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荀子是儒家文化的集大成者,他将儒学与法学的合理之处充分融合起来,形成其独具特色的儒学文化。让我们一起了解一下荀子的科学思维吧!
荀子是继孔孟之后,又一位儒学大师、先秦最后一位集大成的思想家;对历史产生过深远影响的韩非子、李斯,都是其得意门生。荀子在诸子中为何能独树一帜,且成为思想史上的一座丰碑,这与其学术思想中鲜明的“科学表征”是分不开的。
“天人相分”的理性思维
在荀子的学术思想中,能高孔孟一筹的,首推“天人相分”的天道观。《荀子·天论》云:“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故明于天人之分,则可谓至人矣。”中国传统哲学思想是“天人合一”、“天人感应”;直到汉代,大儒董仲舒还高扬“天人感应”的旗帜,且导引为时代文化的主潮。荀子面对当时一统天下的“天人合一”观,石破天惊地提出“天人相分”,这是由其朴素唯物主义理性思维所决定的。面对特殊的“天象”,他作出了这样的理性阐释:“星坠木鸣,国人皆恐,曰:是何也?曰:无何也,是天地之变,阴阳之化,物之罕至者也。怪之可也,畏之非也。夫日月之有蚀,风雨之不时,怪星之党见,是无世而不常有之。上明而政平,则是虽并世起,无伤也。上闇而政险,则是虽无一至者,无益也。”故星坠、木鸣、日蚀、月晕、怪星之类,是种种罕见的自然现象,和社会治乱是没有必然的内在联系的;对这样一些自然现象感到奇怪,是可以理解的.,但对其抱有不祥的恐惧感,是大可不必的。天有天道,人有人道;各行其道,方为真道。不仅如此,荀子还破天荒地第一次提出:“制天命而用之”的口号;认为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是可以制服一些自然灾害的。当然,荀子的高论,首先和当时“百家争鸣”宽松的学术气氛有关;另外,荀子能高出孔孟一筹的是:他具有一定叛逆性的“逆向思维”,包括“性恶论”也是这种思维的产物。故,荀子是最早具有“理性天道观”的哲人,“天人相分”——《荀子》中最具科学表征的理念之一。
“隆礼重法”的整体思维
先秦诸子中,儒家礼治与法家法制,好像是水火不相容的、两个尖锐对立的治国理念。儒家强调“隆礼”,斥“法家”为“无教化,去仁爱”;而法家强调“重法”,斥儒家为“以文乱法”,不通世务之腐儒。二者各执一端,自以为是。而荀子却例外,在《解蔽篇》里,开宗明义地指出:“凡人之患,蔽于一曲,而闇于大理。”即:人之大患,在囿于一己之见,而不通达于大理。故,他批评慎子是“蔽于法而不知贤”,庄子是“蔽于天而不知人”;而荀子却主张通识事物的“大理”,也即“合二而一”的整体思维。所以他主张治国安邦,要“隆礼重法”并举,也就是说,礼教与法制,是一个政体有效机制的两个方面,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这就有点接近当代精神文明与法制建设的两个方面。在《强国篇》中云:“人君者隆礼尊贤而王,重法爱民而霸。”在《君道篇》中云:“至道大形,隆礼至法,则国有常。”礼教与法制的对立统一、相辅相成,演绎为《荀子》中的一种整体思维模式:如“定法度,制礼乐”、“起礼仪,制法度”、“明礼仪,起法正”、“礼者法之大分”等。荀子在那样一个特定时代,为何能独标一帜,提出“隆礼重法”这样先进的治国理念,完全取决于其科学的整体思维。荀子的确是一个融通诸家的“鸿儒”,他的视野很开阔,不会囿于一孔之见,一得之识,能够顾及到客观事物的各个方面;所以就有“非十二子”的气度,就连子思、孟子都在非议之列,可见他那种大无畏的批判精神。而这种俯视诸子、胆敢独造的学术勇气,就来自那宏观把握、有机协调的整体思维。“隆礼重法”正是这种科学思维孕育出的杰出范本。
