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与红楼梦论文研究思路

论《红楼梦》的思想性 这里要谈的，是曹雪芹《红楼梦》的思想性；也就是要排除开现在存世流传的通行本后四十回所写结局，只论前八十回的“曹雪芹原本”，以及脂砚斋批语透漏的、前八十回中“草蛇灰线”提了开头、而现在已经“迷失”的后几十回所写结局。本文只谈其思想性，是由于：曹雪芹《红楼梦》这部伟大著作，它总体的艺术性构成，前无古人，后难有来者；俞平伯、周汝昌、蔡义江、梁归智等专家、学者已经撰文剖析评论，鞭辟入里，我佩服得很，不敢，也“毋庸置喙”。而对于曹雪芹《红楼梦》的思想性，一些学者的评价，我却认为过于拔高；“知人论世”，我有些话，忍不住一定要说。 曹雪芹《红楼梦》的哲学指导思想，我认为仍然属于儒家，是儒家王守仁“心学”传人李贽一派，但还没有李贽那么激进。《红楼梦》主角贾宝玉，“毁僧谤道”，却仍然推崇“孔子是亘古第一人”；贾宝玉推崇儒家经典《四书》中《大学》“明明德”，烧掉其它书而保留了《四书》，显然是认为值得继续学习；女主角林黛玉，其父亲为她延师教读，读的也是《四书》。如果认为儒家王守仁和李贽学派仍然属于封建统治阶级内部的思想分支，那么，似乎不应该把曹雪芹抬到“封建叛逆”的高度？ 曹雪芹《红楼梦》“大旨谈情”，我认为其哲学根源也来自王守仁和李贽：王守仁说“喜怒哀惧爱恶欲，谓之七情……七情顺其自然之流行，皆是良知之用，不可分别善恶，但不可有所著。”（《传习录》）；李贽《童心说》，推崇“夫童心者，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林黛玉“情情”，贾宝玉“情不情”，在曹雪芹心目中，应该都是自然流行的“良知”，都是没有受到现世污染的“童心”。当然，曹雪芹“大旨谈情”，也受到了汤显祖、冯梦龙、金圣叹等文学家的巨大影响。汤显祖创作《牡丹亭》，塑造了杜丽娘这个大胆追求爱情的“有情人”，并在《牡丹亭记题词》中推崇“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冯梦龙编纂出版《情史》，汇聚古今男女情感、情欲事迹，在序言中说自己“余少负情痴”，扬言“我欲立情教，教诲诸众生”。金圣叹批点小说《水浒传》、戏曲《西厢记》，提升它们的地位和《庄子》、《史记》并列，推崇表现男女爱情的《西厢记》是“天地妙文”。谈情，钟情，往更远追溯，有儒家说《诗经》的“发乎情，止乎礼义”，有陆机《文赋》的“诗缘情而绮靡”；对曹雪芹更重要的，我以为是魏晋时期阮籍、王戎等人的作为。张宜泉诗序记曹雪芹“字梦阮”，敦诚赠诗说曹雪芹“步兵白眼向人斜”，把他比作阮籍；这些，我在《爱红臆谈》的相关文章中已经引述。《世说新语·伤逝》记载：王戎丧儿万子，山简往省之，王悲不自胜；简曰：“孩抱中物，何至于此？”王曰：“圣人忘情，最下不及情；情之所钟，正在我辈。”简服其言，更为之恸。曹雪芹对这个典故应该很熟悉。他后来四十多岁就英年早逝，我认为是两个主要原因促成：一是他创作的《红楼梦》要“进呈御览”，被强迫修改，他悲愤莫名却又无可奈何；第二就是他唯一的“幼子”因病殇逝，他“悲不自胜”！没有宝黛式爱情作基础，纵使结合为家庭，在曹雪芹笔下，也多变成“怨偶”；如贾琏和王熙凤、迎春和孙绍祖、薛蟠和夏金桂，等等。 当然，我们也不能忽略，在婚姻家庭方面，曹雪芹仍然是秉承的中国封建传统观念，即男子可以一妻数妾。宝玉的父亲贾政、黛玉的父亲林如海，在曹雪芹的心目中，我以为，都还属于“正面人物”；而他们全都有妻还有妾。宝玉心中除了要娶黛玉为妻外，已经当面委婉应许袭人、紫鹃做小老婆；即使不说麝月吧，晴雯若不早逝，想要做宝玉妾侍的愿望，在曹雪芹笔下，宝玉应该也是愿意满足她的。 周汝昌先生提出：贾宝玉的爱情对象，其实是史湘云。这个问题牵扯面广，要另作别论，这里不谈。 曹雪芹《红楼梦》的政治观点，我以为，仍然停留在中国式封建中央集权的专制统治。