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柯监狱思想研究论文

《规训与惩罚--监狱的诞生》 是法国著名思想家米歇尔·福柯（1926—1984）的代表作之一，于1975年问世。福柯称这部著作为“我的第一部著作”，这可以从“成熟之作”和“领衔之作”这双重意义来理解，但由此也可以看出福柯本人对这部著作的重视。本书所考察的惩罚权力的历史包括三个阶段：中世纪末和“旧制度”时期作为王权武器的酷刑；古典时期人道主义改革者的梦想；体现了现代规训权力技术的监狱和规范化监督。这里所谓的“古典时期”（法文：Iageclassique；英文：classicalperiod），不是指古希腊罗马时期的古典古代，而是指近代绝对君主制和法国大革命时期，大体上与西方文学史上所说的古典主义文学时期一致。《规训与惩罚》读后感： 作者简介：米歇尔?福柯，20世纪极富挑战性和反判性的法国思想家，《规训与惩罚》读后感：对微观权力概念的理解 转。青年时期就学于巴黎高等师范学校，以后曾担任多所大学的教职。1970年起任法兰西学院思想系统史教授，直至逝世。福柯的大多数研究致力于考察具体的历史，由此开掘出众多富有冲击力的思想主题，从而激烈地批判现代理性话语；同时，福柯的行文风格具有鲜明的文学色彩，讲究修辞，饱含激情，这也是他在欧美世界产生巨大影响的一个重要原因。图书简介：本书旨在论述关于现代灵魂与一种新的审判权力之间相互关系的历史，论述现行的科学—法律综合体的系谱。在这种综合体中，惩罚权力获得了自身的基础、证明和规则，扩大了自己的效应，并且用这种综合体掩饰自己超常的独特性。……如果这意味着写一部关于现在的历史，那才是我的兴趣所在。在我这一代对我们的时代进行诊断的哲学家圈子里，福柯是对时代精神影响最持久的。从达米安被处以极刑的惨烈场面到1840年梅特莱农场的正式使用，标志着一种“规训机制”从此在法国建立起来，这种机制展示了一种新的惩戒权力。而《性经验史》描述了整个19世纪，人们对性的关注，产生了四种形象，它们是认知的四个特殊对象，也是认识活动的目标和根据：歇斯底里的妇女、手淫的儿童、马尔萨斯式的夫妻和性倒错的成人。对他们的管理产生出权力的另一种现代形式——生命权力。这就构成了福柯在系谱学研究中提炼出来的权力的两种形式，即管理生命的权力自17世纪以来发展出的两极：一极是“人体的解剖政治”，另一极是“人口的生命政治”。把福柯对这两种具体权力形式的文本结合起来研究，才能分析出福柯眼中的微观权力的若干特征。第一：权力无所不在，且具体而微。这是福柯对权力的基本判断。他认为在整个现代社会，弥散性的权力已经浸入生活的各个方面，它可以在最细小的地方被捕捉到，它把一切都整合到自己万能的统一体中。而这种弥散性的权力不一定是靠统一的国家机器来实现的，“权力具有各种不同的形态，使用各种不同的技术”，在各个不同的局部领域，它拥有策略的多样性，所以它又是具体的。在现代社会中，权力效应沿着一个渐进的细微渠道流通，它抵达个人，抵达了他们的身体、姿态和全部日常行为。我们看到，在人们的性经验中，细微的权力关系弥漫于身体、性、家庭、亲属关系、话语等之中，“性落入了话语的掌握之中，话语不断地捕捉它，不让它有丝毫躲藏和喘息的机会”。而在《规训与惩罚》中，福柯展现了权力技术的复制性：在17和18世纪，规训机制逐渐扩展，遍布了整个社会机体，读后感《《规训与惩罚》读后感：对微观权力概念的理解 转》。正如我们可以看到的，当代的工厂、学校、军队、兵营、医院一定程度上都与监狱彼此相像，这正是“纪律”这种惩戒权力全面渗透的结果，也即福柯所说的“规训社会”的来临。第二：权力是一种关系和网络。传统的权力理论视权力为一种能力或者资源，是可以被所有、争夺、转让的财产。而福柯主张权力是一种关系，这种权力关系可以看作是处于流动而循环的过程中，“它从未确定位置，它从不在某些人手中，从不像财产或者财富那样被据为己有”。而且这样一种权力关系又不是单向的支配与被支配关系，而是构成一个循环相连、错综交织的网络。