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孟頮鹊华秋色的研究论文

赵孟頫，中国十三世纪至十四世纪之间百科全书式的天才，其诗书画皆冠绝有元一代。然而，人们对赵孟頫却有着太多的争议，只是因为他以赵宋王孙的身份出而仕元，而这一事实给他的人格涂上了永远洗刷不净的“污点”，其书法亦因此而成“奴书”、“俗书”、“软媚无骨”。这一“污点”给赵孟頫这位落魄王孙的人生蒙上了一层永恒的悲剧色彩，成为他永生解不开的愁结，亦是数百年来人们争议的焦点。今天，我们试图透过漫长时空的重重烟雾，给赵孟頫出仕找到一个合乎历史真实的答案，透视其出仕后的特殊心态，以洗去其清白纯正人格上的尘垢，从而客观公正地评价其人格。关键词:赵孟頫 仕元 人格在元代文人群体中，赵孟頫是人们公认的最具典型意义的代表。他是中华民族的一代书画大师，柯思九曾语：“国朝名画谁第一，只数吴兴赵翰林。”同时，他也是元初诗坛一大泰斗，集诗、词、乐、律、书、画、考古于一身的“一代宗师”。80年代，世界天文组织以赵孟頫之名字为水星上的环形山命名，更令他成为一位世界知晓的文化名人。关于他的诗文，元《赵孟頫集》就收录了474首，还不包括他散见在地方史志、书画著录和文集笔记中的那些诗词文斌，他的诗历来有“清新俊丽，奔放自由”、“流转圆润，直抒胸臆”、“珊瑚玉树，自足照映清时”之誉。在当时南方的文人士大夫中，他给人以鹤立鸡群之感，即使与北方文人士大夫相比，也闪耀着独特的光芒。然而，就是这么一位杰出的艺术大师，因其以宋室之亲仕元之举，许多人对他的人格颇多微词。“出仕胡元”、“不隐江南，念恋大都的繁荣和名位”等许多帽子扣到了赵孟頫的头上，甚至“薄其书画”，认为其书法为“奴书”、“俗书”、“软媚无骨”。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著名书说家傅山贬斥赵无骨气无品行的一段议论，则使人们对赵人格印象愈加牢固。傅说：“贫道二十岁左右，于先世所传晋唐楷法，无所不临，而不能略肖。偶得赵子昂《香光诗》墨迹，爱其圆转流丽，遂临之，不数过而欲乱真。此无它，即如人学正人君子，只觉孤棱难近，降而匪人游，而无尔我者然也。行大薄其为人，痛恶其书浅俗，如徐偃王之无骨。”此后，书论家为论证人格即书格，不加分析，不厌其烦地屡屡以赵为例，从而使一代大家赵孟頫的形象受到了严重的扭曲。更有甚者，今存明初瞿佑《归田诗话》里之无名和尚题赵孟頫所书《归去来辞》更为快捷，诗云：“典午山河半已墟，蹇裳宵逝望归庐。翰林学士赵公子，好事多应醉里书。”又元人虞堪《题赵子昂苕溪图》亦批评道：“吴兴公子玉堂仙，写出苕溪似辋川。回首青山红树下，那无十亩种瓜田。”[1]显然也是说赵孟頫未能像东陵候召平那样宁愿种瓜为生也不愿意出仕新朝的气节。但当我们回溯历史，我们不难发现，赵孟頫仕元并非是“失节”这样一个词语的含义就能够解释得清楚的，多种纷繁复杂的原因造成了赵孟頫仕元这一行为。其一是谋求起码的生存条件。赵孟頫仕元之前，蒙古族骠悍的铁蹄如汹涌的钱塘江水闯进了南宋都城杭州。于1279年恭帝降元结束了中国数百年的分裂局面，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建立起来了。吴兴的赵也从贵族论为平民，他幼年丧父，由其母邱氏拉扯长大。邱氏系偏房，母子在赵家的地位可想而知。作为一名家境并不富裕的封建知识分子，其生活来源除官俸外，难以有足以支撑家庭开支的其它经济收入。因而家境日益败落，生活举步维艰。“何非亲友赠，蔬食常不饱。病妻抱弱子，远去万里道”。[2]我相信，这是赵氏当时生活状况的真实写照，也是他仕元经济上的客观原因。