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殖民研究基础论文

二十世纪随着殖民帝国的崩溃，国际移民浪潮的高涨以及民族独立、多元文化的发展，后殖民文学迅速发展起来。殖民主义文学是曾经遭受过殖民统治而现在又摆脱了此种统治的文学。它是以少数民族、移民、当地土著作家为代表，与欧美白人主流文学分庭抗礼的非主流文学。他们站在本民族的立场，收回了自我阐释权，问自己“未经过滤”的声音，来描述本民族的生活，记录本民族的历史，反对殖民主义，反映社会现实，因而使他们的作品具有新的力量、新的意义、新的生命，足以和白人主流文学相抗衡，充满信心地立于世界文学之林。二十世纪以来，法国的经济实力和国际地位每况愈下，特别是二战以后，法国的综合国力衰落，再也抵挡不住民族解放浪潮的猛烈冲击，法兰西殖民地开始分崩离析。法国殖民地纷纷独立，但在长期的法国殖民统治之下，这些国家已经接受了许多法国的思想文化。随着民族意识的增长和在多元文化的冲击下，这些国家的一大批知识分子要求批判性的继承和接受殖民文化遗产，同时又不失自身的民族特性，他们开始走上了殖民主义文学创作。他们使用法语这种国际通用的语言来写作，同时由于受各自本民族母语的影响，从而产生了独特的遣词造句、语调节奏和语言色彩，为法语增添了新的语言魅力。他们都熟悉法国文化传统和本民族的文化传统，具有双边甚至多边文化综合的优势。他们在白人主流社会之外的少数民族边缘社区中生活，因此他们的作品中有一种独特的社会结构和文化秩序。作为少数民族移民，要在一个以白人为主流的社会环境中生存发展殊属不易，必然要经历一翻及其艰苦的奋斗拼搏。因此，这些作家往往具有强烈的民族意识和不屈不挠、自强不息的心态，这就使他们的作品具有一定的力度和深度。这些因素综合在一起，自然就增添了跨文化后殖民主义文学的艺术魅力。第一、后殖民主义批评的开始。塞舌尔在1955年出版《殖民主义话语》一书,对非洲的殖民主义文化进行了激烈批判。西非著名诗人、杰出的文化活动家列奥波尔德·塞达·桑戈尔，提出了文学的“黑人性”理论。“黑人性”理论是同殖民主义同化论相对抗的，它宣布了非洲文化遗产的绝对价值。桑戈尔在自己的诗中体现“黑人性”理论，表现了民族传统的习俗、礼仪等等重要的题材，而它的突出特点是，代表被压迫民族的利益，维护殖民地人民的尊严，热爱故土，反抗民族压迫和种族歧视。法国的殖民主义政策在激发诸如黑人文化运动方面起了很大的逆反作用。在非洲的语境下,用来描述法国的非洲政策的词语是“同化”,即通过“教育”手段使非洲人变成法国人。而为了成为法国人,非洲人的自我必须被抛弃。在法国当局的监管下,“大量非洲学生被送到法国以加速他们向非洲现代社会形式和价值的转化或调整。”塞舌尔自己谈到“同化”时说：“我们不知道非洲是个什么样子,欧洲人鄙视关于非洲的一切。在法国,人们只谈论文明世界和野蛮世界。野蛮世界就是非洲,文明世界就是欧洲。因此,对一个非洲人来说所作的最好的事情就是同化他们：其理想就是将他转变成一个黑肤的法国人。”塞舌尔对黑人性运动的界定以及对法国的非洲政策的批判,是较早对黑人性运动的理论总结,开启了后殖民主义批评。对殖民主义话语霸权做出分析的理论先驱是阿尔及利亚革命家、社会科学家、哲学家和精神分析学家弗朗兹·法农。法农在其早期著作《黑皮肤,白面具》(1952年法文,1967译成英文)以及后期最重要的著作之一《地球上不幸的人们》(1961年法文,1965年译成英文)中说明了这样几个问题：宗主国对殖民地人民的压迫和掠夺与白人世界对所有有色人种的种族歧视和迫害是绝不会自行消失的；通过民族解放运动取得政治、经济的独立是第一步,但应把文化的解放作为一个更远的目标；无论从社会层面还是从心理层面,西方殖民者构筑的是一个以牺牲或消灭殖民地、黑人或有色人种的本质属性的殖民体系,只有彻底打破这个体系及其社会结构,殖民地和有色人种才会真正找回自我。“论民族文化”选自《地球上不幸的人们》,他在这篇论文中强调建立自己的民族文化是反对殖民主义的一个重要方面,并提出了民族知识分子的使命以及民族文化发展的三阶段说,即没有辨析地吸收西方、有所醒悟地探索自己的文化传统、彻底觉醒并投入民族解放运动。法农为后殖民主义批评提供了瓦解帝国主义权威话语的丰富材料。第二、后殖民主义小说的发展。首先是描写背井离乡、悲凉而又抒情的移民生活。塞内加尔女作家法图·迪奥姆以一部短篇小说集《国籍优惠》而出名，而她的另一部长篇小说《大西洋腹部》讲述的就是一个背井离乡、悲凉而又抒情的移民故事。故事通过一个名叫萨丽的虚构人物的长途跋涉,叙述作者自己的痛苦的移民经历。文笔饶有诗意,结构复杂巧妙,含自传的成份。其次是用法语创作的描写异域风情的小说。摩洛哥作家塔哈尔·本·杰伦1944年生于摩洛哥北部城市菲斯，1961年移居法国，曾经念过法语中学，1987年出版的《神圣的夜晚》为他赢得了当年法语文学的最高奖——龚古尔奖，并使他成为北非法语区阿拉伯作家获此奖的第一人。