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佃权制研究论文

佃农有权“永久”性耕种地主土地的租佃制度。出现于封建社会后期，是封建租佃关系的一种形式。永佃制的基本特点是，土地被分割为所有权和使用权（耕作权）两部分。地主只有土地所有权，而使用权属于佃农业。两者各有自己的习惯称谓。前者称为田底（或田骨、粮田、上买、下皮田等），后者相应称为田面（或田皮、质田、小买、上皮田等）。在典型的永佃制下，地主只能收租完粮（也有佃农完粮或地主佃农各半完粮的），无权随意增租夺佃或干预佃农耕作，而佃农则可依约退回、转租或典卖佃权。田底、田面可分别转移，其前提是，田面转移不影响地主收租，田底转移不影响佃农耕作。如果佃农只能“永远”耕种，不能转租和典卖佃权，则是一种不完全的或过渡形态的永佃制。上述两种永佃制在中国都同时存在。永佃制起源于宋代（也有人说是唐代），明后期和清前期迅速发展，东南沿海地区比较普遍，苏南、皖南、江西、浙江、福建、台湾和广东部分地区尤为流行，北方多数地区一般只限于旗地和官田。清中叶后，永佃制日渐衰落，但江、浙、皖地区在太平天国起义失败后曾一度有所恢复和发展。辛亥革命后，永佃制进一步衰落，但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仍未绝迹。永佃制产生和形成的具体途径很多。在早期，垦荒和改良土壤是佃农获取永佃权的主要手段。到后期，特别是清末民初以降，相当部分永佃制是因自耕农出卖土地所有权、保存留耕作权而形成的。在某些地区，地主出卖土地耕作权、佃农缴纳佃价或押租，以及佃农之间私相承顶逐渐形成佃权，都是形成永佃制的重要渠道。永佃制下的佃农有较大的人身自由，生产生活较有保障，一些农民曾为争取永佃权而斗争。地租通常为额租制，租额比较固定，垦荒永佃的地租较轻，有调动佃农积极性，促进土地开垦和农业发展的一面。但在人多地少的地区，佃农以缴纳佃价或押租而获取永佃权，耗费了生产资金，又有阻碍生产发展的一面。在永佃制的发展过程中，永佃农不断分化，少数经济地位上升，转租田面，收取田面租，多数贫困破产，被迫典卖田面。田面不断落入地主、商人等非直接生产者手中。田面由原来的使用权变成同田底平行的特种地权（收租权），出现“一田二主”或“一田多主”的局面。同时，地主也可通过价买或扣抵欠租的方式，收回田面，使田底、田面重新归于一主。一旦田面权同直接生产者分离，永佃制即宣告瓦解，现耕佃农必须同时负担田底、田面双重地租，生产条件空前恶化。愈到后来，田面愈成为地主富户的兼并对象。这是一些地区永佃制瓦解、佃农地租负担加重的重要原因。

你看看这几个你需要不需要 论用益物权在物权法中的地位——以土地用益物权为例 李晓峰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论动产用益物权 兼评我国《物权法》关于动产用益物权之规定 李家军 法律适用 典权：一种具有融资功能的用益物权 用益物权处分研究 王湘平 暨南大学 2006-05-25 硕士我国用益物权制度的完善 刘慧兰 山西大学 2007-06-01 硕士 用益物权制度研究 刘常敏 黑龙江大学 2004-05-20 硕士 你看看你要哪个，我发给你。hi我就可以的

