丈夫沈从文主题论文

你竟然用这种方法！太过分啦！

沈的湘西世界是他以自己一个乡下人的身份来写的！他的湘西世界中的人物是中国的国民性的一个方面。他和鲁迅的国民性合起来才是一个完整的中国人的国民性。所以，沈和鲁迅不愧是对中国的重新塑造的伟大的文学家.沈从文是京派文人中最激烈的一位了。可以参看《京派文人：学院派的风采》（高恒文著，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在他主持《大公报·文艺副刊》时曾和海派有过激烈的争论，也和新月遗老进行过，他的为人不是和他作品中所表现出来的平和，而是一个嫉恶如仇的人，而且是一个眼睛里容不下沙子的人。至于他和湘西的关系，不如说是沈从文再造了湘西世界。正如李敖的《上山·上山·爱》，他在讨论这本书的时候他就说，这里的女人都是不真实的，是我把自己这一生所经过的女人的优点揉和在一起，创造出了这十七个女人的形象，他接着说，小说中的世界是作者心中的世界，是他想象中应该是的世界，所以不要把这十七个女人，哪怕是死去的和还在世的人，对号入座，否则的话是找不到这样的人，因为我是创造出了这十七个人而不是简单写出了这十七个人。相比较，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说沈从文笔下的湘西世界也是他心目中的湘西世界，而不是他眼中的湘西世界，和它优美的风景、平和的山水世界相映衬的，是美丽的心灵和融洽的社会环境。但是和他同一时代的成仿吾，（也是我们DS的首届校长）就对沈的世界做了精辟的论述，他说在湘西世界中并不是沈从文心中这么简单，要不然的话他（沈）也不会写出那么多的爱情悲剧，人生悲剧了。比如（《边城》中最后凄凉的结尾）所以说，正是他把湘西描写的这么美，这么平和，正是因为它不平和，但是它美，美得犹如一个脆弱的花瓶，随时都有可能被打碎，而且在当时混乱的社会背景下，它正面临着被打碎的局面，所以他要拿起笔，记下那个曾经美丽的世界，留给后人怀念。湘西，古老的苗民祖居地，数千年来，不断地遭到汉族统治者的入侵和同化，生存空间日趋缩小。但封建化进程迟缓，封建主义只统治着城镇码头等汉族聚集地，广大的山寨村落，宗法制仍然占主导地位，其政治经济结构、伦理道德和社会风习，都与封建密网下的内地社会大相径庭。特别是朴素的原始宗教信仰，简化了阶级关系，激发了苗民的狂热情绪和献身精神。沈从文把湘西社会概括为：“人生情感的朴素，观念的单纯，以及环境的牧歌性。”沈从文从广阔的文化——历史演变的角度，注视都市文明的推进和反动政治压迫在淳朴古老的湘西乡村社会所引起的历史变动。一边用他那支细腻、优美、抒情的生花妙笔塑造那座带有几分幻想性的美丽“边城”，并且不停地赞叹。同时，他又深刻感受到“边城“的非现实性和标志优秀传统的城堡不可避免的毁弃、荒芜。而且，随着历史的进步和作家社会阅历的不断丰富，这种感觉越来越强烈。于是，这些瑰丽的亮色，就逐渐被历史的“长河”冲刷尽去，裸露出他对乡村文明逐渐被腐蚀的历史哀痛：“美丽总令人忧愁。”这是作家对社会过分热情、对人民过分热爱、对有生一切过分依恋的情感反应。这种理想与现实的冲突，即体现了“常”和“变”的对立。一经过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次侵蚀，湘西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然而，沈从文笔下的湘西山民却坚守着湘西世界中的“常”。所谓“常”，即人性之“常”，指的是未被现代文明浸润扭曲的朴素美好的人性。这是湘西本土历经数千年不变的恒定文化因素，是自古以来湘西以种地、行船为主的自然经济生活方式所孕育的文化内蕴。湘西世界中的人性之“常”，在沈从文的笔下有很多典型：新婚夫妇不避人的大白天做使谁看了都生气的事情，被人抓来，丝毫不羞愧，因为他们认为在这种好天气做这种事是极自然的事。讨袁时代就是伙夫的会明，十年后，流氓都做了大官，他依然是伙夫，依然那样天真热情、忠于职守，向往再次把军旗插到堡上去。痴汉恋慕死去的美丽女人，竟不相信死的事实，硬绑架医生去救治。卖梨老妇在认钱不认人的世道，却遵循一分钱一分货的古训，坚持多收钱多给梨的诚实……湘西世界的一些人们像中世纪的最后一批骑士，得不到应有的欢呼和荣誉，相反却被人嘲笑和侮辱。他们似乎没有意识到湘西社会的变化，，或者意识到了而不改初衷，以山民特有的固执，坚持自己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情感表达方式，坚守着湘西世界中的“常”。这不是有意识的抗争，“理性”和“意志”都没有完善到这种程度。他们只是无意识地延续祖先传统而已。他们的行为属于那个时代、那个区域、那个特定历史环境。二随着社会朝现代转型，湘西的封建化、都市化，是在炮火的掩护下，以不容置辩、不可抗拒的方式，不断地向前推进的。一切凡属于昨天的旧人旧事旧物都被同化、被取代、被吞噬，新的生活、观念、文化和习俗逐步建立和巩固。在社会朝现代转型过程中，必然会产生利于社会发展之“变”，也必然会产生阻碍社会发展之“变”。沈从文以一个“乡下人”的身份，把目光聚焦到了后者，他发现现代物质文明所挟带的“疾病”已经包裹着一些污浊泥水，冲进了乡村，促成了湘西世界中的“变”。在这儿，“变”即人性之“变”，是指由社会历史之“变”造成的唯实唯利的庸俗人生观。因为新的政治经济体制的确立，湘民们失去了原来的质朴、勤俭、和平、正直的典范。如果说封建化后的湘西，尚保有某些小农经济互相协作和血缘认同基础上形成的超功利性的人际关系，那么，在都市文明数十年的侵蚀后，随着小农经济的普遍衰败，“农村社会那点正直朴素人情美，几乎快要消失无余了”。取而代之的是冷冰冰的金钱和赤裸裸的利益。沈从文在1937年还乡时，看着湘西世界的“常”逐步被“变”侵蚀，便写下了《长河》。这是作家第一次写重大题材。虽然没有完成，但从第一卷里仍感受到作家对湘西世界的“常”逐步被“变”侵蚀的沉痛感慨。《边城》中的翠翠对心上人的纯情，依然出现在《长河》的夭夭身上。但军官和乡绅似乎都失去了往日的正直豪爽。他们在政治上横行霸道，经济上敲诈勒索，精神上空虚无聊，是一群被现代文明腐蚀的乡村灵魂。饱经风霜、见多识广的老水手，在具有象征意义的“新生活”面前，也失去了往日的稳重和自信，四处打听它的情状，并且断言：“好看的总不会长久。”