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青年政治学院学报投稿

小说《推销员》讲述的是推销员卢远志上门给“我”和邻居中年妇女推销他所在公司的老板写的诗集的故事。      一、城乡精神之间的对抗       主要人物卢远志的出现本身就代表着一种冲突的力量。他是农民出身，在农村长大。但为让父亲临死前放心地把养家重任交给他，卢远志立志要马上完成公司的考核，成为一名被正式录用的推销员。这就迫使卢远志短时间内夹在乡村和城市的人情世态的过渡地带中，作为一个半转换角色存在。一方面，他感受着城市的喧闹和拥堵，明白公司老板跟他说的“生活需要诗歌”这句话在销售时能派上用场，（1）也非常渴望在城里立下脚跟，做一个体面人物证明给父亲看；另一方面，根植于农村的思维视角又使得他不能完全理解城市规则，无意中习惯用原生环境培养的眼光来看待和解释城市里的人和现象。卢远志的思想既半脱离农村，又被城市半接纳，是一种隔离的状态。从卢远志和“我”关于处理书的方式和对知识分子的态度的争执就可以看出他这一特点。而两人对话中卢远志草率地应付“我”的质问和随时改口以讨好“我”时的种种不以为意的语言和神态，表现出卢远志的一昧的妥协态度，而这恰恰证明了卢远志没有意识到城市思维和农村思维之间存在的差异，没有想过自己的思想正由于环境的改变而处于过渡转换时期，更没有考虑过今后面对人和事时自己观念中城市和农村两个层面之间的兼容度会有多少。或许卢远志到最后都不知道自己应该在城市和乡村的两个思维方式中做出协调和平衡，也无从自我反思，因此精神出现崩溃而死亡，而中年女人一家对他身体上的打击不过是导火索而已。       作者将城市精神和乡村精神的对抗集中在卢远志身上，并且让他承担了没有解决思想对抗问题的后果。      二、关于人文关怀的反思       在卢远志死后，他的妈妈替他继续推销诗集。中年女人开始还是很不耐烦地对待这位村妇，直到村妇说出她的儿子卢远志和她的丈夫一同死去的情况时，中年女人的反应有了变化:“脸色大变，脸上有惶恐”“终于低下了自己的头颅”“突然扑通一声跪下来”“‘我不是故意的。我……我错了’”这一连串的神态、动作和语言描写无不表现出深深的懊悔和内疚。（2）显然卢远志的死对她来说完全出乎意料，以至于她听到这个消息时有当头一棒似的的触动，幡然醒悟自己对卢远志当初所做出的许多伤害。值得庆幸的是，中年女人在人性考验的最后一刻仍怀有一颗悲悯之心；令人愤懑的是，她以别人付出生命为代价才真正学会要去关怀他人。       相比之下，在小说中“我”身上的人文关怀的展现成为亮点，给读者以感动的同时，也有些耐人寻味。“我”理解卢远志在城里闯荡的不易，买诗集是为了成全他找到一份满意的工作来尽孝心；“我”看到卢远志对中年女人推销诗集时挨骂受累又没效果，主动提出打电话想他公司老板说明情况，替他求情；“我”还帮忙劝说中年女人买诗集，在卢远志受到中年女人一家欺辱时维护着他，并给他做了一碗面……卢远志对“我”帮助他的心意或心领，或直接接受了。而在卢远志的妈妈正走楼梯离开时，“我”本想询问卢远志的死因，“但说出口的却是‘你可以成电梯走’”，却遭到了她的误解。（3）其实细读之后发现，这句话中的“可以”是有两种解读方式的。“我”在那一刻一定想表达的是宽慰和安抚，而村妇却把它理解为“许可”的意思，所以才有了她说的“不用了……我不能白白坐你们的电梯”这一句不动声色却又直击人心的话。（4）这句话便赤裸裸地揭开了城乡之间的隔阂，尤其是在精神层面的隔阂，给人的心灵造成不可预料的外来创伤和没有限制的自我防御。而在小说最后一幕的“关门”与“只好关门”当中恰好也暗示了这一点，并且也表明了这样的隔阂存在范围不止局限于城乡对比的典型例子之中。（5）       小说所表达的核心矛盾是当今社会面临的城市精神和乡村精神如何在人际交往中和谐共处的问题，体现了时代价值。而小说中象征意味和寓言色彩的运用目的不全在与揭露问题的深刻性，还应当在于启发读者去反思问题存在的原因，激发读者去探索问题的方法。