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文学的发展历史没有中国文学那么久远,在思想上的认识也不是像西方那样前卫。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浅谈日本文学论文开题 报告 ,供大家参考。
《 20世纪日本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比较视野 》
摘要:在日本真正具有学术意义和比较视角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始于竹内好为代表的中国文学研究会的同人。继竹内好之后,关于中日现代文学关系的研究逐渐增加起来,特别是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越来越多的研究 文章 涉及这一论题,进入八九十年代这一研究取得了长足进展。但是,真正具有一定理论建树和思想深度的研究并不多见。而相比之下,伊藤虎丸的研究以其宏阔的思维视界和独到的理论深度表现出不同的个性特征。
关键词:20世纪日本;中日现代文学研究;比较视野
中图分类号:I0-03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1)24-0116-02
一
中国与日本自古以来特殊的 文化 关系和进入20世纪二三十年代后紧张的民族矛盾,使日本人在打量现代中国和中国文学时,就特别关注中日之间的文化、文学关系,比较早的像井东宪的《中华民国的新文艺——与日本文艺的关系》(《都新闻》,)、泽村幸夫的《支那小说家的日本女性观——从张资平的作品谈起》(《东洋》34—)、中村光夫《鲁迅与二叶亭》(《文艺》,,收入《文艺读本·鲁迅》)、山东赋夫在《读卖新闻》(1936年10月22—25日)上发表的《鲁迅与我国文坛》等都显示了关注中国和日本文学关系的新视角。不过,在日本真正具有学术意义和比较视角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无疑是始于竹内好为代表的中国文学研究会的同人。
纵观竹内好的鲁迅和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始终内含着比较的视角。他从鲁迅那里,竹内好找到了自我反省和批判的契机,并由此展开对亚洲的近代化问题的思考。他说:“我看到,鲁迅以身相拼隐忍着我所感到的恐惧。更准确地说,从鲁迅的抵抗中,我得到了理解自己那种心情的线索。从此,我开始了对抵抗的思考。如果有人问我抵抗是什么,我只能回答说,就是鲁迅所拥有的那种东西。并且,那种东西在日本是不存在的,或者即使存在也很少。”也正是“从这一基本判断入手”,竹内“形成了对日本的近代与中国的近代的比较性思考”。[1]他的目的并不是停留在鲁迅和中国现代文学本身,而是以此为“镜子”,系统地对鲁迅所代表的中国现代文学进行分析,同时解剖与中国同属一个文化范畴的日本民族的文学及思想性,转而对日本的近代主义无情地加以鞭挞和批判。以此思想为基点,构筑了他的独特的思想体系,并以这一发展模式和价值取向从事其研究活动。比如竹内好强调鲁迅以文学启蒙国民精神的思想,肯定他通过“抵抗”,主体性地接受西方先进的思想与文化的“拿来主义”,据之以批判缺乏“抵抗”的“转向型”的日本近代化,实质上是把鲁迅研究纳入日本现实社会的批判之中,以鲁迅为媒介或参照展开自我反省与批判。对于他来说,亚洲,特别是中国的近代化亦即中国革命,使得对于近代日本进行批判成为可能。在他那里,亚洲首先就是中国。竹内经常说中国通过彻底否定传统而再生于现代,也就是通过“回心”而创造出新的自我。在这一意义上,竹内好得出了中国走的是不同于欧洲的近代化之路的结论。并主张通过现代中国这个媒介实现自我否定,这就是鲁迅所说的那种窃得别人的火烧自己的肉的行为,以促成新的文化自我形成。所以,丸山升认为,竹内好的中国论,比起论述中国本身来更倾向于论述和批评日本、日本文化、社会的“近代主义”。他指出:鲁迅之于竹内好,是“体现实现了与日本‘近代’不同性质近代中国之特征的文学家、思想家,他自身便是对日本近代的批判和镜子。竹内塑造的这种鲁迅像,之所以在战后不久的日本具有巨大的影响力,便是因为很多日本人开始回顾给日本带来那场战争的‘近代’究竟是什么,认真思考未能阻止那场战争的一方弱点是什么;而反过来,则对经过那场战争而作为新中国再生的中国抱有惊诧和敬意。竹内的鲁迅像正是抓住了这些日本人的心。”[2]
二
