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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西北游牧文化对春秋青铜带钩的影响

[摘要] 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青铜带钩的功能和款式融合了大量游牧文化特征。春秋时期的马背民族，虽少有文字记载它们曾经的辉煌，但通过带钩上的神兽族徽和图腾纹样，却可以折射出具有鲜明特色的图案装饰风格，并以小见大地勾勒出古代西北少数民族的历史过往。

[关键词] 青铜带钩;游牧文化;工艺美术

[Abstract] long-term production practice, bronze hooked functionality and style combin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a large number of nomadic culture. Horseback ethnic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although few written records of their former glory, but by God Orcs and totem emblem on the hook patterns, but they can reflect the pattern is distinctive decor, and see the earth in small outline history of Ancient Northwest minorities in the past.

[Keyword] bronze hook; nomadic culture; arts and crafts

春秋时期，流行于各诸侯国的青铜带钩是当时的王公贵族和社会名流为炫耀身份、随身配饰的一种奢侈品，其出土和传世的数量之众，艺术造型之丰富，堪称我国古代工艺美术史上的一朵奇葩。青铜带钩的制作要考虑机械装置的力学原理，是融高超的装饰造型技术和金属冶炼技术为一体的古代工艺美术精品。从现代人体工程学分析，带钩主要是嵌于革带上的金属扣件，便于调整长时间骑马行进者腰间受力范围的宽窄和时效。束带可以对下腹部的内脏进行包裹，使其不被高频率、强力度的震动所颠簸伤害，是起固定和支撑作用的，类似于西医骨科的石膏夹板。在湖南长沙陈家大山就出土有带钩和丝带等物品。部分楚简显示：“丝带有钩。”这种扣绊式样的构件，是进入父系社会后，男性悬系武器、印章、钱袋等小件的随身配饰。在河南洛阳中州路西工段出土的春秋中期墓中，曾出土一枚水禽形铜带钩，是我国已发现年代最早的铜制带钩。

带钩的发展和应用，可以说是贯穿于当时社会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对之进行系统的考察和研究，不仅能够还原出一个立体的历史场景，而且对于认识人类族群在亚欧大陆变迁中的交流与融合、古人对于金属冶炼工艺方面的发展创新、工艺美术与日常生活的完美组合过程等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带钩所囊括的文化史意义体现在它在气候变迁、信仰图腾、审美情趣、服饰变迁、冶炼铸造、军事外交、文学诗词、族群融合、地区经济实力(手工制造业和贸易往来)等方面闪耀着历久弥新的光泽。如果说通过研究以女性为主的铜镜，能映射出社会的阴柔之美，那么，研究以男性为主所佩戴的带钩，则可以更加有力地勾勒出雄浑阳刚的尚武精神。

一、从玉制带扣向青铜带钩的转变

早在新石器时期的良渚文化遗址中，在葬者腰部位置发现了一块人工磨制的长方形玉石扣件。这是原始先民们服饰发展过程中的初始状态，也是国内目前发现最早用于服饰用途的玉石制带扣。从巨石文化的玉制带扣，到青铜文化代表的带钩，其功能和材质的转变经历了一个很长的过程。这个开端的历史意义，绝不次于1891年美国芝加哥机械师贾德森发明的拉链。工业文明催生的拉链是现代十大发明之一，而石制带扣的历史意义与拉链极为相似。

中国人对玉石情有独钟，并将玉制带扣视为祥瑞。《后汉书五行志》记载：“光禄勋史舍壁下有青年，视之，得玉钩各一。谓之吉祥。”另有《列仙传》描写汉朝有一位赵氏女子，天生勾手握拳，五指不能伸展。有一次在汉武帝巡狩路过河间时，“望气者言此有奇女”，汉武帝于是召见了她，赵氏女子将手展开，掌中紧握一枚玉钩，因此被封为“钩弋夫人”。这两则事例从另一侧面反映出，到了汉朝，先秦时期遗留在民间的玉石制带扣仍然在继续沿用。随着部族的征讨、科技的进步和进一步的文化融合，兴盛于春秋时期的青铜带钩，逐渐取代了先秦的玉石带扣。其主要原因是青铜具备一定的韧性，且当时的金属冶炼技术提高了生产效率，降低了时间成本。从汉末开始至魏晋，青铜材质带钩逐渐又被其他材质的带扣所取代。