相关范文：论用益物权的内容摘 要：所有权包括占有、使用、收益、处分四项内容，用益物权作为以所有权为基础而产生的物权，其内容亦包括这四项内容。本文认为，用益物权的占有权能通常体现为直接占有，在特殊情况下也表现为间接占有；用益物权的使用权能包括生活性使用、经营性使用、公益性使用三种形式；用益物权的收益权能虽是重要权能，但并不是各类用益物权的共有权能；用益物权的处分权能体现为法律上的处分而不包括事实上的处分。关键词：用益物权、占有权能、使用权能、收益权能、处分权能用益物权的内容，也就是用益物权的权能。关于用益物权的内容，理论上存在着不同的看法，有二权能说、三权能说、四权能说等不同的主张。我认为，用益物权因种类的不同，其内容会存在着差别。但就用益物权的整体而言，其内容应当包括占有、使用、收益、处分四项权能。当然，这并不等于说每一种具体用益物权的内容都包括这四项权能，具体用益物权的权能只能依该用益物权的特点而定。一、用益物权的占有权能占有是对物的实际管领和控制。在一般情况下，用益物权的标的物只有在移转占有归用益物权人时，用益物权才能够行使和实现。例如，不转移土地的占有，建设用地使用人就不能在土地上营造建筑物；不移转农地的占有，土地承包经营权人就无法耕作土地。那么，用益物权的占有权能是限于直接占有，还是包括间接占有呢？对此，学者的意见不一。有学者认为，用益物权的占有权能应仅限于直接占有，间接占有因不直接占有实体物，无从加以使用收益；[①]也有学者认为，在用益物权中，标的物必须移转给用益物权人占有，包括直接占有和间接占有。[②]我认为，用益物权的实现通常须以直接占有标的物为前提，但在用益物权的存续期间，用益物权并不以直接占有标的物为必要。在实践中，用益物权人为了取得更大的收益，或者基于其他原因，也可以将用益物转移给其他人占有。因此，用益物权中的占有权能通常表现为直接占有。但在特殊情况下，用益物权的占有权能也可以表现为间接占有。例如，在典权中，典权人承典房屋后在不转移直接占有房屋的情况下，即将该房屋出租给他人，典权人仅取得了出典房屋的间接占有。因为出租典物是典权人的一项权利，也是一种使用收益的方法。再如，建设用地使用人将建设用地使用权出租，用益物权人对土地的占有也属间接占有。占有权能是用益物权的基本权能，是使用、收益权能的基础。外国法上的地上权、永佃权、用益权、使用权与居住权等，我国法上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建设用地使用权、宅基地使用权等，都具有占有的权能，当无疑问。但是，地役权是否具有占有的权能，学者间则存在不同的看法。有学者认为，无论是积极地役权还是消极地役权、继续地役权还是非继续地役权、表见地役权还是非表见地役权，均不以占有供役地为前提，地役权并不包括占有的权能；[③]有学者认为，地役权包括占有的权能。[④]我认为，地役权的种类不同，其是否具有占有权能的情形也不同。有的地役权没有占有权能，如眺望地役权、采光地役权等，就没有占有的权能；有的地役权则具有占有权能，如引水地役权、排水地役权、搭梁地役权等，就具有占有的权能。因此，一概否定地役权的占有权能是不妥的。那么，地役权的占有权能是否具有独占性呢？对此，学者间的认识也有分歧。有学者认为，地役权的占有权能没有独占性。故地役权人不仅可与供役地人共同使用同一土地，而且也可以与其他地役权或其他用益权人共同使用同一土地。[⑤]我认为，地役权的占有权能是否独占性，也不能一概而论。通常情况下，地役权的占有权能没有独占性，但这并不排除在特定情形下，个别地役权的占有权能具有独占性。例如，根据个别地役权的特质，如不具有独占性则无法行使地役权的，则该地役权的占有即具有独占性。同时，如果当事人约定地役权人的占有具有独占性的，则占有权能即具有独占性。既然用益物权的标的物通常需要由用益物权人直接占有，那么，标的物转移占有的方式除现实交付外，简单交付、占有改定、指示交付等观念交付是否允许呢？所谓简易交付，是指以当事人双方设定物权的合意代替该财产现实移转占有的交付方式。可见，简易交付就是简化了的现实交付，因此，简易交付对用益物权标的物的占有移转也是适用的。例如，某甲将自己的房屋借给某乙使用，后双方协商就此房屋设定居住权或典权，则双方达成居住权或典权合意后，该房屋即视为交付占有。所谓占有改定，是指物权的设定人仍直接占有标的物，而由权利人间接占有该标的物。例如，某甲将房屋出典给某乙，同时又约定某甲再租赁30天。可见，在占有改定的情况下，标的物的直接占有并没有发生移转，用益物权人仅取得了标的物的间接占有。这种以占有改定方式交付标的物的，也是应当允许的。当然，对于建设用地使用权、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而言，占有改定的交付方式通常是不允许的。所谓指示交付，是指当财产由第三人占有时，物权设定人以对于第三人的返还请求权让与受让人，以代现实交付。例如，某甲将房屋出借给某乙，然后又将该房屋为某丙设定居住权或典权。那么，某甲能否以对某乙的房屋返还请求权让与某丙以代替房屋的交付呢？对此，有学者认为，在用益物权设定后，如果设定人将对第三人行使的返还请求权移转给用益物权人，即移转间接占有时，也必须由用益物权人行使该返还请求权以取得对物的直接占有，由其在实体上支配标的物。[⑥]这种观点虽有自相矛盾之处，但实际上是承认了指示交付的有效性。我认为，指示交付也可以适用于用益物权标的物的移转占有。但是，如果因用益物权设定人的原因，导致用益物权人不能行使返还请求权或行使返还请求权无效果时，应由用益物权设定人对用益物权人所受到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当然，以占有改定、指示交付方式移转用益物权标的物占有的，不能违反法律的规定或者用益物权的设定目的。二、用益物权的使用与收益权能用益物权是以使用收益为目的而设定的用益物权，因此，可以说，使用与收益是用益物权的核心权能。使用是指按照物的性能和用途，对其加以利用，以满足生产和生活的需要。用益物权的使用权能系对物的具体利用，本质上是实现物的使用价值，故使用权能是一种事实上的权能。使用是直接作用于用益物权标的物上的权能，是各类用益物权所共有的权能，因此，在德国民法上，用益物权在法学中的直接意义就是使用权，即以使用为目的而利用他人之物的物权。