矛盾论读后感论文的文献

今天，我学习了毛泽东同志所著的《矛盾论》这篇文章，读后使我更加明白了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同志为了克服党内严重的教条主义思想，花费了很大的精力，做了很多卓有成效的工作，最终统一了全党的思想，使党的实事求是的作风得以发扬和光大。毛主席的这篇文章写于1937年8月，在当时，由于西安事变的爆发，使得抗日的局面得以到来，又由于中国共产党人的不懈努力，使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得以形成。但是，由于在长征之前的江西中央苏区时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的影响，使得党内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思想得以滋生和蔓延，这种不良影响一直持续到红军长征到达陕北，虽然在长征途中召开的具有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清除了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者，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全党的领导地位，但是，对于王明这些人在党内所造成的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的影响，不花费一番大的力气是根本解决不了问题的。为此，毛泽东同志写出了《矛盾论》和《实践论》这两篇文章，借以说明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的危害性，并以此来统一全党的思想。可以说，这两篇文章是对建党16年来中国革命经验和教训的哲学概括和总结。我们党从她成立的第一天起，就以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但是，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不可能对任何国家的革命提供现成的公式和答案，特别是中国革命，具有极大的复杂性和特殊性。因此，不能死板教条式的生吞活剥马列著作中的片言只语，更不能照抄照搬苏联十月革命的某些做法，只能在坚持马列主义普遍真理的基础上，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找出适合中国革命的路子来。在世界上，不管什么事物的发展，都存在着矛盾，可以说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这在自然界是如此，在革命事业的发展中也是如此。记得在我们党刚刚成立的时候，那些在苏联留过学，住过洋房，喝过洋牛奶，吃过洋面包的布尔什维克们，不从中国的国情出发，一味听命于共产国际那些不切合实际的指示，生硬死板地套用苏联十月革命的某些“经验”，甚至聘用由共产国际派来的洋顾问李德来指挥红军打仗，结果致使中央苏区的第四、五两次反“围剿”的失败，给中国革命带来了很大的损失。所有这些都充分说明，不管干什么工作，都要从实际出发，不能搞形而上学那一套，因为它是不切合实际的唯心主义的理论。这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所谓形而上学的或庸俗进化的宇宙观，就是用孤立的、静止的和片面的观点去看世界。这种宇宙观把世界一切事物，一切事物的形态和种类，都看成是永远彼此孤立的永远不变的。”从毛泽东同志的这段话中，我们不难看出，无论看什么事物，我们都要从实际出发，唯物辨证地看问题，只有这样，才能在坚持原则的条件下找出解决问题的方法，这就是辩证唯物主义的理论观。再有，任何事物都有着它一定的矛盾，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问题就存在于我们用什么方法来就决矛盾，不管是自然界还是社会的变化，都是如此。因此我们不要只看表面现象，而是要从内部去挖掘、去研究、去探索，只有这样才能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因为，“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不是在事物的外部而是在事物的内部，在于事物内部的矛盾性”。可以说，毛泽东同志的这段话可真是说到点子上去了，就拿当时的中国社会现状来说吧，表面上看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三亿多农民的力量可以说是不可忽视，但是，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所有的耕地都掌握在大官僚、大地主的手里，而农民只能租种地主的土地，一年到头打下的粮食刨掉交地租以外，所剩下的口粮是寥寥无几，根本解决不了一家人的温饱问题，可以说在正常情况下都是一年糠菜半年粮，如果赶上灾年就更不用说了，可以说，在遭灾的情况下你粮食歉收，交不上地租，那么，那些残酷剥削压迫农民的地主老财就要收回你所租种的土地，甚至逼着你去卖儿卖女，从而家破人亡。老百姓实在是活不下去了，可以说是官逼民反，这样的话自然就会产生内部矛盾，而这些矛盾的产生，必然会推动社会进步。不是吗？在旧中国，由于大官僚、大地主和资产阶级的残酷剥削和压迫，使得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而此时，诞生了代表全中国全体受剥削、受压迫人民根本利益的中国共产党，它的诞生，给生活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人民带来了希望和曙光，而中国共产党也没有辜负人民的希望，带领全体中国人民，经过二十八年的浴血奋战，终于打倒了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建立了由人民当家作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所有这些都充分印证了毛泽东同志所说的“社会的变化，主要地是由于社会内部矛盾的发展，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阶级之间的矛盾，新旧之间的矛盾，由于这些矛盾的发展，推动了社会的前进，推动了新旧社会的代谢。”