历史的“长河”在不停地奔涌向前，带来了希望，也带来了“疾病”。虽然带来的都是“变”，但沈从文关注的是腐蚀乡村灵魂的“疾病”，是由社会历史之“变”而形成的人性之“变”。三正如前文所说，“常”即湘西世界中的人性之“常”，指的是未被现代文明浸润扭曲的朴素美好的人性。“变”即湘西世界中的人性之“变”，是指由社会历史之“变”造成的唯实唯利的庸俗人生观。湘西世界中的“常”与“变”存在着互相映衬的关系。一方面，“变”使“常”具有了理想化的形态，以人性之“变”，映衬了乡间朴素美好的人性之“常”。在沈从文的笔下，把“常”描写到最理想化的形态莫过于将“人性”上升为“神性”了。“一切生命的呼唤，都有其庄严的意义。”生理欲望、情感需求，只要发自内心，都应得到充分的肯定和赞颂，《雨后》、《神巫之爱》、《阿黑小史》中，青年男女自由地谈情说爱，没有封建礼教的束缚，没有父母兄长的干涉；爱，就是“抓住自己的心，放在爱人面前，方法不是钱，不是貌，不是门阀，不是装假的一切，只要有真实热情的歌。”甚至爱就是一切，就是生命存在的价值。《媚金·豹子·与那羊》中的媚金和豹子，《月下小景》中的年轻情人，都愿意“向那个只能走去，不能再回来的地方旅行”，为的是获得永恒的爱。这些便是最理想化的人性之“常”，即“神性”。另一方面，“常”使“变”呈现出现实中的病态，朴素美好的人性之“常”使人性之“变”暴露了社会被腐蚀的一面。例如，《柏子》中柏子与吊脚楼妓女的数月一会，《萧萧》中萧萧与花狗的偷情，《贵生》中贵生对老板女儿的单恋。这些依附在封建经济关系上的儿女，自身也为封建毒素腐蚀得麻木不仁，他们的爱情已不像龙朱们、二老们那样热烈、那样纯净，不可避免掺合着杂质。柏子的自满自足，萧萧的无所作为，贵生的烧房弃逃，都说明他们某种程度上染上了文明人的“阳痿症”。四湘西世界中的“常”与“变”，集中反映了沈从文对湘西世界传统文化因素的热爱与对湘西世界被腐蚀的无奈。之所以有这样的热爱与无奈，是和沈从文个人的成长轨迹与心灵路程分不开的。在理智上，每个人都知道“现在”是多么重要，但是，在感情上，有些人却又是那样地眷恋过去，总是克制不住地要一遍一遍地重温往事。让人感觉最亲切且难忘的，常常并不是孩提时那母亲的温暖的怀抱，也不是开蒙时那师长的鼓励的目光——这些单纯的印象固然使人感到愉悦，但令人真正难忘的却是另一些复杂而又强烈的印象。一闭上眼睛，总是首先记起自己十几岁时的经历。如果恰巧在这个年龄上遭遇到环境的变迁，譬如由城市来到农村，那初次呈现在眼前的山坡、河道，田畦尽头的落日，村寨上空的炊烟，以及它们带给你的那种种新奇微妙的感觉，就永远刻在了你的心头。沈从文却是从农村来到城市，这一迁移给了他复杂而又强烈的印象。在“交织野蛮与优美”的湘西土地上长大的沈从文，童年时代就到“日光下去认识这大千世界微妙的光、稀奇的色、以及万江白物的动静”，接受大自然的感悟和启发。这种独特的人生教育，形成他对自然万物的特别倾心，以至成年以后，仍然“不安于当前事务，却常为人生远景而凝眸”。沈从文总是用儿童的目光看世界，不计功利得失，只着眼于光和色的美丽，人之感官的愉悦，因此，他看见一个永远充满欢乐和生气的世界。他名之曰：“常。”虽然他也看到都市文明腐蚀下的疮痍人生，可他相信人们本性的善良，相信明天会比今天更美好。童年的沈从文一方面看到了美好的湘西世界，另一方面，在漫长的民族发展过程中，也看到了苗族人民经受了残酷的压迫。明清以后，中央统治者的血腥屠戮更是接连不断。苗族人民是善良而热情的，但在这样长期的苦难折磨之下，他们也不免会形成一些特别的心理习惯。据一位对苗族心理有研究的专家介绍，（如知道该专家，最好注明一下该专家的名字和著作）在沈从文那个时代，苗族人对现代意义上的政权，乃至由此产生的整个政治活动，都抱有一种固执的不信任情绪；他们虽是世居楚地，身体中奔涌着幻想的血液，但因为见多了流血成河的场面，也就不免会被逼出一种麻木和淡漠，仿佛已经不习惯于悲恸；他们避居在穷山僻壤之间，受大自然的保护，就在沉浸物我交融的恍惚状态的同时，那种理智的分析能力难免就显得薄弱多了；许多年来，他们一直被人称作是“蛮子”，也就渐渐习惯于自己的特殊身份。这固然在许多苗人心中植下了某种不自觉的忍让和自卑情感，但同时，也常常会从另一面激起倔强执拗的反抗之心……童年的沈从文看到了湘西世界的美好，同时也看到了湘西世界所遭受的屈辱，那么成年以后的沈从文又有了怎样的经历呢？由湘西到北平，沈从文跨越了巨大的历史空间。正当沈从文以一种眷恋偏爱的目光回首俯视时，发现一只无形却有力的手，正撕碎他朝夕膜拜的偶像，于是痛心疾首而又无可奈何。历史是无情的，它的进步需要付出巨大的代价；传统中合理、美好的东西，在封建主义的步步进逼下，正在或将要无可挽回地失去，这种历史的相对退步，使得把生命系在“过去”碇石上的沈从文深深感受到世界变了，什么都得变，“好看的总不会长久”，“美丽总令人忧愁”，因此，“作品一例浸透了一种‘乡土性抒情诗’气氛，而带一份淡淡的孤独悲哀，仿佛所接触的种种，常具一种‘悲悯’感。”无可奈何的作家，面对无可逆转的蜕变，再无法不流露他的惋惜、他的忧郁、他的依恋，于是慨叹道：“如一颗星，如一道虹，一瞬间即消逝了。留在后人心灵上的是一光明的符号。”过去对于沈从文描写湘西世界的文章，存在着两种批评：其中一个是说他的小说缺乏内容，认为他是“空虚的作家”；另一个则判定他对湘西社会的描写不真实，是歪曲了当时湘西农村的生活真相。其实，这两种批评都是犯了同一个毛病，那就是没有看清楚沈从文是个什么样的作家，忽视了他那个独特的创作出发点。如果他原就无意于描绘具体的社会运动，那就不能因为从他笔下看不到这方面的描绘便判定他是“空虚”；只要还没有对作家的题材范围作出非常苛刻的限制，就应该承认，在作家笔下，再缥缈的情绪也具有一种无可否认的价值。同样，如果沈从文原就不是在描绘三十年代实际存在的那个湘西社会，而是在企图重现他自己头脑中对于昔日湘西世界中的“常”，又怎么能援引湘西的现实状况来责备他失真呢？那个真实的标准本来就和他的小说不相配。在这里举出这两种批评意见，只是要想说明，即便是持一种挑剔的态度去评价作家——认为这无可厚非，也应该保持对那个作家的尊重，至少先应该去认明白，他大致是个什么样的作家。沈从文真是一个复杂的作家。他的大部分笔墨还是用在渲染湘西人民的朴素美好的人性之“常”上面的，可他也有不少的篇章，都或明或暗地在那里挑剔湘西社会的隐患和烂疮，它们和那些优美的牧歌图画常常形成那样尖锐的对比，简直不知道究竟哪一个才算是代表了沈从文的真心。