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农村合作社发展研究现状论文

土地股份制改革是促进土地有效流转的一种新尝试 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听取了三个“三农”报告，其中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盛华仁所作的《关于检查土地管理法实施情况》报告谈到，被征地农民补偿安置还存在很大问题，这方面侵害农民利益的现象还较为普遍，农民反应强烈。多数地区的失地农民仍然仅能得到一次性的补偿安置费，这笔钱花完后，农民生计将难以保障。被征地农民的安置问题有待进一步落实。这个问题如不能得到妥善解决，将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 土地是农民最基本的生产资料。随着农村现代化水平的提高，相对发达地区的农村现行经济管理体制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部分逐渐显露，矛盾突出。这些矛盾，又较集中地表现在土地的使用和管理上。目前正在一些地方兴起农村土地股份制改革，被认为是改革开发以来农村土地制度的第二次革命，农民或农村生产力的第二次解放。 ■ 广东南海区最早推行农村土地股份合作制 广东南海从 10 年前起尝试推行农村土地经营权为中心的股份合作制，当时主要是针对农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某些固有的局限而提出来的。随着农村改革的深化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在生产力较为发达的地方，这种以一家一户、小而全的小生产为特征的生产经营模式显得有些与形势不适应：它不利于大规模地进行农田改造和基本建设；不利于推广应用先进的农业科学技术；不利于形成适度规模经营进而形成农业产业化；不利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不利于农业和农村经济与市场经济接轨，不利于实施和推进城乡一体化。 为了较好地解决这些问题，加强农村土地管理，规范农村土地的开发使用行为，促进农村经济和社会健康持续发展，该区大胆地把企业的股份合作制引入到农村土地的产权制度改革上来，积极探索和推进农村以土地经营权为中心的股份合作制。 该区所推行的农村以土地经营权为中心的股份合作制，实际上是坚持以原有社区合作组织为基础，以集体资产共同占有为前提的原则下，通过发动农民将自己承包的集体土地以承包权入股，有些村组还包含集体资产入股，组建社区性的股份合作经济组织，以进一步明晰土地的集体的所有权、完善农民的承包权、搞活使用者的经营权，实现土地的三权分离，促进土地使用权流转，推进城乡一体化的规划和建设，加快农村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步伐这样一种农村经营管理新体制。 具体做法是以行政村或经济社（村民小组）为单位，通过全面丈量土地、清产核资和资产评估，然后以净资产量化给符合条件的当地村民配置股权。配股方法则各地因地制宜，大体有三种：单股权（基本股权）两档次；单股权多档次和多股权（基本股、承包权股、贡献股）多档次，如里水镇沙涌村委会的“三权十股制”。在这基础上，召开股东或股东代表大会，选举董事会和监事会，然后挂牌成立股份合作经济组织并开展实质性的运作。 该区农村股份合作组织的组建方式主要有以下三种：（一）以原生产队为单位组建股份经济合作社。这种股份组织的特点是以原生产队的土地资产折价入股建立股份合作社。约占全市股份社（分公司）总数 30% 。（二）以原经济社为单位组建股份合作社（分公司）。这类股份组织的特点是以原经济社及属下生产队的土地资产折价入股建立股份制，约占全市股份社总数 70% 。（三）以村委会为单位组建集团公司或有限公司。这类股份组织特点是以村委会属下各经济社或经联社土地资产折价入股组建而成。这些股份组织占全市村委会总数 67.9% 。 ■ 河南耿庄把土地资源运作为土地资本 对于土地的股份制改革，河南新乡市凤泉区耿庄借鉴了企业股份制改造的经验，并且首先在非耕地上展开。相对于非耕地股份制改革的大刀阔斧，耿庄对耕地的股份制改革显得十分谨慎。该村没有一下子就把全部耕地集中起来，而是先集中了部分土地进行试验。 2001 年 7 月，村里将村中河堤以北的 800 亩土地的承包权作为股份入股，和村集体企业的投资一起成立公司，集中进行高效生态观光农业的综合开发，全村每位有承包经营权的农民分别拥有其中的一份土地股权。每亩土地的承包权折合股本金 3000 元，新公司确保每亩土地的年收益率不低于股本金的 20% 。新公司经营收益超出 20% 时，公司在提取法定的公积金和公益金后，按股权全部分红；当经营收益不足 20% 时，由村集体企业予以补足。 2004 年 4 月，耿庄村组建“土地资源股份公司”，为村集体股份制企业耿庄集团的子公司。公司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制定了《公司章程》，设立了股东大会、董事会和监事会，号召村民把自己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公司，由公司集中经营，产出更高效益。 在耿庄村，几乎所有的劳动力既是农民，又不仅是农民，有着比较复杂的身份：他们仍然拥有村中土地的承包经营权，户口簿上他们还是农业户口；但同时，他们还都有自己的另一份工作——工人或者个体老板。只要是耿庄村的正式村民，人人都拥有村办企业的股份，家家都是村办企业的股东。 ■ 大连现代农业园区采取的土地股份制模式 大连向应现代农业园区采取的土地股份制模式，在依法、自愿、有偿的原则下，采取集体土地、资金和农业设施以及村民承包的土地部分或全部折价入股，作为企业的投资，注册成立大连向应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实行农民“入股自愿，退股自由”。该公司本着公正、公平、公开的原则，按照《公司法》和相关法律规定，经全体村民代表讨论，成立股东大会、董事会和监事会。公司的股份构成是：村民一分地为一股， 61 户土地共 293 亩，折价占总股本的 13.06% ；村集体以统一经营的 1300 亩土地和水利配套、温室大棚等设施入股，折价占总股本的 86.94% 。约定股份公司有效经营期为 10 年。 在经营方式上，园区根据不同的生产方式和种植品种，采用比较灵活的经营方式，避免出现新的“大锅饭”。村民既可承包经营，也可为公司打工。承包经营主要有三种方式：一是温室和大棚承包经营，根据产品的不同生产季节，对 40 个温室和 200 个大棚进行“小段”承包经营，利润按五五比例分成，产品由公司统一收购；二是温室和大棚育种承包经营，采取由公司统一提供种子、统一技术指导、统一收购的方式，利润按比例分成；三是蔬菜和桔梗等其他作物承包经营，采取农民交纳土地承包金的方式，每亩每年交纳 350 元，产品由公司统一收购，收益归己。 ■ 成都“土地股份合作社” 2004 年年初，成都锦江区提出了将农村土地资源转变成土地资本的一种新思路：以土地入股为纽带，建立独立于乡政府、村委会之外的新型的社区农户联合体的法人组织——“土地股份合作社”。合作社把土地承包权集中起来入股，请有实力的种植公司来盘活土地，让农民一起致富，彻底改变过去“土地不多人人种”和“丰产不丰收”的低水平生产状况。 “土地股份合作社”既是确定农村土地流转形式的载体，也是农民在土地流转后保护自身利益的一个实体。合作社最高权力机构是股东大会和股东代表大会。它接受村民的入股申请，承办土地入股的登记、核准、发放、变更以及红利分配等事项。监督工作则由股东选举产生的监事会承担。合作社代表持有土地使用权的农户利益，在乡、村的协调和持股者的监督下，直接与承租土地的公司进行谈判，为持股农民代理使用权的交易，向政府或其他有关部门反映农民的意见和要求。 通过“土地股份合作社”，农民有四种收入：土地流转后的地租收入、在自己的土地上为公司务工的工资收入、以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的分红收入，以及依托宅基地改造后从事经营活动的营业收入。 ■ 结论 从各地推行土地股份制改革情况来看，最大的问题是对农民合法权益的保护。