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自由观念的比较研究论文

争论与讨论的自由，本不是一个新鲜的话题，自由主义的鼻祖约·斯·密尔在其《自由论》中已对“讨论自由”作了严谨缜密的阐述。某些知识分子在这样要害的问题上出语草率、混淆概念，既可以说明中国知识界权利观念的空乏，对智者角色意识的淡漠，亦可看到中国知识界在文化遗产与理论素养上的短缺。而讨论自由（密尔使用“讨论”一词，笔者以为无论在个人权利还是社会功能上，“讨论”与“争论”无重大区别，因本文较多地转述密尔的思想，因而转用“讨论”）乃自由知识分子智力生活的空间之所在。有了它不过意味着智力生活的开始，能取得什么成果将取决于诸多文化因素，殊难预料；然而失去它，几乎就是失去了这一社会角色的立足点，对自由知识分子而言，几乎就是失去了一切。本文的论述在很大程度上源自密尔。讨论自由，意味着给一切言论自由。对于赞成的言论，自然人们不会去压制。因而问题在于对待不同意见可不可以压制。实际上允许一种言论，压制另一种言论，也就谈不到讨论自由了。但这样讲其实只是说明了自由的含义，远远没有阐明为什么应该有讨论的自由，即为什么应该对不同意见给予自由。不同意见的诸种性质——它是正确的，它是错误的，它是正误参半的——决定了一个讨论自由的辩护者必须从几个方面分别论述。2.我们永远不能确信我们力图压制的意见一定是错误的。如果认定一个人、一个机构在智力判定上拥有这样的权力，大致就是认为这个人、这个机构是绝对正确的。而这一前提本身显然是不对的。正是那些被同僚、被下属称为“常胜将军”的伟人最清楚：世上根本没有常胜将军，他自己的判断经常失误。但是可卑的是帮助绝大多数人感觉到这一常识——没有一个人的判断是绝对正确的——的无数经验事实，却很少加强了这一理论概括的力度，更没有促使这一理论的扩展、丰富、升华。人类的可卑处还在于，尽管残酷的经验事实教会了绝大多数人承认自己也会犯错误，但他们并没有致力于建设一个防范措施，防范一个人误以为自己正确时的过份专断，特别是对不同意见的压制。一个人的意见可能是错误的，那么对于社会上多数人的意见可否完全信赖呢？如此是不是找到了一般“世界”中的观念呢？而所谓“世界”对一个人而言，只能供他接触到其中的一部分——他的党派、他的阶层、他的国家、他的文化圈。党外还有党，阶级之外还有阶级，国家之外还有国家，儒教世界之外还有基督教、佛教、伊斯兰教的世界。一个人投身、浸染在哪一部分中，带有很大的先天与后天的偶然性。绝无理由将一部分视为压倒多数。而在智力生活中，即使你真的投靠了多数，也绝然没有找到必定正确的根据。密尔说：“假定全体人类（除了一个人）执有一种意见，而仅只一个人执有相反的意见，人类要使那一个人沉默并不比那一个人（假如他有权力）要使人类沉默更为正当。”因为在理性的王国，就认识真理而言，多数不具有更多的意义。只是在一个社会需要追求某种程度上的行动的统一这个意义上，多数才有意义。但那是行动领域的事，这里说的是思想与讨论。二者的区分，我们后面再谈。在一定时刻，少数人的意见比多数人的意见正确，这种例证数不胜数。哥白尼、伽利略、达尔文，等等。在很多场合，剥夺了一个人的意见实际上是对全人类的剥夺，因为它是剥夺了全人类中的一种意见，有时恰好是全人类中最独具慧眼的一种意见。不仅多数人可能犯错误，甚至一个时代都可能犯错误。前一时代被人们心悦诚服地接受了的主导意见在下一时代被纠正，这在历史上并不罕见。与之对应，有时，在前一代被压制的意见在下一时代被昭雪并广为接受。以上都在说明判定一个意见的对错，是艰难的。谁也没有绝对的判断力。不同的意见也有正确的可能性。因而建立在对错误意见可以压制基础上的对不同意见的压制是荒谬的。在思想的领域中一切都是可以怀疑的。