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会成本论文中参考文献有哪些

简单地说，就是成本越高你的决策就该越谨慎仔细。文章可参考高文韬教授的《企业投资决策中费用和效益的运用原则》。

1991年美国著名的斯特恩•斯图尔特（Stern & Stewart）公司开发出了注册商标为EVA （Economic Value Added）的经济增加值指标，并在1993年9月《财富》杂志上完整地将其表述出来，该方法在英、美等发达国家备受关注。2001年3月，该公司在中国上海成立了它的分支机构，现正致力于向中国的企业，特别是上市公司宣传、推广和实施EVA，并取得了一定的成功。EVA是公司经过调整的营业净利润（NOPAT）减去现有的资产经济价值的机会成本后的余额，其公式为： EVA = 税后营业净利润 - 资本总成本 经济价值指通过对按历史成本原则和谨慎原则编制的资产负债表中有关项目进行必要调整后的资产价值。1997年Jeffrey等人提出修正的经济增加值(Refined Economic Value Added即REVA)指标。REVA指标认为，公司用于创造利润的资本价值总额，既不是公司资产的账面价值，也不是公司资产的经济价值，而是其市场价值。市场价值即公司利用其资产创造的未来收益的现值，它既反映出企业资产的经济价值，又反映了市场对企业管理者利用资产创造收益的能力的评价。 价值创造能力的比较优势 盈利能力和现金流量能力的计算分析基本上没有考虑股本因素，而股本是有机会成本的。价值创造能力EVA与REVA指标分析则是以股东财富最大化为目标，从股东角度重新定义企业的利润，考虑所有资本（包括权益资本）的机会成本，将股东财富与企业决策联系在一起。而股东的价值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股本，即股东直接投入到企业的本金，另一部分则是企业通过生产经营活动所创造的增加值，即经济增加值。价值创造能力指标对全面准确评价企业经济效益有着重要意义，主要体现在： 使用信息更加全面可靠，价值创造能力指标考虑了公司全部实际使用的资本，包括股权资本和其他无息补偿的资本，并考虑股权的机会成本，而不同风险的企业所要求的机会成本率是不一样的。风险大的企业，其机会成本率就高，在计算EVA和REVA时，其股本资本成本就会越高。不同风险的企业也因此能在相同的基础上进行比较。而盈利能力和现金流量能力指标没有考虑这一因素，它们模糊了不同企业的风险界限。 降低委托代理成本，使用价值创造能力EVA与REVA指标，可以使经营权和所有权二者关系进一步合理协调，解决了现代公司的委托代理关系中委托人与代理人的矛盾，降低委托代理成本。使经营者、委托者保持同一立场，思维、行动和利益一致，有效遏制了内部人控制弊端，规范了经营者或大股东的行为。 揭示价值的明确性和反映信息的真实可靠性，EVA和REVA揭示了公司价值的来源，说明EVA最大化就是股东价值的最大化。它明确提出若EVA和REVA为正，公司就创造了价值，即公司价值增值。反之，则说明公司在毁灭价值，而传统的盈利能力和获取现金的能力指标分析就不具备这种明确性。同时在计算和使用EVA与REVA指标时，由于考虑了全部实际使用的资本额，因而较利润和现金流量这两类指标更能真实地反映企业的实际经营状况。更能辨识上市公司的盈余操纵现象，反映的信息更具真实可靠性。 上市公司盈利能力、现金流量能力与价值创造能力的现状 以湖北省的上市公司近两三年为例，其价值创造能力与传统的盈利能力、现金流量能力三方面的财务状况看： 一半以上的上市公司，其价值创造能力与传统的盈利能力、现金流量能力是基本一致的，说明这些上市公司没有明显的利润操纵现象。 有少部分上市公司其价值创造能力与传统的盈利能力、现金流量能力是存在较大差异的。如果某些上市公司存在着其盈利能力较强，而另外两种能力较差，甚至其指标为负数，说明该类公司盈利质量较差，有很大的利润操纵嫌疑，其投资风险大，投资价值小。而某些公司则是传统的盈利能力、现金流量能力较强，但价值创造能力较差，甚至其指标为负数。