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论文启发

关于教育的议论文范文篇二 论感动的教育 摘 要： 教育是最接近心灵的接触，是通向学生心灵的道路，教育也最能引起学生心灵的感动。感动是前进的动力，在感动中的学生往往能够更好地获得启发、感悟与提高。教师在教育学生的过程中，应该充分关注学生的情感，促进学生产生积极的情绪体验，使学生心生“感动”，并在“感动”中得到教育。 关键词： 感动教育 内涵 现状分析 实施策略 教育作为培养人的一种社会活动，不断创造和传递着生产生活的经验，在整个社会的发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如何才能够教育好下一代，是每个国家、每个政府乃至每个家庭都迫切想要解答的问题。当代所提倡的“高效教学”试图从“高效”入手整体提高我国的教育质量。然而，当前部分教学连“有效”都做不到，何谈“高效”?那么，我们要怎样做，才能实现“有效”甚至“高效”的教学呢?笔者认为，当从“感动教育”入手。 一、感动教育的内涵 根据主体教育论的观点，教育活动就是教师与学生之间相互交往的活动;从交往活动来看，交往是建立在师生之间情感交流的基础之上的。可以这么说，情感推动和促进了教育目标的实现，情感在整个教育过程的过程中贯穿始终。高尔基曾说：“谁不爱孩子，孩子就不爱他，只有爱孩子的人，才能教育孩子。”爱作为情感中的积极因素是教育的基础和前提。师生在爱的情感中交流，在爱的熏陶下受到教育;而感动，便在爱中萌发，生长。感动是一种积极的情绪状态，表现为一种主体身心的整体投入。主体的情感或浓烈或细腻，以至于使人内心触动，在感动下，情感的积极参与使得学生的理解、感悟及掌握的能力大幅度提高，并且使学生对这一经历保持长久的记忆，人们经常在过了很长的时间后还能回忆起某年发生的事情，大部分都是感动在心里的留存。从另一个意义上讲，感动构建了更加丰富完善的心理秩序，因此，就教育而言，感动情感状态下学生的学习效果是单凭说教所无法比拟的。 二、当前感动教育缺失的现状分析 感动教育具有如此大的优势，但综观我国教育，感动教育的缺失十分严重。学生对上学，对教师普遍存在较强的抵触心理，要么不愿意上学，要么不愿意听从教师的教导，也有的学生对教师唯唯诺诺，不敢发表自己的观点，教育如同灌模加工。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归根结底就是因为感动教育的缺失，学生对教师没有感动，自然不会对上课产生兴趣。教师对学生没有感动，自然也就不会知道学生真正想的是什么，学生真正需要的是什么。那么，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这种感动的缺失呢? 1.学校对感动教育的忽视。由于对成绩的过度追求，很多学校的领导对于德育、体育、美育不够重视，而把大部分的师资力量投入到专业课的教学过程中。这就无形中忽视了学生的心理需求，而只是一味地给学生灌输知识，结果整个学校出现课前没有歌声，课中没有掌声，课后没有笑声的压抑局面，不仅无益于学生正确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的树立，更不要说让学生喜欢上学了。 2.学生自身发展过程中感动的缺失。