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织文化的论文文献综述

地域文化差异与跨国公司组织文化选择

[论文关键词〕地域差异组织文化方式

〔论文摘要〕 成熟的组织文化作为大型的典型标志，在其全球化的过程中，出于自主或者非自主的因素，都会受到东道国的文化影响。而当东道国是各地区存在地域文化差异的中国时，这一问题变得尤为明显。论文探讨组织文化所受到的地域文化的影响，以及这种影响对于跨国公司调整其管理方式的启示。

跨国公司以完善的价值体系和成熟的管理观念以及模式化的行为制度，在一个又一个的开放体中着其所坚持的商业文化。这种商业文化的传播，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世界的规则形成，更影响了新兴市场商业理念的标准确立。那么，商业文明太过强大，会否将东道国的吞噬呢?其实，那些成功的在世界范围内建立了分支机构的跨国公司，其组织文化也受到了不同地域文化的影响。

中国作为一个拥有悠久文化的新兴市场，是研究地域文化和组织文化相互影响的良好样本。更重要的是，由于自然以及人文历史因素等原因，中国内部各城市之间的地域文化具有显著的差异。本文以北京和上海作为地域文化的样本，对同一跨国公司在两地的分支机构的组织文化体现出的差异进行比较，以此判定地域文化特征如何对组织文化产生影响，并就跨国公司的商业行为、管理工作如何进行相应的调整提出一些建议。

一、文化的度量标准和组织文化的层次

(一)文化的度量标准

文化，指的是一个群体(可以是国家、也可以是、企业、家庭)在一定时期内形成的思想、理念、行为、风俗、习惯、代表人物，及由这个群体整体意识所辐射出来的一切活动。而在行为理论里面，一般公认的观念是:文化，或说人类体系(human sys-terns)，是对于相抵触的价值观念的一种权衡系统。在这一观念的基础上，Reed·E·Nelson和Suresh  Gopalan在2003年的研究中，通过整理前人的文献，提出了一个对文化进行测量的系统。为了将地域文化因素和组织文化进行对应分析，他们将文化分为四个大的维度，即工作(Work or Task)、关系(Relations)、控制(Control)以及思维(Thought)。工作(Work or Task)又分成四个子维度:工作的努力程度(Effort)、工作时间(Time)、工作的完成程度(Finish Job)以及工作质量(Quality);关系(Rela-tions)同样被分为四个子维度:影响(Affect)、移情(Empathy)、社交性(Sociability)以及忠诚度(Loy-alty);控制(Control)分为两个子维度:权力(Pow-er)和(Politics);思维(Thought)分为四个子维度:抽象思维(Abstract thought)、计划(Planning)展示程度(Exposition)、灵活性(Flexibility) "

(二)组织文化的层次

在管界，人们对组织文化的定义基本达成了共识:组织文化是由一个特定的组织在从事活动过程中形成的“文化体系”理念，是该组织全体成员共同认可与奉行的价值观念、行为准则等意识形态和精神形态的文化理念的集合体。

埃德加·沙因(Edgar H·Schein)将组织文化分为了四个层次，即精神层、制度层、行为层和层。具体来说，精神层即组织文化的核心层次，包括了企业的愿景、使命和价值理念体系。而制度层是组织文化的中间层，包括了各种规章制度，以及员工对制度的认可程度，更详细来说，包括了一个公司的组织结构、奖惩制度、会议方式(会议频率、进行方式)以及公司决策方式和沟通方式。第三个层次，即行为层是表象层，包括一个企业的公司外观，员工行为、典型人物形象和公司内部故事。第四个层次社会层即对外传播层，反应的是组织和社会的交往情况。

二、北京、上海的地域文化特征

(一)地域文化的形成

在《史记》中对中国的地域文化就有一句准确的描述: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这一句古话生动的表现了中国各地文化的差异。而论及这些差异形成的原因，复旦大学的葛剑雄教授提出了四个被广为接受的解释:

自然地理环境的差异:无论是在古代不发达的时代，还是现今交通已经极其方便的时候，自然地理环境的差异都会导致各地区人民物质生活基础的差别，从而带来生活习惯上的差异。

移民对区域文化形成的影响:中国历史上出现了多次了大迁徙，移民对一地文化的形成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而论及这一影响，上海是最为鲜明的例子，其在1900前后开 埠 的过程中，受到三股移民力量的影响，第一是苏州与浙江的移民，他们本身代表了中国当时最先进的文化，其次是大量的犹太移民，再次就是其他的外籍移民。

政治权力与区划的影响:在形成中央集权之前，分封割据的政权影响了各区域文化的形成，各诸侯国君主的个人意志对一个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有很大的影响。