例如进入价值毁灭100家的葛洲坝，它的净利润指标和营业现金流量净额指标应该说还是相当不错的，另外其按传统的偿债能力、营运能力、发展能力分析也表现了较好的整体实力。 究其原因，笔者认为：一是权益资本比重较大造成了综合资本成本较高，而价值创造能力指标与传统指标最大的差异是，传统财务指标没有考虑股权资金成本，而EVA和REVA要求企业管理者必须考虑所有资本的机会成本，包括股权资金成本；二是固定资产比重大造成了总资产周转率相当低，影响了整体经营效率，从而极大地阻碍了价值创造的能力。 因此，我们应该在优秀的上市公司保持、调整现有的优势，争取多出现一些这种三个方面财务实力都不错的公司。而对于那些盈利能力、现金流量能力和价值创造能力哪方面有所欠缺或都不好上市公司，要有针对性地采取相应措施。 首先，要调整、控制整体经营的成本费用，逐渐控制住主营业务盈利水平较高而企业整体利润水平较低或亏损的现象。其次，要加强对现有资产的重组工作，并与业务重组、资本重组相协调，努力提高资产的周转能力，从而有效降低资金的使用成本并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最后，要充分利用偿债能力强的优势，在可行的情况下，逐步提高负债水平，有效地利用财务杠杆的作用，从而有效降低综合资本成本和权益资本成本，最终解决盈利水平较低或亏损、营业或自由现金流量较低的现象，以及达成创造价值而不是毁灭价值的目标。 当然，尽管价值创造能力指标确实可以在某些方面反映出比传统盈利指标更多更深刻的信息，但盲目看中EVA和REVA的信息特征、夸大其作用也是不可取的。一是因为我国经济尚处于转轨过程中，市场发育程度相对较低，法制尚不健全，制约着EVA和REVA价值创造财务管理系统作用的发挥；二是因为传统的会计盈利和现金流量指标具有很高的信息价值，可以从不同角度反映公司的财务实力，价值创造财务管理指标不能完全取代会计盈利和现金流量指标；三是应用价值创造财务管理系统后，经理人员仍然可以通过推迟费用确认等手段包装经营业绩。 但是，这并不影响EVA和REVA价值创造系统在我国的应用与推广。应该充分利用盈利能力、现金流量能力与价值创造能力此三方面的信息，优势互补、扬长避短，以更好地进行上市公司的财务实力评价分析，达到上市公司更好地经营管理和投资者更好地投资决策的目的。

[2] 师东菊,安祥林,赵兴艳. 企业战略成本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及策略研究[J]. 中国科技信息, 2007,(02) . [3] 王宁. 现代企业战略成本管理的探讨[J]. 会计之友(中旬刊), 2007,(05) . [4] 李春献,高安吉,刘均敏. 战略成本管理的特点及其应用[J]. 企业改革与管理, 2007,(01) . [5] 袁华. 战略成本管理的基本分析框架[J]. 商场现代化, 2007,(14) . [6] 任利军,李永,张永宏. 战略成本管理方法及其实施程序探析[J]. 会计之友(下), 2007,(03) . [7] 熊建新. 战略成本管理的运用[J]. 审计与理财, 2007,(02) . [8] 刘芳. 实施战略成本管理应注意的若干问题[J]. 商场现代化, 2007,(0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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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会成本在企业投资决策中的作用论资金成本与资本成本的混淆及危害摘要:与资金成本不同,资本成本体现的是健全的公司治理机制和对资本风险报酬的尊重。但理论界却将二者混为一谈。资金成本用于投资决策,就会导致投资过度和资本浪费;用于融资决策,就会导致与西方企业完全不同的融资次序,并切断公司投融资理论的联系。为了使中国财务理论能指导企业的投融资决策,就必须摒弃资金成本概念。关键词:资本成本;资金成本;风险定价;公司治理目前在中国财务学的融资决策研究中,既使用资本成本概念,又使用资金成本概念。