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白鹿原的论文参考文献

《白鹿原》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秘史”。风波突起的白鹿原作为清末民初解放前夕中国历史的见证 , 原上发生的一幕幕活剧可以视为民族历史发展的一个缩影。以政治文化角度看 , 其社会结构有以田福贤、岳维山为代表的国民党反动势力 , 有以鹿兆鹏、韩裁缝为代表的共产党革命力量 , 有以鹿兆谦 ( 黑娃 ), 大姆指为代表的农民土匪武装。以民间文化角度看 , 有以白嘉轩、鹿子霖为代表的宗法家族团体 , 有以朱先生为代表的白鹿原的精神领袖。阶级矛盾、家族纷争、利欲情欲的角逐 , 相互融汇交织 , 构成白鹿原半个多世纪的“民族秘史”。在这个恢弘的如史诗般的著作中，在宗法制传统精神的浸淫下，众多的男性形象被人们广泛关注，往往忽视了与男人共同构筑世界的另一半——女性。一如王安忆所说：“ 对母系世序的追寻会在活人的记忆与口头传说消失的地方的终结，延伸到文字——到文明的断篇残简之中的寻找，其发现只能是男性祖先的身影。”（ 1 ）一直以来，在中国传统小说里女性的功绩与故事始终在历史的“背后”，点缀在男性故事富丽的画屏之上，成为一个遥远而朦胧的底景。她们在白鹿原这个男性历史画卷上瞬间显现，却永远而无言地陷入了她们试图逃离的悲剧命运。一、夏娃的诱惑——男人的梦魇在西方男性文化传统中，人类的女性始祖夏娃受到蛇的蛊惑之后，吃下上帝不许人吃的果子，又让人类的男性始祖亚当也吃下这智慧之果，使得人类最终被逐出伊甸园，并且世代背负原罪 。 这个故事中，女性是惹事生非的灾星。她有两个基本特征：一是她自身容易受到撒旦的蛊惑，容易走上邪恶之路；二是她对男性富有影响力，能够使得无辜的男人走入歧途。无疑田小娥就是白鹿原上的夏娃，她的形象契合男性的本能欲望。黑娃的手指勾到了小女人的手指。那一瞬间，黑娃的心就猛的跳弹起来，竟然不敢看她的眼睛……黑娃吃不出饭的滋味，蒜不辣，辣子也不辣了，馍馍嚼着就像是一团泥巴。 （ 2 ）（ P131 ）黑娃瞧着小女人用木盘端来了盐碟辣碟醋碗和蒜罐儿，就不由得心跳；看见她戴着银镯的手腕，就回味到握着时的那种温柔和细腻；瞧见她颤动着的胸脯，就异常清晰地感到贴着时的痴迷和消融。（ P134 ）小娥的模样虽然没有详细的描绘，但得能想象到是个天生丽质、美艳照人、丰乳肥臀、明眸小口、脂白肉香的性感尤物。她以郭举人专司“泡枣”的小妾这个暧昧的身份出现，紧接着就诱惑了涉世未深的黑娃。她除了一开始大胆地与黑娃偷情，完全遵从自己的欲望之外，她的命运就一直是被男人掌控着。她与黑娃后来的结合，看起来是拨开乌云见日出，有情人终成眷属。实际上，她是背着淫妇的罪名被休回家，忐忑地等待着未知的命运安排，是黑娃的执着将她拯救出苦海。此后的一段男耕女织的田园生活似乎是她一生之中最美好的时光。然而好景不长，在黑娃逃亡的岁月中，她为求自保糊里糊涂地成为鹿家当家的——鹿子霖的情妇，在鹿子霖的授意下她又毫不费力地将鹿家对头白嘉轩的大儿子孝文拉下了忠孝节义的神坛，使孝文从通向未来族长的宝座的阳关大道上行走的“白嘉轩第二”跌落为到鹿家摇尾乞怜的丧家之犬。鹿子霖凭借小蛾取得了与白家“战斗”的暂时性胜利。小娥一步一步从无辜者沦沉为原上霸权争夺战中一方的帮凶。尤其令人扼腕的是她对自己“人尽可夫”的生活状态的麻木，逆来顺受，只为要一个“靠守”。虽然她也被孝文的温情感动，报复地尿了鹿乡约一脸，作为同操纵她的男人的决裂，但却无论如何也逃脱不了男性的掌控：所有与她发生过关系的男性都能轻而易举地将她抛弃。