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从众现象论文范文资料

广泛的公民参与可以充实公共管理的内容和确保公共利益的实现,它是现代公共管理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是促使公共部门实现其公共责任和良好治理的一个重要手段。下面是我为大家推荐的公共管理硕士 毕业 论文，供大家参考。

公共管理硕士毕业论文 范文 一：公共管理实验研究强化问题分析

实验研究作为较成熟的研究 方法 ，可以引入公共管理学科;实验研究作为一种知识创造的方法，其本身也需要结合所应用的学科特征被研究而发展。基于这两个层面的考虑，借助于本期的两篇公共管理实验研究 报告 ，这里对实验研究相关的几个问题进行概要性讨论，以图引起公共管理学者的深度关注。

一、公共管理学科应加强的实验研究

学术研究的基本任务是对自然、社会、人文、科学技术等现象进行描述、解释及其应用。其中，关键和困难的环节是对所研究对象的内在机制的解析，而这，在现代科学研究范式意义上，体现为对其因果关系及其机理的分析与验证。由于自然，尤其是社会现象的复杂性，自然情形下的观察是被动的、表面的。因此，如何主动地、深度地、操控性地进行因果关系机理研究，就成为现代科学研究的有效方法论的追求目的。基于西方____宗教信仰中的理性学派传统，萌芽于文艺复兴后期，成形于近代资本主义早期，完善于科学理性昌盛的20世纪中期的实验研究方法，目前已成为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重要研究方法，其影响力如此之强，以致如哲学这样高度抽象的学科，也出现了如“实验哲学”这样的研究方式(Knobe，2012)。政治科学与公共管理的实验研究进展较为滞后。有人对《美国政治科学评论》(APSR)所发论文的研究方法进行了评估，发现该刊所发表的真正实验研究论文出现于1992年以后。1950—1992年，美国政治科学三大主流刊物《美国政治科学评论》(APSR)、《美国政治科学杂志》(AJPS)、《政治学杂志》(JOP)共发表实验方法类论文58篇，但之后的1993—1997年5年间，却发表了实验 文章 28篇，占到1950—1992年所发表的实验类论文的33%。21世纪头5年，政治学实验论文更是快速发展，三大刊物所发论文47篇，这还不包括14篇问卷实验(SurveyExperiments)论文。政治科学的实验研究已从偶尔为之，发展成为被普遍接受的和有影响力的研究范式。实验研究在国际关系研究中也有不少应用(Hyde，2015)。政治学家埃莉诺•奥斯特罗姆(ElinorLinOstrom)之所以能够获得2009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与其实验方法的娴熟应用不无关联(Morton&Williams，2010)。至于公共管理学科，实验研究较为滞后，直到近期，才有意识地推进这方面的工作(Jilke，etal.，2014)。由此可见，公共管理的实验研究，是值得大力推动的、有巨大学术潜力的研究方式和领域。基于实验研究的优势，《公共行政评论》本期推出以中国问题为研究对象，以实验方法为手段的专栏。之所以推出以实验研究方法为主题的专栏，旨在凸显本刊的学术意图———推进实验研究方法在公共管理研究中的应用，尤其是推动具有中国学术气息的公共管理实验研究。

二、实验研究方法的基本逻辑与问题

如今，实验研究方法已成为成熟的学科，全面介绍其状况、学理是本导语不能胜任的，然而，为推动这方面的研究，提纲挈领式的核心思想介绍又是必要的。实验研究方法的含义有诸多种界定，一般是指理论驱动(即理论判断验证为研究目标)下，在典型或人为特定的条件下，采用科学仪器、设备，主动干预和控制研究对象，获取因果关系科学事实，验证理论假设的研究方式(Webster&Sell，2007)。实验法的基本逻辑是:①确定研究问题，构建理论框架;②理论操作化，包括理论命题变量指标化，因果规律的自变量、因变量操作化，指标数据化，统计方法适应性选择等;③实验操作与监控;④分析、解释实验结果，形成理论结论。这是一个从理论意图到变量操作，因果关系解释，形成理论的多阶段过程。其不同阶段的具体方法、方式(如理论构建、实验设计和数据分析等)，构成了实验研究的方法论知识体系。随着自然和社会科学实验研究的发展，如今已成为包括诸多实验方法和统计方法的庞大、复杂学科体系。实验法之所以被视为科学研究的经典方式，在于其人为性、随机性(Randomization)和操控性(Manipulation)的特征。人为性指实验研究往往是通过人为设定环境或条件，构造“纯”理想的事件环境，并在此环境下观察、测量被试的行为变量;操控性指对理论的变量关系进行呈现、控制、强化等，使所研究的因果关系得以重复展现，以发现其内在因果机制;随机性则是以随机原则控制被试、条件，保证因果关系不是偶然的、内生的或外在系统误差带来的，保证因果变量的普遍性。正是运用这些方式的综合应用，使科学研究最为关注的因果关系可以从复杂的社会 文化 背景下被抽离出来，以操控的方式进行验证，从而对不确定世界的内在机制给出确定的解释(Palfrey，2009)。实验研究最为人所诟病的问题是外部效度问题。外部效度指科学研究中的实验结果类推到真实社会情境中的其他母体或环境的有效性(Webster&Sell，2007)。用更通俗的话说，即人为实验条件下的研究发现推论到现实情境所产生的失效现象。对于实验研究的外部效度问题，学术界有不少争论或解释(Webster&Sell，2007)。