这两个概念的同时存在造成了中国财务理论研究的混乱,并在资本市场的实践中引发了不良影响。1 概念不同表面上看,企业在实际使用资本时都是先将其转化为货币,然后进行投资或购买实物资产,在这一意义上讲,可以用货币统一表示资本与资金,因而资本成本与资金成本似乎也是可以相互替代的。但是从深层次看,资本成本与资金成本却是截然不同的两个概念。关于资本成本(CostofCapital,COC),目前最权威的定义是《新帕尔格雷夫货币金融大辞典》给出的:“资本成本是商业资产的投资者要求获得的预期收益率。以价值最大化为目标的公司的经理把资本成本作为评价投资项目的贴现率或最低回报率”[1]。可见,按照现代公司财务理论的解释,资本成本既是投资者所要求的回报率即预期收益率,同时又是有条件约束的资金使用者融资成本。而资金成本,属于中国财务理论研究中特有的范畴。“所谓资金成本,是指资金使用者为筹措和占用资金而支付的各种筹资费和各种形式的占用费等,是将盈利和资金的一部分支付给资金所有者的报酬,体现着资金使用者和所有者之间的利润分配关系”[2]。从资金成本的这一定义看,是单纯从资金使用者角度考虑融资成本。资本成本是与资本市场、现代公司财务理论一起引入中国的“舶来品”。而资金成本,则是中国企业改革“拨改贷”后的“产物”,是一个由企业管理者单方面决定的融资成本。然而,直到今天,中国的财务理论界仍然把这二者混为一谈:要么仍用资金成本的名称和定义,根本不提资本成本;要么一方面使用资本成本的名称,另一方面却依旧采用资金成本的定义。2 定价理论和现实经济的背景不同从定义上看,资本成本与资金成本都是企业发行融资工具的代价,也即决定企业融资决策的价格指标。受这一共同点启发,下面从定价理论和现实经济的背景中探讨它们的根本区别。2.1 从是否应考虑风险因素看与普通商品相比,金融资产最大的特点是收益具有不确定性即风险,而且资本资产的风险性远远大于货币资产。因此对金融资产定价时,其风险就成为人们不得不考虑的因素。其中,货币资产由于其期限很短,可以忽略其风险,直接以筹集费和占用费来定价,但资本资产的定价就必须考虑其风险的大小。1964年和1965年,美国著名财务管理专家WilliamF.Sharpe和J.Lintner在H.Markowitz的基础上做了深入研究,提出了“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APM)”用于确定资本资产的风险价格即资本成本。自此,西方公司企业在融资决策中就主要使用风险定价的资本成本概念。相反地,中国理论界过去一直都忽视了资本定价中的风险因素,误以为“资本本身的价格等于构成资本的商品的价格”[3]。直到1988年,中国人民银行总行《金融市场》编写组的专家们在介绍短期资金市场、长期资本市场时也仅仅是指出两者的区别在于期限长短的不同,丝毫没有涉及两者的风险大小不同。因此,在中国理论界缺乏风险报酬意识的背景下,企业融资时侧重使用建立在筹集费和占用费基础上的资金成本概念也就在情理之中了。2.2 从是否体现出完善的现代公司治理机制看委托代理理论认为,在公司企业中,公司管理者的利益与股东的利益是不一致的。公司管理者需要的是他们个人收益的最大化,是他们在职支配资源满足个人需要、获得效用的最大化,是他们借助于运作公司,实现自我价值的最大化。而这种利益最大化却可能与股东利益最大化发生冲突。因此,必须设计相应的公司治理机制以保护股东的利益。在完善的公司治理机制下,投资者就能够保护自己的投资利益,对公司管理者形成硬约束。一旦公司大肆进行股权融资,而其实际支付的资金成本达不到具有同等经营风险公司的资本成本时,就会出现原股东回报率下降的情况,后者就可以利用公司治理中的约束机制制约管理者的行为:或者“用手投票”,在股东大会上否决该再融资提案或撤换管理层,或者“用脚投票”,撤资转向其他的投资项目造成该公司的股票市值下跌从而使公司容易遭到敌意收购,以此形成投资者对公司管理者的硬约束。这就要求公司管理者在制定融资决策时必须支付一个最低的风险报酬率。这时股权资金成本将被迫等于股权资本成本。