继竹内好之后,关于中日现代文学关系的研究逐渐增加起来。特别是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越来越多的研究文章涉及这一论题,如武田泰淳的《中国小说与日本小说》(《文学》,第18卷10期,1950年10月),冈崎秀夫《中国作家与日本:关于郁达夫》(《文学》,第21卷9期,1953年8月)、丸山升的《鲁迅与厨川白村》(《鲁迅研究》19期,1957年12月)等。到了70年代上述论题得到了进一步拓展和细化,如今村与志雄的《鲁迅与日本文学》(《鲁迅与传统》日本劲 草书 房,1967年)、斋藤敏雄的《福本主义对李初梨的影响》(《野草》第19期,1975年6月)、小泉让《鲁迅和内山完造》(讲谈社,1979年)等。这些文章和论著都注意到了中国现代作家与日本及日本文学的关系问题,但是,基本上还停留在现象的描述和事实的求证上,像今村与志雄《鲁迅与日本文学》,直接把鲁迅与日本文学联系在一起,由鲁迅的留日经历来推断鲁迅与日本文学的关系。他认为,文学家鲁迅的形成,受到过日本近代文化的影响,也是顺理成章的。但是,他借助从1906年秋季以后就和鲁迅同在日本 留学 ,起居相守,又同是悉心文学的胞弟周作人在鲁迅去世后写的回忆,来证明鲁迅在漱石以外,对于日本文学并无兴趣。但事实上,鲁迅虽然没有对日本文学表示关心,但是,并不意味着鲁迅没有选择日本文学作为思想启蒙和文化批判的手段与工具。鲁迅一生翻译了相当一部分日本作品,据统计大约有六十五篇之多,像武者小路实笃的《一个青年的梦》、有岛武郎的《与幼小者》、夏目漱石的《挂幅》等。然而关于这一点,并没有引起今村与志雄的关注。
进入20世纪八九十年代这一研究取得了长足进展,不仅数量多,而且探讨的问题更加广泛,但是,真正具有一定理论建树和思想深度的研究并不多见。这个时期的研究视野从以下的文章题目中可以显示出来。像冈田英弘的《爱日本的中国人——陶晶孙的生涯和郭沫若》(《中央公论》95卷15期,1980年12月)、福田范正的《周扬和日本普罗文学运动》(《野草》第40期,1987年9月)、新谷秀明的《巴金和石川三四郎》(《野草》第54期,1994年8月)、小谷一郎的《日中近代文学交流史中的田汉—田汉和同时代日本作家的往来》(《中国文化》第55期,1997年)等。除了上述的论文外,1991年日本东方书店出版了由山田敬三和吕元明编著的《十五年战争与文学——日中近代文学的比较研究》,收辑了中日两国学者研究成果,从不同角度探讨了中日战争期间的中日文坛、在华反战文学、沦陷区文学和抗战文学,以及中日文学交流等,显示出强烈的“比较”意识和全面揭示中日现代文学关系的企图。像冈野辰之的《中国现代作家与日本文学》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它从和歌、俳句、私小说、文艺科学论和新村运动等几个方面,意欲全面地描述中国现代作家与日本文学的关系。然而,它所作的概述显得过于浅显和简单,并未能将中国现代作家与日本文学的复杂而矛盾的关系深刻地揭示出来。而相比之下,伊藤虎丸的研究以其宏阔的思维视界和独到的理论深度表现出与上述研究不同的个性特征。
三
伊藤虎丸是日本战败后,经历了民族的历史性深刻反省思潮的洗礼,并在这一思潮最主要的代表人物之一竹内好的深刻影响下,走上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之路。伊藤虎丸的研究有一个突出特点,就是注重中日现代文学关系研究,无论是鲁迅研究,还是创造社研究,他都将他们与日本文学联系起来展开思考,从而构成了他的比较视角。诸如《早期鲁迅对尼采的理解与明治文学》(1979年)、《鲁迅与日本人》(1983年)、《在“脱亚论”与“亚洲主义”的中间——日中近代比较文化论序言》(1994年)等,这些论著主要体现了两个特点。
第一,视野宏阔、思想深刻。伊藤虎丸注重在大的历史背景下,以中国现代文学为媒介思考日本近代化和民族命运,就是孙玉石所说的“大文化比较的视角”。孙玉石指出:伊藤“他习惯于从大的历史背景,从整个亚洲国家民族命运的视野,来思考中国现代文学所可能提供的历史的启示”[3]。在他的《鲁迅与终末论》、《鲁迅与日本人》等书中,在他的许多学术论文中,都在大文化比较的视角上,阐发了自己关于日本近代民族命运的思考。伊藤虎丸强调了采取比较的 方法 对于认识各民族的“文化”的意义,他说:“各个民族都有这样的‘文化’。它是只有用‘比较’的方法才能认识到的”[4]。其内在包涵着竹内好的“比较性思考”的精神,不过,相对而言,竹内主要把鲁迅和中国作为内在的否定性的“精神”存在或参照坐标,当然这也是伊藤虎丸的思想基点和最终归宿,但他主要是在同时代的文化选择差异性的思想史的意义上使用了比较的方法。而且,他突破了竹内好否定鲁迅与日本文学关系的论断,在日本明治和大正时期的思想语境中和文化空间里考察鲁迅、创造社同人与日本文学以及西方文化的复杂关系。
第二,方法独特、角度新巧。与上述特点紧密相连,不是一对一地具体考证中日作家或中日文学作品间的相互影响关系或进行平行研究,而是将鲁迅及创造社等留日作家纳入日本近代思想史的语境中,考察和梳理留日作家与西方文化及日本文学关系。一方面从日本思想界变化的历史轨迹中,在与日本的同时代关系中考察和把握鲁迅和创造社作家与日本文学的精神联系,比如考察鲁迅对尼采思想的接受与日本在接受上的差异;在民族主义问题上,把鲁迅与石川啄木、斋藤野人、内村鉴三等人进行同时代性思考;在科学主义方面,将鲁迅与福泽谕吉展开同时代性探讨。另一方面对非同时代的鲁迅和创造社进行“非同时性”的思考,比较和检视处在明治和大正不同时期的中国留日作家与日本文学的精神联系和他们之间的差异。这种在复杂的语境中的“同时代性”和“非同时代性”的多重比较,使日中文学关系的研究充满了深刻的思想张力。
参考文献:
[1][日]竹内好著.李冬木等译.近代的超克[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196.