[⑦]用益物权的使用主要有三种表现形式：一是生活性使用，即用益物权人为满足自己的生活需要而使用用益物。生活性使用一般为单纯使用标的物，不伴随收益权能。例如，宅基地使用权人对宅基地的使用，居住权人对房屋的使用等，都属于生活性使用。二是经营性使用，即以营利为目的而使用用益物。经营性使用由于是出于营利目的，因此，常伴有收益的权能，有时也有处分的权能。例如，土地承包经营权人对土地的使用，其目的在于获取一定的农产品；建设用地使用人在土地上开发建筑房屋，其目的在于出售房屋而营利。因此，这些使用都属于经营性使用。当然，当建设用地使用权人将所建筑的房屋出售后，房屋所有人因居住房屋而使用建设用地的，则属于生活性使用。三是公益性使用，即用益物权人是出于公益目的而使用用益物。例如，建设用地使用权人的用地属于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体育用地的，这种使用即为公益性使用。根据《德国民法典》第100条规定：“收益是指物的或者权利的果实以及依物的或者权利的使用方法所取得的利益。”因此，收益是指收取标的物所产生的经济利益。这里的经济利益范围相当广泛，不仅包括天然孳息和法定孳息，而且包括在实际生产经营活动中所产生的各种利益。关于收益权能在用益物权权能中的地位，理论上有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观点认为，用益物权应当兼具使用和收益两项内容或目的；[⑧]另一种观点认为，用益物权不必同时兼具使用和收益两项内容或目的。[⑨]我认为，通过具体分析各种用益物权，可以发现，用益物权的使用权能、收益权能有如下三种情况表现形式：一是仅有使用权能而无收益权能，如宅基地使用权、地役权、居住权一般无收益权能；二是仅有收益权能而无使用权能，如农村土地承包权人转包后，即仅有收益权能而无使用权能；三是既有使用权能又有收益权能，这种情况最为常见，如建设用地使用权、土地承包经营权等。可见，收益权能并不是各种用益物权所共同具备的权能。至于何种用益物权具有收益权能，则应根据具体情况而定。三、用益物权的处分权能在用益物权中，用益物权人除对用益物享有占有、使用、收益的权能外，是否还包括处分权能呢？对此，理论上有不同的认识。一种观点认为，用益物权的权利内容不包括处分权，其内容为对于标的物的占有、使用、收益，不包括法律上的处分。具体而言，在用益物权设定后，物之所有人并没有将其所有权的处分权能移转给用益物权人。用益物权人虽然不具有对标的物的处分权，但土地使用权、典权等可以转让，也可以设定抵押，对用益物权本身进行处分。[⑩]另一种观点认为，就法律处分而言，用益物权人对用益物没有移转所有权的处分权，但权利人有权利处分权，即移转权利和设定负担的权利，如转让、设定抵押等；就事实处分而言，因事实上的处分权能往往是对物加以利用的条件，使用和收益权能在很多情况下是与事实处分权能相结合才能实现。例如，为了在土地上营造建筑物、种植粮食，就必须对土地进行打地基、翻土、修田垄等，这就属于对土地的事实上的处分，不许为这样的处分对土地的利用就是不可能的。因此，用益物权中是应当包含对物的事实上处分的内容的。[？]还有一种观点认为，讨论用益物权处分权能时，通常讨论的是权利人能否对其享有的用益物权的标的物加以法律上或事实上的处分。从这一角度出发，就法律上的处分而言，用益物权人不能对标的物进行法律上的处分；就事实上的处分而言，为了使用和收益的目的，法律一般允许用益物权人对标的物进行改良或保存行为，但不允许对其标的物进行显著的变更或毁损。当然，这种观点也不否定用益物权人对用益物权本身的处分权能，即除非法律特别规定或者权利性质的特殊要求，权利人原则上可以对权利本身进行处分。[？]可见，这种观点是以对用益物的处分为前提来讨论处分权能的。从上述各种不同的观点来看，其存在分歧的原因在于对于处分的理解有所不同。因此，应当首先明确处分的含义和对象。德国著名学者拉伦茨教授指出：“处分行为是指直接作用于某项现存权利的法律行为，如变更、转让某项权利、在某种权利上设定负担和取消某项权利等。处分的对象永远是一项权利或一项法律关系。所有权人处分其所有权的处分行为，如移转动产上的所有权以及在所有权上设定有利于第三人的限制物权（如设定用益权、抵押权或质权）等。”[？]关于处分的对象（标的或客体）问题，涉及到权利客体问题。对此问题，拉伦茨教授从三个层次上进行了分析。第一层次的权利客体即第一顺位的权利客体，是支配权或利用权的标的，属于狭义的权利客体。这一顺位的权利客体是有体物以及在其上可以有效成立一个第三人的支配权或利用权的无体物，因此，属于某人所有的物就是第一顺位的权利客体。第二层次的权利客体即第二顺位的权利客体，是权利主体可以法律行为予以处分的标的。这一顺位的权利客体是权利和法律关系。德国民法在使用“标的”（标的物）这一词语时，总是把它和一个处分的法律行为、或者与一个处分权结合在一起，这就是第二顺位的权利客体，也就是处分标的的意思。因此，在某物上存在的所有权作为处分的标的（可以处分的对象）就是第二顺位的权利客体。从这个意义上说，在所有权中，所谓的处分应是对所有权的处分，而不是指对所有物的处分。第三层次的权利客体即第三顺位的权利客体，是指作为一个整体并且可以被一体处分的某种财产的权利或者某种特殊财产的权利。因此，财产本身并不是一个统一的处分的标的。[？]从拉伦茨教授关于权利客体的三层次论述中，我们可以清楚地发现，处分的标的只能是权利或法律关系，而作为第一顺位的权利客体是不能作为处分标的的。当然，拉伦茨教授所指的处分，是仅就法律上的处分而言的。若就事实上的处分而言，处分权能应指向物本身。在我国民法上，学说上一般认为处分是所有权的核心权能，因此，只在论述所有权的权能时加以说明。我认为，处分作为支配物的一种表现形式，不为所有权所独有，用益物权和担保物权也应具有处分权能，只是它们的表现形式有所不同而已。通说认为，处分不仅包括事实上的处分，也应包括法律上的处分。事实上的处分是指对物进行消费，即通过事实行为使物的物理形态发生变化，从而满足人们的需要；法律上的处分是指对物的权利的处置，即通过法律行为使物的权利状态发生变动。拉伦茨教授所指的处分，指的就是法律上的处分。法律上的处分有狭义与广义之分。