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钊论文题目

中国欢呼十月革命的第一篇论文，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出版于1918年，法国和俄罗斯的革命性的概念比较。然后他发表在“新青年”的“平民化”和“布尔什维主义的热情赞誉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的胜利”，是20世纪世界革命的先声“。

中国人歌颂十月革命的第一篇论文，是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1918年发表的《法俄革命之比较观》。接着，他又在《新青年》上发表了《庶民的胜利》和《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热情歌颂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是20世纪中世界革命的先声” 。

《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和《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文章和演说。他宣称：“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1919年，他又发表了《新纪元》、《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再论问题与主义》等几十篇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

《庶民的胜利》 《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 颂扬十月革命

《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

李大钊撰写的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文章有：《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

其中，《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是李大钊于1919年在《新青年》上刊登的一篇文章。该文章论述了李大钊对于马克思主义的见解，极大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庶民的胜利》是一篇演说，发表于1918年11月末或12月初，是李大钊在天安门的演说。

《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热烈欢呼十月革命的胜利，认为这是民主主义的胜利，是布尔什维的胜利，是世界劳工阶级的胜利。

扩展资料：

李大钊是中国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者、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之一。字守常。河北乐亭人。少年读乡塾。1905年考入永平府中学。1907年考入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1913年东渡日本，次年考入早稻田大学政治本科。

留日期间，积极参加反对袁世凯的活动。1916年春发表篇论文《青春》，提出创造青春中华的理想。5月回国，任北京《晨报》总编辑、《甲寅》日刊编辑，积极投身新文化运动。1918年1月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6月与王光祈等发起组织少年中国学会，任《少年中国》编辑主任。

不久又担任《国民杂志》社指导、《新潮》社顾问。12月与陈独秀创办《每周评论》，以“常”、“守常”、“明明”等笔名发表对重大问题的评论文章。

从1918年下半年起，相继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等讲演和文章，宣传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