关于早期文献记载的带钩使用与研究，也是从汉朝开始的。王逸注《楚辞》之“鲜卑”、鱼豢和张勃解“钩络带”，还有高诱注《淮南子主术训》之“ ”等。宋朝吕大临在《考古图》中不仅收录了6件带钩，还标示了出土地点。曾出使过金国的宋朝官员龙大渊，所著《古玉图谱》图示带钩12件，并且对带钩进行了实物研究。同朝赵希鹄在《洞天清录》中，系统地将带钩按照工艺和造型作了分型分式、分期，分为六种，将图例划作三代和秦汉两期，对后世相关研究贡献很大。清朝吴大徽著《古玉图考》，对三件带钩作了考证。同朝阮元著《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收录了几件铭文带钩，并推论“革带有钩由来已久”。直至近代，王国维所著《胡服考》记载：“欲知带制，必于鞍制求之。”认为带具源于鞍具，也就是说马术鞍具是带钩发展的主要基因。包尔汉和冯家N也著文讨论了“鲜卑郭落带”的相关问题。王仁湘《带钩概论》在出土的实物基础上也进行了比较研究。

国外学者中，同属阿勒泰语系分支的日韩学者们，对源于游牧文化的带钩的研究具有整体认识。日本学者长广敏雄，不仅有比较系统的认识，还在其著作《带钩之研究》举出280余件款式各异的范例加以分析。还有藤田丰八、江上波夫、白鸟库吉等日本学者，也都不同程度地对“鲜卑郭落带”作过研究。与东北亚地区学者相比，欧美学者对此研究涉足较少。1966年，B卡尔格伦在斯德哥尔摩《远东博物馆馆刊》第38期上发表了一篇文章，介绍了两位瑞典收藏家收藏的六百多件中国古代带钩藏品，并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分类研究。

二 、贵重金属铸造工艺的流传与部族迁徙的关系

早在两河流域的高拉遗址(欧贝德末期公元前4000年)，墓葬中出土了大量金片制成的环、花饰和新月形饰物。这是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高峰之作，也是人类金银工艺制品最早的实物。后来在麦斯卡拉木都墓中(萨尔贡时代公元前2900年―2370年前)，出土了细线刻镂的假发金盔，体现出苏美尔人卓越的金属制作工艺。古埃及新王国时代第十八代法老图坦卡蒙的灵柩中也出土了大量黄金随葬品。由此可以看出古代地中海沿岸地区贵重金属冶炼与工艺美术的发展水平。而此时黄河流域的先民，还处于大汶口文化中晚期(陶器、巨石文化)。

商、周时期的中国金银器，属于草创阶段。就在距今3000～4000年前的川西平原上，曾经突然出现过一支与周围邻居们生活习俗大不相同的部族政权。他们以畜牧业为主要经济形态;以鹰为图腾，崇拜目光敏锐者;服饰着装以便于马上骑射的短裙为主;与以列鼎和斧 钺 作为王权象征的殷商文化相比，其黄金面具与金杖，却与美索不达米亚地区政教合一的信仰标志高度一致;遗留的青铜人像的体貌特征，被刻画为大眼睛、高鼻梁、络腮胡子的人种特点。先进的金属冶炼和制造技术及其文明程度，明显高于周围的农业部族。这支来无影去无踪的神秘部族，虽然早已经消失在历史长河之中，但是从三星堆文化遗留下的诸多实物资料可以看出，古代人口迁移过程中所带来的诸多域外文化基因。战国后期的魏王墓中出土的《穆天子传》，讲述了公元前10世纪周穆王到中亚巡游之事。书中记录，“昆仑山”中有沼泽泉水、虎豹熊狼，还有大型巨石建筑“黄帝之宫”等，而这与现在南疆的昆仑山的物种分布和自然环境区别很大，却和北疆阿尔泰山的景象吻合度极高。如果说先秦时期记载的周穆王游历西域不是正史，不足为凭。那么，再举以下几个实例进行对比分析。 1948年，前苏联考古学家鲁登科在阿尔泰山一带发掘了一批公元前石堆大墓。男女葬者均由香料涂敷。在其手臂、大腿和躯干分别绘有纹身图案：猫尾带翅的动物、鹰头蛇身狮、鹰嘴有角的鹿。随葬品极其奢华，其中有大量马的遗骸、马具、盔甲、地毯、绒袜、木质品、角质品，以及毛皮、珠串和金器，还有竖琴、单面鼓、麻种子和假胡须等。还有源自中原内地的丝织品、玉器、漆器、铜镜、青铜器等。