她如同飞蛾一般朝着火光飞去，对死亡的到来毫不知情：她一直尊敬的尽管从未承认她为儿媳的公公鹿三深夜来到她的小屋，没有前兆一梭镖刺进她心房，她连一声“大”也叫得如此委屈。直到她从荧荧的白骨化作为带来席卷整个白鹿原的大瘟疫的厉鬼，她的魂魄借鹿三之口大胆控诉自己遭受的不公平待遇，才体现出她些许的反抗精神。小娥变作厉鬼之时，男权文化把她的恶与泼夸张到令人望而生畏的地步：“噢呀，你倒说得美！我把你弄死太便宜你了。我要叫你活不得好活，死不得好死，叫你活着象狗爬，吃人屎，喝恶水，学狗叫唤。等我看够了耍腻了，再把你推到车轱辘底下让车碾马踏，叫狼吃狗啃……” （ P463 ）厉鬼形象的塑造表现的是一旦女性表现出强烈欲望时，男性的极度恐惧。男性对人性自身某些破坏性因素的恐惧是根深蒂固的，同时男性把这种令人恐惧的破坏性力量归罪于女性。这一种恐惧心理和归罪思路源远流长：女人一美，在男权话语中就成为到处流淌的祸水，她的美貌被哪个男人所消受，她就祸及哪个男人。这里的内在逻辑是，男人不必为自己的欲望负责任、不必为自己的荒唐负责任。要为男人的荒唐负责任的是男人在荒唐中所消费的对象物。白家大公子孝文的堕落是因为 “早晚都泡在小娥的窑洞里，两人吃饱了抽大烟过瘾了就在炕上玩开心” （ P319 ）。 男性文本中的“祸水”破坏了男性社会中固有的秩序，最后往往都不得善终。田小娥最后的失败——她被砖塔镇住，永不能出来兴风作浪，预示着男性文化始终对这一类女性充满了诅咒，表现了是男权至上的思想对女性生命力、女性自主精神的压抑。实际上，田小娥这一个女性形象一出现就是背负着原罪的，并一直为此付出着代价。女性的悲惨命运久已有之，自母系氏族社会结束以后，女性的地位就开始下降，她们没有经济支撑，没有自我生存的能力，惟有依靠男人。“悲剧之产生主要正在于个人与社会力量抗争中的无能为力”（ 6 ）。她们没有能力与男人抗争，除非她们不想生存。也正是这无能为力导致了她们的悲剧。二、白鹿的精魄——男人的骄傲在《白鹿原》这部男性为主体的叙事文学作品中，最正面健康、光彩照人的女性形象莫过白灵这位独立自主、美丽性感女性了。在叙事中白灵在社会生活与两性关系双方面都占据中心地位，几乎让千年来一直把女性当作消费品、附属物的男人们退居边缘。她是白家幺女，在父母紧盼一个女儿的时候降生。 “这回合你心上来了，也合我心上来了。稀欠稀欠！” （ P77 ） 认干大，庆满月，拒绝缠脚，进城读书。白灵在父亲有求必应的宠爱里顺顺当当地长大了。这幸福缘于她只是一个“女孩儿”。“降生忽见喜鹊啼”、“如厕戏弄徐先生”、“书写对联得魁首”小小年纪就表现出的与众不同使得父亲白嘉轩引以为傲，也给她未来的人生笼上了一层奇幻色彩。如果她永远只是一个“女孩儿”，永远在父权的庇护下生存，不长大，那么她的命运也许会是一出喜剧。男权文化试图给她最宽松的发展空间，却不小心将她塑造成了一个危险分子。她过早地被赋予独立于父母意志之外的成熟女性品质，被赋予独立于男性意志之外的女性主体性，开始以自己的方式颠覆整个男权社会秩序。作为干大的鹿三 “首先发觉她与这个家庭的不和谐……白灵进城的举动似乎验证了鹿三早就预料着的危险，而不能卜算的更大危险还在后头”（ P122 ）。这个极有个性的女人，在征服外部环境和追求自身幸福这两方面，都表现出摆脱男性中心思维的自主品格，使作品中的女性视野与男性视野相交错而形成平等对话关系：在男性人物的精神优势中凸现女性主体性——不能由男性人物或男性价值原则来指派自己的命运。果不其然，拒婚，与家庭决裂 ， 这一系列与男权下的女奴道德直接对峙，勇敢地追求自身幸福和人格独立的叛逆举动使她不可避免地踏上了男性文化为她预设的悲剧命运。