他是陷入一种行为和情感的深刻矛盾了。不管他在笔下如何挑剔湘西世界中的“变”，赞美湘西世界中的“常”，甚至引申出一种对整个现代文明的怀疑和否定判断，他实际上却是湘西社会的逆子，他千里迢迢从湘西来到北平，此后虽也辗转迁流，却一直安心于城市的生活。作为作家的沈从文，他始终是一个嘈杂都市里的居民，而并非沅水岸边的隐士。人总是矛盾的。沈从文的矛盾更是有几分必然。在某种意义上，他对昔日湘西世界中“常”的向往之情，都是被他与北平文化生活的接触所激引起来的。当他决意用现代小说的形式来抒发这种感情的时候，他就已经注定要陷入那行为和情感之间的矛盾了。湘西世界中的“常”与“变”，除了和沈从文的的成长轨迹与心灵路程分不开以外，外部社会的“变”也是其形成的重要因素。尽管湘西人久居化外，但整个社会的剧烈变化，仍极深刻地影响到湘西的人事安排：大的如乾嘉暴动、改土归流等；小的如儿女情长、个人恩怨等，这些都在湘西人的记忆里烙下了或深或浅的印痕。过去与现实的层层堆积，古人与来者的互相守望，湘西人在深味对自己的处境和对未来的隐忧中，对整个湘西整个民族乃至整个人类的发展历史作了理智的返顾。30年代抗战前后连续不断的大小内战、国民党对苗汉民族实行的反动黑暗统治，腐蚀了自古以来自然经济运行的湘西世界，使得朴素美好的人性逐步被唯实唯利的庸俗人生观所侵蚀，从而形成了自己关于“常”与“变”的历史观。它浸润着浓浓的湘西风情。这是造成“常”与“变”的直接原因。这其中，还有内在的哲学因素。马克思曾经说过：“历史的发展总有惊人的相似。”从湘西人的经验来看，在这条“日夜不断、千古长流的河水里，石头和沙子以及水面腐烂的草木、破碎的船板……百年前同百年后皆仿佛同目前一样”，它指人类历史的可复制性，这是由人类不思进取的惰性和安于现状的惯性的合力促成的。因而，这条“河”沉淀着“若干年来若干人类的哀乐”。不过，与“一套用文字写成的……另一时代另一群人在这地面上相斫相杀的故事”相比，更容易“把我们带回到四五千年那个过去时间里去”“河船拍打水面的浆声，油坊里油锤与油榨相撞时爆发的回声，伴和着古老悠长而又悲凉的船歌与号子，沉沉的牛角声，水车飞转发出的‘咿呀’声……”总之，湘西人仿佛依然生活在过去的生存形态里。 实 质 上 讲 ， “ 历 史 是 一 次性的 ， 它一 经 过 去 便 永 不再现。” “ 常 ” 不过 是一种历 史 表 象 ， 一 种 对 于 历 史 的 情 感逻辑，一 种 湘 西 人 安 于 现 实 的 自 慰 ， “ 变 ” 才是 历 史 的 真 正 本 质 。 “ 变 ” 本 是自然界的 普 遍 法 则 ， 指 事 物 内 部 矛 盾 对立的 双方 相 互 不 断 的 斗 争 ， 而 使 事 物 的性质 、状 态 或 情 形和 以 前 不 同 了 。 但 囿于湘 西少 数 民 族 在 历 史 上 的 特 殊 境 遇 (即历 代汉族 统 治 者 都 把 他 们 蔑 称 为 “ 蛮 ” 而加 以武 力 镇 压 )， “ 变 ” 渗 透 着 一 股浓重 的 悲凉 ： 联 系 着 整 个 社会的 “ 变 ” ， 他 们 身 不 由 己 又 无 力 拒 绝，如 面 对 历代 中 央 王 朝 对 他 们 的 同 化和征服 ， 他 们为 自 身 的 生 计 而 不 得 不 作反同 化 和 反 征服 的 困 兽 之 斗 。几 乎 每 个朝代 都 有 着 这种 充 满血 腥 气 的 记 载 。变动的 社 会 就 象 一个 旋 转 的 巨 大 石 磨 ， 辗碎了 许 多 人 的 灵魂 ， 如 政 治 上 的变色龙 、 走 私鸦 片 、 好 玩女 人的跳 脚 ，有 的甚至 用 颓 废 的 身心去 狂 嫖 滥 赌 … … “ 变 ” 是永 远 纠 缠 着历代 湘 西 人 的 历 史症结。正是作家自身因素（沈从文个人的成长轨迹和心路历程）与外部世界因素（湘西世界所遭遇的社会历史之“变”）的综合，使沈从文的视角关注于湘西世界中人性之“常”与人性之“变”的冲突，并成为文学史上的经典，不断影响文坛上学者的思考与探索。沈从文说：“我是一个乡下人，走到任何一处，照例都带了一把尺，一杆秤，和普遍社会总是不合。”不合时宜又过分认真执著，正体现了沈从文独特的生命气质。昨天的湘西，那个美丽而野蛮的世界，像一个动人的传说已经远去，余留的只有尚在作困兽之斗的乡村灵魂和业已腐蚀的乡村社会。

沈从文是上世纪文坛的领军人物，京派小说的代表作家，他所营造的湘西风情画般的文学意境，使他成为中国现当代少数几个有世界影响力的作家之一。他在小说中歌颂人性的健康淳朴，叹惋人性在现代文明中的变异，崇尚自然、优美、健康不违背人性的审美情趣，“对人性美的赞美”是他始终不渝的艺术追求。沈从文的小说中质朴的语言体现了他对自然质朴人性的向往和尊重，诗意、含蓄、唯美的语言形式，又成就了他健康、高雅的美学追求，他的小说的语言风格是他不懈艺术美学追求的佐证。 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文坛寂寂无名的“乡下人”，到三十年代北方文坛最为活跃的领军人物和鲁迅所赞扬的中国“最优秀的作家”之一；从40年代末期作为“反动作家”、“落后作家”被尘封于历史到八十年代作为“出土文物”名声日隆，再至九十年代被海内外学者、作家奉为二十世纪中国仅次于鲁迅的文学大师 ——沈从文的文学地位几经沉浮，但终于成为一代名家定格在人们的视野中。他的作品大多数与社会保持一定的距离，创作手法有自己独到之处，他的小说极大丰富了现代小说的表现方式和叙述范围。 沈从文有自己的美学理想，他崇尚一种恬淡、含蓄的艺术美，倾向于表现纯朴、健康、自然、优美的人性，并用最符合人性的质朴自然的方式表达美的意境和人生是沈从文在自己的小说一直坚守的美学追求。这种坚守体现在他小说的取材、主题、结构等诸多方面，本文仅从沈从文小说中的语言艺术特点入手，解读沈从文的文学艺术美学追求。沈从文小说的语言艺术，因其非凡的精练与质朴，以及质朴而不乏雅致的风格，在现代文坛上独树一帜，也是探讨沈从文的小说风格及其创作的美学追求的一扇门。 一、以有限的词语营造无限的时空、塑造丰满的人物。 读沈从文的小说，无时无处不让人感觉到他炉火纯青的炼字本领，无论是小说中的环境、时空转接、人物形象抑或人物语言，他都能用最简练的字词语句进行勾勒。这种炼字的能力既使是在繁华极盛的现代文坛上也是相当有代表性的。这里我们主要对沈从文小说时空营造和人物塑造的语言特点进行分析。 （一）时空的构建和是小说叙事过程中不可或缺的艺术手段，任何的人物都将在一定的时空背影中行动，任何故事都将在一定的时空中发展。对于时空的营造，在沈从文的小说中同样是一个大前提，它不但是沈从文小说艺术实现的温床，也是他美学风格形成的基础之一。沈从文的小说中时空构建用语的极尽精练是他小说语言的一个鲜明特点，同时也是他文学艺术美学追求的体现。 沈从文的对小说中的背景时空的描述是十分简明的，他通常在描述事件之前用不加任何雕饰的语句先将时空构建清楚，这种构建语言符合沈从文式的田园牧歌世界，也是沈从文自然清新质朴含蓄的美学追求的印证。 在沈从文短篇代表作《丈夫》的开篇，作者这样写道： 落了春雨，一共有七天，河水涨大了。 河中涨了水，平常时节泊在河滩的烟船妓船，离岸极近，船皆系在吊脚楼下的支柱上。 短短五十多字一方面把时间——“春雨”之后，故事将展开的地点“妓船”引出。另一方面，它为下文发生在妓女丈夫身上的故事情节发展出做了准备，看似没有任何感情色彩的两句话，却因其特殊的场影——绵绵春雨中的水乡，吊脚楼下的小船，无端的让人生出些怜惜之情。“落了春雨”、“河水涨大”预示着丈夫对妻子的思念如春雨般缠绵与累积。这样了了数字，为下文中“丈夫”受到的屈辱与他的纯朴天性的表现提供了场所，为故事的发展营造了感情氛围。 在他的一个短篇小说《柏子》开篇这样写到：“把船停顿到岸边，岸是辰州的岸。”这样简单一句话则更为简洁明了地将读者引入沈从文式的湘西水乡风情中，垫定了整篇文章自然质朴的基调。 类似的简单语言构建的时空在沈从文的小说中随处可见。这些时空往往是小说事件的发生地发展地，构建这些时空的意义不止于交代背景，更是沈从文小说清新质朴风格的一张壁纸。水、岸、船这些水乡特有的风景，是沈从文形成自己风格的温床，也是他引领读者进入的一个境地，这个境地，便于作者叙事塑造人物，同时便于读者理解事件人物，一切用来诠释美好的东西都将在这个境地呈现，优美的风景、质朴的心灵、凄美的命运、高贵的人性在这个境地交融并得到升华。构建出的这样一个诗意的“水乡风情”时空与中国诗学所说的“意境”一词有异曲同工之妙，都是作者感情的载体，并通过将读者引入其中而最终实现美感的呈现与接收。用简单明了的语句实现这样的意境，实现了对自然质朴的美的自然质朴的传达，是沈从文的美学追求在语言运用方面的一个体现。 （二）、沈从文的小说在人物塑造中的精练笔触与时空构建一样有鲜明特色。他无论在对人物的整体形象的塑造还是对人物语言的描摹都是惜墨如金的。沈从文在人物塑造方面的语言虽然一样有着墨不多的特点但与现代文坛通用的白描有质的不同，是他对自己艺术独特的审美追求使然。 1、沈从文长于着墨不多地刻画出人物整体形象，这种简朴刻画人物整体形象的语言，通常是用居高临下的叙述而很少用客观主义的描写。 其短篇代表作《龙朱》中刻画的龙朱这个人物可谓沈从文笔下美男子的典范，他的描述如此“这个人，美丽强壮像狮子，温和谦逊如小羊。是人中模型。是权威。是力。是光。”几个简短的比喻，一个完美的龙朱的整体形象形成了。 但是值得提出的是，沈从文小说中的语言虽然简练传神，但与现代文坛盛行的白描手法有质的区别。“鲁迅开创的现代白描语言及其相应的美学观代表了20世纪中国作家的主流选择（只有少数例外，如沈从文）”， “白描来自古典小说中用简练的笔墨不加烘托地描绘形象，描摹以求神似”。 由此可见白描说到底从小说修辞学的角度看还是作者模仿，用的当然是描写性的语言。模仿不是沈从文先生的常用方法，他的小说更多的是作者介入式的叙事，往往是叙事而非描写。用沈从文自己的话说，他从《史记》和《圣经》两本书中受益不浅 ，而这两本著作恰巧是长于叙事的典范。我们从沈从文的“族长儿子龙朱年十七岁，为美男子中之美男子。这个人，美丽强壮象狮子，温和谦驯如小羊”多少可以找得到《圣经》中“写斯地，有一个人名叫约伯。那人完美正直，敬畏上帝，远离恶事”的影子。这是一种居高临下对所塑造形象整体把握的结果，直接介入式样的讲述往往比单纯的客观描摹更有利于读者接受或认同形象。布斯在他的著作《小说修辞学》中表明自己对一个小说家评价的标准，他认为：一个优秀的小说家。是一个“向我们讲话，想让我们去阅读，尽一切可能让他的作品能被人读的一个人物”。讲述式的语言更易于达到和读者交流的目的，从而让读者很好的接受作者传达的意思，更易得到阅读鉴赏的美感。沈从文小说中多见这种直接的权威式的语句，从而代替了现代文坛盛行的描摹为主的小说修辞。同时沈从文的小说也没有进入现代主义过度的长篇累牍的客观主义描写的陷阱。现代主义的大肆铺陈的客观描写式的写人方式当然更具有冲击力，可以更直截了当的把自己的主人公赤裸裸的摆到读者面前，但是冲击的同时，它本身也极具破坏力，肮脏与人性最丑陋的一面显露无遗，甚至到了让作者和读者都毫无回旋余地的地步。沈从文的小说用叙述的语言避开了这个陷阱，保持了一贯的用清新、质朴的语言来完成形象的塑造的创作方式。在沈从文的叙述中自然的人性之美温婉的呈现，读者可以尽情想象龙朱是何等的美男子，翠翠是怎么样的灵秀与可爱。 沈从文在人物整体形象塑造方面的独特艺术特色，不仅仅是他艺术自觉性的体现，也是他对自然健康人性之美追求的体现。他小说中的人物语言也同样质朴而焕发人性的生机。 2、在人物语言中，沈从文小说中的人物对话通常仅限一行。但不是说得少就无法让人物鲜活，就无法表情达意。沈从文小说中的人物语言往往是个性化的，人性化的，意在言外的。 看《柏子》中“女人”在整篇文章说的八句话：“悖时的！我以为你到常德府，被婊子尿冲到洞庭湖了！”“猜你妈，忘了为我带的粉吗？”“柏子，我说你是一个牛。”“你规矩！你赌咒你干净得可以进天王庙！”“你命怎么不要去，又跟船到这地方来？”“不要的命才轮到我。”“来你妈！别人早就等你，我算到日子，我还算到你这尸……”“是，我才乐！” 女人说的八句话中，有五句话中有脏话，共使用了六个感叹号，两个问号，一个省略号。女人说“我以为你到常德府，被婊子尿冲到洞庭湖了” 、“我算到日子”正是她对柏子的期待使然，在沈从文的笔下，妓女的人情味也没有没有被忘记，只是她没有用文人式的酸语表达，而是用一种更接近真性情的流露的语言来摹写。对柏子是否规矩的质疑也让这个女人的性格更加立体，更像个传统意义上的女人。至于读者认为她俗也好，放荡也罢，直爽也行，甚至于你也可认为她多情，反正作者对她的语言模仿到此算是尽了本分了，再写多了也是费无用功，只能让读者产生阅读上的审美疲劳，于人物形象无益无补。