狭义的法律处分，是指对标的物的权利（如所有权、用益物权、担保物权）的处分；广义的法律处分，除包括狭义的法律处分外，还包括对标的物设定负担，如在标的物上设定用益物权、担保物权等。基于上述分析，我认为，在物权的处分权能上，法律上的处分的对象应是权利，而事实上的处分的对象是物本身。在这个前提下，我们可以具体分析用益物权的处分权能问题。就法律上的处分来说，如前所述，它包括两种情况：一是对权利的处分；二是对权利设定负担。就对权利的处分而言，用益物权人自然不能享有处分用益物所有权的权利，否则即构成无权处分。但是，用益物权人应当享有对用益物权的处分权能，即有权将用益物权移转给他人。因为用益物权是一种非专属的财产权，通过处分用益物权可以实现用益物权人设定权利的目的。“处分权的缺失有悖于用益物权的支配权属性，会影响到物的使用权效率。” [？]因此，法律应设计具体的规范调整用益物权的移转问题。当然，法律也可以根据某种特殊的原因，限制用益物权的移转，如居住权就是一种不具有移转性的用益物权，宅基地使用权在转移时也受到严格的限制。就对权利设定负担而言，用益物权人有权以用益物权为客体设定抵押、租赁等权利。例如，我国现行法规定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可以设定抵押，也可以出租。那么，用益物权人是否享有在用益物上设定负担的权利呢？对此，有学者认为，用益物权人不可以就标的物设定地上权、地役权、抵押权，但可以在其享有的用益物权上设定次用益物权，该次用益物权是以既存的用益物权为其客体的。[？]我认为，由于用益物权人对用益物只享有定限物权而没有所有权，所以，用益物权人一般不能以用益物为客体设定负担，如以用益物为客体设定地上权、抵押权、租赁权等权利。但是，在某些特殊情况下，基于用益目的的需要，用益物权人也可以在用益物上设定负担。例如，用益物权人可以就用益物为他人设定地役权，典权人可以就典物设定典权即转典。应当指出的是，在这些情况下，用益物权人所设定的用益物权的客体并不是原用益物权人所享有的用益物权，它的客体与原用益物权的客体是相同的，都是原不动产。就事实上的处分来说，由于它是对标的物进行实质上的变形、改造或毁损，因而，一般情况下，这种处分权能非属所有人不可，除非法律另有规定。如前所述，有学者认为，用益物权人对用益物也享有事实上的处分权能。对此，我持有不同的看法。尽管用益物权人对用益物加以利用往往需要对物进行一定的变形、改造，如建造房屋需要打地基、耕植农作物需要修田垄等，但这实际上是用益物权人实现使用、收益权能的前提条件，是用益物利用的一种形式，属于用益物的改良行为。用益物的改良与用益物的事实上的处分是完全不同的，因此，《德国民法典》第1037条第款规定：“用益权人无权对物进行改造或者重大变更。”第2款规定：“在不对土地的经济用途进行重大变更的范围内，土地的用益权人可以为了采掘岩石、砂砾、沙士、粘士、陶士、泥灰岩、泥炭或者其他土壤成分而设置新设备。”前者规定的用益物的事实上的处分，属法律禁止之列；后者规定的是用益物的改良，属法律允许之列。[？]注释：[①] 温世扬、廖焕国：《物权法通论》，人民法院出版社2005年版，第394页。[②] 屈茂辉：《用益物权制度研究》，中国方正出版社2005年版，第7页。[③] 刘凯湘：《论基于他物权的物权请求权》，载《法学论坛》2003年第2期，第33页。[④] 谢在全：《民法物权论（中）》（修订三版），台湾文太印刷有限公司2004年版，第226页；陈华彬：《物权法原理》，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1998年版，第553页。[⑤] 温世扬、廖焕国：《物权法通论》，人民法院出版社2005年版，第471页；陈华彬：《物权法原理》，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1998年版，第553页。[⑥] 钱明星：《我国用益物权体系研究》，北京大学2001年博士学位论文，第12页。[⑦] 孙宪忠：《德国当代物权法》，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30页。[⑧] 江平主编：《民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95页。[⑨] 屈茂辉：《用益物权论》，湖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5页。[⑩] 王利明：《物权法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12页。[？] 钱明星：《论用益物权的特征及其社会作用》，载《法制与社会发展》1998年第3期，第18页。[？] 尹飞：《物权法·用益物权》，中国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27页。[？] [德]卡尔·拉伦茨：《德国民法通论》，王晓晔等译，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436页。[？] [德]卡尔·拉伦茨：《德国民法通论》，王晓晔等译，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378—379页。[？] 钱明星、李富成：《中国物权法的观念》，载蔡耀忠主编：《中国房地产法研究》（第一卷），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119—120页。[？] 钱明星：《我国用益物权体系研究》，北京大学2001年博士学位论文，第8、12页。[？] 我在给研究生讲课，有学生认为物的改良行为应属于事实处分的下位概念，因此，对用益物的改良即属于事实上的处分。但我认为，物的改良与事实上的处分是不同的。前者是在不毁损物的本体的情况下，对物加以改善，以使其增加价值和使用价值，如为房屋的客厅铺设地板；而后者是对物的本体的毁损或变更，或将房屋拆除。因此，应当将物的改良与事实上的处分区分开来。也正因为如此，我认为，所有权的权能不仅包括占有、使用、收益、处分，还包括改良等其他权能。其它相关：论用益物权制度的发展趋势论用益物权的效力仅供参考，请自借鉴希望对您有帮助