他用法语而非本国语言进行文学创作。他解释说：“我无法用阿拉伯语写书。我虽然掌握这门语言，但不能借助它搭建起一座形象传递的桥梁。我对法语的使用方式也和通常的法国作家不同。我笔下的法语是一种‘阿拉伯’化的法语，富有东方风情。”但他的小说作品基本上描写的是本国的历史文化，地域风情。他的《那耀眼的黑暗》，其故事就是以摩洛哥历史上的真实事件为背景，讲述了1971年被指控参与针对当时摩洛哥国王哈桑二世的政变军官在政变失败被捕后的狱中经历。阿马杜的小说《等待野兽投票》获得法国联合图书奖，它写了一个遥远非洲的故事。独裁者凭借其祖先留下的金钱打败了所有的敌人，结束战争，想做国家元首，进行了为期六天的投票活动，可就是没有人投他的票，于是只好等待野兽来投票，怪异可笑，又令人深思。这些创作给法国文学创作带来了一股异域之风。再次是爱国反法而文化冲突却又让其背负沉重和承担责任的小说。阿尔及利亚女作家阿西娅·杰巴尔曾于2000年获得德国图书和平奖，但自幼成长于一种双语环境，文化之争在她的全部文学作品中也有集中的体现。阿西娅1936年出生于阿尔及利亚一个海滨小镇。父亲是一位法文教员。1956年她就学于法国巴黎高等师范学院。当时，阿尔及利亚的反法民族解放战争已进行得如火如荼。阿西娅参加了学生们举行的反法抗议示威活动。学校停课，她利用时间在短短两个月内写出了长篇小说《渴望》，并很快出版（1957年）。那时她不到22岁。小说表现了青年男女间感情方面面临的问题，其心理分析深刻而细腻，受到广泛好评。1958年，她出版长篇小说《急不可耐的人们》，1962年出版《新世界的儿女》，这两部作品奠定了她在文坛的地位。《急不可耐的人们》通过一个家庭的故事，深刻揭示了阿尔及利亚社会生活中的问题。《新世界的儿女》以抗法战争为背景，描写了一个农村小镇上人们的生活和斗争。1969年，她与沃利德·法尔恩合写了四幕剧《鲜红的早晨》，也是描写反法民族解放战争的，塑造了不同阶层群众与游击战士的群像以及他们互相配合进行战斗的场面。后来她还出版过小说《阿尔及利亚女人》、《影子王后》、《远离医学》、《我的遥远的牢狱》、《斯特拉斯堡之夜》和散文集《常驻我心的声音》等。但上个世纪90年代初起国内频频出现的恐怖活动和暴力事件，噬痛着阿西娅的心。许多知识分子，尤其是用法语写作的作家、诗人遭到暗杀，其中就有她的朋友。她再也不能沉默了。她写作了长篇小说《阿尔及利亚白种人》（1996）。小说描写了那些被杀害的知识分子生前的生活，他们的思想、行为和创作。正如阿尔及利亚评论家哈·卡塞姆指出：“这表现在他们创作的一切小说、诗歌、戏剧中。我们看到，虽然作品语言常常是法文，但是精神、感情却是阿尔及利亚的，而且多数是反抗法国殖民主义者的。这些作品传播到阿拉伯马格里布各国，传播到法国和其它说法语的国家，而同时，阿拉伯文学范围有限，自然其影响力也有限。”应该说，阿西娅·杰巴尔就属于这样的作家，在不同文化的冲突下使其背负太大的沉重和承担太多的责任。接着就是描写在文化冲突中寻找突破的小说。1984年，因一出版就大行其道的《情人》一书，法国文学重要奖项龚古尔奖降临到了70岁的杜拉斯头上。龚古尔奖是杜拉斯一生的最高荣誉，《情人》则是杜拉斯的巅峰之作。杜拉斯小说里的表面羞涩内里放肆的欲望表达，一位法国女郎与中国男人在异国他乡的爱情，这是多么罗曼蒂克的结合！《情人》之于中国读者，不仅仅意味着欲望解禁，更是一场生活革命。安妮宝贝曾说，阅读杜拉斯“让人沉沦”，洁尘也表白过：“杜拉斯对我的影响不仅仅是文学上的，这种影响还包括生活方式和价值观的影响。”这位法国“情种”以自己一生亦真亦幻的爱情故事，演绎了关于爱情、欲望、美丽的多种可能性。这种可能性又通过“创造性转换”，激活了众多中国读者压抑的激情与幻想，在文化冲突中寻找到了突破。最后就是捍卫本国文化，控诉法国的殖民主义和制度，树立新非洲和非洲民族意识的小说。列涅·马兰(1887-1960)是塞内加尔用法语创作的安的列斯作家，著有《巴杜阿尔》。正如作品的副标题所示是“一部真正的黑人小说”。小说的故事发生在原法属赤道非洲的殖民地乌班吉沙利的一个村庄。故事描写了殖民主义者如何“闯入”这个地区，如何强行“传播文明”，以及如何“改变”了当地原来“落后”的生活秩序。小说反映的生活是真实的，揭示的主题是深刻的。殖民者的所谓“传播文明”，实质就是强盗式的掠夺和残酷无耻的剥削。正是在马兰的《巴杜阿尔》所奠定的政治方向的基础上，产生了桑贝内·乌斯曼那样代表非洲人民向殖民主义提出控诉的著名作家。桑贝内·乌斯曼用法语创作。作品主要取材于非洲人民的现实生活，反映黑非洲尖锐的社会矛盾，是当代非洲“谴责文学”，即现实主义文学的主要代表作家。1956年发表的第一部长篇小说《黑色码头工》，以自己的生活经历为基础写成，具有明显的反对种族歧视思想。第二部长篇小说《祖国，我可爱的人民》是反映黑非洲人民争取自由、寻求解放的优秀之作，享有世界声誉。