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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战国之交，中国封建社会发端，文化趋于繁荣。到了魏晋南北朝，封建社会及其文化走上艰难曲折的发展历程。两汉时期，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封建秩序得以巩固，文化事业日益兴盛。纵观两汉王朝，形成三次群英荟萃的格局。第一次是刘邦时代。陆机《汉高祖功臣颂》统计，当时“定天下安社稷者”有萧何、曹参、张良、陈平、韩信等31人。第三次是刘秀时代。《后汉书》卷22记载，明帝追感前世功臣，在南宫云台阁供奉其画像，包括邓禹等28将的画像在内，计32幅。第二次是汉武帝刘彻时代。《汉书·公孙弘传》说：“汉之得人，于兹为盛。儒雅则公孙弘、董仲舒、兄宽；笃行则石建、石庆；质直则汲黯、卜式；推贤则韩安国、郑当时；定令则赵禹、张汤；文章则司马迁、相如；滑稽则东方朔、枚皋；应对则严助、朱买臣；历数则唐都、落下闳；协律则李延年；运筹则桑弘羊；奉使则张骞、苏武，将帅则卫青、霍去病；受遗则霍光、金日碑。其余不可胜纪。”比较而言，这次人才云屯雨集，最具文化传承与创新的意义与因素，他们每个人都有许许多多的文化传承与创新的故事。我们首先锁定武帝本人，然后选择其中几位典型人物，再旁及相关的人物和事迹，并以此为突破口，勾勒两汉时期文化传承与创新的轮廓，从中归纳一些可资借鉴的东西。刘邦建立西汉王朝，反秦之敝。尤其是惠帝、吕后以来，采取黄老清静无为之术，为政崇简易、尚宽柔。文景之治末期，经过近七十年的休养生息，海内晏然，府库充实。汉武帝即位，所谓“存抚天下，安集中国”，指他欲在文治武功方面均有建树的时机已经成熟，西汉王朝将翻开文化传承与创新的瑰丽篇章。这样的客观形势，需要汉武帝及时调整文化政策。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不满17岁的武帝试图推行自己偏爱的儒术，由于好黄老之言的祖母窦太后从中作梗而未能如愿。这至少说明他少年时代就有志于文化传承与创新。少年立志，至关重要。窦太后驾崩的第二年，即从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以来，武帝屡次招贤良文学之士，也就是开展全国规模的选贤活动。主考官为其本人，每次的测试题目，也由他通过诏书形式开列。在这种系列活动中，最早脱颖而出的是董仲舒。数年之后，大器晚成的公孙弘，答卷成绩名列第—，相当于后世的状元。不难看出，武帝开展的这项活动，是后世科举制度的真正源头。仅从这一点看，其文化传承与创新意义也是重大而深远的。董仲舒自幼研习《春秋》，景帝时已是博士。他广招弟子，精于讲诵，三年不窥园圃。他的代表作《贤良对策》，其实就是三次回答武帝测试题目的答卷，也等于三次向武帝提出文化传承与创新的建议。第一次建议：强勉于事，不懈行善，刑罚得中，正心以正朝廷，以教化为大务，当更化（革新）而更化，修饰五常之道。第二次建议：因时制宜，移风易俗，兴办太学，量材而授官、录德而定位。第三次建议：上承天意而下务化民，正法度而别上下，防微杜渐，遵循古道，不违天理，官不与民争业，利可均布而民可家足。最后综述自己的核心观点：“《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青年武帝全盘采纳他的观点，并且确立“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化政策。武帝为何确立这样的文化政策？董仲舒补出其原由：儒家经典《春秋》等表现的尊王攘夷的大一统思想，最适应其加强中央集权的政治需要，最适合其缔造大一统局面的需要。正因如此，主张清静无为的黄老之学，远远不能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也就悄然退出文化领域的统治地位。此后，这一文化政策一直风靡中国封建社会两千年，自然是由于儒术有利于维护各个朝代的封建统治秩序。然而，由于封建社会的长期存在，中国未能像西方一些国家那样，及早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尤其到了近代，饱受外国列强侵凌、蹂躏之苦。千秋功罪，谁与评说？是中国应该及早抛弃儒术，提前结束封建社会？还是董仲舒不该充当始作俑者，武帝不该推行儒术？我们必须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对于任何事物和现象，都要看到它们产生的历史条件或现实环境，分析它们发生、发展以及衰落的全过程。同样，对于各种社会制度和文化现象，都应当将它们纳入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用全面、联系、发展的视角考察之。完全可以说，儒术独尊，是有其历史与现实，内在与外在原由的，包括上述董仲舒补出的原由。