当今社会的竞争日益激烈，在“竞争”日益成为社会的主流时，学生更多的是接触到“坚强”，而不是“感动”。现代学生大多是独生子女，家庭往往关心学生在物质上的满足，而忽视对学生的“感动”，这就造成了新一代学生不懂感恩，不会感动的“冷漠”心态。由于家庭和学校对德育的忽视，学生缺乏道德上的实践。徐惟诚说：“道德教育不是一般说教所能达到的结果，虽然道德说教也是必不可少的，但内化不了孩子们的行动，而需要通过道德实践最终来感化，道德实践是让孩子学会感动的最有效的途径。”[1] 三、实施感动教育的策略 1.转变学校的教育理念，改善学校的教育文化氛围。学校追求办学效益，办学特色，无可厚非，但也应该重视学生的情感方面的教育，逐步营造感动教育的校园文化氛围。在培养学生“成人”、“成才”的同时，也要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2.学会倾听。师生是感动教育的主体，师生每天在课堂上都会展开各种不同的交流交往。让教师学会倾听学生，学生学会倾听教师，是开展感动教育的重点。 在一个个学生的声音相互回响、相互烘托的“交响乐团”中，十分关键的是交往展开的丰富程度、深入程度怎样。关于这个问题，日本京都大学的哲学家、诗人原资明先生在《词语交往论》(五柳书院)一书中对“交往”的四种分类给我们以启示。他划分的四种交往类型是：只有一方讲话的“单向交往”、相互交谈的“双向交往”、被拒绝被阻挡的“反向交往”、思路各异的“异向交往”[2]。 在以往的教育中，教师们总是喜欢把“双向交往”理想化，而忽视了其他的交往方式。教师和学生的交往方式绝不是预定的，平静的，不变的，不可能总是和谐的声音，总会有不协调的声音出现。在这四种交往方式中，倾听学生“异向交往”的话语更显重要。讲课时，不论如何，教师总是容易按自己的思路听学生的意见。与教师的思路相异的“异向交往”的话语，因为是教师不易了解的发言，所以很容易就会被忽视。被忽视的学生很难再次发言，因为谁都愿意被肯定。教师只有仔细倾听学生的发言，才能真正了解学生的想法，和学生共情，才能让学生获得感动，进而使学生学会相会倾听、倾听教师，最终实现师生间共同的感动与教育。 3.改变以道德说教为主的教育方式。以前进行德育的做法是说教多，让学生实践的很少，有的虽是在实践活动中，但往往过于重视形式，缺乏对学生切身感受和体验的关注。教师应该做好学生的教育引导工作，在社会生活等贴近实际的方面为学生多多寻求、创造能够进行道德实践的机会，经常给学生播放现实生活中的感人事迹，教师和学生一起观看，一起讨论，共同分享在其中的获得的感动，使得学生能够明辨是非、善恶、美丑，让学生获得切身体验，让情感得到自然的生发和宣泄，在这个过程中感动学生，学生此刻的收获是刻骨铭心的，其效果是任何说教都无可比拟的。 感动教育的道路漫长且充满了不确定，教师应和学生一起，在道路上慢慢学会感动。 参考文献： [1]林春苗.让孩子找回失落的感动[J].基础教育，2005(11). [2]佐藤学.宁静的课堂革命：教师的挑战[M].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 看了“关于教育的议论文范文”的人还看： 1. 关于励志教育的作文4篇 2. 关于教育方式的议论文 3. 以教育为话题的作文800字 4. 关于文化教育的高考作文素材 5. 写教育高考材料作文范文4篇