但是当一种社会主导意见的支持者发觉难于为其绝对正确、永远正确论证时，他们便转而论证这些意见虽未必“正确”，但却对社会具有非常大的“重要性”，亦即“有用性”，因此不容怀疑与讨论。这种辩护实际上转移了概念，变“正确”为“有用”。但这一转移解救不了他们理论上的困境。第一，关于何为“有用”仍然大有讨论的余地，绝非统一而无争议。第二，对好多人而言，“正确”与“有用”在大多数场合有一定的相关性，是不能割裂开来的，特别是当人们已看到一个事物的错误的时候。3.以上我们提出公认的意见难保永远正确，与其对立的意见也有正确的可能性，因而讨论自由是必要的。接下来转到第二步：如果公认的意见无谬误，而与之对立的意见是错误的，应否坚持讨论自由，应否给予错误意见持有者发言权呢？这一假设实际上是与前一假设相矛盾的。前一假设讲的是“可能性”，多数人可能错，少数人可能对。这种假设前提是颠扑不破的。后一假设则认定一派意见是错的。其实仅仅从第一种假设出发，推断的结果就是坚实的。再作第二种假设及在此基础上的推断，不过是为了强调，即使后一前提成立，讨论自由仍有充分之理由。首先，一种正确的主张如果不能时常经受充分的和无所畏惧的讨论，它将不再是活的真理，而成为死的教条。这些主张和信条对其创始人以至其直传弟子来说，是充满意义和生命力的。与论敌的斗争使他们不断寻找新的证据。只要这种斗争持续下去，这种感受就不会衰弱。而一旦它成为不许怀疑，不许与之争论的教条，人们接受它就不再是出于主动，而是被动的了。教条剥夺了人们的理性，使之不对原初的争论再作关照；教条窒息了人们的心灵，使之冷淡麻木，不对任何问题给予真正的投入。这种恶果远远超出智力范围，它导致道德的衰弱。因为“在缺乏讨论的情况下，不仅意见的根据被忘掉了，就是意见的意义本身也常常被忘掉了。……鲜明的概念和活生生的信仰没有了，代之而存在的只有一些陈套中保留下来的词句；或者假如说意义还有什么部分被保留下来，那也只是意见的外壳和表皮，精华则已尽失去了。”（密尔语）第二，不许错误的意见向正确的意见挑战，意味着武断地取消了客观上存在着的论敌。“而一到战场上已无敌人的时候，教者也好，学者也好，就都到他们的岗位上去睡觉了。”用密尔时代的一位作家的话说，这是“既定意见的沉睡”。人们只是麻木地承继一些教条，对其根据和意义毫不关心。因为事物不容置疑，不再需要思考，他们也就放弃了思考。密尔说：“这个致命的倾向是他们所犯错误半数的原因。”第三，培养和开发智力的最好办法是置身到一个自由讨论的环境中，理解一种意见的根据，并学习在各种反驳前为之辩护。“一个人对于一件事情若仅仅知道自己的一方，他对那个事情就所知甚少。他的理由也许很好，也许不曾有人能驳倒他。但假如他也同样不能驳倒对立方面的理由，也不尽知那些理由都是什么，那么他便没有根据两种意见有所择取。进一步讲一个人听取敌方的论据，若仅听到自己的教师转述的样子，……那也不够。……他必须能够从实实在在相信那些论据、真诚为之辩护、并为之竭尽一切努力的人们那里听到那些根据。”他必须听取那些反对意见中的最雄辩最动听的论据，必须感受到应付挑战与解决问题的全部压力，否则他就不会得到真知灼见。密尔认为，百分之九十九的受过教育的人未经受充分的自由讨论而获得真知。他们的结论也许正确，但他们并未真正地理解一种主张和意见。苏格拉底本人绝不是没有自身立场的诡辩家，他可以为自己的信念去死。但他的辩论法却的确更注重论证过程，而非结论。他使那些只记住某一结论的人在辩论中明白自己对这一问题几乎一无所知。苏格拉底式教学法与死记硬背的教育法无疑有着霄壤之别。因而无论是真理的获得，还是对之全面、深入的理解，都在极大的程度上有赖于深刻的反对者的存在。甚至在不存在这一反对者的情况下，在培养学生时都须寻找替代物。因为没有了真正意义上的自由讨论，也就没有了真理。4.除了以上两种情形之外，更常见的是第三种情形，即相互对立的两种意见各包含一部分真理。