其二是儒家积极入世思想的影响。赵孟頫“幼聪敏，读书过目成诵，为文操笔立就。年十四，因父荫补官”。[3]应该说在初涉人生的赵孟頫面前铺展着一条风正帆悬般的坦途。然而好景不长，蒙古铁蹄终于踏碎了大宋的山河，随即亦轰毁了赵一切美好的理想。自幼从名儒学习中国典籍的赵深受传统儒家思想的侵染，不难想象，儒家积极入世企图兴邦治国以建功立业的思想是赵孟頫思想的主流。宋亡时，他年仅二十五岁，“家居，益自力于学”。[4]闲居吴兴以读书画乐自娱毕竟是暂时的、无可奈何的退路，赵孟頫并不欣赏这种闲适的生活方式，时时萦绕在年轻赵孟頫心中的仍然是寻找人生的出路。作为元一代“经济文章冠一时”的赵孟頫，不仅仅是穿衣吃饭的常人，而且更是一个胸怀大志，且又有济苍生权天下的大本领的国家栋梁。可是出路在哪里呢？方舟不可渡，使我空展转；[5]“念此每不乐，天路何由寻”，[6]方舟难渡，天路无寻，前途如渺渺烟波，在这种进退维古的境地中赵内心的苦闷惆怅在其诗作中一再流露出来：“顾瞻靡所骋，忧心 如捣”；[7]“如何当秋夕，怆 令人悲；”[8]“他年风雨夜，来听龙吟愁”，[9]秋思悲心，化不开，驱不散，这是当时汉族知识分子的普通情绪。“美人在何许，忽若阻山啊。攀条弄白日，常恐岁蹉跎”，《春思》[10]这正是赵孟頫的愁结所在——赵不是浑浑噩噩之徒，他欲有所作为，唯恐蹉跎岁月，空掷光阴。只有珍惜青春，热爱生命，积极进取的年轻士夫才有如此强烈的使命感，如此真切的忧患意识！机会终于来了，元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行台待御史程钜夫奉诏受访遗逸于江南，赵孟頫成了受圣宠眷顾的二十四名士人之第一人。应该说，这是千载难逢的机遇，在这机遇面前，我相信，很少人会无动于衷。对于赵，或继续赋闲，或接受召唤，这当然是两难选择。然而，他还是选择了出仕。之所以作如此选择，赵氏在《送吴幼清南还序》里说得再明白不过了：“士少而学之于家，盖亦欲出而用之于国，使圣贤之沛然及于天下，此学者之初心。然而往往淹留偃蹇，甘心草菜岩穴之间，老死而不悔，岂不畏天命而悲人穷哉！诚退而省吾之所学于时有用耶？无用耶？可行耶？不可行耶？则吾出处之计了然定于胸中矣，非苟为是栖栖也”；既然“造物者不吾舍也，而吾岂有用者，”那么赵的出仕便是顺理成章的事。何况，此时科举考试已废数十年，而汉人尤其是南方人的地位极端低下，当时中国的知识分子，凡欲施展抱负者，出仕便成了他们唯一的选择。我们实在没有太多的理由对赵孟頫这位“贰臣”求全责备。当然，他可以仿效那位“不为五斗米折腰”的中国四世纪的田元诗人陶潜，也可象当时的郑思肖、龚开、钱选等画家隐而不仕。然而，一个在闲居的苦闷与忧愁中挣扎了多年、心怀鸿鹄之志，欲有作为的青年，难道应该抱残守缺，为那个悲剧的时代殉葬吗？正如黄时鉴先生在其《元朝史话》一书中所分析的那样：“青年赵孟頫另有想法。”孔子说：‘隐居以求其志，行义以达其道’。赵孟頫认为，求志与达道相比，达道才是读书人的目的。’因此，在精明强干、知人善任、礼贤下土可以有一代英王之称的元世祖忽必烈再三派人到江南求贤之时，他才决心出任。在《赠别夹谷公》一诗中，他按照传统文人借物喻怀的做法，十分含蓄地表达了自己的这种志向：“青春蕙兰花，含英在中林。春风不披拂，胡能见幽心。”对此，黄时鉴先生曾很中肯地评价道：“这似乎符合了程颐的一个思想：‘圣贤之于天下，虽知道之将废，岂肯坐观其乱而不救？！’其三是对南宋政权的彻底绝望和对新政权思想上的认可。对于南宋的灭亡，赵孟頫内心是悲伤的。他有一首《岳鄂王墓》诗，其中有“南渡君臣轻社稷，中原父老望旌旗，”“莫向西湖歌比曲，水先山色不胜”胜等句。