民族分布的影响:各民族在迁移和融合的过程中，也会影响到一地文化的形成。

(二)北京的地域文化特征

北京，作为五朝帝都(辽、金、元、明、清)，以及新中国的首都，是中国城市中都城文化的最佳代表。对北京文化特征研究的文献，大都把北京的地域文化特征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

强烈的政治责任感:作为一个国家的政治中心(且长期作为政治中心)的居民，北京人养成了强烈政治参与意识，不仅如此，北京人也养成了敢说、勇于且乐于批评时政的性格特点。

高素质的市民:作为一个国家的文化中心，北京云集了一大批高等学府和研究机构，大量受过良好的人员留在北京工作成为新一代北京市民;城市在建设过程中的不断进行的市民教育，从而提高了整个城市的文化素质。

官派作风:同样由于长期作为一国政治中心的居民，北京人也体现出了明显的轻商鄙利、述而不作的官派作风。

总体而言，北京的文化具有明显的农耕文化特征，居民性格上有闲散庸碌的倾向，带有一定的封闭文化心态。

(三)上海的地域特征

上海，作为中国受外来文化影响最深的城市，是中国移民城市文化的最佳代表。上海形成城市仅仅一百余年，且形成城市的过程中受到租界文化的深刻影响，表现为以下地域文化特征。

多元性:上海作为一座典型的移民城市，具有明显的文化多元性特征。这一特点在其和饮食习惯上有着明显的体现。

包容性:由于上海文化在其城市形成的初期，本身在中华文化中处于主流文化之外的边缘地带，从而上海的本土文化在形成的过程中即具有了极大的包容性。

现代性(殖民性):在世界范围来看，所有曾经是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国家或者地区，都在和周边地区的文化比较中，体现出了明显的现代性，即形成了较为健全的市民意识(包括意识和秩序意识)。但同时，由于原有自身文化和殖民文化的对峙，也使得殖民地的市民在上具有一种远离的态度，以及在政治观点上的“主体暖昧”特点。

商业性:所谓商业性，指的是在中国农耕文化为主流的中，较完善的养成了契约精神和公平交易的理念。

(四)地域文化的测量

对北京而言，由于官派作风的影响，北京人相对更闲适，更适应比较官僚化的做事风格，因而在工作(Work or Task)维度中的努力(Effort)和时间(Time)以及工作完成程度(Finish job)较低，而工作质量(Quality)由于较高的市民素质，仍然是得到了保证的。

和上海相比，相对封闭的文化环境，使得北京人更为注重人际关系的建立，这使得他们在关系(Re-lations)的各个子维度上，有着更高的水平。而由于长期的政治文化熏陶，北京人也更注重团队的力量，更重视对领导者的需求以及对权力有着更大服从程度，因而在控制(Control)的各个维度上，也是更高的。

而从思维方式(Thought)上来说，上海人由于受到更多元化的文化熏陶，并且较早的建立了商业文化，因而在思维方式(Thought)的各个子维度上，特别是抽象思维(Abstract thought)和灵活性(Flexibility)维度上，有着更好的表现(信息详见表1所示)。

通过对于北京、上海两地地域文化因素的比较测量，不难看出两地文化存在着显著差异，这些差异源自个人的思维方式层面，继而影响行事风格与沟通方式，最终对的组织文化产生影响。

爱德华·T"霍尔(Edward T " Hall)提出过文化存在语境性(Context )，并划分了高语境文化(High Context culture)和低语境文化(Low Con-text culture)。两种文化具有几乎完全相反的特征，高语境文化表现为依赖人们思想预设的程序沟通交流;而低语境文化则强调理性和，推导结论。北京的地域文化呈现出了高语境文化的特征，因而在沟通方式上表现得较为随意或者说具有“人情味”;而上海的地域文化呈现出了低语境文化特征，在沟通方式上强调程序化。这些都直接反映到两地公司机构的组织文化中:即我们直观所能感受到的对于人和人之间“关系”以及企业规则的不同程度的重视。

三、的组织比较:以埃森哲、普华永道公司为例

(一)跨国公司在世界范围内的标准化组织文化

跨国公司在母国之外的地域建立分支机构的时候，除了充分尊重东道国的文化风俗习惯，更重要的是推行自己的组织文化。通过组织文化的推行，可以尽量在不同地区的分支机构中建立起一种标准化，这种标准化，除了在本质上能建立一种忠诚度之外，更重要的是能使得内部的沟通交流变得更加便利。

