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美术过去之灿烂 傅抱石 近时外国人对于中华民族性的批评,总是离不了说中国是"自尊"、"自大"的民族。殊不知中国人的"自尊"和"自大",是有原因的,是有道理的。在某种程度上,我们还必须保守着这种"自尊"、"自大"的好国民性。今日的中国,尤其有急切的需要和重大的意义。 单论美术这一项,其发达之古,创造之精,莫说东方,就是世界上也难寻其匹。日本还在请中国人办外交主政事的时候,我们已把西域的美术精华吃下肚子。吐出以后的唐宋光辉之花。埃及是最古不过的了,然而把那粗笨的刻画,和我们三代的玉器铜器比上一比,若根据他的遗物,他就发展到与三代同一时期也办不到的。"铜器时代",哪一民族拿得出如此雄壮伟大神妙不可言状的宝贝?虽一二遗留,它的价值,除供考古学者的摩娑研究,物器本身,已没有什么,然中华民族在世界美术史上有了最伟大最先进的创造是无疑的。虽然有许多学者,硬说我们古代那批宝贝,某种是间接学自波斯的,某种又是直接从印度偷来的,总而言之,说我们中国人是没有多大用的东西,然而这无非是因为我们的宝贝太高贵,把他们吓得没有什么可说。眼见中国如何贫弱,所以他们还要这样说:"中国何德何能?龟甲铜器,《春秋》三传,完全是伪造,你汉人尚能做什么呢" 虽然,他们尽管侮辱,若是有人送他们一个同治年的瓷器,或是乾隆年的雕漆,保证他脑筋中起不可思议的作用,佩服得五体投地。难道这又是从英吉利法兰西偷来的么? 展开东方艺术系统图来看一看,所谓"古代系"、"希腊系"、"印度系"、"中国系"的四大系中,实际上只中国与印度的二大系。假使中华民族不负起吸收、融化和创造的责任,到现在朝鲜有美术么?日本有美术么?"印度系"又走得几步路呢?关于这些理论,姑且不论。总之我们就是说:中华民族曾经包办东亚的美术,是东亚美术名正言顺的不祧之祖,也不为过。 我中华民族特别的长处,是不但能够闻一知十,而且是只要和别的民族文化见见面,就会造出比人家更好的文化。一般美术史学者,他们把中国自三国至五代(约西纪二○○--一○○○年)的一个时期,定为"佛教艺术时代"(德人Hirth氏)或是"古典时代"(英人Bushell氏)或是"西域艺术攫取时代"(日人伊东忠太氏),述说当时以后的美术,完全没有独自的发展,而决定中国的中世美术史。我可以举一个极简单的例,来证明这种述说的不确。诚然,中国的美术,受了不少印度的影响。但是要明白,这些影响,到了六朝初期,早被中华民族聪明的脑袋将它化得干净。譬如说,张墨顾恺之的《维摩变相图》,陆探微载安道的《无量寿佛》则学印度的么?印度有没有?云岗龙门巩县等佛窟两足交叉的弥勒像,又是学印度的么?印度的弥勒像,是否两双脚交叉还是并垂呢?像这种例,举不胜举,一二学者,觉得中国人太不可方物,于是拼命从佛教经典内,拖出中国佛教艺术的前身来。似乎带哭带骂地说:"中国真聪明!印度没有的东西也会造!你看呵!菩萨头背后那道圆光,印度又那里有呢?"我们并不否认人家如此地讥评,这正是我们所欣慰的事。美术是什么?佛教美术又是什么?朝鲜日本的古美术,都是中国美术的儿孙,然不能说朝鲜日本便没有它自己的美术。这一切,都是中华民族在美术上特殊的伟大的表现!是世界美术史上最光荣灿烂的一页! 只是创造,创造得不高明是不行的;只是吸收,吞进去受不住也是不行的。中华民族,有无量成绩做本身最高度文化的证明。纪元前一千年的工世,能作出就是现在五千年后也还是奉为标准的"形式"和"纹样"。葡萄花纹,就说是外国货,然"云纹"、"雷纹"、"蟠纹"、"饕餮纹"总是本号自造!并且形体周备,意匠完美,会在砖瓦头上刻字描画!会将一双雀子,站在乌龟背脊上做灯盏!檐会飞!柱会雕!凡是与生活有关系的器物,哪一样不施以美的设计?秦始皇为防胡人而筑的万里长城,其雄伟盖世的气慨,又谁不咋舌吃惊? 绘画较工艺发达稍迟一点。古书上,舜皇帝的妹子,以及"苍颉作书,史皇作画"等等传说,姑不信它。在今日可得见的古代绘画作品,汉朝的已有很多了。孝堂山武梁祠的石刻画,固然不是二十世纪图案最发达的欧洲画家可以"便化"得出来,就是一块汉画像砖上的人物,也够使现代东西方的人物画家惊异。