[2][日]丸山升.鲁迅、革命、历史[M].王俊文,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346-347.
[3][日]伊藤虎丸.鲁迅、创造社与日本文学·序[M].孙猛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4.
[4][日]伊藤虎丸.鲁迅、创造社与日本文学[M].孙猛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26.
《 日本浪漫主义文学思潮 》
摘 要:浪漫主义文学思潮是18世纪末到19世纪前半期,以英国、法国、德国为中心在欧洲各地而兴起的一股革新思潮。这是欧洲资产阶级企图摆脱封建秩序和封建统治的运动在文学上的具体体现。在其影响之下,日本的浪漫主义文学也在约一个世纪之后兴起了。日本的浪漫主义文学思潮虽不像欧洲浪漫主义那般声势浩大,但也对日本文坛以及日本文学史产生了重大影响。
关键词:日本浪漫主义 背景 理论 作家 评价
欧洲浪漫主义文学思潮产生于18世纪末的英德两国,继而影响法国,席卷欧洲大陆。而这一时期的日本,由于资本主义得到了迅速发展,资产阶级迫切要求彻底摆脱封建主义的束缚。另外受西方文明刺激的影响,人们的自我意识觉醒,开始追求自我确立与自我解放。一批青年作家开始追求与以往的文学所不同的创作风格,使明治时期日本浪漫主义文学一度在日本文坛上占据半壁江山。
一、时代背景
明治维新之后,日本走上了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资产阶级改革运动取得成功,日本社会极力要求摆脱封建主义的束缚。另外在西方浪漫主义和文化的刺激影响之下,日本人开始超越理性,注重关心自己的内心和情感,促进了自我意识的觉醒。于是自由且大胆地表达感情的感想、诗歌、评论等一些文体占据了日本文坛的半壁江山,在这种政治文化背景之下浪漫主义文学在日本也登上了历史舞台。
二、 理论表现
日本浪漫主义文学思潮深受西方浪漫主义的影响,对于人的崇拜代替了对于神的崇拜,开始重视人的力量,将人处于整个社会文化的中心地位, 宣扬人格的平等和自由、主张恢复人性、尊重人权、张扬人性爱。但是, 这种思想的变革, 与根深蒂固的封建保守势力发生激烈的冲突,文化上的开放与保守、民主与专制、 自由与禁锢两种思想的对立大大加剧。正是这种矛盾思想的激烈碰撞才使日本的浪漫主义文学拥有自己独特的理论。即:主张情感至上,追求人的真情实感的自然流露,追求个人自由,推崇人的内部生命。
三、代表作家及作品
根据时间先后可将日本的浪漫主义文学分为3个时期: 第一期是以北村透谷、 岛崎藤村的《文学界》为中心; 第二期是以与谢野铁干、与谢野晶子、薄田泣堇、蒲原有明、泉镜花等人的《明星》为阵地;第三期是北原白秋、吉井勇、永井荷风、谷崎润一郎等人的唯美主义、颓废文学。①
森鸥外是开日本浪漫主义文学之先河的先觉者,他的代表作《舞姬》、《泡沫记》、《信使》构成了他留德的青春爱恋的纪念三部曲。
(一)第一期代表作家及作品
如果说森鸥外开日本浪漫主义文学之先河的话,那么真正成为浪漫主义主导力量的是于1893年1月创刊的《文学界》杂志及其周围的年轻一代。这一时期的典型代表是北村透谷的评论、?口一叶的小说和岛崎藤村的诗歌。
北村透谷主要作品是长诗《楚囚之诗》和《蓬莱曲》等。但是北村透谷更加重要的史学价值体现于文化性评论方面,从1892年起陆续发表《厌世诗家和女性》、《何谓干预人生》、《内部生命论》等文章,其中最为著名的是《厌世诗家与女性》。这是他通过自己的实际感受和体验以伦理化的形式表达出来的结果,文中大胆地提出了“ 恋爱乃人生之妙药”这一具有划时代精神的主张。
岛崎藤村的《嫩菜集》等诗作,打碎了固有形式的桎梏,巧妙地把西方浪漫主义诗歌的表现手法和日本民族的传统表现形式糅合在一起;其内容摆脱了封建思想道德的束缚,热烈追求个性的解放和美好的生活,充满了青春的气息和奔放的浪漫情绪,开拓了前期浪漫主义文学。②
?口一叶是一位慧星一般的才女作家,一叶虽非《文学界》同人作家,却有许多传之后世的名作刊于《文学界》。其代表作品有《大年夜》、《青梅竹马》等。(二)第二期代表作家及作品
这个时期最伟大的天才是与谢野铁干的妻子与谢野晶子。她出版的第一部短歌集《乱发》是一部大胆而直率倾吐感观性与歌颂奔放的本能和主情的爱欲的诗集。反映了诗人对因袭封建旧道德的一种反抗,让人们感受到她是一位与众不同的新时代女性。
在文学史上,泉镜花的小说代表了这一时期的浪漫主义。在他的一生中大约创作了300多篇小说,都具有独特的浪漫主义风格。非常著名的代表作有《高野圣僧》、《照叶狂言》、《妇系图》和《和歌灯》等一系列优秀作品。
这个时期不得不提到的一个人物就是高山樗牛,他是一位著名且受人欢迎的评论家。他的主要作品有《论美的生活》、《 日本民族的特性和文学美术》、《爱情剧是不是梦幻剧》等等。其中,在同时代文学评论中最有影响的是《论美的生活》,从“生命重于身体、身体重于衣物”的立场出发,讽刺了那些汲汲于金钱、权势的人,“以人造之物制自然之物” 的时代弊端,重视“尔等内心的王国”,鼓励人们去大胆追求内心生活的幸福。
(三)第三期新浪漫主义作家作品
