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化被破坏的研究报告论文

城市绿化建设应遵循生态、景观、和经济三个原则 城市绿化的目的是为了改善生态环境、美化生活环境，增进人民身心健康。要真正提高一个城市的绿化水平，营造出一个宜人的居住环境，在绿化建设过程中，必须要坚持生态，景观，经济三个原则。一、坚持生态原则 城市生态系统是一个特殊的生态系统，与自然生态系统最大的区别在于其组成成分的数量比例的不同，自然生态系统中植物（生产者）所占的比例最大，而在城市生态系统中，人类占据了最重要的地位和占了最大组成比例，使得生态结构从正金字塔变成了倒金字塔，城市生态系统变得人为、不完整、开放、复杂、脆弱、高质量（物理学意义上的），同时，也具备了完全取决于人类对其所施加的影响而可以向不同方向发展演替的特性。我们在城市绿化建设过程中，就是要利用生态学的基本原理，努力使城市生态系统向自然生态系统靠拢，使城市生态系统接近于自然生态系统。绿色植物通过光合作用固定太阳能和固定有机物质的初级生产过程，是我们这个世界一切活动所需能量和物质的最初始来源，虽然城市绿化的目的已不是依靠种植植物来提供居民所需物质，但绿色植物对环境的改善作用、对城市景观的改善作用却是当代城市人所最需要的，曾经长期居住在原始丛林中的人类祖先无疑在遗传基因中嵌入了对绿色植物的本能爱好，城市绿化的作用就应是尽量满足这种需求，这就要求我们在城市这个有限的人类居住空间里，尽量地多设置绿地，多建设绿地，多增加绿量，使绿地发挥出最大的生态效益，营造宜人的居住环境。 增加城市绿地数量，是增加城市绿量的首要保证。增加绿地数量，首先要靠政府重视，政府要依靠城市总体规划和绿地系统规划，保证城市达到一定的绿地率和公园绿地面积，这在当前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国家提倡走可持续发展之路，提倡建设生态省、创建园林城市等政策实施和大环境下，应该不成问题。但是绿地分布的均匀性问题应引起重视，按国家标准，应在500米的距离内有休闲绿地供居民享受，这方面我们还有差距，有待继续努力。 其次是依靠市场经济的杠杆作用，大力引导农民发展苗木生产，增加供应城市苗木的生产绿地。再者，就是通过我们的宣传发动，提高全体市民的绿化意识，使所有的单位、小区、居民、街道等都做到“见缝插绿”，争创园林达标单位、园林式单位等。园林部门要充分利用现有的法律法规，把好绿地率审核这一关，把城市的绿地面积真正提高上去。 在绿地建设中增加绿量，这一问题现在各方面都重视不够，要真正改善城市的生态环境，增加绿量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一块缺乏绿量的绿地，其生态效益必然不会好。我们仍需要大力提倡乔、灌、藤 、草、地被结合，黄土不露天，多种全冠大苗大树。关于种大树的问题，社会各界的看法不尽一致，笔者认为，一个城市如果没有一棵大树，会显得这个城市非常地没有历史，没有文化的沉淀，就象一个暴发户，梁实秋描述暴发户用的就是‘树小墙新画不古’这么一句话。在绿地建设时适当种些大树还是必要的，但在种植大树时，必须要做到取之有道、移之有法，尽量利用旧城改造、村庄搬迁、水库淹没区、土地整理时等需要搬迁的大树，严禁盗移古树名木，掠夺性移植生态公益林中的大树。移植大树的过程中，必须十分注意保持大树的基本树冠，我们在市民广场建设中，15万多平方米的面积，基本上用的都是全冠树木，效果非常好。 此外，园林主管部门对所有的绿化项目要严格进行审批把关，做到保证有足够的绿量。充分体现改善生态环境这一目的。 绿量问题还有一方面是植物品种的多样化，努力争取在所建绿地中尽多地安排能够兼容的各种植物，增加生态系统的复杂性和稳定性。二、坚持景观原则 坚持景观原则，也就是要有精品意识，在有了绿量的前提下，绿地要有美感，要有赏心悦目的感觉，这样，才会让人心情舒畅，才能达到促进人的心理健康的目的。这就要求我们所种的绿地，不但要有绿量，还要有质量，充分发挥造景艺术手法，通过植物配置，营造出一种艺术化的园林景色。 中国是世界园林之母，早在三千多年前，殷周时已筑台掘池开始有囿的营造。秦汉建筑宫苑时，筑土而山，开始进行山水创作，至魏晋南北朝，发展成以山水为主题的人工山水园，缀山理水技术已经比较高明。