我们不能排除有部分地方“土地股份制改革”只是个卖地的幌子，违反了《农村土地承包法》和我国的土地审批程序。一方面，改革后农民全部入了股，而进行土地股份制改革的集体却是村委会等具有官方背景的组织，不全代表农民利益；另一方面，在社会保障体系还没有健全的时候，农民最基本的生活将无法保障，这很可能影响社会稳定。对此，有专家认为，在市场不规范、信息不对称、监管力度不够的情况下搞土地股份制改革，不仅农民的经济利益会受到损失，土地的文化功能、政治功能、社会保障功能和社会稳定功能，都会产生新的问题。因此，土地股份制改革的一个重要前提是建立新的土地流转机制。 尽管如此，土地股份制改革仍不失为一种促进土地有效流转的新尝试。在现行政策制度框架内，要保护好农民利益，关键是做到以下几点，一是村委会在实行土地股份制时要进行充分的民主；二是从点到面，逐步推进，尤其在进行耕地股份制时慎之又慎；三是村民要充分就业，并保障其股份分红。总之，农民利益能否得到保障是衡量推行农村土地股份制成功与否最重要的标准。 ■ [相关链接] 建国以来土地制度的历次变迁 1 、 1950 年～ 1952 年，土地农民私有制； 2 、 1953 年～ 1956 年，在保留农民土地私有制基础上的农业互助组和初级合作社； 3 、 1958 年～ 1978 年，土地集体所有制下的高级农业合作社和人民公社； 4 、 1979 年至今，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行土地公有，由农户家庭经营。

1、坚持以农民为主体原则。农村信用合作组织是通过资金融通建立起来的新型生产关系，需要坚持以农民为主体，才能推动农村经济和社会事业改革和发展。（必须抓住农村生产关系主体，调动亿万农民参与改革的积极性才能深入推进农村改革发展）2、坚持民主管理原则。农村信用合作组织是群众性的社区自治互助组织，必须坚持民主管理原则。村级农村信用合作组织发起人不得少于5人，单个户口人数出资总额所占股权比例不得超过该组织资本总额20%；乡（镇）级农村信用合作组织发起人不得少于10人，单个户口人数出资总额所占股权比例不得超过该组织资本总额10%。农民专业合作社内部开展信用合作应建立独立的会计主体。（民主原则，是合作组织制度的本质要求，财产制度是构建经济组织民主管理制度的基础，因此必须先行规范，才能保证健康发展）3、坚持社内信用交易原则。农村信用合作组织应坚持社员内部信用交易原则，严禁向非社员融入或融出资金。超出本组织社员范围吸收股金或存款的，认定为非法金融机构组织，地方政府和相关部门要对该组织进行清理整顿或取缔，违犯刑法的，按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论处。（明确界定信用合作组织交易原则，划清国家鼓励支持的信用合作组织与打击的非法信用组织活动界线）4、坚持审慎经营原则。资本充足率不得低于8%，最大单户贷款不得超过资本净额10%，同一户口人贷款之和不得超过资本净额的15%，最大十户贷款总额不得超过资本净额50%，呆坏帐要100%提取损失准备，政府信用监督管理机构的其他要求。（审慎经营是现代金融组织监管与自律的核心制度原则，是信用组织存在杠杆率的基础条件）5、坚持盈余返还原则。农村信用合作组织经营盈余在提取法定准备金后，股金分配红利最高不得超过所分配盈余的50%，剩余应按存（贷）款交易量返还。（社员存贷交易是创造利润的源泉，按交易量返还利润是合作性企业与资本性企业制度上的一个本质区别，也是国家扶持合作制企业参与市场竞争的制度性安排）6、坚持风险自担原则。农村信用合作组织成员应严格按照出资股金数额比例承担本组织财产损失（亏损）风险责任。社员入股时应与本组织签订风险承担责任书，明确法律责任。（避免存款化股金，真正建立起社员财产承担风险责任机制，是保证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的基石，是有效金融监管的基本制度要求）7、坚持民主自治管理与政府监督管理相结合原则。农村信用合作组织依据法律、法规民主自治管理，政府信用监督管理部门对农村信用合作组织的民主自治管理和业务经营活动进行监督。（明确了农村信用合作组织自治性原则，有利于信用合作组织独立经营，自担风险，同时将自治活动纳入国家法律和政府监督范围内，有利于国家保护合法信用活动，打击非法信用交易）