关于教育学论文800字

当今社会，教育究竟是什么以及该如何定义，这一问题已引起人们广泛思考，下面是我为大家收集整理的关于教育学论文800字，欢迎阅读。

《试谈汉代家庭教育特点及启发》

[摘要] 千百年来，家庭教育问题一直是一个热点话题。在不同的时代，家庭教育的内容和侧重点各不相同。就汉代家庭教育而言，侧重强调家长的责任和义务，家庭成员均注重自己的品德修养，以及相互间的积极影响，与后世“棍棒之下出孝子”的家庭教育理念存在很大的不同，这也反映出汉代家庭教育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

[关键词] 汉代；家庭教育；品德修养

自古以来，家庭是社会构成的最基本单位，它既是个人生存的重要依托，也是社会构成中的重要元素。所以，无数健康和谐的家庭就会构成和谐的社会，而良好的家庭教育则是和谐家庭的重要保证。因此，千百年来，人们对家庭教育的重视是一贯的。但是，过去许多人认为，家庭教育是指家长对儿女的教育，其实这种观点是不准确的。虽然不同时代的家庭教育存在不同的特点和侧重，但家庭教育的共性则是，不仅父母教育子女，夫妻之间还存在期待和劝勉，兄弟姐妹之间存在表率和示范，晚辈对长辈的规谏和交流等均属于家庭教育的内容。[1]也就是说，家庭教育不仅包括家长对孩子学业、技能等方面的教育，更包括道德层面的修养教育，以及相互间的影响等。在以两汉时期为代表的中国封建社会的早期，家庭教育的内容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通过对这一时期家庭教育的特点进行一番梳理和讨论我们可以发现，两汉时期的家庭教育内容对今天的家庭教育仍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一、扑责不是家长对孩子进行教育的特权

所谓扑责，是指杖责或鞭笞。千百年来，“棍棒之下出孝子”是众多家长教育孩子时最直接有效的理念和方式，甚至被奉为家庭教育中的真理。正如《史记律书》所云：“故教笞不可废于家，刑罚不可捐于国。”其实，整个两汉时代，家长对儿女进行教育时很少采取杖责或鞭笞的方式。据我们统计，整个前四史中，“杖”字仅仅出现308次，与之搭配成的名词或术语只有“授几杖”“衰杖”“法杖”或“鼓杖”等，而且这些词汇或术语大多不属于家长教育范畴，其中家长用杖责方式对儿女进行教育的方式仅有3例。一是《汉书陈万年子咸列传》载，陈万年因儿子陈咸不听话而举杖责打，“万年大怒，欲杖之”。二是《后汉书刘平传》所载，薛包的后母厌恶自己，责其分家独自生活，薛包不愿意。“包日夜号泣，不能去，至被欧杖”。三是《汉书崔烈传》所载，崔烈花钱买官后，因儿子抨击其行为属铜臭之举故而恼之，而“举杖击之”。上述仅有的三例属于家庭教育中的特殊情况，并不是家长对儿女的常态教育行为。不仅如此，有时候儿女犯了错，家长恼怒自己没有尽到教育的责任，反而要杖责自己。据《后汉书淳于恭传》载，“后崇卒，恭养孤幼，教诲学问，有不如法，辄反用杖自棰，以感悟之，儿惭而改过。”该句话的意思是：叔父淳于恭在教育不听话的侄子时，不但没有杖责侄子，反而要杖责自己的失职，结果使侄子大为感动，使其羞愧而自觉改过自新。从总体上来说，两汉时期，家长以杖责方式教育儿女的方式比较少见。相反，我们发现，杖责行为出现比较频繁的记载多见于皇帝、官员对臣子或下属的责打。从心理惯性的角度来说，这些情况体现了皇权的优越性，而家长很少扑责儿女则体现了家长爱护儿女的天性。同时说明，在家庭教育中也基本上不存在后世所谓的“家庭暴力”。