沈从文对这个妓女的语言原味呈现，没有让人感到粗俗不堪，倒是因其朴实真切给人一种真实的动感和生命的鲜活。 再来看《龙朱》中的人物语言，女人轻轻的说：“跟着凤凰飞的乌鸦也比锦鸡还好。”矮奴说：“这乌鸦若无凤凰在身边，就有人要拔它的毛……”这两句看似无聊的对白可不是纯说出来好玩的，女人的话可以视为她对龙朱还是赞美的，但又不愿像其他女子那样失了身份的直接夸奖，而是通过夸仆人委婉的表达自己的意思。可见这是一个有自我意识的女子，骄傲并真性情，正是敢于并能够配得上美男子龙朱的女子。并且在她的话语中的所传达的信息，也为下文龙朱成了黄牛寨的女婿做了铺垫——女子虽骄傲但毕竟不讨厌龙朱。沈从文对人物语言精练的处理，对于读者了解人物性格，理解人物话语之外的意义有益。这样唯美含蓄的人物对话在沈从文的小说中比比皆是。 沈从文的小说的语言不仅在摹写、对话尽显精辟，连人物的名字也极尽简略之能。通常沈从文小说中的人物连个名字也没有，“妇人”、“男子”、“兵”、“女孩”，“绅士太太”要不引起混淆的情况下，他不给人物取名字。即使取名字也没有“庄之蝶”之类的艳名，都是质朴的不能再质朴的“三三”、“翠翠”、“柏子”之类如邻家小孩子的名字一样，不带一点矫饰。沈从文的美在语言之外，简单的语言没有减弱其小说对美的追求，恰如沈从文在一篇名为《小说的作者和读者》的演讲稿中所写到：“美丽是在文字辞藻以外可以求得的东西”。关键的问题在于如何把生活和人生中美的部分表现地合人性，沈从文选择用一种含蓄无华的语言将人性的自然之美唯美的表现出来。他始终坚持自己的小说风格，用最简单的语言打造美的东西，让最简单的技巧焕发恒久的生命力。不卖弄不造作，从这一点上我们对于这个 “边缘人”作品中体现出来的不同于一般文人的高贵品质以及他的独特审美追求也可略见一斑。 二、小说语言平实而不失诗意和蕴味。 沈从文小说语言的特点不止于炼字炼句，还在于最平常的语言在他的运用下产生的意想不到的艺术美感和阅读快感。在沈从文的小说中很少看到过分修饰的连珠妙语，但是读来不失韵味。 （一）、沈从文无论写景写人极少用形容词，而是较多地使用实词，如此一来提高了表达的准确性。 用最平实的词描述却十分贴切而富于诗情画意的美感。 下面是《边城》的第二自然段： “小溪流下去，绕山岨流，约三里便汇入茶峒的大河。人若过溪越小山走去，则只一里路就到了茶峒城边。溪流如弓背，山路如弓弦，故远近有了小小差异。小溪宽约二十丈，河床为大片石头作成。静静的水即或深到一篙不能落底，却依然清澈透明，河中游鱼来去皆可以计数。小溪既为川湘来往孔道，水常有涨落，限于财力不能搭桥，就安排了一只方头渡船。这渡船一次连人带马，约可以载二十位搭客过河，人数多时则反复来去。渡船头竖了一枝小小竹竿，挂着一个可以活动的铁环，溪岸两端水槽牵了一段废缆，有人过渡时，把铁环挂在废缆上，船上人就引手攀缘那条缆索，慢慢的牵船过对岸去。船将拢岸了，管理这渡船的，一面口中嚷着“慢点慢点”，自己霍的跃上了岸，拉着铁环，于是人货牛马全上了岸，翻过小山不见了。渡头为公家所有，故过渡人不必出钱。有人心中不安，抓了一把钱掷到船板上时， 管渡船的必为一一拾起， 依然塞到那人手心里去，俨然吵嘴时的认真神气：‘我有了口量，三斗米，七百钱，够了。谁要这个！’” 整个描写自然背景的段落只出现了“静静的”、“清澈透明”、“慢慢的”三个普通的形容词，在写景状物中极少运用形容词是不很常见的。然而沈从文先生却真真切切的展示了湘西的风情画卷，他是如何做到让词语从平凡幻化为神奇的。我们就从这一段中寻找一点答案。 “溪流如弓背，山路如弓弦”比水山相拥更具神韵、“一篙不能落底”、 “ 河中游鱼来去皆可以计数”、清澈见底之类的形容词也更能说明问题。一定的篇幅展示了一个渡客的场影，具体而生动的场景“心中不安”、“一一拾起” 、“俨然吵嘴时的认真神气”再普通不过的词语有相当的塑造力，将民风的纯朴富有感染力的流露出来。读沈从文意境怡人的小说，你将知道无论多么艳丽的形容词都是有局限性的，而直正带人入境的也许只是简单平实的语言。如果要入的境又恰好是一个纯朴宁静的水乡，则这样不加矫饰的语言是再合适不过的。 整个段落虽未用诗的格律，读来却诗意昂然，平实的语言营造出诗的意境和画的风情，不能不说是一种奇迹。沈从文的小说中诗意的语言对如诗如画般的水乡意境的描绘是他艺术美学追求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文字引人入胜，成为沈从文小说的一大特色，也成就了中外皆知的湘西美景。 除了平实之中蕴含的高雅的语言艺术，沈从文小说语言的单纯性也是成就他美学追求的特点之一。下面我们要探索的就是沈从文语言的这个特点。 （二）、沈从文的小说没有文白夹杂的用语习惯，多用简单句式，读来有节奏感，简洁明了便于理解。同时几乎从不运典故，没有卖弄之嫌和愚弄读者之嫌，混然天成的语言质朴而富有亲和力。 沈从文的小说中几乎看不到什么典故的运用，也从没有文白夹杂的语言。如果从现代人对文章所谓旁征博引的要求看来，算不上什么上等品。但是沈从文用最通俗易懂的文字营造的每一个意境都充溢着美丽与宁静，并不要“诗云歌曰”来支撑便可以美得让人怜惜。 其实小说最主要的目的不过是作者和读者的良好交流，也就是作者与读者对小说的人物与故事情节达成一定程度的共识。韦恩•布斯说，一个优秀的小说家，是一个“向我们讲话，想让我们去阅读，尽一切可能使他的作品能被人读的一个人物。” 从这个意义上说像《尤利西斯》这样的大部头，像荣格批评的那样乔伊斯让大多数读者“受到了愚弄”，那些过多用典的小说只适合有相当文学修养的人看，或者说只有大师水平的人才看得懂的话，沈从文的小说则可以接纳更多的读者，水平高的读者可以更加从容的阅读。真正优秀的文学并不见得是做出一副高不可攀的样子，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沈从文的小说就有邻家老伯讲故事的感觉，一般的人都能接近，带有质朴的亲和力。 与沈从文的白话语言不同，在品质如《废都》之类的小说中，现代人还不时地冒出来不文不白的语言，没有美感可言，也不符合小说的时代背景和人物性格，很像一个蹩脚的文人自言自语，显然缺感染力，无法引发读者的相似感受，所描述的对象对读者而言毫无美感可言。沈从文的小说则以读者为本位，用质朴的语言招唤读者对朴实自然的美的向往与认同。正是“大巧若拙”，最高的技巧恰恰是不用技巧，最好的语言修辞也就是没有矫饰的平实质朴的语言。