从小说中卢远志的死、“我”与中年女人对比鲜明的待人处事的态度，可以让我们解读出作者的一些观点:一是要认清和把握好自己的价值观念的平衡点和大体方向，意识到城乡思维差异存在的客观条件和现实状况，防止让自己的认知体系被各种思潮冲击和混淆而失去思想精神的中心方向，陷入思潮漩涡的死角。小说中卢远志就因为陷入了这样的“死胡同”，造成了悲剧的结局。二是认为解决城乡精神在人际方面的冲突的途径是培养人们的人文关怀。城市精神和乡村精神各有特点，而当具有城市精神的人和具有乡村精神的人看待同一事物时，他们的理解程度、思考方式等方面有时会出现较大的差异。加上由于历史、经济等方面的因素，社会上更多存在着“城市的一切都优越于乡村”的偏见和歧视，造成城乡观念得到的社会尊重程度不平等，也影响到人际交往中的彼此心态上的不对等。由此看来，城市精神和乡村精神之间的种种差异和社会关系上的不平衡是导致两者在人际交往中常常引起冲突的重要原因。而人文精神是以追求和谐为主要理念，提倡人们用平和的态度和理性的思维方式去认识自己、他人和社会，所以它正好能够充当“调和剂”，让人们在城乡精神冲突时更多地考虑到人性和人的价值，提醒人们对自己进行反思，对他人要换位思考，对社会应该包容和接纳，从而让矛盾的尖锐性在人际交往中得到缓和，甚至消解。毫无疑问，小说中的“我”就是一个具有“人文关怀”力量的代表人物。在决定帮助卢远志之前，“我”理解了他的窘境，体谅了他的难处，这便是对他人的换位思考；在“我”主动提出的向公司老板求情、替隔壁的中年妇女买一本诗集的建议被卢远志拒绝后，“我”欣赏他的人品的同时也进行了反思，“他是对的。是我错了”；（6）“我”对于农村出身的卢远志和他妈妈都表现出了充分的尊重，即使与他们的观念上有差异，沟通上有误解，但直到最后也都没有激化矛盾，而是和平地接纳和包容了彼此。这便是达到了我们所要追求的城乡精神和谐相处的局面。而对于那位中年女人，我们也不能说她不具有“人文关怀”的精神。但是，她在得知卢远志死亡消息的那一刻才恍然意识到自己待人处事的是如此冷漠自私，才开始对自己的之前的蛮横无理的态度和行为进行反省，可见她在人际交往中的“人文关怀”实在是太匮乏了。所以说，“人文关怀”在每个人身上都存在，而强大到足以应对和缓解人际交往中的精神层面矛盾的“人文关怀”的品行力量还需要我们每个人有意识地去继续挖掘和培养。      三、从细节品味写作意图       作者在小说里关于人物和事物的细节描写读来生动有趣，对人物性格、情节发展和文章主旨的暗示值得反复品味。推销员的名字叫做卢远志，表明他可能对美好的未来有很大的期待，并暗示他会非常执着地追求理想的实现，也为最终他的希望破灭的结局做了预示。住宅楼取名为“祥瑞楼”，本身是祥和平安的寓意，却与卢远志的死亡构成了强烈的对比，增强了小说情节的反差效果和反讽意味。诗集的名字《掩面而泣》同样暗示了小说结局的悲剧性，而“每一首诗都很短，像警句”以及诗集内容中的“控诉”“波动汹涌”“一忍再忍”等字眼都暗示了矛盾冲突的严重性和局势的不可扭转，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卢远志被殴打的高潮部分的产生。“我”看到楼下垃圾桶里两本《掩面而泣》被丢弃在一堆堆广告纸里并且封面沾有痰的这一细节，也从侧面表现出在当今快节奏的城市生活里的人们诗意精神的迷失和麻木。（7）[1]       作者朱山坡在其创作中有着“关注底层”的自觉意识，而他又认为“农村是底层人物最集中的地方，在那里可以看到很多触目惊心和使灵魂震颤的现实，那里繁衍着我们这个时代的原生态”。《推销员》正是反映了由农村生活方式到城市生活方式的社会转型中携带着的精神创伤，通过放大呈现底层小人物的灵魂来探索时代精神，表达了作者对底层深沉的悲悯精神和人道思考。[2]      注释：（1）（2）（3）（4）（5）（6）（7）朱山坡：《推销员》，《雨花》2015年第3期       参考文献：       [1]周根红.无处栖居的诗意——读朱山坡短篇小说《推销员》[J].雨花,2015,(14).       [2]张厚刚.为底层“灵魂”赋形——论朱山坡的短篇小说创作[J].山东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16,(4).