“民主”这样的西方传统，还才由卢梭重新阐发，传播到北美殖民地；这种现代玩意儿，那时还没有传来中国，曹雪芹做梦也想不到这个呢。他贬斥“国贼禄鬼”，只是反对那些专为自己谋私利的官吏；和王守仁、李贽一样，他并不反对皇帝。他让主人公贾宝玉歌颂“那朝廷是受命于天”，还说要“作践”匈奴“犬戎”，发扬武勇，“为君父生色”。明末清初，思想家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人已经著文立论，反对封建专制；对比起来，曹雪芹《红楼梦》在这个方面不能说是先进的。 曹雪芹《红楼梦》，是揭露了中国式封建社会的种种腐朽没落，把后代历史学家都称赞的“康、雍、乾盛世”贬为“末世”；但是，当时已经具有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应该有其思想政治要求，曹雪芹却没有表现它们，没有为封建“末世”指示任何出路。 当然，我们不能以今天的立场，苛求于古人。曹雪芹虽然“无材可去补苍天”，甚至到后来他还很可能脱离了“包衣旗籍”；但是，在思想文化、意识形态等诸方面，他和清朝满族统治者，仍然有着割不断的、千丝万缕的联系。认识曹雪芹《红楼梦》的思想性，决不能忽视这一点，而把他看得、评价得好像一个“革命者”。 曹雪芹在他的巨著中，形象地描述，多方面探讨了，当时的统治阶级、和统治阶级有联系的知识分子，各种各样的努力，想要生活得更好；然而，“无可奈何花落去”，最后“好一似食尽鸟投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这样深刻地揭示出：封建社会，腐朽衰败，必然灭亡。曹雪芹《红楼梦》如此思想性，已经够了不起了。 根据张爱玲先生《红楼梦魇》的研究，曹雪芹《红楼梦》的早期稿本，所写的贾宝玉，是一个“性格的悲剧”。贾宝玉富于同情心与想象力，思慕太多，以致人我不分，念念不忘；没有能够专心读书，科举出仕，家庭败落以后就只能成为无业游民。“性格决定命运”，贾宝玉的悲剧性格，导致他必然只有悲剧命运。 而现在存世的脂评本《红楼梦》，主要是曹雪芹后期修改创作的稿本；这其中的悲剧，已经是社会性悲剧，“历史必然性的悲剧”。 贾宝玉林黛玉，徒有美好的人生理想，不见容于当时那腐朽社会。贾宝玉的爱情理想超前高级，然而，在那个家庭那个社会却不能实现。 贾宝玉即使按他封建家长所愿，与薛宝钗成婚，努力读书应试、步入仕宦，又能如何？书中就写有贾政，出外做官，方正清廉，却被机巧者看作迂腐，终于被蒙，不能当好官。 反面，贾雨村奸巧狠恶，巴结权贵往上爬，为贾赦夺人古扇，竟生生地制造出冤狱。但是，按照脂批提示，最后结局，不也“因嫌纱帽小，致使锁枷扛”，没有好下场吗！ 也就是说，“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封建社会、封建家族，“鲜花着锦，烈火烹油”，鼎盛过后，就必然衰败，任你怎么“补天”补地，也改变不了悲剧的命运。 《红楼梦》第一回，曹雪芹就让跛足道人唱“好了歌”，说“好便是了，了便是好”；预示全部结局。辩证地看，“了”也就是完结；旧的因缘完结了，可以开始新的因缘，这也就“好”。“好”也就是完满；既完满，就必须完结，否则，“乐极悲生”，仍归完结，但却是别样的完结，你本心所不愿意有的完结。因此，社会人生，确如曹雪芹让跛足道人所唱所说，“好”就是“了”，也必须“了”。外国智者同样认识到了这一点。我们看歌德《浮士德》，和魔鬼订了协议的浮士德，刚一感叹“真美啊”，那靡非斯特就来收取他的魂灵了。 因此，论述曹雪芹《红楼梦》的思想性，就要注意到：他表现出一个巨大的社会性悲剧，探索人类社会发展的两难处境，窥见了宇宙演化的秘奥。 在这个社会性悲剧中，人世间美好的东西都被撕碎了。但是，青春、亲情人情、纯洁的爱情，仍然如此美好，令人不能忘怀！怎样才能保全永远？“天尽头，何处有香丘”？读《红楼梦》，促使你不断思考、反复辩难。 