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剧意蕴国内研究现状论文

这个是我们京剧课要求写的小论文，我也是在网上拼拼凑凑加上自己的。我认为京剧的发展应该着重两个方面：一是京剧观众，再是京剧本身。对于京剧观众，大家都会说观众层要从娃娃抓起。但做得时候却形如敷衍：只关注那些喜欢或有京剧天赋的孩子，做几个讲座、唱几台戏、组织几个学校的社团。这些只能影响少数的青少年。而要真正的教育普及京剧知识，可将有关京剧的章编入教材，就像朱自清的《背影》一样刻印在几乎每一个中国学生的脑海中。京剧表演团或许能够提供低价或免费的高水平的京剧表演，现场解说京剧知识，孩子们现场体会。在孩子们还没完全被一个又一个的流行歌手吸引走得时候，这些都是潜在观众的肥沃土壤。而对青少年们，他们对京剧的细节——服装，唱腔，表演等更感兴趣。就此，京剧或许可以跟当下流行繁荣的传媒合作，经常做一些电视宣传讲解（CCTV-11是远远不够的）。当中国的小孩子们都呼着要看京剧时，这场面会有多感人……而对于京剧本身。首先是现有节目的局限性。仅仅是少许的传统剧目，观众总会感到乏味。我们何不组织大批专业人士去创新剧目。中国历史源远流长，故事题材多样，可谓作者们的创作来源取之不尽。除此，为了吸引更多人的参与创作，我们还可以创办几种专门的杂志期刊，这样还可以广泛的宣传普及京剧。再说京剧的宣传路线。我们一提到国际化，就想到欧美国家，却忽略离我们最近的亚洲国家。一部《大长今》让韩国传统文化火遍亚洲。若他们先打入西方国家，未必能有如此共鸣。同是东方人的我们有着相似的文化思考模式，他们更容易理解和接受中国的戏曲文化。我们国家不缺少传统和文化，而是缺少传播它们的有效手段。京剧作为世界表演艺术体系，应该有其相应的世界影响力，至少在亚洲应该有相当的追求者。这样以此为坚强基础，再影响整个世界。京剧的未来发展是一个大课题，我人微语轻，或许讲了些幼稚的见解。但我相信只要每一个热爱京剧，热爱中国传统文化的人团结起来，出上一份自己的微薄之力，京剧的未来必定光明如新。

我是一个大学生，虽然不是音乐艺术类的学生，没有太多的时间来听京剧，但是我对京剧还是情有独钟的。我喜欢京剧悠长的唱腔喜欢那种独具中国特色的曲调，我是学文科的，我每当听京剧时都感到中国的文化在里面，感受到心灵的陶冶，同时我闲暇时对京剧的欣赏让我对大学里文化的研究更有激情，也更容易接触。我感到了京剧不仅仅就是一种艺术形式，更多的延伸为一种文化，一种悠远丰富的中国文化。所以我喜欢从京剧里汲取文化的营养，感受中国的魅力与历史的悠长。每遇到电视里的京剧，总停下来看看，虽然我不是业内人士，对京剧的体会还很浅显，但是我总是有一种对京剧的激情与眷恋。虽然我的回答不专业，但是我这是真实的用心在回答，希望我的回答能对你的提问有所帮助。

一、创作人才匮乏 。二、缺乏固定的演出场所。三、经费投入仍然不足。目前各地的京剧院团，特别是京津沪之 外的大多数京剧院团在地方财政支持下勉强维持生计。四、工资和演出收入偏低。五、市场营销能力仍然较差。虽然已经打开了一定的市场，但大多数院团演出场次和演出收入仍然不高。

摘要：按照时间顺序对关汉卿的研究进行梳理，分别从元明清三个朝代以及二十世纪以来的相关研究进行分析总结。在对关汉卿的人物评价以及作品的思想内涵、艺术特色等方面的研究已有很丰富的成果，在关汉卿文学创作方面取得如此成就的深层原因还有待研究。关键词：关汉卿；戏剧；关学引言关汉卿是中国古代戏剧发展史上一位杰出的戏剧家、文学家。元明清三代都有人对其进行研究，但研究成果非常零散。如果说1913年王国维《宋元戏曲考》一书的出现，是近代中国戏剧研究的标志的话，那么现当代关汉卿研究也正是在此时开始逐渐活跃起来。在王国维、吴梅等第一批学者的努力下，对的关汉卿研究己经初具规模。自兹以降，胡适、王季思、孙楷第、冯沉君、郑振铎等一大批学者力图把考据学和社会学结合在一起，尤其重视运用社会学的方法研究关汉卿，为当时的关汉卿研究领域注入了一股清新的空气。