代表作《神的儿女》描写铁路工人反对殖民主义压迫和奴役的罢工斗争，反映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非洲工人阶级的精神面貌。中篇小说《汇票》反映贫苦黑人的不幸，获1966年达喀尔艺术节文学奖。其他还有《公民投票》、《哈拉》等。他将许多作品改编为电影，故有非洲电影之父之称。他的长篇小说《赛内加尔的儿子》在思想性上更强，在艺术上也更成熟，第一次显示作家的现实主义创作才能，塑造了具有代表性的有觉悟的非洲青年知识分子的先进典型——乌马尔·法伊。A·腊查奥纳里维洛的《比纳》这部长篇小说是想根据当地一个民族的风俗、文化，准确而详尽地介绍海岛南部渔村的独特的生活方式，包括他们的服装及其制作方式和建筑及其构造方法等等细节。作品的基调，洋溢着“不忘根本”、肯定对祖国传统价值的炽烈情感。喀麦隆作家蒙哥·贝齐的《残酷的城市》，不但描写了工人组织起来同不付工资的老板作斗争，而且写了农民为了摆脱酋长们的统治而到城市寻求工人兄弟帮助的情节。费丁南·奥约诺(1929-)是喀麦隆的著名作家，黑非洲文学的杰出代表之一。他的作品，写出了黑非洲人民对专横残暴的殖民主义统治的愤恨和抗议。奥约诺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童仆的一生》(1956) 通过一个为奴隶者的眼睛，揭开了殖民者肮脏的内幕，表现了人民的苦难，更反映了民族的觉醒。奥约诺的第二部长篇小说是《老黑人和奖章》，这部小说是以非洲民族意识的觉醒为题材的。贝尔纳·达季叶(1916-)是象牙海岸最负盛名的诗人、小说家和社会活动家。1956年发表自传体小说《克连贝》，这是作家在小说方面的初次试笔，生动描述了未来民族解放运动参加者——克连贝民族意识形成的过程。达季叶还发表过两部作品。《黑人在巴黎》(1959)和《纽约店东》(1964)。前者为书信体小说，以细腻而幽默的笔调，记述了对巴黎和法国的观感，作者的目的，是为国家的独立作准备，寻求建立新国家时可吸取的教训。后者副标题是《记实》，讽刺笔调更为突出。达季叶的这两部作品，可以说是祖国独立的预报，也可以说是为建立独立国家而做准备。第三、后殖民诗歌、戏剧的发展。（一）在诗歌方面：西非著名法语诗人、杰出的文化活动家列奥波尔德·塞达·桑戈尔在学生时代就开始写诗。三十年代初，他和几个“黑人性”论者发起创办《黑人大学生》杂志。1948年，他编选出版了《黑人和马尔加什人法语新诗选》，向全世界读者介绍了现代“黑色种族”诗人的代表作，同时也为提倡“黑人性”理论服务。《诗选》标志着新的非洲黑人文学的诞生。桑戈尔的这些活动，为推动黑非洲文学的发展做出了可贵的贡献。他个人著有诗集《黑暗中的歌》(1945年)、《黑色的祭品》(1948年)、《埃塞俄比亚旋律》(1956年)、《夜曲》(1961年)和著名长诗《致纽约》等。他的诗歌，以绚丽的浪漫主义色彩歌颂了民族传统，以锐利的笔锋揭露了殖民主义。他是现代黑非洲诗歌的奠基人之一。他热爱法国，推崇法国文学，但是，目睹法国殖民者在非洲的灭绝人性的侵略，又愤然控诉殖民主义者的罪行。他在《祈求和平》(1945年)中，真实地表现了这种矛盾的心情。塞内加尔诗人桑戈尔的《悼念埃尼纳·法尔》，向铁路工会领导人、罢工中牺牲的工人领袖表示了敬意。大卫·狄奥普(1927-1960)是塞内加尔五十年代最有才华的诗人。但他的早逝(因飞机失事)却是诗坛的一大损失，导致生前只发表了一部诗集《杵声咚咚》(1956)。他的诗，继承了桑戈尔奠定的政治方向，以愤怒的笔触反映了残酷的殖民主义剥削下黑人的痛苦生活，具有强烈的革命政论性，同时也具有浓厚的浪漫主义激情。马达加斯加的杰出诗人让·约瑟夫·腊伯阿里维洛(1901-1937)，为保卫祖国文化他做了大量的工作，出版了优秀诗集《几乎是幻想》(1934)和《译自夜的语言》(1935)，成为青年反殖民制度的旗帜。贝尔纳·达季叶(1916-)是象牙海岸最负盛名的诗人、小说家和社会活动家。他是四十年代末象牙海岸反殖斗争的积极参加者，是非洲民主联盟本地分会的领导人之一，并因此于1949年被殖民当局逮捕入狱。在狱中，他发表了第一部政治诗集《站起来的非洲》(1950)。其后，于1956年又发表了抒情诗集《日子的流逝》等。达季叶善于把民歌的表现手法运用到政治抒情诗中去，以塑造新的非洲人形象。因此，他的诗歌，激情澎湃，形式亲切活泼，很富有感染力和号召力。如《你——主人》。（二）在戏剧方面：扎克·腊伯马南扎腊不仅是马达加斯加的著名诗人，也是一位杰出的剧作家。他创作了三部浪漫主义剧作《马尔加什的神仙》、《黎明的航海家》和《神宴》。它们取材于历史，但是人物和情节基本上是虚构的。作家缅怀历史，借助历史的景场，道出自己纷繁的思想情绪，与他反映现实生活的政治抒情诗遥相呼应。剧作还吸收了民间创作的成功艺术手法，精于心理刻画，塑造了具有民族特征的英雄人物，歌颂他敢于在塑境中进行斗争，表现了鲜明的反抗现实的意义。贝尔纳·达季叶的历史剧《阿西叶曼·戴列》也是颇有影响的剧作。