社会保障法律制度是当代各国法律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保障立法模式的研究作为社会保障法律制度研究的一部分,显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社会保障 毕业 论文，供大家参考。

社会保障水平是社会保障体系的关键要素之一，对于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完善与运行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适度的社会保障水平，对于国民经济、社会和社会保障自身的发展具有积极的作用。本文将通过对我国社会保障现状的分析及指标的分析，来评价中国当前的社会保障水平。

一、社会保障水平及指标

社会保障水平是指一定时期内一国或地区社会成员享受社会保障的高低程度。西方国家一般把社会保障总支出占GDP的比重作为衡量社会保障水平的主要指标。其中，社会保障支出总额是指一定时期内一国或地区实际支出的各种社会保障费用总和。社会保障支出总额占GDP的比重，集中反映了一国或地区的经济资源用于提高居民社会保障待遇水平的程度。

判断社会保障水平适度与否的标准不是单一的，需要考虑的因素有：社会保障制度是否保证了公民具有一定的经济生活水平并能抵御不可抗拒的社会风险;社会保障支出是否与国民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是否与社会各方面的承受能力相适应;社会保障结构是否与国民经济产业布局相适应;社会保障水平是否有助于促进就业与统一的劳动力市场的形成;等等。

二、我国社会保障水平适度性分析

(一)国内学者对于我国社会保障水平的研究

长期以来，我国的社会保障实行分散化管理，社会保障水平的统计缺乏规范的指标体系，不同专家对我国社会保障水平的推算也不尽一致。以1994年为例，郑功成教授推算该年社会保障水平为，加上其他未统计因素，社会保障水平为10%~12%;穆怀中教授的小口径推算为，中口径(含住宅投资)为，大口径(含住宅投资和价格补贴)高达。根据穆怀中教授的推算，尽管我国人均GDP低于西方工业化国家20世纪60年代的水平，但我国中口径(含住宅投资但不包括价格补贴的社会保障费用总额)的社会保障水平与它们60年代的水平并不逊色。

(二)我国社会保障水平的国际比较研究

以发达市场经济的国家为参照，普遍认为我国目前的社会保障水平偏低。比如，1991年，瑞典、英国、美国社会保障支出占中央财政支出的比重分别为、、。而我国2001年社会保障支出占中央财政支出的比重仅为。

与我国人均GDP接近的国家进行比较，2002年，我国人均GDP接近1000美元，当年社会保障支出占GDP的比重是。而与我国人均GDP接近的国家，如玻利维亚、哈萨克斯坦、俄罗斯等国，社会保障支出占GDP的比重依次为、、。因此，我国社会保障水平既不显得过高，也不显得过低。

(三)城乡社会保障水平比较分析

由于我国长期实行城乡二元社会结构，城镇几乎形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系统，存在着类似于西方发达国家的福利制度，享受以高就业、高补贴、低收入为特征的、相对完善的社会保障服务;而农村居民仅拥有建立在农村集体经济基础上的以社会救济、“五保户”供养和合作医疗为核心的社会保障，并未能享受到真正现代意义上的社会保障，存在着水平偏低的社会保障，一定程度上，城镇较高水平的社会保障是以牺牲农村的保障水平为代价的。在城乡之间，我国城乡居民享受到的社会保障待遇差别极大。比如1994、2001年城市人均社会保障费用支出是农村的100倍多。

总的来说，对于目前我国社会保障水平适度与否的判断，并不是一个非此即彼的问题，而是过高与过低并存，存在着结构性矛盾，需要进一步改革和完善。 三、保持我国社会保障水平适度的建议