“权力以网络的形式运作，在这个网上，个人不仅在流动，而且他们总是既处于服从的地位又同时运用着权力”。事实上，也正是权力的这种关系和网络特性使权力能无所不在，能够在每一时刻、一切地点的不同关系中生产出来。福柯在对规训权力的展示中提到的“层级监视”就体现了权力的关系和网络属性。“虽然监督要依赖人实现，但是它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关系网络的作用，这个网络在某种程度上也是自下而上的与横向的”。在整个机构中，没有谁绝对地拥有权力，权力在整个关系网络中不断地一层层地被生产出来，负有监督任务的人员又无时不受到监督而成为被监督者，分层监督的纪律形式使这种关系权力得以真实地运作起来。第三：权力是匿名的、无主体的。福柯一再强调权力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谁掌握了权力，一直淡化权力的实施主体。事实上，我们从权力的关系和网络特性中就能够推导出，在福柯那里，权力主体是匿名的、不确定的，每一个人都只是权力关系中的一个点，他既可能是权力的实施者，也可能是权力的实施对象。“一种虚构的关系自动地产生出一种真实的征服”。关系机制使权力自动化和非个性化，权力不再体现在某个主体身上了。从边沁的全景敞视建筑中我们可以看到：在环形边缘，人彻底被观看，但不能观看；在中心了望塔，人能观看一切，但不会被观看到。在这里，监视权力的实施者就是匿名的，谁都可以在任何时候报以任何动机出现在中心了望塔里操作这个权力机器。在《性史》中我们也可以发现，对性话语的煽动和坦白机制的建立的背后都找不到确定的实施主体，它不是主导权力合理性的某个领导部门，也不是统治阶层或手握经济大权的人。事实上，福柯认为，匿名的和临时性的权力实施者越多，那么权力效应将体现得越充分。第四：权力具有生产性，而不仅仅是压抑的。德勒兹将“权力首先是生产性的实践”这一点视为福柯权力分析的首要特点。权力的生产性使福柯看到了现代权力机制中的一些积极性的因素，即权力不是被动的禁令，而是产生许多效果的技术；虽然福柯并不认为权力是好的。福柯认为，19世纪政治权利的重大变更之一就是，君主“使人死或让人活”的权利转变为“使人活和让人死”的权利。那么，在现代社会，权力的这种生产性就体现在对生命（或生活）的管理，即“使人活”，这是一种改造的积极性。惩戒权力在演变过程中，越来越强调对个人肉体的治理和规训，而不是致死。通过一系列的权力技术，个人被无休止地编制进一种社会秩序中，为的是恢复，即重新生产出个体被削弱的力量、被取消的技能、被遗忘的道德。而在《性史》中，我们必须谈论的性也不再仅仅是惩罚或者宽容的对象，而是管理的对象。我们“要把它置于有用性的体系之中，为了大家的最大福祉而去规范它，让它在最佳状态之中发挥作用”。目的是要让这种管理生命的权力生产出社会需要的“人口”。至此，通过谱系学的研究，在对现代两种权力形式分析的基础上，福柯以独特的后现代的、反结构主义的视角勾勒出了它所理解的微观权力的面貌。这种微观权力远离政治、统治权、服从支配、系统功能等概念；它强调的是具体的、多样性的、关系的、生产性的特点。权力成了一种治理术：这种治理术在今天的社会中无处不在，但又形态各异；它存在于被建立起来的各种关系和网络中，但在这样的关系和网络中权力的主体却无处可寻，个体自身就既是权力的工具又是权力的主人；最后，这种治理术不在于压抑，而在于生产出各种效果。法庭书记员勒布列东先生几次走近犯人，问达米安有什么话要说。犯人每次都表示无话可说。每受一下刑，他都嚎叫：’宽恕我吧，上帝!宽恕我吧，老天爷!’ ”福柯的《规训与惩罚》追溯自16世纪以来法国刑罚方式的转变，司法观念及心理学、精神病学、法医学、建筑学等学科的发展如何影响到刑罚的执行：先是示众的宣示专制君主威权的残忍灭亡生命的处罚方式，随着资产阶级对人力资源的需求变为较为人道的对人身体监禁与苦役，对人灵魂的改造;接着转化为对人身的监禁与对精神的规训。