在文学和文化学上，研究一个作家、一部作品，或是对这个作家及其创作进行整体性的研究，它的意义都是远远超过作家、作品本身所具有的内涵的。特别是在历史的不断发展中，由于社会形态的不同，对作家、作品的研究也会出现不同的结果。关汉卿研究也是在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中前行的，不同的历史时期所展现出来的作家形象和其作品的文化意蕴也是不同的，研究的深度和广度日益扩展，取得了可喜的成绩。本文按照时间顺序，进行对关汉卿的研究简单的梳理。本论一、元代对关汉卿的评价元代戏剧创作与表演为中国文学史上填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作为一种文学体式，它辉煌的成就让人震惊。但是在于戏剧理论研究方面，其发展则远远不如戏剧创作本身。元代对于关汉卿以及他的艺术创作的研究，是十分匮乏和片面的。一些零散的点评并没有达成系统全面地研究和论述。包括关汉卿本人也没有留下任何与文学创作有关的理论性言论，这也为后人的研究和学习留下了一种空白。元代对与关汉卿及其作品的评价多数是针对其才能方面，与理论相关的很少。元代对于关汉卿的研究主要是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的，主要是对关氏的肯定：（一）对关汉卿才学的肯定，以及对关汉卿戏剧语言风格的赞誉，确立他在戏剧创作方面的地位，肯定他戏剧的社会价值。熊自德在《析津志》中评说关汉卿为：“生而惆搅，博学能文，滑稽多智，蕴籍风流，为一时之冠。”元末贾仲明对他的挽词中云：“珠矶语唾自然溜，金玉词源即便有，玲珑肺腑天生就。风月情，武惯熟，姓名香四大神州，驱梨园领袖，总编修师首，捻杂剧班头”。贯云石在《阳春白雪.序》中对关汉卿的评说：“关汉卿、庚吉甫造语妖娇，适如少女临杯，使人不忍对殊。”杨维祯在《东维子集》卷十一《周月湖今乐府序》里说关汉卿语言“奇巧”；又在《沈氏今乐府序》中总结了关汉卿与庚吉甫的杂剧总体特征：“其于声文，缀于君臣、夫妇、仙释氏之典故，以警人视听，使痴儿女知有古今美恶成败之观〔劝」惩，则出于关、庚氏传奇之变。”杨维祯在这里对关汉卿等戏剧的社会价值做了评价，这一评价固然反映出论者对关汉卿戏剧思想意识的认识不足，但能给予关剧的社会作用以如此高度的肯定，在中国戏剧理论史上杨维祯还是第一次。周德清在《中原音韵》中对杂剧创作特点的描绘是以“关、郑、白、马”(即关汉卿、郑光祖、白朴、马致远)为例，即：“一新制作，韵共守自然之音，字能通天下之语”又有“字畅、语俊、韵促、音调”。贾仲明说他“珠矶语唾自然溜，金玉词源即便有，玲珑肺腑天生就。”贾仲明高度概括了关剧本色、行当，妙在自然、真切、质朴，绝无藻饰、雕琢、斧削的痕迹的特点，也肯定了关汉卿为元曲四大家之冠的地位。关汉卿在元代戏剧界之所以有如此大的名气，主要是他戏剧创作的时间最早、数量最多、意义最大的原故。（二）对关汉卿的人品性格方面的评价。对关汉卿的“风流”人格品性做了明确的概括，如郝经在《青楼集.序》中评说关汉卿云：“不屑仕进，乃嘲风弄月，留连光景。”熊自德说“生而惆搅，博学能文，滑稽多智，蕴籍风流，为一时之冠。”陶宗仪在《南村辍耕录》中评说关汉卿为：“高才风流人也。”这些评价都可以认证关汉卿的风流品性。二、明代对关汉卿的研究明代对关汉卿的研究发生了变化。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对关汉卿的评价有所降低。明代严格限制戏剧活动，《大明律·刑律杂犯》中明确规定：“凡乐人搬做杂剧戏文，不许妆扮历代帝王后妃忠臣烈士先圣先贤神像，违者杖一百；官民之家，容令妆扮者同罪；其神仙道扮及义夫节妇孝子顺孙劝人为善者，不在禁限。”明代大力推行功利主义的戏剧意识，封建君主专制将戏剧活动乃入到掌控范围之内，将戏剧变成教化人民的工具。这里要提到皇室的代表人物——朱元璋十七子宁献王朱权。