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失灵理论分析的论文研究

长期以来，自由放任思想在西方经济学发展史上一直占据主导地位。古典经济学家认为，在“看不见的手”调节下，供求决定了生产什么和生产多少;厂商通过竞争以最便宜的方式进行生产;社会根据要素的贡献率来决定人们的收人，社会生产既不过剩也不会足，市场会自动出清，经济活动可以获得均衡、和谐、有序、有效地发展。然而资本主义经济的周期性波动和危机，尤其是1929年世界性的经济大危机爆发后，西方出现了严重的经济萧条，物价猛跌，生产大幅度下降，工人大量失业，整个社会动荡不安，人们开始怀疑仅靠市场能否自动地调节好经济，这就为市场失灵理论的提出及进一步研究提供了初始动力和条件。 提出市场失灵的西方经济学家认为，市场经济并不是完美无缺的。一个方面，市场经济有一定的局限性，市场经济活动只是人类社会的一个主要方面，市场不可能解决经济社会中的一切问题;另一方面，由于某些干扰，市场机制不能正常地发挥调节作用，造成资源配置失误或浪费性使用。这种由于某些局限性和干扰，影响社会发展目标的实现和导致市场经济中资源配置缺乏效率的情况，被称之为市场失灵。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一些西方经济学家对“自由主义”经济思想有了客观清醒的认识，他们既重视吸收古典市场经济的理论成果，同时又致力于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而且，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过程中比较成功的三种典型模式，即以美国为代表的消费者主权的市场经济、以日本以代表的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以德国为代表的社会市场经济的建立都不同程度的反映了对市场失灵问题的认识。关于市场失灵的表现，西方经济学家主要立足于4个方面的分析。第一，非完全竞争的存在。西方经济学家对市场经济理想的描述是建立在完全竞争条件之上的，但市场秩序时常被破坏，市场结构时常被改变，尤其是垄断的存在，抑制了市场机制的有效运作，妨碍了经济效率的提高。第二，社会平等目标的存在。社会追求的目标，决不止于提高效率和促进经济增长，而且要把效率和平等结合起来，在不同的市场经济发展阶段上两者的重点应有所不同。在市场经济发展早期，可能更注重于效率的提高。在市场经济较为发达、完善的条件下，则应注重强调收人公平等社会目标的实现。但仅靠市场配置资源，可能导致一些人成为亿万富翁，而另一些人却无家可归，饥寒交迫，尤其是那些没有较多技能和资产及一些弱势群体(如失业者、丧失工作能力的病人、老人、儿童)更难以生存。第三，公共产品的存在。人们消费的产品大致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按市场价格从私人生产者那里买来的，称其为私人产品;一类是由社会(或政府)提供并对社会整体有益的产品，称其为共公产品。在公共产品的生产上存在着“沧海一粟”和“搭便车”的两难困境。因此，一般说来，一个按自己利益行事的消费者，不具有自愿为公共产品生产捐助的动机或经济刺激。同时作为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私人厂商发现，生产公共产品是无利可图的。在这里，市场出现了失灵，市场对公共产品生产的资源配置不起作用，其结果是缺乏效率的。第四，经济外在性的存在。人们的经济活动既有积极的外在性(即使其他人受益)，又有消极的外在性(即使他人受损，如环境污染等)，而市场本身不具有自发机制迫使经济活动者考虑这种损失。厂商为生产某种产品直接投人的是私人成本，但却使别人受害、付出代价，构成了社会成本。因此，在处理经济外在性时，市场失灵了。上述对市场失灵表现的分析是比较客观和全面的，也涉及到了市场失灵的原因。