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海方言毕业论文

汉语言文学系毕业论文题目方言与语言怎么写，汉语⾔⽂学专业培养具有汉语⾔⽂学基本理论、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 ，能在新闻⽂艺出版部门、科研机构和机关企事业单位从事⽂学评论、汉语⾔⽂学教学与研究⼯作。

中国方言大致可以分为7大方言，有北方方言，吴语，闽语，粤语，赣语，客家话，湘语北方方言的明显特点包括：除了江淮官话、少部分西南官话保留入声读[-?]之外，大部分官话方言失落了全部中古入声，中古汉语中的“-p，-t，-k，-m，-n，-ng”韵尾现在只剩下“-n，-ng”，但出现了大量儿化韵“-r”韵尾。原本连接“i，ü”韵母的“g，k，h”声母已被颚音化成“j，q，x”声母。官话话在失去清浊对立的过程中，没有经过剧烈的声调分化，但出现了中古平上去入以外的轻声。因此，官话方言包含了大量的同音字以及相应产生的复合词。上述现象在其他方言中比较少见。 吴语，或称吴方言：在中国江苏南部、安徽南部、上海和浙江大部分地区使用。典型的吴语以苏州话为代表。其中安徽西南部受赣语影响，浙江南部保留了较多古代百越话特征，以至不能和作为典型吴语的太湖片吴语通话。使用人数大约为总人口的8．4%。这种方言的对清浊辅音的区分是一个很明显的特点。但吴语保留了中古汉语的模糊入声。 客家话，或称客语：在中国南方广泛使用，包括广东东部、北部、福建西部、江西南部、广西东南部等地，以梅县话为代表。虽然是一种南方方言，但客家话是在北方移民南下影响中形成的。客家话因而保留了一些中古中原话的特点。使用客家话的人口大约占总人口的5%。 闽语，或称闽方言：在福建、海南、广东东部、台湾、菲律宾、新加坡、马来西亚还有其他海外的一些华人中使用。由于闽语的内部分歧比较大，通常分为闽南方言（以厦门话为代表）、闽北话、闽东话（以福州话为代表）、莆仙方言和闽中方言。闽语是所有方言中，唯一不完全与中古汉语韵书存在直接对应的方言，其中以闽南语最具影响。但是，根据现有的语音学研究，闽语的音系相当接近上古汉语的音系。 闽南语（狭义的，即闽台片闽南话）共有“-m，-n，-ng，-p，-t，-k，-?”（貌似问号的国际音标是紧喉音。）在入声 [-p/-t/-k] 消失之前，先发生‘入声弱化’，[-p/-t/-k] 全部变成-？。山西方言、吴方言、江淮方言仍保有这种弱化入声）”七种辅音韵尾。闽南语是汉语中声调较复杂的方言之一，泉州音有8个声调（不含轻声），漳州音、厦门音、同安音、台湾音通常有七个声调（不含轻声）。同时，闽南语也是保留中古汉语最完整的方言之一。泉州音和漳州音是其它支系的母语，闽（南）台片的闽南语内部较为一致。广义的闽南方言还包括海南话、潮州话、浙南闽语等，使用闽南语的人口大约为总数的4．2%。 粤语：以广州话为代表，在广东广西的部分地区、香港、澳门和海外华人中被使用。粤方言是汉语中声调最复杂的方言之一，有九个声调（桂南勾漏片有十个声调）。同时也是保留中古汉语最完整的方言之一。粤语包含了p，t，k，m，n，ng六种辅音韵尾。粤语内部的分歧不大。使用粤语的人口大约为总数的5%。但是粤语中没有混合入声，可以认为粤语中保留的古汉语成分要早于吴语，但晚于闽语。 湘语，或称湘方言：在湖南使用。按是否保留浊声母分类，可分为老湘和新湘两类，其中浊声母已基本清化的部分新湘语相对接近官话，但也有部分与官话差异较大的新湘语保留有部分全浊音及特有语音和词汇。