唐宋文化艺术空前繁荣，山水画名家辈出，造园艺术受山水画的影响，发展到以诗情画意进入园林的阶段，增强了意境的表现，称唐宋写意山水园。一些官僚地主、文人雅士居住于繁华的城市，渴慕田园生活，欲闹处寻幽，于是在宅旁辟地茸园，园中就低掘池，就高缀山，接以亭廊，立楼建阁，修竹茂林，悬藤垂萝，造园水平已相当高明。中国古典园林现存的以北方的皇家园林和南方的私家园林为代表，以小桥流水、曲径通幽、步移景换、小中见大、迂回曲折、亭台楼阁、诗情画意等为其主要表现手法，与其相呼应的是中国的古典建筑，或是皇宫禁苑，或是豪宅大院。但历史发展到今天，中国的城市建筑风格早已与世界接轨，城市已由高楼大厦、摩天大楼、宽畅马路、城市广场、住宅小区所等组成，再用中国古典园林的造园手法来建设绿地会与现代建筑显得非常的不协调。但现在的园林建设大量地模仿国外的造园手法，疏林草地，大草坪等景观不时出现，造成千城一面、地域不分、风格模糊的绿化局面，则丧失了中国园林的历史传统和文化精髓，并非好的绿化手法。 中国造园艺术自古以来就讲究意境，中国园林真正的精髓应该是源于自然，高于自然，模仿自然，胜过自然，以意境二字给人以无穷的回味。但恰恰这意境二字很难用文字和图画表述，明朝计成《园冶》所说：古人百艺，皆传之于书，独无传造园者何？曰：‘园有异宜，无成法，不可得而传也。’……，这正说明了造园艺术的深奥所在。盆景艺术是中国特有的一种艺术，可以浓缩自然，模拟自然，创造理想的自然，你可以在高不盈尺的一棵树上产生出许多联想，所以把盆景艺术称为无声的诗、立体的画，叫缩地千里、缩龙成寸。我们在造景中，可以借鉴组合盆景和山水盆景的制作手法，通过植物种植和植物配置，造出各种各样的富有意境的园林景观，如草地景观、森林景观、灌木景观、沼泽景观、水体景观等，以多样性的生态景观来丰富城市环境，这样才能造出有中国特色的大地景观，这也是当代园林工作者所应追求的目标。 三、坚持经济原则 经济原则也可说是可持续发展原则。可持续发展战略是二十一世纪全球普遍关注的大事，有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环境的可持续发展、人口的可持续发展、资源的可持续发展等等。在我们园林建设中，也存在可持续发展问题，尤其是我们园林管理部门，建成的绿地，今后大部分要由我们管理，除了建设费用，养护管理费用问题必须要引起我们的重视。一方面是直接的管理费用，另一方面是种下去的树木今后的发展和利用问题，这些都是园林事业的可持续发展问题。而在当前的园林建设工作中，存在许多的不合理的做法，笔者就此谈几点看法。 （1）片植 要增加绿量，片植无疑是增加绿量的一个好办法，这样做，施工企业是最喜欢了，施工技术简单，工程量又多，最容易获利。可是，作为建设业主来说，就要仔细想想了，片植的利弊哪个大，利在哪里？无疑是增加了绿量、施工容易、初植景观好看。而弊呢？严重违背植物的自然生长规律，限制了植物的地上地下生长空间，养护成本大，需要经常修剪，关键是寿命不长。按常规来说，十年的片植植物，生长必然严重衰退，此时挖出来的植物毫无用处，不挖难看，挖掉心痛，可是这与我们的可持续发展方针是相违背的做法。所以笔者认为，要尽量少用片植，除非十分必要，如道路隔离带。提高绿量可以用球灌木代替，配置得好，可以做出很多好的植物配置小品，球灌木长大了挖出来可以用，既不浪费资源，又能获取经济效益。 （2）草花 城市需要绿色和彩色，需要生命的色彩，用草花来点缀城市绿地，无疑是最有效的手段。但在城市中大量运用草花来装扮景观，其运营费用是相当高的。按杭州市的绿化养护标准，每平方米草花全年的费用是270元，大约是一般绿地的50倍，这样高的维护费用，显然不利于绿化事业的可持续发展，会更加重绿化养护经费不足的压力。解决的办法就是尽量在一般的地块多用宿根花卉或是地产的可自播的花卉，如菊花、凤仙、一串红、鸡冠花、茑箩、紫茉莉、蜀葵、鸢尾、萱草、牵牛花等等。 （3）树种 要纠正外来树种比本地树种好的偏见。只要是活的植物，它都有生态效益，至于好看不好看，则要看我们怎么种植，怎么养护了，要大力提倡多用本地树种，本地植物，不用或者少用外来植物。 （4）土壤（施肥） 城市绿地建设中，种植土的来源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土壤是植物生长的根本所在，没有好的土壤，就长不出好的植物。