对此，我们认为对市场失灵原因的分析还要注意以下几方面:第一，关于理性人假设的认识。不管什么样的经济模式，人都是主体和中心因素。西方经济学家在理论分析中一般把市场经济活动的主体视为理性人。这种理性人都充分理智，既不会感情用事，也不轻信盲从，而且精于判断和计算，其行为符合始终如一的偏好原则。然而在实际市场活动中，经济活动主体的素质、观念、行为都存在着重大差异。即使存在理论上设计的有效率的市场，但人类却不是完美和无缺的。只有存在完整、始终如一、道德的生产者和理智的消费者，才能真正达到社会以最低成本生产人们所需要的产品的状态。但事实并非如此，生产者盲目的畸形生产、消费者盲目的畸形消费无处不在，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市场的效率。第二，关于一般均衡的认识。市场的总体均衡和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最优”是建立在一系列理论假设条件之上的，然而在现实世界中这些假设并不总能成立。当这些假设不能成立时，关于自由的、不受约束的市场会产生有效率的结果的结论就站不住脚了。我们发现市场失灵了，我们必须正视存在缺乏效率和有很多弱点的市场。第三，关于充分信息的认识。完全竞争市场均假定个人和厂商对市场的了解具有完全的信息。他们非常清楚地知道各种可供选择的生产和消费机会，知道各种商品及它们的价格，这样就不会发生不利的交易。然而在现实经济生活中，信息的流动却是不充分的，主要表现在:一是产品太复杂，使消费者难以判断购买的潜在利益和成本。二是市场太复杂，消费者难以判断市场的“真实价格”，厂商难以判断市场需求的“定位”。三是信息不对称，卖者比买者更清楚所卖商品的质量和缺陷。四是消费心理定势。一般说来，消费者认为一个商品的价格越低，得到坏次品的机会就越大，而这种心理容易创造一种虚假的信息。五是购销误导。个别厂商为了追求利润，通过虚假广告等手段诱使消费者购买名不符实的商品。此外厂商也可能由于不能得到真实的信息而作出错误的抉择。总之，当经济活动的影响超出市场之外时，当经济主体行为背离了市场规则和秩序时，当收人没有按社会接受的方式进行分配时，当人们的需求没有真实反映出来时，当这些因素中的任何一个出现时，那么经济就不能被一支看不见的手引导到最优的状态。既然市场机制的作用不象理论上所说的那样完善，按照西方经济学家的观点，导致市场失灵的每一个因素都暗含着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潜在作用。当市场失灵时，政府应主动出来治理市场的失灵，其手段和政策有微观的，也有宏观的。从微观上看主要包括:1.价格管制政策。在有些情况下，由供求决定的价格对经济并不是最有利的。比如在某些生活必需品严重短缺时，政府就要根据形势需要和既定目标，运用行政权力规定并强制执行某些价格。2.消费政策。在现实市场中，消费者的地位一般弱于生产者，表现在市场行情认识的差异、产品判断的差异和市场行为的差异，因此市场优势一般在卖者手中。政府要通过各种政策，如商品质量政策、商品宣传政策、限制消费政策、生产者素质政策等对消费者进行保护。同时消费不仅仅是个人问题，也是整个社会化问题。政府对消费外在化进行一定干预，既尊重了个人消费自由，又维护了社会整体利益。3.产业政策。厂商的生产和整个社会利益既有一致的一面，也有矛盾的一面。政府有必要通过生产限制、反垄断、民主化等产业政策手段来协调、干预、引导产业的形成和发展。4.分配政策。政府通过税收政策和社会福利政策，正确处理平等和效率的关系，向社会成员提供最低生活保障，向贫困者提供就业机会，提供医疗、教育援助，从而有利于社会公平目标的实现。从宏观上看包括采取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人力政策、收人政策，增加社会公共产品的生产，限制和克服经济的外在性，制定规则，维护市场秩序，提供信息，创造良好社会经济环境，减少社会经济波动。西方经济学家还认为，未经调节的市场，未必能产生有效率的资源配置。但反过来，也并不应该得出政府的干预必然有效率的结论。