1976年，在殷墟遗址商王武丁妻子“妇好”墓中出土的大量新疆和田玉，由此可以推测出连接西域与中原的商贸往来古已有之。

后世的专家学者进行青铜带钩的相关研究时，进行地理和空间上的孤立分析对比的做法值得商榷。这也和游牧文化缺乏文字传承而被中原知识界误读类似。

三、马具衍生品设计对社会变革的影响

《史记赵世家》：“赵武灵王谓肥义曰：今吾将胡服骑射以教百姓，而世必议寡人，奈何?”记录了赵武灵王在公元前307年，主动吸取了西北游牧族群骑马作战的优点，进行了“胡服骑射”的军服改革，大力发展骑兵和相关配套装备的生产研发，开拓疆域成就霸业。

《楚辞招魂》：“晋制犀比。”从中也可以推论出，晋国大量制造中亚摊式风格带钩，并得到社会各界广泛使用。

另有《汉书匈奴传》颜师古注：“犀毗，胡带之钩也，亦曰鲜卑，亦谓师比，总一物也，语有轻重耳。”张晏也说：“鲜卑，郭落带瑞兽名也，东胡好服之。”“郭落带”即北方游牧族群所使用的革带，因鲜卑人图腾崇拜它，把它用作本部族的名称，并铸其形于革带上作为装饰。

周孝王时期，“赢氏家族”的秦非子因养马有功被封为附庸。公元前821年，秦庄公在与西戎部族的武装对抗中获胜，被周宣王封为西陲大夫，赐以原大骆之族所居的犬丘(今甘肃陇南礼县附近)。公元前770年，秦襄公派骑兵护送周平王东迁，又被赐封于岐山以西，自此秦国正式成为周朝的诸侯国。而善于骑乘驾车的“赢氏”后裔，通过百余年不断征伐，最终统一中原。这里有两个重要线索，一是善于管理和饲养马匹是古代影响战争胜负的重要条件，二是东北亚地区部族融合主要来自于西北强有力的混血。

内蒙古阿鲁柴登匈奴贵族墓出土的`鹰形金冠带，还有秦国故地出土的不少黄金制成的圆雕虎、鹰、蛇等动物或神兽，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西戎北狄部族与相毗的中山国出土的车幔富根珠帘、 轭 金钩饰、金龙首衡帽等，不仅在材料上更为精细奢靡，在器类的丰富与造型的生动多样上，也异彩纷呈。凤翔马家庄秦宗庙遗址和秦都雍城遗址发现的兽面纹嵌绿松石金方泡、节约等饰品，精美程度极高。在阿鲁柴登、西沟畔、东胜市碾房渠匈奴墓地，以及很多汉墓中出土的猛兽搏斗纹金带扣，便是西北游牧文化影响的重要佐证。从以上文献资料分析，说明青铜带钩从动物装饰造型到马具衍生品，其最早的使用者，是善于骑射的西北游牧文化为主的族群，而非地缘保守的农耕文化者。

四、游牧文化对青铜带钩的主要影响

距今7000到4000年前，随着气候的冷暖变化和波动，自然环境、生态状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人类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状况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气候变化所表现出来的气温和降水的变化，直接影响着水系、地貌、土壤、矿物等自然要素，决定着畜牧业和农作物的生长分布与发展布局。考古学家称之为“新石器时代”，气候学家则称之为“全新世大暖期”。在这个气候最为适宜的时期，人类文明出现了质的飞跃。首先是沿赤道周围的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印度、中美洲的玛雅文明，随后是处在温带地区的古中国。这些文明的产生几乎都随着温度的变化而推进的。

