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家地理杂志单之蔷

胡焕庸线，即中国地理学家胡焕庸在1935年提出的划分我国人口密度的对比线。那么，胡焕庸线的地理意义及形成原因是什么呢？下面我整理了一些相关信息，供大家参考！

胡焕庸线曾受到美国政府的重视，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译成英文，供当时军民利用与参考。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逐渐发现，这条人口分割线与气象上的降雨线、地貌区域分割线、文化转换的分割线以及民族界线均存在某种程度的重合。中国国家地理杂志社执行总编单之蔷将胡焕庸线看作是中国景观的一个分界线。由景观联系到历史文化，似乎可以发现，这条线也是中原王朝直接影响力和中央控制疆域的边界线，是汉民族和其他民族之间战争与和平的生命线。

由先锋国家历史杂志社出版的《发现西部》一书写道：“它还是一条文明分界线：它的东部，是农耕的、宗法的、科举的、儒教的……一句话，是大多数人理解的传统中国；而它的西部，则是或游牧或狩猎，是部族的、血缘的、有着多元信仰和生活方式的非儒教中国。”

在新中国成立60周年以及中国近现代地理学创立和发展一百周年之际，地理学界给出了一份这样的答案。由中国地理学会与中国国家地理杂志社发起的这项“中国地理百年大发现”评选活动，共发布了30项地理大发现，排在“珠峰测量”之后的，是“胡焕庸线”。

在工业文明的21世纪，胡焕庸线所揭示的人口分布规律依然没有被打破。

胡焕庸线形成有其自然背景。“它是气候变化的产物。”中国科学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教授王铮表示，现在认为胡焕庸线是中国东南季风的影响范围，而在1230年以前，气候形势并不如此。1230年—1260年的气候突变，基本奠定了中国的现代气候特征。由此时期开始，各种旱涝灾害特别是大洪涝灾害空间频率分布的走向与胡焕庸线日趋吻合，越到近代越明显。所以说，胡焕庸线表现出中国的现代气候特征。

王铮等学者研究发现，因气候变化导致农业生产潜力波动，人口则因农业产出的区域不同作相应变化，从而形成了后来胡焕庸所发现的人口地理分界线——胡焕庸线。这仅是解释胡焕庸线成因的一个主要理论。

在汉唐时期，西部的黄土高原及关中地区气候较为温暖湿润，因而能够承载更多的人口，从而成为历代中国政治、经济中心。唐中期曾频繁从长安迁都洛阳，除了政治、经济上的解释，长安地区不断发生的自然灾害也是重要原因之一。宋代以后，气候变化日益表现出“胡焕庸方向”的趋势，中国人口、文化、经济重心遂逐渐南迁长江流域。明清两代，政府虽然大力经营甘肃，但胡焕庸线以西，生态环境日益恶化，粮食自给已成问题。

王铮、吴静通过建立“中国历史人口地理演变的自主体模拟模型”，重现了伴随气候变化而来的土地资源数量和农业产出的波动，并模拟显示出大约在公元918年，中国南方人口总数超过北方人口总数，此后人口分布南重北轻的格局始终再未改变。换言之，中国人口分布的南重北轻的格局在唐末到五代之间开始形成。此后随着气候温暖期的结束，至1240年，中国人口的东西分布差异最终形成，从而出现胡焕庸线所展示的人口分布特点。

也就是说，胡焕庸线是气候变化的产物。近代发现的400毫米等降水量线，是我国半湿润区和半干旱区的分界线，该线与胡焕庸线基本重合，也揭示出气候与人口密度的高度相关性。年降水量不足400毫米，土地便向荒漠化发展，正如西北部的草原、沙漠、高原等景色和以畜牧业为主的经济，东南部降水充沛则地理、气候迥异，农耕经济发达。