正象市场失灵一样，由于某些原因，政府也“失灵”了。政府干预的失灵或失效主要是由以下原因造成的。第一，政府对社会经济行为及结果的衡量是困难的。比如对环境污染成本的估计，就有很大的弹性范围。第二，政府没有一个能准确知道公众偏好的机制。公众千差万别，他们对政府有不同的要求。比如说修高速公路，有人赞成，有人反对，很难达成一致的结果。第三，没有充分理由可以预期政府是有效率的。由于机构设置、管理、人员素质等原因，政府部门的浪费、决策失误、腐败也经常发生。第四，政府官员有自己的偏好和需要，不同部门的官员有自己的工作目标需要和行为习惯，甚至有的出于个人目的、自私自利。因此，不能天真地期望他们为社会利益而无私地行动。在西方经济学中主张政府干预的人常常强调市场失灵，反对政府干预的人则常常强调政府失灵，市场配置和政府干预两种意见将长期争论下去。西方经济学家关于市场失灵理论的认识，反映了当代市场经济发展中的一些实际情况，对于我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第一，我国的市场经济要立足于现代市场经济目标模式。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基础上转变过来的，我们要摒弃原始的市场经济发展方式。第二，我们要完善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体系，把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结合起来，更好地发挥计划与市场两种手段的长处。既有利于市场的稳定，又有利于共同富裕长远目标的实现。第三，我们要加强市场经济的立法，完善市场规则，建立良好的市场经济秩序和环境。第四，把增长和发展结合起来，落实好可持续发展战略。第五，要明确政府职能，规范政府行为，建立廉洁高效的政府。总之，我国是市场经济的后来者，但我们有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在结合自己实际的基础上，通过借鉴西方国家发展市场经济的经验教训，就会少走弯路，从而有效地克服和弥补市场经济的缺陷，实现社会经济资源的优化配置。

在现代市场经济体系中，市场调节与政府干预，自由竞争与宏观调控，是紧密相联、相互交织、缺一不可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市场机制的完全有效性只有在严格的假说条件下才成立，而政府干预的完美无缺同样也仅仅与“理想的政府”相联系。也就是说，市场调节与政府干预都不是万能的，都有内在的缺陷和失灵、失败的客观可能，关键是寻求经济及社会发展市场机制与政府调控的最佳结合点，使得政府干预在匡正和纠补市场失灵的同时，避免和克服政府失灵，这对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无疑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一、市场失灵使政府的积极干预成为必要西方发达国家及一批后发现代化国家市场经济的实际历程和政府职能的演化轨迹表明，市场调节这只“看不见的手”有其能，也有其不能。一方面，市场经济是人类迄今为止最具效率和活力的经济运行机制和资源配置手段，它具有任何其他机制和手段不可替代的功能优势：～是经济利益的刺激性。市场主体的利益驱动和自由竞争形成～种强劲的动力，它极大地调动人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促进生产技术、生产组织和产品结构的不断创新，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二是市场决策的灵活性。在市场经济中，生产者和消费者作为微观经济主体的分散决策结构，对供求的变化能及时作出灵活有效的反应，较快地实现供需平衡，减少资源的浪费，提高决策的效率。三是市场信息的有效性。