当围城三年的湘军蜂拥冲进天京 （南京） 城时，已经杀红了眼的湘军士兵们在疯狂屠戮劫掠同时，最挂念的就是：金库，太平天国的金库，到底在哪里？

从1851年太平军起事，到1853年攻占江宁 （南京） 并定都改名天京，13年来，南征北战的太平军也在不断聚敛财富，并在天京城中建立了一个名为 天国圣库 的金库存放各种金银财宝，而根据清军眼线汇报，这个天国圣库最高峰时，曾经聚敛了高达1800多万两白银。

当时，外界纷纷传言， “历年以来，中外纷传洪逆之富，金银如海，百货充盈” ，对此，作为湘军统帅的曾国藩还指示自己的九弟、负责围城的曾国荃说， “城破之日，查封贼库，所得财物，多则进奉户部，少则留充军饷，酌济难民”。

当时，湘军在天京城外围城三年，由于清廷财政困窘，湘军士兵们早已欠饷多月，所以，士兵们都早已眼冒金光，想着冲进天京城中大发一笔横财，尽管通过大肆屠戮，士兵们都劫掠得盆满钵满，但让湘军意外的是，他们几乎刮地三尺，但就是没有找到传说中的天国圣库。

对此，曾国藩不无懊恼地向清廷汇报说：

“克复老巢而全无财货，实出微臣意计之外，亦为从来罕闻之事。”

尽管曾国藩、曾国荃两兄弟如此汇报，可垂帘听政的慈禧太后，对此根本不信。

在以慈禧为首的清廷高层看来，天国圣库，肯定是让曾家兄弟和湘军给私吞了，可眼下拥兵三十多万的湘军势大，一时半会也奈何不得。

1

实际上，不仅仅是清廷高层，在1864年天京城破之后，当时举国上下，舆论普遍认为是湘军劫掠洗劫了太平天国圣库。

1850年，洪秀全率领众人在广西金田起事，当时洪秀全要求，所有太平军成员 “人无私财” ，所有财产全部 “公有” ，在打土豪、均贫富的号召下，太平军队伍迅速扩大， “因有此均产制度，人数愈为加增，而人人亦准备随时可弃家集合。”

1851年，太平军攻占永安后，洪秀全发布诏令说：

“各军各营众兵将，各宜为公莫为私，总要一条草（心），对紧天父天兄及朕也。继自今，其令众兵将，凡一切杀妖取城，所得金宝、绸帛、宝物等项，不得私藏，尽缴归天朝圣库，逆者议罪。”

此后，天国圣库正式建立。当时，太平军规定，如果私人藏银超过5两，就会被治罪乃至处以死刑，“通军大小兵将，自今不得再私藏私带金宝，尽缴归天朝圣库。倘再私藏私带，一经察出，斩首示众。”