朱权认为，论剧最高标准应为“治世”，最高艺术境界为“安以乐”与“心之和”为。他认为：“盖杂剧者，太平之胜事，非太平则无以出。”他还要求剧作家“乐雍熙之治，欲返古感今，以饰太平。”在戏曲创作题材上，特别提倡和推崇“神仙道化”剧，并将其列在《杂剧十二科》之首。他极力主张剧作家应当“有不吃烟火食气”，而“无纤翁尘俗之气”，以阻隔剧作家与显示生活的联系。这样的戏剧观念必然使朱权在评价元代已经被推崇为戏剧大家并占有第一位置的关汉卿时，不得不说他是“可上可下之才”。（二）明代从“诗”的角度对元杂剧进行评价。如朱权“关汉卿之词，如琼筵醉客。观其词语，乃可上可下之才”。又如明代刘揖《词林摘艳.序》云：“至元、金、辽之世，则变而为今乐府。其词擅场者，如关汉卿，庚吉甫、贯酸斋、马昂夫诸作，体虽异而宫商相宜，此可被于弦竹者也。”明代王世贞《曲藻.序》云：“曲者，词之变。……诸君如贯酸斋、马东篱、王实甫、关汉卿、张可久、乔梦符、郑德辉、宫大用、白仁甫辈，咸富有才情，兼喜声律，以故遂擅一代之长，所谓`宋词、元曲，’殆不虚也。”明代何良俊《四友斋丛说》云：“元人乐府，称马东篱、郑德辉、关汉卿、白仁甫为四大家。马之词老健而乏姿媚，关之词激厉而少蕴籍，白颇简淡，所欠者俊语，当以郑为第一。”以上均是从元杂剧“诗性”语言的角度对关汉卿及其作品进行的评价，所以，关汉卿在明代戏剧的地位并不是很高。三、清代对关汉卿的研究清代对于关汉卿的态度较为平和。有关记载如下：李玉《南音三籁·序言》中云：追至金元，词变为曲。实甫、汉卿、东篱诸君子，以濒瀚天才，寄情伴吕，即事为曲，即曲命名，开五音六律之秘藏，考九宫十三调之正始，或为全本，或为杂剧，各立赤帜，旗鼓相当，尽是骚坛飞将。凌廷堪《校礼堂诗集》卷二《论曲绝句》三十二首有云：时人解道汉卿词，关马新声竞一时。振俄长鸣惊万马，雄才端合让东篱。焦循《易余篱录》卷十五：词之体尽于南宋，而金元乃变为曲，关汉卿、乔梦符、马东篱、张小山等，为一代巨手。乃谈者不取其曲，乃论其诗，失之矣。刘熙载《艺概》卷四《词曲概》中有云：北曲名家，不可胜举，如白仁甫、贯酸斋、马东篱、王和卿、关汉卿、张小山、乔梦符、郑德辉、宫大用，其尤著也。诸家虽未开南曲之体，然南曲正当得其神味。观彼所制，圆溜潇洒，缠绵蕴籍，于此事固若有别材也。李调元《雨村曲话》卷上：王弃州云“宋未有曲也。自金、元而后，半皆凉州嚎嘈之习，词不能按，乃为新声以媚之。而一时诸君，如马东篱、贯酸斋、王实甫、关汉卿、张可久、乔梦符、郑德辉、宫大用、白仁甫辈，咸富有才情，兼喜声律，遂擅一代之长，所谓宋词、元曲，信不诬也”按：贯酸斋、张可久、宫大用工小令，不及马、王、关、乔、郑、白远甚，未可同年语也。综合以上记录，从研究关汉卿的角度讲，不仅肯定了关汉卿的文学地位与创作风格，也给后人进行关汉卿研究提供了思考的空间，具有积极的意义。 清代另有两则记录对关汉卿的研究也有很大的参考价值，一则是清代中后期的梁廷梢，他在《藤花亭曲话》卷二中有云：关汉卿《玉镜台》温娇上场，自[点绛唇]接下七曲，只将古今得志不得志两种人铺叙繁衍，与本事没半点关照，徒觉满纸浮词，令人生厌耳。律以曲法，则入手处须于泛叙之中，略露求凰之意，下文情散彼美，计赚婚姻，文义方成一串；否则突如其来，阅之者又增一番错愕也。在关汉卿众多的戏剧创作中，梁廷梢选择了不是关汉卿优秀之作的《玉镜台》进行评论，颇为新奇，他所说的“本事”应该是指戏剧创作的“立意”，而对于《玉镜台》的“立意”，他是认为没有新意、过于直白，或者说没有跳出传统的伦理道德范畴。而对《玉镜台》的“结构”又有赞赏之意，表达了他个人对戏剧创作要讲究“结构布局”的观点。另一则记录为清代乾隆二十年修订的《祁州志》，其中卷八《纪事》中“关汉卿故里”条云：汉卿，元祁州之伍仁村(今属河北省安国县)人也。在现存的历史资料中，有关关汉卿的记载很少很少，其中关氏生平、籍贯的资料更是少而又少，现存的记录有：元钟嗣成《录鬼簿》中记有关汉卿“大都人”；元末熊自得《析津志》又称其为“燕人”的记录；清姚之胭《元明事类钞》卷二十三引元末明初人朱右所撰《元史补遗》云：“关汉卿，解州人。