请参考以下资料，希望对你写论文有所帮助 农村信用合作社是合作社组织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1844年成立世界上第一个合作社组织——公平先锋社以来，全球范围内的合作社总体上是不断壮大的，尽管合作社的原则、合作社宗旨以及合作社的组织体系、经营管理模式不断地随时代变迁而不断地加以修正，但合作社组织还是在艰难地前进，并业已成为人类和社会进步的一种重要的组织形态。随着市场经济的纵向深入，我国的农村信用合作社也面临着困境与挑战。 农村信用合作社改革要化解两大矛盾 作为为农业、农民提供金融服务的社区性地方金融机构，农信社在支持农业经济发展上所起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截至2003年，全国农信社法人机构3.49万个，各项存款余额2.2万亿元，占全国金融机构存款总额的11.5％。特别是近几年来，各地信用社积极开办农户小额信用贷款和农户联保贷款，有效缓解了农民贷款难的问题。信用社已成为农村金融的主力军和联系广大农民的金融纽带。 1997年以来，信用社改革虽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当前存在的问题仍然十分突出。主要表现在，一是信用社产权不明晰，法人治理结构不完善。产权不明晰，从而导致治理结构缺陷，农村信用社“三会”（社员代表大会、理事会、监事会）制度徒有虚名，“一人说了算”的内部人控制问题十分严重；行政干预现象严重，管理体制不顺，经营机制和内控制度不健全。由于事实上所有者缺位，导致健全、完善信用社经营机制和内控制度缺乏产权基础，经营管理责任也难以落实；二是管理体制不顺。人民银行在加强对信用社金融监管的同时，暂时承担了过渡时期对信用社的行业管理职能，这种体制不利于监管机构依法监管和真正落实管理责任。而作为地方金融机构，地方政府对信用社相应的管理职权和责任不明确；三是历史包袱重，资产质量差，许多信用社经营困难，潜在风险很大；此外，信用社在服务方式、融资渠道和服务手段等方面还不适应农民和农村经济发展的需要，农民贷款难的问题在不少地区还不同程度地存在。 农村信用合作社的改革要解决好两大矛盾。 一是合作性质与商业化性质的矛盾。信用合作社是19世纪以后欧美国家最早得到发展的合作社类型之一。我国20世纪50年代起步的农村信用合作社，最初的资本金源于农民的入股金，具有合作金融的性质，但是，后来却被演变为官办的农村金融组织，失去了合作制的本意。近些年来，全国多数地区伴随着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农民务工经商、劳务输出、跨地区就业、农业创业等现象不断增多，从而对农村金融服务的需求越来越强烈。但在现实中我们却发现：（1）信用社名义上是入股社员所有，但由于社员股金数量较少甚至越来越少，占资产总额比重偏低，难以体现出社员对信用社的所有权关系，使得农村信用合作社所有权主体虚化或缺位。（2）农民群众在信用社办理存款较多，虽然，目前在农村中实行小额信贷取得了一些好的效果，但总体上农民获得贷款的机会是较少的。因为信贷资金运动是以金融机构为出发点和归流点的货币资金的运动，对于金融机构来说，发放信贷资金的第一原则是偿还性，即确保借出的资金能及时归还，偿还性是信贷资金运动赖以存在和持续进行的本质要求。但是，在金融机构的借贷活动中，由于各种不确定因素的影响，借款人违约不偿还债务，造成金融机构信贷资金和利息收入经常发生损失，即金融机构要面临信贷风险的影响。而且长期以来，在农户申请贷款与金融机构发放贷款的博弈中由于信息不对称，导致了农户贷款难和农村金融机构难贷款的问题。农户难以向农村信用社借款，而农村信用社在农村的贷款业务也难以进行，农村信用社信贷资金大部分向城市和乡镇企业转移，部分农村存款负债以上交存款准备和在中央银行存款形式停止了在农村的流动。（3）1998年以后成立的乡（镇）级合作经济组织数量不少，但集农村政治、经济、社会责任于一身，同样难以发挥为“三农”发展服务的要求。 农村信用合作社的经营状况也是一个十分堪忧的现实问题。