特别是那些由来以久的重大争论，如世界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人性本善还是本恶，历史进程是偶然的还是必然的，自由竞争与国家干预，其实是双方各有道理。虽在一时间有此消彼长之势，但长久地看，似呈螺旋上升的趋势，争论的水平不断提高，却难于看到一方山穷水尽濒临出局的状况。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双方交替推出新的根据及理论高手。就以上的例子看，当下似乎是历史决定论与国家社会主义处于下风，但其深层价值并未枯竭，待其对立面完成了一段历史时期中扮演主流文化的角色并日益走向极端时，前者就又会东山再起。这种争论无疑加深了对问题的理解。但可悲的是在认识的前进中，很少成累加之势，即不断综合双方之道理。如密尔所说，在进步过程中，大部分转变不过是由一个偏而不全的真理去代替另一个偏而不全的真理，进步之处主要只在于新的真理片断比它所替代的东西更适合于时代的需求罢了。既然在重大问题上往往双方各有道理，只是程度不同，只是其中一支更合时代需求。且既然得势的意见也往往带有偏颇的性质，我们就应该珍惜主流意见、得势意见所忽略的那些对立意见中的真理成份。而真理又不是一下子能确定的，因而就要珍惜形形色色的不同意见，即使其中包含着这样那样的错误。“只要人们还被迫兼听双方，情况就总有希望；而一旦人们只偏注一方之时，错误就会硬化为偏见，而真理本身由于被夸大变成谬误也就不复具有真理的效用。”5.压制异端意见，禁绝讨论自由，将对谁造成更大的伤害呢？是异端者，是压制异端的人，还是那些非异端亦非压制异端的寻常人？是一个社会中的思想家还是芸芸众生？异端者肯定是受到伤害的。他们受到伤害的程度，在上限上取决于一个社会在思想上对异见的宽容程度，在下限上则取决于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它对于所谓“异己分子”的人道主义程度。无论如何，对异端者的伤害是比较外在的，远不代表它对全体人民的伤害。禁绝讨论自由，压制异端，对寻常人的内在的、心灵上的伤害绝不下于异端者。因为多数非异端者在性格上没有异端者那样强悍、特立独行，往往更软弱、从众，往往不敢越异端之雷池一步，因而在禁绝讨论自由之时不仅仅是讨论与发言的权利，而且他们的思想，他们全部的精神世界都被限制了。在这种气氛下，他们中很多有才华却缺乏勇气的人变得平庸、乏味。甚至那些压制异端者在思想上也受到了损害。当失去了对立面的刺激后，他们几乎注定将成为干巴巴的教条主义者。一个没有讨论自由的社会中是很难产生大思想家的。因为“作为一个思想家，其第一个义务就是随其智力所至而不论它会导致什么结论，谁认识不到这点谁就不能成为伟大的思想家”。但是，如同我们上述的道理，与思想家相比，取消讨论自由对芸芸众生的损害更大。“在精神奴役的一般气氛之中，曾经有过而且也会再有伟大的个人思想家。可是在那种气氛之中，从来没有而且也永远不会有智力活跃的人民。……只要哪里存在着凡原则概不得争论的暗契，只要哪里认为凡有关能占据人心的最大问题的讨论已告截止，我们就不能希望看到那种曾使某些历史时期特别突出的一般精神活跃的高度水平。并且只要所谓争论是避开了那些重要得足以燃起热情的题目，人民的心灵就永不会从基础上被搅动起来，而所给予的推动也永远不会把即使具有最普通智力的人们提高到思想动物的尊严。”失去了讨论的自由，不仅对于受压制者，而且对于压制者，不仅对于思想家，而且对于芸芸众生，都是损害。它对于所有人，对于每个时代，每个社会，都将酿成无可挽回的损害。6.如果不加限定地允许自由讨论，众说纷纭的意见不是将破坏一个社会中的很多基本行为规范吗？而无休无止的争论不是将干扰一个急需做出的决策吗？正是基于这种实实在在的考虑，在迄今为止的多数历史、多数社会中的掌权者是惧怕和禁止讨论自由的。