后殖民主义文学是20世纪70年代兴起于西方学术界的一种具有强烈的政治性和文化批判色彩的学术思潮，它主要是一种着眼于宗主国和前殖民地之间关系的话语。

后殖民主义的特点就在于，它不是一种铁板一块的僵化的理论；自诞生之初它就常常变化，以适应不同的历史时刻、地理区域、文化身份、政治境况、从属关系以及阅读实践。

后殖民理论的兴起，有其深刻的理论基础。一般来说，前意共领导人葛兰西（Antonio Gramsci，1891-1937）的“文化霸权”（又称“文化领导权”、“领导权”）理论与法侬（Franz Fanon，1925-1961）的“民族文化”理论对于后殖民主义的产生和发展都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

而法国哲学家福柯（Michel Foucault，1926-1984）的“话语”与“权力”理论则是后殖民主义理论的核心话题。

扩展资料：

从口头传播、文字传播到现在的电子媒介时代，媒介介入生活的程度日渐深入。媒介进入生活，已经是常识；当自信于自我思想独立性的人群意识到，自己一出口的东西都是媒介的产品或副产品的时候，媒介已经进入思想。

除却它给我们的思想提供各种质素外，它甚至已经左右了我们的思想，它们已经逐渐成为人们的眼睛——代替你去观察，成为人们的大脑——代替你去思考。

尤其是当跨国媒体用他们那无所不及的触角延伸到世界各个角落的时候，一个问题愈加清晰地推到人们面前：究竟媒介在提供给我们信息和知识以及娱乐的同时，它们还干了些什么？怎么干的？一句话，如何定性这些西方媒介。

关于此问题，早期传播效果研究者已经注意到，不管是同盟国还是协约国报纸上充斥的并非简单的战时简报性信息，而是双方敌对阵营如何为自我寻找合理和合法性以及如何弱化对方阵营进行的意识形态宣传大战。

法国新闻学者贝尔纳·瓦耶纳认为，“新闻稿总是带有某种语言和文化的色调，它以信息的形式隐藏着某种思想，并同时隐藏着某种政治”而从70年代以后的传播学者愈加认识到：“大众传播不仅对个人而且对整个社会或文化都有影响。

它可以影响到一个团体的共同信仰和价值观，影响它对英雄与恶棍的选择，影响它的公共政策与技术。特别是媒介持续不断的信息传播，能对社会变革产生真正深刻的影响。”

早在1965年，非洲独立后的加纳第一任总统，批评家恩克鲁玛就曾谈到美国大众传播媒介对非洲的特殊影响：“神奇的好莱坞电影是别有用心的。我们只需要听一听非洲观众在看到好莱坞英雄们屠杀印第安土著人或亚洲人时爆发的喝彩声便可以理解这一武器的有效性。”

因此，美国传播学者阿特休尔指出，“我们在考察新闻学信条习俗时，值得记住的一点是：几个世纪以来，人们普遍认为新闻流通是有关自由与权力的重大问题。无疑，语言具有巨大的力量。而错误在于人们声称新闻媒介超然独立，没有认识到它是某些强权势力的代言机构。