一、《中国国家地理》简介《中国国家地理》是一本关于地理的期刊，因该社隶属中国科学院，有一大批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的专家学者作为该社顾问，同时还有许多战斗在科考第一线的工作者与杂志社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因此具有很强的独家性和权威性。该刊的文章和图片经常被中央及地方媒体转载。另外，该刊具有很强的可读性和收藏价值，国内外很多家图书馆已经把该刊作为重点收藏期刊。 现任杂志社社长兼总编辑为李栓科（1997年至今），执行总编为单之蔷。 《中国国家地理》杂志社社长李栓科于2003年荣获第七届中国科学院杰出青年的称号。[编辑本段]二、《中国国家地理》发展史《中国国家地理》的前身《地理知识》，创刊于1950年，当时整本杂志祗有8页，一年后增至16页。当时的内容包括地理思想、中外国地理、自然地理、地图及地理调查法、地理教学、地理资料等。 1954年，《地理知识》因发表披露中国国内的工业地理文章，被中国官方认为是“泄密”而遭受重创。但不久后影响消失，该杂志的内容继续扩充，至1957年时增至48页，发行量达到了2万册。 中国大陆的一些科学杂志在大跃进及文化大革命中遭受重大打击，《地理知识》也不例外，在此期间，《地理知识》发行很不稳定，时断时续，该情况在文革结束后才有所改善。 1998年，该杂志全面改版，页数增至84页，翌年增至100页。 2000年10月，《地理知识》杂志更名为《中国国家地理》，随后亦在台湾、香港等地推出繁体字版乃至在日本推出日文版。 2004年，《中国国家地理》增至148页，并推出青少年版《博物》。 2005年10月，在其创刊55周年之际，推出550页的“选美中国”特刊，出版量达到55万册的历史新高。该特刊深受消费者的好评，一上市便被抢购一空，乃至出现了部分地区的书报亭出现囤积居奇哄抬价格的情况。 2008年3月，《中华遗产》正式成为了《中国国家地理》杂志品牌下的一员。 2009年1月，杂志价格提升至20元，页码加到176页[编辑本段]三、《中国国家地理》发展思路1929年，美国《国家地理》杂志记者梅纳德·威廉斯在给主编的信中说：“最痛快的事情莫过于能够通过照片和文字，带领125万国家地理学会的会员一起登上高山，俯瞰世界……”这段话，成了《国家地理》杂志所有记者为之骄傲的工作理由。 如今在中国，《中国国家地理》的记者们也带着类似的激情跋涉于祖国的名山大川。2006年10月号杂志以“318国道——中国人的景观大道”为主打，其主办者称发行量突破100万册。 在杂志社社长李栓科看来，这是他们在互联网时代的夹缝中，杂志发展再一次强力突围。内容为王李栓科是在中科院地理研究所新大院的办公室内接受《第一财经日报》采访的，其办公室靠着经营部门，编辑部则在另一栋楼办公。“编辑部和经营部门是完全独立的，还是那句老话，内容为王。我们很少就一个内容去进行营销，而是内容自身的价值决定了我们的销售。”李栓科说。 “景观大道”专辑带来的成功，印证了李栓科的话。而用编辑们的话来说，为了这个计划中的发行量，整个9月，他们就跟上了发条一样。 说及“景观大道”的策划，李栓科介绍：“我们希望找到能代表我国辽阔国土、壮丽山河的象征物，而寻找的结果是，发现大致沿着北纬30度线延伸的长达5000多公里的318国道是最佳选择。”而为了这个发现，杂志社不但派出了专门的考察队，还邀请了众多著名的作家、学者，分头探访。 “对于一本杂志来讲，最重要的是编辑部，包括背后的专家支持。如果没有打不烂、揉不碎的编辑部，市场运营就是缺少根基的。”李栓科表示。 