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研究书目及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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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份书单很长，涵盖了国学的方方面面。选择的书目数量适中，范围广泛而有代表性，每种书目下有简短的介绍，并附有读法和参考书目。

在书目最后，考虑到上边那份书单所涉书目还是太多，梁先生又从书单中精选出 25 种，作为「最低限度」的必读书，需要精简版的，就直接跳到最后吧。

（甲）修养应用及思想史关系书类

梁漱溟：人生有三大根本问题，你解决了哪个问题二、人生三大问题说 在梁漱溟那里，关于人生问题的讨论是放在其文化理论的框架中展开的。按照他的看法，不同的文化主要解决不同的人生问题。所谓“问题”，是指生活中人类所遇到的障碍或困难之类。解决了某种困难障碍，就会获得某种自由程度，不断地争取前进，问题将有深浅、先后的次第，一问题的解决，常即转入进一层的问题。质言之，梁漱溟从其文化演进观点出发，认为文化学术是人类生活中所倚以解决问题的，有什么人生问题，就产生什么人类文化，当社会发展前进到不同阶段，那时人生问题从而有所不同，便自有其不同文化学术出现。通过对三种人生问题的探讨，梁漱溟阐发了自己的人生哲学。 人生三大问题说，是梁漱溟人生哲学中的一个根本观念。人们始终在解决人生问题的实践中，而人生根本问题有哪些呢？如何去解决这些问题呢？这些都是我们所关心的。梁漱溟一贯认为，人生存有性质不同的三大问题：（一）人对物的问题；（二）人对人的问题；（三）人对自身生命的问题。对于人类生活中所遇到的这三大不同的问题，人们为应付解决这些问题将有三不同的人生态度，因而人类文化发展亦将有次第不同的三期。 (一)人对物的问题。梁漱溟指出：“第一问题是人对于物的问题为当前之碍者即眼前面之自然界；——此其性质上为我们所满足者。”人类要生存发展，首先要获得满足自身需要的物质生活资料，而物质生活资料必要从自然界中取得，因而人类生活中首先遇到的问题便是人对物（自然界）的问题。那么，人们在应付解决这个问题时应持什么态度呢？他说：“第一态度是两眼常向前看，逼直向前要求去，从对方下手改造客观境地以解决问题，而得满足于外者。”所谓“第一态度”就是“向前要求”的奋斗态度。也就是说，人们必须用力向外，通过物质实践活动改造自然界（客体），不断地解决主体与客体的矛盾，通过改造环境来满足自己的基本欲求。“第一问题”就是如何处理人与自然界之间关系的问题，梁漱溟所说的“第一态度”是唯物主义的态度。 （二）人对人的问题。“第二问题是人对于人的问题，为当前之碍者所谓‘他心’；——此其性质上为得到满足与否不由我方决定者。”“他心”是指对方的心思，在“我”的心理范围之外，能否满足是没有根据把握的。这个问题是如何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问题。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构成人类社会关系，是人类社会组织秩序的基础。马克思说：“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这是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社会关系）的角度来概括人的本质属性。正确处理和把握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维持社会发展和人类和谐的先决条件。 梁漱溟认为解决这个问题的最适当态度是：“第二态度是两眼常转回看自家这里，‘反求诸己’，‘尽其在我’，调和融洽我与对方之间，或超越彼此对待，以变换主观自适于这境地为问题之解决，在而得满足于内者。”这“第二态度”与前面“第一态度”截然相反。前者主张“向前要求”，后者主张“反求诸己”“尽其在我”；前者的目的是“满足于外”，后者则“满足于内”。这就是说，“第二态度”要从一味向外用心思转回到自身上，以调和沟通双方的情感交流，彼此和谐融洽而获得内心的愉快与满足。