太平军在1853年定都天京（南京）后，圣库制度被施行到了极致。当时，太平军不仅没收居民私有财产归入圣库，家庭制度也被一并取消，军中所有男女按性别分别编入营、馆、衙，实行消费供给。

通过这种特殊且残酷的搜敛，天国圣库迅速壮大。据秘密潜入太平军中的细作、道光六年进士张继庚汇报，天国圣库地址设在天京城中的水西门灯笼巷，张继庚在写给清军江南大营统帅向荣的信中说，天国圣库在初设时，有高达1800多万两白银，可以补贴当时清廷巨额的财政亏空。

但此后，随着张继庚在1854年被太平军识破身份杀害，有关天国圣库的消息就中断了，但清军对此一直心心念念。

1864年天京城破后，曾国荃指挥湘军攻入城中逐街逐巷搜索，士兵们在天京城中重点搜查了洪秀全生前居住的天王府，以及遍布城内的几百处王府和其他官员宅邸，但都没有发现天国圣库和传说中的巨额宝藏，为此，发狂的湘军在天京城中到处拆房子、挖池塘，不惜掘地三尺，可就是没有发现宝藏。

为了获悉内情，湘军在俘虏太平军主要将领忠王李秀成后，曾经严刑拷打逼问李秀成说： “城中窖内金银能指出数处否？”

但李秀成的回答始终是 “国库无存银米”、“家内无存金银”。

后来，曾国荃又亲自提审了原来掌管太平天国内务的梦王董金泉，但也是一无所获，无奈之下，曾国荃只好向清廷汇报说，除了发现二方“伪玉玺”和一方“金印”外，有关太平天国圣库的窖金，实在一无所获，或许事情只是民间传闻而已。

2

曾国荃如此汇报，清廷不信，民间自然更不肯信。

天京城破后，当时的《上海新报》就报道说，曾国藩的夫人从南京回湖南老家时，光运送财物，就用了二百多艘船护送，因此这不能不让人怀疑，天国圣库很有可能，是让曾国藩、曾国荃兄弟等湘军将领给私吞了。

对此，曾经写过《官场现形记》的清末小说家李伯元，他就曾经在《南亭笔记》中写道： “（曾国荃）攻金陵既破，搜遗敌，入天王府……闻忠襄（曾国荃）于此中，获资数千万。盖无论何处，皆窖藏所在也。除报效若干外，其馀悉辇于家。”

尽管李伯元是个著名小说家，但他关于曾国荃在攻破天京城后，掳财“获资数千万”的道听途说还是不胫而走，实际上，李伯元出生于1867年，去世于1906年，而李伯元出生时，太平天国早已覆灭三年了，因此李伯元的说法能有多少可信度实在不足为论，但此后，关于曾国荃私下掳掠天国圣库的传闻，还是愈传愈广。

实际上，自从1856年参与湘军开始，作为曾国藩的九弟，曾国荃在此后围剿太平军的过程中确实掳掠不少，当时，个性张扬的曾国荃“每克一名城、奏一凯战，必请假还家一次，颇以求田问舍自晦。”对于曾国荃来说，清廷一直对于汉人拥兵心怀猜忌，因此，曾国荃也在有意无意之中，通过掳掠钱财、回到湖南老家买田盖屋，来向清廷证明自己“心无大志”。

经过前后八年营建，到了天平天国覆灭三年后的1867年，曾国荃在湖南湘乡盖起了一座占地面积达13万平方米、长600米、宽230米的规模宏丽、“俨若城市”的“大夫第”，这使得外界更加质疑曾国荃是通过掳掠了天国圣库，积攒起了一笔超级财富。