新老湘语分别以长沙话（新）及衡阳话（老）为代表，使用者约占总人口的5%。历史上湖南地区受到北方文化的强烈影响，故湘语内部差异比较大。并且有多个时期古汉语语音特征之重叠。 赣语，以南昌话为代表，又称老表话、江右语等。属汉藏语系汉语族，主要用于江西大部、湖南东部，安徽西南部等地。使用人数约为使用人口约5148万（早先的3000万不准确）。古全浊和古次清合流为送气音，梗摄字文白异读。昌都片及长江沿岸一带普遍存在全浊声母，但多非严格的古清浊对立。多数地区”知三章组“或”知二章组”端读，日母今读仍为鼻音ȵ。南昌话有七个声调，辅音韵尾-t -k -n -ng，建宁、高安、临川等地为m n ng p t k。 下面的几种方言是否构成独立的大方言区，现在尚有争议： 晋语：在山西绝大部分以及陕西北部、河北西部、河南西北部、内蒙古河套地区等地使用，以太原话为代表，有入声韵 [-ʔ]。在入声 [-p/-t/-k] 消失之前，先发生‘入声弱化’，[-p/-t/-k] 全部变成 [-ʔ]）。其白读系统与官话截然不同。以前（及现在的不少语言学学者）将其归于官话。 平话：在广西的部分地区使用。传统上将桂南平话归于粤语，近年来有人主张将桂北平话当成孤立的土语存在。 徽语：在安徽南部及赣浙苏部分毗邻地区使用。以前（及现在的部分语言学学者）将其归于吴语。

1反映特定地理环境、地貌状况的方言词及其含义北海市三面环海，地势低平，北高南低，渐缓倾斜。它西北部受海湾切割，南部则以海湾淤积与河流沉积为特征。北海的许多地名均反映了北海的这些地理特征。如“地角”，它位于市区西部，因地形呈三角形凸入海面而得名。又如“外沙”，该地位于市区西北面，原为顺延海边堆积而成的沙岸，因它横列于市区外围而得名。又如“大墩海”，得名是缘于该地有大沙墩，且濒临大海。北海还有一些地名是反映该地初建时周围的环境特征或村庄的规模的。如“独树根”，该地原是土丘坡岭，周围很荒凉，只有一棵高大的树，故称“独树根”，尽管现在那儿已绿树成行，人口密集，但地名依然，并早已成为一种文化现象，向后人诉说着那里曾经的荒凉。又如“十二间屋”，据载该村建于清乾隆五十八年，初有吴、王、朱三姓人家到此定居，共搭起十二间茅屋，故称。如今该地已发展成为一个小有规模的村落，“十二间屋”也就失去了它原有的意义，留下的只是一种历史的陈迹。某些地名反映了北海社会发展的历史轨迹。“北海村”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北海以前或许只是个小小的渔村。《北海市地名志》载：“北海，清嘉庆年前，原是一个名北海村的古老渔村，市区是在此基础上逐步向东发展起来的……”[5]黄家蕃著《北海文史》也记载了“北海市……清初始见今名。北海是以今市区中的古村落（北海村）北面濒海而得名……”[6]北海是否“因北面濒海而得名”，我们姑且不论，但北海是在北海村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一点已成为共识，从“北海村”这个地名词中，我们也得到了线索。除地名，北海白话词汇里还有一些日常用语体现了北海的地势。如普通话里的“太阳下山”，北海话说“热头落水”，皆因北方多山，只看到太阳下山，而北海三面环海，地势低平，人们看到的是太阳从海平线升起，又从海平线沉下。有些词则反映了自然环境的恶劣。如“疬子鬼”，现在多指骂人的话，该词有一段来历。据黄家蕃先生考察，该词是缘于清朝同治年间鼠疫在北海的流行。