二、家庭成员注重品德教育和相互影响

从历史的角度来说，“家风”或“门风”是家庭成员在长时间的共同生活中逐渐形成的一种较为稳定的生活模式。在日常生活中形成良好的“家风”或“门风”是所有家长的共同心愿。但良好“家风”和“门风”的形成取决于所有家庭成员的道德品质和道德修养，而且要通过所有成员之间的相互影响，在潜移默化之中形成所谓的好家风或好门风。两汉时期的个体家庭教育已经开始注意家庭成员的道德修养，强调相互影响的重要性。首先，家长自觉注意道德修养，并影响儿女。在汉代个体家庭教育中，父母并不是单纯对子女进行说教，而是注重自身修养对儿女起到的表率作用。正所谓，“是以父不慈则子不孝，兄不友则弟不恭，夫不义则妇不顺矣。父慈而子逆，兄友而弟傲，夫义而妇凌，则天之凶民，乃刑戮之所摄，非训导之所移也。”[2]具体来说，两汉时期，家长的品德在家庭教育中的作用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要求儿女“近有德”、尚节俭，注意心灵美的陶冶。据《史记高祖本纪》载，高祖刘邦临终写《手敕太子》，反省自己年青时认为读书无益的错误，告诫太子刘盈要勤奋学习，对开国元勋“萧、曹、张、陈诸公侯”要以礼相待。据《后汉书郑玄传》载，东汉郑玄以书信的方式教诫儿子郑益恩时，要求他“勖求君子之道，研钻勿替，敬慎威仪，以近有德……”蔡邕作《女诫》篇教育女儿：“……夫面之不饰，愚者谓之丑；心之不修，贤者谓之恶。愚者谓之丑，犹可；贤者谓之恶，将何容焉？”蔡邕要求她不仅要注意日常的梳理打扮，更不可忽视心灵道德的修饰。第二，父母坚持道德准则，为儿女作表率。据《后汉书张湛传》载，张湛“矜严好礼，动止有则”。张湛严于律己，不但做好妻子儿女的表率，即使对待乡党，也是“详言正色”。被周边地区的士大夫奉为楷模，“三辅以为仪表”。《汉书王陵传》亦载，王陵与刘邦有故交，秦末分别起兵，后王陵归顺刘邦，项羽为了逼迫王陵投降于己，于是把王陵的母亲抓住作为人质，“欲以招陵”，但王陵的母亲悄悄对汉使说：“愿为老妾语陵，善事汉王。汉王长者，勿以老妾故持二心。妾以死送使者。”上述事例中的父母均身体力行，以“好礼”“忠”“义”等良好的道德准则，在精神上给予儿女们极大的教育和表率。其次，儿女以良好的品德影响父母。与父母重视儿女品德教育相映成辉的是，儿女也可以用自己良好的品行来感化或影响父母。

据《后汉书乐羊子妻》载，有一天，别人家的鸡跑到乐羊子家，婆婆据为己有，并“盗杀而食之”，乐羊子妻载饭桌上“对鸡不餐而泣”，且曰“自伤居贫，使食有它肉”。意思就是说，都怨自己不能干，让家里这么穷，否则，就不会让餐桌上出现别人家的鸡了。婆婆听后甚为惭愧，“竟弃之”。《三国志吴书全琮传》亦载，父亲全柔“尝使琮賫米数千斛到吴，有所交易。”儿子全琮竟然“皆散用，空船而还”。父亲大怒，全琮解释说：“愚以所市非急，而士大夫方有倒悬之患，故便赈赡。不及启报。”意思是说，我们要买的东西并不是很着急，而如今连士大夫们都没米吃了，救人性命乃头等大事，所以，我就把米救济给缺米的人了。最终全柔对儿子的行为不但没有生气，反而认为全琮很有出息。上引事例中的乐羊子妻和全琮，分别以高尚的品行和急人所难的大义之举，分别影响了自己的婆婆和父亲。这种事例无论是在汉代，还是在今天的家庭教育中，其意义尤为突出。第三，晚辈对长辈可以规谏。两汉时期，晚辈对长辈的规谏也应该属于家庭教育的范畴。而且这种规谏文献中是经常见到的。据《后汉书杨厚传》载，“厚母初与前妻子博不相安，厚年九岁，思令和亲，乃托言疾不言不食。母知其旨，惧然改意，恩养加笃。博后至光禄大夫。”杨厚对母亲不能善待异母兄长杨博的行为不以为然，用绝食的方式进行抗议，终使母亲幡然改悟。同时代的典籍中也对晚辈的规谏持赞同，甚至鼓励的态度。《孝经》云：“士有诤友，则身不离于令名；父有诤子，则身不陷于不义。”所以，有人认为，谏诤是善意的，作为臣属、子女，能够在君主、父母有不义行为时，不是听之任之，而能够以谏诤的形式加以劝阻，使他们往好的父母发展，这就维护了个人、家庭的利益。而且，谏诤对愚忠、愚孝有一定的抵制作用，具有一定的民主性[3]。所以，谏诤不仅在国家治理中，而且在家庭事务和家庭教育中具有积极的意义。从总体上来说，两汉时期，品德修养是家庭教育中的重要内容，如果父母能够严于律己，就可以为儿女做好表率，就可以树立良好的家风和门风，反过来，儿女们具有良好的品德也可以给父母带来积极的影响。上升到国家、社会的高度，德政和德教是汉代士人的理想追求，也是他们对统治者斗争的武器[4]。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汉代的家庭教育对推动社会的发展产生过较大影响。