在这种情况下,资本成本与资金成本就会趋于一致。但是,如果缺乏完善的公司治理机制,投资者就无法约束公司管理者的融资决策。在这种软约束机制下,公司股权融资的实际资金成本就会小于其股权资本成本,甚至可以为零,从而严重侵害投资者的利益。这时资金成本与资本成本就会成为完全脱节的两个概念。鉴于中国公司治理机制还很不健全的现实,资金成本与资本成本存在着很大的差异:资本成本的理念体现了现代企业制度中保护投资者的公司治理机制,而资金成本则体现了中国国有企业“所有者虚置”的特征。2.3 从各自产生的历史背景看自从1938年美国学者JohnB.Williams提出股票定价的未来现金流折现模型后,折现率即资本成本的确定就成为一个核心问题。直到1952年,H.Markowitz在投资组合理论中首次用未来收益的标准差来衡量资本资产的风险,这个问题才柳暗花明。CAPM模型提出后,来自古典经济学静态要素成本之一的资本成本彻底完成了向动态成本的转变。可以说,投资组合理论和CAPM模型揭示了资本资产的风险与其预期报酬率之间的关系,标志着财务理论的飞跃发展,并使得公司财务理论与投资理论融为一体。与西方财务理论中的资本成本不同,资金成本是中国经济体制转轨变迁中的产物。最早由蒋一苇教授提出了“资金有偿使用”的建议,具体的实施措施就是1984年开始的“拨改贷”改革。事实证明,“拨改贷”后,国有企业开始有资金成本的意识了,其财务经营关系看上去与真正的市场经济下的企业经营行为有点相似。但仅仅是“有点相似”而已,因为“拨改贷”是试图让企业在所有者缺位的情况下靠贷款来组建和发展。显然,这种情景下的资金成本与资本成本毫无共同之处。从理论上讲,国有企业筹措、占用资金所以要付出代价,存在资金成本范畴,是因为有其存在的理论依据和客观基础,这是由资金本身的特征及资金所有权和使用权分离而决定的。如果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继续沿着市场化的道路走下去,资金成本很可能转为资本成本。但是,“拨改贷”并未进一步促进国有企业的市场化。这是因为提供贷款的银行没有市场化。国有企业肆无忌惮地追逐国有银行资金,对应的资金成本无法约束国有企业管理者对资金的有效需求。1990年中国深沪证券市场成立,宣告中国开始引进现代资本市场的架构体系。在“拨改贷”后,国家财政实际上向国有企业注资很少,现在让国有企业上市筹资,上市公司也就顺理成章地想当然地把从股市里筹措的资金当作国家无偿补充的资本金看待,使得筹资异化为圈钱,以致股权资金成本的约束力还不如银行贷款的约束力。于是资金成本就一直停留在对经营者的软约束状态,始终无法演变成具有硬约束性的资本成本。由此可见,正是中国国企的改革路径决定了资金成本不同于资本成本这一结果。3 资金成本与资本成本在中国混淆的危害3.1 资金成本与资本成本混淆的原因虽然资金成本与资本成本从内涵到外延都迥然不同,但在中国财务理论与实践中却经常将两者混为一谈。黄少安、张岗发表于《经济研究》2001年第11期的《中国上市公司股权融资偏好分析》一文就是典型的例子,该文认为上市公司股权融资的总资本成本为CS,“其构成包括:股票投资股利PS;股权融资交易费用CT;股权融资的公司控制及负动力成本CP;股票上市广告效应带来的负成本-PA。”“CS=∑(PS,CT,CP,-PA)”。显然这里的CS应该是资金成本而非资本成本。此外,袁国良、郑江淮、胡志乾(1999)、仇彦英(2001)等以及许多教科书也都出现了类似的混淆。其混淆程度之深和覆盖面之广均不容忽视。首先,中国设立资本市场时只注重资本市场架构的建设而忽视了相应财务理念的引入。在现代财务理论中,投资学与公司财务学是密不可分的一个整体。但是,出于为国企解困的目的引进了资本市场架构和投资学体系,但却忽视了与之配套的现代财务管理思想包括资本成本理念的更新。在赶超式资本市场制度安排下,中国资本市场得以迅速建立,实现了低端信用的债权融资制度向高端信用的股权融资制度的迅速切换。然而,正是这种忽视市场内在发展逻辑的强制性制度变迁造成了资金成本与资本成本的并存与混淆。其次,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初期的指导思想存在一定失误。