伴随着内容的提升，是发行量和广告价格的增长。 这一路走来，不能不提及去年杂志创刊55周年之际，持续一年之久的“中国最美的地方”的评选与报道。“其影响力远超我们的预想。”回顾那段经历，李栓科仍然很感慨。 据介绍，杂志社首先组织了一个专家协会组、一个媒体组。专家协会组负责制定详尽的评选标准，跟媒体的合作则是希望在每一个省市都进行评选，“比如广东的一些媒体，组织当地的专家合作，并调动读者参与评选，取得了很好的效果。”科学的真实杂志在近几年获得高速成长，李栓科理解的原因是，“和天时地利人和有关”，“改革开放使国力增强，中国人对未知世界有发现的欲望，同时对已知世界也有再发现的愿望。《中国国家地理》就定位于此——讲述社会难点、热点、疑点地理故事，并对科学上的新发展进行前瞻性的报道。” 据了解，《中国国家地理》的前身《地理知识》从1950年创刊开始，一直是以传播基本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为己任，这一定位在当时来说是合理的，也曾有过鼎盛时期。但从1982年开始，在读者市场分化以后，《地理知识》与其他老牌纸媒一样，面临相同的命运转变。 1998年，《地理知识》变身为《中国国家地理》。在改版后的几年时间里，杂志发行量上升了十多倍。2001年，《中国国家地理》杂志繁体版在中国台湾创刊，2002年日文版也正式上市。 李栓科说：“我们的选题，就是要向读者传递真正的科学知识。比如沙尘暴对人类造成的伤害，其实很多媒体是在妖魔化沙尘暴。从科学的角度来说，沙尘暴还能减轻酸雨的危害。这是因为沙尘暴里面的气溶胶物质颗粒，中和了酸雨当中的绝大部分东西。” “另外像全球变暖，正是因为有了沙尘暴的作用，从而大大减缓了全球变暖的步伐。对于沙尘暴来讲，靠植树造林来解决更是一个谎话。因为沙尘暴是在高空的，靠大气层输送，带到很远的地方。” “而这些也就是我们要做和能做的事，以科学的态度去解读热点问题。把这些内容做好了，发行和广告自然就很轻松了。”李栓科告诉记者，“最关键还是内容，独家视角的内容才是王。我们80%的精力、物力和财力，都是用在编辑部。”以颠覆常识来吸引公众目光能否被公众认可和接受是决定传媒存亡兴衰的关键，而这又要以获得关注为前提。 《中国国家地理》的前身是创刊于1950年的《地理知识》，1997年月发行量约为1万册。1998年大幅度改版，2000年改现名，2006年以来期平均发行量稳定在100万册以上。根据该刊总编李栓科先生提供的官方解释，这是因为他们始终践行了“内容为王”的原则，是内容自身的价值决定了销售。 这一思路还大有进一步具体和深化的可能和必要。任何内容都要经过被关注、认知和解读，其内在价值才能被受众所认识和接受。而受众会注意什么又受到他们既有认识的影响。媒体传递的内容如果既可以归属到他们所熟悉的领域，同时又能提供新的信息，就更容易引起他们的关注。 受众的既有认识是诸多观念的有机结合，各种各样的常识是他们构建自己观念世界的基本骨架。其实常识原本就是既为公众普遍知晓，又被他们视为理所当然的观念。所谓重构常识也就是用新的观念来替代既有观念的常识地位。由于常识在公众知识的体系架构中具有这样的独特地位，使得对它的重构尝试必然会同时遇到双重境遇：在引来关注的同时也会遭来质疑。重构必然意味着要有所颠覆，而公开地试图对既有常识加以颠覆，本身就足以引来公众的关注。 对于《中国国家地理》而言，以颠覆常识来吸引公众目光是它的常规战术。例如在它隆重举荐的“中国十大最美名山”中，不仅五岳有四座落选，而且高居榜首的是此前名头并不是特别响亮的南迦巴瓦峰。再如，2003年出刊的四川专号明确表示峨嵋青城并非是典型的蜀山；它们带来的最直接结果就是当期销量明显上升。

