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文化创作比赛论文参考文献

内容摘要：黄河历史悠久、流域绵长，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中华文明的摇篮。黄河文化是黄河流域先民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包括典章制度、礼仪信仰、生产水平、生活方式、语言文字、风俗习惯、审美情趣、精神面貌、价值取向，等等。

中国传统文化参考文献有如下：

1.《如何保护民族优秀传统文化》

2.《谈民族文化的保护与传承》

3.《文化的传承与弘扬》

“中国”、“中华”、“华夏”乃同义词（古指中原或中原王朝，当代指中国国家），源于中原地区指黄河中下游一带。其流传年代久远，与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印度的其他三大古文明大概同时期产生。

流传地域广至东亚与东南亚地区，影响层面包含政治意识、思想宗教、教育、生活文化。其文化圈概念亦被称为“华夏文化圈”与“汉文化圈”。

中华文明亦称华夏文明，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之一，也是世界上持续时间最长的文明之一。中华文明历史源远流长，若从黄帝时代算起，已有5000年 。

举世公认，中国是历史最悠久的文明古国之一。一般认为，中华文明的直接源头有多个，而其中又以黄河文明和长江文明为主，黄河与长江被人们称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

中国神话，中华文化与历史的瑰宝，通过口耳相传或书面文字记载等各种形式流传在寓言、小说、宗教、舞蹈、戏曲中。某方面而言，上古神话会被假定是历史真实的一部份，

最初的文字记载散见于《山海经》、《水经注》、《尚书》、《史记》、《吕氏春秋》、《淮南子》等古典中。

晋代至明清时，中国文学史上又出现了一种被称为“志怪小说”或“神魔小说”的类别，当中很多是参考了神话、传说和仙话，其中有名的当属《西游记》、《封神演义》及《聊斋志异》、《搜神记》等。

弘扬黄河文化的必要性分析论文

黄河文化具有巨大的亲和力、强烈的感召力、持久的向心力，把个人的思想感情和命运与黄河事业的发展密切地联系在一起，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下是我收集整理的弘扬黄河文化的必要性分析论文，和大家一起分享。

摘要：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当前社会思想文化交流交融较量形势下的新态势，是各个行业领域的思想引导者，发展和弘扬黄河文化，离不开社会主义的价值观的指导和引领。

关键词：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弘扬;黄河文化

黄河文化作为众多文化中的一种，有着几千年的历史，有着深厚的文化内涵和精神内涵，体现了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与时代精神的统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当前社会思想文化交流交融较量形势下的新态势，是各个行业领域的思想引导者。因此，发展和弘扬黄河文化，离不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指导和引领。

1、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黄河文化精神内涵的一致性

党的十八大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这24个字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内容，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了基本遵循。“团结、务实、开拓、拼搏、奉献”涵盖着黄河文化的精神内涵，这种精神内涵，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容在精神领域上是一致的，二者都是一种时代精神的象征。

适应发展需要的精神产物

从适应当前社会形势的变化看，我国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在前所未有的改革、发展和开放的进程中，各种价值观念和社会思潮纷繁复杂，在思想文化领域里就迫切需要一种主流观念的引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是应势产生的思想领域领航者，它正是适应了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思想意识多元多样多变的特点。而黄河文化的精神内涵中“：团结”是凝聚力、战斗力，是事业胜利的基本保证“;务实”是重实际、说实话、办实事、求实效;“开拓”是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进一步增强改革开放意识和创新精神，知难而进，锐意进取，把各项目标任务落实到实处“;拼搏”是一种积极进取的良好精神状态;“奉献” 是一种真诚自愿的付出行为，体现了高尚的人生观和价值观。这种黄河文化精神也是维持黄河健康生命发展的需要。二者有着相同的时代精神，对推进各项事业的发展，具有意识形态的正确指导，对于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有着积极的正能量的引导作用。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需求

培育和弘扬核心价值观，有效整合社会意识，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方面，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解决好价值体系问题，构建充分反映中国特色、民族特性、时代特征的价值体系，掌握价值观念领域的主动权、主导权、话语权，引导人们坚定不移地走中国道路。发展和弘扬优秀的黄河文化，是全面深化治黄改革的思想保障，全面深化治黄改革是国家全面深化改革的一部分，黄河文化的深层底蕴是我国文化事业的强大支撑，是统筹自然、社会、经济协调发展的重要部分。