在此书中福柯旨在通过剖解刑罚，以此做为角度来分析权力的存在方式及实现，从“消灭生命”到“规训”方式的转变及实现反映的是社会的经济、知识发展带来的转变，与此同时增长的是控制社会的微观权力的无所不在，是控制个体的“层级管理、规训与检查”的密网无一人能逃脱，这沿袭了他自《疯癫与文明》以来的对“理性”的反思：即启蒙时代以来，专制王权被打-倒，人是否获得更多的自由?理性的知识是否赋予人类以自由，或者是更多地为权力所用?现代的权力是以怎样的方式存在?每个人谈到福柯此书，多会谈及他主要应用的是尼采的“谱系学分析方法”，望文生义，我对此最初的理解是认为福柯在追溯自16世纪以来的刑罚史的源流及发展，确实，福柯运用了这样一种历史分析的方法。然而谱系学另有含义，只是尼采和福柯的谱系学有不同，(引文)“ 尼采所谓的“谱系学研究”的涵义在其《权力意志》一书中有所涉及，其意义盖是“从道德史、词源学、心理学乃至生理学、病理学的角度剖析道德偏见的起源”，。。据福柯的所谓“谱系学”理论，这种分析方式对真理进行了解构，认为真理的被发明往往具有偶然性，而其背后往往是权力在运作，甚至是一种利益计算。”(引文结束)这足以谱系学并非是要找出事物的起源，而是要找出事物的本源，即事物以何种形式呈现，在福柯的眼中，“权力”是社会运作的基石。因此我们能理解福柯在此书的开头即先举对达米安的肉体残暴处罚，再列举福歇“少年犯监管所”规章，在对肉体的残暴消灭到规训，再敞景式中心监狱这大型规训机构的产生之间，起引导作用的是政治与经济代价的计算——如何以最少的代价实现权力控制，而权力是社会存在的基石。在第三章“规训”中福柯分析权力的产生、权力实施的技术、策略，有令人不寒而战栗的论述。“一种新的权力‘微观物理学，自17世纪起它们就不断地向更广的领域扩展，似乎要涵盖整个社会。那些有很大扩散力的狡猾伎俩，那些表面上光明正大而实际上以居心叵测的微妙安排，那些羞于承认屈从于经济要求的机会或使用卑劣诉强制方式的机制——正是它们在现代历史的开端造成了惩罚体系的替嬗”;“没有必要发展军备、增加暴-力和进行有形的控制。只要有注视的目光就行了。一种监视的目光 ,每一个人在这种目光的压力之下 ,都会逐渐自觉地变成自己的监视者 ,这样就可以实现自我监禁。”第四部分以大量篇幅叙述累犯如何产生，监狱对消除犯罪无功，反而造就更多累犯(书中翻译为过失犯)，但为何社会还容忍监狱呢?是为了“分割”，是为了适应工业社会的要求对人群进行“有用”“无用”“有害”“无害”的分割。无须引用及谈论更多，我们已经可以知道此书在描述人如何被忽视、如何随着经济的发展、在日益增长的知识的帮助下被权力——通过无所不在的“纪律”在学校、军队、工厂及所有社会组织控制，甚至于知识本身也是因应权力的需求进被创造，再被应用去强化规训。这权力远胜带有契约性质的法理上的政治权力，法理上的权力我们只需不去触犯即可，而将人进行位置的分割、行为的规训、检查的微观权力，却将主体消灭，变成社会控制网中的一点，在这类权力关系中，即无行使权力的主体，也无权力控制的主体，因整个社会即是权力运行的体制——人身空间的切割、固定，教育对思想的塑造、对行为甚至身体姿势进行规定的纪律，权力无所不在，整个社会通过“规训”成为“监狱”，主体在规定的空间、规定的时间、以规训的动作进行自我的驯服，无路可逃。然而权力的目的并不只是压制，而是“产生”——微观权力对主体驯服，是致力于以更少的经济及政治代价为现代社会的生产方式提供合适的工具，产生更高的效率、更多的效益。因此在福柯的眼中，现代社会与17世纪的社会并无本质的不同，只是统治方式不同，只是统治技术、权力机制的进步。在福柯分析微观权力的背后，反映了他对理性的不信任，因为以理性为基础的知识的发展被用来分割、规则、检查人，从而抹去人，他概叹“人之死”，主体不于有精神的自由，精神因规划而与肉体合一成为驯服的工具。这也是福柯的“小写的历史”的历史观的体现，他对历史的目的、规律这类宏大命题表现得不信任，注重人类的历史现在性，注重表现人的实际经验与实践，尤为注重于表现人与物，与他人，与自已的权力关系，并在这样的辐射中找到“人”。在这六的密网中，人何以获得自由?何以自我救赎?