三、家长重视子女的学业教育，家学盛行

两汉时期，修习经学的风气较为流行，尤其在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理念被统治者认可之后，很多儒生通过修习经学得到察举、征辟，一跃成为公卿，从而提高了家庭声誉和门庭地位。正如《汉书儒林传》所载，“自公孙弘以治《春秋》为丞相并封侯，天下学士糜然乡风矣”。在这种情况下，“教育兴家”的理念迅速流行起来。而且，专门从事教授的人也迅速增多，其中有一部分教授之人侧重于对子女或族人的传道授业。我们这里所说的授业角色，主要是指家庭（或家族）内部成员。在封建时代，父辈是家庭或家族之长，他们担任着家庭教育的主要角色[5]。汉代典籍中，有关家传学业的记载比较多。如《汉书刘向子刘歆传》载，“刘向三子皆好学：长子伋，以《易》教授，官至郡守；中子赐，九卿丞；少子刘歆，为侍中太中大夫，迁骑都尉、奉车光禄大夫，贵幸。复领五经，卒父前业”。《汉书王吉子骏传》载，王吉与儿子王骏，“吉兼通五经，能为驺氏《春秋》，以《诗》《论语》教授，好梁丘贺说《易》，令子骏受焉。骏以孝廉为郎。左曹陈咸荐骏贤父子，经明行修，宜显以厉俗。”《后汉书耿弇传》载，耿弇父耿况“学《老子》于安丘先生”“弇少好学，习父业。”从上引事例和文献所载我们发现，两汉时代，很多家庭中的授业学习大多是儿女受长辈的.影响而自觉学习，并不是因家长的强迫而学习。同时，到东汉时期，很多家庭的儿女自觉继承并发扬了父辈的学业，也就是所谓的子传父业。据统计，《后汉书》中有关子传父业且影响较大的记录就达近二十条。正如吕思勉先生所云：“谓汉世百家之学皆衰非。”[6]这应该是对汉代家学教育发展情况最中肯的评价。汉代教育执行的是“通经致用”的原则，昭帝、宣帝时期，治经儒生更多地以经术参与到政治活动和政权建设之中，经学在施政过程中的作用大大增强。家长鼓励子女研习经典与汉代的选官制度存在很大关系。客观来说，家长鼓励子女通过自己的努力学习走上仕途，进而达到光宗耀祖的目的，在任何时代均具有积极的意义。所以，在汉代家庭教育中，单纯就学业教育而言，家长对对子女的规划和管理是得当的，对后世的家庭教育也产生巨大影响。

四、汉代家庭教育的特点对当前家庭教育的启示

汉代家庭教育所呈现出来的特点是那个时代社会现实的产物。这一产物虽然产生在两千多年以前，但其本身所具有的积极因素，对促进当时社会的发展和家庭的稳定起到重要作用，即使在两千多年后的今天，这些积极因素仍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对现代家庭教育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启示。

首先，就父母在家庭教育中的权力而言。千百年来，人们一直认为，父母（尤其是父亲）是家庭的主宰，其权力是至高无上的，儿女必须无条件执行父母的决定，否则就是家法伺候，“棍棒之下出孝子”就是最好的诠释，这种观点直到今天仍或多或少地存在。其实，汉代家庭教育中，强调更多的是父母的义务和责任，而权力是次要的。也就是说，对儿女的品德修养、学业，乃至择业、择偶等方面，父母均有权参与，但都不是强行做主。相对而言，在各方面高度发展的今天，很多家庭中父母的“霸权”仍然顽固存在着，他们肆意干涉着孩子的方方面面，从小学择校，到读大学专业的选取，甚至在配偶的选择等，时时处处闪现着父母的干涉和权力，从而引起儿女的逆反和反抗。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现代家庭教育与管理中，有些父母的思想和认识远远落后于汉代的家长，这也是现代家庭教育中迫切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