新浪漫主义以“牧羊神会”为主流,《昴星》、《屋上庭园》、《三田文学》、《新思潮》等是其主流文学。主要代表人物有北原白秋、木下?太郎、吉井勇、长田秀雄等“牧羊神会”的中心成员,高村光太郎、谷崎润一郎、永井荷风等人在文学思想上与之共鸣。这些作家摆脱了此前浪漫主义的影响,迎合唯美主义的思潮,用华丽的笔墨和丰富的词汇,凭感觉创作出了充满异国情调和肉欲主义的作品。
三、思潮评价
日本浪漫主义虽不像欧洲浪漫主义那般声势浩大,但也在日本产生了重要影响。它一度占据日本文坛的半壁江山,对日本人的思想、日本文学、文化、艺术都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首先,它主张恢复人性和尊重人权,将“人”置于整个社会文化的中心地位,并自始至终和封建主义作着斗争,促进了日本社会民众自我意识的觉醒,有利于资本主义的发展。其次,在文学创作上主张把人性和自我尊严作为文学的源泉或出发点,打破了古典主义的清规戒律,是继启蒙运动以来又一次在文学上的解放。再次,日本浪漫主义将日本古典的浪漫主义与西欧浪漫主义加以吸收发展,从而在构建日本的近代文化方面具有深远而伟大的意义。最后,浪漫主义主张个人的自由,赞美恋爱,使人们大胆地追求独特而自由的艺术创作,超越自然,解放艺术,因此在艺术史上都具有深远影响。
但是,日本的浪漫主义文学也具有局限性。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软弱性和妥协性
它从一开始发展就面临着重重阻碍,自始至终都不如欧洲浪漫主义那般声势浩大。另一方面,明治维新的不彻底性造成了封建思想在市民社会中的长期残留,极大地阻碍了浪漫主义追求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的步伐。
(二)创作主张具有不确定性
日本浪漫主义从一开始就是在与拟古典主义和自然主义斗争中发展起来的,没有自身独立的发展时期。另外,浪漫主义作家内部围绕着文学创作的使命、文学的社会责任、文学的国民性、文学的民族性、文学与国家、文学与个人等问题进行论争,创作主张十分不确定。
(三)理论缺乏系统性
北村透谷、岛崎藤村、与谢野晶子、高山樗牛等人的创作虽然使浪漫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具有了开创新文学时代的个性鲜明的批评家、文学思想家的桂冠, 但却没有形成一个观点明确、前后一致、系统而又有说服力的文学理论体系。
注释
① 肖霞.日本浪漫主义文学的发展及特征[J].外国文学,2003(7).
② 叶渭渠,唐月梅.日本文学简史[M].上海:上海外语 教育 出版社,2006:149.
参考文献
[1] 叶渭渠,唐月梅.日本文学简史[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6:149.
[2] 林洪亮.浪漫主义文学的产生及其代表作家[A]//外国历史大事集?近代部分(第三分册)[M].重庆:重庆出版社,1985.
[3] 王庆生.文艺创作知识辞典[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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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题目 On Translating English Metaphors into Chinese(英语隐喻汉译) 学生姓名 学号 指导教师 一、本选题的目的和意义: 本选题旨在研究隐喻在英语日常用语中存在的普遍性、可译性及其翻译的方法,重点从文化交际的角度对日常用语中隐喻的汉译进行深入的理论探讨。 本选题突破了历来将隐喻的汉译局限在诗学、修辞学、文学等范畴。由于“翻译是跨语言、跨文化的交际活动”(陈宏薇:1996),翻译对各民族之间文化的传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我们对日常用语中隐喻的汉译研究应与英语语言文化背景的研究结合起来。 二、本选题国内外研究的现状和发展趋向: 对隐喻的研究在国外已形成较为完整的体系,其中以Lakoff &Johnson(1987)的研究最具有代表性,而对于其汉译的研究却凤毛麟角。国内对于隐喻的研究主要受Lakoff & Johnson理论的影响,其中以胡壮麟、朱永生为主要代表。在隐喻翻译的研究方面,李国南(1990),胡文仲(1994)对于英汉成语或谚语中的习用性比喻的喻体进行过比较,并探讨了其翻译的途径。在近期出版的刊物中有对隐喻翻译研究方面的文章,其中以徐莉娜的《隐喻的翻译》为主要代表。但其研究的范围也只局限于文学、修辞用语的隐喻翻译。 三、主要研究的内容: 本文分五个部分。一、简要介绍隐喻与语言以及语言与文化之间的关系,提出日常用语中隐喻的汉译不可忽视文化背景,并简述本论文的主要内容。 二、重点论述隐喻在英语日常用语中存在的普遍性。三、分析隐喻的特点,从人类文化的共性论述其可译性。四、讨论隐喻的汉译标准、难点、过程、基本方法以及根据语境而确定译法的原则。