高效率的分配资源要求充分利用经济中的各种信息。而以价格体系为主要内容的信息结构能够使每一个经济活动参与者获得简单、明晰、高效的信息，并能充分有效地加以利用，从而有利于提高资源配置的合理性。此外，市场经济的良性运行还有利于避免和减少直接行政控制下的低效和腐败等。但是另一方面，市场经济也有其局限性，其功能缺陷是固有的，光靠市场自身是难以克服的，完全摒弃政府干预的市场调节会使其缺陷大于优势，导致“市场失灵”（market failure），因而必须借助凌驾于市场之上的力量――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来纠补市场失灵。（－）市场不能保持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和稳定协调的发展市场调节实现的经济均衡是一种事后调节并通过分散决策而完成的均衡，它往往具有相当程度的自发性和盲目性，由此产生周期性的经济波动和经济总量的失衡。在粮食生产、牲畜养殖等生产周期较长的产业部门更会发生典型的“蛛网波动”。此外，市场经济中个人的理性选择在个别产业、个别市场中可以有效地调节供求关系，但个人的理性选择的综合效果却可能导致集体性的非理性行为，如当经济发生通货膨胀时，作为理性的个人自然会作出理性的选择――增加支出购买商品，而每个人的理性选择所产生的效果便是集体的非理性选择――维持乃至加剧通货膨胀；同样，经济萧条时，也会因每个个体的理性选择――减少支出而导致集体的非理性行为――维持乃至加剧经济萧条。再者，市场主体在激烈的竞争中，为了谋求最大的利润，往往把资金投向周期短、收效快、风险小的产业，导致产业结构不合理。这就需要政府运用计划，利用财政、货币、信贷、汇率、优惠、制裁等政策措施。经济杠杆和法律手段，特别是采取“相机抉择”的宏观调节政策，适时改变市场运行的变量和参数，以减少经济波动的幅度和频率，同时通过制定发展战略、发展计划和产业政策，对若干重要领域进行投资来引导生产力的合理布局，优化产业结构，保持宏观经济稳定与经济总量平衡。（二）自由放任的市场竞争最终必然会走向自己的反面――垄断因为生产的边际成本决定市场价格，生产成本的水平使市场主体在市场的竞争中处于不同地位，进而导致某些处于有利形势的企业逐渐占据垄断地位。同时为了获得规模经济效益，一些市场主体往往通过联合、合并、兼并的手段，形成对市场的垄断，从而导致对市场竞争机制的扭曲．使其不能发挥自发而有效的调控功能，完全竞争条件下的“帕累托最优”（Pareto Optimum）即资源配置的最优化，也就成为纯粹的假设，因此垄断被视为市场经济的“阿基里斯之题”。这就需要政府充当公益人，对市场主体的竞争予以适当的引导、限制，如制定反垄断法或反托拉斯法、价格管制、控制垄断程度等。这方面西方发达国家百年来的经验教训多有可供我们借鉴之处。这对市场秩序不健全、转轨中的经济体制还带有某些行政垄断痕迹的我国来说，政府对于促进市场发育和建立市场公平竞争程序负有更加重大的责任。这突出表现在政府应立足制度创新，尽快建立和完善公平竞争的规范体系和政策框架，加颁行全国性的反垄断法（近期北京、上海等地已先后制定出一批地方性的反垄断法规）与已经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相配套，防止可能发生的并遏止已经出现的各种形式的垄断。（三）市场机制无法补偿和纠正经济外在效应所谓外在效应 （exter nality），按照经济学家贝格、费舍尔等人的看法，是指“单个的生产决策或消费决策直接地影响了他人的生产或消费，其过程不是通过市场”。也就是说，外在效应是独立于市场机制之外的客观存在，它不能通过市场机制自动消弱或消除，往往需要借助市场机制之外的力量予以校正和弥补。显然，经济外在效应意味着有些市场主体可以无偿地取得外部经济性（external－economies），而有些当事人蒙受外部不经济性（external diseconmies）造成的损失却得不到补偿。