藏在英国大英博物馆橱内的东晋顾恺之《女史箴图》,那画上的人物,态度优美而庄重,线条遒劲,布置闲雅,第四世纪的东西,我们不知道那时候欧洲的人物画如何?再说唐代的阎立本,它的驰名世界的《历代帝王像》,听说尚有十三张在福建林氏家中(一说梁鸿志君所)。这稀世的宝物,它的唐代初期绘画的黄金时代,充分表示无遗。日本帝室御物有一张《圣德太子像》,中间画圣德太子,左右画山背大兄王和殖栗王。这张画,他们的确经过许多人研究,据旧法隆隆寺《寺传》上说,是百济国阿佐太子到日本画的。许多人不以为然,说《圣德太子像》的服制全是"本邦的古仪"!但是除此以外,可没有第二张和这画逼肖的作品。是天上掉下来的么?实事求是的先生们,不得不怀疑了,不得不恭维阎立本的《历代帝王像》了。因为阎立本的《历代帝王像》,也是中间画皇帝,两边画侍臣侍女的。于是《圣德太子像》的本源(布置或笔法),便牵在阎立本的《历代帝王像》上。 经晚唐五代而至宋徽宗的花鸟,即今日还原色印在日本寻常小学生的画帖上。不过不说是中国的,但说"距现在有八百多年一个叫做宗的皇帝"而已。绘画到了徽宗时期,无论花鸟,山水,一切部门,都有杰出的大家,彪炳史乘!南渡后,刚刚一百二十年,霹雳一声,蒙古人打定了天下,可怜当时那班画家们,忍着精神上的痛夺,拼命向笔墨间抒其抑郁之孤愤幽绪!黄公望,他叫出"寄乐于画"的口号,以刺激那些利欲熏心的分子。倪云林也曾说过"余之画,不过草草,聊写胸中之逸气耳"!这种艺人的本色,也是当代社会的反面。我们看倪云林的山水,存着一种什么样的境界!元四大家中,王蒙为了母舅的关系,做过一下泰安知州,在画史上,虽然他的挥洒高妙,有时也逃不了峻刻批评。至明代则文沈唐仇是适合当时代的产物,谨严之中,复邃幽趣。至于清初的八大山人与苦瓜和尚,他们的行径和笔墨,又岂独在一山一水一花一鸟之间?尤其石涛的诗,"梅花"、"遗民"可说是常常应用。我们在三百年之后,应不应该向这些民族艺人表示诚恳的敬意? 雕刻的遗迹,随便说吧,如云岗巩县天龙山等多数的佛窟,真不知接受了几何人的瞻仰和崇拜。东方固是第一大艺术,西方也未见得有出其右者。我们要知道,这成千成万的石佛,都是先民一刀一刀,一尊一尊,累月经年所造成,若说是没有伟大力量的民族办得到,那现在也不让云岗独霸一部东方雕刻史了。 这无量数的遗宝,都是中华民族精神的寄托。唯有这些遗宝,中华民族在世界美术上始值得自豪,值得人家不远万里费长久时间,来研究我们一张纸或是一块石头。 然则中国美术在世界上的地位如何呢?这可分做两方面说:一方面,以异民族的关系,突然接触"形式"、"色彩"与自己绝对不同的美术品,自然产生一种奇异。或者本来存有某种用意(如对于工艺品),因之有些人,拼命地研究。这些人,是把中国美术推崇得真比天还要高不可攀。一方面,就美术品的评价上,中国美术品,大至开山打洞,小至一把扇子、一个酒杯,都具有不可形容的独特境界。这种境界,是中华民族的境界,是东方的境界,也即是世界两种境界之一的境界。因此,与欧洲美术,显然划清了路线,而此辔齐奔。 他们的绘画,是"色彩"和"面"的结合;中国的绘画是"线条"和"点"的交响乐。过惯了都市文明的他们,现在也需要枯淡清冲的刺激,在绘画上,已有相当的证明。不过以欣赏的趣味或能力如何,所以有的欢喜唐宋的谨严,有的欢喜元人的淡逸。 他们的雕刻,是不穿衣服的多;中国的雕刻,则多穿衣服。人体的曲线固属美妙,而衣服飘举,隐约如见,又何尝不美?他们的材料,多用金属,用石头;中国的材料,多用木,用泥,用麻,用漆,这是种种环境造成的分歧当不因此显其轩轾。 中国的美术,无论建筑、雕刻、绘画、工艺,创作上固各有伟大的贡献,理论上更是发世界所未发。东晋有顾恺之的《论画》,南齐的谢赫的《六法论》。当第四五世纪,即有如此完善的绘画理论,可说是惊人的成功。如顾恺之说的:"凡画人最难次山水,次狗马,台榭一完器耳,难成而易好,不待迁想妙得也。"王微说:"目有所极,故所见不周;于是乎以一管之笔,拟太虚之体;以判躯之状,画寸眸之明"是何等的透彻合理呵!本来美术不像科学,不一定读熟了理论才去制作,也不一定有理论便有作品。但是世界美术史家们,常常贬人而誉已。我以为这些精湛的论著,是值得特笔大书,任他们存着怎样的偏见,也绝不能稍稍摇动。 在另一种情形之下,"中国美术"这个名词,稍稍费解。它的含义,似乎加了一层限制。欧美人所谓"中国美术",至多包括到嘉道以前。