这种标准化的组织文化，最为明显的存在于组织文化结构中的精神层和层。作为核心的精神层，代表的是公司的愿景和价值理念体系，这是一个公司的精神图腾，是不会发生任何改变的。而作为对外的社会层，就其本质而言，也往往不会发生变化。如果一个公司致力于表现出其对于社会责任感的承担，那么无论是在母国或是在东道国，该公司都会积极的表现出社会友好的一面。

笔者对埃森哲、普华永道两公司进行了调研。埃森哲公司是致力于咨询、信息技术和外包服务的跨国咨询公司，他们的核心价值观包括有:传承卓越、最优人才、创造客户价值、全球化公司、尊重个人以及烙守诚信。同时，强调做一名合格企业公民的埃森哲中国分公司的各个分支机构都积极和当地的慈善机构合作，进行慈善活动。普华永道公司所表现出来的情况也是非常类似的。

(二)跨国公司不同分公司的组织文化特征

尽管跨国公司极力保证其组织文化在世界范围内的一致性，但是地域文化对一个公司组织文化的影响仍然是不可避免的。有些时候，由于不同地区的法规或风俗、宗教等原因，跨国公司必须对其组织文化进行一定程度的主动调整，以此适应当地的。这种主动的调整不是本文试图研究的对象，本文更关注的是那些为地域文化所潜移默化而产生改变的因素。

在对埃森哲以及普华永道两个跨国公司员工的访谈中，可以发现这种潜移默化的改变显著的存在于制度层和行为层，更具体的说来，受到不同地区文化差别的影响，各个分公司中的沟通方式和员工行为有着明显的差异。

在这两个公司内部，普遍认为上海公司的员工有着更高的工作效率和更为专业的商业精神，而相对来说，北京的员工之间有着更为亲密的内部关系以及更随意化的沟通方式。在会议上，上海公司的员工也往往表现出更加积极的参与性，踊跃发表自己的看法。相反，北京的员工则更多的选择倾听。

具体到埃森哲公司而言，其没有为经理层配备私人，而是在各个分公司建立统一的商务中心，由商务中心在经理有需求时指配秘书(ExecutiveAssistant)为其服务。而年终分公司进行工作评价的方式，是将电脑系统中EA的工作量值(客观标准)和经理层的问卷结果(主观标准)相结合。在2010的年会上，通过对上海和北京两地商务中心的2009年度工作评价的发现，以客观标准来说，上海商务中心的工作量和工作完成情况都要优于北京商务中心，而主观标准中，北京商务中心的评价则明显要优于上海商务中心。依据其内部分析，这样的结果就是由于北京商务中心的EA更擅长于和其客户(经理)建立良好而亲密的互动关系。

对于员工活动的设计上，也可以看出两地机构的差别。北京分公司一般将家庭日(family day)作为传统项目，而上海分公司则以仅限员工参与的派对作为选择。

由于两地公司直接面向的外部客户有着区别，在对外的交流的方式上，两地同样有着差别。北京分公司多以大型国有企业作为客户，因而在开展工作时，更重视人际网络的搭建;而上海分公司面向的客户则更多的是外资企业或者私有企业，这使得他们的'工作更多的具有程序化的特征。

普华永道公司每年开展一次针对员工的全球调查(Global people survey)，这一调查主要从对公司的满意程度、员工士气、凝聚力、员工发展机会(Per-formance of Coaching & Development)等方面展开。在最新一次调查的分地区分析中可以看到，北京地区员工的满意程度、士气以及凝聚力方面普遍高于上海地区员工，而对于发展机会的评价则较低。通过对两地工作方式的观察，对一结果的解读是，在同等的薪酬水平下，北京地区员工的工作压力较小。而压力较小的源头被认为是，由于北京地区员工的自我意识更为强烈，普遍倾向拒绝高强度加班工作。这也是对于其“官派”作风的一种良好写照。

结合之前对北京和上海两地地域文化的分析，可以认为，跨国公司的组织文化在不知不觉中受到了当地文化的影响。

(三)基于不同地域文化差别的公司管理方式调整

跨国公司在中国扩张版图的同时，也注意到了中国所体现出来的地域文化差别问题，更重要的是，注意到了这一问题所带来的各个分公司工作效率上的差异，如何取长补短，整体提升中国公司的表现，成为了很多跨国公司思考的问题。

就埃森哲和普华永道而言，他们不约而同的选择了同一种解决方案，即超越地域构架，以项目为导向。在同一个项目中，结合不同地区分公司的员工，进行分工和协调，从而完成一个项目。这的确是一种良好的尝试，虽然目前这种尝试仍然存在很多问题，比如磨合等。

除了项目化之外，更多跨国公司选择了管理人才的本土化，即不再派驻母国工作人员担任管理职位，更多的启用东道国国籍的管理人员。相关调查显示，这些东道国国籍的管理人员一般是有海外学习背景的青年管理人，他们被认为更加具有国际化视野，专业化背景，以及更好的能力和海外生活经历，这些资历能保证他们更好的和母公司沟通。