前者常见于经济生活中的“搭便车”（freeride）现象，即消费公共教育、公用基础设施、国防建设等公共产品（public goods）而不分担其成本，后者如工厂排放污染物会对附近居民或者企业造成损失，对自然资源的掠夺性开来和对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以及司空见惯的随处抽烟等。这类外在效应和搭便车一般不可能通过市场价格表现出来，当然也就无法通过市场交换的途径加以纠正。通过意识形态信念和道德教育固然能够使之弱化，但作用毕竟有限。只有通过国家税收或补贴政策或行政管制如特定的排污标准及征收污染费以及在公共场所不准吸烟等规定，使外部效应内在化，最大限度地减轻经济发展和市场化过程的外在效应，保护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四）市场机制无力于组织与实现公共产品的供给所谓公共产品，是指那些能够同时供许多人共同享用的产品和劳务，并且供给它的成本与享用它的效果，并不随车用它的人数规模的变化而变化，如公共设施、环境保护、文化科学教育、医药、卫生。外交、国防等。正是因为公共产品具有消费的非排它性和非对抗性特征，一个人对公共产品的消费不会导致别人对该产品的减少，于是只要有公共产品存在，大家都可以消费。这样一方面公共产品的供给固然需要成本，这种费用理应由受益者分摊，但另一方面，“它一旦被生产出来，生产者就无法决策谁来得到它”，即公共产品的供给一经形成，就无法排斥不为其付费的消费者，于是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如前所述的经济外在世以及由此而出现的“搭便车者”。更严重的是．既然若此，人人都希望别人来提供公共产品，而自己坐享其成，其结果便很可能是大家都不提供公共产品。而缺乏必要的公共产品，就不能社会经济的客观需要，大大降低社会资源配置的效率。这就需要政府以社会管理者的身份组织和实现公共产品的供给，并对其使用进行监管。（五）市场分配机制会造成收入分配不公和贫富两极分化一般说来．市场能促进经济效率的提高和生产力的发展．但不能自动带来社会分配结构的均衡和公正。奉行等价交换、公平竞争原则的市场分配机制却由于各地区、各部门（行业）、各单位发展的不平衡以及各人的自然禀赋、教养素质及其所处社会骤条件的不同，造成其收入水平的差别，产生事实上学的不平等，而竞争规律往往具有强者愈强，弱者愈弱，财富越来越集中的“马太效应”，导致收入在贫富之间、发达与落后地区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此外，市场调节本身不能保障充分就业，而失业现象更加剧了贫富悬殊，这对经济持续增长是个极大的出协：少数巨富控制经济命脉；潜在的资金外流；众多的贫困者导致社会总消费的不足，从而市场难以发育等等。更严重的是，过度的贫富分化“不仅削弱了社会的内聚力，而且培养了不公正，因而不可避免地破坏了维系社会的政治纽带。民众……进而可能要求发生激烈的政治、社会和经济的变动”。经济比较落后、收入偏低的一些少数民族聚居地区还可能会造成民族矛盾的激化。（六）市场不能自发界定市场主体的产权边界和利益分界，实现经济秩序在市场经济活动中，个人企业等市场主体的各种经济行为的方式及其目的的实现固然受到市场各种变量（原材料成本、价格、可用的劳动力、供求状况等）的支配，并且这些变量以其特有的规律（即有市场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而自发形成的市场运行规律，亦即亚当斯密所说的“看不见的手”，它通过主体的独立意志、自由选择、平等互利等一系列市场原则表现出来。）调整着他们的行为，自发地实现着某种程度的经济秩序；但是作为经济人以谋求自我利益最大化为目标的市场主体又总是在密切、广泛、复杂、细致的经济联系中进行竞争，产生利益矛盾和冲突是不可避免的，而当事人自己以及市场本身否具备划分市场主体产权边界和利益界限的机制，更不具备化解冲突的能力。这就需要以社会公共权力为后盾的政府充当仲裁人，设定体现和保障市场原则的“游戏规划”，即以政策或法律的形式明晰界定和保护产权关系的不同利益主体的权利，保证市场交易的效率和公正性。