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技术法官制度研究现状论文

德国民法典在立法技术方面的高超的成就，一直是脍炙人口的。这种成就表现在：在大的方面，整个法典的体系十分合理，逻辑性强；在规定方法上，采取适度的概括方法；在用语方面，名目做到精确一致。以下就这三点加以说明，然后指出其优越之处。 德国民法典的体系是五编制，前面已论述了五编分立的理论问题。现在说说逻辑方面的问题。这五编的排列是演绎式的，就是由抽象的概括的原则出发，逐步走向具体。先是总则，这里面都是抽象的原则性的规定，而后债、物权、亲属、继承，都是较为具体的法律关系。在编以下分章、由章而节，也是由一般到个别，由抽象到具体。譬如债编，先由债的普通原则（债的内容）起，最后到各种债务关系。物权编也是一样，由各种物权都具有的占有始，而后规定各种物权。亲属编由亲属关系的基础，即婚姻始，继之以亲属和监护。各节也是一样。每节的第一条差不多都是该节所规定的法律关系的总说明，以下再分别规定各种具体事项。在“买卖及互易”（第2编第7章第1节）、“侵权行为”（同上第25节）各节里，这种规定方法最为典型。这种规定方法不仅条理清楚，而且避免重复。例如关于契约的成立，在第2编第2章里规定了，到规定各种债务关系时，就不再逐一规定。要在德国民法典中查找某一种事项的规定，只要掌握了这种体系的要领，就很方便。例如关于物的买卖的债的关系，我们应该按着买卖（第2编第7章第1节）、双务契约（第2编第2章第2节）、契约的一般规定、债的一般规定的顺序去查，最后直到总则编。看惯了德国民法典的人去看美国统一商法典，会感到不习惯，就是由于这两个法典在立法技术上很不相同。 德国民法典在规定某种法律关系或某一事项时，用的是适度概括的方法，而不用罗列的方法。罗列的方法，可以法国民法典第524条、第533条、第534条为例，将法律所欲规定的事物逐一罗列。这样做的好处是使人一看就明白，无待解释，但其缺点是不易罗列齐全，有挂一漏万之虑，又无法预见到将来可能发生的新事物，还有条文冗长等缺点．德国民法典没有这样的条文；德国民法典常常用“等”、“其他”字样，例如第823条规定侵权行为的受害客体，在列举了“他人的生命、身体、健康、自由、所有权”之后，接着规定“或其他权利”。这种规定为以后法官运用该条留下可以发展的余地。在英、美的法律中，常有很长的“定义条文”，德国民法典在这方面用了些巧妙的方式，如第83条中的“以身后处分（即因死亡而发生效力的处分）”，第194条中的“请求他人作为或不作为的权利（请求权）”实际上都是定义。又如第854条第1款的规定：“取得物之占有，是由于取得对于物的事实上的支配力”，这实际上也是一个定义。德国民法典用“适用”（第342条）、“准用”（第27条）、“不适用”（第173条），等字样，以表明各个条文间的关系，避免条文的重复，而又尽量不使出现漏洞。 德国民法典以概念的细密精确，用语严格准确著称。每个概念用一个词去表达，反转来，每个词只表达一个概念，不同的词所表达的概念不同。德国民法典不仅在一些很专门的用语上做到了这一点，就是一些普通的用语，也是如此。例如在条文中常常有“视为”（gilt als）、“有疑义时”（im Zweifel）、“但……不在此限”（es sei denn，dass……）等，也都用得很严格，不会让人曲解，也不会使人误解。德国民法典有时也使用一些概括好、抽象的用语去表达一些无法确定的概念，例如“重大事由”（第626条）、“重大过失”（第521条）、“公平的方法”（第315、317条）、“不公平”（第319条）等，不过也都用得恰如其分。总之，在立法技术方面，德国民法典是“可与任何一部重要的法典相匹敌的。”[32] 当然，在立法技术方面，对德国民法典持批评态度的也不是没有。一方面，法典的严格性使法律的硬性规定过多，僵硬的框框使法律失去灵活性；甚至陷于僵化。另一方面，法典的精确性使法律很深难懂。对于这些问题，我们应该联系德国的法学水平与司法制度来看。德国在民事诉讼中采用强制律师主义，德国的法学教育和法学理论都具有较高的水平，这些都足以使德国人民不太重视这部民法典在这方面的缺点。