无文白夹杂，不用典故，用最质朴的语言表达状物是沈从文小说的高明之处。没有被官话异化、没有被目的性的修饰异化的语言营造原始自然的湘西世界和淳朴优美的人性，用最质朴的语言感招最质朴的人本性所具有的美好情感。从这个意义上说，沈从文简明平实的小说语言风格正是艺术形式服从艺术内容的典范，质朴的语言也恰好是沈从文一生对质朴的合人性之美的追求的证实。 三、对身体描写和性描写隐讳语言的运用。 在简明平实之外，沈从文小说的另一个突出的特点是他对隐讳的恰当运用。一向对美的人性不懈追求的沈从文从不反对小说中对身体和对性的描写，而且他用一种不背乎人性的艺术方式将这两样东西唯美的表现出来，这不得不归功于沈从文小说语言的隐讳艺术。 （一）、沈从文对生理的隐讳，使他的小说总是能很巧妙地消除读者的尴尬，对隐讳的运用也体现了他对人性的关怀与怜惜。 看下面的两段文字： “年龄在这个神工打就的身体上，增加上了些表示‘力’更像男子的东西，应长毛的地方长了茂盛的毛，应长肉的地方添上了结实的肉，一颗心，则同样因为年龄所补充的，更其能顽固的预备承受爱与给予爱了。”（《龙珠》） “这女孩子身体既发育得很完全，在本身上因年龄自然而来的‘奇事’，到月就来，也使她多了些思索，多了些梦。”（《边城》） 沈从文小说中的语言一向是实实在在能明明白白的表达内容的，可是到了要表述身体变化的时候竟用起了模糊的语句。当然这些看似模糊的语句也并不影响表情达意，人人都知道“应长毛”、“应长肉”的地方是哪些部位，“到月就来奇事”也没有人不明白指的是什么。可是沈从文先生就是不直白地写出来。这并不是由于现代文坛有着对生理方面描写隐讳的潜规则，看郁达夫的《沉沦》，“ 那一双雪样的乳峰！ 那一双肥白的大腿！ 这全身的曲线！”……可以说对于生理描写的隐讳，沈从文是不得不写中的最婉转者，自如地游走于似是而非的身体描写，让读者没有半点尴尬。他的小说中读者没机会看到乳房、白皙之类让人想入非非的词语，相反领略到的是难得一见的对人性包括对肉身的赞美之情。 沈从文对身体描写语言的处理可以说是他对优美健康的人生形式的尊重和热爱在艺术形式上的体现。隐讳不是他要达到的理想状态，只是他达到理想状态的一个手段。沈从文在对身体的描写上要达到的是美感——自然、健康、优美。 （二）、比对生理的隐讳更令人叹为观止的是沈从文对于性描写过程中的隐讳。直接的性描写在他的小说中从未出现过，对于性描写的 “讳莫如深”沈从文是通过一种诗意的语言来实现的。 “经过龙朱的指点，结果是多数把女子引回家，成了管家妇，或者领导到山峒中，互相把心愿了结。”（《龙朱》） “她要他当真对天赌咒，赌过了咒，一切好像有了保障，她就一切尽了他。到丈夫返身时。手被毛毛虫螫伤，肿了一大片，走到萧萧身边。萧萧捏紧这一只小手，且用口去呵它，想到刚才的糊涂，才仿佛明白自己做了一点不大好的糊涂事。”（《萧萧》） 不难看出，沈从文对于性行为的隐讳语言比对身体的隐讳还模糊，在他的小说中性甚至到了几乎隐藏的地步。但他的小说从不回避性这个问题，相反沈从文认为“一个伟大的作品，总是表达人性最真切的欲望”，只是他用了一种更加唯美的语言表达方式，唯美地表现性和性行为。 在《雨后》这样一篇以爱情和孤独为主题的小说中，民歌也被用来隐喻性，但就是看不到半个关于性或性行为的词。看看沈从文笔下的性行为是如何完成的。“头上是蓝分分海样的天，压下来，然而有席棚挡驾，不怕被天压死。女人说，四狗，你把我压死了吧！也象有这样存心，到后来同天一样，作被盖的东西总不是压得人死的。”而作家写上面的几句模糊的话的用意不仅是在说两个年轻人的行为本身，而是想探寻某种人生的失落，爱的失落。“四狗得了些什么？不能说明。他得了她所给他的快活。然而快活是用升可以量还是用秤可以称的东西呢？他又不知道了。她也得了些，她得的更不是通常四狗解释的快乐两字。四狗给她一些气力，一些强硬，一些温柔，她用这些东西把自己陶醉，醉到不知人事。一个年青女人，得到男子的好处，不是言语或文字可以解说的，所以她不作声。仰天望，望得是四狗的大鼻子同一口白牙齿。然而这是放肆过后的事了。”不为性而写性，通过性来揭示人性，探索人生的更深层的东西，思索人性的快乐也好，失落也好，这些主题本身都远远超越了性爱本身。沈从文小说对性的隐讳表达也正源于不是为性而性的主题，作家要表达的重点不是性过程，也不是性细节，是性之外的有关于人生人性的东西，性只是打开读者思路的一个窗口，与当代为性而性的写性方式有质的区别。 沈从文小说中对性的诗意的唯美的写法体现了他对自己小说中人物的爱和尊重，也就是对人性本身的爱和尊重。一个作者用什么样的语言描述自己的主人公，也就是表明了一种自己对作品中人物的态度。只有当作者爱他自己创造出来的人物时，才有望引导读者爱上这些人物。当一些当代作家开始用大胆直白的方式来肆无忌惮的描写性时，用污秽不堪的语言，难免会让自己的主人公显得粗俗，甚至让读者感到受辱。 沈从文小说语言中对身体描写和性爱行为的隐讳艺术，十分值得当代文坛反思。中国当代文坛自从出了一些较为直白的性描写大部头作品（如《废都》）以来，性描写的狂热之风就覆盖了整个文坛。如果说身体和性都是讨论人生中不得不说的重要话题，而对这些事避而不谈是不合人性的小说艺术，但是过度的不具美感香艳刺激的描写性不再是尊重人性的艺术，而是对人性的扭曲和辱骂。像阿诺德说的那样，“凡是文化教我们所确立的几乎所有完美品格，都遭遇到了强劲的反对和公然的蔑视”。而有审美价值的文学应该像阿诺德所说那样“不以粗鄙的人之品味为法则，任其顺遂自己的喜好去装束打扮，而是坚持不懈地培养关于美观、优雅和得体的意识，使人们越来越接近这一理想，而且使粗鄙的人们也乐于接受”。 从这个意义上说，那些低俗性描写狂热主义者的作品明显是道德的反判，对美的藐视，达到的结果就是让自己的作品毫无美感可言。 风靡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捷克作家昆德拉用性的描写影射对政治的批判，并让性成为“探讨人的本质的一个入口”，同时让性避免了低俗和小气。 相比之下中国的一些当代作家的拙劣之处则是为了性而性。表现出当代作家的无能本性——对人生命运等问题深刻揭示的无能，对用美的形式美的主题打动读者的无能。 沈从文以一种妙不可言的方式解决了这个相互抵触的问题，给性爱身体写而不秽找到了一条诗意的出路，可惜的是我们的当代文人为了吸引大众眼球，为了掩饰自己文章的肤浅和无生命力，选择了将人性以一种扭曲的形式表达，把文章推向了粗俗的境地，还自以为是人性化的艺术。