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名人孤独的故事:卢梭
法兰西革命和各个政党的领袖,如巴那斯、丹东、卡诺、比约、瓦伦,曾经联合起来向一个人祀典。雅各宾派领导人罗伯斯庇尔在演讲中极力推崇这个人,说他是革命的导师,并下令将他的遗骸迁葬于先贤祠。在美国议会大厅里,这个人的半身像,面对着富兰克林和华盛顿。德国哲学家康德因读他的作品而为之神往,说他“使我双目重光”。德国狂飙运动时期的一切天才,由它的先驱莱新,经由赫德,而至于歌德和席勒,都是这个人的崇拜者。俄国大文豪托尔斯泰少年的时候,颈项间悬饰一块带有这个人肖像的纪念章。
是谁有如此大的魅力,吸引住了这么多伟大人物的神经?这个人就是法国大思想家、文学家卢梭。
让·雅克·卢梭公元1712年出生于瑞士的日内瓦。父亲是一个钟表匠,母亲在他出生后不久便离开了人世。由于生活困苦,卢梭很小就去当了仆人,以后又当过学徒、杂役、雕刻匠、秘书、家庭教师、乐谱抄写员,过着漂泊四方的生活。他曾与贵妇人有过几起罗曼趣事,其中包括与泰雷兹·勒瓦瑟的风流韵事,他俩没有结婚,却有5个孩子,但卢梭把这5个孩子都送进了一家育婴堂。
1750年卢梭在30岁时一举成名。那是第戎科学院开展了一次有奖征文活动,题目是《论科学与艺术是否败坏或增进道德》。卢梭的论文论证了科学和艺术进展的最后结果无益于人类,获得头等奖,使他顿时成为一代名人。随后他又写出了许多其他著作,其中包括《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埃罗伊兹的故事》,《爱弥尔》,《社会契约论》和《忏悔录》,所有这些著作都提高了他的声望,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卢梭是激进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他信奉天赋人权学说,认为处于最初自然状态时的人是平等的,这种平等是天赋的人权。私有财产所有权的确立最终导致了不平等的产生。卢梭认为政治社会的合法基础是社会契约。人们根据社会契约把自己的权利与权力委托给社会,把个人意志统一为公意,而公意就是法律。人们订立社会契约,也有权废除社会契约。如果暴君无视公意的存在,任意处置臣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人民就有权废除他,重新确立新的契约。卢梭还提出了人民主权的思想,主张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他对贫富悬殊的现象极为痛恨,但又不主张消灭私有制;他谴责教会的黑暗和虚伪,但又反对无神论,主张自然神论。
卢梭的思想在法国大革命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的著作更被当作“革命圣经”被人们广为阅读。无怪乎拿破仑说,没有卢梭,就没有法国大革命。卢梭给人类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但对他本人来说,他一生得到的荣誉少,迫害多。他的书在他在世时被多次焚烧,他也被迫流亡国外,长期过着隐居漂泊的生活。58岁时,卢梭被允许回到了法国,但几年后又不幸遭遇了车祸。1778年,一代巨人卢梭死去时,他身边没有一个亲人。
在卢梭的交往中,虽然起初法国启蒙运动的几个作家是卢梭的朋友,其中包括百科全书派的狄德罗和让·达朗贝尔,但是他的思想不久就开始与其他人发生了严重的分歧。卢梭反对伏尔泰在日内瓦建立一家剧院的计划,指出剧院是所伤风败俗的学校,结果他同伏尔泰反目,成了终生的仇敌。此外卢梭终身提倡情感主义,与伏尔泰及百科全书派成员的理性主义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从1762年起,卢梭由于写政论文章,与当局发生了严重的纠纷。他的一些同事开始疏远他,大约就在这个时期,他患了明显的偏执狂症。虽然有些人对他表示友好,但他却采取怀疑和敌视的态度,同他们每个人都争吵过。他一生的最后20年基本上是在悲惨痛苦中度过的。
关于名人孤独的故事:刘同
在很多人眼里,“孤独”可能与刘同无关:刘同,身高1.78米,用他自己的话说“长得还比较清秀”,出了书,33岁任职光线传媒事业部副总裁,工作上颇为成功,是标准的“高帅富”。但与大多数80后一样,他也经历过青春的迷惘、选择工作时的彷徨。虽曾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假装潇洒,内心却总觉得与这个世界格格不入。