提升民族和人民精神的支柱

无论是核心价值观的内涵，还是黄河文化的精神内涵，都是一个民族的精神支柱和行动向导。对丰富人们的精神世界、建设民族精神家园，具有基础性、决定性作用。一个人、一个民族能不能把握好自己，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精神领域的引领。

2、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导下弘扬黄河文化的必要性

黄河流域是中华民族的摇篮，中华民族赋予了黄河丰富的文化内涵，黄河文化精神承载了黄河的记忆，记录了人类利用黄河、改造黄河、与大自然斗争的宏伟经历，传承了我国劳动人民治理黄河的事迹和成就。因此，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黄河文化精神是十分必要的。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弘扬黄河文化的精神基础

在宏观上，将黄河文化精神融入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黄河精神所提倡的勤劳勇敢、勇于风险、奋勇向前、开拓创新，就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最准确的精神实质。在微观上，黄河人都要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贯彻黄河精神，思想上时刻指导自己，行为上时刻规范自己，才能真正做到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弘扬黄河文化精神。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下弘扬黄河文化的社会意义

从物质形态的黄河文化看，根据治黄发展的要求，依照“维持黄河健康生命新理念”目标，开展了一系列黄河水利工程建设，这些工程在为社会提供水资源、水电以及防洪安全保障的同时，也造就了一大批风光各异的黄河风景区，黄河文化在水利建设中赋予了新的内容。从精神形态的黄河文化看，丰富的水利实践推进了治河思路的创新，可持续发展的治河思路和民生水利的理念不断丰富完善，推动了传统水利行现代水利转变的进程。自古至今，有关“母亲河”的传闻、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的故事、传世画作《清明上河图》等，以及大禹的“疏导”治水方法、贾让的治河“三策”、潘季训的“筑堤束水，以水攻沙”、“三条黄河”“、维持黄河健康新理念”等治河理念。这些都是黄河文化的人文思想构思与大自然相结合的产物，对中华民族的.精神、风俗、习惯的形成发生着重要的作用。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下弘扬黄河文化体现出的作用

一是，体现黄河文化的凝聚和引导作用，黄河文化具有巨大的亲和力、强烈的感召力、持久的向心力，把个人的思想感情和命运与黄河事业的发展密切地联系在一起，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将事业心和责任心相联系，形成干部职工的精神支柱，营造个人目标和整体目标相融合、思想理念与实践活动相统一的工作氛围，激励和引导干部职工自觉地为实现终极目标而奋斗。二是，体现了黄河文化的规范和支撑作用，黄河文化也是一个逐步规范的过程，对黄河职工行为无形当中有着一种约束力，引导和约束干部职工的工作、学习和生活行为。通过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来提高自觉遵章守纪的群体意识、自律意识，增强职工自己的自我规范意识，规范自我行为，充分发挥职工的主观思想和工作作风，不断为治黄事业做出新的贡献。三是，体现黄河文化的协调作用。黄河文化在处理各方面的关系中，起到了良好的协调作用。“天人合一,崇尚自然”，这是中国古代哲学的基本精神，认为人是自然繁育恩养的万物之一，是大自然和谐整体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黄河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它见证了民族悠久的历史，虽然饱受风霜，历经磨难，但仍绵延不绝。这就是天人合一、崇尚自然的作用所在。作为黄河人，我们要不辱使命，发挥好黄河文化的协调作用，坚持人和自然和谐，正确处理各方面的关系，妥善化解各种矛盾，促进职工的身心健康，增强职工之间的相互交流、理解和信任，团结一致，集思广益，不断探索，使治黄事业全面协调发展。

3、如何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黄河文化研究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指导全国各行各业、全体公民的核心价值体系，黄河职工应该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黄河文化研究的全过程，把大力弘扬“团结、团结、务实、开拓、拼搏、奉献”的黄河精神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有机结合起来，不断为黄河文化建设注入新的思想活力和新的时代内涵，使之成为推动黄河文化健康和谐发展的强大精神动力。