工乐府，著北曲六十本。”乾隆《解州志·人物》、光绪《山西通志·文学》及《蒲州志》、《解县志》等均有类似的记载。《祁州志》的记载，使研究关汉卿的籍贯又增添了一条新的信息，为后来的诸多学者研究关汉卿提供了比较有力的证据，开拓了研究的范围。四、20世纪对关汉卿的研究关汉卿研究在20世纪成为研究元代杂剧中的热点，对其在元杂剧创作方面的成就取得了充分的认识，肯定了他在中国古代戏曲史、古代文学史乃至世纪文学、戏剧史上的“大家”和杰出地位。王国维是近现代开启中国古代戏剧，特别是元杂剧研究之幕的第一人，也是研究关汉卿的第一人，他对关汉卿的评价奠定了20世纪元杂剧研究中的崇高地位。与王国维大致同一时代的吴梅（1884—1939）在《中国戏曲概论》中，他肯定了关汉卿戏剧创作的地位和豪放的艺术风格，是很有见地的。郑振铎也是最早对关汉卿进行深入研究并给予高度评价的学者之一。从1930年1月开始，《小说月报》以近两年时间连续载郑振铎写的《元曲叙录》共75则，其中有15则介绍关汉卿的生平，评介关汉卿13个杂剧作品的版本、人物与情节。郑振铎很早就对关汉卿的生卒年进行研究，他在《中国文学史》第四十六章云：汉卿有套曲《一枝花》一首，题作`杭州景’者，曾有“大元朝新附国，亡宋家旧华夷”之语，借此可知其到过杭州，且可知其作于宋亡（1278）之后。《录鬼簿》称汉卿为已死名公才人，且列之篇首，则其卒年至迟当在1300年之前。其生年至迟当在金亡之前的二十年（即1214年）。后来，郑振铎又在1958年6月28日，纪念“世界文化名人”关汉卿戏剧活动七百周年大会上作了题为《中国人民的戏剧家关汉卿》的报告。胡适在20世纪30年代也关注元杂剧的研究，1936年发表了《关汉卿不是金遗民》一文，对关汉卿生平进行认真而有成效的考证。其结论为：郑振铎先生根据汉卿“杭州景”套曲，考定他到过杭州，在278年宋亡以后，是很对的。但他说汉卿的“卒年至迟当在1300年之前”，还嫌太早。关汉卿有《大德歌》十首，此调以元成宗的“大得”年号为名，必在“大德”晚年。大德凡十一年（1297一1307），而汉卿曲子中云：“吹一个，弹一个，唱新行大的歌”。这可见他的死年至早在1307年左右。此时上距金亡已七十四年了。故我们必须承认关汉卿是死在十四世纪初期的人，上距金亡已七八十年，他决不是金源遗老，也决不是“大金优谏”。平心而论，胡适对关汉卿生卒年的推断，虽然文字不多，却卓有成效，对当代的研究者很有影响，对他的推论也很难找到资料、证据进行质疑。孙楷第在《关汉卿行年考略》一文中认为，关汉卿生年在宋淳枯元年至十年（1241—1250），卒年在元延枯七年至泰定元年（1犯0—1犯4）这种说法也没有得到学术界的认同。冯玩君在《孤本元明杂剧钞本题记》中提出了“两个关汉卿”的说法，“一个籍贯是解州”、“一个籍贯是大都”，表现了女学者大胆假设的另一面，但这种说法没有得到学界的认同。1958年的“关热”形成了1949年以后元杂剧研究的第一个高潮。这一时期，研究者们主要从两个方面对关汉卿进行了比较全面的研究：一是关汉卿生平事迹的考证。研究者对关汉卿的生平事迹提出了各种观点，对自己已经掌握的史料进行辨析，并发现了新的史料，通过讨论，学界对关汉卿的生平以及创作活动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在这方面比较有代表性的学者及其文章有：赵万里《关汉卿史料新得》公布了他发现的《析津志·名宦传》中的关一斋小传；蔡美彪《关于关汉卿的生平》和《关汉卿生平续记》；戴不凡《关汉卿生平新探一一从高文秀是东平府学生员说起》等都是研究关汉卿的重要成果。二是对关汉卿作品思想内容和社会意义的评析。从人物形象的塑造入手研究作品是这一时期关汉卿研究的特点。王国维在《宋元戏曲史》中提出关汉卿“当为元人第一”的观点后，研究者主要把关汉卿的曲辞和文章作为研究对象和内容，从而忽略了作品思想内容和社会意义的研究。自1949年至“文革”开始的17年里确实是元杂剧也是关汉卿研究的一个重要的历史阶段。