全国多数信用社的历史性亏损挂账较多。在严重的经营困境中，一方面，信用社认为农业经营风险大、农民收入水平低，不愿意为入股农民社员提供贷款，而是设法通过向农户以外的客户（包括城市工商企业等）提供金融服务来达到化解金融风险的效果；另一方面，入股农民社员深感信用社“合作”名不副实，转而构建并不规范的农村合作基金会。 为了走出困境，农村信用社也在积极摸索以产权制度变革为主线的经营管理模式。目前比较流行的有三种模式：农村信用社两级法人经营管理模式、县（市）农村信用合作社一级法人经营管理模式和农村信用合作社行业管理模式。我们认为，无论采用哪一种变革模式，关键在于正确处理信用合作社的合作性质和其经营上商业化行为的矛盾。 二是非营利性行为与商业化行为的矛盾。目前，国际上非盈利性组织的商业化行为倾向与国内合作社组织的非营利性的主导动机之间存在矛盾。虽然说合作社组织并不是纯粹的非营利性组织，但它可以被视为处在“社会性企业光谱”中的某一点。所以，国际上有关非营利性组织发展的理论和实践也值得合作社系统借鉴。国内的合作社应当从其他非营利性组织的管理实践中得到启发，向一种复杂的商业企业的运作方式靠拢。j.格雷戈里·迪斯对这种倾向产生的原因作过以下分析：重商的时代精神使营利行为在非营利世界中容易被接受；许多非营利组织和领导人都在寻找以新的方式提供社会产品和服务，而不使收益人产生依赖心理；非营利组织的领导人正在寻找解决财务可持续发展问题的钥匙；非营利组织可利用的资金来源向更商业化的渠道倾斜；竞争对手也促使非营利组织的管理者考虑将商业性融资作为传统资金来源的替代品。事实上，我们有理由相信，合作社组织作为并非彻底意义上的非营利性组织，理应比纯粹意义上的非营利组织更懂得如何利用商业化运作方式，使合作社组织更具竞争力，从而也能更好地为社员服务。 农村信用合作社要增强服务功能 农村信用合作社改革重要的是解决两个问题：一是明晰产权关系，完善法人治理结构；二是理顺管理体制，增强服务功能。 我国农村经济发展十分不平衡，各地农村信用社的经营状况差异较大。按照改革方案，遵循股权结构多样化、投资主体多元化原则，根据不同地区情况，分别进行股份制、股份合作制和完善合作制的试点。把农村信用合作社逐步办成由农民、农村工商户和各类经济组织入股，为农村经济发展服务的社区性地方金融机构。要因地制宜地确定农村信用社的组织形式。在经济比较发达、城乡一体化程度较高、信用社的资产规模较大且已商业化经营的地区，可以组建股份制或股份合作制银行机构；在人口相对稠密或粮棉商品基地县，可以以县为单位将农村信用合作社和县联社各为法人改为统一法人；其它地区可在完善合作制的基础上，继续实行乡镇农信社、县联社各为法人的体制。要加大对高风险农信社的兼并重组，对少数严重资不低债的，可考虑予以撤销。 农村信用合作社改革要坚持服务“三农”的经营方向，即使是实行了股份制改造的机构，也要根据当地农村产业结构状况，确定一定比例的资金用于支农，其信贷资金大部分要用于支持本地区农业和农民。 地方政府怎么办 国家公布了《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方案》（国发[2003]15号），明确要求：“省级人民政府应坚持政企分开的原则，对信用社依法管理，不干预信用社的具体业务和经营活动，不把对信用社的管理权下放给地（市）和县、乡政府。”这实际上给地方政府出了个难题。很明显，金融与一般的经济工作有明显区别，地方政府负责管理农村信用合作社后，很难处理工作中的矛盾：一是如何坚持政企分开的原则，特别是如何“统一组织有关部门防范和处置辖内信用社金融风险”。二是如何妥善处理政策性业务（支农）与商业性业务（盈利）的冲突。现行政策要求农村信用合作社主要服务“三农”、不以盈利为目的，实际上是对农信社的刚性约束，同时也等于把本应由政府和政策性金融机构承担的社会职能，强加给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的农村信用合作社，十分隐晦地将本属独立企业法人的农信社，人为地定位在准政策性金融机构的层次上。三是如何找到支农与盈利的结合点，求得政策性业务与商业性业务的均衡发展。农村信用合作社毕竟是企业，生存第一的本质属性永远无法回避。