(一)正确处理社会保障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建立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体系，这是我们 总结 了许多国家特别是福利国家的 经验 教训所得出的一个正确结论。但是，到底什么样的社会保障水平是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社会保障支出必须依赖经济发展，但并非任何意义上的福利支出都会削弱或阻碍经济增长。某种意义上的福利支出可能带来经济增长，或为经济增长创造前提条件。目前，我国尚处于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阶段，社会保障支出占GDP的比例本来很低，加之在改革不断深入的过程中，难免回出现失业率上升之类的问题，因此，一定时期内社会保障支出增长是应该的。建议我国在目前阶段，适当增加社会保障支出占GDP的比例，这不但会为经济增长创造稳定的社会环境，还可能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动力，要辨证地看待福利支出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总之，存在着这样一种良性循环：随着经济发展适度增加对社会保障的投入，得大多数人创造更多的发展机会，可以赢得经济和社会更加健康、协调、更可持续的发展。

(二)提高社会保障支出占GDP的比重

目前我国社会保障支出占中央财政支出的比重仅为，与发达国家相比有较大差距，这种财政支出结构是不合理的。因此，要发挥财政在筹集社会 保险 资金中的主 渠道 作用，切实调整财政支出结构，提高财政支出中社会保障支出的比重，建立稳定的财政对社会保障支出的投入机制。各级财政超收的增量除用于法定的支出外，其余应主要用于充实社会保险基金。与此同时，要防止社会保障支出水平过高于GDP的增长，出现福利国家危机。因此，除了建立GDP对社会保障支出的正常支持机制，还要建立二者的动态弹性机制，使社会保障支出随着GDP的增长动态变化，但处于适度区域内。

(三)加快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

当前农村要以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以及新型合作医疗制度为重点和基础，全面推进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将社会化养老 措施 与家庭养老相结合，由政府出面理顺农村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管理体制，使老年人的生活质量不断得到提高。当然，不同地区社会保障的标准、社会保障模式也应有所不同，不能一刀切，而是要根据各地经济发展的情况，形成层次分明，标准不同的社会保障制度。经济发达地区保障程度高一些，欠发达地区保障程度低一些。财政要加大对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的支持力度，改变以前重城市、轻农村的状况，提高财政对农村的社会保障补助支出。

(四)改革城镇社会保障制度

改革和完善城镇社会保障制度，坚持“有升、有降”的方针。取消一些不合理、过高的福利项目，改革工资制度，实行工资货币化;改革一些垄断性部门的福利制度，降低其社会保障水平;增加对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资金的投入，增加对城市低保户、无劳动能力者等弱势群体的投入，保证其过上有人格尊严的生活;继续完善城镇基本医疗、养老、失业、工伤、生育保险，保证公民能抵御不可抗拒的社会风险。总之，把城镇居民的社会保障水平控制到与当前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阶段，既达到了保障目的，又把水平控制到一个合理适度的水平。

参考文献

[1]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3

摘要： 文章 把探索视觉转移到解决农民工 社会 保障的新路径—— “土地换保障”，并在 总结 当前 理论 界提出的基本思路和操作步骤上创造性地进行“土地换保障”的运行载体缺失 分析 ，引入代表农民工土地使用权的 农村 集体 经济 组织和集体经济组织转制而来的股份合作社作为“土地换保障”的交易中介机构。

关键词：农民工;社会保障;新路径;土地换保障

Abstract: The exploration vision to be transferred to the social security of migrant workers to address the new path - the "land for security", in his summing up the current theory of the basic ideas put forward by the community and on steps to carry out a creative way of "land for security" to run the carrier missing Analysis of the introduction of migrant workers on behalf of the land use rights of rural collective economic organizations and collective economic organizations from the transfer of the shares of cooperatives as a "land for security" deal intermediaries.

Key words: migrant workers; social security; new path; land for security

前言

“十一五”规划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加快城市化道路，统筹城乡协调 发展 ，构筑和谐社会，农民工群体的社会保障更成为当前急需解决的 问题 。解决好农民工社会保障问题有助于打破 中国 城乡二元体制结构，实现城乡协调统一，加速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发展，推进社会主义 现代 化的进程。

一、农民工社会保障的思路

在建立农民工社会保障的基本思路上，当前理论界还存在着较大分歧和争论， 目前 主要有三种思路：一种是仍然将其划归于农村社会保障范围之内;一种是将其归于城镇社会保障范围之列;另一种是另起炉灶，推出相对独立的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建构一种作为过渡形态的“三元社会保障模式”。农民工的社会保障到底是归属城市还是回归农村，还是创新一种新的保障机制，值得我们进一步探讨。