但是，这类新兴的管理群体同样遇到了沟通中的障碍。其中一个鲜明的趋势是:不少青年经理人过于迎合母国的文化沟通方式，而遭到了本国同事的垢病，造成了工作中的矛盾。其实，文化融合讲求的是不固执本国文化，不盲从外国文化。诚然，西方国家是现代管思想的发祥地，跨国公司也的确具有更为高效的组织文化和管理方式，然而真正想要在世界范围内获得成功，更多的研究东道国的地域文化，主动做出相应的调整去适应潜移默化中的改变是更好的一种选择。

五、结语

综上所述，上海文化由于其具有的包容性等特点，一般而言，跨国公司的组织文化在上海会比较少的受到地域文化的影响，上海员工一般能较为完整的接受跨国公司的原有文化，而与之相反，北京由于文化的相对封闭性，会相对多的对跨国公司的文化进行改造。

文化上的差异带给组织文化的影响，应当是跨国公司调整他们各地的商业行为时的注意点，唯有积极调整管理战略，才能适应文化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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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此为背景，我们尝试对该领域内主要贡献者的观点进行归纳，并梳理其理论逻辑，力求从另一个侧面去理解民营企业，进而理解中国经济改革的实质。具体讲，作为一种制度安排的民营企业，从其产生、发展和变迁的全过程看，它的特殊性究竟是什么？从产权已基本清晰的民营企业发展现状出发，将会把我们引导到一种什么样的未来状态？随着各种形式壁垒的消除，我们如何预测它下一步的表现？本文期望能为人们进一步寻求上述问题的答案提供一些有益的视角。 本文对文献的综述基本上按照民营企业的实际发展进程展开。第二部分评价斯蒂格利茨（Siglitz）等人的观点。与早期的政治经济环境相适应，产权安排被视为外生变量，市场竞争、激励与信息等因素得到了强调。第三部分介绍围绕产权安排提出的各种理论假说。尽管文献的视角各不相同，但大多数都是从Grossman－Hart－Moore的剩余控制权理论起步的。第四部分比较分析各种关于企业改制原因的假说。一般认为，地方政府退出与企业改制内生于市场化改革的总体水平。随着环境的变化，民营企业作为一般意义上企业的性质被更多地展现出来。 二、市场竞争、激励机制与效率改进 众所周知，中国的改革具有渐进性、政治改革与经济改革非同步性的特点。这构成中国民营企业成长的初始环境。早些时候，依照Sachs（1989）等人所设计的“大爆炸”模式进行改革的前苏联及东欧国家的经济出现持续衰退，而“摸着石头过河”的中国经济却保持了持续强劲增长的势头。尤其令经济学家感兴趣的是，推动这种增长的竟是有惊于主流经济学（企业）定义的乡镇企业。起初国内学者曾从经济行为的逻辑性与财产所有制无关的假定出发，运用兰格（Lange）的市场社会主义理论作过一些探讨，但基本没有得出什么有解释力的假说。根据主流经济学的标准理论模型似乎也一时难以给出令人信服的答案。 面对理论与现实的强烈反差，斯蒂格利茨（Stiglitz，1994）在详细考察了中国经济改革过程后认为，乡镇企业的成功表明，缺乏主流经济学所强调的私有产权关系并不是传统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问题所在，同时市场社会主义也存在一个严重失误，那就是低估了激励问题的重要性。由于假定信息完全，像阿罗—德布鲁（Arrow－Debreu）模型一样，作为市场社会主义理论基础的兰格—勒纳—泰勒（Lange－Lerner－Tallor）定理，并没有对信息不完全的现实予以足够的重视。在信息不完全的情况下，经济活动中会产生严重的委托一代理问题。此时的首要问题是改变管理人员的激励结构，而这一点在不改变企业产权的情况下也能做到。由于竞争机制的引入和企业“软预算约束”（Kornai，1998）的改变，致使经理的激励结构发生变化，即使不进行私有化也可使企业效率得到提高。正像人们已经观察到的，与积极推行私有化的前苏联、东欧国家相比，中国在给予经理人员更多的利润方面走得最远（热若尔·罗兰，中译本，2002）。乡镇企业早期的成功案例表明：激励机制的改进向相关行为主体提供了有力的激励。例如，随着企业生产率水平的提高，经理人员的收益不断增加；乡村居民生活状况得到改善；同时地方政府也可以获得企业所创造的大部分税收和利润（萧好，2000）。 沿着竞争与激励之间关系的思路，田国强（1995）通过一个基于激励理论的分析框架，较为系统地解释了激励机制变化对乡镇企业效率的影响。他从产权界定与资源有效配置的关系出发，认为明晰产权通常是资源有效配置的充分条件，却不一定是必要条件。很多情况下，资源的有效配置并不取决于产权的明确界定。因为在市场机制中，行为主体的激励来源于占有财产和获取利润，所以不像人们通常所理解的那样，只有私有产权才会产生高强度激励。