那时候,足迹到过中国的还不多,仅仅从一些布教师或商人的手中,得受中国美术的洗礼。日本人就根本不说出"中国美术"四个字。虽然是一本一本图谱或论著,自序文至版权页都是中国的美术品或研究,但总名之曰"东洋",或名为"支那古代美术",置于印度朝鲜之间。我们自己对于这种现象,应该明白西洋人与日本人的中国美术观,在可能内,他们是以不提起为妙的。此中道理,非常简单。 那种中国美术在世界上,不是被人轻视么?当然!在现在民族竞争的时代,谁肯对我们中国人说出半个好字?事实上,我们早知道有若干的"中国通",在贩卖中国的美术,在靠谈谈中国美术吃饭!更说具体一点,中国美术实在好得使一切不愿谈的人而又不得不谈,更不得不把中国美术似通非通地来利用。美国大来公司邮船上所印的旅客单,也装饰了中国六朝的佛像,江西不值钱的樟木箱子,到了支加哥会变成无上的美术品。日本不必论,著是不相当研究过中国美术,想做美术家是很困难的事。近年上田恭辅氏的《支那美术工艺骨董图说》,翻开封面便是"震惊世界的支那工艺美术"十一个大字。这点,也可见中华民族美术在世界的力量和地位了。 中华民族美术的进展,恰像一条弯弯曲曲的线,这条线,随美术的部门而曲折不同,同时随民族意识的强弱而曲折不同。我们要推究它曲折的痕迹,推究何以盛何以衰的原因,做今后民族美术建设的参考。 美术是一面社会的镜子,它的发生,成长,或是灭亡,都有它背后的一切做主人,使它不得不顺着而同一步骤,同一进退。前面说过,中国美术发达最早的是工艺,如玉器、铜器等,在三代已有精致的作品。因为朝廷设了玉府,召了许多琢玉的人从事研究制作,铜器也定有制度,形式大小等等,都有一定的标准。在这统一的机构指导之下,所以呈露当时代工艺极盛的时期。以后秦汉承继三代有组织的宏规,遂蔚成中华民族独立的伟大的美丽轮廓,造型的样式上,也愈见复杂,一一合于生活的需要了。绘画也可以用此种在统一下始得发展的方式来证明它的盛衰。绘画上黄金时代的唐宋,在唐有玄宗的好艺,育成吴道子李思训阎氏兄弟(立德立本)许多凌铄古今的大画家,山水画之勃兴,佛像画之转变,这不都是玄宗的功劳么?宋代更是值得我们崇仰,徽宗皇帝,他不但扩充翰林图画院的机构,并且高等官吏都要考一考绘画,当时的文臣武臣,有几个不能伸纸挥洒的呢?基于这种原因,一直到南宋中期的绘画,人材之多,发达之速,元明清固然不能及,即两晋六朝又哪能相提并论?其次雕刻,隋唐佛教造像之盛,梁武帝的优崇佛寺,是我们不能忘记的。至于最近的清代康雍乾三朝,不是朝廷的奖进,那中国美术史可以划明代为最后的一个阶段。现在我们所资为最丰富最可靠的美术参考资料,大部分是这三朝的成绩。 现在我们足以相信,相信中华民族美术的建设,是在先负起时代的使命,而后始有美术的可言;是在造成统一的倾向,而后始有"广大"、"庄重"、"永远"的收获。我们过去的痕迹,很明白地呈在眼前,古人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今日的中国美术,时代的使命是什么?统一的倾向是怎样?前者可以把近几十年的美术看一看,自然可以发觉我们应该走的大道,后者就是审度目前的缓急,决定这些大道,走哪一条?如何走法
《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该书强调“分析批判”的历史哲学,以区别于严谨的天衣无缝的历史叙述,各位历史学家在分析历史的时候是让古人的思想在自己心中重演,所谓“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重视历史叙述中思想史的重构确实是当代西方史学主潮中的一大趋势,在这种史学理论的指导下,历史叙述不可避免地要带上叙述者的时代,甚至其个人性格的烙印。这也许与学术的严谨态度是不和谐的,但是就历史是一门“科学”还是一门“艺术”来说,在这个问题的讨论上我们还可以存疑。这段文字的争议性让不同的历史观有了一个碰撞交流的机会,也很好地体现了本书编者在叙述历史时所秉持的哲学原则,这是与我国史学论著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的取向所风格迥异的。