正因如此，在《瑞士民法典》公布之后，这些缺点与瑞士民法典相比之下更形突出，有人甚至要废除德国民法典[33]，但实际上，这种过分偏激的意见，并未能动摇德国民法典的地位。德国民法典立法技术的优越性在今天看来已完全可以肯定。自1900年德国民法典施行以来，将近一个世纪过去了。这个期间，德国经历了几次极其深刻的社会震荡，经济的发展使社会面目大改，而民法典，除亲属法经过大的修改外，其他几编都没有大的修改。为什么一个保守的、守旧的法典，会适用百年之久，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呢?这就要从这部法典本身所固有的优越性去找原因，如果法典本身不具备一定的可以维持它的生命力的优点，它是无法长久延续下去的。有一些与德国民法典同时存在甚至在它之后的民法典在临到社会变革时都不存在了。这种情况除了许多外部原因和条件外，只有法典本身可以解释。一百年来，德国在民事法方面，主要通过两种渠道去补充、修正、发展民法典，使其适应社会发展的要求。一是立法，包括修改民法典和在法典之外制定单行法。一是法院的判例。前一种办法，通常只在后一种办法无能为力时才采用。而在情况可能时或在问题初发生时，常常只采用后一种办法。本文只讨论后一种办法。通过判例以补充、发展甚至纠正、修正民法典的事例，已屡见不鲜。在大陆法国家，特别在德国，法官本来没有“造法”的权力，德国民法典也没有如同瑞士民法典第1条第2款那样赋予法官在必要时“立法”的规定，因而德国法院的法官要这样做，就必须在民法典中求得一点“基础”。恰巧德国民法典就为法官备下了这种基础。这就是德国民法典通过立法技术而备下的。这种基础有两种。一种是德国民法典的概括性的规定。这种规定为“发展”留下了余地。例如第823条关于侵权行为的规定中，判例利用“其他权利”，使工商经营权（Gewerbebetrieh）及一般人格权也得到保护。又如关于一般契约条款，民法典中并无规定，但随着垄断性企业的发达，法院认为有对之加以管制的必要。判例先是以民法第826条为判决基础，后来改用第242条，后来改用第315条[34]。这些例说明德国民法典在其概括性规定中包含有法官可以据以发展这种规定的余地。这就是立法技术的优越处。另一种基础是民法典中的一般条款，这是较之前一种更使法官驰骋余地的一种规范。这里特别应提及第242条，即诚实与信用原则。德国有许多对民法典加以发展的判例都是以这一条为判决基础的。最著名的是解决了第一次大战后由于德国马克贬值而引发的债务纠纷案件。此外，德国判例还利用这一条发展了一些新的原则，如“交易基础消灭”、“滥用权利”等，“从而修正了民法典契约法中最初的个人主义的僵硬性。……第242条的一般条款已证明是契约法适应变化了的社会伦理观念的一种重要手段。”[35]上述两种基础显然是当初民法典的制定者所安排的。它们当时可能没有想到，这种安排在后世发挥了这么大的作用。由此可见，对于一个重大的法典，其立法精神当然重要，立法技术也是重要的。后者有时甚至可以对前者发挥很大的影响。德国民法典说明了这一点。

[摘要]通过对德国高技能人才培养开发中取得成功经验的研究,结合我国国情和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实际情况,提出在高技能人才培养开发方面应加强的措施。 [关键词]德国 高技能人才经验启示 一、高技能人才的概念 高技能人才是指“能适应生产、建设、管理、服务第一线需要的,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高等技术应用性人才”。其本质特征是具有专业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的实际应用能力,即具有鲜明的实用性和实践性;其规格特征为高等技术应用性人才,即具有明确的高层次性;其职业特征是操作群体中的管理者——“高级蓝领”,或是管理群体中的运行者——“应用型白领”,亦称为“灰领人才”或“银领人才”;其行为特征是知识与技能的应用活动而不是机械地模仿和简单地劳动,是在“应知”基础上“应会”的智能性行为。