但现在在建绿地时，大量使用的是建筑垃圾、建筑废土，这种做法极不利于建成后绿地上树木今后的生长，但因种种原因所限，目前在绿地基础土壤处理上，很难做到按《园林树木建植技术规程》所要求的来做。针对这种情况，我们在建设绿地时，一方面要尽力争取使用符合要求的好的种植土，另一方面就要靠在养护管理时对绿地土壤进行改良，补充树木所缺乏的各种养分，也就是对植物在适当的时候进行施肥，以满足植物正常生长所需的营养需求。施肥最好用有机肥，值得提倡的是把修剪下的植物残体粉碎后返还于绿地。美国科学家研究后认为，植物地上部分出问题，如病虫害，大部分是由于土壤中的养分不能满足植物需要所至。 （5）地被（草坪） 草坪热曾经风靡中国，经过实践检验，在城市绿化中大量使用草坪并不适合中国的国情，存在养护费用高、需要消耗大量的水资源、生态效益相对不好等弊端，已被许多有识之士所认识，但在实际工作中，草坪的应用量仍然过大，用地被植物替换草坪仍需要我们大力提倡和推广。我们在这方面做了许多努力，在市民广场的绿化建设中，我们就使用了大量的地被植物，如花叶蔓、书带草、紫金牛、萱草、银蒿、金银花、虎耳草、红花酢浆草、鸢尾、常春藤、玉簪等。效果很好。 就是种草坪，在草种的选择上也有讲究，在台州地区，我们就曾经一直都被草种选择问题所困扰。台州地区位于亚热带中部，冬季寒冷，一般最低温可达零下3－5℃，夏季高温干热，最高温度可达38－39℃，尤其是六月份的霉雨季节，往往持续一个月的多雨湿热天气，紧接着就进入高温干旱的伏天，极不利于各种草坪的生长。我们试种过多种草种，都因其各自的缺点而难以满足城市绿化的生态效益和景观效益的双重需要。经过多年的探索，我们的结论是在本地如果不要求一年四季常绿，就种马尼拉草或天堂草，要达到冬天也绿，可以在马尼拉草上补播黑麦草。这样的草坪相对来说养护费用是比较低的。 （6）密植与疏移 由于强调绿化建设要一次成型，新建绿地上植物初植密度非常大，造成植物间生存竞争剧烈，部分植物必然处于受压状态而逐渐被淘汰，对于这部分植物，可以在受压初期就把其解放出来，通过疏移的办法，一方面解决了植物竞争的问题，有利于群体植物的生长，另一方面可以充分的利用植物资源。

城市道路绿化断面布置形式有以下几种：一板二带式。这是道路绿化中最常用的一种形式，即在车行道两侧人行道分隔线上种植行道树。此法操作简单、用地经济、管理方便。但当车行道过宽时行道树的遮荫效果较差，不利于机动车辆与非机动车辆混合行驶时的交通管理。二板三带式。在分隔单向行驶的两条车行道中间绿化，并在道路两侧布置行道树。这种形式适于宽阔道路，绿带数量较大、生态效益较显著，多用于高速公路和人城道路绿化。三板四带式。利用两条分隔带把车行道分成三块，中间为机动车道，两侧为非机动车道，连同车道两侧的行道树共为四条绿带。此法虽然占地面积较大，但其绿化量大，夏季蔽荫效果好，组织交通方便，安全可靠，解决了各种车辆混合互相干扰的矛盾。四板五带式。利用三条分隔带将车道分为四条而规划为五条绿化带，以便各种车辆上行、下行互不干扰，利于限定车速和交通安全；如果道路面积不宜布置五带，则可用栏杆分隔，以节约用地。其它形式。按道路所处地理位置、环境条件特点，因地制宜地设置绿带，如山坡、水道的绿化设计。原文链接： 我感觉我们在这里只能给你提供一些资料性的内容，具体的论文还需要你自己组织，去写

我国的华北地区由于悠久的农业开发，森林植被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在20世纪初的时候，山西汾河、滹沱河流域土壤侵蚀之严重，水涝灾害之频繁已经引起了国内外的严重关注。但这并未引起后来国人、尤其是决策者应有的觉悟，导致我国保留较好的东北林区在短时间内遭到迅速的破坏。本文试图就“护林”这种众所周知的“善举”难以成就的原因进行剖析，以期对今天的环境保护事业提供某种借鉴。近二十年来，伴随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政府对资源和环境越来越重视，把环境保护当作一个基本“国策”。目前，正在大张旗鼓地实施天然林保护工程，越来越多的青山和湿地被纳入自然保护区网，这当然是社会进步的一个重要标志，无疑是件值得欣慰的事情。20世纪中，我国森林资源的掠夺性开发历程表明，决策者和生产者如果缺乏长远的眼光，不能遵循森林更替的科学规律，并很好地理解“永续利用”的意义，只凭主观意志，就不能有效地保护资源。