但是因为讨论自由有着巨大的积极的社会功能，对它的禁止并不是绝对的。因为绝对的确定性，绝对的正确性是找不到的，在掌权者确立了其大政方针，并不容置疑地推行了一段时间后，必发现问题、遭遇困难甚至重大挫折，这时候为了免于王朝覆灭，为了找到正确的方针，就必然在相当程度上允许自由地讨论一番，以求从中得到反省，找到新路。社会行动需要统一，社会思想又要宽容分歧，上述方式把这一矛盾放在“时间”中去解决：即一旦大政方针确定，决不允许七嘴八舌，动摇视听；而到了遭逢重大挫折后，便要广开言路，博纳兼听。但这种“时间”或曰“阶段”性方式有其内在的缺陷，就是在大政方针刚刚确立时，为了避免动摇，往往对异见采取压制政策，从而使绝大多数人不敢作逆向的讨论，甚至不敢作逆向的思考。多样性从来是产生智慧的沃土。这样，在较长时间内社会中失去了多样性，智慧也便枯竭了。在遭遇挫折重开言路时，也难有高人出山，难有卓见问世，因为人才与文化都是要积累的。“时间”方式的另一个局限是它的讨论自由的程度也是有限的。能够兼顾社会规范的稳定性、社会决策的紧迫性与人类智慧的多样性、讨论的自由性的另一手段是“空间性”方式，即将言论的范围与行动的范围分割开来。在言论的范畴里你可以怀疑一切确定性，在行动的范畴里你必须遵从带有鲜明确定性的法规。而前者与后者各据自己的领地，分野明确。前者为社会提供思想文化资源，后者为社会提供行动法则。二者虽有联系，但不是直接的，不是立刻可转换的。后者对前者的宽容正是建立在前者不直接干扰后者的这一前提之上的。人类的局限决定他找不到一种永恒确定性的东西，而社会生活又需要建立在一定的确定性之上。这样它将社会行为法规与社会决策建立在一种假定的确定性之上，即这种认识一直尚未被驳倒，所以姑且假定其是正确的。但是这一假定有其局限性，就是它只属于行动的领域，不可以以此来杜绝人们在言论与思想的范畴中去怀疑这一确定性，去寻找它的缺陷。7.什么是人？首先，如我们刚刚说到，人是缺少绝对确定性的动物。这与其他动物构成鲜明的差别。动物在生存方式上保有极大的确定性，这种确定性是稳定不变的生理机制赋予它的，如飞禽专门飞，走兽专门走，食肉类动物食肉，食草类动物食草，这是高度确定的。而人类不同。人类从百万年前就摆脱了生理机制对其生存方式的硬性规定，而开始了自己选择生存方式，靠着文化而非本能去生存。他摆脱了动物天赋的确定性。而社会生括又要求一种稳定性，于是他面临着自己去寻找一种确定性的严酷任务。人类的第一个不确定性在于其生存方式，而其第二个不确定性在于其掌握的知识与真理之性质。人类摆脱了动物的局限，开始了扩展自己对自然界与社会的认识，但是他认识能力的局限性决定了他永远找不到终极真理，找不到本体意义上的确定性。人在其行为方式上是一种“离轨”的动物。这是生理机制与文化系统的根本差别。靠前者支配的行为方式恒定不变。而后者变动不居。“离轨”意味着两种可能性。一、人会犯错误，而动物不会犯错误。二、人会走上一条新的道路，而动物永远在老路上踯躅。而这两种可能性又必然交织在一起。他可能作出新的、明智的重大选择，然而选择了这一新路后他将不断面临新的问题，并极可能不断犯下一个个错误。没有一种古老的办法可以帮助他解决这些新问题，他距离那种原初的动物与自然界的平衡已经太遥远了。他只有靠想出新的办法去克服新的困难，而在这之中又必然不断犯下新的错误。不管“进步”在当代怎样受到后现代思想家有理有据地批判，人类已只能靠新的选择解决新的问题。他已踏上了一条不断犯错误又不断去纠正错误的没有尽头的道路。他不能停顿，停顿就是死亡。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人是“会犯错误的动物”。在进一步探讨人类纠正错误的方法前还须阐明人类的另外两大属性。人是群体性动物。且这一群体不象蜜蜂那样靠生理特征将蜂王与工蜂区分开来。