资本成本是现代公司制的产物,因此在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时必须考虑投资者的必要报酬。1992年以前,中国国有企业实行的都是资金平衡表体系,没有资本、净资产等概念。1992-1995年间,按照中央统一部署,国有企业普遍展开了按照重置成本法进行评估计价的清产核资工作。在此基础上,国有企业开始实行资产负债表体系,也就有了第一笔净资产。由此可见,国有企业第一笔净资产即资本是1992年以后才问世的。中国财务界接触资本概念才不过10余年的历史,对于代表资本所有者必要报酬的资本成本就更加陌生了。特别是这一时期改革的指导思想出现了一定失误,资本成本理念更被有意无意地淡化了。前证监会主席周小川的一次讲话可为佐证:“由于改革的早期主要是考虑向企业下放经营权,因此存在一种股东消极主义,即削弱股东权利和作用的倾向”[4]。因此,在这一历史局限性下,代表投资者必要报酬的资本成本迟迟不能正位,资金成本和资本成本的混淆自然就在所难免了。3.2 二者混淆在投融资决策中的危害在现代财务理论中,资本成本是公司融资决策与投资决策的交汇和依据所在,堪称现代财务理论的核心;而资金成本只能反映企业单方面的融资成本。在资金成本与资本成本混淆的情况下,如果将资金成本用于企业投融资决策,就会带来严重失误。首先,如果企业在融资决策时使用资金成本,就会出现股权资金成本远远小于债权资金成本的现象。据《2003年中国证券期货统计年鉴》,在深沪股市2002年分配方案中实施现金分红的668家公司中,现金股利支付率在25%以下的公司有120家,其中每股现金分红低于0.05元的上市公司就达184家之多。这样,以该年证券市场平均市盈率40倍来计算,流通股投资者的平均回报率只有0.95%,还不到同期国债利率水平的一半。即使加上股权融资交易费用,流通股的股权资金成本也奇低,远远小于债权资金成本。在这种背景下,中国上市公司普遍出现了与西方国家相反的股权融资偏好。截至2003年底,在沪深交易所上市的公司债券31只,可转债23只,托管市值分别为367亿、222亿元。再看股票融资,同样截止2003年底,上市公司在沪深交易所累计发行股份总额为6428.46亿股,其中上市股份为2269.92亿股,总计筹资额(包括A股筹资额和A、B股配股筹资额)为人民币10131.72亿元[5]。资本市场融资功能超强发挥的直接后果便是扭曲了资本市场的资源配置功能:在融资渠道有限、大量企业一窝蜂地争夺上市融资机会的情况下,非市场的行政干预和黑箱操作问题就不可能得以根治,按市场化原则择优配置资源的机制也就很难真正实现。其次,由于企业融资的资金成本远远小于资本成本,如果将资金成本混同于资本成本,在实践中就有可能误作投资项目决策中的折现率,从而高估项目的净现值,导致投资过度和资本浪费的后果。中国2003年和2004年上半年的投资过热现象不能不说与资本成本意识淡漠有密切关系。再次,资金成本与资本成本的混淆还给中国资本市场建设带来了许多负面影响[6]。例如,本来同一家上市公司的流通股与非流通股都具有相同的经营风险等级,因而都应该具有相同的资本成本。但按资金成本计算,则溢价的流通股资金成本就远远小于非流通股的资金成本,用被大大低估的流通股资金成本作为股票定价的折现率,就会高估股票的理论价格,使国有股减持在定价方面迟迟不能取得进展。最后,由于资金成本并不考虑投资人的回报,国有股股东就缺乏对公司管理者的约束动力。在资本成本缺位的背景下,由于国有股的产权代表是政府机构或其授权的国有持股公司,其具体代理人在法律上并不拥有剩余索取权,因此他们虽然有权力选择国有企业的董事会成员和经理,但不必为资本收益承担任何后果。这也是中国公司治理结构难以完善的重要原因之一。4 结 语资本成本是一个财务学概念,不能混同于会计学中的资金成本概念。资本成本体现的是健全的公司治理机制和对资本风险报酬的尊重。而资金成本是中国经济转轨过程中的财务概念,在其诞生及之后的一个时期中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必须清醒地意识到,资本市场的出现是一个划时代的里程碑,从此企业的价值就不再与历史成本有关,而是取决于未来现金流的折现。