因此，提高国人的科学素养，按照科学规律安排生产和建设是至关重要的，因为资源和环境问题毕竟是一个需要从长远和全方位角度考虑的问题。一．近代华北森林破坏的状况我国是一个有着悠久农业开发历史的大国，在长期的农业实践中，我们的祖先积累了丰富的建设家园保护环境的经验。但由于长期强调人口的增长和发展农业种植业，使林地面积不断减少，更由于近数百年来人口压力的缘故，对耕地和薪柴的需求，使森林资源越来越少，我国的自然环境不断恶化，生物多样性面临越来越严重的威胁。这种情况尤以清中期以来最为明显。 众所周知，清代经过所谓的“康乾盛世”之后，我国人口激增，加上从美洲引入了一些适合于山区和高寒地区种植的高产作物如甘薯、玉米和马铃薯等，大量的贫民因此涌进深山老林，毁林开荒，结果使原先并不适于开垦的荒山陡坡也都种上了粮食，使自然环境遭到很大的破坏。当然水患灾害也因此频繁起来。 由于当时政治腐败，社会黑暗，民不聊生，苟延残喘的政府不可能考虑从根本上解决防灾减灾的问题，使得日趋恶化的环境问题不断严重起来。关于这方面的情况，可以很清楚地从近代一些在华考察生物的西方人的著作中看出来。 从19世纪中晚期开始，一些在我国华北等地长期进行考察和博物学收集的西方人如古伯察（E. Huc）、谭微道（A. David）都曾在有关文章中提到他们在内蒙等地所见的森林植被破坏与环境恶化的情形[1]。另外，在20世纪初期的时候，还有一些西方学者指出河北北部承德、东陵等地的森林遭到迅速破坏，随之而来的自然灾害也在不断地加重[2]、[3]。 不惟如此，1930年，我国著名植物学家、林学家刘慎谔先生也曾就东陵森林破坏之情形指出：东陵自前清入关以来，附近诸山辟为禁地二百余年，草木得其自然生长，遍地成林，老树参天，山明水秀，风景不亚于西欧。民国元年以来，东陵开禁，政府设专局（林垦局）从事割伐至今才十余年间，而森林已摧残殆尽。……东陵森林割伐后第一步手续则在焚烧林下草木，次年施种，有灰为肥，收成甚佳。为山林无林木之保护，雨水逐年将昔日林下酿成之沃土渐为冲去，终至岩石露出，山瘦地薄，耕之不利，必至放弃。此时东陵诸山即完全变为今日之西山时期。此所谓“荒山”，“土山”。荒山不仅无益而且有害，夏季大雨时期水不停留，直向山巅下流，沙土岩石悉被冲下，河流加涨，桥梁断截，河道更易，民房种田不择。即以民国十八年西山一带损失论之当以万计，穷民流离，怨声载道，不知者或指为天灾，岂知森林割伐之后，事有必至，理有固然。……东陵在短期内先后得封禁、开禁关系，显出山林之变化，诚足贵也。然当局者之任意割伐，亦足惜也。[4]当然，给人印象更为深刻的是，我国文明发端很早的山西一些经长期开发的农业区的环境恶化状况。20世纪初，黄河流域旱涝灾害频繁。当时有个叫梅耶（F. Meyer）的美国人在山西五台山收集植物标本和作物种子。他发现那一带由于森林破坏很严重，滹沱河、汾河流域的水土流失非常严重。因为这个缘故，水涝灾害频繁发生。他拍了不少反映这种实际情况的照片，同时将这种情况报告给他的雇主——美国农业部外国作物引种处。1908年美国总统罗斯福（T. Roosevelt）在国会上作的一个关于自然保护重要性的报告中，利用他和另外一些人拍的同类照片和相关的文字说明[5]，提醒美国人注意在中国发生的不注重自然保护的灾难后果。要求大家保护森林，保护环境，以免重蹈中国的覆辙。其后，在山西南部和中部作过植物调查的瑞典人史密斯，在《中国期刊》中发表过“山西南部和中部植物学调查初步报告”[6]指出：山西的土地被超强度利用，森林遭受严重的过度开发。当地的居民用火和斧子毁坏一切森林。他认为这与时局混乱和政治不良密切相关。其结果是侵蚀加剧，土地砂石化。要重新造林非常困难。在南京金陵大学森林系任教授和森林系研究部主任的美国学者罗德民（W. C. Lowdermilk），曾利用1924和1925两年暑假在山西、河南、陕西等地作过森林考察和水土流失方面的调查，写过《山西森林滥伐和斜坡侵蚀》、《山西土地利用的变迁》等论文。文章列举了大量的事实，指出山西汾河流域的宁武等地区，由于植被被随意破坏，以垦荒种地，导致当地环境恶化。气候干燥时，旱灾严重；一旦下雨，由于缺少涵养水源林，经常洪涝成灾。因为地表径流造成土壤严重侵蚀，河流淤塞，导致平原地区土地、房屋被淹。在陡坡毁林开荒的结果使自然灾害不断加重。他不但写下了大量的文字资料，而且也摄取了大量的图片。