直到20世纪30年代初，北海每年都有很多人因鼠疫而死。据外籍著名医生兼鼠疫研究专家J·H·Lowry考察，患者所得的是“淋巴腺鼠疫”，北海人称之“疬子疫”。[7]后来虽然北海不再出现鼠疫，但该词作为恶毒的骂人之语一直流传至今，而人们对于鼠疫的恐惧心理也由此可见一斑。2受特定物质、生活条件制约的方言词汇清人梁鸿勋《北海杂录》云：“北海埠地濒大海，古昔为泽国，后以沙积而成。相传此地原名古里寨，其为商场也，访诸长老，犹有能道其事者。大抵先有南一埠，迨南埠散，而北海市始成。北海市创于道光中年，斯时生意，不过渔船伙食而已。”[8]北海既濒临大海，有丰富的海洋资源，起初居民多以打鱼为生。解放后，北海渔业迅速发展，不少海产品远销国内外，渔民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大大提高。直到今天，渔业仍为北海产业的支柱之一。这种特定的物质生活条件同样会体现在北海白话词汇里。首先，北海有一大批与渔业和海产品有关的词汇，如做海（捕渔）、开海（捕渔期）、封海（休渔期）。海产品名称更是名目繁多：从打捞的方式分，有“下网鱼”和“钓口鱼”之分，从养殖的方式看，有“咸水鱼”和“淡水鱼”之别。鱼的具体名称分得很细：鲨鱼、红鱼、腊鱼、盲牛鱼（剥皮鱼）、龙利鱼、沙钻鱼、骨丁鱼、白帆鱼、沙角鱼、鲫鱼、大眼鸡等等。各种各样的海产品还有：鱿鱼、墨鱼、红鱼（干货）、鱼柳、虾仁、蟹肉、海马等等。北海海产品多，有相当一部分人从事海产品加工业，于是出现一批与之相关的词汇，如：做蟹、做螺、晒鱼。其中与虾加工有关的词又有：挑肠、留凤尾、分类（将虾仁按大小分为若干类，如“三五虾”、“二三虾”）。在北海，从事这种海产品加工的私人老板很多，集中在外沙、北海村、独村根一带。其次，日常生活用语中有很多词是与海水、鱼有关。如“最后得到”谓之“等水尾”，“先声夺人”叫做“抛浪头”，“新潮”称“子水”，“旧潮”叫“老水”，[9]后“老水”引申为“自恃清高、自以为了不起或倚老卖老”之意。“出海一趟”称“去一水”，“水都饩响”有“动都不敢动、不敢吭声”之意，又用来形容行为动作的程度深，又如“捉水蟹”意为“人”。诸如此类的俗语、歇后语更是层出不穷。因俗语、歇后语不在本文讨论范围内，这里只举数例。一流水，一流鱼——一朝君主一朝臣；马鲛鱼——嘴硬骨头酥(意即：嘴硬心软）；大海放鱼——各自散去；沙滩上拉船——一步一个脚印；渔船上打仔——饩走得甩；过水矢窟夹到鱼——涉水时屁股也能夹到鱼，比喻幸运。3反映北海的生活习惯、民俗风情的方言词汇俗话说：千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各地都有自己独特的民俗、生活习惯，而这些又往往和当地的方言词汇紧密相连，呈现出当地地域文化的特征。如“家口船”反映了蛋家渔民的生活习俗。据《北海市地方志》载，蛋家先民是广东沿海的船户，渔民在深海作业时常常举家随船生活，家畜家禽与人同舟杂处，俗称“家口船”。[10]北海有许多风俗习惯都与迷信有关。据梁鸿勋《北海杂录》载：“迷信神权，中国通病，而北海土人迷信颇深。埠上有三婆、三王、文武帝、龙王、华光、普度震宫等庙，外沙有龙母庙。”又说，北海人在日常生活中不管是红白喜丧之事都离不开“神明”，连生病也请神来看：“埠之西约三里，有华光庙，土人素信奉之，主凡疾病必祷。携备药方一书，诣神前而杯卜之。开服汤药听诸神，与日俱增。或扛华光神到家视病，继则扛神巡至市上药店，视扛神者所指何药照执之，服食无疑忌。