其头领的产生远比动物复杂。而这一群体又是合作性最强的群体，它要求起码的确定性、一致性、合法性。无论在哪一种社会形态中，这些重大选择都起码要经历小范围的谋划与争执。第二，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在于语言。人靠语言完成其一切交流，并靠这一符号系统储存他的文化知识上的积累。在任何一个文明社会中，文化系统都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获得政治、经济之外的一点独立性。一个使用语言的群体，在不断解答新的问题，纠正新的错误时，靠什么？只能是讨论。不错，还要靠经验，但一种使用语言的群体动物在汲取经验时必然会讨论。在汲取哪一种经验时还会争论。密尔说：“借着讨论和经验人能够纠正他的错误。不是单靠经验。还必须有讨论，以指明怎样解释经验。”从这个意义上说，“讨论”是人类的一种属性，是人类生活方式中的重要手段之一，是人类生存中的重要内容，人类是一种离不开讨论的动物。这样说，并非意味着每个人、每个时刻，都要讨论。有些成员可以基于某种人生教训，固持“缄口莫谈”之箴言。有些时刻决策迫在眉睫，人们会说：“别再讨论了！”这都会自然发生，都颇可理解。但就一个整体社会的意义而言，“讨论”不可或缺。人类文明早就丧失了放弃讨论仍可使该物种适应生存的可能性。我们早已走上了一条以“讨论”作路基的独特的道路。容许一切讨论，不忽略每一支新鲜的声音，每一支弱小的声音，——我们没有别的选择。

中美关系的现状及展望中美两国，一个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拥有丰富的劳动力资源，明显的成本优势，广阔的市场和无可限量的发展潜力；另一个是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经济，科技实力的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中美两国的关系，直接影响到世界经济的发展。就中美当前的关系来说，是处于一个蜜月期，但问题与冲突同样存在。因为在国与国之间，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就中美目前的情况来看，还在意识形态，政治影响，经贸摩擦等方面存在问题。在现代国家的发展进程中，经济是一个国家强大的物质条件，是最核心，最现实也是最切实的国家利益，直接决定着国家的地位与影响力。所以经贸是国家间关系的晴雨表。中美两国处于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两国之间的经济关系具有很强的互利性和互补性。同时，在互相竞争中，又存在着各种各样的摩擦。中美在经贸中存在的摩擦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贸易差额，人民币汇率，知识产权保护。不断扩大的中美贸易逆差是中美关系动荡的一个决定因素。2005年，中国对美国的出口1629亿美元，从美国进口亿美元，顺差为亿美元。根据美方统计，2005年美对华贸易逆差激增，达2016亿美元。中美之间之所以会产生如此大的贸易差额，一方面与中美双方采取的统计方法有关；另一方面又与美国将经济问题政治化有关。中美又方的统计差异主要缘于中美贸易的特殊性和统计方法的不同。中国对美国出口的60%和自美国进口的30%，是经过以香港为主的第三方转口进行的。美国把中国出口至香港，东南亚等国家后，这些国家再转口到美国的产品都算作从中国的进口。而美国在统计对中国的出口时，却对其通过香港等对华转口的商品忽略。这是造成统计不同的一个原因。在中国对美出口的商品中，很多是美国企业在华分公司的商品。