生动地记录了我国各地自然植被遭到破坏，土壤受到侵蚀，河流和农田水利设施为泥沙淤积所破坏，自然灾害不断加剧的客观现实。并被作为一种惨痛的教训在国外用于警醒世人。他还提出应该设法恢复森林植被，进行水土保持以减轻自然灾害[7]。可能受罗德民等学者工作的影响，后来于1930年，当时的国民政府行政院公布了“堤防造林及限制倾斜地垦殖办法”。 从上面这个事例中可以看出，当时西方人的这些文章在我国的学者中是产生过一定的影响的，尤其是梅耶的资料经当时美国总统罗斯福在国会上宣讲后，当时也曾由我国林学家向国人作了介绍。环境恶化到被当作反面教材的地步，按理说本国的政府和人民应该警醒，可惜在战乱期间，尽管我国的林学家进行各种宣传、教育以唤醒世人对自然环境破坏导致各种恶果的醒悟。在他们的影响下，当时的政府也制订了一些保护森林植被和植造防护林的措施，有的还进行了初步的工作。但终究缺乏合适的社会大环境，这种关系建设的声音和民众的呻吟都被随时产生的炮火声给淹没了。二．东北地区森林的破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其实森林的覆盖率已经很低。总体而言，东北是唯一农业开发程度较轻、保存较多原始林区的地方。根据林业部门的资料，东北大兴安岭林区有林地面积1500万公顷，森林覆盖率约62%，森林总蓄积量为14亿立方米，是我国最大的林区[8]；小兴安岭林区有林地面积为600多万公顷，森林总蓄积为亿立方米；东北东部山地林区有林地面积约1000多万公顷，森林覆盖率为，森林总蓄积量为亿立方米。这3 处林区的林地和蓄积量分别占全国林地总面积11528万公顷和森林总蓄积量亿立方米的27%和30%。按理说应该充分利用有利的社会条件，吸取华北等地森林破坏的严重教训，做好这片“绿宝盆”的维护工作。 解放初期，东北森林的采伐方式普遍采用“强渡择伐”，当地的森林工业干部不同意皆伐的作业方式。根据经验，他们知道，用皆伐方式砍掉红松之后，再长出来的就不是红松[9]。值得一提的是，当时很多学有所长的植物学家和林学家如刘慎鄂等都曾经指出，应该保护森林植被，在林区进行采伐作业时，应该根据森林植被的演替规律，采取合适的采伐方式，以达到合理利用资源、持续利用的目的。 刘慎谔在1954年的一个报告中就森林的采伐应该采取择伐抑或皆伐方式时认为：“……择伐作业的方式，虽然不利于拖拉机的运输。但是采伐方式的目的，首先是为更新服务，保证森林的迅速恢复，不能脱离更新的利益或忽视树种生长的特殊习性，单纯为拖拉机化追求有利条件”。同时还指出：“两者相较，则以来自择伐迹地的补苗更新，优于来自皆伐迹地的植树造林。此则后者不仅在目前受有人力物力的限制，而且将受有采伐循环的影响”[10]。道明了在林区实行择伐的益处。 1957年，这位正直而富有才华的学者在“关于大小兴安岭的森林更新问题”一文中进一步就东北地区森林资源的合理利用提出了自己卓越的见解。文中严肃地指出：“森林更新的研究工作，必须建立在植物生态学和地植物学的基础之上，而不应该看成是一种单纯的林业技术问题。我们强调这一点，因为现在东北林区有大量的采伐迹地不能更新或不易更新，造成严重的破坏现象。有些外宾在参观我们的林区之后，提出忠告说，我们应该对我们的后代子孙负责。但在森林经营部门常常只认为是技术问题，要求提高技术，改进技术……但是我们认为……如果不从生态地植物学的观点找出森林更替演变的全面规律性，只凭主观愿望在技术方面要求改进，则技术就会缺乏理论依据，解决不了森林的更新问题。”文中还就具体的造林问题提出要考虑造林树种的生物特性和林地的立地条件。认为：“正是由于我们在造林方面往往不顾树种的生物特性和林地的立地条件，而选定一种优良树种，逢地皆栽，结果成活率不高，说是技术问题；苗木发育不良，也说是技术问题。……但是否是技术问题，就是疑问。”文中还就当时片面强调机械化皆伐提出不同的看法。他说：“我们只听到说，苏联或其他国家采用的什么采伐方式或什么样的机械化，而不问人家的树种如何？树性如何？生长地点又如何？因而就想机械地搬运过来。在森林工业部门有好多人是这样想法，在森林经营部门有好多人也是这样想法”，但这种想法无疑是片面的，“因为每一树种有每一树种的生物特性，有其每一树种的更新规律性，而不能强求一律，强求就会造成在采伐以后无可弥补的严重损失。” 1963年，刘慎谔在“动态地植物学”一文中，具体就人工植被的建立和自然植被的改造问题，提出了很好的见解。