其扛神往来街上，则鸣锣喧闹以随其后，几于无日无夜之……在不知其俗者，闻之骇然，疑表意外之警，而土人习以为常，其信神不信医大率类此……此北海有‘饿死医生，饱死巫人’之谚也。”[11]这些风俗从北海白话的某些词汇中可见一斑。“做社”是北海常见的一种风俗。人们认为，每个村子都有一个村祖，又称“社王公”。故“各村落每设社坛”。[12]每年的二月初二、冬至这两天，村民们以户为单位凑钱买回生猪若干头与生鸡一起祭拜社王公。祭拜完毕，将所有的祭品按户平均分配，当晚家家户户吃分回来的猪肉，据说可以得到村祖的保佑。“跳鬼”。在北海，家人有患病者，请道士做斋，俗称跳鬼。梁鸿勋《北海杂录》载：“巫之惑人，术至不一……一为跳鬼。亦分二种，曰跳六郎，曰跳六娘。相传二神能作祸祟，妇人病，以为六郎为祟，男子病，以为六娘为祟，均延巫禳之。每跳鬼一次，巫人索资，多至二十千。”[13]为使病人早日康复，其家人不惜倾尽所有。但事与愿违，病人往往得不到及时的治疗而丧生。由此可见，北海土人迷信之深，愚昧之极。北海有一种叫做“截生”的风俗。孩子摔跤受了伤或由于某种原因受到了惊吓，回家后不思寝食，寡言寡语，目光呆滞，人们以为孩子的魂魄被孤魂野鬼摄走了，于是老人们就拿着孩子穿过的衣服到出事地点烧香叫魂。往家走时一边举着衣服，一边喊着孩子的名字，“回来哟，回来哟！”回到家后，将招回魂魄的衣服给孩子穿上。同时在孩子的床头放一个盘子，里面放一张红纸、一面镜子，还要取雄鸡之血点于孩子的额头、手心和脚板心，以防野鬼再回来摄魂。这一风俗和汕尾一种叫做“喊精神”的民俗非常相似。陈建民先生认为，这是古代“招魂”的演变。[14]又说，“‘喊精神’相传是周公桃花娘拯救孩子的方法，是一种‘心灵感应术’，和巫术有关。”[15]北海一些地方有种奇特的偏称，即管父亲叫“哥哥”或“阿叔”，管母亲叫“姐姐”或“阿嫂”或“阿婶”。据说这是因为父母怕自己命不好，这种晦气会传给自己的儿女，或者有些人去问花（算命）得知与子女相克，化解的方法就是将称呼叫偏。还有些父母因为自己太年轻，怕养不起孩子，故想出了这种方法。以上的行为可能是出于这样的心理：把称呼叫偏了，自己与孩子的关系就不是父（母）和子（女）的关系，那所有不吉利的事情也就可以避免了。这种心理在我们看来是十分荒唐的，尤其是在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但据陈建民《中国语言和中国社会》载：“这种偏称现象在古代有过，但在交通闭塞、经济落后、迷信盛行的闽南语地区特别流行。”[16]这种风俗可能是福建人移居北海时带过来的。“施幽”本指鬼节（七月十四）的一种活动。鬼节那天，人们多用牲品祭祖并烧纸衣、纸鞋、纸钱等冥品。入夜，农村人一般还要用葛茹丝、绿豆芽等祭那些孤魂野鬼，尔后将祭品撒于地上，此举即为“施幽”。后该词引申为“深夜外出”，含贬义。“踩药渣”一词在北海白话里也大有文章。一些人患了病，煎服中药后，常常将药渣倒在门前的街道中心，以为只要过路人踩到药渣，就能将自己的病带走，这样自己就可以早日康复了。迷信的过路人看到药渣如见瘟神，赶紧绕道而走，若不小心踩到，有如大祸临头，免不了破口大骂，指责倒药渣之人是狼心狗肺，回到家后由于害怕自己真的染病，便故伎重演。这种现象笔者直到80年代后期还不时地看到。4反映人们的文化程度和心理的方言词汇罗常培先生曾在《语言与文化》一书中说过：“从许多语言的习用词或俚语里，我们往往可以窥探造词的心理过程和那个民族的文化程度。”