中国赚取的只是很少的加工费，大量利润被美国在华企业取得。根据大卫•李嘉图的比较利益学说，一国应该生产它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通过自由贸易出口这种有比较优势的产品。同时，进口其没有比较优势或有比较劣势的产品。在这种自由贸易的框架下，按照比较利益学说进行的国际贸易会使所有参与国得到贸易利益最大化。中美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经济的互补性很强，也符合比较利益学说。中美贸易会造成如此大的贸易差额，与美国对华采取的贸易限制有关。中国向美国的出口产品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主要是农产品，附加值低，满足了美国一般消费者的需要。而美国向中国的出口产品应该以资本与技术密集型产品为主。但美国把经贸政治化，以安全为由拒绝向中国出口高新技术。美国的高新技术处于世界领先地位，技术产品在美国对外出口中也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而处于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对技术产品的需求不断扩大。美国的这种经贸限制，严重影响了贸易的互补性，导致贸易差额进一步扩大。由中美贸易逆差这问题来看，中美缺失的是一种理解，信任。正是这种不理解，不信任，造成了贸易摩擦。中美双方只有静下心来，加强了解，信任，才是更好的解决方法，而不是直接对抗。中美经贸的另一个结就是人民币的汇率问题。自1994年以来，人民币在经常项目下按照1美元兑左右的汇率自由兑换。美元从2002年开始持续贬值。从2003年起，美国公开要求中国采取“灵活汇率”。在美国，有一种意见认为，中国的汇率政策加重了美国国内失业问题。许多美国人把美中贸易赤字归咎于汇率过低。但事实上，并不是所有的美国企业和民众都希望看到人民币升值。目前，中国已成为美国国债的最大持有国。中国如调高人民币汇率而大量减持美国国债，美国的政府开支和个人消费可能都受到冲击。实行浮动汇率和开放资本市场会使中国金融业固有的困难加恶化，扰乱中国经济，甚至扰乱全球经济。事实上，中国已实行人民币汇率浮动的机制，只是这过程比较缓慢，但这是完全按照中国国情来发展的，适合中国的实际发展情况。美国一再要求人民币升值，而且要求升值的幅度大，要一步到位，这是不现实的。世界上不存在什么正确或错误的汇率。只有在适当的是机，实现浮动汇率才会对中美两国的经济和贸易有利。美国在人民币升值这个问题，一方面要求人民币大幅度升值，一方面又没有为人民币升值高定“时间表”。可见，中美双方都是利益相关者，谁也离不开谁的发展。只有双方更了解对方的国情与现实，才能找到双方平衡的支点。强势压迫并不是解决之道。知识产权保护，是夹在中美贸易中的一根刺。早在上世纪80年代，中美就在知识产权问题上出现纠纷。美国在技术密集型产业领域具有明显的优势，因此美国十分关注知识产权保护，并将其视为事关美国核心竞争力和优势地位的重大问题。在知识产权保护这方面，我们中国确实做到不够好，但我们在知识产权保护的立法和执法方面都不断取得重大进步。我们加强了打击盗版和仿冒的稽查行动，并加强了对公众尊重知识产权的宣传工作。但是，保护知识产权也是需要一个过程，也需要国际合作，并不是一个国家内部的事情。中美双方只有在实事求是的精神指导下，加强对话，加强监督与合作，才能有效地保护知识产权，保证充分的自由竞争，最终解决知识产权纷争。在相互依存的世界里，在经济全球化的世界里，摩擦是正常的，也是无法避免的，这并不可怕。中美经常性的经贸摩擦，反映两国经济关系的密切。中美经济对双方的重要性与俱增。