如果抛开效益一味讲服务、讲奉献，必然导致农信社经营亏损，久而久之，终将危及其自身生存，怎么谈得上更好地服务“三农”？ 地方政府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一是地方政府特别是省级政府要引导农村信用社坚持服务“三农”。同时，设法激活农村地区有效信贷需求，为农信社履行支农职责提供舞台。近几年，农村有效信贷需求不足的问题越来越突出，这既是当前农村经济运行偏冷的产物，又是造成农村经济运行更冷的诱因之一。因此，各级政府应制订、实施切合当地实际的产业结构调整规划，因地制宜，以市场为导向，推动城乡一体化发展，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激活“三农”对信贷资金的有效需求。 二是按照“政企分开”的政府职能改革要求，地方政府对金融企业的管理只能是间接的宏观管理，而不能直接干预农村信用社的业务经营活动。省级政府负责管理农信社，当务之急在于督促市（地）、县、乡各级政府摆正位置，转变职能，切实维护正常的社会经济秩序。宏观上制定实施有利于社会稳定和市场经济发展的法规，引导和激励社会投资，用经济杠杆和法律武器促进国民经济适时实现战略性调整；微观上当好“守夜人”、“服务员”角色，打击包括逃废债者在内的所有违法违规、扰乱社会和经济秩序的“肇事者”，维护“三公”原则，鼓励和保护公平竞争，给社会经济活动的所有参与者以足够的信心。 三是深化对农村信用合作社与农村经济一体化的认识。 四是深化对防范、化解农村信用合作社经营风险是政府份内事的认识。 五是深化对农村信用合作社独立企业法人地位的认识，充分尊重其经营自主权，不干预其贷款投放的具体操作。 六是配好省级管理机构和县级联社领导班子，尤其要选准“一把手”。试点方案明确规定，试点地区可“成立省级联社或其他形式的省级管理机构，在省级人民政府领导下，具体承担对辖内信用社的管理、指导、协调和服务职能”。同时，赋予省级管理机构独立管理权，支持其充分尊重民意、严格按照上述原则，慎重选配县级联社领导班子。 七是按照股权结构多样化、投资主体多元化的原则，构建新的产权关系，并根据现代金融企业制度的要求，完善农信社法人治理结构，建立决策、执行、监督相制衡，激励和约束相结合的经营机制，把农信社真正办成有着科学完善的法人治理结构、具有高度独立性的市场主导型企业法人，增强其规避不合理行政干预的能力，从根本上防止省级以下政府将财政风险转嫁给农信社。 八是加大执法力度，坚决打击逃废金融机构债务行为，切实解决胜诉案件执行难问题。地方政府应以大局为重，以营造诚信的市场环境为己任，不能以个别企业的所谓“稳定”为由，破坏市场经济条件下法律既定的游戏规则。 改革方案存在缺陷：模式与配套措施 尽管农村信用合作社改革方案已经尘埃落定，并且已在部分省市正式启动，但是改革仍然还有很多缺陷。我们认为主要在改革的模式及其与之配套措施。 首先，改革的模式需要进一步探讨。 如何有效地深化我国农村信用社体制改革，依然是当前理论和实践中面临的重大问题。关于农村信用社改革的方向，理论上有三种典型的思路：一是坚持合作制；二是实行股份制改造；三是办成股份合作制农村金融企业。此外，理论界还一度流行“再国有化说”，即将农村信用社与中国农业银行再合并。 在中国人民银行的推动下，农村信用社领域进行了三种模式的试点：原有农村信用社框架内的重组模式，即2000～2001年进行的以县为单位统一法人、组建省联社为标志的江苏模式；股份制模式，即2001年在信用社基础上改组成立的常熟、张家港、江阴三市农村商业银行模式；农村合作银行模式，即2003年4月在农村信用社基础上改组的浙江鄞州农村合作银行试点模式。 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农村金融与投资研究中心何广文指出，现有三种试点模式各自仍有不同的问题。实行县一级法人体制后的农村信用合作社，仍然沿袭的是农村信用合作社原有产权结构。同时农村信用合作社实际上是依靠政府的隐形担保而生存，政府通过中央银行实施的监管，现实地演变成为一种行政干预，农村信用合作社基本上蜕变成准国有银行机构。在这种情况下，中央银行主导下的对作为“准国有”组织的农村信用社的改组，实际上仅是准国有组织内部的改组。