提起高中时光,刘同说那是一段没有安全感和存在感的日子。男同学们有阿迪、耐克的运动服运动鞋,他没有。在男生们打篮球时,他帮忙买好水放在一旁。“那时我想加入同学们的讨论,试着插话,可没人理,特失落。”刘同曾经做过一件最“二百五”的事,为了交到朋友,他写小纸条给班上的体育委员:你好,我可以成为你这辈子最好的朋友吗?对方看完直接扔入垃圾桶。
除了没有友情,高中时的刘同和父亲也几乎没有任何沟通。对父亲而言,刘同是一个整天盯着电视看,看到连电视节目都没有了可仍然还在看的人。相反,对刘同而言,自己是一个每天晚上8点半写完作业为了等父亲回来跟他聊聊天,而昏昏欲睡地看电视看到半夜12点的孩子。
有一天,刘同在纸上写下命题:谁的17岁比我惨。他为此还一一列出“最惨”的几件事:永远没有零花钱;永远穿一样的衣服;男生不把我当男生;女生不把我当男生;父母不理我;老师不理我。
他看着这6件事,忽然找到关联,最后得出一个结论,是因为自己成绩差,所以老师、父母、同学都不理他,也没有零花钱。“那时我真是醍醐灌顶,仿佛看穿了人生的本质。”
找到困扰自己的根源后,刘同开始尝试着改变,“我想感受成绩好是什么滋味”。
尝试中改变
那时刘同已经上高三了,重新开始学习从高一起就没有学过的数学。跟着老师的复习节奏,他买了三本习题集,每当复习完一个小节,他就要求自己把所有的习题做完。一段时间后,刘同在数学小结考试中位列前三名。
对于语文及其他学科,刘同同样认真对待。语文成绩从原来的80多分提高到最好的137分,最差也没低于120分。当老师对刘同说“你以后有什么问题就来找我吧”,他感到了尊重,“我真的不想笑,我想哭”。
通过这样的尝试改变,他明白了一个道理:一个人要做成一件事,一定要靠能力。若怀疑自己的能力,就稍稍转变思维方式,一切都会变得不一样。
大一的时候,刘同每天都会写篇日志,每一篇日志都会探讨一个自己想不通的问题,当他把所有的问题都写成日志之后,日志里也会形成一个结论——以后遇见这些事情应该这样去处理。每一天解决一个问题,一年300多个问题,大学四年就是1000多个问题。年轻人哪有那么多问题,顶多就是亲情、友情、爱情、未来,大概四五个方面的问题,每个类别可能也就100个问题。“大学四年当中,只要你把目光投射到自己的身上,每天去解决问题,大学四年之后很多问题就已经被你解决过一遍、两遍了。当你面对人生很多困惑,包括面试官刁难你的时候,你都可以很快回答他。”
此后随着阅历的增加,刘同才明白种种孤独感实际都是无形的忘我成长。正如新书所写,孤独是刘同在所有情绪中最为认可的一种,经历过孤独,才能有新的力量,
资料共享平台《关于名人孤独的故事》(https://www.unjs.com)。他解释:“孤独的感觉太棒了。那不是失败,而是自己与自己对话的最好时光。”
写作的魅力
你的孤独,虽败犹荣》讲述的33个故事覆盖了包括情感在内的人生多个截面,不仅回忆起自己大学开学前夜一个人的辗转反侧,以及毕业当天假装潇洒,结果却在拿起行李箱的转身瞬间情感喷涌,更诚意述说了自己在职场上既坚持又妥协的经历……刘同说,自己写书不是卖弄隐私,而是给读者另外一种思考问题的角度,“只负责剖析,不负责给予答案”。
在他看来,写书更多的是为了总结观点,告诉自己接下来该怎么做,对有些事情的发展脉络可能之前不够明晰,但通过写作达成自我对话后,能让自己慢慢找到一个解决出口:“最后的结论可能是‘对啊我为什么不这样’,当再面对同样的问题时我会拥有处事准则,不会浪费更多时间。”
写作对刘同的工作帮助很大。早年他参与制作的节目多与娱乐有关,偶尔也会觉得无聊,对他而言,写书是一件很“爽”的事情,只有每天写点东西,最后集结成书,或者发发专栏才知道过去的一年留下了什么。他总结道:“做电视是遗憾的艺术,写作则能留下很多珍贵的东西。”
新书名字的选定过程也颇费一番周折。“自己开始时认为现在的名字是很有些矫情的。最初,他们为这本书设计了200多个名字,讨论时间长到参与人员几近崩溃,我想命名为‘一个人,你还好吗?’之类。感慨起来就在微博上写了一些有关孤独的感悟,恰逢世界杯,几乎每场比赛结束,都有人提到‘虽败犹荣’四字,后来干脆取名‘你的孤独,虽败犹荣’。”
在他看来,《你的孤独,虽败犹荣》这本书适合在一个人独处的状态下看,“比如想跟自己对话、感到迷惘或有问题难以想清楚的时候。因为书中的一些句子易与读者的情感发生共鸣”。
平和的心态
就刘同来讲,融入一个新环境的前几年都是孤独的,比如读大学的前两年、参加工作前五年,“那个时候不知道会不会合群,也不知道哪个群体你才喜欢”。
“每一个人成长中都会面临孤独。”刘同说,自己的排解方式是,把精力投入到自己喜欢的事情中去,比如工作与写作。这两件事能让他很快沉淀下来。此外,还会健身、听歌或到处逛,即便在出差旅行途中也不例外。