为此，田国强用中国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成功案例作了进一步说明：尽管土地仍然归国家所有，但将努力程度与收益水平紧密结合起来的措施使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在很大程度上得到提高，最终导致农业生产效率的改进。这似乎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产权并不是解释中国乡镇企业效率的最关键变量。依照激励机制设计的理论逻辑，在公有制条件下也可能通过选择恰当的激励机制来使资源配置优化。中国乡镇企业表现出高效率的主要原因就是其制度安排满足了激励机制最基本的先决条件：把个人的收入和劳动贡献联系起来；企业经理和职工拥有更多的选择自由等等。 可以认为，斯蒂格利淡和田国强等人的上述理论比较成功地解释了早期中国乡镇企业的成长绩效。随着时间的推移，当外部环境参数发生变化时，经济学家进而发现，乡镇企业的决策权逐步由地方政府向企业转移（Jefferson et al，1994）。正如田国强同时所强调的，乡镇集体企业作为中国特定阶段特定条件下的特有现象，它诞生于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早期阶段。随着经济体制转型的深入，当市场体系日益完善、产权明晰的企业不断增加时，乡镇企业的竞争优势可能会越来越小，很有可能竞争不过产权得到明确界定的企业（田国强，1995）。很显然，仅凭对竞争、激励的强调已不能更深入解释乡镇企业后来的表现。 三、产权配置与民营企业的绩效 尽管竞争机制的引入有助于改善民营企业的绩效，但我们知道，从计划到市场的转轨本质上是一个制度变迁过程，作为这一过程的微观基础，企业内部的制度安排特别是产权配置对效率的改进十分重要。此前有关东欧国家转轨的经验研究表明，在不稳定状态下，市场竞争的潜在功能难以完全发挥，过分强调竞争，会形成新的扭曲。但有关中国民营企业的案例似乎并不支持这一观点。究竟是什么抵消了扭曲造成的效率损失？现实使经济学家们最终认识到产权问题是无法回避的。Grossman－Hart－Moore所发展的剩余控制权理论为更深入地分析提供了一个共同的理论基础。以此为出发点，学者们从不同视角提出假说，积累了大量文献，并由此构成中国民营企业研究的主流。 Weitzman－Xu（1994）较早发展了一个有关中国乡镇企业内部产权安排的模型用以解释民营企业的绩效。在模型中，乡镇企业被刻画成一种产权模糊的合作性组织。虽然乡镇企业名义上归社区全体成员所有，但其控制权实际上掌握在乡镇基层政府手中。与私有产权相比，其产权安排是模糊的。然而在中国，它却表现出了与私营企业相近的绩效（Svejnar，1990；Pitt andPutterman，1992；Dong and Putterman，1997）。Weitzman－Xu进而认为，乡镇企业的出色表现挑战了标准产权理论。根据Grossman－Hart－Moore的理论，产权特别是剩余控制权的配置对一个企业来说是极为重要的，它可以在合约不完备的情况下向相关主体提供激励，并解决组织内可能发生的冲突。中国的经验似乎表明，产权的重要性与组织内冲突发生的可能性是正相关的，但这种相关性依文化中合作精神的不同而异。同西方相比，中国高合作精神的文化氛围（自利性动机弱，合作意识强）使得乡镇企业的模糊产权具有了一定效率。然而，Weitzman－Xu并没有清楚地解释文化作用的机制。如果真是高合作精神导致了中国乡镇企业的效率，那么处于相同文化环境中且产权同样模糊的国有企业效率的相对低下就是不正常的（田国强，1995）。很显然，要对中国乡镇企业的独特表现做出更具说服力的解释，还应当引入新的变量。 …… 四、企业改制与政府退出 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中国在两个方面发生了显著变化：（1）短缺经济时代结束，经济市场化水平进一步提高，以及（2）政治上对私有财产的看法较之以前宽容多了，甚至在形式上开始承认其合法性。在此背景下，一个被普遍观察到的现象是，乡镇企业增速减缓，以及紧接着的大范围改制。此时，文献关注的中心开始转向乡镇企业改制的原因。伴随着地方政府的退出，“模糊产权”这一中国民营企业的标志性特征，也逐渐褪色。蔡防（1995）用一个委托一代理理论的分析框架探讨了乡镇企业改制的动因。他假设地方政府是委托人，乡镇企业经理则被看作代理人，企业绩效取决于对经理的激励和约束。给定地方政府的监督能力，其监督效果内生于乡镇企业的数量和个体规模。在早期，企业个数少、经营规模小，加之经理的就业机会较少，企业面临的委托一代理问题尚不严重。随着地方政府所掌管的乡镇企业在规模和数量上的扩张，及经理就业机会的增多，监督效果逐渐变差。地方政府只得默许经理人员以灰色收入的形式获得部分剩余索取权以达到激励效果。