《世界史纲》:这本书作为第一本世界通史著作,居然由一个非历史学家来完成,这也并非偶然。西方近代历史当时专业化分工已经相当严重了,没有几个专业历史学家能让自己的名声放在这样的一本谈不上学术的著作来考验,而作者Wells 免于这种名声上的忧虑。全书没有一个明显的理论支撑,没有任何「现代化」或者是「封建主义-资本主义」这样的理论框架,只是粗略地提出了一个「意愿的共同体」和「服从的共同体」这样的大概理论,但是你会发现即使拿掉对全书的结构也不产生太多的影响。而且,这也恰恰是这个书生命力顽强的一个原因,因为如钱钟书论述,理论的大厦常常倒塌,再也住不得人,唬不得人了,但是其中的零砖碎瓦却依然可以为后人可用。 世界各文明在本书中分布不均匀,对西方的历史介绍得太多。对一个中国读者来说,最不能满意的是,中国的东西太少了,简直让人怀疑他是西方中心主义。但是作者对他知晓不多的东西说的不多,也不会如他的前人那样胡说八套一通。有人可能对他书中对中国汉字的歪论而不满,不过那个是傅斯年的观点,而作为五四领军人物的傅斯年,思想之激进可想而知。而且,作者 有着世界公民的观念,有着一个世界国家的理想,他由衷地欣赏中古基督教世界一家的理念,并且对十九世纪以来兴起的民族国家的概念表示十足的敌对。
社会历史学院是福建师范大学历史最为悠久的院系之一,可以追溯至1907年福建优级师范学堂开设的史地选科。
1952年,由华南文理女子学院历史学系、福建协和大学历史学系和福建师范学院(乌山)历史学系合并组成本院下属的历史学系。自20世纪80年代起,历史学系办学规模不断拓展,办学层次日益提高,除原有历史学专业之外,又相继增设图书馆学、档案学、社会工作、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四个本科专业,以及招收历史学、图书馆学硕士研究生和历史学博士研究生 历历史沿革 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与社会历史学院实行的是一套人马,两个牌子的运作模式。
学院是福建师范大学历史最为悠久的院系之一,可追溯至1907年福建优级师范学堂开设的史地选科,迄今已逾百年。1952年,由华南文理女子学院历史学系、福建协和大学历史学系和福建师范学院(乌山)历史学系合并组成本院下属的历史学系。
著名学者董作宾、卢兆荫、傅衣凌、刘蕙孙、陈矩孙、徐宗元、蔡维藩、王文杰、熊德基、金云铭、韩振华等诸先生先后任教于此,积淀了厚重的人文科学传统。历世纪风雨陶铸,经数代师生努力,沐改革开放春风,浴海西建设大潮,福建师范大学历史学科筚路蓝缕,迈着坚实的脚步一路走来,逐渐发展壮大。
自20世纪80年代起,又相继增设图书馆学、档案学、社会工作、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四个本科专业。2003年进一步升格为“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2009年,鉴于学科建设和发展的需要,经学校校长办公会议通过同时使用“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的院名。
学学科建设 学院现有历史学一级学科博士点、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闽台区域研究中心、历史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八个二级学科博士点(专门史、中国近现代史、中国古代史、世界史、史学理论史学史、历史文献学、历史地理、考古与博物馆学)、十二个硕士点(宗教学、人类学、考古与博物馆学、专门史、中国近现代史、中国古代史、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历史地理、世界史、图书馆学、文献学、档案学),2009年,社会工作获得全国首批专业硕士学位授权点。2011年,新增图书馆、情报与档案管理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