这种结构内的修修补补，不是一种有利于产权明晰的重组过程，也不是一种把现行农村信用社进一步推进规范化的合作制的过程。这个过程的实现，没有完成对农村信用社准国有金融机构性质的改变。因此，向县一级法人的过渡，只能算是一种次优选择。 苏南三市农村信用社，改制为股份制农村商业银行，在明晰产权、强化约束机制和增进绩效等方面的制度绩效明显，但是也有一定缺陷。因为如果在全国范围内统一对农村信用社进行股份制改造，在传统农区和经济欠发达地区必将产生农村金融抑制，作为弱质产业的农业和农村中小型企业，在信贷的效益选择机制面前，必然受到歧视，金融支持不足。同时这种模式并没有解决农村信用社在经营过程中存在的多元目标的冲突问题，中央要支农，地方要发展，监管部门要防范风险，农村信用合作社自身要生存。这些目标在实现过程中难以保持一致，缺乏单一经营目标造成农村信用社经营思维混乱和经营者的机会主义问题。在这种多重目标的冲突中，地方政府常常通过行政干预获得地方利益，同时向农村信用社转移成本，然后是农村信用社通过问题暴露把成本汇总，形成不良资产和经营亏损，再把这个风险包袱转移给中央，中央监管当局通过履行最后贷款人的职能或某种形式的补贴化解农村信用社的风险，从而增加了改制成本。 有的学者认为，对于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农村合作银行的股份合作制模式，尽管能够实现追求一定盈利和为社员服务并举，对中国大部分农村地区而言是一种可行的金融制度安排，但是实行股份合作制后，由于自然人股东众多，股权分散，他们对农村信用合作社的所有权难以体现，这表明农村信用社所有者缺位的旧病仍不能有效避免。 南京农业大学财政金融研究所褚保金指出，从江苏省的实践看，所有者缺位的问题未得到实质性解决，由此便产生一些消极影响，与此相关的治理结构的有效运行受到质疑。目前的产权安排不能有效解决所有人缺位和内部人控制问题，因此治理结构的有效运行受到质疑，“三会制度”难保不会重蹈覆辙，无论信用社经营状况如何，社员存在“搭便车”心理，认为不会对自身的利益产生重大影响。另外这种产权制度的安排，容易导致内部人控制。也不存在为社员服务的内在动力，通过外部监管来推动支农目标的实现其监管成本可能较高。 其次，需要制定一系列配套措施。 目前国家推出的农村信用合作社改革只是一个目标有限的试点。首先从改革方案的实施过程来看，它需要各方面的配合。如银监会对农村信用合作社改造成为股份制和股份合作制有着较高的资本金和资本充足率的要求，而由于过去许多农村信用合作社承担了过重的农业政策性负担，没有外界的支持，自身难以改造。目前，央行已表态，将利用发放专项再贷款或专项中央银行票据等方式帮助试点地区农信社化解部分历史包袱。同时，地方财政也应尽快制定出另外50％存量不良资产的“埋单办法”；再如农村信用合作社划归省政府管理，如果没有相关的金融配套措施，也很难实施到位。譬如没有农业保险、农村存款保险机制，一旦发生大面积的系统风险，地方政府很难承担救助责任。其次，即使方案得到实施，要想达到最终期望的目的，也还有进一步改良的余地。 如方案重点解决了中央政府和省政府之间的权力与责任的划分，但问题的实质是如何使改制后的农村信用合作社真正有积极性按商业条件运作，为此需要尽量减少政府的股权，积极引入多元化负责的股东，把农村信用合作社的基本决策权交还给所有者、董事会和由其任命的管理层。再如，如何保证股份合作制银行为了盈利，将资金运作非农化？将来有无必要更进一步下降管理层次，建立地市级管理的农业合作制银行以更好地满足基层农业的金融服务需求？ 另外，我国目前尚未有针对农村金融机构的相关法律。取而代之以中国人民银行制度并负责实施的一些规定，以及各级信用社参照中国人民银行拟订的范本制订的章程，而这些规定和章程的法律效力比较低。按照法律经济学的理论逻辑，法律在经济运行中的基本功能是为市场交易提供了强制性的行为规范，使参与交易的各经济主体形成稳定的收益预期，从而减少交易成本，提高经济效率。具体到农村信用社，若法律机制不健全，则可能导致信用社内部的交易规则、信用社和人民银行、地方政府的交易规则不规范，阻碍经济效率的提高。因而有必要尽快出台相关法律，对违规行为给予必要的惩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