儒术独尊，不仅仅是董仲舒投合武帝需要、武帝敢为天下先，君臣密切合作的结果，也是由中国社会经济基础等因素决定的，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还是文化传承与创新的必然结果。如今，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及其文化政策的先进性，给我们开拓了利用儒家学说的极为广阔空间。我们面对儒家学说，自然用不着顾虑重重，小心翼翼，应该比任何一个时代利用得高妙、恰当、合理、从容。来源：赤峰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著名的七言律诗如下。七言律诗无论在篇幅、句式、平仄、粘对等方面都有十分严格的规定，这些规定总起来说就是近体诗的格律问题。作为七言律诗，必须具备以下条件：（1）每首诗共有八句构成，这八句又分为首联、颔联、颈联和尾联四联。首联指诗中的一、二句，颔联指诗中的三、四句，颈联指诗中的五、六句，尾联指诗中的最后两句。（2）每句七个字，每个字的声调平仄都有一定的规定，大体上一句之内平仄相间，一联的两句之间平仄相反，上联对句与下联出句平仄相粘。（3）颔联和颈联要求对偶。（4）偶句必须押韵，且只能押平声韵。1、《登高》唐代：杜甫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译文：风急天高猿猴啼叫显得十分悲哀，水清沙白的河洲上有鸟儿在盘旋。无边无际的树木萧萧地飘下落叶，长江滚滚涌来奔腾不息。悲对秋景感慨万里漂泊常年为客，一生当中疾病缠身今日独上高台。历尽了艰难苦恨白发长满了双鬓，衰颓满心偏又暂停了浇愁的酒杯。2、《黄鹤楼》唐代：崔颢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译文：过去的仙人已经驾着黄鹤飞走了，这里只留下一座空荡荡的黄鹤楼。黄鹤一去再也没有回来，千百年来只看见悠悠的白云阳光照耀下的汉阳树木清晰可见，鹦鹉洲上有一片碧绿的芳草覆盖。天色已晚，眺望远方，故乡在哪儿呢？眼前只见一片雾霭笼罩江面，给人带来深深的愁绪。来源：赤峰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

孔孟思想中的“仁”与“爱”——基于人性论的视角摘 要：孔孟的仁爱思想对于人们加强自身的道德修养、为人处事，乃至社会的发展都提供了很多积极的指导。我们不仅要爱自己，还要学会爱他人、爱自然，这些思路在我们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中，始终有许多地方值得我们去学习和践行。关键词：孔孟思想；爱；仁政；人性中图分类号：B2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5）09-0086-02一在奴隶社会早期，奴隶是没有人身自由权的，生存境遇非常悲惨，奴隶主不仅可以随意买卖、惩罚奴隶，甚至还可以任意杀害奴隶。到了奴隶社会后期乃至春秋时期，这种情况虽然略有好转，奴隶主已经不能随便屠杀奴隶了，但是由于统治者对生命的不重视而引发的残害社会底层人民的事件仍然时有发生。据此，儒家提出的“仁爱”思想正是对这一社会现象的批判。《说文解字》中许慎把“仁”解释为：“仁，亲也，从人从二。”[1]从古文的解释中可以看出，“仁”是表示人与人的亲善关系。孔子对生命的尊重，对人的肯定与关怀，恰恰都体现在一个“仁”字上。孔子所说的“仁”，首先是与人有关的话题，“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仁”即爱，“仁”的本质就是爱人。因此，当樊迟问孔子什么是“仁”的时候，孔子简短而有力的回答，“爱人”。一方面，孔子的“爱”是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孝悌之爱，是一种自发表现出来的不带有任何功利性目的之爱。另一方面，孔子虽然也说“泛爱众”，但是这种“爱”还是一种有差等的爱，先爱自己的亲人，再把这种爱推及大众。其次，孔子的“仁”还表现为对人格的尊重。子曰“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正是对人的志气、志向不容侵犯的肯定。“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也体现出了对每个人的尊重，在当代更是被看做处理人际关系的“黄金法则”。把“仁爱”这一思想运用到政治上就体现出了孔子对于百姓的爱，即“为政以德”和“养民惠民”。子曰“修己以安百姓”，又云“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这些以“仁”为核心的民本思想，就在于推己及人的“爱他人”，可以被看作是“仁爱”思想的延伸，是出于朴素的人道主义而阐发的。“孔子以敏锐的观察和思维能力抓住当时仁这个字所包含的爱人思想，加以明确、充实和提高，使它成为具有广泛意义的仁的哲学思想。”[2]孔子认为，人的本质就是“仁”，在回答弟子的提问时，孔子给出了“仁”的3层含义：第一层含义指的是道德和有道德的人。