作者认为，应这样理解:一是，实验研究的优势是内部效度而非外部效度。应当承认，实验研究，尤其是社会科学的实验研究，外部效度困境确实存在，但不能因此而对实验研究的价值完全否定。实验研究的根本特质是以操控的方式对所研究的理论问题进行因果关系呈现、验证，从而对事物的规律进行理论解释。所罗门•阿希(SolomonE.Asch)的从众实验情境在真实生活几乎不会发生，但恰恰是实验室的从众研究给出了如此令人震惊的从众现象(Asch，1955)。二是，实验研究的结论有特定的逻辑界限。每一种研究方法的结论在推论上均有其逻辑依据，如果说问卷调查法的结果适合分布式推论，个案研究方法的结论适合结构式推论，实验研究方法的理论发现则只适合因果关系性推论。因此，实验方法做出的结论不应是分布式推论或结构式推论。而这一点，不要说刚刚从事实验研究的学者，甚至是有 经验 的学者，也可能无意识地把因果推论逻辑转变为分布式推论逻辑，从而带来外在效度的严重误差。此外，实验研究还有一个常常为人批评的问题，即研究结果发现往往是“不过如此”的常识验证。对此，人们可能会说:“我感觉就是如此，还需要做实验吗?”实验研究的确有这种现象，即通过细致、严格、大量的实验，证实了常识。对于这一似乎费时费力、似无必要的现象，学术的理解应这样:一是，生活常识的证实即是科学活动的一部分。人类是有智慧的动物，即使一个资质一般的人，通过对生活经验的深度 反思 ，对某一现象的分析、解释也可能是对的，但在科学的因果关系验证标准看来，这是不可靠的，对其检验乃是人类理解自身的学术任务;二是，对于生活常识的判断，学术的研究往往能够给出常识之外的新理解。如在日常生活中大多数人都知道，人有服从性。这是对的。但斯坦利•米尔格兰姆(StanleyMilgram)经典服从实验不仅证实了这个生活经验判断，还给出了令人震惊的新发现。在进行实验之前，米尔格兰姆曾就被试的服从比例对其心理学家同事进行了调查，他的同事判断，只有少数几个人，甚至只有1%的被试会完全服从实验指令，直到使用最大伏特电力进行惩罚。但结果却是，在第一次实验中，就有65%(40人中超过27人)被试完全服从惩罚指令，直到450伏特的最大惩罚度。尽管被试在服从命令的过程中，都表现出不太舒服，甚至说想退回实验的报酬，但没有被试在到达使用300伏特电击之前拒绝服从指令(Milgram，1963)。该类实验的元分析(Meta-analysis)发现，被试愿意施加致命的伏特数的比例约在61%至66%之间(Blass，1999)。由此可见，实验研究能够对常识判断有深度的补充。

三、公共管理的实验研究应有自己的学科特征

如今，实验研究已成为成熟的研究方法，甚至不少学科已形成了有自己学科特色的实验方法体系。如心理学、经济学、社会性、政治科学等。公共管理科学开展实验研究，虽然存在汲取与追赶这些学科的任务，但也要注意形成自己的实验研究特色:首先，应依据公共管理的学科特征使用实验方法。实验研究虽然涉及大量的技术甚至技巧问题，但根本看，是以理论构建为驱动的，而理论构建，不同学科的逻辑基础是不同的。就公共管理而言，即使从最直接、简单的定义理解，公共管理的特征是政治—文化—社会性的。显然，这不同于个体性的心理学研究，也不同于效用最大化的经济学研究。由此，简单借用心理学或经济学的实验理论或方法就可能出现底层的的不契合问题。那么，该如何以公共管理的学科特征进行理论构建?不同学者会有自己不同的选择。如果要在这里给出具体的建议，笔者的建议是，采用“问题中心，公共管理 思维方式 ”的研究策略，即从公共管理的真实社会情境中，发现研究问题，以其总体性状态和内在逻辑为基础，以公共管理学科的思维方式来构建理论框架。现代学科有分别和界限，但“问题”总是在“那里”，“问题”是不分学科的，故而，若简单地以某一学科或某种理论为解释框架，有可能肢解“问题”，使研究“问题”失真。但是，现代学科毕竟有自己学科立场，而学科立场突出体现在学科的思维方式上。如心理学的思维方式突出表现在以还原分析的方式研究心理活动的因素及其机制。公共管理学科的思维方式虽然有不同理解，但大概可以理解为，以合法性和有效性检视公共管理活动与政策的恰当性，以此为内在依据，构成公共管理研究的“问题框架”。至于具体的构建方式，因素—结构—功能的此为策略是可资借鉴的方式(景怀斌，2011)，即从公共管理的视野看，所研究对象的构成要素是什么?要素间的结构是什么?结构具有什么样的功能?其功能在合法性与有效性方面的表现如何?等等。进而，采用实验方法验证理论判断。其次，公共管理也应注意形成自己学科特有的实验方法。不少社会科学在发展中形成了自己的实验方法。如，心理学实验方法的成熟，与其早期心理物理学的实验研究历程分不开。而且，心理学不断汲取新的技术方法扩充实验方式，如心理学汲取了脑神经研究手段，形成了脑认知研究实验技术。类似地，公共管理能否结合自己的学科特征形成自己的实验方法?理论上是完全可能的。当然，这需要艰苦的学术努力才能实现。第三，同任何方法都有局限一样，实验研究有自己的适应范围。实验研究虽然需要大力推进，但它不是“包打天下”的唯一“法宝”，应根据研究任务与问题“采用”，而不是为显示“高大上”而不分青红皂白地“套用”。本期的两篇实验报告是这方面的尝试。其中，《观念形态激活对公共问题决策的影响与机制》即体现了“问题中心，公共管理思维方式”的研究策略。