实际上农民工纳入农村社会保障或纳入城镇社会保障在 实践上都遇到很多现实阻碍。从农民工社会保障现状分析得知，由于农民工双重的身份性，一方面乡镇 财政资源的有限性和土地保障功能的虚化及农村社会保障缓慢发展，制约了农民工进入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步伐;另一方面以单位为核心的城镇社会保障体系，由于城市社会保障机制滞后， 企业 因为社会责任弱化导致的用工制度不规范及作为理性“经济人”的抵触、以及农民工较强的流动性而引起执行上的困难、农民工在经济收入上的窘迫、自身可支配经济资源的有限性所导致参保的理性规避等诸多原因，将农民工纳入城镇社保体系在现实可行的条件下依旧困难重重。因此除上述三种思路外还有学者没有明确提出归口，积极探讨建立城乡一体的社会保障体系。提议应从我国国情出发，根据农民工的特点及最迫切的利益需求，优先建立农民工工伤 保险制度和大病统筹医疗制度，构建以最低生活保障为核心的农民工社会救助机制，规范企业用工制度，建立农民工的工资保障制度，抓紧制定有关农民工社会保障方面的 法律 和法规，探索适合农民工特点的与现行的养老保险制度相衔接的农民工养老保险办法，依照分类分层保障的原则积极稳妥地解决农民工社会保障问题，最终实现城乡一体化的社会保障制度。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积极地寻求多种路径来解决农民工的社会保障成为大多学者的共识，让社保对农民工来说不再是“镜中月，水中花”，能真正意义分享到应有的各种社会保障。事实上“农民工力争一只脚踏在收益低、预期确定、保证生存起码需求的土地保障上，另一只脚踏在收益高些、风险大、非生存起码需求的非农收入上”，[1]农民工在城乡之间流动，具有双重收入来源，存在的经济基础很特殊：一方面脱离了 农业生产逐渐市民化，在城市则可以在非农行业就业，另一方面，农民工与农村仍然保持着千丝万缕的 联系，他们在农村留有一份土地，在城市谋职的风险性以及社保的严重缺失等所导致返乡的极大可能性，宁愿抛荒也不愿意放弃这惟一的保障，仍把土地作为最后的退路。因此，笔者认为解决农民工的社会保障是个循环渐进的过程，上述几种解决农民工社会保障的思路都忽视了现阶段农民工怎么从土地这个社会保障向现代社会保障系统转换的问题 研究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研究员崔传义认为研究这个问题是有战略意义的，这个问题解决得好，会大大有利于农民向城镇的转移，有利于城市化、 工业 化的实现，有利于全面小康社会的顺利建成。

二、“土地换保障”——农民工社会保障的新路径

在《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规定中指出，农民外出务工期间，所承包土地无力耕种的，可委托代耕或通过转包、出租、 转让等形式流转土地经营权，但不能撂荒。农民工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要坚持依法、自愿、有偿的原则，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强制或限制，也不得截留、扣缴或以其他方式侵占土地流转收益。[2]这就给流转土地经营权进一步提供了政策依据。事实上，在国家近年出台系列减免农业赋税及加大农业投入和农业补贴等有利于农民增收的农业政策下，许多农民工外出打工，留在家里的土地就委托给亲戚邻友耕种或者转包、出租给其他人代理，从中取得一笔收益，但收益不多，只是当家用补贴。对经济收入较低的农民工来说，觉得有利可图就将土地出租出去，钱一点是一点，总好过撂荒。那么如何将农民工在原属地的农地更好地利用起来，并且将社会保障联系起来就是个难题了。国家行政学院社会保障权威专家龚维斌在“完善社会保障与和谐社会建立”的记者专访中就提出：“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和发展既要借鉴国外的 经验，也要立足国情，构建一个‘低保障，低水平，广覆盖，重实效、可持续’的社会保障机制。充分发挥政府、企业、社会在社会保障中的作用，挖掘和利用传统社会保障资源。”这就给农民工怎么从土地这个社会保障向现代社会保障系统转换的问题进一步指明了方向。

提倡“土地换保障”制度的学者们都不约而同地把寻求农民工社会保障路径的探索视觉转移到现在农村惟一有较大增值价值和财力功能的就是土地，从开发和挖掘农村传统的社会保障资源来寻求解决农民工社会保障困境的路径，最终目的为建立针对农民工独特身份和特点的社会保障制度铺路，从而推进市民化和城乡一体化进程。“土地换保障”通过土地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的创新，填补了农村土地流转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的空缺，成为一种切实可

行的制度安排，是建立农民工社会保障的创新路径，很好的解决了土地社会保障功能的延续，为农民工社会保障的建立提供了启动资金。农民工因为土地使用权的转让，获得了相应的收益，从此代替土地的社会保障功能和实现从农业人口向非农业人口的转换，逐步实现市民化，并且推进了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和规模经营发展。

三、“土地换保障”方案设计中运行载体的缺失浅析

(一)“土地换保障”方案设计中运行载体的缺失 分析

从 “土地换保障”的基本思路和操作步骤来看，“土地换保障”的实质或核心是承认农民在让出承包土地或被征用土地的情况下，应当获得某种补偿，并且这种补偿应当被用来为其建立 社会 保障。那么这样一种用社会保障替代土地保障的方案设计到底有没有充分现实依据呢，陈颐同志进行深入 研究 对农民工选择“土地换保障”这样一种从土地社会保障向 现代 社会保障系统转换的方案设计进一步补充了相关依据，论证了“土地换保障”方案设计的可行性。[3]另外，曾详炎等同志在可操作性上进一步研究，认为在这个制度安排在实际操作中需要注意一些 问题 ，如会遇到初始永佃权的定价问题，可能出现的侵占 农业生产资金问题、土地市场评估成本问题、地区之间地价与社会保障水平不平衡问题以及土地私有化问题等，并且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相应对策。[4]然而笔者发现其中还没有学者注意到运行载体的缺失问题，在方案设计中提出具体运作办法时有学者认为，对放弃 农村 土地使用权的农民工，可直接参加农民工社会保障，并以农村土地使用权折算为一定年数的个人帐户积累额，促进农民工从传统土地保障到社会保障的平稳过渡。[5]另外有学者提出，农民工到城镇就业或进入城镇定居而无力耕种土地的时候，让出其原先承包的土地，由转包者按国家统一标准替 转让者缴纳一定数量的 经济 补偿，使其参加相应的社会保障。当然这部分经济补偿也可先交付国家 财政，但国家必须做出相应的政策调整，承诺将这部分农民纳入城市和相应的社会保障体系。[6]由此可以看出，“土地换保障”整个运行过程中交易中介机构的研究是缺失的，有的只是笼统指出由国家责任强制为其纳入社会保障，有的直接由土地经营权的转包者支付农民工参保费用。我们知道，农民工只在乎现期收入，他们参保的意识非常薄弱。对他们来说，增加他们的收入最为切实，所以他们就可能会同承包者私下商量好将社会保障的提取费用直接转化为货币经济补偿，这就要求国家赋予有关监督机制的制约。而如果设立国家的监督机关来监督承包者从转让农民工土地使用权获益中提取农民工社会保障费用的行为，则加大了“土地换保障”制度的成本支付，这就提出了在实行“土地换保障”方案中其运作载体的缺失问题，值得我们进一步研究。