但实际上，曾国荃虽然不像他的兄长曾国藩一般清廉，颇有不少贪污受贿和通过在战争中掳掠的钱财，但要说他“获资数千万”还是严重言过其实。

当时，清廷从顺治十三年（1656年）开始设立银库，主要储藏金、银、制钱、银票等财物，清朝国库分为内府库和户部库。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清廷户部存银达到了当时的最高峰8182万两；到了嘉庆三年（1798年），清廷户部存银降至1900万两；到了咸丰三年（1853年），也就是太平军起事的第三年，清廷在战争支出激增情况下，户部存银降至可怜的20多万两，在这种捉襟见肘的困窘中，假如曾国荃真的掳财“获资数千万”，那势必将为清廷所不容。

太平天国平定六年后，同治九年（1870年）十一月初二日，因为受到清廷猜忌、闲居家中的曾国荃在写信给大哥曾国藩的信中诉苦道，“弟向未留剩活钱而用度日繁，亦渐有涸竭之意。”

一个月后，同治九年（1870年）十二月十六日，他又写信给大哥曾国藩说， “住乡应酬亦大，明春有权住省城之意，借以省款客酒饭轿钱。”

到了光绪元年（1875年），曾国荃在写信给两个侄子曾纪泽、曾纪鸿的信中又说： “八年闲居……负欠如海。”

由于这些信件当时属于私人性质，都是到了后世才被公开，因此可见曾国荃虽然在湖南湘乡老家买田盖屋营造豪宅，但从他个人信件来看，他实际的身家并不像外界想象的那般阔绰，因此才屡屡搞得困窘缺钱，为了赚钱，到了1875年，曾国荃不得已再次出山做官，此后他先后担任陕西巡抚、河东河道总督、山西巡抚、陕甘总督、兵部尚书、两广总督、礼部尚书等职务。

此后，曾国荃先后担任过七年两江总督，仅这七年间就有正规收入210万两白银（包括办公经费），因此，曾国荃虽然有身家，但难说他通过洗劫天京（南京）赚到了多少钱。

对此，曾国藩就曾经为弟弟曾国荃抱屈诉苦道： “吾弟所获无几，而‘老饕’之名遍天下，亦太冤矣。”

3

既然曾国荃私人掳掠天国圣库的可能性不大，那么天国圣库，是否又有可能被湘军士兵私下洗劫瓜分了呢？

据曾国藩幕僚赵烈文记载，湘军攻入天京后，在城中屠戮洗劫达七天七夜， “下令见长发者、新剃发者皆杀，於是杀贼十馀万人” ，在这场疯狂的劫掠中，一度欠薪欠饷达一年之久的湘军士兵们，都对通过洗劫天京城，来弥补欠饷有着疯狂掳掠的心理，因此即使当时湘军真的找到了天国圣库，也有可能是被湘军士兵们一拥而上疯狂瓜分，很难轮到曾国藩、曾国荃兄弟来分多少羹。

由于清廷国库困窘、湘军长期欠饷，曾国藩、曾国荃兄弟也对湘军士兵这种通过屠城洗城的劫掠予以了默认，否则他们根本无法驾驭控制数十万长期欠饷的士兵。

另外，天国圣库除了有可能在天京城破时，被湘军士兵集体瓜分洗劫外，还有一种可能，就是被突出城外的太平军士兵化整为零、带出了天京城外。

例如李秀成在突围时，当时他被人认出堵截后，李秀成为了脱身，就曾经想收买对方说： “能导我至湖州，愿以三万金为酬劳。”

当时，即使是李秀成的随行童仆，也是 “两臂金条脱皆满，又以一骑负箱箧，皆黄金珠玉宝贵之物，约值白金数十万两”。

1864年天京城破时，当时洪秀全已经去世，太平军1000多名精兵于是拥护洪秀全的儿子、幼王洪天贵福突围到了湖州，暂住在堵王黄文金的王府，此后，洪天贵福又随军突围到了江西，并在江西被清军俘虏，随后被凌迟处死，年仅15岁。