在这首诗里赵孟頫对“南渡君臣轻社稷”的谴责，对“中原父老望旌旗”的同情，对“英雄已死”的嗟叹，最后归结为“莫向西湖比曲，水光山色不胜悲”。的确，当时的南宋王朝是一个彻尾的卖国政府。南宋第一个皇帝宋高宗赵构即与权相秦桧奉行投降主义路线，向金人称臣纳贡，打击主战派。并居然应金要求，杀害抗金岳飞等爱国将领。南宋灭亡后，亡国皇帝赵显和状元宰相留梦炎居然奉元朝统治者之命，先后去劝降身陷囹圄的民族英雄文天祥。孟子指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11]即便从儒家正统观念来看，南宋王朝这样一个根本不能代表国家和人民利益的卖国政府，其灭亡是注定的，同时，也是理应为人民所抛弃的。与此相反，元世祖忽必烈是一个有作为的封建政治家，在他执政期间，注意兴修水利，发展生产，开展文化交流，曾接待和结交意大利使者马可·波罗。马可·波罗侨居中国十六年，数度奉世社祖之命巡视各地，还在扬州做过官。他聘请西藏宗教领袖八思巴为国师，创建了元朝大帝国，把中国建成一个民族大家庭，实现了包括西藏、云南在内的中国的空前统一。就在此时此刻，一批汉族知识分子顺应历史潮流以减轻常年的战争破坏，延续中华民族文化传统为己任，他们以儒家“用夏变夷”[12]的理论为指导，毅然跨越民族轸域而为新兴的蒙古王朝服务。正是在这批汉族知识分子的影响下，元世祖忽必烈改革旧俗，推行汉制。儒家典章制度的各种细目，如帝号、官制、经理、农桑、赋税、钞法、课程、舆服、经筵进讲、郊祀太庙、社稷、谥法、旌表学校、贡举、五刑、王服、祭令等，几乎被元朝统治者陆续作为一代国制继承下来。宋儒构建的理学也在元代得以继承发展。孔子曾经指出：“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13]赵孟頫仁元时间为1286年，距南宋灭亡为七载春秋。这段时间，由宋朝到元朝的改朝换代早已完成。在蒙古王朝灭亡南宋王朝的最后阶段，赵孟頫年方二十五岁，一直居住吴兴老家刻苦攻读。以赵孟頫的眼力，不难看出，蒙古入主中原一统江山已大局既定，欲实现自己治国齐家平天下的大志，也只有通过仕元这个渠道了。南宋的灭亡，作为一介书生的赵孟頫不可能负任何责任，赵孟頫不可能去为其殉葬和守节。对于南宋政权的彻底绝望和对于新政权思想上的认同是赵孟頫出仕的另一个主要原因。其四是元朝统治者对赵的极度重视，三请赵孟頫。随着元朝的统一，国势稳定，忽必烈在治理国家中，渐渐认识到团结和笼络汉族知识分子，雇佣江南士人的重要性。赵孟頫在吴兴“自力于学，时从老儒敖继公质问疑义，经明行修，声闻涌溢，达于朝廷。”[14]逐渐成为学问才气出类拔萃的“吴兴八俊”之一。因其声誉，便为江南浙西道提刑按察司夹谷之奇所激赏。他出任吏部尚书后，力荐赵为翰林国史院编修宫，被赵拒绝，这是一请；至元十九年，程钜夫初下江南时，便遇到被蒙古人抓住而送交到他面前的赵孟頫，迫其入仕，赵表明稳居之意，程在感动之下释放了赵，这是二请；直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即恭帝降元已经10年，元帝在全国的有效统治已是个事实，江南遗民的抵抗早已被镇压下去，时局相对稳定。行台治书待御史程钜夫，受元世祖忽必烈的派遗，赴江南“搜放遗逸”，得二十四人，赵居首选 。此次江南之行，《元史·程钜夫传》有载：初，书诏令皆用蒙古字，及是，帝特命以汉字书之。帝素闻赵孟頫，叶李名，钜夫临当行，帝密谕必致此二人。钜夫又荐赵孟頫、余恁、万一鹗、张伯淳、胡梦魁、曾 颜、孔洙、曾冲子、凌时中、包铸等二十余人，帝皆擢置台宪及文学之职。从这段记载可见，忽必烈对这次行动十分重视，不光用汉字书写诏书，而且对被诏征人员皆许以官职。