[17]由于缺乏文化科学知识，老百姓对某些自然现象难以作出合理的解释，因而往往作出带有神秘色彩的猜测。如：日食、月食是一种很普遍的自然现象，北海叫做“天狗食日”、“天狗食月”。又如太阳雨也是一种常见的自然现象，北海人却觉得在出太阳的同时下雨是一种很不寻常的现象，是某些不祥的预兆，因称之为“鬼雨”，故有“出太阳，落鬼雨”之说。“畚箕”原是一种农业用具，多用来挑粪土。过去北海有一种风俗，凡婴儿夭折，尸体只用布裹住放到畚箕里用扁担一端挑去埋葬。[18]这种风俗现在已不多见，但该词却成为妇人咒骂孩子的用语，含恶毒之意。在北海，类似“畚箕”这样的骂人用语较多，如“短命鬼”、“疬子鬼”（也是咒人短命）、“长殇鬼”、“老扯婆”（介绍卖淫从中收取介绍费的女人）、“天收”。这些词都为骂人之语，恶毒而伤感情。但许多北海人在骂人时却信手拈来，如数家珍，这未免显得粗俗、野蛮。现在随着人们文化素质的提高，这些恶毒的话逐渐退出了人们的口头禅，但时不时还可以听到。此外，北海白话词汇里有一批象征词语，它所体现的人们的文化心态与整个中华民族是一致的。中华民族的传统哲学思想是主客一体，天人合一，思维习惯上表现出内向探求和自我省悟，因而在表达方式上偏向于含蓄和形象化。在这些词汇中，不少形容人物的词都与动物有关，这是以动物的某些特征来形容人，生动而形象，但多数词带贬义。下面以此为例略作说明。烂哭猫。人们于深夜时常常听到猫的叫声，乍一听，仿如婴儿在啼哭。于是人们就用烂哭猫来比喻爱哭的小孩。如：“烂哭猫，偷钱买糖胶”。恶鸡鳹。众所周知，母鸡为了保护自己的“孩子”是可以不顾一切的，那恶狠狠的样子往往令“敌人”望而却步。后用“恶鸡鳹”一词比喻那些泼辣的悍妇，相当于普通话的“母老虎”。马骝精。猴子与人类有着极其亲密的关系，其特点是形体瘦小，人们就用该词比喻那些形体瘦小的人。跟尾狗。狗是人类最忠实的伴侣，主人走到哪，它就跟到哪。因而该词形容那些老是跟在别人的屁股后面转，或别人让做什么就做什么的，自己毫无主张的人，嘲讽的意义十分明显。公鸭头。讽刺那些声音嘶哑或唱歌老是跑调，极其难听的人。大肥猪。戏称那些肥肠肥脑的人。据此我们可以看到，人们在创造这些词时，多以动物某些令人不快的特征来进行比喻，这表现出人们对以上那部分人是持否定、厌恶或蔑视的心理的。5北海白话有些词汇反映了古代文化的积淀语言（或方言）是具有承继性的。语言（或方言）又是文化的载体，所以它在继承古语某些成分的同时也记录了古代的某些文化现象。“……可是有史以来，任何文献资料都能够证明或者暗示方言的存在跟人文历史至少是一样的古老。”[19]可以说，任何一种方言里都含有某些古代文化的积淀。北海人认为打喷嚏是有人念叨的迹象，也许是有人在背后说闲话或者诅咒自己，于是就说：“识破你！”认为打喷嚏就是有人说闲话。这样的风俗并非现在才有，而是源远流长的。《诗经·邶风·终风》里就有记载：“寤言不寐，愿言则嚏。”意为：夜半独语难入梦，愿他喷嚏知我想。[20]程俊英撰《诗经译注》52页第11条注释：旧时民间有“打喷嚏，有人想”的谚语。宋朝洪迈的《容斋随笔》卷四《喷嚏》一文也提到了这一风俗：“今人喷嚏不止者，必唾祝云：‘有人说我’，妇人尤甚。”[21]据此可知此风俗自古即有并沿用至今。北海遇到了不吉利的事情或别人说了不吉利的话以后也说：“识破你！”爬灰。北海白话通指家公与媳妇的不正当关系，后也泛指一切下流的行为。该词也是古汉语词。据《汉语大词典》释：“偷媳的隐语。清王有光《吴下谚联·扒灰》：‘翁私其媳，俗称扒灰，鲜知其义。按昔有神庙，香火特盛，锡箔镪焚炉中，灰积日多，淘出其锡以为常。