2011年的学科调整中,历史学变成一个门类,我院中国史、世界史成功获批为国家一级学科博士点,考古学、中国史、世界史成功获批为国家一级学科硕士点。师师资力量 学院现有教职员工77人,其中教授23人,副教授20人,博士生导师13人,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者8人,二级教授9人。
各学科的学术带头人在国内外学术界都有相当的影响力,还有不少教授担任国家一级学会和省市学会重要职务。其中,汪征鲁教授为中国史学会理事、中国史学理论研究会理事、中国魏晋南北朝研究会理事、福建省历史学会副会长,王晓德教授为中国拉丁美洲史研究会理事长、中国拉美学会副会长,林金水教授为中国宗教学会理事、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理事、福建宗教研究会副会长。
学院现有各类学生1661余人,其中本科生961多人,自考生400多人,博士生、硕士生近300人 这个是他自己学院网站介绍 学院简介 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与社会历史学院实行的是一套人马,两个牌子的运作模式。学院是福建师范大学历史最为悠久的院系之一,可追溯至1907年福建优级师范学堂开设的史地选科,迄今已逾百年。
1952年,由华南文理女子学院历史学系、福建协和大学历史学系和福建师范学院(乌山)历史学系合并组成本院下属的历史学系。著名学者董作宾、卢兆荫、傅衣凌、刘蕙孙、陈矩孙、徐宗元、蔡维藩、王文杰、熊德基、金云铭、韩振华等诸先生先后任教于此,积淀了厚重的人文科学传统。
历世纪风雨陶铸,经数代师生努力,沐改革开放春风,浴海西建设大潮,福建师范大学历史学科筚路蓝缕,迈着坚实的脚步一路走来,逐渐发展壮大。自20世纪80年代起,又相继增设图书馆学、档案学、社会工作、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四个本科专业。
2003年进一步升格为“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2009年,鉴于学科建设和发展的需要,经学校校长办公会议通过同时使用“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的院名。学院现有历史学一级学科博士点、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闽台区域研究中心、历史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八个二级学科博士点(专门史、中国近现代史、中国古代史、世界史、史学理论史学史、历史文献学、历史地理、考古与博物馆学)、十二个硕士点(宗教学、人类学、考古与博物馆学、专门史、中国近现代史、中国古代史、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历史地理、世界史、图书馆学、文献学、档案学),2009年,社会工作获得全国首批专业硕士学位授权点。
2011年,新增图书馆、情报与档案管理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2011年的学科调整中,历史学变成一个门类,我院中国史、世界史成功获批为国家一级学科博士点,考古学、中国史、世界史成功获批为国家一级学科硕士点。
学院素有重视科研的优良传统,走学术精品之路。近几年来,学院教师每年都在《历史研究》、《世界历史》、《近代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美国研究》、《档案学研究》、《。