所谓“问题中心”，既是以中国社会出现的观念形态争论为研究对象———试图回答“人们为何以掌握真理的感觉有偏见地认知”社会现象的理论机理，形成了观念形态如何扭曲公共问题决策的研究议题，“公共管理思维方式”即以把此问题置于合法性与有效性检视来设计具体研究问题，而不是借用已有的心理学理论来研究。在这一思维方式下，采用3(“左”“中”“右”观念形态)×2(激活、未激活)被试间实验设计，通过观念形态激活控制，验证了观念形态激活后对公共问题决策的扭曲现象，进而分析了其机制，为公共问题决策提供了若干建议。另一篇实验论文《如何有效征税:来自纳税遵从实验的启发》则从实验经济学的角度，考察税率对人们纳税遵从以及国家税收收入的影响。实验分析，在其他情况不变时，法定税率越高，纳税人逃税越多，但纳税额却越高的结论。作者针对A-S模型或者道德—契约模型的解释局限，以“前景理论”来解释这一发现，将纳税决策过程看成纳税者受到“逃税利益”和“心理机制”双重影响的结果，纳税人会以“法定税负”为其决策参考点，逃税可以带来额外心理收益，纳税人又对这部分收益表现出敏感递减的趋势。这就说明其为何在较高税率时，即便逃税更多、自愿纳税却也更多，从而为如何有效征税提供了实验理论依据。总之，公共管理的实验研究已成趋势，需要跟进，但公共管理又如何在此趋势中形成自己的方法论特征，更是学科任务之一。在这个意义上，公共管理的实验研究面临着引进与创新的双重挑战，需要更多的关注和投入。

公共管理硕士毕业论文范文二：创新文化对公共管理的影响分析

1文化与公共管理的关系

在内容方面，文化必然会给公共管理活动带来一些作用，比如针对社会成员建立行动规范，将其观念限制在一定范围或是方向上，构建社会文化环境等，也就是说它让公共管理系统的思维和动作能够和文化环境匹配在一起，达到平衡的状态，否则就会失衡。拿行政活动来说，这种活动的最终效果，大大受到行政人员综合能力的影响，比如其知识技能、思想观念、做事态度等。也就是说，在公共管理活动这一领域，文化环境和行政系统之间是密不可分的。前者对后者的影响不仅仅限于管理主体方面，而且还会对其客体产生作用。考虑到管理主体的一切活动都处于文化环境下，所以，要确保主体所进行的公共管理工作在质量和效率方面有所保障，必须确保主体本身有一定的文化积累。也就是说要让主体和文化彼此间能够变换，让文化催生主体的改变。文化对客体所产生的作用力是通过社会传递给客体的。在社会环境下，文化倾向是决定物质转换关系的原因之一。在社会中占据主流优势的文化，会让其他文化朝着自身倾斜和发展。比如，市场经济理念中最重要的就是公平和竞争，因此随着经济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公共管理活动越来越提倡民主、公正、服务。由此可见，文化观念确实会对公共系统产生巨大的影响。在形式方面，由于文化最主要的特征就是多样化，这一性质的存在使得公共管理活动变得更加复杂和多样化。如果文化环境对公共管理系统提出了正面的要求的话，就会让系统的思维和动作逐渐向前者靠拢，公共管理系统要实现综合绩效的全面提升，最有效的手段就是将文化所拥有的正面价值和要求纳入进来。文化之所以呈现多样化的特征，和很多因素之间是密不可分的，比如历史、政治、民族等。比如，国内很多政府机构和部门作为一种实体参与到经济建设中去，政府部门人员在其中兼任某些职务。又或者是政府部门合法地利用手中的公权力，获取一些经济收入，比如售卖公共服务等。这些现象都是文化特征的具体体现。因此，如果要提升政府管理部门体系的效能，并使其拥有更高的创造性和主动性，必须在文化决定公共管理精神这一理念的指导下，重点塑造文化环境。纵观中华民族政治变迁历史，一些历史上的有识之士所提出的“洋为中用”、“托古改制”等改革理念，其本质就是以文化环境的革新为切入点，实现行政框架的改变。另外，在进行变革的过程中，必然会出现不同的文化，它们彼此之间不断冲撞，结果或是继续排斥，或是融合在一起，因此会给公共管理系统造成多样化的影响。如今，我国正在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各种符合时代特征的改革 措施 得到执行。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各种新思想不断涌现，无法避免地和历史遗留下的老思想、老观念产生冲突。比如勇于创新和墨守成规等，这些现象的存在就是我国文化具有多样化特征的最有力的佐证，它们揭示了文化和社会之间存在的密不可分的关系，也向民众传达了政府公共管理的特征受到文化影响的认识。文化对公共管理活动所产生的作用会一直存在，因此对文化的利用以及研究也必须得到重视，不能中断。