因为经理所获得的剩余是“灰色的”，具有较高风险，作为补偿，对集体资产的侵蚀在所难免。结果乡镇企业的运作成本日益提高，以企业所有权（在地方政府和经理之间）重新配置为核心内容的乡镇企业改制也由此启动。 至此，整个理论演进的逻辑逐渐变得清晰起来。正如人们已经观察到的，随着政府的全面退出，中国民营企业的内容也在发生着实质性的改变，其内涵越来越接近主流经济学关于“企业”的标准定义。民营企业首先是一个普遍意义上的企业，其特殊性就在于被嵌入中国的体制转轨过程。伴随着经济市场化水平的进一步提高，它的一般性会被更多地展示出来。解决了这一关键认识问题后，有关中国民营企业的发展问题似乎开始逐步淡出主流经济学的分析视野。最近的文献考查表明，学者们的研究方向已开始由“解释问题”向“解决问题”转变。例如，姜长云（2000）对乡镇企业资本短缺问题的研究；张杰（2000）、格雷戈里和塔涅夫（2001）对民营企业融资；习题的研究；范从来等（2001）对乡镇企业产权制度改革模式和股权结构的研究；Sun（2002）对股份合作制内部治理机制合理化问题的研究等等。 需要指出的是，各种经验与对策性研究逐渐成为主流的现象，并不意味着民营企业的发展问题已不再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在我们看来，产权已基本明晰的民营企业，在当前的政治经济环境下，能否尽快成为国家应对全球化带来的一些重大社会、经济问题的主要力量，仍有许多问题需要从理论上进行解释。很显然，只有一种综合了政治学。社会学和经济学的多元化视角才能勾勒出它未来的成长轨迹。如何预测民营企业下一步的表现？随着它的成长将会对整个改革进程施加怎样一种影响？无疑是现实对理论提出的又一大挑战。（来源：经济研究） 范文2： 关于《中国财政分权问题研究》的文献综述 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后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越来越多的国内外学者围绕中国的财政分权问题展开研究。财政分权问题涉及到诸多因素，对其研究必须采用多层次的视角。既有的研究成果多囿于财政分权的某个局部层面，尚未见一个能够解释、分析中国财政分权问题的完整理论框架出现。财政分权，从政府间财政关系的角度而言，是指通过法律等规范化的形式，界定中央（或联邦）政府和地方各级政府间的财政收支范围，并赋予地方政府相应的预算管理权限，其核心是地方政府具有一定程度的财政自主权。1980年代开始，在全世界范围出现了一股财政分权的浪潮。据世界银行统计，截至1990年代中期，全世界人口超过500万的75个发展中国家中，有62个进行了程度不同的财政分权改革（世界银行，1997）。伴随着财政分权实践的蓬勃兴起，涌现了大量理论文献。这其中的大部分研究集中于探讨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轨国家的财政分权问题，而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经历了令人瞩目的快速发展后，其财政分权问题被越来越多的学者所重视。已有的研究中国财政分权问题的文献主要沿着下述几条线索展开： 1.对财政分权和市场化改革之间次序问题的研究。新中国成立后，具有制度变迁意义的财政分权改革肇始于1980年代初“分灶吃饭”财政体制的实施。将中国的财政分权置于其市场化进程的宏观视野中考量，学者们首先对于两者之间的先后次序问题进行了研究。高培勇（2001）认为，在国民经济调整的大背景下，分权化的财政体制改革先行一步，在改革启动初期扮演着为推进整体改革“铺路搭桥”的角色。贾康（2000）也认为，只有先从财力增量的分配格局入手，向地方政府放权，才能使传统的体制有所松动，为以后计划、物价、工资、企业等方面的改革提供空间。总之，多数学者的观点认为“分灶吃饭”式分权体制的实施，是中国市场化改革的突破口，是中央出于经济理性主动向地方进行放权让利的产物，其目的是缩小国家干预范围、增强市场经济的调节作用。 胡鞍钢和王绍光（1997）虽然也认同先行一步的财政分权对于中国市场化经济改革所具有的积极意义，但他们认为，1980年后的分权化改革并非是中央纯粹按照经济理性所做出的决策。事实上，这种“放权让利”是中国在1979和1980年连续出现巨额财政赤字，增收和减支皆不可行的背景下，为了缓解财政压力，中央被迫向地方妥协的产物。 与前述学者们的观点不同，黄佩华（1991）认为财政分权应当在市场化改革之后进行，否则会给地方政府带来盲目发展经济的负面激励。按照黄佩华的观点，中国1978年开始的经济改革的重要特征之一是财政分权先于对计划经济体制的市场化改革，且中国的财政收入主要来源于工业部门企业缴纳的税利，这就给地方政府提供一种负面激励：大力扩张地方工业规模，实施地区保护主义，以实现地区经济增长和财政收入最大化。正是地方政府的这种行为导致了1980年代经济运行的过热。