其间尽管有由教条主义和形而上学、特别是政治思维定势的介入导致的学术讨论方向的偏颇，但总体上讲，对关汉卿的研究已经达到了一个很高的水平，对以后（特别是八、九十年代）的学术发展与繁荣起到了铺垫的基石作用，为当代人的进一步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文革”十年期间，大陆的学术空气凝滞，研究停止，但香港、台湾等地区的学者还是下工夫对关汉卿进行了进一步的研究，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香港梁沛锦与日本学者波多野太郎合著的《关汉卿现存杂剧研究》，该书对关汉卿现存杂剧进行了整理和校订，而卢元骏的《关汉卿考述》是一部比较系统地介绍和初步探讨关汉卿生平创作的专著。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的改革开放和思想解放带来的进步使研究者又获得了“科研”的春天，很多学者的心情与干劲像接受阳光与雨露的小草在科学园地里充满了勃勃生机。学术著层出不穷；尤其是西方学术思想和学术方法的大量注入，使一大批中青年学者受西方思潮的启发，打开并形成自己新的学术视野。这些同样给古代文学研究领域带来了新的气象，也形成了一个健康、科学、热烈的学术氛围，并推动了各项研究的发展。在这样的环境和气氛下，继1958年后，关汉卿研究再度出现高潮。20世纪50年代末期，田汉、夏衍等人还倡导建立“关学”，此项工作虽然没有像他们期盼那样达到预期的效果。但，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关汉卿及其作品为研究对象，学术界开展了比较全面的研究，成立了全国性的关汉卿研究会，出版、发表了大量的研究专著、文章，研究成果还是可观的。仅关汉卿的传论，就有野马的《关汉卿的生平及其作品》、谭正璧的《元代戏剧家关汉卿》等论著。多种选集共同的特点是：他们大都收集了关汉卿现存的18部全本杂剧（包括存疑的）3种残剧，并且在编注、注释、剧本存疑探讨等方面，作到了学术性和普及性兼顾。再有值得注意的就是田汉的话剧《关汉卿》为宣传关汉卿起到了极大的作用，受到了人们的关注。可以说、20世纪，关汉卿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起到了保存和宏扬中国古代戏剧的作用，也使人们包括整个世界的人们看到了中国除诗歌、小说以外元代戏剧艺术的辉煌和关汉卿在此所作出的伟大贡献。结论1958年，关汉卿被世界和平理事会提名为世界文化名人，学界以此为契机展开了大规模的研究及关氏的戏剧编演活动，取得了丰厚的成果。但由于受政治思想等因素的影响，在关汉卿的研究中，未能立足于文学与戏剧艺术本身和作家本身，而仅仅是围绕“作者生平、籍贯”“作品主题思想”“人物形象”等内容进行分析与探讨，政治思维定势以其极大极强的优势侵占着人们的头脑，导致文学研究被“异化”，于是关汉卿就成为了反封建的勇敢“斗士”。这种研究的结果无疑是历史局限性的。纵观20世纪关汉卿及其作品的研究概况，大都是围绕着关汉卿的籍贯、生平以及杂剧(包括散曲)的思想内容、艺术成就等等，争论虽多，但也基本有大致的看法。我们应该承认，研究性的文章、著作虽多，但问题也不少。其中最主要的问题：一是材料很少，除了已经被传抄摘引了无数次的《录鬼簿》、《青楼集》、《太和正音谱》、《南村辍耕录》、《宋元戏曲考》、《曲律》等以外，没有发现新的有价值的材料;二是研究范围狭小，总是在作家生平、籍贯、活动地点、从事职业、是否遗民、入仕与不入仕等问题上打转转;三是受时代的影响，有的学者在研究和评价关汉卿时仅注重其戏剧的社会性和思想性，把关汉卿拔高到一个彻底的反封建斗士形象上来。有识之士在中国近代的政治斗争中把文学当作了斗争的武器和宣传工具，文学在斗争中显示了非常的意义。在以政治为核心的意识形态中，文学包括文学研究都沾染上了政治的色彩，甚至是绝对化了的政治的文学与文学研究，使文学作为与政治并行的一种人类存在的社会现象发生了变形，这种变形同样反映在关汉卿的研究上。