洪天贵福虽死，但有关洪天贵福曾经将天国圣库的金银财宝埋藏在湖州堵王府中的传言却不胫而走，湖州当地百姓对此也深信不疑，当地一位老人就对外说，他曾经于1954年在湖州路过堵王黄文金的旧宅所处的小巷子时，看到两个小孩在把玩一枚比成人手掌还大的铜钱，而这枚铜钱正是天国圣库中的镇库钱。而据两个孩子说，这枚铜钱是他们在堵王府附近的青石板缝隙中捡到的，这似乎为太平军在湖州藏宝，提供了一些侧面的证据。

实际上，有关太平军在湖州堵王府旧宅藏宝的传闻，早在民国时就已经广为流传，据传在1924年，就有两个人专门从上海来到湖州，租下了原来堵王府中的一处老宅院，然然悄悄开挖地下的地窖，之后，这两个人不辞而别。

据此有人推测，太平军堵王府旧宅即使真的藏有金银，估计也早就被这两个人挖走了。

4

尽管后世对天国圣库愈传愈神，但实际上，天国圣库虽然在初期确实仓储了巨额银钱，但在后期，天国圣库是否还存在，已经成了一个谜。

曾经卧底太平军中的清军间谍张继庚，在后续给清军江南大营统帅向荣的信中，曾经催促清军要尽早攻下天京城，张继庚说，天国圣库在第一次汇报后没几个月，圣库存银就从1800多万两降到了800多万两，原因就是上至洪秀全，下至各个王爷头目，都纷纷从圣库中转移钱财，到了1854年张继庚被太平军识破杀害前，张继庚在最后发出的密信中提到说，圣库存银已降到不足百万两，当时，“东王杨秀清有私银一万余两，天王洪秀全有七千余两，北王韦昌辉有一千余两”。

张继庚被杀后，失去内部眼线的清军，此后也没了有关圣库的最后消息。

实际上，天国圣库的存银，从太平军中的各种奢靡浪费就可以看出端倪，例如洪秀全在进驻天京后，就动用上万军民，将原来的清廷两江总督衙署扩建为“天王府”，建成后的天王府 “城周围十余里，城高数丈，内外两重，外曰太阳城，内曰金龙城”、“精雕细琢，金碧辉煌”、“五彩缤纷，侈丽无比”。

在洪秀全的带头作用下，太平军中滥封的几百个王也争相攀比，进而不断掏空了天国圣库，此后，从1853年开始，天京城就一直不断处于清军的围攻之中，各种战争开销，以及购买武器、粮饷，都极大消耗了天国圣库的存银。

到了太平天国覆灭前一年（1863年），当时清军急攻苏州，忠王李秀成准备从天京带兵前往支援，由于缺乏军费，洪秀全及朝臣竟然令李秀成 “助饷银十万” ，这种不惜到了勒索己方大将的地步，可见天国圣库到了最后时刻，实际很可能已经名存实亡。

但1864年湘军攻破天京后，向上汇报没有找到天国圣库的说法，还是令垂帘听政的慈禧产生了极大怀疑，碍于当时湘军拥兵30多万，并且朝中上下满是湘军出身的大臣，慈禧对此只能是打个圆场糊弄过去。

但慈禧一直记着这事。

等到先后平定太平军和北方的捻军，并且逐渐裁撤湘军，断掉曾国藩、曾国荃兄弟的左膀右臂后，1868年，当北方的捻军被大抵剿灭后，觉得自己已经不再需要湘军助力的慈禧，立马下令将曾国藩从两江总督调任直隶总督。

在慈禧看来，将曾国藩调离他的老地盘两江地区，改而将他调到天子脚下的直隶地区，就是为了方便清廷就近控制曾国藩，随后，慈禧又立马下令，将原来的浙江巡抚 马新贻 升任为两江总督。