事实上，这些信条习俗蒙蔽了我们的眼睛，使我们看不到现实的情况，即使偶而根据充足，促使我们正视现实的话，我们也常常会（象所有神话的诱惑力那样）忽视这些根据的存在。

“而学者戴维·巴特勒则更是非常形象且一针见血地指明了媒介的实质，他说，“传播媒介提供了自由的假象，象一条拴在长皮带上的狗，掩盖了约束的现实。”因此，媒介除了发挥其一般性的传播信息和知识、提供娱乐等功能外，还发挥着另外独特的功能，即宣传、引导、创造意识形态。

媒介改变、制造着我们的精神性空气和水，从而最终目的是铸造、改变我们的体质和思想。

参考资料来源：人民网-后殖民主义视野中的西方媒介

胡玉坤：后殖民研究中的女权主义思潮·胡玉坤标签： 后殖民研究女权主义 [内容摘要] 女权主义后殖民研究滥觞于20世纪80年代初，随后在西方学术界赢得了重要的一席之地。在后殖民研究中，女权主义者的社会位置，尤其是她们客居异国的主体性造就了其独特的理论视界。也就是说，后殖民女权主义者力图寻求一种跨文化的空间和话语来张扬第三世界妇女的理论、实践和主体性。因此，女性主义后殖民研究不仅致力于质疑和挑战主流后殖民理论和欧美女性主义理论，而且也倾力于建构其自身的阐释视领和话语体系。本文旨在对后殖民女性主义研究的主要内容、理论动向及其影响作一粗浅的梳理。 [关键词] 后殖民研究 女权主义 后殖民研究（postcolonial studies）肇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的西方学术界，女权主义后殖民研究随即崛起。聚集在后殖民女权主义旗帜之下的主要是来自第三世界而今居住在第一世界的女学者，尤其是印度裔女学人。后殖民女权主义理论家因而常常被视为有色人种女权主义者（feminist women of color）或第三世界女权主义者。不过更准确地界定，她们应被称为“移民的”有色人种妇女/第三世界妇女，有别于美国土生土长的有色人种妇女和生活在第三世界的第三世界妇女。这一学派的代表性人物有佳娅特丽•••斯皮瓦克（Gayatri Spivak）、钱德拉•••莫汉蒂（Chandra Mohanty）、安妮•••麦克林拓克（Anne McClintock）、特莱因•••明哈（Trinh T Minh-ha）、捷奎•••亚力山大（Jacqui Alexander）等。很显然，后殖民女权主义者、第三世界女权主义者和有色人种女权主义者系交叉重叠的“女权主义社区”，她们在立场、观点和方法上有颇多共同点，但也有鲜明的不同之处。后殖民女权主义者自身实际上也常常交替使用这些范畴，但她们更多地是将自己定位为第三世界女权主义者。 这种特殊的社会位置（social location）尤其是其客居异乡的主体性（diaspora subjectivity）塑造了她们独特的理论视域。具体而言，她们所探寻的是跨文化的话语和空间来张扬第三世界妇女的理论、实践及主体性。女权主义后殖民研究从本质上讲面临两大理论挑战：其一是批评，其二是建构。也就是说，活跃在后殖民领域的女权主义者不仅致力于向主流后殖民理论和欧美女权主义理论的缺失发起挑战，而且也倾力于营造其自身的审视角度、理论范式及分析方法。在以往十年，其学术成果层出不穷，不仅极大丰富并推进了主流的后殖民理论和西方女权主义学术，而且开辟出新的跨文化学术空间。这一学派对西方和第三世界学术界的诸多学科产生了巨大冲击。有感于国内学术界对后殖民研究的积极回响和对女权主义后殖民声音的漠视[1]，本文试图对后殖民女权主义研究的主要内容、发展动向及其影响作一番初步的梳理。 一 不满于后殖民主流研究对第三世界妇女和社会性别问题的漠视，一些有色人种女权主义者起初致力于依据后殖民理论，特别是爱德华•••赛义德后殖民理论经典之作《东方主义》，重新书写妇女和社会性别问题。在她们看来，后殖民研究是一个相当男性化的领域，充满了男性中心主义的观点和偏见，无视了回应殖民主义经历方面的社会性别差异。例如，萨拉•••米尔斯（Sara Mills）就曾指出，后殖民理论“几乎只致力于追溯男性气质（masculinity），很少触及英国和土著妇女的各种主体位置（subject positions）。故此，许多女权主义理论家既反对把后殖民理论当作一个男性的主题，也挑战仅通过单纯分析男性主体就可以描绘殖民主体性（colonial subjectivity）的假设。[2] 后殖民女权主义者不仅促使学术焦点转向女性主体，而且还揭示了殖民过程中社会性别、阶级、种族和性存在这些范畴之间的交叉互动关系。麦克林拓克在《帝国的皮革：殖民抗争中的种族，社会性别和性存在》—书中就敏锐地指出，“不了解有关社会性别的权力理论就无法理解帝国主义”，“从一开始社会性别动态对于巩固和维护帝国的事业就是至关重要的”。