贸易中产生的问题，双方只有理性面对，在经常性的协调和合作机制中，通过平等协商的办法加以妥善处理。从中美贸易摩擦来看，都是因为中美双方的意识形态不同，国情不同，相互不了解，不信任等原因引起的。中美双方都应该摆正心态，采取合作，尊重的态度，才能更切实地找到两国利益的平衡点，才能达到双羸。为了改善中美贸易关系，消除贸易摩擦，我们中国可以在以下方面采取措施：继续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完善市场经济运作方式，使中国最终成为一个真正的市场经济体。在处理中美贸易逆差与具体的贸易摩擦中，中国有必要采取国际上常用的自动出口限制等贸易政策措施。这样既起到了安抚的作用，又减少了贸易摩擦的代价。积极筹划、组织、实施对美国的直接投资。这样不仅可以避开贸易壁垒，大大减少贸易摩擦，而且通过投资设厂可以更有效地引进先进的技术与管理经验，提高中国企业的综合国际竞争能力。中国还应该在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诸多方面对美国进行深入而全面的了解。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中国必须学会站在美国人的角度认识与思考中美之间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对美贸易政策和运作技巧。通过这种了解的增进，以使对美贸易政策与对策更具有针对性和有效性。贸易战并不是出路，中美双方谁也打不起贸易战。只有双方妥善处理好贸易关系，才能更好地巩固双方的关系，才能更好使意识形态，政治问题得到解决。处理好一个地区发展大国与一个世界强国的关系，不但对两国有益，达到双羸；而且对世界的和平发展，持续发展也有重要的积极作用。中美关系错综复杂，并不是一两天能全部解决的。但只要本着接触，了解，信任，尊重，合作的原则，就能把这些问题逐步理清，并逐步解决。

一，对生命的态度oZg/Tg3q-l u6E%P#znGs 王国权：m8v9?!Gd B ]+|#o Oy:CE4xw$q*q't$~J 美国：生命是珍贵而可爱的，不论任何人的生命，甚至动物包括宠物和野生动物在内的生命都同样珍贵可爱。无论以多合理的口实消去一个生命都使一般人痛苦和难以接受。j[.Co7T&wrW t {_)TLL3o 中国：生命是廉价而无谓的，可以为某种崇高目的光荣牺牲。“人死如灯灭”。死一个好人固然可惜，死一个坏人就很痛快，死一个乞丐呢，可能无动于衷。动物的生命则基本上不算生命，野生动物也可以随意杀戮以享口福。fm ]dJ$^4LC9JqG;t二，对人的态度5X2p#b0A6Z7Uj1p P#P N1b4{(x4mNMT8v9T \美国：人本位，人是受尊敬的名词。只要有一个人站在道路中央，不论他是白人黑人高官百姓，所有过往车辆必须小心避让或停步。一个人攻击另一个人，不管是辱骂殴打或是诬陷暗算，即使受攻击的一方再无能再愚蠢再有错误，也都为舆论所不容，为法律所追究，哪怕你有钱有权势。民意始终受到尊重。]@e:KvMsE l^ Y$TT@5n 中国：官本位，官是受尊敬的名词。如果一个人站在道路中央，过往车辆将先搞清他官阶的大小，再决定自己礼让的尺度。礼让度可以随官位由高到低从有到无向下递减，从几条街外就交通管制递减到“撞死活该，谁让他违反交规”。如果一个人的名字前面没有官衔，其价值可以被视同草芥蝼蚁，无论他的建议多有道理都等于零。而他一旦有了官阶步步升高，即使说出再愚蠢的屁话，也正确高明。法律裁判向官员倾斜。t msX R$gXHp|s$cz@ 三，对生活的态度y,s1N/W;a rF nw P1h{P@BS/U 美国：生活是美丽的。人活着的乐趣就是领受大自然的馈赠。