这种误解是世纪之交的文坛的大劫难，性狂热不能让一部作品成为经久不衰的名著，也始终无法掩盖思想性的缺失和人文关怀的匮乏。 而在对性爱身体的处理中我们看到，沈从文先生实现了一种对健康优美和符合人性的美的追求。这种隐讳和诗意的语言在不影响小说思想性的同时也成就了先生高贵的文品，这也是当代一些作家可汗颜之处。 沈从文在后来曾经表白：“我要表现的本是一种‘人生形式’，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 这句话可以看做沈从文先生对自己文学矢志不渝的艺术美学追求以及他对人性的关照和崇尚的写照。沈从文的小说质朴的语言是他对自然质朴人性的向往和尊重的体现。他小说中平实而不乏诗意的语言以及含蓄而唯美的语言形式，又成就了沈从文的健康、高雅、优美的艺术追求。可以说沈从文小说的语言风格无处不在的实践着他的艺术美学追求。

沈从文是个多产的作家，虽没有经历过正规的高等教育，却写出了一大批优秀的作品，塑造了一系列生动而深刻的人物形象。在《血》、《菜园》、《大小阮》中，我们可以看到沈从文多年行伍生涯的影子；《边城》描绘的是未被现代文明所污染的人性世界，优美自然而宁静；《绅士的太太》揭露了两个绅士家庭内部的种种丑行；《八骏图》则讽刺了八位教授的精神病态，外表道貌岸然，内心却是龌龊不堪。作为京派小说的典型代表，多年的行伍、都市生活让他有着颇多的感概。 “年轻的沈从文过早地直面着生活中的鲜血与阴暗，反促使他以后在形诸笔墨时形成了一种追求生活真、善、美的艺术品格”。最不让他忘却的是隐藏在内心深处的“乡下人情节”。因而沈从文的创作目光也从来没有脱离农村。在早期的文学创作中，乡土题材小说还是占据了主导地位。 发表于一九三O年的《萧萧》与《丈夫》，是沈从文最出色的短篇小说。这两部作品可以说是沿袭了二十年代鲁迅先生开创的乡土文学创作。在体恤下层民众的同时，更向我们展示旧中国农村种种违背人伦道德的陈规陋俗以及民众尚未开化觉悟时的尊严丧失。作者以轻松浅白的笔调触及苦难的旧中国广大农村那些沉默的灵魂深处。这两篇小说在思想和艺术上所达到的高度使沈从文当之无愧地走在新文学杰出作家之列。 在这里，我们将主要针对后者作一番简要的剖析，以期能够从新的角度与新的层次上来了解领会作者所揭示问题的本质及意义所在。《丈夫》一文着重于男主人公的心境变化，在复杂的思想斗争之后与妻子双双携手抛弃花船，回到生养他们的土地去，这正是农民的人性回归，也正验证了 “从哪里来，就到哪里去”这句俗语。 一 二十世纪的湘西，这个可以看做是沈从文故土情节之所在，是汉、苗、土家等多民族的聚居地区。小说《丈夫》是写湘西某地花船上的妓女生活故事。来自于穷乡僻壤的年轻女子“老七”，由于维持生计，不得不上城里来卖身。为了铺排故事的矛盾冲突，作者特意选择了丈夫前来探望妻子几个场景，作了绘声绘色而又淋漓尽致的描述。其间还穿插介绍了与之相关的乡风民俗和社会背景，穿插刻划了几位主要人物性格以及他们相互间的微妙关系，读来别有风致而又耐人寻味。 生活艰难，乡村的农民尽管日日土里刨食，却依然衣食难保，倒是将妻子送到城里的花船上卖身可以轻松地改变家里的窘境。这已经是一种正当的谋生手段了，“在名分上，那名称与别的工作同样，既不和道德相冲突，也并不违反健康” 。以致于诚实耐劳、种田为生的丈夫大都“在娶媳妇以后，把她送出来(到花船为妓)，自己留在家中耕田种地，安分过日子”。这种在现代人看来极为不可理解的事情在当时众人看来却是“极其平常的事情”。 这篇小说的男主人公是“男子”，作品中并没有赋予明确的名字。然而这并不重要，“男子”一词在文中可以有两个含义。一个是指女主人公老七的丈夫，一个则可以认为是所有在花船上卖身女子的丈夫的总称。同文章的标题一样，小说正是围绕着丈夫这个中心展开的，当中就极费笔墨地描绘了丈夫的数次心理变化。 作品中女主角老七的丈夫进城后，本没有把妻子领回去的意思，而只是“象访远亲一样”，“背了整箩整篓的红薯，糍粑之类”去看看妻子而已。对于妻子的变化，这乡下来的丈夫感到极大惊讶，只有在妻子问起家乡养的猪，交的田租时，才能胆子大一点儿。而当其烟管被女人夺去，塞给他一支“哈德门”香烟时，他更吃惊了。更为甚者，当看到那“一上船就大专的嚷要亲嘴要睡觉的客人时，这位丈夫不必指点，也就知知往后舱钻去”。“钻”字一出，多少辛酸尽出。做为丈夫，本应堂堂正正地做人，为家庭撑起一片祥和的天空，而现在却仿佛是自身难保，被前来玩弄妻子的客人吓得“钻”进后舱。血性男儿，七尺硬汉，面子何在？读到此，我们真为丈夫的愚昧和麻木感到痛心。所幸的是丈夫已有了一丁点儿朦胧意识，“如今和妻接近，与家庭却离得很远，淡淡的寂寞袭上了身，他愿意转去了。”面对受震惊城市生活影响而变得大方的妻子，在乡下的丈夫看来，与家庭倒生疏了。勾起丈夫心灵的荡漪即在于此。然而妻子并没有完全忘记丈夫，仍然抽空爬起身来，到后舱给丈夫塞一小片糖。于是“正象仅仅为了这一点理由，就得原谅媳妇的行为”。丈夫的这一次心灵波折是在一瞬间就消失的，然而更大的刺激却在后面等着他。 二 如果说丈夫的第一次心理变化，还只是一种淡淡的迷茫。那么，水保的粗暴插入则直接触动丈夫第二次的心理变化，丈夫简直是“出离愤怒”并且“转去”的念头愈发的强烈。 水保是水上一霸，一方面他们站在官府的角度协助管理花船，另一方面则是“名义上”的保护花船，负责清除到花船取闹找碴的“歹人”。因而水保受花船老鸨的尊敬程度不下于官差，但又是令老鸨及女人们所厌恶的。厌恶在于水保可以任意凭借自己的职权玩弄女性，并且可以比阔少们更为潇洒地对女人们说道“今晚上不要接客，我要来”。女主人公老七为了能够更大程度地得到水保这个靠山，还认水保做了“干爹”。爬出舱口的丈夫是仰视着水保的那副嘴脸： 先是望到那一对峨然巍然似乎是用柿油涂过的猪皮靴子，上去一点是一个赭色柔软麂皮抱兜，再上去是一双回环拴着的毛手，满是青筋黄毛，毛上有颗其大无皆黄金戒指，再上去才是一块正四方形象是无数桔子皮拼合成的脸膛。 这里我们已经可以看到水保在根本上就是一个外表正义而且合法的“强盗头子”，他靠搜刮来满足其自身的物质欲望，靠霸道来满足其丑恶的兽欲。水保可以当着丈夫的面要他转告女人们陪他过夜，不管丈夫是否接受，尽管语言上看似平和，但他们的介入是强暴的，没有丝毫可以商量的余地。这就从外部给丈夫以极大的刺激，使得老实本分的他只能以谦卑恭敬的态度来迎合水保的驾临。