2009中国大学历史学前50名 名次 等级 校名 1A++北京大学 2A++北京师范大学 3A++复旦大学 4A++南开大学 5A+南京大学 6A+山东大学 7A+华中师范大学 8A中山大学 9A武汉大学 10A清华大学 11A中国人民大学 12A四川大学 13A华东师范大学 14A兰州大学 15B+陕西师范大学 16B+厦门大学 17B+暨南大学 18B+东北师范大学 19B+吉林大学 20B+浙江大学 21B+西北大学 22B+郑州大学 23B+河北大学 24B天津师范大学 25B首都师范大学 26B河北师范大学 27B河南大学 28B中央民族大学 29B福建师范大学 30B内蒙古民族大学 31B上海师范大学 32B华南师范大学 33B西南大学 34B安徽大学 35C+山西大学 36C+南京师范大学 37C+广西师范大学 38C+云南大学 39C+聊城大学 40C+江西师范大学 41C+上海大学 42C+苏州大学 43C+湖南师范大学 44C+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45C+西北师范大学 46C+扬州大学 47C+天水师范学院 48C四川师范大学 49C北京联合大学 50C内蒙古大学。
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是该校历史最为悠久的院系之一,可追溯至1907年福建优级师范学堂开设的史地选科,迄今已逾百年。1952年,由华南文理女子学院历史学系、福建协和大学历史学系和福建师范学院(乌山)历史学系合并组成本院下属的历史学系。
该学院素有重视科研的优良传统,走学术精品之路。近几年来,学院教师每年都在《历史研究》、《世界历史》、《近代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美国研究》等国家重点核心期刊上发表论文数十篇,出版有影响的学术专著多部。目前,学院教师承担有15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8项国家及国务院各部门项目、12个省部级项目(其中五项为省政府重点学科子项目,每年经费达80万)、5项中外合作项目以及其他横向课题多项。
韩琦 ,男,1958年生,山东省栖霞市人。南开大学历史学博士。1997年晋升为教授。2001年在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经济研究所访学一年。现为拉美研究中心教授,世界史专业博士生导师,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中心(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副主任。兼任中国社科院拉丁美洲研究所特邀研究员,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特邀研究员;中国拉丁美洲史研究会常务副理事长,中国拉丁美洲学会副理事长,中国外国经济史学会副理事长。主要从事拉丁美洲历史和经济的教学与研究。现主持承担教育部基地重大课题《拉美主要国家现代化道路》的研究任务。发表学术论文80余篇(其中被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全文转载的论文达20余篇),出版专著2部,合著和编著多部,曾获山东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1项,三等奖3项。现开设《拉丁美洲通史专题研究》、《拉美国家现代化进程研究》、《发展经济学》等课程。主要学术成果: 一 专著: 1,《拉丁美洲经济制度史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1月出版。2,《跨国公司与墨西哥的经济发展(20世纪40—80年代)》,人民出版社,2011年2月出版。 