(二)“土地换保障”的运行载体——农村集体经济 组织及由集体经济组织转制而来的股份合作社

根据孙雷、陈波羽中的研究，他们在针对失地农民设计的“土地换保障的逻辑框架” 中指出失地农民通过放弃土地使用权获得经济补偿后，一部分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为失地农民办理养老、医疗、失业等 保险，一部分作为失地农民的货币收入，成为市场人的物质基础，另一部分则用作对失地农民的培训，使得他们具备向非农产业转移的基本技能。可见这里代表耕地所有权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则成为交易的中介机构，作为失地农民与征地方交易的中间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通过被征用耕地的交易获得的收益，用来支持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农村居民的生活条件。[7]由此可以推广到 “土地换保障”中针对农民工社会保障的建立，引入代表农民工土地使用权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作为交易中介机构。这个思路也符合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既要有党和国家的强力推动，更需要发挥农户、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积极性和主观能动性的政策精神 。另外笔者认为为避免由村集体包办，应与现行的 中国 行政机构体制改革和农村基层组织建设以及正在农村推行村务公开的民主 管理制度相配套，特别是农村集体组织从农民工土地转让费当中用于社会保障的费用提取应该向村民公开，通过这样的方式让农民更多地参与和监督村里的事务。保证集体经济组织运行应有的效率与公正。

而原有农村社区集体经济产权模糊、人格化的出资者主体缺失、决策独断、监督不善、分配随意等种种制度性缺陷直接 影响 到保护集体经济组织及成员利益，研究表明迫切需要从产权制度改革上破除。现阶段农村社区集体经济产权制度改革以村、组为对象，在制度安排上多采取股份合作制的形式。从转制后的组织形式看，其定位不同，既有股份合作制 企业 ，也有股份制公司，以及股份合作社。有学者进一步研究，现阶段集体经济组织产权制度改革的定位，以及转制后的实际功能和作用都与政府行为有直接关联。两者要在今后的改革和 发展 中相互调适。其中第一条指出转制后的组织功能就与社区成员的社会保障管理有关，是按照公共产品供给非歧视性原则，对于集体资产所有者的社会保障成本，政府应给予一定的扶持，并全额承担“城中村”或“村改居”成员的社会保障费用。[8]另外深入到股份合作制中土地股份合作的研究，土地股份合作的形成是在村委的引导下若干农民自愿组织，组成合作社，农民将自己的土地使用权向合作社入股，由合作社统一经营和管理，实行“土地入股，集约经营，独立核算，按股分红”。其股份合作社在年底取得的收入扣除必要的成本费用后按股分红，同时合作社按每股每年提取风险基金和发展基金。农民工进城务工，也可以通过股份合作形式将自己在原属地的土地使用权向合作社入股，这样一来他们对土地的承包经营权不仅长期不变，而且还有股权收益，吃了“定心丸”，也 自然 安心进城从事二、三产业。[9]将上述两个研究成果结合起来研究，笔者认为可以按照“土地换保障”的思路，通过由集体经济组织转制而来的股份合作社在土地与农民工的现代社会保障两者之间架起联结通道，股份合作社在农民工向合作社入股期间在按每股每年强制提取风险基金和发展基金的基础上强制提取一部分基金作为农民工建立现代社会保障的启动资金，保证其进城后最基本的社会保障。

当然，由于中国各地经济水平不一，这种股份合作的土地流转形式主要出现经济较为发达，大部分农民已转移到从事非农产业的沿海地区和发达内陆地区，如广东、江浙、辽宁、山东、湖南等地。而

广大中、西部贫困地区由于受到地域、经济水平等因素制约了土地的流转，也就很难形成土地股份合作这样一种土地规模经营方式。因此在考虑原属地在较为贫困，并且零星分散的小规模经营比较严重的中、西部地区的农民工在实施“土地换保障”中架构其运行载体时，笔者认为有待于政府(下转第24页)(上接第22页)大力扶持农村经济合作组织的发展，并且政府在其介入的作用成分相对发达地区对股份合作社要多一些， 值得我们更深入研究。

参考 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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