再进一步地说，市场竞争优胜劣汰的残酷性容易诱发人们铤而走险，产生非法侵犯他人权益的犯罪行为，扰乱社会经济生活秩序。对此，市场主体更是无能为力。只有政府运用国家暴力作后盾才能防止和打击经济领域的违法犯罪行为，如通过资格认定、行政许可等制度预防经济违法犯罪的发生，并严格依法查处经济违法犯罪行为，确保市场机制运行的基本秩序及市场主体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此外，在制定适当的对外政策，争取有利于经济发展的和平国际环境，开拓本国商品市场和吸引外资，保护本国总体的和长远的经济利益等方面，政府无疑也具有市场所无法承担的而又为现代市场经济良性运行所必需的功能。上述市场调节机制的缺陷和失灵，为政府干预经济活动让出了空间，也正因为如此，政府对经济的宏观调控，已经成为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有机组成部分。正如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萨缪尔森所说；“当今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取代市场来组织一个复杂的大型经济。问题是，市场既无心脏，也无头脑，它没有良心，也不会思考，没有什么顾忌。所以。要通过政府制定政策，纠正某些由市场带来的经济缺陷”。因此，“现代经济是市场和政府税收、支出和调节这只看得见的手的混合体”。二、政府失灵又决定了政府干预必须适度、有效市场失灵为政府干预提供了基本依据，但是，政府干预也非万能，同样存在着“政府失灵”（government failure）的可能性，用林德布洛姆的话说就是政府‘识有粗大的拇指，而无其他手指”。政府失灵一方面表现为政府的无效干预，即政府宏观调控的范围和力度不足或方式选择失当，不能够弥补“市场失灵”维持市场机制正常运行的合理需要。比如对生态环境的保护不力．缺乏保护公平竞争的法律法规和措施，对基础设施、公共产品投资不足，政策工具选择上失当，不能正确运用行政指令性手段等，结果也就不能弥补和纠正市场失灵；另一方面，则表现为政府的过度干预，即政府干预的范围和力度，超过了弥补“市场失灵”和维持市场机制正常运行的合理需要，或干预的方向不对路，形式选择失当，比如不合理的限制性规章制度过多过细，公共产品生产的比重过大，公共设施超前过度；对各种政策工具选择及搭配不适当，过多地运用行政指令性手段干预市场内部运行秩序，结果非但不能纠正市场失灵，反而抑制了市场机制的正常运作。那么，为什么政府干预会失灵呢？或者说，导致政府失灵的根源是什么？（一）政府干预的公正性并非必然。政府干预的一个前提条件是它应该作为社会公共利益的化身对市场运行进行公正无私的调控，公共选择学派把政府官员视作亚当?斯密所说的“经济人”这一假设，固然有失之偏颇之处，但现实中的政府的确不总是那么高尚，政府机构谋求内部私利而非公共利益的所谓“内在效应”（interalities）现象在资本主义国家的“金元”政治中有着淋漓尽致的表现。在社会主义国家，同样在理论上不能完全排除政府机构的“内在效应”可能性，在实践中，少数政府官员的腐败行为更时有发生。政府部门这种追求私利的“内在效应”必然极大地影响政府干预下的资源配置的优化，如同外在效应成为市场失灵的一个原因一样，“内在效应”则市政府失灵的一个重要根源。（二）政府某些干预行为的效率较低。与市场机制不同，政府干预首先具有不以直接盈利为目的的公共性。政府为弥补市场失灵而直接干预的领域往往是那些投资大、收益慢且少的公共产品，其供给一般是以非价格为特征的，即政府不能通过明确价格的交换从供给对象那里直接收取费用，而主要是依靠财政支出维持其生产和经营，很难计较其成本，因此缺乏降低成本提高效益的直接利益驱动。其次，政府干预还具有垄断性。政府所处的“某些迫切需要的公共产品（例如国防、警察、消防、公路）的垄断供给者的地位”决定着只有政府才拥有从外部对市场的整体运行进行干预或调控的职能和权力。