这时,与风险程度相匹配的资本成本就应该取代资金成本成为投融资理论中的核心概念。面对资金成本与资本成本混淆带来的危害,财务理论界也应该尽早摒弃资金成本概念,全面接受与国际接轨的资本成本理念。参考文献:[1](美)彼得·纽曼.新帕尔格雷夫.货币金融大辞典(第一卷)[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470.[2]刘恩禄,汤谷良.高级财务学[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1.243.[3]卡尔·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976.[4]周小川.上市公司治理结构的改进[J].中国证券报,2001-05-31(2).[5]中国证监会.中国证券期货统计年鉴[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4.[6]吴晓求.资本结构和公司治理的若干理论问题[J].中国经济信息,2003

这些书对你有很大的帮助咯《工程经济学》《宏微观经济学》《投资学》《战略管理》机会成本（Opportunity Cost）是指做一个选择后所丧失的不做该选择而可能获得的最大利益。 简单的讲，可以理解为把一定资源投入某一用途后所放弃的在其他用途中所能获得的利益 我们常拿融资租赁和贷款比较谁的融资成本高？如果不把机会成本加进去的话，可能会得出一个不正确的结论。比如人们通常感觉融资租赁的融资成本比银行贷款高。出现这种认识错误的主要在于没有把机会成本考虑进去。 首先从利率上说租赁公司的资金是从银行来的，因此融资成本一定比银行高。但从机会成本考虑就不一定了。银行贷款是以资金占用作为标的的。融多少资金，就可以算出有多大的成本。融资租赁是以租赁物件的标的为基础计算成本的，有些厂商租赁打出“零”利率的口号，实际上是一种促销手段。天下没有免费的宴席，从物件的采购上早已把利息提前纳入销售价格中去了。 因为上述原因，和租赁公司谈利率，实际上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融资租赁的会计处理上可能会遇到利率问题，但不是租赁公司给出的利率，而是租赁公司的收益率。是用来财务处理的，不能真正地反映融资成本。 第二个概念是银行的利率比租赁公司高。因为银行的利率不能随意加减，有政策限制。租赁公司的利率可以根据双方的讨价还价来确定，有政策支持。但是，银行的政策现在也开始变化，实际上贷款利率已经是上不封顶。对于信用稍差的企业，银行贷款的利率也不会低。融资租赁因为增加了一道物权保障，也是做银行的次好项目。从利率上看不会有太大的差别，因为银行要做这种项目也要很高的利率。 第三融资租赁项目的操作程序要比银行贷款公开的多，申办程序要简单一些，谈判各方的地位要平等一些。请客吃饭，回扣等桌下交易要少一些，成交时间要快一些。如果把提前投产带来的效益算进去，使用融资租赁的机会成本比银行贷款要小的多。 第四是融资租赁在税收上有独特的好处，是任何融资方式都得不到的。加上审批过程简单，这就是为什么在国外，融资租赁成为中小企业融资的主渠道的一个重要原因。 工程机械设备的客户70%以上是中小企业，他们没有雄厚的实力到银行去搞公关，银行对小金额的融资也不感兴趣。因此在银行偿受到按揭贷款的痛苦后停止了用这种方式给企业融资。融资租赁也就在这个时候悄然兴起。 在新经济的环境下，人们多少要有一些财务知识，这就是通常所说的“财商”（智商以外的另一种智慧），融资租赁的真正含义应该是财务租赁（在英文中，财务、金融、融资都是一个词）。这样即可以解决融资难的问题，有可以降低机会成本的花消。 机会成本在经济学上是一种非常特别的既虚既实的一种成本。它是指1笔投资在专注于某一方面后所失去的在另外其它方面的投资获利机会。 萨缪尔森在其《经济学》中曾用热狗公司的事例来说明机会成本的概念。