因此,高技能型人才培养的目标要求是:既要掌握“必须够用”的专业理论知识,又要掌握基本的专业实践技能,关键是要具有综合职业能力和全面素质。 二、德国在培养开发高技能人才方面的成功经验 1.德国的传统文化重视职业技能培养,人才评价不唯学历 战后德国第一位总理阿登纳曾说过:“职业教育应该是全民族的事业。”在德国,职业技能教育非常受重视,能工巧匠颇受尊崇。包括德国前总理施罗德在内的许多成功的政治家和大企业家都是出身于手工业者,他们的职业生涯也大都是从技工开始,因此,技工职业在德国享有很好的声誉。德国的人才评价体系并不盲目追求高学历而鄙薄职业技能教育。德国除了27%左右的青年上大学外,绝大多数年轻人都选择进入遍布全国的近万所职业学校。通过职业教育来获得基础知识,培养实际操作应用能力,考核合格后取得相应的职业技能资格,这样才能有资格进入某个行业从业,就业后还有机会接受继续职业教育。目前,德国有25%的19至65岁社会成员参与继续职业教育。职业教育成了每个职工的终身教育,从而实现了培训→就业→再培训→再就业的循环往复。此外,德国许多大学也开设了职业课程,从而使许多大学毕业生在拥有扎实的理论基础的同时也能具有良好的职业技能。 2.完善的法律法规体系为高技能人才培养提供了制度保障 德国对教育的管理、监督、组织实施,主要采用立法的形式来保证。形成了一套内容丰富、互相衔接、便于操作的法律体系,为高技能人才培养提供了坚实的制度保障。遵照德国联邦《基本法》中对教育的条规,1969年,德联邦政府颁发了《职业教育法》、《职业培训条例》和《劳动促进法》,规定了职业教育的组织条件和经费,明确了要为职业进修提供帮助及学习期间的收入、待遇等问题。1981年,又颁布了《职业培训促进法》,对职业教育的目标、年度职业教育报告、统计做出了具体规定。各州根据《基本法》制定具体法律法规,而且执法严格,力度大。国家规定,18岁以下的青年必须接受高中或职业教育,原则是未参加职业培训就不允许就业,这样保证了劳动力水平的提高。正是在一系列完善的法律法规制度和强有力的执行保障下,德国实现了职业教育培训的法制化,使职业教育培训工作有法可依。 3.政府和企业共同承担培养费用,为高技能人才培养提供了物质保障 德国政府将提高劳动者素质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任务来抓,规定了职业学校的一切经费由各州政府负担,德国企业也将拥有训练有素的员工作为企业生存发展的必备条件,都乐于投资职业教育并承担学生在工厂培训期间的一切费用。因此,德国职业培训的费用是由政府和企业共同承担的。政府利用国家财政资助职业教育发展,各职业学校全是公立性质,教师属于国家公务员,校舍及学校的各种其他设施,包括电脑教学设备、实验场地等也由国家出资建设。德国企业很重视人才培训,除了成年人上岗前必须经过专业培训外,对口学校的高中毕业生毕业后也要进行三年的学徒期培训。由企业提供实习场所,支付辅导实习教师的工资,并发给学生每月500到800欧元不等的生活费。对在职人员的培训通常采用带职到高等学校学习、企业内部进修、有劳动总署组织并付费进行专项职业技能培训等。德国每年为职业培训花费约200亿欧元,相当于国民经济中工资薪金数额的3%。这笔费用基本上由企业负担,与此同时,国家公共资金为职业学校筹资约80亿欧元。目前,德国在重新考虑改善职业教育经费的筹措措施,包括通过增加财政预算强制措施、向终身教育政策倾斜等。国家对接受职业培训的企业在税收上给予各种优惠。2002年,国家共拿出8000万欧元专款补贴小企业的培训项目。凡是企业因职业教育投入的一切费用,都可作为企业可持续发展的投资计入成本;企业由于为社会提供一定数额的学徒岗位,还可向政府申请一定数额的补助。 4.坚持供需双方紧密结合、理论实践密切联系的“双元制”职业教育 德国推行的“双元制”职业教育,是德国在高技能人才培养开发中一项十分成功的制度。德国法律规定“凡初中毕业不再升学的学生,就业前必须接受二年半至三年的双元制职业培训。”企业不得接收未经培训的员工,未经培训的员工不能上岗,已成为雇主、雇员的共识和行为规范。