五、详述隐喻汉译的方法和技巧,指出在翻译实践中,对每种方法的使用都不能走极端。结论部分,总结研究隐喻汉译所具有的实用价值。 1.引言 2.英语日常用语中隐喻存在的普遍性 隐喻的定义 关于隐喻研究的常用术语 英语日常用语中的隐喻 3.英语日常用语中隐喻的特点 日常用语中隐喻的分类 习用性隐喻 新生隐喻 英语隐喻与汉语隐喻 英语日常用语中隐喻的可译性 4.英语日常用语中的隐喻的汉译 翻译的标准 日常用语中隐喻汉译的难点 日常用语中隐喻汉译的过程 日常用语中隐喻汉译的基本方法及原则 5.日常用语中隐喻汉译的方法与技巧 直译法 意译法 转译法 直译和意译结合法 四、参考文献: [1]Aristotle. “Rhetoric” (W. R. Roberts, Trans.) In W. D. Ross (Ed.) The Works of Aristotle. Oxford: Clarendon Press. (Original Work Written ca. 330 .), 1924. [2]Brodkey, Linda. Review: The Languages in Metaphor. College English, 1988, (1): 89-94 [3]Goatly, Andrew. The Language of Metaphors. London: Routledge, 1997. [4]Jin Di and Eugene, A. Nida. On Translation. Beijing: China Translation Publishing Company, 1984. [5]Lakoff, G. & Johnson, M. Metaphors We Live by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7. [6]Nida, Eugene A. & William, Reyburn. Meaning Across Cultures. New York: Maryknoll of N. Y. Orbis Book, 1981. [7]Soskice, . Metaphor and Religious Language.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85. [8]Tylor, Edward Burnett. Primitive Culture. London: John Murray, 1871. [9]陈宏薇(不加汉语拼音,下同).新实用汉译英教程 [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6. [10]陈文伯.英语成语和汉语成语 [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0. [11]陈望道.修辞学发凡 [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83. [12]邓炎昌,刘润清.语言与文化 [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1989. [13]范家材.英语修辞赏析 [M],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1992. [14]冯明之. 英文成语故事 [M],香港:万里出版社,1992. [15]冯庆华. 实用翻译教程 [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7. [16]胡文仲. 文化与交际 [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4. [17]徐莉娜. 隐喻的翻译 [J],中国翻译,1999,(3):18-22. 五、预期的课题进度计划: 1.2007年4月25日 完成初稿,并上交指导教师审阅。 2.2007年5月9日提交论文第二稿。 3. 2007年5月16日提交论文第三稿。 3.2007年5月17日-6月9日继续修改论文直至定稿。 5.2007年6月13日提交毕业论文。 6.2007年6月14日-23日准备论文答辩。 7.2007年6月24日进行毕业论文答辩 (进度计划不能照抄,应根据实际情况从3月5日起至6月24日止编写计划。) 六、完成论文的条件、方法及措施: (一)条件 1.已经修完英语专业的所有课程,对英语国家概况和跨文化交际有较全面和深入的了解; 2.学校图书馆和学院资料室具备有关本论文研究所需的丰富的书籍、期刊等参考文献; 3.已经收集较丰富和全面的文献资料; 4.具有上网条件及丰富的网上资源。 (二)方法及措施 1.利用图书馆和互联网进行资料的检索网; 2.小组讨论交流。