她在革命、进步等意识形态框架内，不顾一切地“往前冲”，与同一阵营中的男性共同追求理想，甚至表现得比男性人物更为坚定勇敢、更为有力。虽说白灵投身革命缘起于一个爱情游戏——抛掷铜元，然而当她确定了自己的理想之后变得异常坚定，与兆海的初恋因为信仰不同、意见相左而完结得如此彻底：白灵的那一缕温情顿然冷寂，忽闪闪蹿上一股火气，她强盛的气性迅速恢复，迅即作出反应……两人不欢而散。思想上的尖锐对立，减轻了他和她感情上的依恋，分手的时候远不及第一次那样沉重如焚。（ P282 、 283 ）在对爱情的最终选择上，她也表现得那样自主而热烈。与兆鹏，也就是兆海的亲哥哥在敌伪区先假扮夫妻，在经历血雨腥风的磨练、生与死的考验之时爱情火焰如革命斗志般被激发出来： “咱们做真夫妻啊，兆鹏哥！”“我们做一天真夫妻，我也不亏。”（ P441 ）他们的爱情生活虽然如同烟火般短暂，但在读者心中留下的印痕久久挥之不去。 “这种秘密状态的生活环境使他们提心吊胆又壮怀激烈，他们沉浸于人生最美好的陶醉之中，也不敢忘记最神圣的使命和潜伏在窗外的危险。他和她已经完全融合，他隐藏在心底的那一缕歉意的畏缩已经灼干散尽，和她自然地交融在一起。他们对对方的渴望和挚爱几乎是对等的，但各人感情迸发的基础却有差异，她对他由一种钦敬到一种倾慕，再到灵魂倾倒的爱是一步一步演化到目前的谐和状态，他的果敢机敏、热情豪放的气韵洋溢在一举手、一投足、一言一笑、一怒一忧之中，他的长睫毛下的一双灵秀的眼睛，时时都喷射出一股钩魂摄魄的动人光芒。”（ P508 ）可以说白灵代表了中国现代男性叙事文学在性别意识领域反抗封建礼教、建立现代性别伦理、在平等的人的意义上尊重女性生命的最高成就。她勇敢地挑战了男权原则，有力撼动了男权至上的基石，令高高在上居于统治地位男性文化显现出不安：她的身边已经没有“浮得住”她的人了。终于男权对白灵的忍耐到了极限，无可奈何安排她在“肃反”中冤屈地死去。而后，男性的至高权利似乎又不忍心看到自己一手培植起来的对立者就这样消亡，象征性地把白鹿的化身奖赏给她，以消解她的死亡带来的不适。……（白嘉轩）刚睡着，就看见咱原上飘过来一只白鹿，白毛白蹄，连茸角都是白的，端直直的从远处朝我飘过来，待飘到我眼前时，我清清楚楚看见白鹿眼窝里流水水哩，哭着哩，委屈地流眼泪哩！在我眼前没停一下下，又掉头朝西飘走了。刚掉头那阵子，我看见那白鹿的脸变成灵灵的脸蛋，还委屈哭着叫了一声‘爸'。我答应了一声，就惊醒来了……（ P534 ）白灵尽管是男权文化按照自己的模子培植的 “习文可以治国安邦，习武则可能统帅千军万马” 的异性接班人，但因其表现出了无比强烈的反抗精神，终逃不脱悲剧命运，她牺牲在以男性为主体的政治斗争漩涡中，揭示了完全按照男性的尺度塑造的女性形象在争取自由的和民主时是没有出路的。三、贞洁的圣女——男人的恋母情结在男性的潜意识中似乎都有一个理想的女性，她贞洁温驯、恬静安宁、富有母性。她对男性认可的价值世界不构成任何挑战，而有一种母性庇护的心态。这种理想的女性，是男权文化在千百年的历史长河不断总结、筛选而打造出来的。男性渴求女性的贞洁、美貌、母性情怀，因此塑造了专门为了男性的需求而生存的女性。她们回避了女性自我，回避了女性的自由意志。这类女性是贞女与母亲这两类男性最渴求的女性形象的整合。她的相貌与男性世界认可的贞洁美德、母性美德相结合，产生出一种健康的、没有危险性的美。白鹿原上的精神领袖朱先生究竟为什么会选择白家大姑娘作为自己妻子？就是因为她的眼睛泛着“刚柔相济”的光芒。