后来元朝招聘隐居福建的谢枋得，谢再三不从而置强行押送大都，后终于被害便是例子。如果赵也再三拒绝，其结果会如何呢？元朝如此尊重他，他没法不从也没有再拒绝这次出任机会。次年春，入大都（现北京），忽必烈一见喜之，“以为神仙中人”，[15]不顾下属反对，使赵坐于右丞叶公之上。其五是当时的大气候影响了赵孟頫。与赵孟頫仕元同时或较之稍早或更早的一批儒生，如叶李、许衡、姚枢、窦默等许多人，都慨然以道首任。叶李在南宋有大节，其率领八十三人伏阙上书力攻奸臣贾似道之事，曾震动天下。然在忽必烈的再三征招之下，亦把向拜日：“仕而得行其言，此臣夙心也，敢不奉诏。”[16]而在许衡等一派儒生看来，只有积极地出来影响统治者，才可以使儒家的道继续流行，否则，在蒙古游牧贵族旧俗支配下，中原封建文明将会面临断绝的危机。出仕，是赵孟頫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做出的唯一选择。或许，人们更多地看到了赵享尽“被遇王朝，官登一品，名满天下”[17]之殊荣，而忽略了这殊荣背后赵氏内心的隐痛与苦衷。这一方面来自当时的压力，其侄与之绝交，其长辈友人著名画家钱选也对他深为不满；另一方面赵亦有感于自己背弃了家世之重托，因而在其诗作中屡屡流露出懊悔、愧疚和由此而引发的更为深沉浓烈的悲伤，最明显的莫过于其《罪出》。美国学者李铸晋先生指出：“在他（赵孟頫）著作中，有不少的诗都表现出他既感懊悔，亦觉良心有愧。最明显的一首诗，题为《罪出》”。[18]中国文学史家指出：“由于他（赵孟頫）以宋王孙仕元为显官，颇为当时遗民所轻，他侄子也因这件事和他断绝了来往，蒙古贵族中也经常有一些人反对，因而心情比较矛盾，诗中常有自我谴责之意。如《罪出》”[19]赵孟頫所作《罪出》一诗全文如下：[20]在山为远志，出山为小草。古语已云在，见事苦不早。平生独往愿，丘壑寄怀抱。图书时自娱，野性期自保。谁令堕尘网，宛转爱缠绕。昔为水上鸥，今如笼中鸟。哀鸣谁复顾，毛羽日摧槁。向非亲友赠，蔬食常不饱。病妻抱弱子，远去万里道。骨肉生别离，丘垄缺拜扫。愁深无一语，自断南支杳。恸哭悲风来，如何诉穹昊。不言而喻，这首诗的字里行间浸透了作者自悔和悲伤的泪。过去没有出仕时，他被视作“远志”，是“飞来飞去有自由”的“水上鸥”；出仕新朝后被目为卑贱的“小草”，成为身心俱遭束缚的“笼中鸟”。这些简单的道理古已有之，可为什么自己见识不早呢？面对苍天，赵孟頫不禁痛笑失声。其晚年所作的《自警》一诗说得更加沉重：“齿豁童头六十三，一生行事总堪惭。惟余笔砚情犹在，留与人间作笑谈。”此诗作于元仁宗延佑三年（1316），正是大受优遇之时。《元史》本传称：“三年，拜翰林学士水旨、荣禄大夫。帝眷之甚厚，以字呼之而不名。”“官居从一品，且帝眷之甚厚”，诗人此际非但没有感激之情，反而对一生行事作了深沉的忏悔。赵的一生委实活得不轻松，平步青云、高官厚禄，这只是赵的生命形式的愉悦，而其生命内涵又是何等艰难，何等苦涩！在这里，我们实在有理由为赵孟頫感到困惑与不平——出仕，平是积极入世，兼济天下的儒家思想激励年轻的赵孟頫所作的选择，而恰恰他的这一行为与正统的儒家思想格格不入，屡屡被人指责。出仕是赵孟頫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寻求到的唯一的出路。出仕后赵的所作所为也是一个真正的儒家知识分子所能做的一切。但一旦出仕，在长期的官场体验中，赵孟頫发现了事实的真切，烦恼随之再生。无论怎样，我们完全可以说赵氏的人格是清白的，以“操履纯正”来评价其人格应该是恰如其分的。