不只艺术魅力，《红楼梦》的思想性，也魅力永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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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红楼梦》的思想性这里要谈的，是曹雪芹《红楼梦》的思想性；也就是要排除开现在存世流传的通行本后四十回所写结局，只论前八十回的“曹雪芹原本”，以及脂砚斋批语透漏的、前八十回中“草蛇灰线”提了开头、而现在已经“迷失”的后几十回所写结局。本文只谈其思想性，是由于：曹雪芹《红楼梦》这部伟大著作，它总体的艺术性构成，前无古人，后难有来者；俞平伯、周汝昌、蔡义江、梁归智等专家、学者已经撰文剖析评论，鞭辟入里，我佩服得很，不敢，也“毋庸置喙”。而对于曹雪芹《红楼梦》的思想性，一些学者的评价，我却认为过于拔高；“知人论世”，我有些话，忍不住一定要说。曹雪芹《红楼梦》的哲学指导思想，我认为仍然属于儒家，是儒家王守仁“心学”传人李贽一派，但还没有李贽那么激进。《红楼梦》主角贾宝玉，“毁僧谤道”，却仍然推崇“孔子是亘古第一人”；贾宝玉推崇儒家经典《四书》中《大学》“明明德”，烧掉其它书而保留了《四书》，显然是认为值得继续学习；女主角林黛玉，其父亲为她延师教读，读的也是《四书》。如果认为儒家王守仁和李贽学派仍然属于封建统治阶级内部的思想分支，那么，似乎不应该把曹雪芹抬到“封建叛逆”的高度？曹雪芹《红楼梦》“大旨谈情”，我认为其哲学根源也来自王守仁和李贽：王守仁说“喜怒哀惧爱恶欲，谓之七情……七情顺其自然之流行，皆是良知之用，不可分别善恶，但不可有所著。”（《传习录》）；李贽《童心说》，推崇“夫童心者，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林黛玉“情情”，贾宝玉“情不情”，在曹雪芹心目中，应该都是自然流行的“良知”，都是没有受到现世污染的“童心”。当然，曹雪芹“大旨谈情”，也受到了汤显祖、冯梦龙、金圣叹等文学家的巨大影响。汤显祖创作《牡丹亭》，塑造了杜丽娘这个大胆追求爱情的“有情人”，并在《牡丹亭记题词》中推崇“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冯梦龙编纂出版《情史》，汇聚古今男女情感、情欲事迹，在序言中说自己“余少负情痴”，扬言“我欲立情教，教诲诸众生”。金圣叹批点小说《水浒传》、戏曲《西厢记》，提升它们的地位和《庄子》、《史记》并列，推崇表现男女爱情的《西厢记》是“天地妙文”。谈情，钟情，往更远追溯，有儒家说《诗经》的“发乎情，止乎礼义”，有陆机《文赋》的“诗缘情而绮靡”；对曹雪芹更重要的，我以为是魏晋时期阮籍、王戎等人的作为。张宜泉诗序记曹雪芹“字梦阮”，敦诚赠诗说曹雪芹“步兵白眼向人斜”，把他比作阮籍；这些，我在《爱红臆谈》的相关文章中已经引述。《世说新语·伤逝》记载：王戎丧儿万子，山简往省之，王悲不自胜；简曰：“孩抱中物，何至于此？”王曰：“圣人忘情，最下不及情；情之所钟，正在我辈。”简服其言，更为之恸。曹雪芹对这个典故应该很熟悉。他后来四十多岁就英年早逝，我认为是两个主要原因促成：一是他创作的《红楼梦》要“进呈御览”，被强迫修改，他悲愤莫名却又无可奈何；第二就是他唯一的“幼子”因病殇逝，他“悲不自胜”！没有宝黛式爱情作基础，纵使结合为家庭，在曹雪芹笔下，也多变成“怨偶”；如贾琏和王熙凤、迎春和孙绍祖、薛蟠和夏金桂，等等。当然，我们也不能忽略，在婚姻家庭方面，曹雪芹仍然是秉承的中国封建传统观念，即男子可以一妻数妾。宝玉的父亲贾政、黛玉的父亲林如海，在曹雪芹的心目中，我以为，都还属于“正面人物”；而他们全都有妻还有妾。宝玉心中除了要娶黛玉为妻外，已经当面委婉应许袭人、紫鹃做小老婆；即使不说麝月吧，晴雯若不早逝，想要做宝玉妾侍的愿望，在曹雪芹笔下，宝玉应该也是愿意满足她的。周汝昌先生提出：贾宝玉的爱情对象，其实是史湘云。这个问题牵扯面广，要另作别论，这里不谈。