朱先生自涝池见着这女子的第一眼起就断定 “即使自己走到人生的半路猝然死亡，这个女人完全能够持节守志，撑立门户，抚养儿女……”而朱白氏果然没有辜负丈夫的“厚爱”，年过半百之后“眼睛周围布满了细密的皱纹，愈见深沉愈见刚正，愈见慈爱了……”（ P402 ）男性以赞美的态度塑造出这类女性形象，实际上是剔除了女性身上任何与男性价值世界不和谐的东西，是根据男性自己的需求而不是根据女性自我的生命逻辑来塑造女性榜样的。白嘉轩的妻子吴仙草，是他迎娶的第七个新娘。当时的白嘉轩因为克死了六个美貌能干的妻子而成为白鹿原上最恐怖的传说，这个新娘却毫不畏惧地身挂桃木棒槌与前六个抬着出去尚不甘心的鬼对抗，并破了法官百日内不得同床的禁忌，依从了白嘉轩性需求。随后接二连三地给白家添丁，成为白家的大功臣。一直以来她隐藏在当家的背后，兢兢业业地完成自己的使命，努力作到井井有条地处置男权社会规定的一切应该由女人做的家务。她与朱白氏具有同样的坚强，使白嘉轩在不知不觉的欣赏中把她当成灵魂自由栖息的精神家园。在这种特定的男性视野下，遮蔽、压抑了女性生命与男性需求无关甚至不相和谐的某一面，又强调、夸大了女性生命符合男性需求的另一面。当仙草染上了瘟疫，断定自己将走向无可更改的死亡结局时：“她掏出蓝布帕子擦了擦嘴角的秽物，像往常一样平静温润地招呼出门归来的丈夫：‘给你下面吧？'白嘉轩僵硬的身躯颤抖了一下，跌跌撞撞从庭院的砖地上奔过来，踩着了绿色的秽物差点滑倒，双手抓住仙草的胳膊呜哇一声哭了。仙草自进这个屋院以来，还没见过丈夫单独面对她伤心伤情地哭泣，这是头一回，她大为感动。白嘉轩只哭了一声就嘎然而止，仰起脸像个孩子一样可怜地问：‘啊呀天呀，你走了丢下我咋活呀……'仙草反倒温柔地笑笑说：‘我说了我先走好。我走了就替下你了，这样子才好。'”（ P455 ）男性文化在打造这类圣女形象时，过分强调女性的母性职责。其一表现在白鹿原上的男人对女人的最高赞赏就是认为她与自己的母亲一样。这是男性恋母情结在作品中的投射。 朱先生即将离开人世时，紧紧瞅着朱白氏的眼的眼睛叫了一声，“妈——”朱白氏身子一颤，真如慈母似的盯着有些可怜的丈夫（ P628 ）。 其二就是对生育的简单化。在男权社会里生养孩子是女人的本分，甚至因为司空见惯而显得漠然。被塑造成圣女的仙草就认为这事同拉屎拉尿一样用不着惊慌失措，只不过稍微麻烦一点。当她看见丈夫在她生白灵时第一次给她烧水端水竟感动得流下了眼泪。依恋母亲，本来是人类合理的一种心理特征。但是，它必须有个限度——对女性的颂歌，必须与理解女人作为一个人的生命逻辑相结合，必须以尊重女人作为一个人的主体性价值为前提。否则，这一种颂歌就可能变成仅仅以母性界定女性的生命价值，从而剥夺为母亲的女人作为一个人的生命丰富性。男权文化中对对圣女形象的打造，就是以母性遮蔽、剥夺女性其他丰富多样的生命需求，从而使得女性沦为一个没有主体性价值的、仅仅是为满足男性恋母心理需求而存在的工具。不仅如此，男权文化虽然在道德上把贤妻良母树为女性楷模，但这种被礼教规范塑造、压抑过的贤良女性，男性在感性层面上却觉得她们乏味无趣。她们是朴素的“拙荆”、“贱内”，一般只会“挑灯夜补衣”，并不懂得“琵琶弦上说相思”。白家大媳遭到丈夫白孝文的无端抛弃，正只是因为她缺少了一份田小娥式的野性风情。圣女型女性形象的悲剧在于她（她们）表达的是男权文化中从夫、殉夫的理想女性标准；表现了男性倚仗文化优势压抑女性基本生命需求的霸权实质。四、祭台上的牺牲——男权文化的受害者在白鹿原上最无辜的女性形象非鹿家大儿媳莫属了。一个连名字也不曾留下的女人。虽然是原上名医冷先生的大女儿，嫁入了门当户对的鹿家，但怎料鹿家长子兆鹏一心要与封建包办婚姻说不。除了公公的三个巴掌打出来的新婚之夜她就再也没有见着自己的丈夫。在人类生活中，爱情是一个永恒的主题。