第二，在儿女的教育与择业方面。两千多年以来，“学而优则仕”的观念一直深入人心。随着汉代“经学”兴盛，尤其在设立“五经博士”之后，家庭生活中，父母非常希望儿女“通经致仕”，但父母更多地是为儿女创造一个比较宽松的教育环境。他们虽然很希望自己的儿女通过修习“经学”而走上仕途，但一般不会强迫。也就是说，年轻人是否通过修习经学而走上仕途，往往取决于自己的爱好或志愿，而不是父母的决策，更不是迫于父母的高压。即使在一些经学大师的家庭教育中，父母也是对儿女进行引导，而不是强迫。汉代个体家庭中，父亲是儒生或官员，而儿女从事其他职业的情况是常见的。这种家庭教育中的“民主”不但保证了家庭的稳定与和谐，也可以让年轻人更容易发挥自己的特长和爱好。所以，这种情况对现代家庭教育的启示应该更具有实际意义。

第三，在儿女的品德修养与熏陶方面。汉代家庭教育中，在品德修养方面最明显的特点是父母的表率作用与相互影响。汉代父母并不是单纯对儿女进行说教，而是更强调家长自身品德修养的表率作用。也就是说，家长一方面要求儿女“近有德”、尚节俭，注意心灵美的陶冶，同时，父母的言行非常注重坚持道德准则，为儿女树立好榜样。与父母重视对儿女进行品德修养教育相映成辉的是，儿女也可以用自己良好的品德或行为来感化或影响父母的不当之处。有时，儿女还可以用劝谏或交流的方式来影响父母。上述这种情况则是现代家庭教育理念中“言教不如身教”的最好证据。现代家庭教育中，对孩子的品德修养教育方面，很多家长停留在“言教”层面，而且不少父母没有起到表率作用，其教育效果可想而知。虽然我们不能强调每个家长都要去读一下汉代典籍，但其中的一些典型事例，其借鉴价值是很高的。从总体上来说，汉代家庭教育所呈现出的特点虽然有时代的因素，但其普遍意义是不容忽视的。

两汉时期，统治者以“孝”治天下的理念对中下层个体家庭产生了重要影响。反映在家庭教育事务中，家长虽然具有较高的权威，但在对儿女进行教育时，十分强调家长的表率和示范作用。同时，所有家庭成员注重加强品德修养，并相互产生积极影响是当时家庭教育方式的主流。过去，有学者认为，“家长握有儿女的教育权、择业权。家长不但有根据自己的价值观和主观意向教育子女的权力，还有权为子女选择教师，为子女择业定向，而不考虑子女个人的需要和意愿。”[7]这种观点应该是针对后世的家庭教育而言的，套用到汉代是不恰当的。因为，两汉时期，在家庭事务中，家长的绝对权威尚未完全确立，更多强调的是家长的责任和义务，加之特定的历史环境，在当时的家庭教育中还存在不少“民主”的成分。这些“民主”的成分，对现代家庭教育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参考文献]

[1]范喜茹.两汉家庭教育研究[D].保定:河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5-13.

[2]王利器.颜氏家训集解卷第一.治家[M].北京:中华书局,2010:40.

[3]梅良勇,张方玉.《孝经》的家庭伦理思想研究[J].学海,2000(5):116-120.

[4]王洲明.汉代散文风格与汉代经学的关系[J].泰安师专学报,1999(5):28-29.

[5]曹建平.魏晋南北朝家庭教育钩稽[J].湘潭师范学院学报,1998(2):104-106.

[6]吕思勉.秦汉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686.

[7]王玉波.中国古代的家[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