二 主编: 《拉美国家现代化模式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出版二 论文: 1,《论拉丁美洲殖民制度的遗产》,《历史研究》2000年第6期2,《墨西哥大庄园制的形成及其经济结构》,《历史研究》1990年第5期3,《智利硝石业的发展与早期现代化》(合作),《世界历史》,2010年第1期4,《拉美结构主义研究中的几个问题》,《世界历史》,2008年第2期5,《秘鲁现代化迟缓原因探析》,《世界历史》2003年4期6,《试探拉美经济发展落后于北美的根源》,《世界历史》1997年第3期7,《1870—1930年拉丁美洲的经济增长》,《世界历史》1995年第3期8,《一致性和多样性——拉美现代化研究中的两种视角》,《史学理论研究》2007年第2期9,《拉美古代文明史中几个有争议的问题》,《史学理论研究》2004年第1期10,《论拉丁美洲的封建主义》,《史学理论研究》2000第4期11,《辨证评析拉美的百年经济发展》,《世界经济与政治》2005年第8期12,《对东亚和拉美经济发展成败原因的分析与比较》,《世界经济与政治》1996年第7期13,《发展中拉关系与拉美史学科建设》(合作),《拉丁美洲研究》,2009年增刊14,《拉美的新结构主义理论》,《拉丁美洲研究》2008年第1期15,《塞尔索·富尔塔多及其经济发展思想》,《拉丁美洲研究》,2007年第3期,16,《智利经济—社会转型的特点和经验》《拉丁美洲研究》2005年第4期 17,《简论拉美新自由主义的演变》《拉丁美洲研究》2004年第2期18,《拉丁美洲的早期工业化》,《拉丁美洲研究》(上)2002年第6期19,《拉丁美洲的早期工业化》,《拉丁美洲研究》(下)2003年第1期20,《独立后至20世纪初拉美南锥体国家土地结构的变化——兼论农业资本主义发展道路》,? 《拉丁美洲研究》2000年第6期21,《简论拉丁美洲的一致性和多样性》,《拉丁美洲研究》2000年第3期22,《拉丁美洲殖民地时期的海盗和走私》,《拉丁美洲研究》1999年第5期23,《拉丁美洲的城市发展和城市化问题》,《拉丁美洲研究》1999年第2期24,《墨西哥和秘鲁民族整合的差异及其形成原因》,《拉丁美洲研究》1995年第4期25,《哥伦布的殖民政策与分配制》,《拉丁美洲研究》1988年第6期26,《西属拉美历史上的委托监护制》,《史学月刊》1991年第1期27,《唯真求实,不断突破史学研究的“禁区”——王春良先生和世界史研究》《历史教学问题》2008年第5期28,《墨西哥埃切维利亚政府化解社会危机的对策与启示》(合作),《历史教学问题》,2007年第4期。29,《独立后的西属美洲缘何未建成统一的联邦国家?》,《历史教学问题》2006年第1期30,《美洲白银与早期中国经济的发展》《历史教学问题》2005年第2期31,《一个昔日民众社会的毁灭》,《世界史研究动态》1993年第3期32,《国外学者论阿根廷经济发展由盛转衰的原因》,《世界史研究动态》1993年第6期33,《殖民地时期秘鲁经济史研究的新进展》,《世界史研究动态》1990年第12期34,《国外对拉美农业资本主义的研究》,《世界史研究动态》1989年第8期35,《国外对殖民地时期拉美大庄园制的研究》,《世界史研究动态》1988年第12期36,《应该辩证地看待“拉美化”问题》, 载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主办《国际借鉴》2005年第7期37,《“拉美化”和中国“拉美化之忧”》,《江汉大学学报》2005年第5期38,《独立后至20世纪初拉丁美洲的大地产制》,《山东师大学报》1992年第5期39,《论墨西哥的债役农制》,《山东师大学报》1989年第5期40,《墨西哥、玻利维亚革命影响之比较》,(合作)《山东师大学报》1988年增刊41,《从委托监护制与大庄园制的延续性看拉美大地产的起源》,《山东师大学报》1988年第5期42,《委托监护制不是授予土地的制度》,《山东师大学报》1987年第5期43,《西班牙殖民统治时期秘鲁的经济制度》,《聊城师范学院学报》2000年第1期44,《论拉美古代印第安文明及其遗产》,《聊城大学学报》2003年第4期45,《拉美历史上的劳役分派制》,《烟台师院学报》1989年第4期46,《20世纪拉丁美洲的变革与发展》,载南开大学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中心主编:《世界近现代史研究》第七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12月出版。