扒灰，偷锡也。锡、媳同音，以为隐语。’按，扒灰，也作‘爬灰’。一说为‘污媳’之隐语。《红楼梦》第七回：‘每日偷狗戏鸡，爬灰的爬灰，养小叔子的养小叔子’。郭沫若《卓文君》第三景：‘这样挽着我做什么！你这想爬灰的老王八！’”[22]该词在北海方言里一直沿用下来。6反映军事活动和商贸活动的方言词汇6.1反映军事活动的，主要是一些地名词6.1.1古里寨。寨，指的是防卫用的栅栏、营垒。[23]据《北海市地名志》载：“明初，倭寇沿海为患，洪武年间在合浦沿海设‘八寨’……有川江寨、调埠寨、陇江寨、珠场寨、白沙寨、武刀寨、龙潭寨、古里寨。均以所处村落命名。因珠场寨居中，又系‘珠场巡检’驻地，故统称‘珠场八寨’。”[24][崇祯]《廉州府志·经武志·海寨》也有记载：“古里寨：近冠头岭。至青婴池二十里，守军十一名。”对于该寨的职守，黄南津先生是这样阐述的：“由于明代采珠频繁，而八寨所在之处适为珠池，因此，防倭的职能早已被看守珠池职能所取代。古里寨在明朝中晚期的职能正如崇祯志列举沿海各寨后所言：‘分军巡哨，以防盗取之患。’”又说，“清康熙元年（1662年），为阻止沿海居民与台湾交往，下令沿海居民内迁五十里，史称‘迁海’，其时沿海各寨的任务自然也转变为监视居民及‘海贼’。”[25]由此可见，北海在明清时期曾是军事要地。6.1.2东炮台、西炮台。据《北海市地名志》记载，东炮台在今市区之东，即北海海关大院一棵榕树之下，而西炮台在今海角大道外贸桂皮仓外，今两处遗址无存。[26]人们不会忘记：光绪十一年（1885年），法国侵略军大败于镇南关后，外电传法军由钦廉攻南宁以断冯子材军队的后路，两广总督张之洞急调高州镇兵梁正源到北海布防，命合浦总兵李起高举办团勇协防加强北海水陆警戒；同月二十九日，两艘法舰先后侵入北海港，向冠头岭发炮十余发。幸我军早有防备，法舰无机可乘，数日后遂去。此外，国民党政府曾把西炮台遗址作为杀人刑场，先后在此杀害了中共党员钟竹筠、农民自卫军四十多人。6.1.3地角炮台。该炮台共3座，分别位于市区西部地角岭主峰及其东北、西南两峦之巅。发生在该炮台的重大历史事件有：光绪十一年（1885年）法国侵略军由钦廉逼邕断镇南关后路，形势紧急，当时除了调梁正源、李起高布防，还于地角设置炮台。二十九日法舰入侵时，此炮台为当时前线火力点；1939年9月3日，北海驻军刺杀日本间谍中野顺三，历史上称“北海事件”。事后，驻北海的十九路军六十师翁照坦部为防日方武装寻衅，于该炮台置重炮防守。9月12日日舰“嵯峨”号不期而至，寄碇于冠头岭外，企图寻衅。我军和广大群众团结一致，守备森严。日军没有得逞。25日，6艘日舰以“调查北海事件”为借口，要求武装登陆，遭到广大群众的强烈抗议，南京政府慑于压力，也不敢轻举妄动。经过交涉，我方允许日方登陆调查，但人员和调查范围有限。在广大官兵和群众的共同努力下，日军最终没有得逞，悻悻而去。上面所说到的地名，虽然已经成为历史的陈迹，但它们深深地印在了北海人民的心上，令人们缅怀那一段激荡人心、饱含辛酸、血泪和胜利喜悦的历史。它们是活的语言化石，是北海人民英勇奋战、积极进行反帝斗争的历史见证。6.2反映商贸活动和经济状况的方言词汇道光年间（1821年－1850年）北海埠的雏形已经形成。[27]同治至光绪初年（1862年—1884年）北海口岸开放，大量外地商人涌入北海。此后，北海商业得到了蓬勃的发展。尤其是辛亥革命后，“北海经济经历了社会变革动乱后又再度辉煌”[28]，广商接踵而来，在北海老城区开创事业，形成了北海早期的繁荣景象。