它是人类社会两性关系发展史上长期进化而产生的“文明的奇迹”，是男女异性心灵碰撞的绚丽火花和性爱的升华。“哪个少年不钟情，哪个少女不怀春”，她正值青春，正值生命的花季，有着对幸福的向往、对爱情的渴求，却被残酷地拒在这至善至美的爱情世界门外，情感世界一片荒芜，苍白冷寂。没有卿卿我我、缠绵缱绻的柔情，缺乏铭心刻骨、摄人心魄的炽情，曾经的望眼欲穿、急切企盼和魂牵梦萦都在可怕的岁月之刀下消磨殆尽。性，这个人的正常生理欲求也被扼杀。这个洋溢着青春活力和生命活力的姑娘被生生逼疯了！“一切欲求旨出自需要，出自匮乏，因而也就是出自痛苦”（ 4 ）。在婆家的日子她的内心是无比孤寂、痛苦的 。 她渴望过属于人的有情爱性爱的生活。这冲动如江河决堤、百川归海，是任何力量也阻止不了的。即使禁锢在封建人伦道德枷锁下的弱女子身上也不例外。她看到闭眼睡觉的婆婆和公公便猜想他们也许刚刚经历了性爱的洗礼，甚至开是羡慕起曾经无比鄙视的“婊子”田小娥，是因为她能拥有正常的性生活。不久，她因为心底对性的渴求，不自觉地出现了对小叔子、黑娃、公公的性幻想。这些不能启齿的性幻想揭示出深深埋藏在她意识压抑底下的人性本能，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自我意识的觉醒。正是这些不能启齿的性幻想，给她压抑窒息的囚禁生涯罩上理想的空灵的花环，给死寂灰暗的心灵投下一缕阳光，成为她生存的支柱和逃避现实、摆脱苦难的方式。凸现的是她不甘命运摆布、追求自由的纯洁天性和对幸福的热烈渴求。但是男权文化怎会容忍一个女子对天性“大逆不道”的追求？荒淫无度的鹿子霖借醉调戏过她后又扮着圣人的面孔用一撮麦草羞辱了她。 “她不知不觉从石墩上溜跌下去，跌在地上，双手紧紧抓住胸前的衣襟，垂下无法支撑起来的头，意识到自己永远也站立不起来了。她四肢麻木，浑身冷地打颤发抖，上下牙齿咯噔咯噔碰响。她感觉脖颈上有一股温热，用手摸到一把鲜血，才知道嘴唇咬破了”（ P529 ）。生活在一个对性讳莫如深的时代，封建婚姻、伦理道德的枷锁剥夺了女性正常获得“情欲”和“性欲”满足的权利。人的多种需求包括情感欲望、正常的性意识受到深度压抑，导致心理危机、人格缺失和行为变态，致使美好人性遭到彻底毁灭。“性欲和其他欲望的性质截然不同；就动机而言，它是最强烈的欲望，就表达的情形言，它的力量最强猛。”“它构成人类的本质欲望”（ 5 ）。它直接是生命冲动的本身， 它所激起的压抑能量也是最大的。因此被压抑在潜意识里的性欲不可遏制地要发泄出来，变相地“为非作歹”：她在遭受羞辱默不作声三、四个月后，有一天突然蹿到大街上告诉别人自己杜纂出来的疯话： “俺爸跟我好……我跟俺爸好……你甭跟俺婆说噢！”“你们甭下看我！他娃子不上我的炕，他爸可是抢着上哩！”（ P521 ）。 她对男权的大胆宣战遭到了来自严酷的社会现实和吃人的社会制度借亲人之手更为恶劣的迫害与摧残。她的公公将她囚禁，思谋着如何摆脱自己的嫌疑；她的父亲冷先生根本不追问女儿发疯的原因，就下药将她药哑。她万念俱灰，日见消瘦，最后死在炕上，一条鲜活的生命就这样被男权文化吃没了。男权至上的封建传统残酷剥夺了一个女人的青春、幸福和爱的权利。她 在没有情爱性爱的畸形生存空间中挣扎，不幸误入心理畸变的黑洞 ，像一只纯洁的羔羊被活杀于祭台之上，成为男性文明的牺牲品。纵观《白鹿原》全书，男性中心立场依然制约着女性的生命价值。书中女性之大多数，仍无法以获得男性世界的认同，被赋予悲剧命运。在漫长的男权统治历史中，女性总是作为男性视野中的自然存在物而在生生死死、柴米油盐等日常生活层面上沉浮，难以超越自然存在而成为自主的群体。