钱不在乎赚多赚少，当然多总好一点，可是生活则一定要快乐。钱是为我服务的而不是相反。钱借得越多越好。NEyAW1p#Lg X ]m B8E-\hg中国：生活是复杂的。人活着要应付各种各样的挑战，防备各种各样的陷井，千万不可头脑简单，轻信别人。如果当不上官的话，钱是一生中最重要的目标。钱存得越多越好。“人为财死，鸟为食亡”。0CA*] ` _9Bg%^f l?/?;H L+x%B6? 四，对后代的态度I2r%iO8G_ @0M {{PpB[ `(l 美国：子女是独立的。抚养子女是一种社会责任，不求任何回报。不管子女将来怎样，是他们自己的事情。孩子是我的朋友。不知何谓“孝道”。_(LG&sA2J? 7@X!oqi:[;RI8?~ 中国：子女是我的。抚养子女是一种投资，养儿防老。不惜一切代价要让子女成功，所谓成功也就是成为“人上人”。孩子必须尊我，不许不孝。n O^vqV({ ^1m(_ @MMb Of$H 四，对现在和将来的态度_ d/Fou5p9K!F )q0uv美国：无论明天会怎样，先把今天的事做好。明天是今天的延续，不管有多难解决，一定要在今天把该解决的问题解决掉。决不忍受不可忍受之苦。llbf$dS &t$Xy'ba中国：今天的事就算了，该怎么就怎么的，明天自然会好。哪怕问题可以解决，也留给下一代人去解决吧。随便多苦都可以忍受。

什么是心灵的自由？——论中西哲学自由观的差异网友andrewsun先生之于拙文《中国哲学或可防病治病而延年益寿》，有如是评论： “（要消除不合理的欲望，）难！这是对心灵的干预。长寿与心灵的自由相比，简直是微不足道。”我以为这是一种很深刻的见解，所提的问题也很值得深究。这里就“心灵的自由”问题表明我的看法，以就教于andrewsun先生。什么是心灵的自由？据我对中西方哲学的粗浅研究，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对这个问题持有不同看法：西方哲学视野中的心灵的自由，是意志自由；中国哲学视野中的心灵的自由，是心无私欲。什么叫意志自由？意志是与行动联系在一起的，是直接支配行动的东西。故所谓意志自由，就是行动的选择自由，即自己决定自己的行动，而不受别人支配。 什么叫心无私欲？“私”是心中有我、有身，“欲”是心中有境、有物。心无私欲，是心中既无身亦无物，即既不执我也不执境，从而既不受自身肉体的牵累，也不受外界事物的牵累。这种无累于自身肉体与外界事物的宁静之心，就是游乎尘垢之外的绝对精神或独立精神。 比较中西方哲学的心灵自由观，可以看出，西方的心灵自由观是重在伦理关系中个人行动的自决权，中国的心灵自由观是重在伦理关系中个人思想的自决权。 西方哲学肯定个人行动的自决权，在具有自古罗马以来便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法治传统的政治文化背景下，这种被认为是天赋的个人权利是与个人后天所应尽的法律义务相统一的，也就是说，意志自由是法律制约之下的行动自决。这种自由可以用西塞罗（公元前106—前43年；主要政治学著作有《论国家》和《论法律》）说过的话作为其经典表述：“为了得到自由，我们服从法律。” 中国哲学肯定个人思想的自决权，在具有自汉代以来便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名教传统的政治文化背景下，这种被认为是天然的个人权利是与个人后天所应尽的道德义务相统一的，也就是说，心无私欲是道德制约之下的思想自决。这种自由可以用孔子说过的话作为其经典表述：“从心所欲，不逾矩。”要之，在现实性上，西方哲学范畴的心灵自由，是诉诸法律实践的政治自由；中国哲学范畴的心灵自由，是诉诸道德实践的伦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