她还反复强调，为了理解殖民主义和后殖民主义，人们必须首先承认种族、社会性别，阶级并不是互为分割的独立的经验领域。相反，这些范畴是通过互为关联而存在和维系的，尽管它们有时会以矛盾和冲突性的方式出现。[3] 与此同时，后殖民女权主义者开始检视西方主流的女权主义理论。实际上自20世界80年代初起，美国和其他各地的有色人种妇女和第三世界妇女就开始抨击欧美女权主义关于妇女经验的同质性话语及其对妇女之间阶级、种族、宗教、性存在及其他差异的不敏感性。正如切俐•••约翰逊奥迪姆（Cheryl Johnson-Odim）所言，许多第三世界女权主义者皆致力于探究如何拓宽女权主义定义的问题，她们将消除社会性别歧视看作是结束对妇女压迫的主要路径，并把消除性别歧视同第三世界妇女反对阶级压迫、种族歧视、性压迫、经济剥削乃至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联系起来。为此，一些第三世界女权主义者甚至全然拒绝使用“女权主义”这一术语。例如，爱丽斯•••沃克（Alice Walker）就发明了一个新词“妇女主义”（womanism）取而代之。约翰逊-奥迪姆不失尖锐地指出，“假如女权主义者要真正关切消除对妇女压迫的问题，第一和第三世界女权主义者必须认可一个广泛的基础。这一基础至少必须承认种族歧视和经济剥削是世界上大多数妇女受压迫的主要势力。它也必须承认尽管社会性别是一个潜在的连接物，但从世界各地情形来看，一些妇女本身参与了对其他妇女的压迫。所以，女权主义者必须尊重不同的文化并承认各地妇女完全有能力发出她们自己的声音。”[4] 跨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越来越多第三世界女权主义者从各自学科出发用后殖民视野解读妇女之间的诸多差异，如种族/族裔背景、社会阶级位置、性取向以及国家界限等。例如，卡玛拉•••维丝威斯沃伦（Kamala Visweswaran）在《女权主义民族志的虚构》一书中就概括了女权主义人类学的这一发展走向。她揭示，女权主义人类学自一诞生就想象并维持了一种自己/他人（指男性）或者我们/他们的二分法，但第三世界妇女通过引入种族歧视、阶级歧视、对同性恋的歧视等问题开始对这一假设提出质问。也就是说，她们开始向美国妇女运动中一个普遍化的“我们”这个概念发难。她特别强调，在当前的后殖民世界里，更系统地关注殖民者中的妇女和被殖民者中的妇女之间的关系也是很必要的。[5] 同样，为了回应西方妇女研究界所界定的狭隘的社会性别定义，捷奎• 亚力山大和钱德拉•莫汉蒂在合编的《女权主义谱系、殖民遗产与民主未来》一书中，浓墨重彩地凸显有色人种和第三世界女权主义者的理论贡献，并将其经验、历史及自我反思置于全书的中心位置。这本论文集深刻剖析了非西方世界存在的种族、阶级、社会性别、性取向等方面的交互压迫以及全球资本主义的统治和剥削，以便提供一个“可比较的、相为关联并且是有历史根基的女权主义概念。”为此，她们力图揭示白人妇女在妇女研究项目中拥有的权力同其理论化对象及其所运用的分析工具之间的相互关系。[6] 正如许多女权主义公认的，第三世界妇女参与界定女权主义有助于使阶级和种族等分析范畴纳入女权主义定义之中。后殖民女权主义者无疑是扭转西方女权主义理论与实践偏颇的一股强大势力。继此之后，白人女权主义者本身也开始反思自己对第三世界妇女的写作和再现，并从相当狭隘的只关心白人中产阶级讲英语的妇女转向不同国家和文化背景下的妇女。伴随“差异政治”的盛行，女权主义内部的异质性甚至被当作是它的最大优势及其生存的关键所在。同时，对女权主义异质性的关注还导致了女权主义者的身份危机（identity crisis），特别是对女权主义分析范畴中一些关键性术语的反省，其中包括诸如单复数的“妇女”和“社会性别”等概念。[7]也就是说，西方女权主义者开始反思当她们谈论单复数的“妇女”时她们指代的是谁，她们在为谁代言并且说了些什么。 在当代西方学术界各种“后主义”各领风骚的学术语境之下，除了批判以殖民话语和第一世界霸权形式有意无意参与现代性建构的欧美女权主义之外，有的后殖民女权主义者还同时质疑后现代主义和后结构主义话语。例如，亚历山大和莫汉蒂在前述一书中就探究了后现代理论对理论化有色人种妇女经验、意识、社会身份的影响。英德佩•••格雷沃尔（Inderpal Grewa）和卡雷•••凯谱兰（Caren Kaplan）在合编的《分散的霸权》一书也贯穿了消解后现代性（postmodernity）的篇章并勾勒了跨国女权主义的各种实践。[8]一些后殖民女权主义者甚至开始清理后现代话语中对有色人种妇女著述的殖民化问题。 二 除了批判而外，后殖民女权主义者也参与书写后殖民理论。