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指导黄河治理开发与管理

在确立治黄发展目标、谋划发展规划、出台重大改革措施、开展各项治黄实践中，遵循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求，做到讲社会责任、讲社会效益、讲守法经营、讲公平竞争、讲诚信守约，形成有利于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良好政策导向、利益机制和社会环境。发挥政策的导向作用，在防汛抗旱、水资源管理、行政许可等治黄工作中，要符合具体政策措施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求。

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到弘扬黄河文化精神中

把弘扬“团结、务实、开拓、拼搏、奉献“的黄河精神作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有效抓手，引导广大干部职工在防汛抗旱、工程建设与管理、水资源管理等各个岗位，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彰显、诠释黄河文化精神。引导广大干部职工在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中，在多元多样多变的价值观念中，在”治河为民、人水和谐 “的治黄实践探索中，不断审视人生目标、明晰发展愿景和锻造意志品格，做弘扬黄河精神的带头人、践行者。

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现到黄河文化建设上

大力推进黄河文化发展和繁荣，充分挖掘丰富的黄河文化资源，认真汲取其思想精华和道德精髓，使优秀黄河文化成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要不断深化黄河文化研究、建设、管理和保护，多角度加强黄河文化研究，夯实黄河文化理论基础，加快构建符合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具有鲜明时代特征和行业特色的黄河文化体系。充分发挥黄河文化产品育人化人的重要功能，在黄河文化创作、服务和活动中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递积极人生追求、高尚思想境界和健康生活情趣，坚持思想性、艺术性和观赏性相统一。黄河文化作为一种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与时俱进的。新时期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导下，弘扬和建设黄河文化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和义务，我们只有不间断对黄河文化的探索，才能使黄河文化的建设蓝图更加宏伟，才能更好地构建社会主义价值体系，更快地促进各项治黄事业的良好发展。