“我在光线已有10年时间,在这之前几乎从来没有外出旅行。30岁到33岁这三年中才可控制自己的生活,才有机会出去。”刘同略有遗憾地说。
由于英语太差,刘同独自旅行的次数并不多,去的也都是中国周边的国家。所以,他只好把每次出差都当成旅行,处理完手头的工作,就到一个地方待一天,第二天离开。在这段时间内,会去小巷子里行走,专门吃大排档,哪里人多往哪里挤,他说:“那样我会觉得自己像当地人,而非路过的观光客。”
或许正是能够借机放松的原因,刘同听到出差的通知便会“很high”。为了养精神,他在飞机上一般以睡觉为主,登机时会随身带很多在飞机上睡觉的装备,其中必备三样:耳塞、眼罩和靠枕,有时还会带上一瓶水。他说,基本把这四样东西摆好,飞机上的旅程就可以很快度过,然后醒来写东西听歌。
如果在飞机上的时间超过俩小时,刘同还会利用这段时间来写作或改稿。每次要出书,出版社就会将初始稿件打印成厚厚的一本供他在飞机上修改。不过,刘同说,自己写稿的工作主要还是在家里完成,“一般在晚上12点以后,会写一个小时左右”。
“我还有一些专栏要写,但工作太忙,出书频率不会太快。”刘同很忙,但仍乐此不疲地把工作与写作分得一清二楚。
关于名人孤独的故事:王澍
小时候,他很孤独,因为没人陪他玩。他喜欢上画画,经常一个人在家涂鸦。稍大一点,他便用粉笔在灰墙上画小人、火车、还有房子。从上小学开始,他就感觉自己和别人不一样。“别人说,这个孩子清高。其实,我跟别人玩的时候,总觉得有两个我,一个在玩,一个在旁边冷静地看着。”他喜欢画画和看书,想着长大后做名画家。
高考完填志愿时,父母对他的艺术梦坚决反对。他不争,朝父母丢下一句:如果理工科能画画他就念。本来只是任性的推托,未曾想父母真找到了个可以画画的专业,叫“建筑系”。
建筑师是干嘛的?当时别说他不知道,全中国也没几个人知道。建筑系在1977 年恢复,他上南京工学院(东南大学)时是1981 年,不只是建筑系,“文革”结束大学复课,社会正处于一个如饥似渴的青春期氛围。他说,当时的校长是钱锺书堂弟钱钟韩,曾在欧洲游学六七年,辗转四五个学校, 没拿学位就回来了,钱钟韩曾对他说:“别迷信老师,要自学。如果你用功连读三天书,会发现老师根本没备课,直接问几个问题就能让老师下不来台。”
于是到了大二,他开始翘课,常常泡在图书馆里看书,中西哲学、艺术论、历史人文……看得昏天黑地。回想起那个时候,他说:“刚刚改革开放,大家都对外面的世界有着强烈的求知欲。”
毕业后,他进入浙江美院,本想做建筑教育一类的事情,但发现艺术界对建筑一无所知。为了混口饭吃,他在浙江美院下属的公司上班,二十七八岁结婚,生活静好。不过他总觉得不自由,另一个他又在那里观望着,目光冷洌。熬了几年,他终于选择辞职。
接下来的十年里,他周围的那些建筑师们都成了巨富,而他似乎与建筑设计绝缘了,过起了归隐生活,整天泡在工地上和工匠们一起从事体力劳动,在西湖边晃荡、喝茶、看书、访问朋友。
在孤独中,他没有放弃对建筑的思考。不鼓励拆迁、不愿意在老房子上“修旧如新”、不喜欢地标性建筑、几乎不做商业项目,在乡村快速城市化、建筑设计产业化的中国,他始终与潮流保持一定的距离,这使他备受争议,更让他独树一帜,也让他的另类成为伟大。
虽然对传统建筑的偏爱曾让他一度曲高和寡,但他坚守自己的理想。“我要一个人默默行走,看看能够走多远。” 基于这种想法,过去八年,从五散房到宁波博物馆以及杭州南宋御街的改造,他都在“另类坚持”,“我的原则是改造后,建筑会对你微笑。”
他叫王澍,今年49岁,是中国美术学院建筑艺术学院院长。
2012年5月25日下午,普利兹克奖颁奖典礼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王澍登上领奖台。这个分量等同于“诺贝尔”和“奥斯卡”的国际建筑奖项,第一次落在了中国人手中。
“我得谢谢那些年的孤独时光。”谈起成功的秘诀,王澍说,幼年时因为孤独,培养了画画的兴趣,以及对建筑的一种懵懂概念;毕业后因为孤独,能够静下心来思考,以后的很多设计灵感都来源于那个时期。
尽管张楚在歌中唱道:“孤独的人是可耻的,生命像鲜花一样绽开,我们不能让自己枯萎。”但我们也不能忘记另外一句话:“真正优秀的人一定觉得自己是孤独的,他们也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优秀来源于一份孤独。”
王澍是孤独的,但中国地产第一品牌的形成应该感谢这份独守;张海迪是孤独的,这位轮椅上的作家以惊人的专注和坚守,完成了常人难以想像的著作;阿甘和许三多是孤独的,却凭借特有的真诚和韧劲惊艳了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