女权主义后殖民研究涉猎各种历史和现实的问题，包括殖民主义的社会性别特性、帝国主义语境中的社会性别动态、殖民/后殖民背景下社会性别、种族和阶级的互动、女权主义与后殖民主义的关系、边缘化妇女的能动性、妇女的身体与国家话语等等，不一而足。既然该学派诞生于当代日益全球化和日渐跨国化的时代，其著述不可避免主要围绕后殖民、后冷战时代由新殖民主义、非殖民化和全球性移民浪潮及其文化后果引发的诸多紧迫问题，从而建构起一套反霸权的女权主义读写活动。以笔者之见，她们的理论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互为关联的几个方面。 第一，对第三世界妇女和第三世界女权主义的概念化 在知名的后殖民女权主义者中，莫汉蒂是向西方殖民话语特别是西方女权主义话语中有关“第三世界妇女”叙述发难的第一人。在她看来，“第三世界”这一术语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界定，其一指地缘政治上的实体，包括“拉丁美洲、加勒比地区，撒哈拉以南非洲等第三世界民族国家”；其二指美国、欧洲、澳大利亚的黑人、拉丁美洲人、亚洲人及土著，其中一些人同地理上界定的第三世界有历史性的联系。[9]尽管她承认“第三世界”一词在表述第三世界国家经济、政治、种族及文化差异方面不甚准确，但她依然认为较之“南部/北部”、“发达/欠发达”等其他类似的提法，就殖民主义遗产、当代新殖民经济及地缘政治过程而言，“第三世界”这一称谓仍具有其他提法所缺乏的启发性价值。 莫汉蒂广为流布的“在西方人的眼里”（1984）一文，是后殖民女权主义论著中影响巨大的力作之一。此文开宗名义提出了“第三世界女权主义”的使命：“对第三世界女权主义理论和政治建构的任何讨论都必须同时着眼于两项工作：批判霸权性的西方女权主义；提出具有自主性的在地理，历史及文化方面具有根基的女权主义关切事项和策略。”在该文中，她解构了西方女权主义者建构的“第三世界妇女”这一本质化和同质性的范畴。在她看来，西方女权主义者把“第三世界妇女”构建为铁板一块整体，其目的是了理论上的殖民化。但在现实生活中，“第三世界妇女”是千差万别而非板结成一块的。在西方学术机构垄断学术文本生产和传播的情境下，这种板结的“第三世界妇女”形象更能适应当今世界的文化与经济现实，从而是对“非西方世界”经济与文化殖民的一个折射。[10] 除了批评西方女权主义话语再现第三世界妇女的同质性倾向以外，莫汉蒂还把西方妇女的自我再现同她们再现“第三世界妇女”作了一个对照。她进而揭示西方女权主义者通常把自己表现为现代的、有教养的、能控制自己性活动和身体的、能自由做出决策，并以此来反衬第三世界妇女是无知、贫困、没受过教育、受传统束缚、以家庭为本、是无决策权的牺牲品。她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是因为假如没有创造一个第三世界，就不会有享有特权的第一世界。同理，没有“第三世界妇女”，西方妇女的自我表现也就成问题了。 由莫汉蒂等人汇编的《第三世界妇女和女权主义政治》（1991）一书，继续将“第三世界妇女”当作一个分析范畴。在她们看来，这对于建构一个想象的社区以便使致力于反抗斗争的妇女建立联盟、合作及同志式关系是很有裨益的，促使“有色人种妇女”和“第三世界妇女”形成有效联盟的是共同的斗争背景而非肤色和种族上的认同。[11]继此之后，许多第三世界女权主义者继续深化该问题的探究。例如，桑多瓦尔•••切拉（Sandoval Chela）提出一个“美国第三世界女权主义”框架，后者截然有别于有别于盎格鲁-萨克森白人中产阶级妇女的霸权性女权主义。[12] 第二，对身份、社会位置和知识生产之关系的理论化 其实，西方女权主义者对社会位置与生产知识关系的认识论探讨久已有之。桑德拉•••哈丁（Sandra Harding）和唐娜•••哈拉维（Donna Haraway ）在创新性地提出女权主义认识论时就分别创造了“女权主义立场论”（feminist standpoint）和“情境知识”（situated knowledge）[13]等概念，以突出研究者自身所处的社会位置对其知识生产的影响。后殖民女权主义者在这个问题上的特出贡献主要在于，她们不仅就自己在主流政治和社会话语中的处境，而且对自己在妇女研究语境中的现实加以理论化。她们不仅关切西方以外第三世界妇女的身份，而且注意生活在西方的第三世界妇女混杂的归化（hyphenated）身份，从而确立起她们的自我反思性的位置与身份政治。 例如，亚力山大和莫汉蒂在《女权主义谱系、殖民遗产和未来民主》一书中，详尽阐述了她们作为“移民的”有色人种妇女的遭际如何影响到她们独特的阅读和写作活动。她们述及自己进入美国学术界所经历过的一系列“地理、政治及思想上的脱节”。