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光荣革命的论文

史学评价自18世纪以来，历史学中关于对1688年“光荣革命”的评价，长期为辉格派历史家哈兰姆、麦考莱以及后来的屈维廉的观点所统治。在这批辉格派历史家看来，1688年的“光荣革命”为以后民主的议会制政府和宗教自由奠定了基础，标志着斯图亚特王朝力图建立专制君主制的计划的终结。以后，议会的宪法地位上升了，国王的专断横暴权力被遏止，并处于议会监督之下。英国的两个主要政党也起源于此时。两党在政治上既互相斗争又互相制约，使政局得以在一定程度上保持平衡；两种互相矛盾和制约的因素包含在一个统一体内，既避免了大一统的呆板、停滞、毫无生气的弊端，也避免了破坏性的冲突和内战的危险。麦考莱的名著《英国史》就是从1688年开始的。在这本书的一开头，著者就指出，英国无疑是全世界最伟大的国家，而英国之所以伟大，其渊源就在于1688年的革命。“对1688年革命所能作的最高赞颂乃是：它是我们的最后一次革命。自从任何一个聪明的和爱国的英国人试图反抗当权的政府以来，已有几代人过去了。在所有诚实的、善于思考的头脑中，有一种随着经验的积累而与日俱增的信念，即影响宪法所需的每种改进都可在宪法本身内部找到。”麦考莱在政治上是个辉格派，他对辉格派在英国政治上所起的作用备加颂扬，并以自己是辉格派的成员而自豪。他用辉格派的观点去解释历史是很自然的。各派思想辉格派的观点对后世的史学思想影响很大。20世纪初，麦考莱的外甥，著名历史家屈维廉在他的专著《1688年—1689年的英国革命》一书中，特别强调奥兰治的威廉入侵英国的重要性。它好像是“欧洲所有的新教各族人民共同汇合在一起来帮助拯救英国。”在屈维廉以后，一些有关著作的基本观点也与上述著作雷同。辉格派的思想，在17世纪末约翰·洛克的著作中得到深入的发挥，不过洛克的书在刚出版时并未引起人们的重视，到后来才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与辉格派的思想相对立的是托利派的思想。托利派的思想在18世纪后期著名的实证主义思想家休谟的著作中得到充分的阐述。虽然休谟自称他只是一个历史哲学家，并不属于任何政治派别，但由于他对国王查理一世和斯特拉福的明显的同情和对革命的事件和人物深恶痛绝的态度，后世的人很自然地把他看作托利派的历史家。休谟的《自恺撒入侵到1688年革命的英国史》一书的中心思想乃是：没有权威，自由就不可能存在；建立政府的目的不是为了提供自由，而是为了提供正义；对当权政府的反抗，是不可饶恕的行为。当代托利—保守党的著名领导人温斯顿·丘吉尔是1688年投靠威廉的马尔波罗的后代。他在《马尔波罗传》及《英语民族的历史》等著作中，对1688年英国的贵族、乡绅投靠威廉的行为倍加赞颂，认为“英国的贵族和国教教士从来没有像1688年这样经受如此严酷的考验，并对他们的国家作出如此优良的服务。”“光荣革命”事件，在英国以外的史学界也引起广泛注意。19世纪中叶，法国著名的政治家、历史家基佐在1848年革命后，其历史观发生了急遽转变。原来他曾在1826年出版的《1640年英国革命史》中，以阶级斗争的观点去分析革命的发展过程，并对革命时期资产阶级和中下层人民的革命行动加以赞颂。但1848年以后，他却对革命的暴力和流血加以谴责，并拿1688年的“光荣革命”与1640年的革命作对比，认为“光荣革命”没有流血和牺牲，但却达到了革命的目的，所以比1640年的革命要优越得多。1850年，基佐专门为《1640年英国革命史》写的序言以单行本形式出版了。书名就是《英国革命为什么成功了？英国革命史讨论》。在这本小册子中，基佐比较了英国革命和法国革命，认为英国革命取得了较大的成就，原因是英国革命是本着宗教精神进行的，而且没有与过去的传统割断联系。另一个原因是英国革命是作为保守力量而不是作为破坏力量而出现的。1688年“光荣革命”之后，在立宪君主制治下的英国，“内政、维护和平、财政、殖民、商业、议会制度的发展以及议会斗争已成为政府和社会舆论最为关心的事情。”因而在乔治一世和乔治二世之后，英国的立宪君主制得以稳定长久地发展下去。基佐的论点曾受到马克思、恩格斯的批判。