文中反对采用皆伐的作业方式，倡导采取措施，保护森林的天然更新。面对大跃进时期一些盲目主张“皆伐”进行森林人工更新的主张，这位学者指出：“必须重新对人工更新和天然更新的树木生长量进行比较统计，不能象以前那样单凭主观想象和主观愿望”。 因此刘慎谔主张采取择伐，最好是弱度择伐。这样既有利于红松等林内更新的树种更新，也有利于保留林中的幼壮树木，从而缩短森林的采伐周期，使其迅速循环，以保证国家对木材的源源供应。另外，采用择伐还可以保全较好的森林植被，而不象皆伐那样，使林地迅速变成荒山秃岭，造成严重的水旱灾害。他还指出：“近几年来，东北的水灾不是愈来愈轻而是愈来愈重，本年夏季松花江的水位高涨，已经打破过去以前从来没有的记录……近来经过大面积的皆伐作业之后，不能不对东北的水灾直接产生一定的影响，这是值得引起林业当局高度警惕的。”[11] 可悲的是，无论是林区干部的经验，还是这些“首先觉悟者”们的主张并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特别是刘慎鄂这样对东北林区有充分调查，同时知道如何合理利用森林资源的学者的建议并未被当地林业部门的决策者采纳[12]，还是规定：“以人工更新为主”。因为：“在领导方面，为了要进行机械化，就强调皆伐作业，认为不同意机械化，好象就是旧脑筋不能接受新事物。……规定的采伐方式，称为‘伐区式皆伐’，现在又改称为‘窄带皆伐’……询之森林经营部门干部的意见，他们说，他们是按照制度办事，上面怎么交代，下面就怎么办，……可是更新的问题是否解决了？好象谁也没有把握。”[13] 事实证明刘慎谔等专家的意见是有道理的。因为当时即使在所谓强度择伐迹地上的红松小苗也常因为遮荫不足而枯死。在皆伐的迹地上上的情况就更为不妙。在皆伐林区，尽管留了一些针叶母树，同时进行了红松的直播造林，但是并没有红松长出，代之出现的是以糠椴、山杨等阔叶树为主的针阔混交林。原因在于红松、云杉、冷杉都是在林内更新，而全光不适于这类树木小苗的生长，因此无法直接恢复。另外，在有些皆伐的迹地中长出的是杂草。结果是“只见砍伐森林，不见恢复森林”。[14]而且情况日趋严重。 当时存在的问题在于不注意以往经验的总结。不根据客观情况，片面强调学习苏联经验，盲目主张皆伐。全然不顾苏联森林面积很广，远非中国可比这样一种实际情况；也不考虑捷克、法国和东德仍然采用择伐的国家的经验。此外，一方面强调采伐工业的速度，提高木材产量。另一方面效率低下和浪费木材的现象却十分严重。有专家指出，我国当时森林资源的利用只有27%，原木的利用率只有50%。而发达国家的原木利用都已利用到80—90%以上。东德的一个教授在看到东北林区内木材的惊人浪费现象时感慨地说：“如果你们说你们的木材不够用的话，你们只要少糟蹋一些，还可以少砍一些，也就等于多生长一些。”其实只要少浪费一些，我们的森林破坏速度也会减缓一些。当时甚至流行放手采伐，然后进行全面人工造林的主张；而全然不顾森林的演替规律，以及当地森林生长缓慢和木材供应的持续性之特点；有人则从一种急攻近利的观点出发，主张放弃生长比较迟缓的针叶树种，通过重新造林以发展速生树种森林来解决木材需求和发展林业，完全不顾国家建设和人民生活中的不同需要。 由于决策者缺乏科学的育林用林思想，诚如有人指出的那样：“在全部伐区的任务，都集中在怎样完成和超额完成采伐任务的观点上”[15]只是抱着迅速进入理想的共产主义社会的良好愿望。充满激情的劳动者为了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在缺乏远见的领导指挥下，盲目地模仿苏联做法，使我国仅存的比较完好的东北的原始森林，被一片片地“皆伐”。一个个林业局，一个个林场，把颇有哲理的“斧斤以时进山林”、和“木不中伐，不鬻于市”的古训当作旧观念加以抛弃。无形中充当了可怕的“绿色杀手”。他们在剃头式地砍树过程中，虽然也有大炼钢铁和毁林开荒等盲目的破坏；但另一方面，应当承认，在短期内，林业部门确实为当时国家建设提供了大量的木材和资金，也使自己成为富有的“林大头”。然而这种杀鸡取蛋式的掠夺自然方式，不但使天然林遭到史无前例的迅速破坏，而且也使自己赖以生存的经济发生了很大的危机。 有资料表明，自上个世纪50年代以来，我国东北林区经历着严重的过度采伐。