目前,全德2/3以上的就业人员接受过双元制职业培训。“双元制”教育密切结合了供需双方要求,在德国社会市场经济条件下,职业教育的供需结合是在科学预测的基础上,通过职业咨询、合同签约等手段来实施的。需要接受双元制培训的学生,早在毕业前就向各有关部门及企业咨询。咨询是双向的,既指导学生选择企业,又帮助企业选择学生,这种双向选择的结果在学生参加双元制教育前以合同的形式加以确定,保证了供需双方的紧密结合。职业学校和企业共同制定学员的教学培训计划,企业会根据市场发展需要来决定培训内容,使学员培训从一开始就同市场需求密切结合起来。“双元制”教育强调的是理论和实践密切结合,接受培训的学员具有双重身份,既是在校学生,又是企业员工。学员每周1～2天到学校上课,其他时间在企业实习。其中,学校着重教授专业课和文化基础课等理论教育,企业着重实际操作训练,两地都设有演示车间、实训车间,学校甚至部分接受实际生产订单,利用培训车间承担实际工程项目,使学员从入学起就开始直接接触今后工作的环境,实现了理论和实践的相互渗透。 5.德国企业成为培养高技能人才的重要动力 德国的企业非常重视人力资源开发,他们普遍认为,人力资源的规划和培训是企业的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对人才培养,培训的投资就是对公司未来发展的投资。人力资源是企业的宝贵财富。在德国的技能人才培养中,企业培训起着主导的作用,职业学校只起着配合和服务的作用。而他们的企业培训,则又分为企业内培训和跨企业培训。企业内培训可分为五大类,一是工业教学车间培训,这是企业内培训中质量最高的培训,多数在主要或大型企业中进行,其主要特征是培训与生产过程分离。二是非系统的工业培训,主要在中小型企业中进行。其主要特征是培训与生产过程联系密切,大都在生产车间中进行。三是传统的手工艺培训,其主要特征是培训与生产过程联系最密切,教学全在生产现场进行。四是办公室和服务业的系统培训,通常由大企业或行政机关负责,其主要特征是把职业学校的理论教学与企业或行政机关的实践培训联系起来;增加与实践相关的理论知识的教学比重。五是办公室和服务业的非系统培训,主要在中小型企业和办公室进行,其主要特征是通过实地操作来学习。跨企业培训是由若干个企业联合起来进行培训,也有一些地方当局参加的,一些职业学校的教学车间也用于跨企业的培训。跨企业培训在各职业领域中的分布很广,而且占有一定的比重。在具体的培训方式上,各企业都结合自身的实际作出选择,决定采用何种方式。 高技能人才在德国经济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德国工人眼里,所有的产品都是艺术品”,他们精湛的技艺和优秀的职业操守为德国企业在世界上开具了一张“信誉”保证书,同时也在德国经济高速发展史上创造了不可忽略的功绩。工业是德国经济最重要的支柱,有800万人在工业企业中工作。德国最重要的工业行业是汽车制造业和电子工业。其中汽车制造业包括了万职工,创造了2270亿欧元的营业额;电子工业包括万职工,创造了1520亿欧元的营业额。因此,可以说技能型人才在德国经济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正是在大量既具有理论基础又具有丰富精湛的实际操作经验的高技能人才的支持下,德国企业产品成为了高品质、高水准的代名词,为德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三、德国经验对于推动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技能人才培养带来的启示 相比德国高技能人才培养开发工作,目前我国的高技能人才培养开发乃至整体社会观念还存在一定的差距。随着全球制造业向中国大规模转移,许多企业发现,专业技术人员好找,但高技能人才难觅。一些企业花大量外汇从国外引进了先进设备,由于缺乏高级技工、技师和高级技师,生产出来的产品严重“走样”。高技能人才拥有量是影响制造业竞争力的关键因素。