这样研究的结果，必然导致关汉卿与其作品和他创作的初衷之间产生极大的距离。因此有必要重新对关汉卿及其作品进行新的探讨。关汉卿之所以能成为元代戏曲家创作所取得成就的顶峰，自有其复杂的客观环境，历史背景、创作深度和作家条件等原因。参考文献：1.论关汉卿的人生观与创作观林岳晋阳学刊2003年02期2.莎士比亚和关汉卿李样林华夏文化2003年02期3.“铜豌豆”与“马神仙”—试论关汉卿、马致远杂剧创作倾向之不同李建武乐山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02期4.关汉卿的民间情怀孙燕华上海戏剧2003年01期5.从《窦娥冤》看关汉卿的南权本质张维娟戏曲艺术2003年02期6.试论关汉卿笔下的妓女形象张海燕沧州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3年02期7.人文奥运为何要请关汉卿吴志根湖北社会科学2003年10期8.关汉卿与马致远杂剧之比较何悦玲固原师专学报2003年02期9.“本一点孝顺的心怀,倒做了惹祸的胚胎”—窦娥冤屈的深层文化意蕴钱华海南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05期10.关汉卿的生卒年和里籍问题章宏伟中国典籍与文化2003年04期

2005年5月15-17日，中国戏曲学院主办了“京剧的历史、现状与未来暨京剧学学科建设学术研讨会”，在京剧研究领域内引起众多专家学者们非常强烈的反响。因为这是一次具有特殊意义的研讨会，其特殊性在于它不仅意在提供一个纯粹的研究平台，聚合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探讨与京剧相关的学术问题，同时更试图通过这个大型学术研讨会的召开，正式提出“京剧学”这个学科称谓;它意味着中国戏曲学院面对海内外京剧研究界的所有同行公开且正式推出“京剧学”学科建构计划，这将是戏曲学院面向未来的规模庞大的学术发展计划的重要开端。一次学术研讨会承担了那么多的功能，这是学术研究领域并不多见的学术现象;这也是京剧界从专家学者到表演艺术家和剧团管理者都对这次研讨会表现出浓厚兴趣的原因。学科称谓的来源以及分类法千差万别，就某个大学科内的分支而言，分类最常见的方法大致是两种，或以研究对象区分，如汉语有现代汉语和古代汉语之分，中国文学有古代文学、现代文学、当代文学之分，它们分别研究中国语言文学范畴内不同时段的内容;或以研究方法和特色区分，如经济学领域的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和计量经济学等等，它们所研究的对象可以基本一致，由于方法与学术取向上的差异，就明显地形成多个分支。作为一个学科的“京剧学”假如能够成立，它的分类学依据显然属于前者。毋庸赘言，它将会是归属在戏剧学(按照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的学科设置称为“戏剧戏曲学”)门类下的一个分支，与戏剧的基础理论研究、外国戏剧研究相并立，也可以与戏剧文学、戏剧舞台美术、戏曲音乐等六类相交错，并且与戏剧学领域其他剧种的专门研究相区别。从这个角度考虑，京剧学的学科定位，在理论上是非常清晰的。如果京剧学作为戏剧学门类里的一个分支学科有可能成立，那么，以京剧在中国戏剧领域的重要性，尤其是它在20世纪以来中国戏剧现实发展中的独特地位，决定了它极有可能成为戏剧这一学术领域内的一门显学。而京剧学这一分支学科的出现，还会进而带动中国戏剧的其他剧种的专门研究，刺激昆曲、秦腔、川剧、粤剧和越剧等等有影响的剧种的专门研究，而一旦京剧研究作为一个具有相对独立性的分支学科的学术地位得到普遍承认，各地方剧种的研究，也就很容易随之构成学术上相对独立的分野。