而位于赤道附近或者地处热带及亚热带地区的古代文明先后灭亡，世界文明的中心开始向北倾斜，并且转移到了大部分国土都处于温带的中国。其后的数千年间，古中国一直保持着领跑者的地位，成为了世界文明的中心。再后来，欧洲开始了工业革命，世界文明的中心也逐渐北移，转移到了现在的欧洲及北美。

大概从公元前1世纪上半叶开始，北半球受到气候转暖的影响，在整个欧亚草原的广阔地区，被驯化的野马成为人类文明中重要的载负者。逐草而徒，居无常处，骑马挂鞍，劫掠人口，来去倏忽……成为游牧文化的标志。这时，以精湛的金属冶炼和驯马为代表的斯基泰人在历史舞台上崭露头角。他们的势力范围控制着西自黑海以北、东至伊犁河下游的广大地区。而以斯基泰文化辐射而带来的兴衰沉浮，涵盖的地域范围也屡经变迁，时有扩张与收缩。其遗物和陪葬品中有大量的贵重金属、兵器、马具和日常生活用品，其中，以动物和神兽纹样的金器、青铜器更具代表性。

历史上的斯基泰王国(公元前 7 世纪后半叶到公元前 3 世纪上半叶)存在的时间相当于春秋战国至西汉时期。《史记》、《汉书》等东方文献将其称之为塞种或尖帽塞人等。而西方的古希腊文献、亚述编年史以及神谕和旧约全书，都有不同程度的记载。尤其是史学家希罗多德在公元前5世纪创作的《历史》一书中提供了较多信息。

公元前7世纪后期，希腊诗人阿利斯铁阿斯的游记长诗《独目人》详细描述了中亚东部的部族情况：“受阿波罗神的感召，他到伊塞顿人的领地旅行。先是越过伊塞顿人领地的是独目人驻地;然后又越过独目人到达看守黄金的格里芬人驻地，最后越过格里芬人领地的是希波伯里安人(西伯利亚人)，他们的领地一直延伸到大海。”文中描述希波伯里安人居住的海滨异常寒冷，西伯利亚的贝加尔湖意思就是“北海”。

现代有学者推论证明，阿利斯铁阿斯的游记并非是他 本人的亲身经历。“伊塞顿人”对“斯基泰人”讲过“独目人”与“格里芬人”争夺黄金的故事。斯基泰语把独目人拼写为：“arimaspu其中前半部arima代表一，而后半部spu是眼睛的意思。”而位于塔里木盆地东南的伊循城，得名于希腊史料的伊塞顿。那么既然伊塞顿人也是游牧部落，他们的牧场就应该在阿尔泰山以南、天山以北的伊犁地区。这个道听途说的词，让阿利斯铁阿斯对“一只眼的族群”信以为真。这个塞语的名字“前半部是孤独的，后半部守望者”正确的拼读是“孤独的守望者”。这个语言差异造成的误会，可以说这是历史上最早的以讹传讹的范例了。

阿尔泰山脉一带自古盛产黄金，原苏联考古学家在巴泽雷克，发掘了5座春秋战国时期的大型墓葬，从这些墓葬中出土了大量黄金制品，其中包括一些带有“格里芬”形象的饰物，可见阿尔泰山北部的巴泽雷克墓穴主人就应该是传说中的“格里芬人”。他们被称为“黄金守护者”。从战国晚期起，随着北方部落的日益联合与强大，它们以整体的有组织的方式，主要通过阿尔泰地区的古代游牧部落，与中原地区文化产生了深刻的联系。