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西方特别是苏联的历史著作一反辉格派的观点，在有关17世纪英国革命史的研究中，将重点完全放到1640年—1653年间，把1653年克伦威尔护国公制度的建立作为革命的结束年代，而把1653年—1688年的历史作为40—50年代初革命事件的附属部分或尾声。同时在评价上，着重强调40年代至50年代初革命时期的进步作用，而把1688年的“光荣革命”当作微不足道的“政变”。1990年以来的时间里，西方史学界的研究方向又发生改变。它一方面表现为对复辟时期的重视，认为不论从政治上或经济上来看，复辟时期都是英国历史发展过程中的重要阶段。②在这段时期，出版了不少有关的专门论著。另一方面表现为，学者们提出了许多与以前的著作不同的观点，甚至出现了一些翻案性的文章，从对整个“光荣革命”性质的否定，到对个别事件和个别人物的相反的评价，各式各样。如有人认为，所谓“光荣革命”不但不“光荣”，而且是英国的一个耻辱，不仅国王詹姆斯二世表现得懦弱可耻，而且大多数英国贵族、中等阶级都在外国人入侵时背叛了自己的国王和国家。有人说，1688年的“光荣革命”是“在稀奇古怪年代里发生的一件稀奇古怪的事件”。在我国，自解放以来，在有关17世纪英国革命的著作中，都是按照当时苏联学者的观点，重点放在研究1640年—1653年的“革命年代”，对此后到1688年，只是当作革命时期的尾声而附带提及。特别是，在评价这段历史时，都将之与17世纪40年代的积极因素对立起来。这是我国解放以来长期存在的崇尚暴力，贬斥改良、渐进等左倾思想的一种表现。近几年，在有关历史论著中，这种左的偏向已有所克服。与工业革命的联系光荣革命是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的标志，从十七世纪四十年代到八十年代，经历半个多世纪的努力至光荣革命止，英国资产阶级完全掌握了国家的权利，光荣革命意味着英国将建立了资本主义的国家体制，在这种体制下资产阶级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有利于工商业发展的措施，并积极开拓海外的殖民地。这一切在加上当时欧洲的自然科学技术的发展与思想解放运动的发展，为工业革命的发生奠定了基础。

当民主主义的小有产者愿意使革命急速完结，至多只要实现上列的要求时，我们的利益和任务就在不断革命，使一切大小的资产阶级都被逐于统治以外地位之外，使无产阶级夺得政权，使无产者的联合不独在一国向前进步，并且还在全世界的所有主要的国家中向前进步，因此使这些国家内无产者的竞争消灭，至少使各种生产力集中于无产阶级者的手中……你们的战声必须是:不断革命。马克思和恩格斯这一“不断革命”的遗教，有深广两种意义，深的方面就是不停顿在每个阶段，而不断的行向无产阶级夺得政权，广的方面就是不停顿在每个国家，而不断的行向世界革命。必须合深广两方面，才是马克思主义“不断革命论”的整个意义。列宁和托洛茨基，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发出“不断革命论”的战声后六十七年，当俄罗斯二月革命资产阶级一取得政权，他们即力排嘉美涅夫、季诺维埃夫等拘泥完成资产阶级革命阶段的成见，而坚决的进行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斗争，同时他们把俄国无产阶级的十月革命只看做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之序幕，始终认为它的成败是与世界无产阶级斗争胜负相连的，胜利的第二日，他们即利用苏俄无产阶级胜利之精神与物质，促进世界各国的革命组织与斗争，我们可以说，十月革命为全世界无产阶级创造了两件财产，一个是俄罗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一个是共产国际。列宁和托洛茨基所领导的十月革命，是怎样忠诚的表现了马克思主义“不断革命”的整个意义！这本是一件白日经天的事实，谁都不能否认。季诺维埃夫、斯大林、布哈林，这班不肖门徒，在十月革命后第五六年，在列宁同志的病中，即秘密结合小组织，企图在反对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的名义之下，背叛了马克思的遗教。