正因为京剧在中国戏剧乃至于中国文化整体中的特殊地位和重要性，提出“京剧学”这样一个学科分支，推动这一学科的建设计划就成为非常严肃的学术研究事件。如果从学科称谓上看，正在建构中的京剧学可以称之为一个“新”学科。新学科不断涌现是晚近学术研究领域一个令人瞩目的学术现象，无论是1980年代中期大量的所谓“交叉学科”，还是最近各地专以地方文化现象为主要研究领域的地域性学科，倡言者均不乏其人。然而，学科的形成是一个自然的过程。一个学科是否确实形成，并不能以是否已经有人正式提出这个学科称谓为衡量的标志，即使倡言者为之做出了具体的学科内涵与外沿的界定，也还不能满足学科成立所需的充分条件。学科成立的真正要件，在于它必须得到业内外人士自然的承认，因此，一个学科何时成熟，一个大学科内的分支学科何时从它所属的学科中相对独立出来，并非人为可以设定。更重要的是一个学科之形成，需要有相当数量为学界公认的重要研究成果以及可以持续开展的研究项目与课题为支撑，逐渐形成一个以这一学科为主要研究方向的学术群体，而返观1980年代红极一时的不少所谓“新学科”和“交叉学科”，由于并不具备上述条件，即使拥有倡言者振臂一呼时的学科建设遐想，终究只能耸人听闻于一时，所谓“新学科”也就徒具其名并无其实。京剧学的现状与这类“新学科”不能混为一谈。京剧诞生两百多年来，有关京剧研究的文献汗牛充栋，即使以它之成为现代学术研究对象的晚近数十年计，自齐如山以下迄今，专门的研究成果也难以计数。在当下中国戏剧研究范畴内，京剧研究的成果，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均远远超过其他任何剧种的专门研究，其研究的触角也已经深入到京剧的文学、音乐、表演、舞台美术等方面。而且，近代以来，尤其是中国戏曲学院这所以京剧研究与教学为主要特色的高等院校组建以来，早就已经有相当一批资深学者长期从事京剧领域的专门研究，形成了一个规模可观的专门研究者群体;而除了这个人员相对集中的群体以外，多年来，无论是在北京还是中国其他城市，包括台湾地区，无论在日本还是在欧美和澳洲各国，在文化部所属的各专门艺术研究机构还是在高等学校，从事京剧专门研究的都不乏其人，而每年都有多位以京剧研究为博士学位论文选题的研究生，更说明京剧研究的学术内涵与价值，早就已经在海内外学术界得到普遍认同。京剧史、论等多方面的研究，在中国戏剧研究这个重要学术领域内的影响以及重要性是无可置疑的，但京剧研究之得到学术界关注和引发海内外众多学者兴趣的原因还不限于此。除了京剧艺术本身的研究价值以外，一方面由于京剧最集中地代表了中国戏剧20世纪发展的路径与成就，同时也由于京剧在中国现当代社会进程中曾经起到过非同一般的重要影响，京剧研究领域的学术空间，更因为这些超越剧种本身甚至超越纯粹艺术层面的意义而得以大大拓展。因此，“京剧学”这个学术称谓的提出，并非灵机一动的突发奇想，也不是欲以白手起家的毅力平地起高楼式地开创某个学科，只是以新的学科建设的自觉，借大学这一特殊的教学与研究相结合的专门机构之力，致力于更好地整合、完善与提升京剧研究这个已然存在的学术领域。它并不求石破天惊的效果，更接近于一种新的学术策略。基于这样的考虑，我们就不难明白何以中国戏曲学院提出建构京剧学这个学科时，并不急于在理论与概念上为它做内涵与外延的界定。像京剧学这样的学科，确定它的内涵与外延固然是重要的，然而，正因为无论是过去是当下，京剧研究都已然拥有相当的成就和规模，它的存在早就已经是不争的现实，因此，对于学科建设而言，更重要的和更为迫切的任务，不是学究式地思考“什么是京剧学”或“京剧学究竟应该研究什么”这类早就已经不成其为问题的问题，而应该更多地着眼于为相关领域的学者们提供一个相对独立的学科框架，希望立足于现有厚实的研究基础，在未来的发展进程中，由一代又一代研究者和新的研究成果自然地充盈其内容，促使这一分支学科清晰而健康地立足于学术之林。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在京剧学的学科建设方面，正在努力倡导和推动这一学科发展的中国戏曲学院将完全无所作为地静候着京剧学自己走向独立和成熟。