以东北原先森林覆盖率最突出的黑龙江为例，“三江平原从1962年至1976年的14年间，该地区天然林面积减少了25%，……又如，爱辉县的北师河、西峰山、得都县的小兴安等公社，垦荒点建在小兴安岭南部的岭脊，由于毁林开荒使小兴安岭南部的兴安岭主脉，已接近被垦通，成为大小兴安岭天然防护林体系的突破口”。 “由于森林资源的日渐败落和近20余年的集中过量采伐，可采资源已日趋减少，全省48个林业（企业）局，已有35个局已感到难以维持现有生产水平，乌敏河、八面通等12个林业局，可采资源已枯竭，不得不被迫停产而转为经营局。有半数的局不能实现永续利用，积重难返。”[16]在吉林发生的情况也差不多，“1958年至1966年，长白山林区蒙受过量采伐和乱砍滥伐的威胁。十年‘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森林过量采伐尤为严重。仅以松江何林业局为例，1971年—1975年的采伐面积较前5年的多1倍，比1958—1962年多5倍。1958—1978年总采伐面积4万多公顷，其中皆伐面积有2万多公顷。虽然采伐基地大多数已更新造林，但已由高大成片的原始林变成低矮的幼丛林。特别是长白山林区的采伐量在60年代达到了高峰，与1930年开采前相比较，在降水量等方面已发生巨大变化。”[17]严酷的现实是，当遍布各地的林业局在不顾一切的向青山杀去的时候，就注定这种杀鸡取蛋式的掠夺行为不能持久。终于在这些林场、林业局一个个刀光闪闪地会师时，这些勤劳的劳动者们终于悲哀地发现，他们的面前已经无树可砍。 森林破坏导致的恶果是非常严重的。以上述的黑龙江省为例，它“致使气候恶化……平均大风日数每年增加22天。……蒸发量是降水量的四、五倍，十年九旱，……泰来、杜蒙、肇源、大庆、齐市（齐齐哈尔），有沙地面积1200万亩，现在洼地盐碱化、岗地沙化、草原退化。杜蒙现有土地，70%是沙地，风剥现象连年发生，1980年5月27日的一场大风，70%的耕地受灾，24万亩毁种”。 “全省的耕地土壤肥力下降，有机质含量以千分之一到千分之二的速度递减，耕地黑土层厚度以每年一厘米的速度递减……近年来全省水土流失面积已达7500万亩，超过全省耕地面积的一半以上，每年流失土量亿立米。黑龙江的森林资源严重破坏还造成松嫩平原、三江平原严重水灾”[18]。 随着他们不得不放下“屠刀”的同时，不但往日的经济繁荣已经不再可见，而且原先的老虎、梅花鹿、山参等珍贵的生物资源也成为昨日黄花[19]、[20]。镜泊湖等名胜，原先应有的瀑布，已经难以再现，湖边的参天大树的无情清除，使这棵东北明珠失去往昔固有深邃、含蓄的富有韵味之美，粼粼的波光没有了树海的掩映、松涛声的协拍，低矮的次生林掩饰不了长湖的悲凉和神伤。从东北这棵明珠经历的沧桑，也使人深深地体会到“风光”—“风景”—“风水”的丢失。更令人难堪的是，大自然开始了狠狠的报复，使东北地区水涝灾害加剧，1998年的洪灾使当地人民遭受了巨大的生命财产的损失。而原先令人自豪的黑土地，也随着日益加剧的侵蚀而面临危机。原来在华北少林地区频繁出现的水涝灾害和严重的土壤侵蚀，仅仅在半个世纪之后又在东北初露端倪。林业部降格为林业局也从一个侧面体现了砍树“林大头”的终结，而环保局成为环保总局也从一个侧面表明原先从资源的过度耗费已经使人们不得不把保护放到了更高的议事日程。三．有关的思考 当然东北林区森林破坏只是我国这方面的一个缩影，实际上，在上个世纪下半叶，我国森林的采育和更新由于缺乏科学的管理和规划，一直在遭受着严重的摧残。1949年，国家计划内的木材产量为567万立方米，到1984年前后，增加到5000万立方米左右[21]。以这种速度砍树，环境恶化恐怕就是意料之中的事了。有人这样写道：“在左的路线影响下，森林资源方面的政策失误，管理不善，致使全国主要采伐林区超量采伐，消耗量大于生长量。到80年代末，出现了森林资源危机和经济危机的严重局面。”[22]充分说明了后果的严重性。 东北林区的破坏，很好地证明，一个地区乃至整个国家，如果不能很好地合理利用资源，缺乏长远的战略眼光，没有长远的打算，那么很快就会酿成灾难。当然首先是自然灾害，处理不当，就会使之发展为社会灾难。因为自然和社会是通过经济加以联系的。应该说东北地区的人们和其他地区的人们一样是勤劳勇敢的。他们也都不缺乏智慧和聪明。那么问题出在哪里呢？很显然，是我们的政策缺乏长远的考虑。也没有使人民真的有“主人翁”的责任感，就是说有保护森林的自觉性。