2创新文化对公共管理的影响

公共管理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将公共文化以及市场文化融合在一起。

2.1公共管理理论行政文化创新的核心是市场理念与公共理念的融合：

根据公共管理理论可知，从本质上看，市场文化和公共文化融合即为对政府公共管理效率的要求，这是政府公共管理市场效率理念的重要基础。在以往的公共行政观念中，政府将过多的注意力放在公平、公正方面，以将成本控制在预算范围内为追求，忽视了自身所制定的政策在市场的执行效率，忽视了资金的市场价值。公共管理理论没有否定公平、公正、预算的作用，而是将部分政府注意力转移到资金市场效率方面，也就是在满足公众对公共产品和服务需求的前提下，将成本控制在最低水平。所以，在进行公共管理革新时，政府会将更多的关注倾向于服务质量方面。

2.2公共管理理论的行政价值观念创新：

公共管理对公共行政内部所包含的关系进行审视的过程，实际上就是构建和更新自身对国家和社会、政府和市场、政府和人民等多种关系认识的过程，这是对以往公共行政理论所倡导的价值观的进一步延伸。公共管理认为，公共行政应该追求公共价值以及市场价值，而且努力将两种价值归于一个方向上。公共管理理论是由“公共理论”和“管理理论”所构成的。前者突出显示公共管理组织所具有的公共性，认为公共行政的需要承担起对政治和公民的责任。后者的理论来源于现代经济学以及 企业管理 理论，它将企业这种经济主体的管理经验应用到公共部门中来。过去的行政学理论，往往都是在“公共”和“管理”二者中择其一，这种问题在公共管理理论中得到了有效的解决。把公共管理理论引入到行政学中来，有效地将“公共”和“管理”同时纳入到行政学范畴内。公共管理所追求的价值即为提升行政民主政治责任意识，它以议会和行政、政党和行政等多种关系为切入点，全面研究在既定的政治背景下，行政所表现出的适应性以及敏感性。以往的行政管理在寻找将行政和政治分隔开来的方法，该怎么样确保行政不受政治的影响;而公共管理理论却提倡让行政去主动适应政治，同时揭示了两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公共管理理论十分重视政府外部的正式生态环境因素，对公共管理产生的复杂的作用。“公共理论”从管理人员面对的公共生态环境入手，强调公共管理者必须不断提高自身对环境的敏感性，特别是当政治中混有多元民主时，公共管理人员必须能够意识到环境的变化并据此调整策略方向。“公共理论”一直在尝试寻找一条实现行政官僚体系和民主共存的途径。对于欧美国家所实施的民主体制而言，文官的选拔并没有采取选举制或任命制，不过他们被法律赋予了行政和政治权力，这是他们执行社会价值分配的必备基础。在实践中权力的度是很难把握的，这一问题长期以来都是人们关注的焦点。人们对政府的期望存在很多矛盾的地方，他们希望政府在社会经济建设方面有所作为的同时，又希望政府将重点精力放在革除弊病方面。因此才会构建很多程序来对政府进行约束。在民主政治体制背景下，官僚行政组织对民主的控制通过两种方式实现：第一种，赋予立法机构对行政部门的监控权;第二种为政务领导，也就是构建政务官和常任文官之间的上下级关系。

2.3公共管理的行政组织文化创新：

利用公共管理理论作为行政组织体制改革的指导，具体措施为将决策权和执行权赋予不同的机关。成立在人事和财务方面能够自我管理的行政执行局，通过签订合同的方式，实施行政执行管理。执行机构体制或执行局制作为一种行政执行体制，其主要的特征在于对决策和执行实施分权而治，具体来说，将位于现行科层制中的中下层组织单独抽离出来，让其实现独立经营，并将编制、人事、财务等权限赋予掌控经营大权的经理。也就是说不同部门之间的关系从上下级变成了合同关系。行政执行局的成立有法律作为依据和保障，其主要职能在于执行政府政策以及向公众提供服务，在技术、专业、监管等方面表现出自身的特性，业务之间的关联更小，不再具有政府职能部门的性质和属性，但必须接受政府部门的管理。执行机构不能制定政策。执行机构的正式成立，说明政府组织机构已经转向执行机构包裹核心政策司的形式，其中核心政策司的主要作用是制定政策，执行结构的职责为确保政策能够落实，并提供服务，这和以往作为下级单位直接听命于上级部门和领导来说是完全不同的。从行政角度来看，执行机构和政策核心司不是前者隶属于后者。后者对前者的领导是通过合同实现的。将决策权和执行权分离开来的思想，实际上是公共管理中公共文化和市场文化融合在一起后产生的。在进行这种行政体制改革的过程中，组织内部就的行政组织文化也会慢慢发生改变，主要特征在于让行政组织更加重视绩效、服务质量以及商业价值。绩效指的是在承担行政责任的前提下，行政管理必须追求更高的绩效，通过各种措施的实施，比如合同管理、组织结构简化等，促进行政组织理性和灵活性的全面提升，最终实现组织效率的大幅提高;服务指的是行政组织要转变对公民的看法，将公民当做顾客一样为其提供服务。只有服务质量得到了提高，公民满意度才会相应地提高;商业指的是要将公共服务当做一种商品，然后再推向市场。让更多的政府部门甚至是私人部门参与到公共服务建设中来，实现市场竞争目的。