[论文关键词〕钱钟书《围城》 文化 批判价值 [论文摘要〕钱钟书先生的《围城》,在其稚俗共赏、幽默风趣的语言里透视着智者见智、仁者见仁的深层意蕴,他思考、关注着人的本性,将笔触伸向人的文化精神世界,从“文化的批判”到“形象的哲学”,揭示现代人的精神危机和生存危机,从而更深刻地揭示出人类文化、精神的颓废。《围城》以其“格式特别”和丰富的蕴含在中国文学史上确立了不可替代的历史地位,并为20世纪40年代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做出了特殊的贡献。 《围城》自问世以来,便是中国现代文学中比较有争议的作品,从审美范畴的角度探寻,它没有正面描写美,通篇几乎都在作者理想的烛照下描绘丑陋、卑下、粗糙与低劣这些否定性审美范畴的东西,这些东西亦即丑。作者所描绘的丑中蓄积了审丑意蕴,观照和透视了中国 传统文化 中的弊害,鞭挞和解剖了人的精神性格的丑陋。所以,《围城》以“丑”作为创作母题,将社会人生丑陋的一面大胆地展现在人们面前,从而也为人们重新认识和思考“丑”提供了契机。 丑是作为美的对立面存在的,美存在的同时丑也就产生了。然而,长期以来在高雅的美学殿堂里是没有“丑”的一席之地的。早在古希腊时期,人们就建立起一座辉煌的“美”的殿堂,它不允许丑的存在。东方文化也一直强调“乐而不淫,哀而不伤”,以理性去节制美感的过度激化,提倡典雅的中和之美,“丑”自然也是被拒斥的。我国古代小说中多是将明君贤相、英雄豪杰、才子佳人、高僧圣尼等作为主要表现对象。近现代小说同样以描写追求理想、美好前程、远大抱负、为国争光作为主潮。而《围城》则是背离当时主流文学的作品,所以,《围城》一度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中没有地位。随着研究者对于作品中的“丑”由表及里的认识,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围城》才走人中国现代文学史。 与20世纪40年代其他现代小说家一样,钱钟书的小说以对丑恶人性的提示和批判为基本母题,客观地将社会、人生丑陋的一面大胆地展现在人们面前,使读者从中可以感受到当时中国社会生活的某些落后状况与沉滞的气氛。这只是《围城》带有揭露和批判性的‘性活描写层面”,具有认知价值。作者自称,“写这类人,我没有忘记他们是人类,只是人类,具有无毛两足动物的基本根性”。《围城》思考、关注人的本性问题,人性之丑得到了进一步的升华,最终将笔触伸向人的文化精神世界,从“文化的批判”到“形象的哲学”,以揭示现代人的精神危机和生存危机,从而更深刻地提示出人类文化、精神的颓废,在讽刺与幽默的审丑艺术的运用下,《围城》更是以其“格式特别”和丰富的蕴含在中国文学史上确立了不容替代的历史地位,并为40年代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做出了特殊的贡献。 1对中国封建传统文化弊害的批判 文学就其总体而言,永远是对社会生活的观照与探索,永远是对人类自下而上状态的思考与写照。五四运动以来,“批判国民性”的主题已经形成一种传统,其最终落脚点是“反封建”。《围城》的主题意蕴是多方面的,对于丑的审视已不是“反封建”,而是一种文化批判。学贯中西、博古通今而又有着惊人的人生智慧的学者型作家钱钟书,超越了特定文化的局限,以一种深刻的批判眼光,对中西文化进行了独具慧眼的评判。 从“文化的批判”到“形象的哲学”,是《围城》意蕴最深刻之所在。无论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还是对西方文化的鞭挞,都是揭示了现代人的精神危机和生存危机,作者笔下的“围城世界”和“围城人生”构成整个存在世界和整个人生的本体象征,极富于哲学意味。 《围城》的主要社会环境是大都市上海以及知识分子云集的大学—中西文化在中国的交汇之地,主要人物是出身传统封建家庭、先受中国传统 教育 后又 留学 西洋受西方文明熏陶的知识分子。这种环境和人物使作者有可能更深邃、更广泛地展开他对历史文化和人生命运的探究。 《围城》是从“反英雄”角度描写知识分子主人公的,其“视点”在中国现代文学同类题材作品中显示出独特性:不只是揭露“新儒林”的弱点或探求知识分子的出路,而是企图以写“新儒林”来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反省。小说对于落后的传统文化的批判,已非像“五·四”以来许多作家所已经做过的那样,通过刻画旧式知识分子的形象去完成这种反省、批判,而是从“最新式”的文人,也就是主要通过一些留学生或“高级”知识分子形象的塑造去实现这种反省与批判。《围城》深刻剖析和辛辣讽刺了中西两种文化相撞击时产生的种种畸形可笑的现象和人物,以诙谐生动的比喻揭示了“西方文明”与中国传统封建思想合流所产生的荒.唐可笑性:“落伍的时髦,乡气的都市化,活象那第一套中国裁缝仿制的西装,把做样子的外国人旧衣服上的两方补钉,也照式在衣袖和裤子上做了”。小说嘲讽了“国粹”和“洋物”掺和在一起所产生的不伦不类的现象。城市人“享受了最新的西洋科学设备”,却“坐在水管烘暖的客堂念佛”,每天念10遍白衣观世音咒,求菩萨保佑自己。作者对此调侃地写道:“可见‘西学为用,中学为体’并非难事”。这表面上似乎在提倡“中体西用”,实际上是对固守中国封建文化者的嘲讽。 