注释：[1] 都穆《南濠诗话》[2]《罪出》[3]《元史·赵孟頫传》[4]《元史·赵孟頫传》[5]《松雪斋文集》之《古诗十首》之四[6]《松雪斋文集》之《古诗十首》之七[7]《松雪斋文集》之《古诗十首》之九[8]《松雪斋文集》之《咏怀六存》之一[9]《松雪斋文》之《赠道隆上人》[10]《松雪斋文集》之《春思》[11]《孟子·尽心》[12]《孟子·滕文公》[13]《论语·泰伯》[14]《松雪斋集·松公行状》[15]《松雪斋集·赵公行状》[16]《元史·叶李传》[17]杨载《赵孟頫行状》[18]李铸晋《赵孟頫鹊华秋色图》[19]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中国文学史》[20]《松雪斋集·卷二》[21]《元史·赵孟頫传》

赵孟頫的画作题材广泛：山水、人物、动物、花鸟、竹石无所不有，其后各代几乎无人能超过他。他前期的画作设色独到，即“绚丽之极，仍归自然”。后期多作淡墨画，近乎白描。绘画作品有《鹊华秋色图》。 。《鹊华秋色图》描绘的是山东省济南市北郊鹊山和华不注山一带的风景。1989年10月5日，中华邮政以横四连形式印制发行了《鹊华秋色图》纪念邮票。赵孟頫是一代书画大家，经历了矛盾复杂而荣华尴尬的一生，他作为南宋遗逸而出仕元朝， 对此，史书上留下诸多争议。“薄其人遂薄其书”，贬低赵孟頫的书风，根本原因是出自鄙薄赵孟頫的为人。 尽管很多人因赵孟頫的仕元而对其画艺提出非难，但是将非艺术因素作为品评画家艺术水平高低的做法，是不公正的。鉴于赵孟頫在美术与文化史上的成就，1987年，国际天文学会以赵孟頫的名字命名了水星环形山，以纪念他对人类文化史的贡献。散藏在日本、美国等地的赵孟頫书画墨迹，都被人们视作珍品妥善保存。 综观赵孟頫的画迹，并结合其相关论述，可以知道，赵氏通过批评“近世”、倡导“古意”，从而确立了元代绘画艺术思维的审美标准。这个标准不仅体现在绘画上，而且也广泛地渗透于诗文、书法、篆刻等领域中。 历史上每遇沧桑变易之际，文化颇易失范，人们总是以史为鉴，从古代的启示中去寻找医时救弊的良方，如孔子的“克己复礼”、魏晋“竹林七贤”的返朴归真、唐宋的“古文运动”等，重视传统成为中国文化的特色之一。赵孟頫提倡“古意”的出发点亦不例外，他引晋唐为法鉴，批评南宋险怪霸悍和琐细浓艳之风；不仅如此，作为一位士大夫画家，他还一反北宋以来文人画的墨戏态度，这是十分可贵的。作为价值学原则，赵孟頫既维护了文人画的人格趣味，又摈弃了文人画的游戏态度；作为形态学原则，赵孟頫既创建文人特有的表现形式，又使之无愧于正规画的功力格法，并在绘画的各种画科中进行全面的实践，从而确立了文人画在画坛上成为正规画的地位。应该说，赵孟頫使职业正规画与业余文人画这两种原本对立或并行的绘画传统得以交流融汇，从此，一个以文人画家为主角，以建构文人画图式为主题的绘画新时代，拉开了序幕。 应当特别指出，赵孟頫的山水画不但将钩斫和渲淡、丹青和水墨、重墨和重笔、师古和创新，乃至高逸的士夫气息与散逸的文人气息综合于一体，使“游观山水”向“抒情山水”转化；而且使造境与写意、诗意化与书法化在绘画中得到调和与融洽，为“元季四大家”（黄公望、王蒙、倪瓒、吴镇）那种以诗意化、书法化来抒发隐逸之情的逸格文人画的出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水星上位于87.3° S, 132.4° W的赵孟頫陨石坑。

《鹊华秋色图》是元代赵孟頫的代表作品之一，采用平远构图，运动的是中国画中常见的三点透视。《并木林道》是17世纪荷兰风景画家霍贝玛的作品，在平行透视的构图中，小道的消失点是画面的焦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