9494 明清滥伐森林对海河流域生态环境的影响 [摘要]历史上的海河流域山区曾经草深林密。明中叶以后，北京城的营建、烧炭、冶炼、战争破坏、滥建寺庙塔观及毁林开荒等，致使这里的森林资源遭到毁灭性破坏。不仅累积了沉重的环境代价，而且导致了严重的生态问题。 [关键词]明清；海河流域；森林破坏；环境变迁 海河流域地处京畿要地，是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和经济发达地区，区内有北京、天津以及石家庄等26座大中城市，地位特殊而重要。历史上这里曾有着草木畅茂、禽兽繁殖、水源丰沛、气候调匀的生态环境。自明中叶以后，由于自然气候的变异和人为破坏，造成了日益严重的生态问题。本文试图从生态历史学角度说明，人为破坏山区森林对海河流域生态环境的巨大影响，从地域生态的历史变化揭示生态环境变迁的规律，以期对海河流域生态环境建设、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有所借鉴。 一 自古以来，海河流域的太行山、燕山就以林木资源丰富享有盛名，历史上虽然屡经破坏，但直到明初，这里仍有大面积森林覆盖。马文升在《为禁伐边山林木以资保障事疏》中述及明成化(1465—1487年)以前森林的分布状况：“自偏头、雁门、紫荆，历居庸、潮河川、喜峰口，直至山海关一带，延袤数千余里，山势高险，林木茂密，人马不通”[1](卷63)。说明直到成化年，恒山、太行山北段以至燕山山脉，仍有着丰富的森林资源。文献中记述各山脉不同地段的森林也复不少。 丘浚在《守边议》中记述恒山山区之蔚州(今蔚县)、浑源，说：“浑、蔚等州，高山峻岭，蹊径狭隘，林木茂密”[1](卷73)，是明初以来阻遇蒙古内犯的天然屏障。蔚州所属美峪口、九宫口、五龙山等处，皆山险林深，盛产成材大木。蔚州以南接太行山北段(包括北京西山)，明初森林分布也很多，张鸣凤《西迁注》中说，这里“林麓苍黝，溪涧镂错，内中物产甚饶”[2](P165)。 北京西山以南，紫荆关左近之易州(今易县)、涞水、满城等地山区，是易州柴炭山厂的所在地，各种林木尤其是栎树等杂木相当丰饶。紫荆关而外，广昌(今涞源县)与灵丘也是“山谷幽邃，林木茂密”[3](卷92)。自紫荆关迤逦而南，历倒马、龙泉等关以至灵寿、平山，山林蓊郁，蔚为大观。灵寿、平山曾一度为工部柴炭山厂的厂地。其东真定府治真定城(今正定县)，明代设有竹木税课厂，专门抽分木材交易的商税，经过这里的商木均贩自平山、灵寿以至山西五台。太行山南段，井陉县的苍岩山“峰峦叠翠，高出云表”，百华山“林壑深邃，石磴崎岖”；赞皇县的十八盘岭“山势嵯峨，林木郁茂”[4](卷14《直隶五》)。 燕山山区，西段隆庆(今延庆县)、永宁(今属延庆)地方，自金元以来就有“松林数百里”之说。由于这里林深树茂，车骑都不方便，“中有间道，骑行(只)可一人”[1](卷218《书直隶三关图后》)。怀柔的黄花镇、红螺山，“二百年来，松楸茂密，足为藩蔽”[5](卷7《关镇杂记》)，明永乐(1403—1424年)时曾为宫中用柴主要的取给场地。密云之雾灵山(今属兴隆县)，“山之左右，峰峦攒列，深松茂柏，内地之民多取材焉”[4](卷11《直隶二》)。元朝、明初曾在这里设伐木官，进行大规模的采伐。宣德九年(1434年)，明政府招募商人中盐输粮密云黑峪口仓，以接济集聚这里的采木军夫及工匠的月支口粮[6](卷110)。由雾灵山而东，历古北、喜峰等口以至山海关，山峦层叠，其山之北“松林数百里”，“其山之南，则五谷、良材、良木，无所不有”[4](卷10《直隶一》)。明永乐初，建遵化铁冶厂，“采樵烧炭，则蓟州(今蓟县)、遵化、丰润、玉田、滦州、迁安”[7](卷82《食货记》)，说明这些地方林木茂盛，足可供当时铁厂的燃料需用。所有这些虽是不系统的记载，但也足以反映明初海河流域山林的面貌，说明海河流域山区仍然保持着较好的森林环境，生长着大片的森林。 二 明中叶以后，海河流域山林遭到毁灭性的破坏。虽然前后原因互异，但由此造成的后果是十分严重的。元、明、清建都北京，皇城的大规模建设也是破坏山林的重要原因。自永乐改建北京，宫殿、皇陵及王府官邸等工程次第兴建，工程浩繁，耗资巨万。营建工程所用木材，固然多采之四川、湖广、江浙南方诸省，但取给太行、恒山林区的成材大木也所在不少。