曹雪芹《红楼梦》的政治观点，我以为，仍然停留在中国式封建中央集权的专制统治。“民主”这样的西方传统，还才由卢梭重新阐发，传播到北美殖民地；这种现代玩意儿，那时还没有传来中国，曹雪芹做梦也想不到这个呢。他贬斥“国贼禄鬼”，只是反对那些专为自己谋私利的官吏；和王守仁、李贽一样，他并不反对皇帝。他让主人公贾宝玉歌颂“那朝廷是受命于天”，还说要“作践”匈奴“犬戎”，发扬武勇，“为君父生色”。明末清初，思想家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人已经著文立论，反对封建专制；对比起来，曹雪芹《红楼梦》在这个方面不能说是先进的。曹雪芹《红楼梦》，是揭露了中国式封建社会的种种腐朽没落，把后代历史学家都称赞的“康、雍、乾盛世”贬为“末世”；但是，当时已经具有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应该有其思想政治要求，曹雪芹却没有表现它们，没有为封建“末世”指示任何出路。当然，我们不能以今天的立场，苛求于古人。曹雪芹虽然“无材可去补苍天”，甚至到后来他还很可能脱离了“包衣旗籍”；但是，在思想文化、意识形态等诸方面，他和清朝满族统治者，仍然有着割不断的、千丝万缕的联系。认识曹雪芹《红楼梦》的思想性，决不能忽视这一点，而把他看得、评价得好像一个“革命者”。曹雪芹在他的巨著中，形象地描述，多方面探讨了，当时的统治阶级、和统治阶级有联系的知识分子，各种各样的努力，想要生活得更好；然而，“无可奈何花落去”，最后“好一似食尽鸟投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这样深刻地揭示出：封建社会，腐朽衰败，必然灭亡。曹雪芹《红楼梦》如此思想性，已经够了不起了。根据张爱玲先生《红楼梦魇》的研究，曹雪芹《红楼梦》的早期稿本，所写的贾宝玉，是一个“性格的悲剧”。贾宝玉富于同情心与想象力，思慕太多，以致人我不分，念念不忘；没有能够专心读书，科举出仕，家庭败落以后就只能成为无业游民。“性格决定命运”，贾宝玉的悲剧性格，导致他必然只有悲剧命运。而现在存世的脂评本《红楼梦》，主要是曹雪芹后期修改创作的稿本；这其中的悲剧，已经是社会性悲剧，“历史必然性的悲剧”。贾宝玉林黛玉，徒有美好的人生理想，不见容于当时那腐朽社会。贾宝玉的爱情理想超前高级，然而，在那个家庭那个社会却不能实现。贾宝玉即使按他封建家长所愿，与薛宝钗成婚，努力读书应试、步入仕宦，又能如何？书中就写有贾政，出外做官，方正清廉，却被机巧者看作迂腐，终于被蒙，不能当好官。反面，贾雨村奸巧狠恶，巴结权贵往上爬，为贾赦夺人古扇，竟生生地制造出冤狱。但是，按照脂批提示，最后结局，不也“因嫌纱帽小，致使锁枷扛”，没有好下场吗！也就是说，“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封建社会、封建家族，“鲜花着锦，烈火烹油”，鼎盛过后，就必然衰败，任你怎么“补天”补地，也改变不了悲剧的命运。《红楼梦》第一回，曹雪芹就让跛足道人唱“好了歌”，说“好便是了，了便是好”；预示全部结局。辩证地看，“了”也就是完结；旧的因缘完结了，可以开始新的因缘，这也就“好”。“好”也就是完满；既完满，就必须完结，否则，“乐极悲生”，仍归完结，但却是别样的完结，你本心所不愿意有的完结。因此，社会人生，确如曹雪芹让跛足道人所唱所说，“好”就是“了”，也必须“了”。外国智者同样认识到了这一点。我们看歌德《浮士德》，和魔鬼订了协议的浮士德，刚一感叹“真美啊”，那靡非斯特就来收取他的魂灵了。因此，论述曹雪芹《红楼梦》的思想性，就要注意到：他表现出一个巨大的社会性悲剧，探索人类社会发展的两难处境，窥见了宇宙演化的秘奥。在这个社会性悲剧中，人世间美好的东西都被撕碎了。但是，青春、亲情人情、纯洁的爱情，仍然如此美好，令人不能忘怀！怎样才能保全永远？“天尽头，何处有香丘”？读《红楼梦》，促使你不断思考、反复辩难。不只艺术魅力，《红楼梦》的思想性，也魅力永在!