随着全球化的推进，某一个暂时性的中心论调的宣扬，都会受到周遭其他联系的制约。世界遗产、世界生物圈保护区和世界地质公园，三位一体的统一称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名录遗产(UNESCO)”。华夏文明从“中原中心说”逐步转向“区域类型”研究，是一个必然趋势。以前在“一元论”认知体系的“中原中心说”中，国内很多学者在农耕文化的背景下都不约而同地认为，以青铜金属为主的带钩，发源于内地的春秋时期，主要在五霸逐鹿的地缘范围。他们仅从款式和类型学上，就割裂了带钩发展变化在整个亚欧大陆的历史成因，他们认为：“由西亚传入的带钩多以动物纹装饰为主，只有钩背和钮柱，而无钮。它的钩首都弯向钩背与钮柱同在一侧，无论造型、装饰及用法与东周带钩不相同，东周带钩的起源只能在中国本土寻找。”这种观点是是不全面的，青铜带钩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融合了大量来自西北的游牧文化。这些呼啸山野的马背民族，虽少有文字记载它们曾经的辉煌，但利用带钩上神兽族徽和图腾纹样，却可以折射出具有鲜明特色的图案装饰风格。通过对青铜带钩的进一步研究，使春秋、秦汉时期主流社会的审美趣旨与文化倾向更加真实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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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考赤壁之战[摘要]尹韵公先生曾发表《赤壁之战辨》,从参战兵力、时间以及孙权战后对立功将领的奖励很轻等方面来证明赤壁之战不是大战,此等种种说法,都是值得商榷的。[关键词]赤壁之战;兵力;曹操尹韵公先生于1981年3月31日的《光明日报》上发表了《赤壁之战辨》,该文认为《资治通鉴》记载的赤壁之战是司马光的歪曲和渲染,赤壁之战是曹操用轻骑五千打的一场遭遇战,并非大战。尹文中说:“曹军五千轻骑在长阪击败刘备后,继续南下,直趋江陵,缴获了大量作战物资。于是乘船东下,不期在赤壁突然同数量上占优势的孙刘联军相遇了,发生了赤壁之战。由此可见,这次战争是在紧迫的时间内发生的,古代交通运输困难,曹操纵有天大的军事才能,也无力完成一次大规模的军事结集。这就从时间上排除了发生赤壁大战的可能性。”尹先生还从孙权对立功将领的奖励很轻,来说明赤壁之战不是大战。尹先生的文章引发了史学界对赤壁之战各方面问题的再探讨,时至今日,其探讨还在进行。笔者以绵薄之力,试举几例谨与尹先生商榷。一曹操一方参战兵力数量是轻骑五千吗?为说明赤壁之战的规模,须先搞清楚曹操在赤壁战前的兵力数量。在史料可信度较大的东晋以前的早期史料中,涉及曹操赤壁战前兵力数量的有如下几处:陈寿《三国志》、裴松之注引西晋材料、东晋袁宏《后汉纪》等。《三国志·吴书·三嗣主传》记载了西晋陆机如下所言:“魏氏尝藉战胜之威,率百万之师,浮邓塞之舟,下汉阴之众,羽楫万计,龙跃顺流,锐骑千旅,虎步原隰。”可见,西晋陆机认为曹操在赤壁战前的兵力数量多达“百万”。有类似说法的还有诸葛亮,诸葛亮在《隆中对》中说:“今操已拥有百万之众,挟天子而令诸侯,此诚不可与争锋”(《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又,《三国志·周瑜传》载黄盖与曹操的信中说:“用江东六郡山越之人,以当中国百万之众,众寡不敌,海内所共见也。”由此看来,曹操统一北方后已拥兵百万,是当时比较通行的说法。当然,曹操是不可能把所有兵力都投入到赤壁之战中去的。赤壁之战临近之时,曹操在给孙权君臣的劝降书中言:“今治水军八十万,方与将军会猎于吴”(《三国志·吴书·周瑜传》)。曹操的劝降书带有战争讹诈的性质,所谓水军八十万参战不足为信。但赤壁之战来临前夕对于曹操可能的参战人数,周瑜曾这样分析:“彼所将中国人,不过十五六万,……所得表众,亦极七八万耳……”(《三国志·吴书·周瑜传》)。按照周瑜的说法,曹操一方投入的兵力数量可能是十五六万,再加上俘虏刘表的降军七八万,总共是二十三四万。