再论问题与主义 (李大钊) 再论问题与主义李大钊适之先生：我出京的时候，读了先生在本报三十一号发表的那篇论文，题目是“多研究些问题，少讲些主义”，就发生了一些感想。其中有的或可与先生的主张互相发明，有的是我们对社会的告白。现在把他—一写出，请先生指正。（一）“主义”与“问题”我觉得“问题”与“主义”有不能十分分离的关系。因为一个社会的解决，必须靠着社会上多数人共同的运动。那么我们要想解决一个问题，应该设法，使他成了社会上多数人共同的问题。要想使一个社会问题，成了社会上多数人共同、的问题，应该使这社会上可以共同解决这个那个社会问题的多数人，先有一个共同趋向的理想主义，作他们实验自己生活上满意不满意的尺度（即是一种工具）。有那共同感觉生活上不满意的事实，才能一个一个的成了社会问题。才有解决的希望。不然，你尽管研究你的社会问题，社会上多数人却一点不生关系。那个社会问题，是仍然永没有解决的希望；那个社会问题的研究，也仍然是不能影响于实际。所以我们的社会运动，一方面固然要研究实际的问题，一方面也要宣传理想的主义。这是交相为用的，这是并行不悖的。不过谈主义的人，高谈虽没有什么不可，也须求一个实验。这个实验，无论失败与成功，在人类的精神里，终能留下个很大的痕影，永久不能消灭。从前信奉英国的Owen的主义的人，和信奉法国Fourier的主义的人，在美洲新大陆上都组织过一种新村落新团体。最近日本或者小路氏等在那日向地方，也组织了一个“新村”。这都是世人指为空想家的实验；都是他们的实际运动中最有兴味的事实；都是他们同志中有志者或继承者，集合起来，组织一个团体，在那里实现他们所理想的社会组织，作一个关于理想社会的标本，使一般人由此知道这新社会的生活，可以希望，以求实现世界的改造的计划。Owen派与Fier派在美洲的运动，虽然因为离开了多数人民，去传播他们的理想，就像在那没有深厚土壤的地方撒布种子的一样，归于失败了。而Nieves作《美国社会主义史》，却批评他们，说：Owe主义的新村落，Fder主义的新团体，差不多生下来就死掉了。现在人都把他们忘了。可是社会主义的精神，永远存留在国民生命之中。如今在那几百万不曾参加他们的实验生活，又不是Owen主义者，又不是Fier主义者，只是没有理论的社会主义者，只信社会有科学的及道德的改造的可能的人人中，还有方在待晓的一个希望犹尚伊存。这日向的“新村”，有许多点像那在美洲新大陆上已成旧梦的新村。而日本的学者及社会，却很注意。河上肇博士说，他们的企划中，所含的社会改造的精神，也可以作方在待晓的一个希望，永存在人人心中。最近本社仲密先生，自日本来信，也说“此次东行，在日向颇觉愉快”。可见就是这种高谈的理想，只要能寻一个地方去实验，不把他作了纸上的空谈，也能发生些工具的效用，也会在人类社会中有相当的价值。不论高揭什么主义，只要你肯竭力向实际运动的方面努力去做，都是对的，都是有效果的。这一点我的意见稍与先生不同。但也承认我们最近发表的言论，偏于纸上空谈的多，涉及实际问题的少。以后誓向实际的方面去做。这是读先生那篇论文后发生的觉悟。大凡一个主义，都有理想与实际两方面。例如民主主义的理想，不论在哪一国，大致都很相同。把这个理想适用到实际的政治上去，那就因时，因所，因事的性质情形，有些不同。社会主义，亦复如是。他那互助友谊的精神，不论是科学派，空想派，都拿他来作基础。把这个精神适用到实际的方法上去，又都不同。我们只要把这个那个的主义，拿来作工具，用以为实际的运动。他会因时，因所，因事的性质情形，生一种适用环境的变化／在清朝时，我们可用民主主义作工具去推翻爱新觉罗家的皇统。在今日，我们也可以用他作工具去推翻那军阀的势力。在别的资本主义盛行的国家，他们可以用社会主义作工具去打倒资本阶级J在我们这不事生产的官僚强盗横行的国家，我们也可以用他作工具去驱除这一般不劳而生的官僚强盗。一个社会主义者，为使他的主义在世界上发生一些影响，必须要研究怎么可以把他的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所以现在的社会主义，包含着许多把他的精神变作实际的形势使合于现在需要的企图。这可以证明主义的本性，原有适用实际的可能性。不过被专事空谈的人用了，就变成空的罢了。那么先生所说主义的危险。只怕不是主义的本身带来的，是空谈他的人给他的。（二）假冒牌号的危险一个学者一旦成名，他的著作恒至不为人读，而其学说，却如通货一样，因为不断的流通传播，渐渐磨灭，乃至发行人的形象印章，都难分清。亚丹斯密史留下了一部书，人人都称赞他，却没有人读他。马查士留下了一部书，没有一个人读他，大家却都来滥用他。英人邦纳氏Bonar早已发过这种感慨。况在今日群众运动的时代，这个主义，那个主义，多半是群众运动的隐语旗帜，多半带着些招牌的性质。既然带着招牌的性质，就难免假冒招牌的危险。王麻子的刀剪，得了群众的赞许，就有旺麻子等来混用他的招牌；王正大的茶叶，得了群众的照顾，就有汪正大等来混用他的招牌。今日社会主义的名词，很在社会上流行，就有安福部的社会主义跟着发现。这种假冒招牌的现象，讨厌诚然讨厌，危险诚然危险，淆乱真实也诚然淆乱真实。可是这种现象，正如中山先生所云：新开荒的时候，有些杂草毒草，夹杂在善良的谷物花草里长出，也是当然应有的现象。王麻子不能因为旺麻子等也来卖刀剪，就阅了他的剪铺。王正大不能因为江正大等也来贩茶叶，就歇了他的茶庄。开荒的人，不能因为长了杂草毒草，就并善良的谷物花草一齐都收拾了。我们又何能因为安福派也来讲社会主义。就停止了我们正义的宣传。因为有假冒牌号的人，我们越发应该一面宣传我们的正义，一面就种种问题研究实用的方法，好去本着主义作实际的运动。免得阿猫，阿狗，鹦鹉，留声机来混我们，大家。（三）所谓过激主义《新青年》和《每周评论》的同人，谈俄国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议论很少，仲甫先生和先生等的思想运动，文学运动，据日本《日日新闻》的批评，且说是支那民主主义的正统思想。一方要与旧式的顽迷思想奋战一方要防遏俄国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潮流。我可以自白：我是喜欢谈谈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当那举世若狂，庆祝协约国战胜的时候，我就作了一篇“Bolshevism的胜利”的论文，登在《新青年》上。