如正统初修正阳门城楼，就曾发数千军卒，“令于蔚州、保安(今涿鹿县)等处山厂采木，编筏自浑河运至贮小屯厂”[8](卷43)。嘉靖中修建朝门午楼，又下令于“山西、真定采松木”[9](卷190)。成化以后，京城风俗日奢，官民之家争起第宅，引起材木价格上涨，拥有大宗资本的木商一时应运而生，“大同、宣府规利之徒，官员之家，专贩筏木”，以牟取暴利。这些木商“往往雇觅彼处军民，纠众人山，将应禁树木任意割伐”，然后运贩京城，“一年之间， 岂止百十余万”[1](卷63《为禁伐边山林木以资保障事疏》)。五台山在明代是林木茂盛的风景胜地，永乐之后，人山伐木者“千百成群，蔽山罗野，斧斤为雨，喊声震山”，“川木既尽，又入谷中”，致使五台山林木也被“砍伐殆尽，所存百之一耳”[10](卷5《侍郎高胡二君禁砍伐传》)。到万历年间，五台山已是一片秃山光岭了。继官方采伐之后，又经过私人的采伐、盗伐，凡是交通比较方便的地方，山林基本上扫荡一空。 明清为供应内廷柴炭使太行山森林遭到了摧毁性破坏。烧炭是供应内府及民间生活的需用，无须巨木，也不择树类，但采伐数量巨大，范围主要在北京附近山区，故地处京畿之地的海河流域山区林木首被其难。永乐定都北京后，皇家所用的柴炭初“则于白羊口(明属昌平州)、黄花镇、红螺山(均属今怀柔县)等处采办”[7](卷72《职官志》)。宣德四年置易州山厂，“专烧薪炭供应内府”。到景泰元年，因易州山厂“取用已久，材木既尽，乃命移厂于真定府平山、灵寿等处采之”[8](卷188)。景泰七年，“仍移山场于易州”。山厂初建时所出柴炭数额，史书没有留下记录，据《明会典》卷二○五记载：天顺八年岁办柴炭430余万斤，成化元年650余万斤，三年增至1740余万斤。成化三年的岁办数额，等于天顺八年的4倍。此后岁办数额虽无系统记载，但总趋势有增无减是肯定的。如成化二十年时，惜薪司柴炭岁例2400万斤，光禄寺1300余万斤，合计达到了3700万斤。山厂岁纳柴炭年增一年，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宫中内监的不断增加。明代初期，内监数目还不多，成化年间已增至一万余人，及至明亡时，“宫女至九千人，内监至十万人”，人愈众用柴益多，故“宫中用马口柴、红螺炭，以数千万斤计”[11](卷39《国用一》)。除岁办之外，每逢营建宫室或其他工程，临时性的派办也复不少。岁办之外有派办，岁办、派办之外更有加耗，因此，每年上解的柴炭要多达上亿斤[12](p66)。据研究，易州山厂每年上解木炭需用木材10—12万立方米，消耗森林1300—1600公顷[13](p16)。自永乐迁都北京至明亡的223年中，仅宫中总计要烧掉2200—2700万立方米木材，消耗森林29—36万公顷。如果将其他衙门和北京城内的军营、寺庙以及贫民百姓所消耗的木材、木炭都计算在内，那简直就是天文数字了。难怪为了满足皇家的需要，“民之执兹役者，岁亿万计”。明代在台基厂只是抬运木柴的人，就有三千之多[9](卷205《工部》)。“第山之生材有限，而民之采取无穷，山麓既尽，取之危崖，危崖既尽，取之虎穴矣”[14](卷2《舆地·物产》)。由于过度的采伐，以致太行山林木“日稀”。至清代，宫廷所用炭材不得不“取之口外地区了”。于此可见，明代烧制木炭对太行山森林破坏的严重程度。 明清时期，由于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和手工业生产的空前发展，各种以木材为燃料的手工业生产部门，如冶铁、冶铜、砖瓦等对木材的需求极度增长，超过了以往任何一个时代。以冶铁为例，明代的铁厂都设在森林资源丰富的山区，“炭必近老林，故铁厂恒开老林之旁，如老林渐次开空，则虽有矿石不能煽出，亦无用矣。”[15](卷9《山货》)铁厂歇业之日，即山林伐光之时。沿太行山的磁州(今磁县)、武安、涉县以至燕山山区的遵化、迁安、卢龙都有较发达的矿冶业。如遵化铁冶厂，始建于永乐元年，停于万历九年，共存在178年。遵化铁冶厂冶炼各种生熟钢铁，全部以柴炭为燃料，以正德年计算，铁厂生产的生熟钢铁岁共出75万余斤，耗费的柴炭燃料则达数百万斤。