目前,高技能人才短缺已成为制约我国制造业发展的“瓶颈”。 据统计,截止到2005年底,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高级技工水平以上的高技能人才3685人,约占技能劳动者的,高于全国5%的水平,但与国外相比,仍有较大差距。在现代制造业比较发达的德国,高级技工占技能劳动者的比例则占到40%。高技能人才的缺失已经成为制约现代制造业发展的重要因素,而这种缺失很大程度上源于“重学历、轻技能”的传统观念,以及学历至上的人才评价体系,使技能型人才得不到应有的重视,他们的劳动也没有得到应有的回报。在制造业发达的德国,技能型工人不仅从社会地位到薪酬收入都体现出社会对他们的充分尊重,不仅许多在设计生产一线的硕士、博士都通称为工人。同时,在德国,技工的月平均收入略超过德国人的平均收入水平,大约为2500欧元,而且有很多晋升机会。而在中国,“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观念依然存在。此外,我国目前的职业教育体系依然保留了计划经济的特质,与德国系统化、规模化和制度化的科学培养体系相比,目前,我国高等职业技术教育的专业及课程设置没有能够以市场需求为导向进行规划,有较大盲目性,专业设置和教学内容严重脱离实际,跟不上制造业快速发展的需要。无法满足现代制造业快速发展的需要,也成为高技能人才匮乏的重要原因。 借鉴德国经验,为开发区今后的高技能人才培养开发工作带来如下启示: 1.要充分认识到高技能人才培养开发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当今世界,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科技成果要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应用就需要有大批高技能人才,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作为首都面向国际市场的高端产业园区,集中了电子信息通信、生物技术与新医药、汽车、装备制造等现代产业,对高素质的技能型、应用型人才的需要就更加迫切了。可以说,培养开发大量能满足企业需要、适应市场变化的高技能人才是北京开发区实现长远发展的必须条件。 2应根据企业实际需要有针对性地确定和调整技能型人才培训内容 在培养高技能人才的过程中要重视企业和学校的信息沟通,人才培训内容方面要充分考虑企业生产需要,适应市场的发展变化,及时调整完善培训培训内容,根据生产工艺需要增加新工种、新技术、新工艺的培训内容。在培训结束后,也应及时了解培训后在企业的实际应用情况,便于学校更好地调整教学内容。 3.进一步完善人才评价体系,建立有力的激励机制 企业在进行人才评价时不应“唯学历,轻技能”,要不断提升高技能人才的价值地位,提高他们的工薪待遇,建立完善鼓励技能型人才钻研技术业务的激励机制,充分调动他们的聪明才智,增强他们的职业荣誉感、自豪感和责任感,为企业发展做出更多更大的贡献。 4.要为高技能人才培养创造良好的舆论导向和社会成长环境 在开发区高技能人才培养项目的开展过程中,为技能型人才培养创造良好的舆论导向和成长环境,以企业为主体,开辟高技能人才培养的多种途径,力争使技能型人才短缺问题得到逐步改善,培养出更多的优秀技能型人才,为开发区高新技术产业和现代制造业的发展提供坚实的人力资源保证。 5.积极促进集理论、技能、师范于一体的高素质的师资队伍建设 逐步改变目前职业教育教师理论强于实操技能的状况,发现和培养既懂理论又有技能、既懂专业又有知识面、既会管理又善于协调的新型技术型应用型人才来从事职业教育。同时可以调动企业资源,通过客坐教师等形式聘请在工作中有丰富的实践经验的人士来为学生授课,使人才培训更能满足实际工作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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