列宁同志死后，这班不肖门徒更是大放厥词了。他们反对托洛茨基同志，其中心问题是反对他的“不断革命论”，他们确实抓住了中心问题，然而正因此他们背叛了马克思遗教的罪恶，更加明显，更加严重。季诺维埃夫、史大林、布哈林，这班不肖门徒，他们由讨论苏联内部问题上，造出“一个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来反对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即所谓 “托洛茨基主义”，他们对中国革命问题，认为依据中国的经济，还没有具备建设社会主义的条件，因此，中国无产阶级还投有夺取政权的可能，这样的观点，也是由“一个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出发的。他们关于中国革命的阶段论，不但过去一九二七年的革命应以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为限，即将来的革命也仍旧必须经过工农民主专政的阶段，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才能转变到无产阶级专政的阶段；他们拿这样机械的阶段来反对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和从前他们在十月革命前甚至在十月革命后几个月反对列宁的“不断革命论”，完全没有两样。现在完全是旧词重弹。他们这样的“一个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和“阶段论”，无论在广的方面在深的方面，都很明显的背叛了马克思和恩格斯“不断革命”的遗教。他们企图用宣传的力量，把“不断革命论”说成所谓“托洛茨基主义”，只可惜他们没有力量烧尽世界上所有留存的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文件，特别是马克思和恩格斯起草的这封信。史大林派妄称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和马克思的不断革命论之不同点，是在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跳过了民主主义的小有产者政权的阶段，这完全是曲解，是抹煞事实。当一八五O年春天，马克思和恩格斯起草那封信时，德国小资产阶级的民主派还未得着政权，还正在企图革命，所以马克思那样说:一九一七年俄国小资产阶级的民主派(社会革命党)和一九二七年中国小资产阶级的民主派(国民党左派)，都已经得着了政权，不但都已经愿意使革命急速完结，而且都已经公开的反对革命了，这能说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跳过了不应跳过的阶段吗?若说他跳过了完成民主任务的阶段，那末正因为列宁和托洛茨基巧妙地跳过了它，才取得这样伟大的胜利，才能够彻底完成了俄国民主革命的任务，正因为史大林、布哈林不敢跳过，使中国革命惨遭失败，完成了中国反革命。当一九二七年的中国革命已经失败，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时机已经由反对“不断革命’的观点而放过了，此时龙迷那兹和瞿秋白忽然大叫“不断革命”，然而他们所叫喊的“不断革命”仍然没有走出所谓民权革命的范围，仍然没有放弃反对“不断革命”的观点，他们的所谓“不断革命论”，只是他们的“直接革命形势不断论”，而不是马克思主义的“不断革命论”。盲动主义，正是这个“直接革命形势不断论”所产生的。史大林和布哈林反对龙迷那兹和瞿秋白的“不断革命论’，而却承认了他们的“直接革命形势不断论”，这便是机会主义和盲动主义十足双全的表现。全世界的无产阶级，为拥护十月革命，首先必须拥护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托洛茨基一脉相传的“不断革命论”，因为它是十月革命的灵魂，同时必须打碎史大林、布哈林、季诺维埃夫的“一个国家的社会主义”和“阶段论”，因为这是伤害十月革命的魔鬼。