事实上，提出有关京剧学学科建设的这次研讨会之所以在京剧研究领域引起强烈反响，最主要的原因并不是因为这个学科称谓有多么令人激动，而更多地是由于学者们通过这一举措，清晰地看到了中国戏曲学院决定将京剧学作为学院学术发展的主导方向这种学术上的自觉意识。因为学科建构的自觉意识，将有助于让京剧研究朝更具系统性与完整性的方向发展，而像京剧这一内涵十分丰富、涉及面非常广泛的研究对象，如果不能考虑到研究的系统性与完整性，其研究成果很容易成为一盘散沙。举例而言，中国戏剧有包括京剧在内的三百多个剧种，至少有一百多个剧种历史地形成了自身较完备与独立的音乐声腔系统、剧目系统、表演技法系统，但是长期以来，不同剧种对这三个相辅相成的系统的研究往往各有偏重，包括在资料的积累方面，也存在非常之明显的差异，比如，1950年代初各地曾经搜集整理了数以几万计的京剧和各地方戏的演出剧目，但是在各剧种音乐方面的资料搜集整理方面就远不如剧目那样受重视，而表演艺术方面的资料积累，则更是严重缺乏。显而易见，无论是哪个方面的研究和资料积累的缺失，都足以影响到今人与后人对于研究对象完整准确的认识与把握。即使以表演艺术方面而言，不同行当乃至于不同流派的研究，更会因许多偶然因素的作用呈现极不平衡的状态，部分行当和流派可能受到较多的关注，而同样重要的行当或流派，却有可能遭到不应有的忽视，甚至完全缺乏研究，致使剧种研究限于一端。学术研究当然需要给所有研究人员充分的自由选择的权利，但如果同时考虑到研究的完整与系统性，就需要有影响的、有学术自觉的学术机构，通过有组织的、更客观的全面研究防止种种偏颇的出现。通过某种学术自觉以组织与整合京剧学研究是一个方面，通过大学这种现代社会中最重要的学术研究机构组织推动学科的核心课题的深入研究，则具有同样的重要性。虽然京剧研究的成果颇丰，在京剧学的学科建构方面，依然任重道远。除了对京剧内部不同方面的研究的还不均衡，还有相当多新的研究领域值得去努力开拓，如学者们曾经提及的京剧文化、京剧教育等方面的研究，自有其重要价值。但同样重要甚至更为重要的，是京剧史论研究领域尚有很多关键性的学术问题，至今仍未得到较完满的、足以为京剧界内外所公认、并且经得起时间检验的解决。从史的角度看，极左思潮的影响余温尚存，对京剧历史与现实的评价往往因此丧失应有的客观性，对历史和现实有意无意的误解甚至曲解比比皆是;从论的角度看，苏俄化的西方戏剧理论框架仍然在相当大程度上支配着人们对京剧的认知模式与评价尺度，京剧自身的特色与魅力往往因此被遮蔽。有关京剧研究的历史资料，除了张次溪的《清代燕都梨园资料汇编》以外，自民国以来至今的大量基本史料，都还没有得到完整的搜集与整理。研究领域的进一步开拓固然重要，但是，只有位居学科核心的上述主干课题研究方面的明显突破，才足以充分体现一个学科之进步与发展水平，而要想在这些方面取得满意的成就，就特别需要一个有学术自觉的机构、团队以及学科带头人倾力以赴，以高水平的研究成果，赢得学术界乃至世人对于学科之成立和成熟的自然承认。在学术研究领域，没有什么比一个学科的草创更困难，但也没有什么比它更具挑战性。作为中国戏曲学院特聘教授，我深知在京剧学学科建构这一学术设想的实施过程中，应该承担哪些重任。如何凝聚现有的研究力量，组建和培养新的研究队伍，通过数年的集体努力，尽可能弥补现有的较大和较明显的学术缺失，使这一学科的研究更具系统性，并且在史、论和资料建设这三个学科核心的研究方向有所突破，藉此明显提升学科研究水平，都将成为学科建设和发展中最优先考虑的目标。完成这些重要工作之后，“京剧学”将不再只是一个称谓和设想，它作为一个单独学科的存在，将成为不言而喻的现实。对此，我深信不疑并将为此持续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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