这种以大量木炭为燃料的能源消费方式，使得蓟州、遵化、丰润、玉田、滦州、迁安等州、县的山厂林木几乎告罄，“彼时林木茂盛，柴炭易办，经今建置一百余年，山场树木砍伐尽绝，以致今柴炭价贵”[1](补遗卷2《遵化厂夫料奏》)。柴炭来源枯竭，最后不得不于万历九年决定停止冶炼，将铁厂与山场一体关闭。其他手工业如京师制琉璃、黑窑厂制造砖瓦，皆用柴炭烧制，也消耗了大量柴木。 自明朝建立起，即与北方少数民族的战争连年不断，战争砍伐、焚毁了大量的林木。明英宗天顺年间，锦衣卫指挥佥事王瑛上言八事，其一是“御边莫善于烧荒，使胡马无水草可恃，积粮莫善于屯田。”[16](卷25)明英宗采纳了“烧荒”之策。所谓烧荒就是焚毁有碍了望而有利于敌兵潜伏的山林野草。为确保边塞安全，明朝九边守将经常派遣丁壮，深入蒙古游牧之地捣巢、烧荒。如在古北口塞外，“弘治中，守臣杨友、张琼因烧荒掩杀无辜，边衅遂起。”[1](卷232《九边总论·蓟州镇》)“近边诸地，经明嘉靖时胡守中斩伐，辽、元以来，古树略尽。”[17](卷93《物产三》)万历九年七月，兵部令“蓟、辽二镇候草木林槁之时……务使焚烧尽绝，一免贼马驻牧，一便官军了”，将烧过地方“草木多寡，遵例奏报，以凭稽考”[18](卷114)，兵部按焚烧多寡论功考核。为防御蒙古铁骑，明朝还二十多次修筑长城，仅蓟州镇长城，“东至山海，西抵居庸，沿袤二千三百七十余里。”[1](卷304《修边》)当时数十万服劳役的军士、民夫都住在长城沿线，他们盖窝棚、搭马架，饮食、烧水，烧砖、烧石灰，取暖、扎木架修敌楼，势必砍伐不计其数的树木。 毁林开荒对森林的破坏更为严重和彻底。明政府对边山紧要地方虽有严禁樵采之令，但却没有开山辟地营田之禁，所以豪官权势之家往往乘机滥伐林木，垦荒辟地设立私庄。此种情况以山西雁门、宁武、偏头等关最为重要，但“此弊不独山西三关为然，紫荆、倒马、居庸、龙泉等关亦有之”[19](卷123)。此外，官军商民贩木取利，乱砍滥伐的现象也很严重。明宣德九年，行在工部尚书吴中奏：“蔚州美峪、九龙口、五福山等处俱产材木，宜长养以资国用。今军民擅自采伐，亦乞禁止。”但是明宣宗以“山林川泽之利，古之与民共之”[6](卷111)为由，竟驳回了吴中的奏请，放任采伐，致使蔚州、保安州及保安卫一带山林，滥采的现象一直不得禁止。直到隆庆时，“民间樵采垦种，有司(仍)不能禁止”[20](卷33)。其长期所遭破坏情势可想而知。 入清以后，由于边疆的变化，以前的森林在防御上已无必要，故官方的管理进一步减弱，加以农业生产进一步发展、人口增加、平原地区旗地扩充，加速了对山区的垦殖。又因甘薯、土豆等适宜山地种植的作物的传入，使山区人口、村落迅速发展。据河北省地名普查表明，位于太行山区的曲阳、阜平、鹿泉、井陉、涉县、武安等县(市)，有9％～18％的村落形成于清代。山区村落数比明代增加14％左右。人口、耕地数量随之增加。如获鹿(今鹿泉)，明嘉靖时户2158，口26091，到清光绪时户31846，口176021。耕地由万历时962．5顷增至道光时的1747．1顷[21](卷4《籍赋》)。耕地面积的增加，无疑是以原始植被带缩小为代价的。大规模的毁林开荒对森林植被的破坏程度远远超过了对森林的滥采滥伐。 长期过量、掠夺性地采伐，使海河流域山区森林日渐枯竭。研究表明，隋唐时期，太行山森林覆盖率在50％；元明之际已由30％降至15％以下；清代由15％降至5％左右，民国再降至5％以下[23](p60)。不少地方岩石裸露，寸草不生。 三 森林是陆地上最大的生态系统，森林在涵养水源、防风固沙、保持水土、调节气候、维持生态平衡等方面起着重要作用，是自然界物质和能量交换的最重要的枢纽。森林是水的保护神。江河上游良好的植被就像巨大的水库，可以调节江河径流、削减洪峰。据研究，森林对洪峰的最大削减量可达到50％，林地在一次连续降雨中可蓄积70毫米～270毫米的降水。滥伐森林，意味着破坏生态平衡、水土流失，其后果是灾害频仍。 河川水文状况恶化。破坏森林就破坏了水源涵养条件，必然导致河川水文状况恶化，水源锐减，泥沙日益增多，水位暴涨暴落，河道迁徙靡常。如永定河，因河水清澈见底，汉魏时期有“清泉河”之美称。自有明确文字记载到公元936年的二三千年间，很少有泛滥改道的记载。相反，它不仅灌溉之利绵延相继，而且还给人们带来航运之便。