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形成的许多文化传统,与中国社会进步的历史要求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冲突。方鸿渐的父亲是个十足迂腐守旧的封建遗老,他顽固坚守传统文化和旧道德标准,视一切外来文化、新文化为洪水猛兽,必扼杀之而后快。他处处显示封建家长的威严,始终以传统观念要求和制约儿女们的言行。在这样的封建遗老治理下的家庭正如我国许多传统封建家庭一样:长幼尊卑有着森严的礼教,父母儿女却无正常的爱心,婆媳之间互相敌视,女由狸之间明争暗斗,相互都恨不得吃掉对方。《围城》借方巡翁及其家庭来思索和揭露中国封建文化传统的丑恶和腐朽,同时也让人们在主人公的悲剧人生中加深对束缚人性的传统文化的痛恨。三间大学正像一个现代封建大家庭,是东西文化、新旧文化的矛盾冲突展现的一个大舞台。在这所高级知识分子云集的大学里,上下级之间、同事之间无不趋炎附势,勾心斗角,甚至把中国古代兵书上的“敌人喘息未定,即予以迎头痛击”等兵法用来相互间斗法、争权夺势、角逐名利,并且人人都热衷“关心”他人的隐私,散布谣言,恶语伤人。 中国近代以来,海禁渐开,“西学东渐”使得社会上及知识界普遍流行着崇洋媚外的风气。张先生为了炫耀自己的“洋时髦,洋习气”,常常在说中国话时夹杂一些无谓的英文字;曹元朗之流,到国外学着写些“杂凑乌合”的所谓“现代诗”,回国后还时时炫耀自己是留学生,到处挂着牛津剑桥的幌子装点自己的门面;韩学愈冒牌子虚乌有的外国大学博士取功名。“外国科学进步,中国科学进爵”,这些人无非是想借“洋名”、“洋物”来获取头衔地位名气,争足面子,以示体面。这正是中国文化人人格的悲剧所在。至于连一向认为正直脱俗的方鸿渐本人也无法摆脱这种崇洋风气的左右,只好猎取洋博士头衔荣归故里,则十足是中国人“戏剧本能”的典型表现。正如美国的明恩溥所说:“中国人对戏剧的狂热,如同英国人之于体育、西班牙人之于斗牛。只要很少的触动,任何一个中国人就会以为自己是戏剧中的人物。他把自己放进戏剧场景之中,像戏剧中人物一样行礼、下跪、俯身、叩头”。方鸿渐心里清楚,如果他不能拿一张博士文凭回去,那么在家乡父老面前就“下不了台”。可见,小说表面上是讽刺“崇洋”的心理行为,实际上还是在挖传统文明的劣根。 西方文化的侵人并未使在中国几千年来占统治地位的封建文化轻易地退出历史舞台,鸦片战争以来,一直到20世纪的30年代,中国依然故我地被浓厚的封建传统意识笼罩着,原因是多方面的、复杂的。着墨不多的名士董斜川,曾出任捷克公使馆军事参赞,本来应该是个“英年洋气的人”,但骨子里却封建味道十足,说话‘旧气活象遗少”,捧着“同光体”的僵尸来炫耀自己,写些“泼眼空明供睡鸦,蟠胸秘怪媚潜纠”之类的晦涩难懂的旧体诗以示旧学深厚,诗才超人。他不仅瞧不起新诗和早期的改良主义龚自珍、黄遵宪的诗,而且连唐以后所有重要诗人的诗都不放在眼中,认为只有“同光体”陈三立的以晦涩出名的((散原精舍诗》,才是当时上下500年间诗歌创作的典范,并且自视颇高,面对别人虚假的恭维,竟洋洋得意地表现出“仿佛领袖受民众欢迎时的表情”。可见,封建思想文化对知识分子精神上的腐蚀和扭曲之严重,当时中国特殊社会形态下一部分知识分子精神危机之深刻。 2对西方文明的批判 《围城》中没有正面直接描写对西方文明的批判,不过,在叙事中却暗含着这种批判意识。西方人一向重视“自我”,重视“个性”,强调“精神文明”的执着与追求,强调个体生命的意志与勇气。在实现这种文明的过程中,不难看出是压抑他人的本质力量而得到的。用黑格尔的话说:“这种‘自我’是有生命的个体,而他的生命就是在于能把自己的个性显现到自己的意识和旁人的意识里,就在于能表现自己,使自己成为现象。因为每个人在活着的时候,都设法实现自己,而且也确实在实现自己。 受西方现代主义影响的徐志摩曾说过:“我的思想是恶毒的,因为这个世界是恶毒的;我的灵魂是黑暗的,因为太阳已灭绝了光彩;我的声音是象坟堆里的夜袅,因为人间已经杀尽了一切的和谐。既然是一个杀尽了和谐的不和谐时代,当然诗人和作家就要唱出不和谐、反和谐的歌,写出和谐的艺术。小说《围城》中便体现出这种“否定”。 具有多维文化视野的钱钟书创制长篇小说,让读者看到中国文化之外的文化。方鸿渐刚从英、法、德“混迹”归乡后,中学的吕校长请他到学校演讲,题目便是堂而皇之的比较文化“西洋文化在中国历史上之影响及其检讨”。结果,他一点也不顾中国国情和具体场合,东拉西扯,大谈“鸦片”和“梅毒”能“引发许多文学作品”和“刺激天才”。这便是方鸿渐深受西方玩世不恭的影响,无视传统礼教、落拓不羁的个性的反映。方鸿渐明知水性杨花的鲍小姐有未婚夫,却与鲍小姐逢场作戏,两人的“感情”像热带植物一样疯长。 方鸿渐曾研究出西洋人丑得跟中国人不同:中国人丑得像造物者偷工减料的结果,潦草塞责的丑;西洋人丑得像造物者恶意的表现,存心跟脸上五官开玩笑,所以丑得有计划、有作用。说西洋人的丑是“有计划”、“有作用”,实质是具“恶意”性的丑。 留学归国的不仅仅只有方鸿渐,其他人的思想言行又如何呢?放荡不羁的鲍小姐出洋学医学会的只是逢场作戏玩弄别人感情;苏小姐是“名副其实”的洋博士,学会了国内女性不曾做过的商业的投机手段;韩学愈知道利用“洋妻”来取功名,……作者不仅一针见血地批判了异己文化对中国的危害,而且进一步批判了西方文明。 