通过比较“第一态度”与“第二态度”，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梁漱溟的人生主张，即不能把对“物”的态度应用到“人”的身上，对物与对人的态度有着本质的不同，前者表现出科学理性精神，后者表现出道德人文精神。 （三）人对自身生命的问题。这个问题是一个涉及到人类生命的本质的问题。梁漱溟说：“第三个问题是人对于自己的问题，为当前之碍者乃在自己生命本身；——此其性质上为绝对不能满足者。”如何解决人的身心性命的问题，这是人类所面临的一个大难题，这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超越自身的束缚，突破时空的限制，从有限走向无限，从而获得永恒的人生意义，这是古今玄学家们追求的目标。在梁漱溟看来，这也是人类所要达到的最高理想。这个问题的障碍在于自身，因而要解决这个问题的态度就绝异于前面两种。于是，梁漱溟提出他的“第三种态度”：“它是以取消问题为问题之解决，以根本不生问题为最上之满足。” 这个态度既不像第一态度的改造局面，也不像第二态度的改变自己的意思，而只想“根本上将问题取消”。这就必须摒弃各种物欲人欲，而“反躬以体认自家生命，其道即在此自觉心加强扩大，以至最后解脱于世俗生命”。在这里，梁漱溟的“第三态度”对于宇宙人生表现出一种超然出世的思想态度，带有浓厚的唯心主义宗教色彩。 人生三大问题说，实质上是如何解决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身生命之间关系的原则性问题的理论探讨。这三大问题确是一切人生问题的根本性问题。古今中外的一切哲人都对这些问题做过不同程度的思考和探索，但这些问题似乎都未有真正获得彻底解决。梁漱溟把它们集中而明确提出来，并指出其相应的解决办法和思想态度，这是难能可贵的。 人生问题说，从某种意义上看，它突出反映了人生意义之所在。即在于不断地解决人生问题，从而获取生命的更大自由和解放。而且，我们可以由此人生三大问题而引发出相应的人生三大境界：一是功利境界，二是道德境界，三是圆满境界。 功利境界在于人对物的满足，道德境界在于实现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而获得思想情感的满足，圆满境界在于实现生命的自由与永恒。这三大境界表现出深浅不同的三大层次，也体现了人生发展的不同方向。 梁漱溟反复指出，人生三大问题说与文化三期发展说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他说：“人类当第一问题之下，持第一态度走去，即成就其第一期文化，从而自然引入第二问题，转到第二态度，成就其第二期文化；又将自然引入第三问题，转到第三态度，成就其第三期文化。”并指出：“现代文明在第一期中，但正处于第一期末，就要转入第二期了。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世界大转变将到来，那正是把人生第二问题提到人们面前，要人们彼此本着第二态度行事，而其第一态度只用于应付大自然界。” 关于文化三期发展说，我们前文已有所论述，在此不必多言。而我们要指出的是，梁漱溟强调对待不同的人生问题要采取不同的人生态度，特别肯定了人生态度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意义。这说明他看到了人类在创造文化历史进程中表现出的主观能动性，看到了文化差异的现象背后有深层的主观原因，有其合理的一面。然而，虽然他承认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主张，但他强调意识的第一性使他与唯物史观截然相对。 总之，梁漱溟的哲学思想都是以“人”的问题为中心问题，这也是关于“文化与人生”的学问。他所主张的人生态度将有助于提高人类的精神境界。 （本文摘自我大四论文《文化与人生——浅谈梁漱溟的人生理想》，这是一篇关于梁漱溟先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人心与人生》等著作的学习心得，于1996年3月8日完成的第一手稿，惜乎第二、三稿已丢失。）