这谜底或许永远不能解开，或许可以，因为福柯已经为我们指出人的处境，接下来，群众所需要做的就是如何从这被分割的、充满监视、检查的权力网中获得解放。福柯的这一分析方法，我们或可用以来分析当代社会弱势群体如何被多数、被强势的经济权力、被主流的价值观而“监禁”，如女性，如同性恋等，这或是福柯的用意之所在。然而谱系学强调无“目的性”，这样的实用主义的理解，或者误解了这位天才。〔《规训与惩罚》读后感：对微观权力概念的理解 转〕随文赠言：【这世上的一切都借希望而完成，农夫不会剥下一粒玉米，如果他不曾希望它长成种粒；单身汉不会娶妻，如果他不曾希望有孩子；商人也不会去工作，如果他不曾希望因此而有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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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柯米歇尔·福柯——生平与著作小江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1926年10月26日出生于法国维艾纳省省会普瓦捷，这是法国西南部的一个宁静小城。他父亲是该城一位受人尊敬的外科医生，母亲也是外科医生的女儿。福柯在普瓦捷完成了小学和中学教育，1945年，他离开家乡前往巴黎参加法国高等师范学校入学考试，并于1946年顺利进入高师学习哲学。1951年通过大中学教师资格会考后，他在梯也尔基金会资助下做了1年研究工作，1952年受聘为里尔大学助教。早在高师期间，福柯即表现出对心理学和精神病学的极大兴趣，恰好他父母的一位世交雅克琳娜·维尔道（Jacqueline Verdeaus）就是心理学家，而雅克琳娜的丈夫乔治·维尔道则是法国精神分析学大师雅克·拉康的学生。因此，在维尔道夫妇的影响下，福柯对心理学和精神分析学进行了系统深入的学习，并与雅克琳娜一道翻译了瑞士精神病学家宾斯万格尔（Ludwig Binswanger）的著作《梦与存在》。书成之后，福柯应雅克琳娜之请为法文本做序，并在1953年复活节之前草就一篇长度超过正文的序言。在这篇长文中，他日后光彩夺目的写作风格已经初露端倪。1954年，这本罕见的序言长过正文的译作由德克雷·德·布鲁沃出版社出版，收入《人类学著作和研究》丛书。同年，福柯发表了自己的第一部专著《精神病与人格》，收入《哲学入门》丛书，由法国大学出版社出版。福柯后来对这部著作加以否定，认为它不成熟，因此，1962年再版时这本书几乎面目全非。1955年8月，在著名神话学家乔治·杜梅泽尔（Georges Dumezil）的大力推荐下，福柯被瑞典乌普萨拉大学聘为法语教师。在瑞典期间，福柯还兼任法国外交部设立的“法国之家”主任，因此，教学之外，他花了大量时间用于组织各种文化交流活动。在瑞典的3年时间里，福柯开始动手撰写博士论文。得益于乌普萨拉大学图书馆收藏的一大批16世纪以来的医学史档案、书信和各种善本图书，也得益于杜梅泽尔的不断督促和帮助，当福柯离开瑞典时《疯癫与非理智——古典时期的疯癫史》已经基本完成。1958年，由于感到教学和工作负担过重对，福柯提出辞职，并于6月间回到巴黎。两个月后，还是在杜梅泽尔的帮助下，同时也因为福柯在瑞典期间表现的出色组织能力，他被法国外交部任命为设在华沙大学内的法国文化中心主任。这年10月，福柯到达波兰，不过他并没有在那儿待太久，原因倒也富于戏剧性：他中了波兰情报机关的美男记。福柯从很早时候起就是同性恋，对此他倒不加掩饰，就个人生活而言，这位老兄显然够得上“风流”的美名。然而50年代正是东西方冷战正酣之时，两方都在挖空心思的相互刺探。恰恰在1959年，法国驻波兰大使馆文化参赞告假，大使本已有心提拔福柯，便一面让他代行参赞职务，一面行文报请正式任命。所以波兰情报机构乘虚而入，风流成性的年轻哲学家合当中计。离开波兰后，福柯继续他的海外之旅，这一次是目的地是汉堡，仍然是法国文化中心主任。1960年2月，福柯在德国最终完成了他的博士论文。