或者说他们过于相信上级，并未考虑到森林的破坏与他们和社会的切身关系，他们只是服从国家的命令，完成上级交给的任务。一旦上级的指示出了问题，他们是不会考虑，或者考虑也不起作用的。 另外，不尊重合理的科学建议，是这块“宝地”遭到迅速破坏的主要原因之一。很显然，假如在开发东被森林资源的时候，稍微考虑一下刘慎谔等林学家的合理建议，采取弱度的“择伐”，那么毫无疑问就能较好地保持森林的天然更新，使其良性循环，完整地维持这个巨大的“绿色金库”，使之更好地发挥应有的长远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按理说，实事求是是唯物主义者的优良传统，但遇到一些具体的决策问题时，一些政府领导却往往忽略了这种应有的基本精神。 大家知道，在东北那种气温低、降水量少的林区，树木的生长和更新是非常缓慢的。只有分期分批把适合开采的林木逐步采伐，同时抚育那些还属于未成熟或幼龄的森林，才能使这种可更新资源达到持续利用的目的。这样做还有另一方面的好处，即保持良好的植物生态群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国内的造林方式存在着很突出的问题。且不论当时的形式主义，年年造林，年年不见新林出现，常搞些虚幻的数字，自欺欺人；致命的弱点体现在不讲究科学。正如刘慎谔所指出的那样，红松林的更新是有其自身的规律性的，仅凭主观意志结果只是适得其反。 这种情况在全国是普遍存在的。在南方的红壤土丘陵中，马尾松通常能生长在向阳和山梁上，而杉木通常生长在比较潮湿和遮荫的山坳和山坡中。而当地的一些地方干部一般只知道凭着良好的愿望，经常令百姓一座山一座山地把原来的植被砍伐甚至烧掉，然后再种上经济价值较高或生长较快的单一数种。殊不知，违反了植物分布的基本规律，结果常常是事倍功半得不偿失。其实维护原来的植被，合理地进行适当的人工更新，比这种“整齐划一”的造林方式要经济和可行得多。在不适合地方种植不合适的树不能达到理想的结果；至于在不合适的地方造林，胡乱地号召、发动群众做违反树木本身生长规律的事，盲目鼓吹“人定胜天”只能是劳民伤财。 对于森林的爱护，古人已经多有很好的论述，护林碑在我国各地都有。但是为何大家都知道护林的重要，甚至立碑强调它的重要性，为何还是不管用呢？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法律的保障方面存在着缺陷，因而生产建设中存在的急功近利、好大喜功的浮躁、短视行为就很容易给包括森林在内的各种资源带来致命的危害。因为开发资源非常容易显露成绩，迅速带来本部门的荣耀和种种经济乃至政治上的好处，而维护资源则是一个需要耐心、进行持久而细致甚至艰苦工作的过程，成绩的显现也要缓慢得多。另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五六十年代的初期和八十年代初期两次的所有制变革也给集体森林带来了严重的破坏。头次是因为公有制使不少农民试图将要成为公有的林木尽量采伐，到手的就是自己的或是小集体的财产。改革开放以后，不少地区的山林又划归私人经营，许多农民生怕以后政策又发生变化，马上把树尽量砍伐，造成了森林的第二次严重破坏。如果我们的森林法从一开始就考虑得全面一点，对业绩的评价体系有更客观的指标，法律能被始终如一地执行，那么那种不计后果的开发方式可能就不会蔓延。 也许我们应该从我国东北林区的破坏吸取这样一个教训，即涉及资源、环境这样一些重大决策的问题，应该避免主观浮躁、急功近利和片面强调部门利益。片面地迎合所谓的“建设需求”。应该充分总结以往的有关国家和地区的发展经验，要有长远的战略眼光，多听取各方面的意见。有严肃的科学理论分析和实验依据，用科学的理论指导实践。使实践符合自然规律。急功近利往往欲速则不达，有时甚至走向劳民伤财的一面。因为这种涉及整个国家和民族利益的问题，需要严谨、科学，忌讳哗众取宠、欺世盗名。一旦处理不好，将带来严重的灾难性后果。不但给国家和人民造成严重的经济财产损失，而且可能使我们的生存环境恶化，失去持续发展的先机，为以后的发展背上承重的包袱，在后人身上造孽。这种教训有过不少，这种失误不是哪个部门和团体对此负责就能了事的，追究个人责任既无可能也无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