热狗公司所有者每周投入60小时，但不领取工资。到年末结算时公司获得了22000美元的可观利润。但是如果这些所有者能够找到另外其它收入更高的工作，使他们所获年收达45000美元。那么这些人所从事的热狗工作就会产生一种机会成本，它表明因他们从事了热狗工作而不得不失去的其它获利更大的机会。对于此事，经济学家这样理解：如果用他们的实际盈利22000美元减去他们失去的45000美元的机会收益，那他们实际上是亏损的，亏损额是45000－22000＝23000美元。虽然实际上他们是盈利了。 那么如何理解上述这种现象呢？ 我们设想他们（以自己的劳动）投入热狗工作P所得的收益仍然是22000美元，而（以相同的劳动）投入某种工作Q所得的收益也是45000美元。那么按照人们所理解的机会成本概念，他们投入工作P的机会成本是工作Q的收益即45000美元，同样，投入工作Q的机会成本是工作P的收益即22000美元。工作P、Q之收益互为对方的机会成本。 但是实际上，由于任何一个单位的投资（无论是劳动投资还是资金投资）都具有专注性，因此不能设想投资获得二注收入（所谓“二注”即是指同时分为2个或多个方面的注入，如1个单位投资额分为2个注入方面，这是不可能的。1个单位的投资额只能在同一时间专注于某个行业的某一点上，这即是“投资专注”性）。通俗地说，1笔投资不能同时被假设为获得2笔（或2笔以上）投资的收益。所以在计算机会成本时我们不能用1笔投资的二注收入来叠加，也不能用它的二注成本耗费来叠加。比如我们不能算他们在从事热狗工作的过程中又再想同时获得工作Q的收益，以致如果不能获得这个收益就认为产生了机会成本。如果他们真能获得这样的二注收益，那么他们应该获得22000＋45000美元的二注收入，而不单止22000或45000美元。 但以上人们通常所认为的“工作P、Q之收益互为对方的机会成本”似乎具有这种投资与收益的二注性，因为它想在获得当前的工作P之收益的同时，又想要获得工作Q的收益，当不能获得工作Q的收益时，就被认为是亏损的。特别是当已经获得较高收益的同时还想得到较低收益的情况。比如当从事工作Q已经获得比工作P更多的收益时，还想到失去了工作P的更少收益，这样的话，所理解的机会成本就不对了。 实际上机会成本应该是这样：工作P对于工作Q来说具有机会成本，但工作Q对于工作P来说就已经没有机会成本了，因为工作P的收益比工作Q小。因此所谓机会成本实际上只是“相对机会成本”而没有绝对机会成本。当一个人正在从事的工作收益比较低时，相对于你所能从事的更高收益的工作来说，就产生了机会成本。比如一个人能够做经理和教师，而经理工作的收入显然要比教师的收入大，因此当你从事教师工作时，相对于经理工作来说你就存在着一个机会成本的问题，但是我们不能反过来，说从事经理工作会使你失去教师工作的更低收入，从而产生一个机会成本。收入大的工作相对于收入小的工作来说，是没有机会成本的，因为你已经找到了一个更好的机会使你更好的收入。在此所谓“机会”实际上就是寻求更大利益的机会，既然获得了更大利益，那么因失去机会所导致的利益丧失也就相对没有了。 那么，由于从事工作P比从事工作Q所获得的收入较小而产生了机会成本，其机会成本量是工作Q的收入减去工作P的收入，即45000－22000＝23000美元。他们因此亏损了23000美元。如果他们的工作P的收入渐渐提高，从22000达到40000，则他们所失去的机会成本只是45000－40000＝5000美元。如果他们的工作P的收入再提高到与工作Q相等的45000，则他们的工作P与工作Q对比就只有等于零的机会成本了，即45000－45000＝0。如果工作P的收入再提高到比如50000，则他们从事工作P的机会成本相对于工作Q来说就是45000－50000＝－5000美元，机会成本为负数。机会成本为负数表明什么呢？表明他们工作P相对于工作Q来说已经非但没有机会成本，而是还大大“抵值”呢！由于成本作为一种代价耗费是总是趋向于最小化的，因此从事一项工作，它的机会成本越小越好，它的最小值自然要包括0值以下的负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