樊迟问：“何以为人？”子曰：“仁者先难而后获，可谓仁矣。”[3]意思是说，有仁爱的人对于困难的事情要抢着做，对于接受奖赏的事情则要退于别人之后，能做到这一点便可以算是仁了。从这句话可以看出第一个“仁者”的仁指有道德的人，第二个“仁”则指道德。第二层含义指具有高尚情操的君子。如《论语·子罕》中说：“仁者不忧。”第三层含义指真理。如“当仁不让于师”，意为面对真理，即使是自己的老师也不能让步、屈服。尽管仁的含义有很多，但都在不同程度上与“爱人”相关联，也可以说是和人的本质相通的。孔子看到了人的社会性，把人从怪力乱神的天命观中解放出来，这种思想在受天命观笼罩着的西周时期是极为进步的。那么，在明白了“何以为仁”之后怎样做才能实现呢？孔子答曰：“克己复礼为仁。”仁是内在的道德思想，礼是外在宗法制度，礼建立在仁的基础之上，礼中有仁是对如何为仁的限定和规范。“克己”就是“复礼”，“克己复礼”就是仁。每个人都要限定自己的行为表现，使之符合社会规范，得到社会的认同。克己复礼就是把个人的自由意志和宗法制度统一起来，把宗法制度这种群体性的意志内化成每个人“为仁”的准则，即“为仁由己”。这样，以“仁”为终极目标的个体行为，从表面上看是个体自由意志的体现，是靠个人的努力实现“仁”，实际上体现的是社会群体的意志。作为先秦儒家的首创者，孔子看到了对人、对生命尊重的重要性，他的“仁爱”思想还充分体现在他的治国方略中。基于“以民为本”的思想，孔子的“仁政”主要表现在以“民本”为核心的以德为政的政治哲学中，包括以下几点：第一，主张以德治国，强烈反对“暴政”，要用“德政”代替“暴政”。德政的具体措施主要是“尊五美”①和除“四恶”。②若君主能做到这几点就可以减少滥用刑法、乱杀无辜的“暴政”，并且得到百姓的拥护，进而可以达到理想的政治状态，这是孔子政治哲学的体现。第二，是要做到惠民、富民和教民。首先是“惠民”，让百姓得到实惠和好处；然后逐渐实现“富民”，让百姓富裕、富足，人民富起来了，社会、政治才能稳定，君主的地位才能稳固，若是民不聊生，社会矛盾激化就会引起人民大众的反抗，那么君主的地位也就难以稳固了；最后是“教民”，“富而不教，则近于禽兽”，因为物质生活的富裕往往是不够的，人的精神世界也尤为重要[4]，所以要对百姓进行道德伦理的教化，使百姓按照道德规范做事，这样社会才能稳定。以上这些治国方略和措施都体现了孔子的“德政”思想和对道德修养、道德教化的重视，是孔子“仁政”思想的特点。二在奴隶社会，奴隶可以被奴隶主肆意屠杀和买卖，奴隶没有作为人应有的基本权利。后来随着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的转变就出现了原始的人道主义，社会上逐渐开始呼吁对人的尊重。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孟子提出了性善论的观点，并在此基础上构建起他的仁政思想。有关人性的问题是先秦诸子百家关注的热点话题之一，孟子继承了孔子关于“仁爱”的思想，初步建立了较为完善的人性论学说，表达了他对人的尊重与关爱。首先孟子“爱人”的思想是以他的“性善论”为基础和前提的。他说，“恻隐之心，仁也”，而且是“仁之端也”“人皆有之”。恻隐之心是人与生俱来的，这种人性中的善与爱是人生来就有的，并不被外在的、功利的因素所影响，所以，这是人性的自然流露，因此人性之善如水之就下，有向善的趋势，对生命的尊重与关爱是建立在性善的基础之上的。孟子用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和是非之心这“四心”来定义“仁”，也叫“四端”，即善的发端，就像人的四肢一样，是每个人都有的。与四端相对的是仁、义、礼、智这4种道德行为，每一种道德行为的出现都是对人性“善”的外在体现，能做到这几点就可以成为一个善人。其次，孟子“爱人”的思想是对孔子的扩充与发展。孔子说“爱人”，是要先爱自己的亲人，是和自己有血缘关系的人，然后再把这种爱推及到大众；而孟子所讲的“爱人”则是直接要求人们把对自己的爱和对亲人的爱扩展为对他人和他人的亲人的爱，进而爱所有人，也就是所说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由此可以看出，孟子对人的尊重与关爱并没有局限于有血亲关系的亲人，而是对天下所有人的爱。再次，对于个体的独立人格孟子也是给予了很高的肯定和重视。例如，在对待君臣关系的问题上，孟子非常反对和鄙视那些对君主言听计从、无条件服从的人，并嘲笑道，“以顺为正者，妾妇之道也”， “而是提倡‘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精神”[5]。这样的大丈夫，是值得每个人去学习和尊重的。最后，孟子还充分肯定了人的生命权不受侵犯，再度表现了他对生命的关爱。无论是统治阶级还是黎民百姓，他们都拥有平等生命权，无论高低贵贱，任何人的生命都应当得到保护与尊重。在孟子看来，君主要想得天下，不能以百姓的生命为代价，百姓的生命比君主及天下更为重要。来源：赤峰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