梁漱溟先生原籍广西桂林，1893年10月18日出生于北京。中学毕业之后，他突发奇想，决定不再升学，志在归心佛法，一心要出家当和尚。于是他潜心研究佛学，24岁那年，写出一部《究元决疑论》的著作，这是一部鼓吹人生唯一的出路在皈依佛法的出世主义哲学。他拿着自己的这部哲学论文，大胆去拜访请教当时大名鼎鼎的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先生。蔡元培看过梁漱溟的哲学论著后，即与也是大名鼎鼎的北京大学文科学长陈独秀商量，决定聘请这个名不见经传的梁漱溟到本校哲学系做讲师，专门讲授印度哲学。只有中学学历，既没上过大学，又没出洋留学的梁漱溟就这样走上了著名高等学府北京大学哲学系的讲台。在北大讲授印度哲学一年之后，他把自己撰写的讲义整理成《印度哲学概论》一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这是梁漱溟公开出版的第一本学术专著，出版后在学术界引起强烈反响。

在讲授印度哲学的同时，梁漱溟又开授了儒家哲学、孔子绎旨等课程，把注意力集中于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的研究。1921年暑假，他应山东省教育厅之邀，到济南讲授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一连讲了40天。他根据这40天的讲课内容，整理成一部《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论著，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这部哲学论著，是我国最早用比较学的方法研究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的论著。梁漱溟在这部论著中通过中西文化的比较得出了“世界人类的未来，将是中国文化的复兴”这个令人振聋发聩的结论。《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出版后，再版了十几次，影响很大，连当时名满天下的大学者梁启超也亲自登门来向梁漱溟请教佛学和儒学的问题。印度著名诗人泰戈尔访华时，听了梁漱溟讲解儒学与佛学之后，也十分钦佩梁漱溟的学识。

在北京大学哲学系7年的讲师生涯奠定了梁漱溟在中国哲学界的地位。然而梁漱溟认为，讲学、做学问要与社会运动合而为一，不是单纯课堂上讲哲学，书斋里做研究，而是有言又有行，与社会改造融为一体，打成一片。但是，他这种认识在当时中国的任何一所高校都是无法实施的，为了实践自己对教育问题的新认识，梁漱溟于1924年暑期，毅然辞去了他在北大哲学系当了7年之久的讲师之职。同年秋，梁漱溟到山东省曹州主办山东省立第六中学高中部。第二年春天，因为要急于整理编印父亲的遗著《桂林梁先生遗书》，他将这所学校交给别人接办，自己回到了北京。

梁漱溟在山东曹州办高中部的时间虽然短，但影响很大，他一走，便有十多位高中生跑到北京来追随他。梁漱溟与这些学生在什刹海租房共住共读，互相敬勉，讲求策励。这种新形式的教育持续了一年多。接着梁漱溟到了广东，在李济深的支持下开办了乡治讲习所，分10个题目讲述，听者千余人，但只办了一期，梁漱溟便到各地去考察参观乡村教育。他先后考察了陶行知在南京城外办的晓庄师范，又到江苏昆山县考察黄炎培主持的中华置业教育社的乡村教育，再到河北定县考察晏阳初主持的平民教育会在华北的试验区。1929年秋，梁漱溟到河南村治学院任教务主任，他亲自制定《河南村治学院旨趣书》及组织大纲、学则课程等规章制度。第二年1月开学，他担任讲授乡村自治组织等课。河南村治学院只办了一年，梁漱溟又马不停蹄地到山东邹平县去办山东省乡村建设研究院去了。这一办就是7年，直到抗日战争爆发才不得不停下来。

山东省建设研究院设在邹平县，开始时只有一个研究部，一个乡村服务人员训练部，一个邹平实验县，一个农场，梁漱溟亲任研究院院长和研究部主讲。研究部招收大学、专科毕业或具有同等学力的学员，学生学习乡建理论后，再进修各种专题的研究工作。训练部招收中学程度的学生，培养乡村服务人员，担任乡村实际工作。训练部的课程比较繁多，如乡建理论、精神陶炼、乡村自治、乡村礼俗、乡村教育、农村经济、农村自卫、农业常识、土壤肥料、畜种改良、水利建设、农家副业、现行法令，等等。经过两年的努力，研究院进一步扩大，增加了菏泽县为实验区，研究院的组织机构、干部、教员、学员也增加了。1935年又以菏泽为中心，增划济宁等13个县总共14个县为实验区，经过研究院各部及所属乡村师范、乡村人员服务训练处各部门培养、训练的学生累计共3000多人。各实验区还进行了广泛的集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为一体的乡农学校的试验，校长即乡间有威望者，教员即乡村服务人员，学生即全体乡民，课程包括识字扫盲、历史地理、音乐歌唱、精神讲话、农业科技等，内容包括指导农、林、牧生产，组织生产合作社，改进技术，保健防疫，乃至节制生育，禁赌禁毒，等等。经过7年的乡村建设实验，效果明显，试验区乡村的社会秩序、经济发展、文化教育、民情风习等方面，都发生了较为显著的变化，出现了新的气象。正当梁漱溟在山东醉心于实验他的乡村教育、乡村建设理念之时，日寇大举入侵山东，全省大部沦陷，研究院再也办不下去了，梁漱溟才恋恋不舍地离开了山东。