当时听说孟和先生，因为对于布尔什维克主义不满意，对于我的对于布尔什维克的态度，也很不满意（孟和先生游欧归来，思想有无变动，此时不敢断定）。或者因为我这篇论文，给《新青年》的同人，惹出了麻烦，仲甫先生今犹幽闭狱中，而先生又横被过激党的诬名，这真是我的罪过了。不过我总觉得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流行，实在是世界文化上一大变动。我们应该研究他，介绍他，把他的害象，昭布在人类社会；不可一味听信人家，为他们造的谣言，就拿凶暴残忍的后抹煞他们的一切。所以一听人说他们实行“妇女国有”，就按情理断定是人家给他们造的谣言。后来看见美国“NewRpubic”登出此事的原委，知道这话果然是种谣言，原是布尔什维克政府，给俄国某城的无政府党的人造的。以后辗转传讹，人又给他们加上了。最近有了慰慈先生在本报发表的俄国的新宪法，土地法，婚姻法等几篇论文，很可以供我们研究俄事的参考，更可以证明妇女国有的话，全然无根了。后来又听人说，他们把克鲁泡脱金氏枪毙了，又疑这话也是谣言。据近来欧美各报的消息，克氏在莫斯科附近安然无恙。在我们这盲目的社会，他们哪里知道Bolshevism是什么东西，这个名词怎样解释？不过因为迷信资本主义，军国主义的日本人，把他译作“过激主义”，他们看“过激”这两个字，很带着些危险，所以顺手拿来乱给人戴。看见先生们文学改革论激烈一点，他们就说先生是过激党。看见章太炎、孙伯兰政治论一激烈一点，他们又说这两位先生是过激党。这个口吻，是根据我们四千年先圣先贤道统的薪传。那“杨子为我。是无君也；墨子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的逻辑，就是他们唯一的经典，现在就没有“过激党”这个新名词，他们也不难把那旧武器拿出来攻击我们。什么“邪说异端”哪，“洪水猛兽”哪，也都可以给我们随便戴上。若说这是谈主义的不是，我们就谈贞操问题，他们又来说我们主张处女应该与人私通。我们译了一篇社会问题的小说，他们又来说我们提倡私生子可以杀他父母。在这种浅薄无知的社会里，发言论事，简直的是万难，东也不是，西也不是。我们惟有一面认定我们的主义，用他作材料，作工具，以为实际的运动。一面宣传我们的主义，使社会上多数人都能用他作材料，作工具，以解决具体的社会问题，那些猫，狗，鹦鹉，留声机，尽管他们在旁边乱响；过激主义哪，洪水猛兽哪，邪说异端哪，尽管他们乱给我们头衔，哪有闲工夫去理他！（四）根本解决“根本解决”这个话，很容易使人闲却了现在，不去努力，这实在是一个危险。但这也不可一概而论。若在有组织，有生机的社会，一切机能，都很敏活；只要你有一个工具，就有你使用他的机会，马上就可以用这工具作起工来。若在没有组织，没有生机的社会，一切机能，都已闭止，任你有什么工具，都没有你使用作、工的机会。这个时候，恐怕必须有一个根本解决，才有把一个一个的具体问题都解决了的希望。就以俄国而论，罗曼诺夫家没有颠覆，经济组织没有改造以前，一切问题，丝毫不能解决。令则全都解决了。依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社会上法律政治伦理等精神的构造，都是表面的构造。他的下面，有经济的构造，作他们一切的基础。经济组织一有变动，他们都跟着变动。换一句话说，就是经济问题的解决，是根本解决，经济问题一旦解决，什么政治问题，法律问题，家族制度问题，女子解放问题，工人解放问题，都可以解决。可是专取这唯物史观（又称历史的唯物主义）的第一说，只信这经济的变动是必然的，是不能免断。而于他的第二说。，——就是阶级竞争说，——了不注意，丝毫不去用这个学理作工具，为工人联合的实际运动，那经济的革命，恐怕永远不能实现；就能实现，也不知迟了多少时期。有许多马克思派社会主义者，很吃了这个观念的亏。天下只是在群众里传布那集产制必然的降临的福音，结果除去等着集产制必然的成熟以外，一点的预备也没有作。这实在是现在各国社会党遭了很大危机的主要原因。我们应该承认。遇着时机，因着情形，或领取一个根本解决的方法；而在根本解决以前，还须有相当的准备活动才是。以上拉杂写来，有的和先生的意见完全相同，有的稍相差异，已经占了很多的篇幅了。如有未当，请赐指教。以后再谈罢。李大钊寄自昌黎五峰是这个吗?

《法俄革命之比较观》。

李大钊同志所著《法俄革命之比较观》 ,一九一八年七月一日发表于"言治"季刊第三号,这是中国最早的一篇欢呼俄国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 利的文章。

在这篇文章中,李大钊同志指出了十月革命与法国革命性质的区别;宣传了十月革命胜利的世界历史意义,表示了对俄国劳动人民解放的无限欢欣和赞扬,扫除了有些人对十月革命所采取的怀疑态度。

李大钊同志是中国共产主义的先驱，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他不仅是我党早期卓越的领导人，而且是学识渊博、勇于开拓的著名学者，在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和民族解放事业中，占有崇高的历史地位。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李大钊同志备受鼓舞，连续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新纪元》等文章和演讲，热情讴歌十月革命。他以敏锐的眼光，深刻认识到这场革命将对二十世纪世界历史进程产生划时代的影响，也从中看到了中华民族争取独立和中国人民求得解放的希望。

《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它是中国人歌颂十月革命的第一篇论文,是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在1918年发表的.接着,他又在《新青年》上发表了《庶民的胜利》和《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热情歌颂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是20世纪中世界革命的先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