就在马新贻赴任前，慈禧也给马新贻下了几个密令，一是在两江地区抑制湘军的势力，二是秘密调查天国圣库的下落，看是否真的被曾国藩、曾国荃兄弟或湘军所秘密私吞。

马新贻在两江总督任上仅仅待了两年，1870年，马新贻在已经从天京改名为江宁（南京）的校场阅兵后不久，竟然在重重士兵的拥护下，当场被刺身亡，史称 “刺马”案 。

“刺马”案震惊了整个大清帝国，因为身为两江地区江苏、安徽、江西三省的最高军政长官，和晚清权力最大的封疆大吏，两江总督竟然当场被刺，整个朝廷内外都知道此事绝不简单，以致事后先后负责查办此案的官员都畏畏缩缩不敢冒头，无奈之下，慈禧只能让曾国藩再次回任两江总督，以安抚被马新贻到处镇压、多有不满的湘军旧部。

对于这宗最后不了了之的“刺马”案，当时人普遍怀疑真正的幕后凶手，应该是湘军中人所为，但碍于湘军在晚清政坛根系复杂的强大权势，即使是慈禧，最后也只能是对案件敷衍了事。

随着马新贻的被刺，此后清廷官方再也无人胆敢公开追问天国圣库的下落。

马新贻死后两年，1872年，湘军创始人曾国藩也在两江总督任上病逝，到了1890年，曾国荃也病逝，但有关传闻在民间一直持续不断。

5

清朝被推翻后，1912年，刚刚建立的南京地方政府碍于财政困窘，不知道从那里听来的消息，竟然真的在1912年底，在南京通济门城楼附近进行了一次挖掘，但当时深挖了40多米都没有发现宝藏，最终空手而归。

部分民间传说则更加神乎其神，南京城内曾经有一个富丽堂皇的大花园“蒋园”，园主蒋某也被称为蒋驴子，传说此人原来是名行商，经常用毛驴贩运货物。蒋驴子有次运送军粮，得到太平军忠王李秀成的垂青，被任命为“驴马车三行总管”。

据说，1864年天京城破时，天京城中的权贵和内宫后妃，曾经“聚金银数千箱令载，为之埋藏其物”，后来，这些宝物在天京城破后流入蒋某之手，其据以起家，成为南京巨富。

对此有消息表示，晚清时期确有蒋驴子其人，但他本人是做生意起家，而不是传说中的依靠什么天国圣库致富。

民国时期，有一本叫做《真相》的杂志，也曾经煞有介事地写过一个故事，说是有个广州人曾经在太平天国当兵，1864年天京沦陷前，太平军某位王爷曾经命令他和其他46名士兵在其家中挖了一个藏宝洞，埋藏了300多万两黄金白银，工程竣工后，这位王爷以犒赏为名邀请他们赴宴，这个广州人由于刚好疟疾发作就没有前往，没想到其他人赴宴后却被那位王爷全部杀掉灭口。

获悉此事后，这位广州人连夜抱病逃离天京（南京），后来，此人在临终时曾经交给他儿子一张草图，并嘱咐他的儿子“一定要把藏宝发掘出来，以安抚我的遗志。”据说，此人的儿子后来果真到了南京寻宝，但至于有没有找到宝藏，《真相》杂志就没了下文。

此后，还是有人不甘心，又有人将原来南京天王府中西花园的湖水放干进行挖掘，但也是一无所获。对此有关方面表示，南京文化遗存丰富，深挖4米多，就已经是南北朝时期的文化层了。而自清末以来，南京古城内由于城市建设等原因，早已经被大规模挖掘过，但都没有发现传说中的所谓天国圣库宝藏。

尽管斯人已去，但有关天国圣库的传说，或许还将持续流传下去。

参考文献：

董佳：《教科书里没有的近代史》，中华书局2011年版

白雁 胡玉梅：《太平天国窖藏宝藏之谜》，《现代快报》

安丝薇：《英雄自剪羽翼——浅谈曾国藩裁军原因及影响》，《文史月刊》2012年9期

丁芮：《湘军与近代 社会 控制的转型》，《山东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14年第2期

垃圾学院一个。。。。大高中罢了。。。你懂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