在北大7年，梁漱溟成为了中国著名的哲学家；在山东7年，梁漱溟成为了中国著名的教育家，中国乡村建设的代表人物。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梁漱溟出任国民参政会驻会委员。他不顾个人安危，到敌后游击区巡视，到香港办报，宣传抗日。抗战胜利后，他作为民盟的代表人物，为争取国内和平，积极奔走于国、共两党之间，成为著名的社会活动家。

新中国成立后直至“文革”结束，梁漱溟的命运已众所周知。但在逆境中，他仍坚持学术研究。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他于1975年7月完成了自己晚年的最后一部巨著——《人心与人生》。梁漱溟写这部著作的着眼点在于补正他1921年28岁时出版的《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一书的错误与不足，阐述人类心理活动之规律。但书写出来之后，却找不到出版单位，直到1984年他91岁高龄时，才不得不“倾平日全部节余”自费出版，只印了2500册。不料，《人心与人生》出版后，供不应求。1985年9月，三联书店公开出版并发行国外，掀起了一股“梁漱溟热”，引起美国、日本、新加坡和我国香港、台湾学者的关注。

梁漱溟晚年对他一生的学术思想作了精辟的回顾。他从人生态度这个角度研究西方文化、中国文化和印度文化各自的特点，提出“人对自然”、“人对人”和“人对自己的生命”三个概念。

他认为“人对自然”是西方文化的一个重要特色。近代西方文化之所长，一方面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进步，它的主要特色是物质文明的崛起和注重对大自然的认识、征服和利用，而另一方面，就是重视个人自由和彼此平等的观念。

但是，近代西方文化所推重的物质文明之发展，就全人类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而言，它又是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启发和影响的。

中国的“四大发明”就启发了欧洲人，使得他们后来超过了中国。由此而追溯中国传统文化的渊源，它的“人对人”的特色，表现在以伦理为本位，重心在父慈子孝、社会和谐上。

所谓社会和谐，是指一个人的道德规范或行为准则，首先要考虑到他的家庭及社会之上下左右，并为之尽心尽责，而不是把个人权利放在主宰一切的地位。这一特色，显然同近代西方文化以个人权利为本位，处处以个人为出发点迥异；同时它亦不同于出现在世界新文化潮流中之以集体主义为本位者。

因此，中国传统文化在“人对人”这一点上是早熟的，而早熟就是不成熟，不成熟就会阻碍文化的发展，所以近现代中国的物质文明便落后了。

说到“人对自己的生命”，梁漱溟认为这是印度文化的特色，其依据是作为印度文化之主体的佛教文化对人的生命持否定的态度，所谓出世、做和尚、不问世事，便是集中表现。如果将这一特点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儒家学说相比较，则恰恰相反，儒家是极力主张入世，重视家庭、伦理、社会和谐，并主张把家庭伦理扩展到全社会，使人人亲切和美，相亲相爱，从此达到社会和谐的目的。佛家看到人生是苦，苦海无边；儒家看到人生是乐，其乐无穷。但是，如果与西方文化相比较，印度文化与中国文化共同的特点是：早熟。

面对中国改革开放发展之迅速，梁漱溟认为，我们首先要认识中国传统文化之特征，认识到它不但源远流长，上下五千年，而且直至今日仍深深地影响着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然后拿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印度文化作一认真而科学的比较研究，在这个基础上，吸收、融取近世以来世界上崛起的新文化，来创造我们自己的新文化。对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梁漱溟认为，“这个主张是很英明，很合中国文化传统的”。

哲人逝去，思想长存！大师梁漱溟的思想，必将伴随绵延不尽的中国传统文化而存活在人们的记忆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