政治革命通常被认为是一种突发性的、剧烈的而且是全面的变革，它常常伴随有暴力活动，或者说，至少要动武。这样的根本性变革富有戏剧性的特点，它往往能使旁观者看出一场革命正在发生，或者刚刚进行过一场革命。现代初期的阶级革命，例如美国的独立战争和法国大革命，都以其改变政治体制而闻名于世，法国大革命则比美国独立战争来势更为猛烈。在这两个例子中，政府或统治者都被推翻、被抛弃了。通过被统治的人民或他们的代表们的活动，一个新的政府取代了旧的政府。从一定范围上讲，光荣革命也是如此。到了19世纪，革命和革命活动开始超出政府形式这种纯粹的政治考虑范围，并且开始涉猎那些基本的政治或社会经济领域。结果，“革命”这个词不仅能用于那些导致剧烈的政治变革或社会经济变革的事件上，而且还能用于那些想要实现这种变革的活动（不管它们已经失败还是尚未成功）。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8年的《共产党宣言》中提出了一个革命蓝图，并且发出了进行“一场共产主义革命”的号召，一年以后，马克思指出了“1849年的一些征兆”（1971，44）：“法国工人阶级的革命起义，以及世界范围内的战争。”自比世纪以来，革命多于武装起义，多于向已被确认的权力的挑战，多于反对或主动放弃对政府的忠诚或服从。也就是说，革命的数量超过了那些未必会导致一个新型的政府或新的社会经济体系的反抗活动和造反活动。一个统治家族替换另一个统治家族，或者说改朝换代，这种情况已不再被看作是一场革命了。一般来讲，仅仅与当权者的对立，特别是公开的和诉诸武力的对立，只会被看成是造反——当奋起反抗当权者的活动被证明无论在短期或长期之内都是失败的情况下，尤其如此。例如，我们今天所知道的美国内战，以前曾被称之为南北战争或造反，而在口语中，南部联邦的士兵则被北方人称之为南军士兵。（南方佬式的喊叫，则用来指南部联邦士兵拖长腔的尖声喊叫。埃国内战是指保王党人的军队与圆颅党人的军队之间的冲突，以及查理一世被判处死刑、共和体制的建立，而与这场内战有关的那些事件被18世纪的历史学家和编年史家克拉伦登称之为“英国的造反和英国的南北战争。”革命这个概念的历史，不能与这个词本身使用方式的历史分割开。因为使用方式的历史有着许多与科学革命这一课题密切相关的问题。首先，“revolution”（革命）这个同本身来源于晚期拉丁语，作为一个名词，它源于拉丁文的动词“revolvere”，意为“使后退”，从而“展开”，“读完”，“重复”，以及“仔细考虑”；由此，其进一步的意思为“回归”，“再发生”。其次，名词“revolutio”（“绕转”）作为一个专业术语用于天文学（以及数学），始于中世纪的拉丁语。第三，“revolution”这个词逐渐在政治意义上使用，以表示一种同期性的过程或兴衰，它意味着恢复某种以前的状态，而最终则意指一种“推翻”过程。第四，“revolution”这个词与政治事物领域中的推翻过程联系了起来，而后来，“推翻”之意不再带有“revolution”一词表示周期性的那些涵义了；同时，“revolution”这个词开始用来意指远非通常意义上的事件了。在对革命进行反思的发展过程中，人们很早就认识到英国已经发生过一场革命（1688年的光荣革命）以及科学中正在进行着一场革命，这一点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18世纪初，（与我们今天使用革命这个词意义十分相似的）革命在人们看来不仅与政府有关，而且与思想领域和文化事业领域尤其是科学的发展有关；人们意识到，到了牛顿时代，一场革命已经在科学中发生了。这个时期值得注意，因为至少有三位不同的科学家认识到，他们个人的研究有可能导致（或正在导致）一场科学革命。在18世纪的最后的25年之中，美国独立战争和法国大革命用事实证明，革命是连续的政治进程和社会进程的一部分，同时，拉瓦锡宣布了科学中的一场新的革命：化学革命。到了这个时候，人们也开始普遍承认，曾经有过一场哥白尼革命，还曾有过一场牛顿革命以及相继而来的一些小的科学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