辽金时期，由于上游大片森林的破坏，森林的破坏速度超过了它自然更新的能力，原先地表的枯枝落叶层和分解完全的腐植层受到冲刷，“清泉河”水逐渐变黑。“呼黑为卢”，卢沟河由此得名。随着太行山森林的破坏，水土流失的加重，河水变浑，挟带大量泥沙，元代改名“浑河”，又名“小黄河”。元代大都城的兴建，加剧了太行山森林的破坏，浑河的改道泛滥更加频繁，河床改动无有定时，河流被更名为“无定河”。康熙时，在卢沟桥以下的河道筑起了较大的堤坝，康熙帝将无定河钦定赐名为“永定河”，希望横行难驯的无定河从此安定下来。但是，由于森林破坏和水土流失加剧，河床不几年就因泥沙淤积而日益变浅，洪水又漫出了新筑的河堤，决口泛滥，河道迁徙无常。永定河在辽代，平均94年泛决一次，金代22年，元代约7年，明代约13年，到清代3．5年就泛决一次。从1912—1939年，永定河卢沟桥以下河道，漫决达14次，其中有两次洪水涌入北京城[24]。近几百年来，为了治理永定河，耗费了无数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终因没有把握住森林破坏这一重新调节和分配地表水分循环的机制，以致收效不彰。新中国成立后，在永定河上中游修建了官厅水库，对调节洪峰流量、补给灌溉用水作用很大，它使下游地区基本上从洪水威胁下解脱出来。但是，由于流域内宜林荒山的绿化工作滞后，永定河绝大部分地区的水土流失仍然严重，致使新建水库面临淤塞的危险。1965年以来，永定河连续断流，已经面目全非了。海河流域其他河流的水文状况也严重恶化了。20世纪50年代，南运河、卫运河、子牙河、大清河、蓟运河等河道常年有水，是盛极一时的航运黄金水道，通航里程达3500公里。自60年代以来，海河流域中下游河道失去了有源之水，相继枯竭断流，4000多公里平原河道基本全部成为季节河流。 水旱灾害频仍。明清森林遭到毁灭性破坏后，海河流域的“森林水库”消失，失去了涵蓄雨水和调节流量的作用，加剧了洪水泛滥。明以前，海河流域上游山区森林密布，水灾次数少，灾害程度轻。明中叶以后，由于山林破坏日益加重，山林中枯枝败叶构成的海绵式的储水层消失，海河流域水灾逐渐增多。据统计，唐五代时期平均8．8年一次，宋辽金时期4年一次，元代1．3年一次，明代1．4年一次，清代1．03年一次，民国时期1．05年一次。水灾波及的范围，唐宋时期，最多时24个州县，元明时期增至四五十或六七十个州县，清朝和民国时期扩大到八九十甚至一百多个州县[25](P24)。统计资料说明，随着山林破坏的日益加剧，海河流域水灾频数愈来愈多，波及的范围愈来愈广，危害程度愈来愈烈。 海河流域生态环境遭到破坏后，改变了气候和下垫面状况，降低了空气湿度，减少了成雨条件，从而导致旱灾的加剧。自西晋至元的1103年间，河北共发生旱灾71次，每百年平均6．4次。以后随着森林破坏日益严重，旱灾也日益加剧。明代平均25次，清朝41次，民国时期51．4次[26](p3)。这说明，旱灾频率与森林植被破坏程度是成正比的，森林植被破坏越严重，旱灾的频率越大。 淀泊淤塞。历史上，海河流域平原的淀、泊、泽、渊、陂、塘星罗棋布。明中叶以后，随着太行山森林破坏引起的水土流失的加剧，众多淀泊几乎全部淤为平陆。如在今白洋淀、文安洼一带，《水经注》明确记载的淀泊就有大渥淀、小渥淀、范阳陂、狐狸淀、大浦淀、阳城淀、小泥淀、大泥淀等。北宋初年，为防止契丹骑兵南突，宋朝利用今白洋淀、文安洼一带地势低洼、淀泊河渠密集的特点，潴水为塞，苦心修建了一道“塘泺”防线。沈括《梦溪笔谈》记其规模：“自保州西北沈远泺，东尽沧州泥沽海口，几八百里，悉为潴潦，阔者有及六十里者，至今倚为藩篱”。当时分布在塘泺地区的淀泊有30多个，后因黄河三次北决，流经平原中部夺御河人海，侵犯塘泺，前后60余年，“浊水所经，即为平陆”[27](卷92《河渠志》)。此外，导入塘泺的“漳水、滹沱、涿水、桑干之类，悉是浊流”，自然也带来大量的泥沙。所以自宋徽宗以后，塘泺“淤淀乾涸”。但至明中叶，北宋时代的界河，因永定河南徙带来大量泥沙而淤平，附近的地表径流遂汇集于界河南侧的塘泺淀泊地带，又形成许多新的淀泊，且具有一定规模。如地跨任丘、新安、高阳三县境的白洋淀，周回60里；霸州境内的高桥淀，周回达400里；武清县南境的三角淀，周回也达200余里；任丘县的五官淀，也是众流所归，其东与武清县三角淀相接。