47,《从“奇迹”到危机——墨西哥现代化转型的经验教训》,载南开大学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中心主编:《世界近现代史研究》第六辑,中国社科出版社2009年11月出版48,《论拉丁美洲的现代化道路》载南开大学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中心主编:《世界近现代史研究》第五辑,中国社科出版社2008年10月出版49,《跨国公司与拉丁美洲的经济发展》,载南开大学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中心主编:《世界近现代史研究》第四辑,2007年出版50,《拉美现代化进程的阶段论——吉诺·赫尔马尼和他对拉美现代化的研究》,载南开大学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中心主编:《世界近现代史研究》第三辑,2006年出版51,《20世纪拉丁美洲经济发展的特点》 南开大学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中心主编:《世界近现代史研究》第二辑,2005年出版52,《论自由主义对19世纪拉丁美洲的影响》,南开大学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中心主编:《世界近现代史研究》第一辑,2004年出版53,《中国与拉美非建交国家的关系》,( 合作),载苏振兴、蔡同昌主编:《2005年: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发展报告,(中国与拉美关系的回顾和展望)》,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3月。54,《阿兹特克文明与印卡文明的差异及其形成原因》,北京大学亚洲-太平洋研究院编:《亚太研究论丛》,第4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3月出版。 三 书评: 1,《一本研究拉美国家利用外资的力作——读<外国资本与拉丁美洲国家的发展>》,《世界历史》2001年第1期2,《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拉美国家的经济改革>评介》,《世界经济与政治》1999年第3期3,《现代化、全球化与印第安人——读<玛雅人的后裔>》(合作),《拉丁美洲研究》,2009年第6期4,《南北美洲发展道路的巨大反差——读<西半球的裂变—近代拉美与美国发展模式比较研究>》(合作),《拉丁美洲研究》,2007年第2期5,《从拉美现代化的历史中寻求智慧与启迪——读<拉美国家现代化进程研究>》,《拉丁美洲研究》,2006年第5期6,《拉美新自由主义改革的一个案例剖析——读《墨西哥政治经济改革及模式转换》,《拉丁美洲研究》2004年第5期7,《巴西现代化研究的新进展——<巴西现代化进程透视><巴西历史和现代化><巴西现代化研究>评介》,《拉丁美洲研究》2004年第1期8,《拉美经济发展理论最杰出的先驱者——读〈劳尔·普雷维什经济思想研究〉》,《拉丁美洲研究》2003年第5期9,《解读拉丁美洲经济发展的历史进程——<拉丁美洲的经济发展>评介》,《拉丁美洲研究》2000年第6期10,《用心灵和情感撰写的拉丁美洲历史——读<丰饶的苦难:拉美笔记>》,《拉丁美洲研究》1999年第1期11,《一本研究经济发展问题的力作——读<拉美发展模式研究>》,《拉丁美洲研究》1998年第4期12,《秘鲁黑市和经济不发达的根源——评索托的<另一条道路>》,《拉丁美洲研究》1995年第6期13,《现代化的负效应:文化冲突、依附、贫困——评<19世纪拉美进步的贫困>》,《拉丁美洲研究》1993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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