“善假于物”的格致思维
荀子之文,已发展成为自成体系的专题论文,这在文体发展史上无疑是一个质的飞跃;荀子散文连类比喻,形象宏富,借物寓意,博大精深。荀子为何能达到这样的艺术境界,就取决于其“善假于物”的“格致”思维,即格物致知的科学思维。如他的压卷之作《劝学篇》,取譬设喻,铺排描述,几乎占了全篇的一半,真可谓“笼天地于形内,挫万物于笔端”。如:在论述“学不可以已”时,一口气运用了:青、蓝、冰、水、木、绳、轮、规、金、励、山、天、溪、地十多种物象,且通过“格物”而获得了有关以上“物理”的真知。最为人称道的是如下精彩铺排:“积土成山,风雨兴焉。积水成渊,蛟龙生焉……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河。骐骥一跃,不能十步,驽马十驾,功在不舍。锲而舍之,朽木不折;锲而不舍,金石可镂……”此为《荀子》中历来最为人称道的“经典语段”,博物精理,气势磅礴,颇具说服力,可以说是“格致”科学思维最精彩的体现。且作者认为:“君子生非异也,善假于物也。”即:君子的生性没有什么特异之处,不过就是善于凭借事物罢了;即从丰富多彩的客观事物本身,通过感悟、思考而获得启迪,以内化为自己的生存智慧,指导自己的人生实践。这实际上就是“格物致知”科学思维的妙用。故,荀子的知识储存与思想积累,完全是日常生活中观察、思考的结果;生活学习化,学习生活化;万物皆蕴理,格致方得之;这恐怕就是荀子获得生存智慧的有效方法与不竭资源。哲人与凡人的根本区别,就在于是否“善假于物”。
敢非“前贤”的批判精神
没有质疑和批判,便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科学。荀子生当战国后期,各种学术流派五光十色、异彩纷呈;要想亮出“独特的自己”,就要敢于站在前贤的肩头,品评前贤,超越前贤。而荀子就是这样一位胆识俱佳的哲人,敢于非议和超越前贤。如《非十二子篇》,他不但非议了墨家、道家、刑名之学,而且胆敢非议子思与孟子,斥之为“闻见杂博”、“僻违无类”、“幽隐无说”、“闭约无解”,“子思唱之,孟轲和之……是则子思、孟轲之罪也。”一言以蔽之:子思和孟子还不是“纯儒”,驳杂幽僻,无说无解。当然,荀子之论也不尽然确当,也有待商榷之处;但这种敢于非议前贤的批判精神,还是值得提倡的,是一种可贵的科学精神;如果没有这种批判精神,科学就不能发展,人类文明就不能提升。荀子不是在故意标新立异,荀子追求的最高境界,正如《不苟篇》所云:“君子行不贵苟难,说不贵苟察,名不贵苟传,唯其当之为贵。”这里的“当”就是“恰当、适当”之意,也就是要实事求是,恰如其分。他非十二子的主旨,就是因为其“学理”有不当之处,包括子思、孟子;且荀子认为“言而当,知也”。这个“当”就是要经得起实践与历史的检验。《荀子》中富有批判精神的篇章,还有《非相篇》,置于当代视野之下,仍然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云:“相人,古之人无有也,学者不道也。”并特别强调:人的吉凶祸福与相貌无关,周公、孔子均其貌不扬,丝毫不影响其成为“圣人”,夏桀、商纣均仪表堂堂,也丝毫不会改变其“暴君”形象;人相貌的长短、小大、美丑,与命运无关,相人术就是人术。看来,两千多年前荀子的科学素质,不知比那些痴迷“相人术”的今人,要高出多少倍。
荀子是一位能融通百家的哲人。他那理性的天人观、辩证的整体思维,善假于物的认知方法、大无畏的批判精神,直到今天仍然显现着其鲜明的科学表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