2.4公共管理的行政治理观念创新：

公共管理使得公共文化和市场文化有效地融合在一起，并将二者引入到行政改革建设领域，在政府内外部展开改革。内部改革即为执行局的成立和实施，外部改革即为号召公民参与进来，充分利用公民和社会的作用。后者体现了公共管理对行政治理的颠覆性认识。在公共管理领域，有两种思想是极力推崇这一点的，即“重塑政府理论”以及“治理与善治理理论”。最具有代表性的公共管理理论就是“重塑政府理论”。该理论认为，政府改革的主导者必须拥有企业家的精神，同时在改革的过程中要充分发挥民间组织的作用和力量。具体来说：首先，在改革过程中对政府进行重新定位，政府不应该成为改革的执行方，而是应该把握改革方向。通过购买的方式，将改革执行任务交由其他组织，实际上这一过程就是公共服务产生和提供的过程。其次，对于改革中的资源来说，政府要做的事即为穿针引线，充分调动各种稀缺资源，完成改革。政府利用民主程序，为社会需要指定目标。同时，发挥私人部门的优势，不断进行商品和劳务的制造，引入非政府组织，提供更加全面的公共服务。这里提到的非政府组织指的是第三部门，即志愿或非营利性组织(不包括以往的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这些组织的所有者或控制者往往都是个人，它们能够提供能够满足公众需求的服务或产品，但目的不在于赚取经济利润。最后，政府服务可以通过三种方式呈现出来：传统形式，比如制定并实施的法律法规、税费收缴、发放经济补助等;创新形式，比如和民间组织构建合作关系等;先锋派形式：成立基金、市场重构、号召志愿者为公众利益服务等。公共管理理论在不断的发展过程中，取得了很多具体的理论成果。上世纪九十年代，治理与善治理论开始崭露头角。在该理论框架下，公共事务管理的措施有：合作、协商、整合目标等。从本质上看就是构建符合市场规律、满足公众利益的合作关系。它所构建的管理机制用合作网路的权威取代了政府的权威。该理论所倡导的观点为：第一，除了政府之外，其他公共和民间机构也扮演着公共管理主体的角色。它否定了国家权力中心即为政府的观点，如果公共和民间机构对合法权力的应用受到民众的肯定，那么它们也会因此成为权力中心，唯一的区别就在于所属层面的差异。第二，随着社会现代化程度的提高，国家开始和公民、社会共同承担责任，这就会导致国家和社会、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彼此间权力和责任慢慢混为一谈。第三，对于集体行为而言，其所包含的所有社会公共部门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紧密。为了促进彼此目标的实现，这些机构和部门往往都会进行资源的交换，并通过交流寻找目标的共性，这样所有的参与者就会和政府构建合作伙伴关系，帮助政府处理一部分行政事务并承担相应的责任。第四，善治模式实际上是非常理想的。善治指的是在社会管理过程中不断促进公共利益的提升。从本质上看就是由政府和公民对公共生活进行共同管理。为了能够让公民肯定公共管理活动质量和成果，管理机构和活动必须尽最大努力解决公民和政府、公民内部的利益矛盾。要达到善治这一目标，政府和公民都必须进行奋斗并且开展合作，公民依法行使选举权、决策权、监督权等权利，和政府构成公共权威并共同构建和维护公共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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拒绝盲从800字1

一个人，两个人，三个人……可以想象，“人”的数目越多，每一个“人”就会越小，越看不清，也越分不出区别。

那么，类比到我们身上——我们或多或少失去追逐个性的勇气，跟数量庞大的“众”有必然联系吗?

大环境确实是一个塑人于无形的神奇力量。旁边的人都这么做——嗯，很好，我也跟着做，错不了。看名着是为了积累 作文素材 ，看美剧是为了锻炼 英语听力 ，看原版小说是为了扩大词汇量，连做 智力游戏 ，都打着训练思维，对数学学习有益的幌子。大环境告诉你这些是很值得做的事，于是你便去做了——结果却往往是中途突然停下来，问自己：“为什么要这样?明明不是我想要的，明明不是我喜欢的，明明不是最适合我的……”

环境越大，引力越强，个体就越难以冲破它的指引、同化和限制。即使有人追求自由的愿望太过于强烈以至于冲出“体制外”，也会被体制内的人用奇怪甚至鄙夷的眼神围观，或是激烈和持久的非议和讽刺。

人毕竟是群居的社会性动物，表面上多么不羁的人的内心深处也一定希望自己不是孤独的。他们希望大环境能够理解、包容他们，或者找到志同道合者一齐追逐“不合常理”的梦想。他们渴望的是“和而不同”，是不被曲解或歧视。显然，从各种媒体上的来的消息显示出，西方人普遍做得比较好——他们对冲出大环境束缚的人没有我们这样一惊一乍，表现得比较淡定，喜欢就凑上去了解一下，不感兴趣便走开，也不说什么风凉话、丧气话、刻薄话。想得远一些，是否正因为中国人太循规蹈矩，所以靠炒作出名的“出格”人士得到的关注反倒比真正才华出格的人要高得多呢?