作品最初描写的人,并非是中国人,而是在白拉日隆船上被新派到安南或中国租界当警察的法国人。当船到达法国的殖民地时,这些人像狗见了家似的气势顿长,举动和声音也高亢好些。这些法国人是不懂德文的,可他们却能与几个浪荡、轻桃、善于撒娇的犹太女人不断调情,且引得犹太女人格格地笑。 西方传统文化中同样存有让读者深思的话语。作品中运用的一些外国 典故 ,如西洋人拿胡萝卜赶驴子的 故事 ,葡萄牙人生女孩子的 谚语 ,都是作者对西方利己主义的批判。 “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美总是一种限定,但丑却是反限定的,是向美的普遍性提出挑战。作者所关心的不再是完美的人性,而是不完美的人性。 3对社会现实与历史文明的 反思 荣格曾经有言:“一个已经过时的诗人,常常突然又被重新发现。这种情形发生在我们的意识发展已经到达一个更高的水平,从这个高度上诗人可以告诉我们某些新的东西的时候。实际上,这些东西始终存在于他的作品中,但却隐藏在一种象征里。只有时代精神的更迭,才使我们揭示出它的意义。” 《围城》是钱钟书对社会现实和历史文明反思的艺术结晶。虽然三四十年代的中国仍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现代社会,但确实存在着几块在当时已畸形繁荣的现代文明的领地—上海、香港等世界性大都市,而生活在其中的人们,尤其是一些高级知识分子,生活方式和思想方式上已相当欧化,因此堪称是真正的现代人。《围城》立足于中国的几块现代文明的土壤而又放眼世界,对整个现代文明和现代人生进行整体反思和审美观照,揭露现代人生存危机这一主题。 主人公方鸿渐是一个曾经留学欧美的高级知识分子,后来又归国谋生。从伦敦、巴黎、柏林到上海、香港,从十里洋场到高等学府,他一直生活在现代文明社会中。然而,这种现代文明社会并没有给他的生活带来充实的意义和幸福的归宿。相反的,不论从物质上还是精神上,他始终是一个失败者,一个没有归宿的流浪汉。这个生活在现代文明社会中的现代人的个人命运构成了《围城》的主要情节。正是通过他的个人命运和精神危机,作者深刻地揭示了现代文明的弊端和现代人生活的病态。方鸿渐经历了现代人生旅程的四个阶段,即教育、爱情、事业和婚姻。这四个阶段事实上也就是人们普遍追求的四大人生支柱或四大人生价值。然而在方鸿渐这个现代人身上,这四大人生价值却相继破产以至于彻底崩溃了。方鸿渐感觉到的也正是现代人所具有的同感,“生存竞争渐渐脱去文饰和面具,露出原始的狠毒”。“在小乡镇时,他怕人家倾轧,到了大都市,他又恨人家冷淡,倒觉得倾轧还是瞧得起自己的表示。就是条微生虫,也沾沾自喜,希望有人搁它在显微镜下放大了看的”。“拥挤里的孤寂,热闹里的凄凉,使他像许多住在这孤岛上的人,心灵也仿佛一个无凑畔的孤岛”。方鸿渐这个现代人的人生历程和生存状况完全与理性主义、乐观主义的人生信仰相背离,从而把现代文明的弊端和现代人生的危机作了极为真实极为深刻的提示:现代社会虽然有高度的物质文明,但却不能给人提供真正安身立命的东西—精神的信仰和存在的意义,残酷的生存竞争已将基本的人生价值打得粉碎,理性主义和乐观主义一钱不值,现代人陷人了深重的生存危机和精神危机之中,人生对于现代人来说已经成了一个进不可取、退无出路的“围城”般的绝境。处于历史转型和文化变迁背景下的现代人却不甘随俗,有未泯灭的理想主义却不能适应现实生活,在复杂的社会环境下,在各种话语的断裂、差异、冲撞、颠倒中无所适从,屡屡碰壁。主人公“人生经历不是快乐的历险而是痛苦的历程,不是成功之收获而是失败的总和,不是理想的实现而是对最起码的人生价值的彻底幻灭”。这正是对现代文明中,人在种种异己力量面前无能为力的悲哀困境的提示。 《围城》是一部学者小说,这一特征决定了它的哲理性要远远大于形象性。加缪曾经说过:“小说从来都是形象的哲学。在一部好的小说里,其全部哲学都融汇在形象之中”。这话自然不可一概而论,但移用到《围城》上来确是再恰当不过了。它的寓言性结构显而易见,“被围困的城堡”也罢,“金漆的鸟笼”也罢,小说的中心意象“围城”是一个由作者明确指示的哲学命题,它既是人类爱情婚姻的明喻,也是一种文化精神和人类生存困境的象征。在《围城》的初版序言中,钱钟书就交待说:“在这本书里,我没忘记他们是人类,只是人类,具有无毛两足动物的基本根性”。这个郑重其事的点题暗示了《围城》的思想批判意向最终是指向整个人类存在的,它的艺术概括是涵盖整个人生的—现代文明中的现代人生。在《围城》故事快结尾时,作者又有意假借孙柔嘉对方鸿渐的埋怨—“好好的讲咱们两个人的故事,为什么要扯到全船的人,整个人类?”再次提醒读者回味他的这一思想意向和美学追求。 世间的丑恶被真实地再现,就有利于唤起世人的觉醒,加快他们摆脱异化的步伐。西方的卡夫卡为人生困境建造了一座人与人互相隔绝的“城堡”,中国现代派诗人戴望舒则砌起了一条充满迷惘与感伤的“雨巷”,钱钟书则营建了贮满人生困惑的迷宫似的“围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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