，可以说，毛泽东同志所讲的这一席话真是太对了，因为，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我们只有在不断解决矛盾的过程中才能推动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再有，毛泽东同志在本文中还着重指出了“唯物辩证法认为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可以说，这段论述可真是太精辟了，就拿1927年大革命失败这件事来说吧，是蒋介石背叛了孙中山先生，叛变了革命；但是，这和当时党内所出现的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也是分不开的，如果在当时我们拥有自己的革命武装，硬起来，不和国民党妥协，那么，我们就不可能遭到大革命的失败，更不可能发生国民党蒋介石屠杀共产党人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同样，在江西中央苏区，如果我们不迷信苏联的某些“经验”和听命于共产国际的那些不符合中国实际的指示的话，就不可能发生第四、五两次反“围剿”的失败。可以说，远在莫斯科的那些住洋房、吃洋面包、喝洋牛奶的共产国际的头头脑脑没经过调查研究，擅自发布那些不切合实际的有关中国革命的所谓“指示”，固然可恶，但是，如果没有党内那些对马列著作的条条框框和共产国际的指示奉若神灵的教条主义者，窃取中央主要领导岗位的话，也就不可能导致第四、五两次反“围剿”的失败，弄得中央红军大搬家似的进行史无前例的二万五千里长征。所以说，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这句话，说得可真是太对了，由此看来，“一个政党要引导革命到胜利，必须依靠自己政治路线的正确和组织上的巩固”。伟大的革命导师恩格斯说：“运动本身就是矛盾”，是啊，整个地球世界上从古至今几千年的发展也都是在矛盾中度过的，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不是吗？这从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从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从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从资本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自始至终充满着矛盾，可以说，按照列宁的说法，那就是“承认（发现）自然界（精神和社会两者也在内）的一切现象和过程都会有互相矛盾、互相排斥、互相对立的趋向”，难道不是这样吗？就拿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来说吧，封建社会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上是比原始社会和奴隶社会强多了，但是，由于体制上和意识形态乃至文化方面的一些因素，使得科学技术发展不起来，这就大大地影响了社会的发展，致使人们的生活水平没有得到提高，这就产生了矛盾，也就是落后的社会生产力和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生活需要方面的矛盾，由此，逐渐逐渐地就过渡到了资本主义社会；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得到了很大发展，科学技术有了很大提高，人们在思想和文花方面的视野也有了很大的开阔，但是，由于大官僚大资本家残酷地剥削和压迫劳动人民，工人们是一天十几个小时不停地做工，但仍然是吃不饱穿不暖，一个月下来，被资本家七扣八扣挣下来的那点工钱根本就没法养家糊口，于是，就产生了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矛盾。在这种情况下，一些有志于社会变革的仁人志士就会首先站出来，探索改变这种现状的道路。所有这些都充分说明了整个世界几千年的发展都是在充满矛盾的过程中度过的，没有矛盾就不可能有世界的发展，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一切事物中包含的矛盾方面的相互依赖和相互斗争，决定一切事物的生命，推动一切事物的发展，没有什么事物是不包含矛盾的，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刚才我们谈到了矛盾孕育和存在于世界上一切事物之中，在我们党的发展过程中也是如此。从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出现的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致使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到江西中央苏区时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占据中央统治地位，致使第四、五两次反“围剿”失败，红军被迫进行二万五千里长征等等吧，可以说我们党在成长壮大的过程中也是充满曲折，也是在充满矛盾和解决矛盾中度过的，不然的话，能有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一次又一次地从危亡中挽救了我们的党，使中国革命这艘航船能够拨正船头，沿着正确的航向驶向胜利的彼岸。这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党内不同思想的对立和斗争是经常发生的，这是社会的阶级矛盾和新旧事物的矛盾在党内的反映。党内如果没有矛盾和解救矛盾的思想斗争，党的生命也就停止了。”是啊，世界上无论任何事物，都是在不断产生矛盾和解决矛盾的过程中不断向前发展的，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矛盾是普遍的、绝对的，存在于事物发展的一切过程中，又贯穿于一切过程的始终”。“不同的矛盾，只有用不同质的方法才能解决。”毛泽东同志的这一论断，为我们解决不同性质的矛盾指明了方向，这大千世界所发生的事情，所产生的矛盾，其原因、其性质各不相同，所以，解决的方法也就各不相同，不能用“一刀切”的方法来解决，比如说这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就要用社会主义革命的方法来解决；这我们党内的矛盾，就要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来解决；在改革开放这一特定的历史时期，出现了先富起来的一部分人，而绝大部分人才刚刚解决了温饱问题，甚至有一部分人还处在贫困线上这样就出现了贫富之间两极分化的矛盾，而要想解决这个矛盾，不能靠别的，只能靠发展经济，只有经济发展起来了，就业的岗位增加了，人们的收入提高了，才能改善人民的生活，也才能解决贫富不均的矛盾。