西域强国乌孙，以断匈奴右臂。

元狩四年（前119年），张骞再次出使西域，目的是招引乌孙回河西故地，并与西域各国联系。张骞到乌孙，未达目的，于元鼎二年（前115年）偕同乌孙使者返抵长安，被张骞派往西域其他国家的副使也陆续回国。乌孙使者见大汉人众富厚，回国归报后乌孙渐渐与大汉交往密切，其后数年，张骞通使大夏，从此，西汉与西北诸国开始联系频繁起来，张骞凿空西域，丝绸之路正式开通，汉武帝以军功封其为博望侯。

但是，西域诸国仍未完全摆脱匈奴的控制，楼兰、车师等国在匈奴的策动下，经常劫掠西汉派往西域的使臣和商队。为了确保西域通道，元封三年（前108年），汉将王恢率骑兵击破楼兰，赵破奴率军击破车师。

元封六年（前105年），西汉又与乌孙王和亲，联合挟制匈奴。同时为了打破匈奴对大宛的控制并取得大宛的优秀马种汗血马，汉武帝派李广利领兵数次进攻大宛（今乌兹别克斯坦），在付出沉重代价后，攻破大宛都城，使西汉在西域的声威大振，确保了西域通道的安全。通往西域的“丝绸之路”，至此畅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