“与众人不同”既是内心深处的呐喊与召唤，又是现实生活中压力与恐惧的来源。鸡群中的鹤是多么风光，而被枪击中的出头鸟又是多么凄惨、无奈。本心与潮流的抉择，如一个怎么调整也难以平衡稳定的天平，又如一根长窄的平衡木，少有人能够一帆风顺地走到尽头。为了“个性”铤而走险，做出逾越道德底线甚至法律底线的事，难免一失足成千古恨;为求一生平稳没有波澜而随波沉浮，又难免碌碌无为，泯然众人。

于是我想说，有梦想有个性的自由的灵魂可以在特定时期睡去，但绝不能死去。它必须妥协于最基本的道德伦理和法律法规(否则自由无意义)，但绝不能轻易屈服于虚假的权威或庸俗的所谓“大多数”。

人，从，众，从，人，像镜头的缩小又放大。

我希望如果那是我，缩小后是万绿从中一点红，放大后是一花一世界，一草一峥嵘。

拒绝盲从800字2

最近，“中国式过马路”现象成为了人们热议的焦点。无疑，行人们“凑够一撮人就可以走了，和红绿灯无关”是极端错误的。这不仅是在拿自己的性命在冒险，更是对公共安全不负责任的一种表现。我认为，要想改变这种乱象，应该从完善硬件设施上入手。

人们普遍认为，“中国式过马路”现象的产生，是国民素质低下造成的。其实不然。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这些一线城市，我们不难找到白皮肤、黑皮肤的行人肆意地在亮着红灯的路口穿行。他们来自发达国家，理应有着较高的国民素质，为什么也加入了“中国式过马路”的行为之中呢?这只能解释为我国交通的硬件设施不够完善。

比如，国内信号灯的变灯时间间隔多数并不合理。在高峰时期，中关村、陆家嘴、华强北等地的路口处常常会出现几百人的积压。在人山人海面前，若要遵守交通规则，行人需要轮候数次变

灯才能顺利通过马路。这意味着他们的等待时间往往会接近10分钟。如果这个时候连一个倒计时牌都没有的话，很容易出现大规模的闯红灯现象。

再比如，发达国家的红绿灯大多设有变灯按钮。行人在路口时只要按下按钮，信号灯就会迅速切换为绿色，供人通行。在中国就很少能看到这样的设施。日本的街上，人行天桥、地下通道的数量十分巨大。而在国内，即便是大城市，人行天桥和地下通道也都十分有限，更不必说那些三四线的小城市了。

其实，想要改变“中国式过马路”现象，还有一些 其它 的 方法 ，比如加强安全意识的宣传、加大处罚力度等等。但是，完善硬件设施是其中最好的一种方案。生命安全是每个人最大的切身利益，可以说安全意识的重要性是人尽皆知的。如果不是别无选择，恐怕没有人愿意拿性命开玩笑。因此，大力宣传安全意识，收效会甚微。而加大处罚力度，是一个治标不治本的做法。它不能真正解决行人过马路困难的问题。

古代大禹治水的 故事 启示我们，真正解决问题，我们应该学会“疏”而不是一味的“堵”。相比之下，完善硬件设施就是一种“疏水”的办法。人们想要快速通过马路，这种需求是正常的，是应该被满足的。如果我们能够从硬件上实现行人的这种愿望，“中国式过马路”的乱象就会自然而然地改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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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贪图便利，为了追求商品中的利润，人们一步一步跟着前人的脚步走，这就是从众心理。

材料中小李在商铺10m开外堆放垃圾，假以时日，周边的居民也跟着在那个位置堆放，垃圾越堆越多，等小李想起要处理垃圾堆的时候，垃圾早已经成疯增长。前者怎么做，后者跟着做，发展到后来一堆人跟着做，最后只会自食其果。

中国式过马路，是中国人结群过马路闯红灯而从网络延伸的专有名词。出现这种现象是大家受法不责众的‘从众心理’影响，从而不顾及交通安全。其实，结群闯红灯更加危险，车不让人，人不让车，很容易出现交通混乱的局面。这不仅反映管理力度不强，而且更多的是国人规则意识薄弱。城市天桥，人行通道设施健全，为了贪图便利、快捷，冒着生命危险过马路、 跨栏 杆，一旦发生事故，后果不堪设想。

让我们把目光转向市场，它有自己的经济规律，供不应求，价格上涨，供过于求，价格下跌，只有认识到这种现象，企业才不会亏损严重导致破产被兼并。市场如果出现一种利润高而需求大供给少的商品，就会有很有多人前仆后继投入这种商品的生产。物依稀为贵，人人都懂，反过来供给量大于需求量，自然迅速贬值。现代社会，以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为发展趋势，只有独树一帜，走与常人不同的道路，发展自己企业特色，打造自己的品牌，磨难过后迎接的将是康庄大道。

人生有很多路，很多人会选择平坦、开阔，绿树林阴的路，不用花费多少力气，很容易就到达终点，他的一生肯定平平淡淡，无风无浪。还有一条路是布满荆棘的危险丛林，没有固定的路，脚下是低洼沼泽，头顶是直插云霄的大树，这是冒险家所钟爱的，也是常人所不敢尝试的，惊险过后，苦尽甘来，过程的苦与酸，将是人生最宝贵的经历。学着去拒绝盲目从众，你会发现精彩无处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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菊花没有跟随玫瑰的脚步,于瑟瑟寒秋中独绽温柔暗雪,于纷纷落叶中独赏坚韧的品格.