单之蔷，《中国国家地理》杂志社执行总编。毕业于吉林大学，1985年任职《人民日报》(海外版)经济部。后来到《中国国家地理》杂志社担任编辑管理工作。现为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地理学会出版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自然辩证法学会科学传播与科学教育专业委员会副理事长，北京大学科学传播中心特聘研究员等。单之蔷先生酷爱思考，观点新颖，嗜书如命，行路万里。作为《中国国家地理》杂志的执行总编，他熟悉编辑业务，善于策划和组织编辑为广大读者喜爱的专辑和报道， "上帝为什么造四川"、"选美中国"等专辑不断的刷新杂志发行的奇迹。他曾率队深入可可西里，珠峰绒布冰川，希夏邦马峰，塔克拉玛干沙漠，昆仑山，祁连山，横断山，秦岭，长江源，雅鲁藏布江大拐弯等地，亲历过许多艰险，记录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地方。单之蔷经历复杂，做过许多工作。大学的专业是汉语言文学，但与其他文科生不同，单之蔷对科学、数学有着浓厚的兴趣。单之蔷从事的工作与"地理"有关，因为地理科学离人文科学最接近。在单之蔷任主编以来，杂志策划的"给中国最美的地方划个圈"、"上帝为什么造四川"、"走遍世界去问河"、"大香格里拉"、"中国最美的地方排行榜"等专辑不但创造了发行的奇迹，更成为许多人的经典珍藏。能走遍祖国的山山水水，正是许多人羡慕单之蔷的地方。但他却笑称，"走"并不是他的本来目的。他曾经也是闭门造车的编辑，直至2003年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受邀来到四川旅游。走一圈之后，发现普通人们对四川的印象，还局限于天府之国、成都平原、人口众多、物产丰富这老一套上。这时，他的目光停留在了川西上，甘孜、阿坝、凉山，广大的土地，众多的雪山，特别是四川的雪山和雪峰，四姑娘山、贡嘎山、海螺沟等，庄严圣洁，与中国传统审美中的名山大川有着不同的凛然大气之美。"看山要看极高山。"这是单之蔷在"上帝为什么造四川"专辑中提出的一个著名理念，他说，中国人几千年来歌咏的都是东部的风景，却忽视了西部的壮丽河山，中国人的审美应在珠峰前工作的单之蔷当来一场革命，进入到欣赏冰川的时代。他的这个理论，得了很多人的热烈响应，当时四川的一帮学者文人，也为他这个外来者的观点而叹服。自此，《中国国家地理》慢慢成熟，而单之蔷也开始了更多的行走。行走越多，他越觉得一个国家的公民应当对自己祖国的山川河流有基本的了解。在川藏线上，他遇到过一群年轻人，他们都是大城市里的白领，辞了职走完了川藏线，却没有任何收获，也不知道身边就有着壮丽的景色。这让他更坚定的树立起帮助人们掌握地理知识的念头，他说这样会让人生更丰富。作为一名行者，单之蔷非常喜欢走在路上的状态。就像文艺复兴一定要回到希腊的源头，他如果想做一篇地理报道，就一定会亲自去那个地方看看，而每次都会有着出人意料的惊喜和发现。单之蔷他说，摄影师的照片永远是令人信不过的，你相信的，只有自己的眼睛。他原来以为中国已"没什么稀罕的地方"可去，但后来发现自己错了。在香格里拉地区，他看到了与现代婚姻制度并存的一妻多夫制，在一个村子里，每家都是四个兄弟共一个妻子;在常人通常认为危险重重的珠峰，他看到美丽的冰塔林，走在其中，脚下的石头仿佛用水冲洗过一般，在阳光下闪着蓝幽幽的光。经常在西部地区行走，单之蔷的考察生活并非人们所想像的轻松休闲的旅游观光，而是充满了艰辛和危险。在敦煌附近，他们一行人为了寻找大规模的雅丹地貌，误将车开到一条废弃的国道上，路上到处是流沙，汽车很快就没会油……而近乎绝望之中看到的亮光，让他们欢欣鼓舞;在珠峰，从未有人进入过的冰塔林美丽而充满着陷阱，到处都是冰裂缝、冰湖，连当地向导也极力劝说单之蔷不要下去，但单之蔷"一意孤行"，他笑说，最美的风景往往就在最险之处。走过很多路的单之蔷，叹惜自己还有很多地方没去，很多的书还没有读。看过这多风光，他一直坚持自己来写专辑前的文章，他说，只有亲自写作才能去关注自然、研究自然。单之蔷是杂志社的总编，喜欢写字、看书、引经据典，比如为了写三峡，他会查出《唐诗三百首》里有54首关于长江的诗，有12首关于三峡的诗;他用喜欢隐匿的中国四合院建筑和好炫耀、抢占制高点的西方城堡建筑作比较，用地理知识解释关中盆地文化和雅典山地文化的区别……此外，他还有很多受到争议的"离经叛道"的论断，比如认为植树造林是个神话，质疑任何大型造林工程，为此动用了美国生态学家克罗门茨的"顶级群落"理论;青藏铁路开通，他宣称又一座长城诞生了，使他受到很多网友的抨击。他的文字风格呈现出户外人士的自然和稳重，同时又能令我们体会到读书人那种匡正天下的激烈情绪和冲动，他总是急于为那些默默无闻的山、湖、高原、湿地在城市里讨要一个恰当的"名分"。他在自然世界和文明世界两个极端之间来回奔跑。在一个极端，他和同行的难兄难弟在冰川、沙漠中跋涉迷路，为一个朋友在登上冰川后全裸自拍兴奋不已;在另一个极端，他作为一名单位人，每月必须按商业法则推动杂志社的流程，统筹每月杂志的按时出版，除了写序言，还要穿西服打领带，不定期进行读者见面会或做演讲……显然，单之蔷已经适应了在两个世界中来回穿梭的生活，每月一次，他像钟表一样摇摆一次，而且每次，他都准时摆回到自己的位置。他告诉记者，为了赶稿，自己有过在海拔5000 多米的冰山，或烈日炎炎的沙漠戈壁，刚刚喝完面汤，便压着帽子、穿着冲锋服、戴上耳机，在键盘上敲打出他的经历;可以想象，他敲出的，不是别的，是他一直在干，并想继续做下去的事--建构中国的形象。

一般卖的是国家地理（讲很多地方的，是杂志，一定时间出一期）中国国家地理、华夏地理是教科书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