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偶之家》是挪威剧作家易卜生的代表作,在这里,我简单分析一下主要人物形象和自己对这部剧的一点认识。
男主人公海尔茂生性怯弱,谨小慎微,在社会上辛苦奋斗,险些拼掉身家性命才博得一点立足之地,他出场后表达的第一个态度是不赞同娜拉胡乱花钱,接着是不赞同娜拉借贷,然后又透过娜拉的言语向读者呈现,他连冷静面对生活意外打击的勇气都没有,陷入磨难时,还需要娇小的娜拉对他施以安慰和援助。海尔茂的所谓强势不过是从社会体系中生硬挪用来的,这恰恰证明了他的不强。就内心的坚强程度而言,海尔茂不过是一个伪男人,连娜拉都不如。
海尔茂与娜拉的真正症结在于爱的缺席,他们之间没有可以化解冲突的爱情,有的只是社会权力式伦理体系下的夫妻名义。在第三幕中,海尔茂问娜拉:那就是你不爱我了?娜拉回答道:不错,我不爱你了。娜拉的阐述无疑是一种事实,用娜拉的说法,这是他们结婚八年来,头一次正正经经的谈话,这不爱不是突如其来的转折,而是拂去假象伪饰后的真相。过去八年里,海尔茂对娜拉没有爱,有的只是真实的圈养和消遣;娜拉对海尔茂也没有爱,但她以为自己有爱,处处都用爱的幻觉蒙蔽自己,当然也用爱的努力拯救自己,但她不过活在一种虚拟的幸福中。
海尔茂对待娜拉的方式,是世俗社会的通常方式,海尔茂不是它的发明者,只是一个普通的使用者和臣服者,但这样的体系对娜拉的损害有多少,对海尔茂的惩罚就有多少。表面看他在自觉充当着权利体系的傀儡,享受着其种种优越的恩赐,但这是以损害他作为男性的阳刚灵魂为代价在进行的,这样的恩赐本质上不过是一种阉割。海尔茂温顺臣服于这样的体系,名义上他是权力的自由拥有者,但在强大的体系中,他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奴隶。看看娜拉离家出走时,海尔茂那副眼泪汪汪的可怜样子吧,再联想楼上那几个熟睡的可怜孩子,对一个男人来说,这是相当重的惩罚。
从这里看,这部剧带有某种悲剧的意味。按照亚里斯多德的理论,悲剧在感情上能带给人恐惧和怜悯。在某种程度上,海尔茂的境遇给我们带来了一丝恐惧和怜悯。海尔茂和娜拉从开幕起,两人的心灵就不在一个维度上,当海尔茂醒悟时,事态已经到了不可挽回的地步。
娜拉是映照海尔茂悲怯灵魂的一面美丽而坚韧的镜子,她也比海尔茂多一份生者的鲜活灵性,始终怀着对爱情的天然憧憬,内心拒绝纳入那套生硬冰冷的体系,所以她一直努力用行动激发灵魂已僵死的海尔茂,激发他们的所谓爱情。当海尔茂穷困潦倒,贫病危急,是娜拉勇敢站出来,擅自伪造父亲签名借钱为海尔茂治病,这种独立担当的人格力量是海尔茂根本不具备的,而且对爱情的寻求和努力,娜拉也是真诚而勇敢的,这都是她人格成熟强大的一面。困境最能够见证灵魂,在面对相同的困境时,娜拉表现得执着而果敢,海尔茂则只会逃避和求助谎言,就人格力量来说,海尔茂和娜拉是一个地上,一个天上。
女主人公娜拉最初是作为一个完全没有自我意识的所谓“玩偶”形象出现的,从第一幕中,我们可以了解到,娜拉一直是他人的玩偶,是父亲的“泥娃娃女儿”,是丈夫的“泥娃娃老婆”。但可悲的是,她的丈夫,海尔茂,却是个自私虚伪的资产者形象。在剧情的层层深入下,他的本质也随之显露,他的生活目的就是追求金钱和地位,他不爱,亦不知被爱,妻子只是他的一件私有财产。在这种情景之下,娜拉的反叛也是顺理成章的。即使暂时看不到出路,也必须有这一种姿态。
娜拉的悲剧在于,她的坚持没有结果,她的救赎没有出路,被她憧憬的爱人灵魂已被权力体系压榨掉了萌芽爱情的可能,而出走之前的娜拉并未认识到这一点,所以直到出走之前,她都寄望着“奇迹”的发生,当奇迹没有出现,失望的娜拉从过去对两人的自救,专为对自己一人的自救。在我看来,出走的娜拉也不是一个胜利者。鲁迅写过一篇文章叫《娜拉出走以后》,探讨娜拉出走后的道路,按照当时的社会形态,要么堕落,要么饿死,要么回来。
娜拉的最好的出路当然是回归,但得到发生奇迹,这个奇迹要海尔茂像一个真正的男人,去关心爱护娜拉。在当时的权利体系下,这种改变就不只是海尔茂一个人的事情,是整个社会的事情。易卜生让娜拉摔门而去,却给了每个看戏的人心头猛然一击。
中国早期曾把《玩偶之家》当作独立运动的利器,撕开旧中国积弊的口子。但易卜生并非只是探讨妇女问题,他是通过妇女问题表现社会环境中人的道德观念,以求实现做人的最高的道德理想。对人生、社会的思考使易卜生思索出一条在道德上自我完善的道路,就是通过精神反叛达到全新的人。这在易卜生前后期的创作中是一脉相承的。
普列汗诺夫说,总而言之,易卜生拥护妇女解放。但是在这里,跟在别的任何地方一样,使他感兴趣的是解放的心理过程,而不是它的社会结果,不是它对妇女的社会地位的影响。《玩偶之家》的第三幕充分围绕着娜拉的心理而展开。
剧作家更加关心的是娜拉从执迷到清醒进而到反叛的心理发展过程。易卜生将这个家庭当作自己的人生试验场。
另外,我认为从阮克大夫的设置上,已经显现出易卜生后期象征戏剧的端倪。他去和娜拉告别,对娜拉说,下次开化妆舞会的时候,我要扮隐身人。海尔茂说,这话真逗人。阮克接着说,我要戴一顶大黑帽子—你们没听说过眼睛瞧不见的帽子吗?帽子一套在头上,人家就看不见你了。
从这段话中,阮克没说自己快要死了。但我们隐约觉得,他明白自己的归宿。观众也明白。他说的话含有某种神秘的意象。这在这出矛盾尖锐的现实主义戏剧里无疑是神来的一笔,富含着诗意和想象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