雄鹰没有跟随候鸟的轨迹,于大漠孤火车票中矫健的翅膀,于长天落日下勾勒生命的壮丽.

我没有盲目跟随别人的航向,从而于生活的海洋中彰显自己的魅力,于道德的天空中独守自己的成长.

也许“从众效应”曾经让你失去了自我,也许“从众效应”曾经让你走出了心灵的首先底线,也许“从众效应”让你在无谓的张望中忘记了理性的选择,让我们用首先与梦想为我们的思想不断刷新,用我们自己的轨迹来勾勒人生的殿堂.

当我们看见别人不顾红灯、横穿马路时,请理性地阻止自己的脚步跨过斑马线;当我们看见别人随意插队时,请抵制你内心模仿的冲动;当看见别人不愿意给老奶奶让位时,请你不要学着无动于衷.当你面对生活的种.种冷漠与不道德,请不要无端地盲从,翻翻脑海中那本理性的词典,来指导你现实中的行动.

生活中无端的盲从,只会让你找不到自己的航向,失去原来的自我.

当我们在生活中遇到巨大的挫折,失败时,很多人都容易陷入悲伤的沼泽,难以自拔,在那脆弱的世界中就从此没有了光明,没有了奋斗的希望与动力.如果我们肯定了“从众效应”,也同样在失望的阴影笼罩下,做无谓的挣扎,而不能鼓起勇气寻找自己的航向,只是把视线全部投注于沮丧的脸庞,那么我们就永远不可能到达胜利的终点.而我们自己的航向便是那绚丽而又多彩的梦想.

当我们在生活中看到丧失道德的准绳,而不假思索地为了自己的私利成全了自己心中违反的冲动,那么在我们这个社会中就不会有那一段段感动中国的感人 事迹 ,就不会有那抗震救灾的众志成城,就不会有那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所以,我们只有用理性的思维来为我们行动指明方面不盲目从众,我想,我们必定能够在自己的人生中书写辉煌的一页,留下真实的印迹.

穿行在人生的海面上,多少风帆随风起航,任凭海浪的怂恿,跟随海风的方向.我站在理性的翅膀上,判断梦想的方向,纵然惊涛骇浪,逆风而行,我依然终生守望.

当我拥有了理性的翅膀,“从众效应”便从我的身上悄然滑落……

拒绝盲从800字5

拒绝盲从，我们应该做到明辨是非。

对于从众，我们不能一概而论，而应具体分析，真的效仿的事情本身必须是正确的。我们要拒绝盲目从众，必须明察对错，从而做出正确选择。文天祥忠心为国，在好友也叛国投敌之际他依然坚守自己的信念，为国家甘洒一腔热血，留下了“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铮铮 名言 ;陆游一生主张抗金，虽屡遭弃用，被求和派严厉打击，却仍旧坚守自己的志向，相信救国才是正路，因而“位卑未敢忘忧国”，将个人与国家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他们相信自己的选择，明辨是非，书写出了一篇又一篇不朽的篇章。

拒绝盲从，坚守自我，才可成就辉煌。

在屈子的“举世皆浊我独清”的慨然悲叹中，我们看到他独行于天地间那一抹身影;在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的气节下，我们看到他“采菊东篱下”的悠然生活;在苏轼“也无风雨也无晴”的境界中，我们看到他豁达气度，他们拒绝盲从，收到了内心的字的与安慰留下了千古绝唱。

拒绝盲从，我们应有淡然之心。

每个人都应明白我们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个体，都应该坚守自己的看法，而不是追随他人，盲目从众。坚守自我，才可成就辉煌。汤显祖不愿接受封建礼教的束缚，创作出了杰作《牡丹亭》;鲁迅不愿接受国人的麻木无知，因而他弃医从文，一杆笔，唤醒无数国人的反抗意识，挑起了中华的脊梁;马丁‘路德金不愿盲从，不愿接受黑人被歧视的命运，于是他愤而引言，用他的努力换起来无数黑人心中的改革之梦。