这是一本在厚度和深度上都同样令人匝舌的大书：全书包括附录和参考书目长达943页，考察了自17世纪以来疯癫和精神病观念的流变，详尽梳理了在造型艺术、文学和哲学中体现的疯癫形象形成、转变的过程及其对现代人的意义。按照惯例，申请国家博士学位的应该提交一篇主论文和一篇副论文，福柯因此决定翻译康德的《实用人类学》并以一篇导言作为副论文，虽然这一导言从来没有出版，但福柯研究者们发现，他后来成熟并反映于《词与物》、《知识考古学》中的一些重要概念和思想，在这篇论文中其实已经形成。应福柯之请，他以前在亨利四世中学的哲学老师，时任巴黎高师校长的让·伊波利特（Jean Hyppolite）欣然同意作副论文的“研究导师”，并推荐著名科学史家、时为巴黎大学哲学系主任的乔治·冈奎莱姆（Georges Conguilhem）担任他的主论文导师。后者对《疯癫史》赞誉有加，并为他写了如下评语“人们会看到这项研究的价值所在，鉴于福柯先生一直关注自文艺复兴时期至今精神病在造型艺术、文学和哲学中反映出来的向现代人提供的多种用途；鉴于他时而理顺、时而又搞乱纷杂的阿莉阿德尼线团，他的论文融分析和综合于一炉，它的严谨，虽然读起来不那么轻松，但却不失睿智之作……因此，我深信福柯先生的研究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1] 1961年5月20日，福柯顺利通过答辩，获得文学博士学位。这篇论文也被评为当年哲学学科的最优秀论文，并颁发给作者一枚铜牌。词与物书影福柯画像还在福柯通过博士论文答辩以前，克莱蒙－费朗大学哲学系新任系主任维也曼在读完《疯癫史》手稿后，即致函尚远在汉堡的作者，希望延聘他为教授。福柯欣然接受，并于1960年10月就任代理教授，1962年5月1日，克莱蒙-费朗大学正式升任福柯为哲学系正教授。在整个60年代，福柯的知名度随着他著作和评论文章的发表而急剧上升：1963年《雷蒙·鲁塞尔》和《临床医学的诞生》，1964年《尼采、弗洛伊德、马克思》以及1966年引起极大反响的《词与物》。这部著作力图构建一种“人文科学考古学”，它“旨在测定在西方文化中，人的探索从何时开始，作为知识对象的人何时出现。” [1] 福柯使用“知识型”这一新术语指称特定时期知识产生、运动以及表达的深层框架。通过对文艺复兴以来知识型转变流动的考察，福柯指出，在各个时期的知识型之间存在深层断裂。此外，由于语言学具有解构流淌于所有人文学科中语言的特殊功能，因此在人文科学研究中，语言学都处于一个十分特殊的位置：透过对语言的研究，知识型从深藏之处显现出来。这本书“妙语连珠，深奥晦涩，充满智慧” [1]，然而就是这样一本十足的学术论著，甫经出版即成为供不应求的畅销书：第一版由法国最著名的伽利玛出版社于1966年10月出版，印了3500册，年底即告售磬，次年6月再版5000册，7月：3000，9月：3500，11月：3500；67年3月：4000，11月：5000……，据说到80年代为止，《词与物》仅在法国就印刷了逾10万册。对这本书的评价也同样戏剧，评论意见几乎截然二分，不是大加称颂，就是愤然声讨，两造的领军人物也个个了得：被誉为“知识分子良心”的大哲学家萨特声称这本书“要建构一种新的意识形态，即资产阶级所能修筑的抵御马克思主义的最后一道堤坝”，法国共产党的机关杂志也连续发表批驳文章；不过更有意思的是，这一次，天主教派的知识分子们同似乎该不共戴天的共产党人们站到了同一条战线里：虽然进攻的方式有所不同，但在反对这一点上，两派倒是心有期期。但福柯这一方的阵容也毫不逊色：冈奎莱姆拍案而起，他于1967年发表长文痛斥“萨特一伙”对《词与物》的指责，并指出争论的焦点其实并不在于意识形态，而在于福柯所开创的是一条崭新的思想系谱之路，这恰恰又是固守“人本主义”或“人道主义”的萨特等所不愿意看到并乐意加以铲除的。不管怎样，《词与物》为福柯带来了巨大声望。不久，福柯又一次离开了法国，前往突尼斯大学就任哲学教授。福柯在突尼斯度过了1968年5月运动的风潮。