另外，这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矛盾，每当历史向前迈进了一步，旧的矛盾解决了，而新的矛盾又产生了，所以我们生活的每一天，也都是在解矛盾中度过的，而解决不同的矛盾，也要用不同的方法。例如，在计划经济时期，特别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至九十年代初，我们居民所食用的粮油实行的是定量供应，每人每月也就是半斤油和二十七、八斤的口粮。特别是象大米白面这样的细粮，每个月加在一起也超不过那么五六斤，可以说那个时候人们的生活过得是相当的苦，虽然每斤粮的价钱超不过两三毛钱，价格较低，但是人们却吃不到更多的细粮，可以说是苦不堪言。改革开放以后，经济发展了，人民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到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期，取消了“粮食本”，粮油敞开供应，这下子人们的餐桌上可再也见不到高粱米和苞米面这样的粗粮了，可这好了好了，人们却又开始抱怨上了，抱怨什么呢？原来呀，是买粮食虽然不用粮食本了，可以敞开量地买，但这价格却上来了，而且这段时间是这个价，可是过了一段时间却又是那个价，弄得人们是人心荒荒，一个劲儿地抱怨说：这还不如有粮食本哪会儿呢！虽然人们对这件事的认识有所偏激，但是它也确实又是在新的历史时期所产生的一个矛盾，这个矛盾就是在计划经济时期，我们的经济没有发展起来，人们只好吃定量供应的粮油，而且每个月根本吃不上几斤大米和白面；而到了市场经济时期，这个问题虽然是解决了，但粮油的价格却又上来了，这虽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是正常的，但要想解决这个矛盾，只有在实现农业现代化，提高粮食产量上下工夫，只有这样，才能生产出更多更好的粮食，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生活的需要，同时，还要大力发展国民经济，提高人民收入，使老百姓的腰包鼓起来，只要这样，才能解决老百姓收入的增长赶不上物价上涨的矛盾。这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过程变化，旧过程和旧矛盾消灭，新过程和新矛盾发生，解决矛盾的方法也因之而不同……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不同的矛盾，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严格地遵守的一个原则。”再有，我们在解决问题时，更要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能片面地看问题，照抄照搬某些条条框框。例如，1949年建国后，我们对城市里资本家所经营的工厂企业实行和平赎买的政策，这就和苏联十月革命胜利后苏联政府对资本家的财产实行没收充公大不一样，我党在这个问题上之所以这样做，就是毛泽东同志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实事求是地来解决中国自己的问题，而如果按照那些教条主义者的做法，那就得照抄照搬苏联在这方面的做法，如果那样做的话，就得事与愿违，达不到我们所要达到的目的，而且没有不出乱子的，这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就在于具体地分析具体的情况……研究问题，忌带主观性，片面性和表面性”。总之，通过学习《矛盾论》这篇文章，使我更加认识到了世界上任何事物在其发展过程中自始至终存在着矛盾，而这些矛盾又各有不同，所以，我们要做到对症下药，抓住事物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根据不同的情况解决不同的矛盾，而不要死抠马列著作中的那些死板教条，要确立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做到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只有这样，才能克服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使中国革命这艘航船能够拨正船头，乘风破浪，勇往直前。总之，《矛盾论》这篇文章，是我党反对主观主义特别是反对教条主义的又一重大理论成果，它不仅在过去，在全面开展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今天，同样有着它极其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

毛主席的《矛盾论》写于1937年8月，是继《实践论》后的又一篇哲学论文。当时“西安事变”的爆发，使得抗日的局面即将到来，由于中国共产党人的多方面的不懈努力，使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得以形成。但是，由于在长征之前的江西中央苏区时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的影响，使得党内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思想得以滋生和蔓延，这种不良影响一直持续到红军长征到达陕北，虽然在长征途中召开的具有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清除了以王明、博古等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者，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全党的正确领导地位，但是，对于王明这些人在党内所造成的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的影响，不作一番大的努力是根本解决不了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