当狂潮来袭向着正确的方向步行，不要犹豫，拒绝盲从，坚守自我方能成就辉煌，达到成功的彼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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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众（conformity）是指人们采纳其他群体成员的行为和意见的倾向。 从众行为是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一种现象。 人们为什么会从众？社会心理学家主要从两个方面研究导致从众的因素：一是信息性影响（informational influence）过程------希望准确无误，想了解给定情境下正确的反应方式；二是规范性影响（normative influence）过程------希望被别人喜欢、接受、支持。 影响从众的因素 ： 有的人容易从众，有的人不容易从众；有的情境中容易产生 从众现象，有的情境中则不容易发生从众现象。那么，从众行为究竟受哪些因素的影响呢?对此我们可以做进一步的分析。 (一)群体因素 1．群体的规模。如果只有两个人反对你，你很可能会坚持自己的意见；而如果有100人反对你，你多半会惊慌失措，内心不安，最终从众了事。一般来说，群体规模越大，持有一致意见或采取一致行为的人数越多，则个体所感到的心理压力就越大，也就越容易从众。 2．群体的一致性。如果群体中只有一个人持不同意见，则他要承受巨大的压力。而如果群体中另外还有一个人持反对意见，则使前者所面临的从众压力大大缓解，从而明显降低从众的程度。阿希在进一步的实验中，让一位假被试作出不同于其他多数人的反应，结果被试的从众行为减少了3／4，因为被试有了一个“合作者”，从中得到了巨大的支持力量。即使这个假被试并没有发表与被试相同的意见，但只要他与群体的意见相异，就会增强被试的信心，削弱从众心理。总之，增设一致性程度越多，个体越倾向于从众。 3．群体的凝聚力。群体的凝聚力越强，群体成员之间的依恋性及对群体规范和标准的从众倾向也越强，个体会为了群体的利益而与群体意见保持一致。有人曾经特意设计了一个阿希式的实验，但是以小组式的方式，使五个实验小组相互竞赛。在线段对比实验中，出错最少的小组，其成员将得到两张戏票。结果表明，个体在有共同目标的群体中更容易从众，因为不如此就可能达不到目标。 4．个体在群体中的地位。个体在群体中地位越高，越有权威性，就越不容易屈服于群体的压力。一般来说，地位高的成员经验丰富、资力较深、能力较强、信息较多，能够赢得低地位者的信赖，他们的看法和意见能对群体产生较大影响，并使低地位者屈从，而地位低的成员则不可能影响他们。老师在学生面前，军官在士兵面前，领导在下属面前都会较少从众，因为他们知道自己在群体中是地位高的人，一般不会感到有从众压力。 (二)个体因素 1．知识经验。个体对刺激对象越了解，掌握的信息越多，就越不容易从众，反之则越容易从众。如果一名医生和一群教师讨论教育问题，他往往不会反对教师们的意见，因为他对此问题不甚了解；而如果是讨论营养问题，他往往会反对教师们的一致意见，因为他在这方面有丰富的知识经验。知识经验多的个体拥有更强的自信心，他倾向于把自己看成是群体中的专家而不愿从众。 2．个性特征。个人的智力、自信心、自尊心、社会赞誉需要等个性心理特征，与从众行为密切相关。智力高的人，掌握的信息比较多，思维灵活，自信心较强，不容易发生从众行为，而智力低的人则容易从众。有较高社会赞誉需要的人，特别重视别人的评价，希望得到他人的赞誉，较易从众。性格软弱，暗示性强的人也容易表现出从众倾向。 3．性别差异。长期以来，人们认为女性比男性更容易从众，许多实验也证明了这一点。但进一步的研究则指出，过去的实验之所以得出女子更容易从众的结论，是因为实验材料大多为男子所熟悉而为女子所陌生，诸如政治、球赛等。如果选用有利于女性的实验材料，如烹调、服装等，则男性和女性都表现出较高的从众倾向，比例差别很小。 及原则问题的，人们较容易从众；而如果是涉及伦理、道德、政治等原则问题的，人们不太容易丧失立场。对此彼德罗夫斯基曾经进行了一个实验。实验以一些四年级、七年级和九年级的学生为被试，先让他们填写一张问卷，上面有几条关于道德问题的判断，被试可以根据公认的准则作出回答。一段时间之后，再把包括这些问题在内的但问题数量更多的问卷发给被试，在他们回答之前予以暗示，指出其他人都赞成错误判断。结果发现，只有极少数人接受暗示，而绝大多数人都不改变原来的意见。可见，在伦理道德等原则问题上，被试往往能坚持自己的判断。 (四)文化差异 由于文化背景的不同，不同民族的成员从众的程度存在差异。米尔格莱姆(S．MilGAM)(1961)对法国和挪威的大学生进行了对比研究，发现挪威人比法国人更趋于从众。他认为部分原因可能是法国文化鼓励独立和个性，而挪威文化则鼓励忠诚于集体，重视社会责任。后来也有一些研究发现，在不同的文化和社会背景下，人们所表现出的从众行为是有差异的，说明文化差异对从众现象确实存在影响。 社会影响及社会影响的主要手段： 社会影响（Social influence）指运用个人或团体的社会力量（Social power）在特定方向之上改变他人态度或行为。这里所说的社会力量是指影响者用以引起他人态度和行为发生变化的各种力量，它的来源非常广泛，既包括与社会地位相联系的各种权力，也包括源于被爱和受尊敬的影响力。French和 Raven（1959）对社会力量的来源进行了分析，他们总结出了六种社会力量的来源： 奖赏的权力（Reward power）：指人们向他人提纲奖励的能力，如私营公司的老板对下级来说就具有这种权力，父母对孩子而言也具有奖赏权。 压制的权力（Coercive power）：与奖赏的权力相反，指拥有权力的人提供惩罚的能力，如对不遵守课堂纪律的学生而言，老师就拥有这种权力。 参照的权力（Referent power）：让他人参考的权力，如团体是一种重要的参照权的来源，与团体保持一致是参照权影响个体的写照。 法定的权力（Legitimate power）：指与一定地位相联系的权力，如部长和校长拥有的处理事务的权力。 专家权力（Expert power）：与某些特长相联系的权力，如医生在处理疾病时的影响力、政治家在处理国际事务中的能力。 信息的权力（Informational power）：指了解某些他人不知道信息所拥有的影响力。参考资料：《社会心理学》及《咨询心理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