嘉靖年间，雄县境内即有淀泊29处，其中最大的是矛儿湾，下达直沽，周百余里。明代平原中部的这些湖淀被称为东西二淀。东淀“延袤霸州、文安、大城、武清、东安、静海之境，东西盖亘百六十余里，南北二三十里及六七里不等，为七十二清河之所汇潴。永定河自西北来，子牙河自西南来咸人之。”[28]“西淀跨雄、新数邑之境，既广且深，西北诸山之水皆汇焉。”[29](卷2《直隶河道事宜》)自清康熙以后，由于含有大量泥沙的永定河水的引入，东淀湖群相继淤垫，“尽变桑田”[29](卷2《治河蠡测》)。以三角淀为例，该淀是东淀的主要容水淀泊，嘉庆《大清一统志》上有“按古时，惟三角淀最大，又当西沽之上，故诸水皆会于此，今渐淤而小”[30](《顺天府》)，到清末，三角淀“已淤成平陆”。其余各淀也“大半淤塞”。“或仅存浅濑，或竟变桑田”[29](卷2《文安河堤事宜》)。最近几十年，东淀湖群已淤为文安洼。 西淀也日渐淤浅。西淀系统中，白洋淀最为著名，它承接潴龙、唐、清水、府、漕、瀑、萍等河水，俗称“九河下梢”。这些流经太行山的河流由于森林破坏和水土流失的加剧，使白洋淀在弘治年间即受到严重淤积，至清代，各河“入淀时，水宽行缓，泥沙下沉，动辄淤塞尾闾”[31](《方舆志》)。整个白洋淀的淤积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在20世纪50年代上游山区水库未建成以前，唐河、潴龙河的入淀泥沙量年均达370万立方米[32](P21)。根据1981年水利部海河委员会的调查，从清顺治元年至光绪七年(1650—1881年)，由于泥沙淤积，淀区面积缩小了9／10。就白洋淀的淤积速度而言，尽管以前的速度无法估计，但在1924—1966年的42年间，白洋淀的总容积减少了32．25亿立方米[33](p77)。白洋淀自60年代以来出现7次干淀，干淀时间最长的一次是1984—1988年连续五年。 在海河平原南部，先秦汉唐时代以大陆泽为代表的湖淀群，也大多淤平消失。作为“地球之肾”，淀泊被淤平堙没，淀水干涸，湖区面积不断缩小，大大降低了其调节气候、调蓄洪水、净化水体、提供野生动植物栖息地和作为生物基因库的功能。 综上所述，明清以来，由于北京城的营建、烧炭、冶炼、战争破坏及毁林开荒等，使海河流域山区森林资源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导致一系列的环境问题，尤其是表现在水土流失加剧、河川水文状况恶化、水旱灾害频仍、平原上淀泊淤平或缩小等方面。这是大自然对滥伐森林，破坏环境的无情惩罚。森林作为陆地上最庞大最复杂的生态系统，对区域环境有着较大较深的影响。因此，在区域经济开发过程中，对环境的开发要适度，要注重协调人与环境的关系，如果不注意保护珍贵的森林资源，就会破坏区域生态平衡，导致严重的生态问题。这是明清以来滥砍滥伐森林留下的历史教训。 [参考文献] [1]陈子龙，等．明经世文编[C]．北京：中华书局，1962． [2]张岗．河北通史：明朝卷[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 [3]张萱．西园闻见录[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4]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M]．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铅印版． [5]蒋一葵．长安客话[M]．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 [6]明宣宗实录[Z]．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本． [7]傅维鳞．明书[M]．北京：中华书局，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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