基于上述分析，作者认为，转型国家的财政分权必须要选择合适的时机，确定正当的顺序，即中央向地方的财政分权应在经济体制改革的基础上进行。原因在于，只有先经历市场化的改革，割断政府和企业间的非正常联系，企业才能摆脱政府附庸的地位，成为独立自主的经济主体。接下来再实施财政分权，就可以避免给地方政府提供“铺摊子”的负面激励，更可以有效地实现财政分权所带来的诸多收益。杨灿明（1996）也持类似的观点。他认为1978年以来的财政分权化改革不仅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分配层面的问题，反而带来了市场分割、区域间交易费用提高及地方政府对地方企业控制加强等诸多问题。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政企分开等其他层面的市场化改革滞后于中央向地方的财政分权，没有把分配问题与整个宏观经济协调起来；其次，也是因为分权改革一开始并没有把促进市场经济发展作为明确的目标，改革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对计划经济条件下政府间分权体制的量变。 2.对财政分权和宏观经济运行绩效的研究。总体而言，对于1980年代初开始的财政分权改革的绩效，多数学者的看法是，中央向地方权力的下放，地方收入留成比例的提高，强化了地方政府的利益动机，促进了地方经济的发展（Qian和Weingast，1996；Qian和Roland，1999）。但也有学者指出，财政分权所带来的这种激励机制仅仅在沿海地区发挥了作用，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主要是由这些地区带动的。因为这些地区充分受益于外来直接投资的流入、浓厚的企业家传统以及国有企业面临的预算软约束（Young，2000；Tsai，2004）。这一方面已有的文献主要集中在分权与经济增长以及分权和宏观经济稳定两个问题上。 （1）与经济增长相关关系的研究。关于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定量研究，学者们有着不同的结论。主要是因为在不同的研究中衡量财政分权的方法存在着差别。Zhang和Zou（1998）注重于财政资源在中央和地方间的分配，用人均省及省以下的财政支出与中央财政支出的比例衡量财政分权程度，并据此估计财政分权的影响。解释变量中包括了劳动力增长、投资增长以及以实际税率衡量的税收。其研究结果表明中国的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负相关关系。与他们的结论不同，林毅夫（2002）等人认为财政分权积极地影响了中国经济的增长。林毅夫的研究注重于地方政府对中央财政政策激励的反应，使用边际留成比例衡量财政分权，选择了28个省级政府1970-1993年的数据进行研究，得到的结论是财政分权主要通过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而不是促进投资来推动经济增长。马骏（1997）同样发现财政分权促进了中国的经济增长。不同的是，马骏选用的衡量财政分权的指标是省级政府的平均留成比例，而非边际留成比例。乔宝云（2002）就财政分权对于经济增长和财政资源分配均等的影响以及两者之间的取舍关系进行了探索。他使用中国1985-1998年间分省的有关数据，建立联立方程组计量模型，对经济增长率、分配均等和财政分权之间的关系进行了估计。结果显示，财政分权对于促进中国的经济增长起到了重要作用，但这种正面影响并不是线性的。 （2）与宏观经济稳定相关关系的研究。Rajiv Lall和Bert Hofman（1994）在分析改革开放后中国宏观经济波动的财政根源时发现，实施财政分权后，中国的行政管理体制是一种特殊的双重领导和条块管理的体制。在这种体制下，地方政府官员负有双重受托责任。1980年以来开始的放权让利改革，强化了地方政府官员的权力和促进本地区经济发展的激励，地方官员的受托责任也产生扭曲：对本级政府负责成为其首要目标，“条条管理”让位于“块块管理”。这种分权所带来的财政后果是，中央收入比重的逐年下滑以及中央对地方财政赤字控制能力的削弱。这些负面的财政后果进而成为导致宏观经济波动的财政根源。然而，也有学者认为财政分权改革是维护中国宏观经济稳定的重要因素。Montinola（1995）认为“中国式的财政联邦主义”在为地方政府发展经济和展开竞争提供激励的同时，也产生了一种保护改革的作用，这主要包括为中央政府的经济攫取和其他非正规资源配置能力施加了一种可信的限制。钱颖一和Weingast也持类似的观点（Qian and Weingast，1996），他们认为1980年代中国的财政分权改革确立了一种“维护市场”的财政分权框架，改革赋予地方政府管理本地经济的责任，强化了地方政府预算约束。