这是一个“革命”的口号和行动时期遍及欧洲乃至世界的时期，突尼斯爆发了一系列学生运动，福柯投身于其中，发挥了相当的影响。此后，他的身影和名字也一再出现于法国国内一次又一次的游行、抗议和请愿书中。68年5月事件促使法国教育行政当局反思旧大学制度的缺陷，并开始策划改革之法。作为实验，1968年10月间，新任教育部长艾德加·富尔决定在巴黎市郊的万森森林兴建一座新大学，它将拥有充分的自由来实验各种有关大学教育体制改革的新想法。福柯被任命为新学校的哲学系主任。但是，万森很快就陷入无休止的学生罢课、与警察的临街对峙乃至火爆冲突中，福柯的哲学系也在极左派的吵嚷声中成为动乱根源。在万森两年，是使福柯感到筋疲力尽的两年。1972年12月2日，对福柯来讲是一个具有纪念意义的日子，这一天，他走上了法兰西学院高高的讲坛，正式就任法兰西学院思想体系史教授。进入法兰西学院意味着达学术地位的颠峰：这是法国大学机构的“圣殿中的圣殿”。70年代的福柯积极致力于各种社会运动，他运用自己的声望支持旨在改善犯人人权状况的运动，并亲自发起“监狱情报组”以收集整理监狱制度日常运做的详细过程；他在维护移民和难民权益的请愿书上签名；与萨特一起出席声援监狱暴动犯人的抗议游行；冒着危险前往西班牙抗议独裁者佛朗哥对政治犯的死刑判决……。所有这一切都促使他深入思考权力的深层结构及由此而来的监禁、惩戒过程的运作问题。这些思考构成了他70年代最重要一本著作的全部主题——《规训与惩罚》。福柯的最后一部著作《性史》的第一卷《求知意志》在1976年12月出版，这部作品的目的是要探究性观念在历史中的变迁和发展。福柯对这部性的观念史寄予厚望，并以务求完美的态度加以雕琢，大纲和草稿改了一遍又一遍，以至最终文本与最初计划相差甚大。这又是一部巨著，按照福柯最后的安排，全书分为四卷，分别为《求知遗志》、《快感的享用》、《自我的呵护》、《肉欲的告赎》。可惜的是，作者永远也看不到它出齐了，1984年6月25日，福柯因艾滋病在巴黎萨勒贝蒂尔医院病逝，终年58岁。福柯的死使法国上下震惊。共和国总理和教育部长称“福柯之死夺走了当代最伟大的哲学家……凡是想理解20世纪后期现代性的人，都需要考虑福柯。”《世界报》、《解放报》、《晨报》、《新观察家》等报刊相继刊发大量纪念文章。思想界的重要人物也纷纷发表纪念文字：年鉴学派大师费尔南·布罗代尔称“法国失去了一位当代最光彩夺目的思想家，一位最慷慨大度的知识分子”；乔治·杜梅泽尔的纪念文章感人肺腑，老人老泪纵横的谈到以前常说的话“我去世时，米歇尔会给我写讣告。”然而，事实无情，颠倒的预言更加使人悲从心来：“米歇尔·福柯弃我而去，使我感到失去很多东西，不仅失去了生活的色彩也失去了生活的内容。”米歇尔·福柯（1926-1984）6月29日上午，福柯的师长和亲友在医院举行了遗体告别仪式，仪式上，由福柯的学生，哲学家吉尔·德勒兹宣读悼文，这段话选自福柯最后的著作《快感的享用》，恰足以概括福柯终身追求和奋斗的历程，我也就用这段话来结束这篇为纪念福柯逝世18周年而做的短文吧：“至于说是什么激发着我，这个问题很简单。我希望在某些人看来这一简单答案本身就足够了。这个答案就是好奇心，这是指任何情况下都值得我们带一点固执地听从其驱使得好奇心：它不是那种竭力吸收供人认识的东西的好奇心，而是那种能使我们超越自我的好奇心。说穿了，对知识的热情，如果仅仅导致某种程度的学识的增长，而不是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尽可能使求知者偏离自我的话，那这种热情还有什么价值可言？在人生中：如果人们进一步观察和思考，有些时候就绝对需要提出这样的问题：了解人能否采取与自己原有的思维方式不同的方式思考，能否采取与自己原有的观察方式不同的方式感知。……今天的哲学——我是指哲学活动——如果不是思想对自己的批判工作，那又是什么呢？如果它不是致力于认识如何及在多大程度上能够以不同的方式思维，而是证明已经知道的东西，那么它有什么意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