她们声称正是在白人机构包括妇女研究项目这类种族化场所切身体验到种族歧视，使她们意识到“我们并非生就的有色人种妇女，而是变成有色人种妇女的。”而这些经历在很大程度上增进于她们对社会不公正的解读及对社会转变的展望。[14]维丝威斯沃伦则以她个人经历为例，叙述了她的主体位置是如何由美国的身份政治造就的。尤其是她个人作为一个南亚裔美国人的身份认同如何影响到她选择在何处研究，如何做研究以及从事什么研究。她的结论是，社会性别、种族、文化及身份均缠绕在归化的美国人身份上，从而共同确立了一个女权主义民族志学家的位置。同样，玛丽•••约翰也描述了她作为生活在第一世界的第三世界女权主义人类学家的多重主体位置：移民、反馈知识的人类学家和人类学学科的土著提供信息者。[15] 第三，重新思索主体性和能动性问题 后殖民女权主义者特别关注能动性问题，并发展了新的理论化能动性的方法。譬如，维丝威斯沃伦把对妇女主体性的探讨放在更广阔的主导叙述的语境之下，就她的研究而言即印度民族主义和西方女权主义。她把沉默，也就是拒绝说话作为妇女抵抗的一种能动性。《女权主义谱系、殖民遗产和未来民主》一书的若干文章皆理论化了全球化过程和当地日常生存实践中被边缘化和受剥削的妇女的能动性和主体性。例如，“黑人妇女性存在谱系”一文在勾勒不同历史时期各种黑人妇女群体参与建构黑人妇女性存在的主导话语时，也描述了她们进行的抵抗。作者特别分析了“沉默的政治”，即黑人改革家所倡导的把对性问题保持沉默作为一种政治策略，并由黑人个人和集体实践这种沉默。 第四，描述跨国女权主义理论与实践 鉴于当代全球化时代各种公开和隐蔽的新殖民主义和殖民化现象，后殖民女权主义者倾向于用“跨国女权主义”这一术语取代“国际女权主义”，以凸显全球化背景之下不同人群、国家及文化间的不平等。她们认为，国际女权主义所呼吁的“全球姐妹情谊”（global sisterhood）是建立在有色人种妇女和第三世界妇女的边缘化之上的。在此概念之下，一种普适性的父权制被认为超越时空使所有妇女皆处于从属地位，而这事实上抹煞了世界各地不同文化中妇女之间的巨大差异。为此，格雷沃尔和凯普兰指出，“既然现今世界是由跨国经济联系和文化不对称构筑的，那么，将女权主义实践置于这些结构之中便是绝对必要的。”[16] 活跃在第一和第三世界的女权主义理论家和实践者，因而通常发起跨国性的女权主义合作项目。一些颇具影响的著述便是这种共同努力的产物。以《女权主义谱系、殖民遗产和未来民主》一书为例，该论文集集结了15位第三世界女权主义活动家和学者的文章，并在一个跨国框架和全球背景之下思考世界各地的女权主义理论和实践。她们以后殖民理论的多棱镜从不同角度透视并剖析了殖民主义历史遗产和现今资本主义全球扩张如何及在何处影响到女权主义反对经济、社会、政治、性及文化支配的集体斗争。 三 综上所述，后殖民女权主义研究的价值不仅反映在理论上，也体现于实践中，因而彰显了其鲜明的政治性。其一，当她们丰富和发展第三世界女权主义时，主要着眼于全球女权主义社区的组织及其活动；其二，它批判“全球姐妹情谊”，探讨跨国女权主义的可行性；更为重要的是，她们理论化的核心之一在于揭示了一种“女权主义民主”的未来图景。用她们的话来说，这是一项反殖民主义和反资本主义的非殖民化事业。[17] 从学术发展路数来看，后殖民女权主义理论是一门跨学科的研究。这一学派涉及人文社科领域的许多学科，其中包括文学理论、文化研究、第三世界研究、国际研究、政治学研究以及妇女研究等等。其理论话语亦吸纳了当代许多理论话语的学术思想资源，如殖民话语、后现代理论、后结构理论、心理分析及解构主义理论等等。例如，斯皮瓦克就用后殖民话语和复杂的解构主义方法探讨女权主义、马克思主义、南北关系及下属群体（subaltern）问题而著称的。[18] 后殖民女权主义思潮在方法论和认识论上亦有所贡献。比如，她们质疑西方女权主义关于“第三世界妇女”的欧美中心主义话语并力主社会位置对知识生产和认识过程的影响。像明哈和周蕾（Row Chow）等人反复强调，她们的边缘者处境为她们提供了某种知识生产上的认识论特权，从而有助于她们分析世界上的压迫和支配格局。 总之，女权主义后殖民研究在后殖民研究领域和女权主义学术中日渐突显，其势头方兴未艾。继后殖民女权主义者之后，许多西方白人女权主义者也开始以后殖民视角审视“第三世界妇女”。比如，丽莎•••罗福（Lisa Rofel）就将此视角用于对杭州女工的研究。[19]尽管后殖民女权主义研究在圈内外依然存在很多争辩，但无可否认的是，从主流话语边缘打拼出来的这一学派已跻身于西方学术前沿，不仅改写了再现第三世界妇女知识，活动及主体性扭曲或缺席的篇章，而且创造性地拓展了跨国女权主义的理论与实践，从而有助于推进并激活第一与第三世界妇女之间的国际交流与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