再者,大战将至,当时江东的头面人物,听到曹操几乎不战而定荆州,即将顺流而下的消息,大多“闻之皆恐”(《三国志·吴书·周瑜传》),“望风畏惧”(《三国志·吴书·吴主传》),纷纷主张投降,就连长期追随孙坚、孙策征战的孙贲(孙坚之侄)也准备采取单独行动:“遣子入质”(《三国志·吴书·朱治传》)。从周瑜的分析和战前的气氛可以预见,曹操大军将至,将要到来的战役会是一场大战。战争期间的兵力数量历来都是军事机密,连参战对手也需要进行综合分析和猜测,但战后就成了公开的秘密。陈寿《三国志》所载有关曹操兵力数量的记载,虽稍有差异,但并不矛盾。《周瑜传》:“其年九月,曹公入荆州,刘琮举众降。曹公得其水军,船步兵数十万。”《诸葛恪传》:“近者刘景升在荆州,有众十万,财谷如山……北方都定之后,操率三十万众来向荆州。”刘表原有十万兵马,减去在刘备、刘琦控制下的两万余名,投降曹操的约为七八万人马。至于曹操率领南下的北方军队数量,学者卢弼认为陈寿所记的诸葛恪语“三十万众”较为可靠,卢弼说:“八十万众,夸辞耳,《诸葛恪传》云操率三十万众可证,亦以三十万为近是”。[1](P897)因为战后兵力数量逐渐成为公开的秘密,尤其是参战的人数,规模达到几十万人的赤壁之战。三十多年过去了,物换星移,曹魏政权已处在司马氏的控制之下,江东三万人参加的赤壁之战也已经成为吴国颇为自豪的日常谈资,由不得诸葛恪一人信口开河。台湾林瑞翰主编的《魏晋南北朝史》也认为赤壁之战曹操所投入的军队数量是“三四十万”。[2](P38)所以,尹韵公先生认为赤壁之战是曹操用轻骑五千打的一场遭遇战,这是值得商榷的。二从作战时间来看,尹文认为曹操九月占领江陵之后,即率军东下与孙刘联军作战,“从时间上排除了发生赤壁之战的可能性”。这也是值得商榷的。至于赤壁之战发生的时间,最早记载的是蜀末晋初陈寿(233~279年)陈寿的《三国志·武帝纪》:“(建安十三年)秋七月,公南征刘表。八月,表卒,其子琮代,屯襄阳。刘备屯樊。九月,公到新野,琮遂降,备走夏口。公进军江陵,下令荆州吏民,与之更始。乃论荆州服从之功,侯者十五人,以刘表大将文聘为江夏太守,使统本兵,引用荆州名士韩篙、邓义等。益州牧刘璋始受征役,遣兵给军。十二月,孙权为备攻台肥。公自江陵征备,至巴丘,遣张救合肥。权闻至,乃走。公至赤壁,与备战,不利。于是大疫,吏士多死者,乃引军还。备遂有荆州、江南诸郡。”东晋袁宏(328~376年)的《后汉纪》记载:“冬十月癸未,日有蚀之。十二月壬午,征前将军马腾为卫尉。是月,曹操与周瑜战于赤壁,操师大败。”[3](P843)可见《三国志》、《后汉纪》都将赤壁之战发生的时间标明为“十二月”。后来,范晔(398~445年)将赤壁之战系于该年“冬十月癸未朔”之后、“十四年”之前(《后汉书·孝献帝纪》),《资治通鉴》又进一步将时间框定于十二月之前。[4](PP2087~2094)陈寿生于赤壁之战后二十五年,关于赤壁之战的发生时间,《三国志》无疑是现存最早的原始史料。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说过:“鉴别间接史料,其第一步自当仍以年代为标准。年代愈早者,则其可信据之程度愈强。何则?彼所见之直接史料多,而后人所见者少也。”[5](P99)从史料的可靠性来说,《三国志》、《后汉纪》的“十二月”说,具有一定的权威性。《三国志·周瑜传》记载战前周瑜向孙权请求出兵时,谈到当时季节气候,“又今盛寒,马无蒿草”。南方地暖,所谓“盛寒”一般出现在入冬之后。据湖南长沙自然历:初冬的日平均气温<10℃—5℃,平均日期是11月27日至12月24日;仲冬(长沙无季冬)的日平均气温<5℃—3℃,平均日期是12月25日至1月31日。湖北鄂州市的自然历是:初冬的日平均气温<10℃—6℃,平均日期是11月29至12月18日;季冬(鄂州无仲冬)的日平均气温<6℃—0℃以下,平均日期是12月19日至1月31日。据《中华两千年历书》,东汉建安十三年(208年)为农历戊子年,闰十二月。农历十月对应的公历时间是10月27日至11月25日。据长沙自然历:初秋10月6日至11月8日,日平均气温<19℃—15℃;仲秋11月9日至11月26日,日平均气温<15℃—10℃。