据老年人回忆，当时北海老城区一到白天车水马龙，交易频繁，晚上灯火辉煌，歌舞升平，颇有“小上海”之风。这些在北海白话词汇里均有所反映。反映当时商业繁荣景象的有各种各样的店铺名称：糖行、米行、猪行、九八行、经纪行、布匹行、洋杂百货店、药材行、金铺等等。具体的店名有：苏杭业的，“广信号”、“大益盛”、“人和兴”；百货业的“东华公司”、“广怡昌”；经营海味杂货业的有“广珍祥”、“史裕泰”、“同丰”；经营皮箱的老店有“熙泰号”。反映消费业繁荣的主要有“五馆”，即酒馆、旅馆、烟馆、赌馆、妓馆。“花捐”指的是妓馆向官府缴纳的税，“老扯婆”是介绍卖淫从中赚取中介费的女人，“老举”、“三脚凳”指妓女，“龟婆”即老鸨。“横床咬云”比喻吸鸦片。诸如此类的词早已湮灭在历史的潮流中，即使翻开历史的篇章，人们也不愿再触及这不光彩的一部分。7北海地名词汇反映人口的迁徙情况有史以来，人类创造的文化是多姿多彩的。这些文化因地域、民族或其他因素不同而千差万别。这些差别随着历史的发展、文化之间的交流和渗透，相互吸收，相互融合，其界限也不再那么清晰。相对而言，作为语言的一种特殊成分，地名变化较慢，“它的顽强的延缓性和稳定性较好地保存了文化史的某些本来面目”。[29]这些地名为我们探寻移民的来历提供了一些线索。历史上由于种种原因，移民的情况比较多。不少人背井离乡，移居他乡，出于对自己故土的眷恋，往往用故乡的州县名来命名自己迁移后安居乐业的地方。从这些地名里，我们可以看到各地移民的痕迹。 “电白寮”，据《北海市地名志》113页载，该村约建于清乾隆五年（1740年），最初到此定居的人为电白人，他们多以捕鱼为业，茅寮为居，所以叫“电白寮”。“白沙寮”，顾名思义，该村最早的村民是从合浦白沙迁居至此的，故名。“新寮”，该村村民多从合浦白沙新寮一带迁来，所以叫“新寮”。“龙潭”，据《合浦县志》载，该村明朝天顺年间（1457年—1464年）已成村，村民大部分是从福建龙潭地区迁到北海的，故以祖地命名。部分居民迁居他乡后，以姓命名，一是不忘祖宗之意，二也体现了这部分人集体迁徙的痕迹。“张屋”，据《北海市地名志》120页载，该村建于清朝同治四年（1865年），村民多姓张，由广东嘉庆州迁居至此。“李屋”，据《北海市地名志》120页载，该村成村时间与张屋同，村民多姓李，也是由广东嘉庆州迁来。“符屋”，据《北海市地名志》114页载，村民最初是由广东迁来，多姓符，故名。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某个地方有相当部分商人到北海经商定居后，为方便同乡人的交流，便建立一些同乡组织之类的团体，这是移民集体迁徙的又一佐证。广州会馆，是旅居本市的广府人士的同乡组织，它实际上也是广府商人协会。据《北海市地名志》载，当时北海埠的商业经济比重，广商占了约六成。由此可知，广府商人在北海商界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这也是广府话在北海能够深入民心的一个重要原因。高州会馆，该馆建于同治七年（1868年），是高州旅北人士的同乡组织。高州人来到北海后多从事小本经营，或苦力贱役，会馆建立的宗旨既为高州旅北人士集合联谊提供一个场所，亦是维护和解决高州帮经济利益的社会团体。

方言有很多种，你可以先把范围缩小，不然题目太广，不容易研究，可以从方言产生的原因，用处等方面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