只听过《红楼梦魇》这个

书中缠足天足之别，故意模糊。外来的妙玉香菱，与贾赦贾珍有些姬妾大概是小脚。“家生女儿”如鸳鸯与赵姨娘——赵氏之弟赵国基是荣府仆人——该是天足。晴袭都是小家碧玉出身，晴雯十岁入府，想已缠足未放。袭人没提。 写二尤小脚，因为她们在亲戚间是例外，一半也是借她们造成大家都是三寸金莲的幻觉，同时也像舞合上只有花旦是时装踩跷——姊妹俩一个是“大红小袄”，一个是红祆绿(衤夸)，纯粹清装——青衣是古装，看不见脚。一般人印象中的钗黛总是天女散花式的古装美人，忘了宝玉有根大辫子。作者也正是要他们这样想。倘是天足，也是宋明以前的天足，不是满洲的。清朝的读者当然以为是小脚，民国以来的读者大概从来没想到这一点，也是作者的成功处。 《琉璃世界白雪红梅》一回，黛玉换上羊皮小靴，湘云也穿鹿皮小靴。两次都是“小靴”，仿佛是小脚。黛玉那年应当只有十二岁，湘云比她还小。这里涉及书中年龄问题，相当复杂。反正不是小孩的靴子就是写女靴的纤小。 黛玉初出场，批：“不写衣裙妆饰，正是宝玉眼中不屑之物，故不曾看见。”宝玉何尝不注意衣服，如第十九回谈袭人姨妹叹息，袭人说：“想是说他那里配穿红的。”可见常批评人不配穿。 作者更注意。百廿回抄本里宝钗出场穿水绿色棉袄，他本都作“蜜合色”，似是后改的。但是通部书不提黛玉衣饰，只有那次赏雪，为了衬托那岫烟的寒酸，逐个交代每人的外衣。黛玉披着大红羽绉面，白狐里子的鹤氅，束着腰带，穿靴。鹤氅想必有披肩式袖子，如鹤之掩翅，否则斗篷无法系腰带。氅衣、腰带、靴子，都是古装也有的——就连在现代也很普遍。 唯一的另一次，第八回黛玉到薛姨妈家，“宝玉见他外面罩着大红羽缎对襟褂子，便问：‘下雪了么？’”也是下雪，也是一色大红的外衣，没有镶滚，没有时间性，该不是偶然的。“世外仙妹寂寞林”应当有一种飘渺的感觉，不一定属于什么时代。 宝钗虽高雅，在这些人里数她受礼教的熏陶最深，世故也深，所以比较是他们那时代的人。 写湘云的衣服只限男装。 晴雯“天天打扮得像个西施的样子”(王善保家的语)，但是只写她的亵衣睡鞋。膈肢芳官那次，刚起身，只穿着内衣。临死与宝玉交换的也是一件“贴身穿的旧红绫袄”。唯一的一次穿上衣服去见王夫人，“并没有十分妆饰……钗(身单)(上髟下丐)松，衫垂带褪，有春睡捧心之遗风……”依旧含糊笼统。“衫垂带褪”似是古装，也跟黛玉一样，没有一定的时代。 宝玉祭晴雯，要“别开生面，另立排场，风流奇异，与世无涉，方不负我二人之为人”。晴雯是不甘心受环境拘束的，处处托大，不守女奴的本份，而是个典型的女孩子，可以是任何时代的。宝玉这样自矜“我二人之为人”，在续书中竟说：“晴雯到底是个丫头，也没有什么大好处。”(第一零四回) 黛玉抽签抽着芙蓉花，而晴雯封芙蓉花神，《芙蓉诔》又兼挽黛玉。怡红院的海棠死了，宝玉认为是晴雯死的预兆。海棠“红晕若施脂，轻弱似扶病”。缠足正是为了造成“扶病”的姿势。写晴雯缠足，已经隐隐约约，黛玉更娇弱，但是她不可能缠足，也不会写她缠足，缠足究竟还是有时间性。写黛玉，就连面貌也几乎纯是神情，唯一具体的是“薄面含嗔”的“薄面”二字。通身没有一点细节，只是一种姿态，一个声音。以上是张爱玲提到黛玉的地方，她写的这本叫红楼梦魇 参考资料：

《红楼梦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