作者的细致描写将水保的丑态展露无遗。水保那声“我们是朋友”实际上也是一种谎言，不过是逢场作戏而已，反映出了统治阶级欺下层人民的本性。然而，本性善良的丈夫却把水保当做“尊贵的客人”，还和他聊起家常，因为知道“他是老七的熟客，并且老七一定得了这人许多钱”。“他忽然觉得愉快，”便飘飘然，有此得意洋洋，还唱起了山歌。然而，短暂的愉悦之后，丈夫敏感的思维让他意识到了水保的丑恶。他觉察到这个所谓的“干爹”同其他男人一样，也是一直揶揄妻子的美色的，于是丈夫便开始咒骂有着一张“吃红薯的大口”的水保。 为所欲为，粗暴的方式来打断丈夫看妻子的美梦，促进了丈夫心理变化的再一次升潮。丈夫与老七、五多、大娘等人在船中自娱，男琴女颂，欢歌笑语。两个醉熏熏的士兵搅了他们的欢愉。他亲眼看到了“老七急中生智，拖着那醉鬼的手，安置到自己的大奶上”，“这一个在老七左边躺下去后，另一个不说什么，也在右边躺了下去”情景。对于此，他的内心更加地难以平静，外界的一切包括三元宫的戏都难以吸引他的注意力。“一切都沉默了。”他的愤恨已经在心里不断地积聚膨胀。 半夜的查船，最终毁灭了丈夫的迷梦。丈夫要求与老七独处本无可厚非，而老鸨的暗示“巡官就要来的”对其来说是巨大的打击，这句话无疑撕碎了丈夫的想法，把丈夫的心灵变化推向最高潮。此时，与妻子在一起的权利都被无端剥夺了，丈夫还有什么欲望继续呆在花船上呢？于是，“干爹家的酒席，火锅，三元宫的戏，荤油包子，”等这此新鲜玩意儿对他来说都彻底地失去了吸引力。 小说的最末几节犹为精彩，形象逼真，蕴涵深邃。老七出来卖身挣钱是丈夫的本意，而当老七把自己挣的钱交到他手中时，“男子摇摇头，把票子抛到地下去，两只大而粗的手掌捂着面孔，像小孩子那样莫名其妙地哭了起来”。掷钱于地，说明钱对他来说已不重要，而那“莫名其妙的哭”也正是其心灵压抑下的感情大爆发。这连日来的所见所闻让他感到的是几多痛苦和几多悔恨，这是他的心酸之泪痛楚之泪，也标志着做为丈夫自然人性的觉醒与人格尊严的勃发。可喜的是，在最后，老七和她的汉子一齐回转到乡下去了。 以上，丈夫多次的情感转折，并没有跌宕起伏的语言表现，也没有波涛汹涌的情节安排，更没有强烈的矛盾冲突，只是通过一次次的变化与升潮来传达。他的携其回乡这一举动是对那个罪恶社会做出的反抗。上至巡官老爷、水保恶霸，下至普通商人、兵士，都可以对花船上的女人们恣意妄为。从此，他们可以回到生生息息的土地，重新过已经丢失现在又拾回的普通生活。 三 思想内涵是一篇作品的精髓所在，艺术特色则是作品的外在表现形式。二者的有机融合与统一就能够使作品达到“文质彬彬”的境界。前面我们已经对《丈夫》的主题思想做了一番简要的剖析，现在再让我们分析该小说艺术特色所在。 小说中的乡下女人为生计所迫不得不进城卖身，而丈夫目睹妻子受辱而不能救助，这是多么严酷的现实!然而，作者庄铺陈悲剧故事的情节时，却不是严正地直诉苦难和血泪，而是采用漫不经心、甚至是幽默径松的笔调，让读者从笑中落泪，喜中见悲，这又是沈从文在小说创作中所惯用的一种独特的艺术技巧。 其次，作者采用了荒诞手法来写人记事，因而使他所描述的人和事便显得荒唐可笑而又生动有唆。妓女卖春明明是一种腌脏低下的事情，但作者却以轻松的吻调侃道:“船上人，把这件事也象其余地方一样称呼，这叫做“生意”。她们都是做生意而来的。在名分上，那名称与别的工作同样，既不和道德相冲突，也并不违反健康。”女人卖身与做生意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码事，将这二者硬扯在一起加以类比，便使人感到荒诞滑稽，因此作者在这里愈说得一板正经，便愈使人忍俊不禁，尔后又愈使人品尝出那笑声中的苦味，品尝出人性的堕落和社会风气的败坏。 小说的第三个特色就在于使用夸张类比来刻画人物，使人物的形象更加鲜明突出。这是小说《丈夫》的一种重要的艺术手法。在旧社会，水保只是一个够不上品级的芝麻绿豆官，但作者却故作惊人地写道：“他(指水保)的权力在这些小船上，比一个中国的皇帝、总统在地面的权力还统一集中。”尔后，又再从丈夫的角度看水保，称他做“伟人”，说他是“一个督抚的派头，一个省长的身份”。这种将水保跟皇帝，总统作如此耸人听闻的夸张和类比，既显示了水保在船户妓女心目中的显赫威严，也表现出丈夫的卑微低下，两相对照，相映益彰，使人物的形象跃然纸上，栩栩如生。 优秀的文学作品，不仅蕴含深刻，题旨鲜明，而且所用的表现手法也独出心裁。小说《丈夫》的表现技巧最大的特点就在于它善于运用喜剧的色调来表现悲剧的实质，作者的这种艺术风格和艺术手法的形成是与他的艺术观和审美观分不开。如果说《丈夫》可称为悲剧的话，那它就完全是一出含着微笑的悲剧! 四 人生最大的悲哀莫过于愚昧，鲁迅笔下的阿Q，华老栓，中年的闰土等都让我们对之感到万分同情与怜悯，而觉醒的到来则是幸福的开端。丈夫应该就是属于这类的人了。然而，再进一步地深思，抛弃花船的老七和丈夫是用回避的方法来逃避城市里吃喝嗜饮民众血肉的“歹人”。他们是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弱者，由于自身力量的渺小，决定了他们只能用这种方法来逃避现实。那么还有其他没有逃离花船的女子，她们的命运就没有如老七一样幸运，最终会走向何处呢？ 《丈夫》一文让我们看到丈夫的多次情感曲折之后，值得注意的是产生这种悲剧的社会根源所在。这种只能在旧社会旧制度之下存在的社会怪胎，无疑是腐朽制度下孕育出来的产物。《丈夫》曾被改编并拍摄成电影《村妓》，从片名上我们可以知道，与小说比较，这部电影更着重于对女主人公人物形象的塑造。但是无论重点在哪里，二者都共同地传达了旧社会中国农民苦难的这一主题。 湘西的山水是美的，生活在这里的人们的心灵是否也如山水一样纯洁？老七花船的生活值得同情，更是让人痛心。乡土派代表许杰的小说《赌徒吉顺》与之非常相似，这篇小说是以二十年代浙东沿海地区某小城及其近乡为背景，深刻反映下层人民苦难，愤力鞭挞封建社会赌博和“典子”等陋习。“典子”与“花船生意”同为封建陋俗，造成这些悲剧的直接原因在于贫穷，贫穷的根源更是制度的落后。因而，在阅读《丈夫》的过程中，我们的心情是沉重的，它留给我们的思考也是深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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