鄂州市自然历是:初秋10月20日至11月26日,日平均气温<19℃—16℃;仲秋10月27日至11月11日,日平均气温<16℃—13℃;季秋11月12日至11月28日,日平均气温<13℃—10℃。芜湖自然历:初秋10月5日至10月24日,日平均气温在<19℃—16℃;仲秋10月25日至11月9日,日平均气温<16℃—13℃;季秋11月10日至11月21日,日平均气温<13℃—10℃。孙权当时驻军柴桑(今九江),气候应该与上述地区相近。可见该年10月,长江中下游地区未进入“盛寒”季节。又据《中华两千年历书》,公元208年11月27日为农历十一月初二,11月29日为农历十一月初四, 12月19日为农历十一月廿四, 11月25日为农历十二月初一。战争发生在“盛寒”开始之后,应该说已经进入长沙的仲冬、鄂州的季冬,即农历十一月廿四以后。[6](P70)即使将汉末三国“年平均气温大约比现在低1℃—2℃”的因素考虑在内,[7](P21)发生在“盛寒”时节的赤壁之战也不可能发生在当年农历十月,因为当时长江中游,尚处于秋高气爽的季节里,更不用说发生在九月了。三尹文认为孙权对立功将领的奖励很轻,果真如此吗?赤壁之战发生的时间是建安十三年(208年),而吴国最高统帅孙权的官职直到建安十三年(209年)才为车骑将军、徐州牧,《三国志·吴主传》载:“(建安)十四年,……权以瑜为南郡太守。刘备表权行车骑将军,领徐州牧。备领荆州牧,屯公安。”显然,孙权所提拔的参战将领,无论功劳再大,自然是不能超过他自己的职位———车骑将军、徐州牧。所以,对于孙权对立功将领所提拔的职位不高就认为是奖励很轻,显然是值得商榷的。实际上,参战立功的将领均得到重大升赏,孙权对他们的恩遇和评价是很高的。周瑜攻下南郡,战事才算结束。周瑜拜偏将军,领南郡太守,食邑四县。孙权赞扬周瑜:“公瑾雄烈,胆略兼人,遂破孟德,开拓荆州……。”后来,孙权称帝后,又对公卿说:“孤非周公瑾,不帝矣”。(《三国志·吴书·周瑜传》)至于鲁肃,“肃为赞军校尉,助画方略。曹公破走,肃即先还,权大请诸将迎肃”(《三国志·吴书·鲁肃传》),孙权特持鞍下马相迎。至于陈普,赤壁之战,陈普“与周瑜为左右督,破曹公于乌林,又进攻南郡,走曹仁。拜普将军,领江夏太守,治沙羡,食四县”。陈普拜偏将军,领江夏太守,食邑四县。而且,孙权对周瑜、陈普二人给予了特别的关爱,“(周瑜)病卒,时年三十六。权素服举哀,感动左右。……后著令曰:‘故将军周瑜、陈普,其有人客,皆不得问。’”(《三国志·吴书·周瑜传》)其余诸位将领,黄盖升拜武锋中郎将,凌统迁校尉,吕范拜偏将军,等等,不一一赘述。综上所述,尹韵公先生在《赤壁之战辨》一文中,从参战兵力、时间上排除了发生赤壁大战的可能性,以及从孙权战后对立功将领的奖励很轻等方面来证明赤壁之战不是大战,此等种种说法,都是值得商榷的。所以,在探讨历史问题时,应论之有据,要凭据历史记载,凭据考证和事实。[参考文献][1]卢弼.三国志集结[M].北京:中华书局, 1982.[2]林瑞翰.魏晋南北朝史[M].台北:五南图书出版公司, 1990.[3]周天游.后汉纪校注[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4]司马光.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 1965.[5]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6]《中华两千年历书》编写组.中华两千年历书[Z].北京:气象出版社, 1994.[7]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J].考古学报, 1972, (2).

此文肯定了西方对的气候思想，否定了西方错误的气候思想，一分为二，不论权威与否，尊重正确的权威知识，反对错误的权威知识，中国的气候思想也是一分为二的看待，引述历史资料，逐步的剖析，古为中用，打破了洋权威，是很不错的唯物文章，值得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