这种没有竞争的垄断极易使政府丧失对效率、效益的追求。最后，政府干预还需要具有高度的协调性。政府实施调控的组织体系是由政府众多机构或部门构成的，这些机构部门间的职权划分、协调配合、部门观点，都影响着调控体系的运转效率。（三）政府干预易引发政府规模的膨胀。政府要承担对市场经济活动的干预职能，包括组织公共产品的供给，维持社会经济秩序等等，自然需要履行这一职能的相应机构和人员。柏林大学教授阿道夫?瓦格纳早在19世纪就提出：政府就其本性而言，有一种天然的扩张倾向，特别是其干预社会经济活动的公共部门在数量上和重要性上都具有一种内在的扩大趋势，它被西方经济学界称为“公共活动递增的瓦格纳定律”。政府的这种内在扩张性与社会对公共产品日益增长的需求更相契合，极易导致政府干预职能扩展和强化及其机构和人员的增长，由此而造成越来越大的预算规模和财政赤字，成为政府干预的昂贵成本。（四）政府干预为寻租行为的产生提供了可能性。寻租是个人或团体为了争取自身经济利益而对政府决策或政府施加影响，以争取有利于自身的再分配的一种非生产性活动（即不增加任何社会财富和福利），如企业通过合法特别是非法的形式向政府争取优惠特惠，通过寻求政府对现有干预政策的改变而获得政府特许或其他政治庇护，垄断性地使用某种市场紧缺物资等。在这种情况下，大权在握的政府官员极有可能“受非法提供的金钱或其他报酬引诱，做出有利于提供报酬的人从而损害公众和公众利益的行为”。可见寻租因政府干预成为可能（政府干预因此被称为“租之母腹”），又必然因这种干预的过度且缺乏规范和监督而成为现实。其主要危害在于“不仅使生产经营者提高经济效率的动力消失，而且还极易导致整个经济的资源大量地耗费于寻租活动，并且通过贿赂和宗派活动增大经济中的交易费用。”从而成为政府干预失灵的一个重要根源。（五）政府失灵还常源于政府决策的失误。政府对社会经济活动的干预，实际上是一个涉及面很广、错综复杂的决策过程（或者说是公共政策的制订和执行过程）。正确的决策必须以充分可靠的信息为依据。但由于这种信息是在无数分散的个体行为者之间发生和传递，政府很难完全占有，加之现代社会化市场经济活动的复杂性和多变性，增加了政府对信息的全面掌握和分析处理的难度。此种情况很容易导致政府决策的失误，并必然对市场经济的运作产生难以挽回的负面影响。正确的决策还需要决策者具备很高的素质。政府进行宏观调控，必须基于对市场运行状况的准确判断，制定调控政策，采取必要手段，这在实践中是有相当难度的。即使判断准确，政策工具选择和搭配适当，于预力度也很难确定。而于预不足与干预过度，均会造成“政府失灵”。而现实中的政府官员很多并不具备上述决策素质和能力，这必然影响政府于预的效率和效果。正因为政府的干预存在着上述缺陷，所以让政府干预成为替代市场的主导力量，其结果只能导致“政府失灵”，用“失灵的政府”去干预“失灵的市场”必然是败上加败，使失灵的市场进一步失灵。但客观存在的市场失灵又需要政府的积极干预，“守夜人”似的“消极”政府同样无补于市场失灵，同样会造成政府失灵。因此，政府不干预或干预乏力与政府于预过度均在摒弃之列。现实而合理的政府与市场间的关系应是在保证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的前提下，以政府的干预之长弥补市场调节之短，同时又以市场调节之长来克服政府干预之短，从而实现市场调节和政府干预二无机制最优组合，即经济学家所推崇的“凸性组合”。为此，就需要政府从最大限度地消除导致政府失灵的根源入手，针对政府失灵的两个方面，采取切实措施（如确定有中国特色的政府经济职能双向重塑的总体思路；从理顺政府利益关系入手保证政府干预的公正、超脱；规范政府于预职能及行为；加强对政府调控行为的监督；提高政府决策的科学化程度；把竞争机制弓队政府调控的某些领域等），在克服和矫正市场失灵的同时，更要防止和纠补政府失灵。

我觉得你可以参考下（争议解决、世界经济探索）等等这样的期刊参考下里面的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