同时，改革也有助于消除地区间的市场分割，促进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形成。与钱颖一等人的观点不同，Li和Lin（1999）将中国的成功归因于改革过程中“维护市场的威权主义”的确立。他们认为，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得益于实现了在中央政治控制和协调下经济分权化和地方预算自主间的平衡。 3.对财政分权程度的研究。在这一问题上学者们的看法比较一致，即中国的财政已经过于分权。既有的研究主要是通过设计一定的指标体系来衡量财政分权的程度。赵志耘和郭庆旺（2005）在研究中所选取的两类指标是地方政府收入自主权和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占国家财政支出的比重。在地方政府收入自主权的三个衡量指标中，地方政府的税收控制指数比较小，表明中国地方政府的税收自主权较小，其他两个指标——地方财政本级收入占国家财政收入的比重和地方财政本级收入占地方财政总收入的比重，都表明中国的财政分权程度已相当高。特别是第二类地方财政支出占国家财政支出比重的指标，充分反映了中国是一个财政高度分权的国家。 国际比较也表明相同的情况。王绍光（1994）认为分权存在底线。通过研究34个国家中央财政收支的情况，他发现尽管各国国情不同，但当今世界一国中央政府财政收入或支出不应低于财政总收入和总支出比重的50％或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0％。如果某一国家在上述四个方面全部低于这些指标的话，就可以认为超出了分权的底线。他发现，前南斯拉夫在1980年代就超过分权底线，随后即出现了国家的动荡不安。而中国的上述四个方面也低于相应指标，表现为中央政府所应承担的公共服务数量和质量能力十分低下。这表明，中国的“放权让利”改革已经走过了头，超过了分权的底线，需要作出新的制度创新和制度安排，才能避免出现最坏的结果。 尽管普遍认为，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初步带来了政府间财政分配关系的规范化、科学化与公正化（楼继伟、李克平和项中新，2002），实现了提升“两个比重”的既定目标（高培勇，2004），是中国政府间财政关系的一次重新集权化（EraDabla—Norris，2005）。但是，财政分权依然处于过度的状态。由于过度分权， 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没有促进经济增长，同时也没有改善财政资源分配的均等（乔宝云，2002）。姚洋 （2003）也认为，适度的财政分权有积极的作用，但目前中国财政分权由于制度供给的失衡而远远超过了适度的界限，其后果是导致了各级政府对事权的推诿和由此而产生的矛盾在基层的积累、政府行为的商业化和机会主义倾向、地方公共品提供的分散化和小型化、地区差距的扩大，以及政府预算约束的软化等诸多问题。 4.简要评价和思考。通过对相关研究中国财政分权问题文献的梳理，不难得到以下结论：第一，财政分权是一个复杂的问题，需要运用多种方法，进行多层面的考量。从研究方法看，以往的研究既有规范分析，也有实证分析；研究视角上，历史和现实相结合，国际经验和中国国情相结合。既有的研究不仅涉及到宏观经济稳定等经济领域问题，也关乎政治体制和法律制度设计等政治、法律问题。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财政问题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也是一个政治问题、管理问题。对其研究和处理必须拓宽视角，不能拘泥于财政本身。第二，需要构建一个能够解释、分析中国财政分权问题的理论框架。目前，一些学者在研究中国财政分权问题时，往往直接照搬西方财政分权理论对中国情况进行分析，缺乏对中国特殊国情的深入考量。传统西方财政分权理论建立在发达国家的基础上，其关键性的前提，如成熟的代议制民主体制等，在中国并不存在，因此，正如Bahl所言，中国财政分权所获得的“好处”不能用传统的分权优点所解释（Bahl，2003）。另一方面，也有部分文献在立足中国国情的基础上，对现行财政分权制度安排的弊端进行了中肯的分析，提出了具有可操作性的政策建议，但由于缺乏宏观层面的理论指针，这些政策建议只能是局限于财权或事权划分等方面的零敲碎打式的制度创新，尚未有能够指导中国财政分权制度建设进程的系统化的理论出现。这一点也许正是下一步研究中国财政分权问题的关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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