中国现代男性叙事在进行人生价值的终极的探寻时，一方面既从男性精神共鸣的角度揭示、批判奴性女性的精神贫乏，另一方面往往又不合理地把女性在现实日常人生层面上舒展人性、 追求 人性、 超越人性， 争得做人甚至不过是做稳“女奴”的人生努力 予以压制。其中实际上潜藏着男性强势性别群体压制女性弱势性别群体的霸权意识、封建糟粕。 男性叙事对女性性格主体性的描述，也同样倾注着作者自我的人格倾向、心理需求。男性作家借助女性人物形象来表达自己的人格倾向、心理需求。男性以领路人自居，往往就对自我缺乏反思，所以他们替妇女控诉封建礼教的同时往往忘了两点：一点是文化有承传性，他们在激烈反封建的同时往往并没有警惕到自己也可能在潜意识中不知不觉、或多或少地继承了封建男权传统。第二点是他们没有警惕到他们所建构的新的意识形态中可能暗含着新式的男权意识。这就造成中国现代男性作家在心理上普遍地存在着显层性别理念与深层性别潜意识分裂的状况。作品中所体现的性别意识，既有尊重女性主体性观念，同时又相当普遍地承传着中外性别等级权力思维，还有在新意识形态理念遮蔽下的新的性别权利关系，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背叛了他们解放妇女、尊重女性主体性的初衷。注释：（ 1 ） 王安忆《纪实与虚构》，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3 年， 73 页。（ 2 ） 陈忠实《白鹿原》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7 年出版。 131 页。以后文中所引，只标注页码。（ 3 ） 钟艳红《生存的悲剧——浅谈“妻妾成群”的女性生活》 （ 4 ）叔本华语，转引自朱光潜《悲剧心理学》安徽教育出版社 1996 年， 379 页。（ 5 ）叔本华《爱与生的苦恼》北京华龄出版社 1996 年， 409 页。参考文献：郑芳祥《〈花桥荣记〉中的女性形象》《传统中国文学电子报》第 35 期 2000.2.24钟艳红《生存的悲剧——浅谈 < 妻妾成群 > 的女性生活》 王传满《失声的女性历史》超星读书社区 文斌、佘向军《鏊子·白鹿·砖塔—— < 白鹿原 > 思想意蕴新论》，《长沙电力学院社会科学学报》 1997 年第 2 期郑万鹏《东西文化冲突中的 < 白鹿原 > 》，《牡丹江师范学院学报（哲社版）》 1997 年第 1 期何西来《关于〈白鹿原〉及其评论——评〈白鹿原〉评论集》，《小说评论》 2000 年第 5 期唐云《觅我所失——论〈白鹿原〉对儒家文化的阐释和留连》，《小说论坛》 1995 年第 1 期王逢振《女权主义批评数面观》，《文学评论》 1995 年第 5 期许春苗《生命的喧嚣与躁动——透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之后中国文学作品中的性欲描写》，《枣庄师专学报》 2000 年第 4 期

我这里，一切都好。

白鹿原论文的题目：围绕朱先生的话，可以从他的圣人形象这块下手，或者是他的仁义礼智信等方面。或者是他与其他人物的比较研究。可以选的方面还是很多的。

《白鹿原》最后的结局给了观众“每个人心目中都有一个白鹿原”的幻想。观众习惯了白嘉轩与鹿子霖这对欢喜冤家的争斗，对“原二代”挣脱枷锁走向不同的命运感到唏嘘，更对白鹿原上最后的长工鹿三与白嘉轩的情义感到敬佩。

《白鹿原》通过白鹿原上白、鹿两大家族祖孙三代的恩怨纷争，展示了渭河平原五十年的风云变幻，是一部渭河平原五十年生活变迁的电视剧，也是一幅中国近代史雄奇画卷，更是一部展示中华民族宗族文化传承、发展的文化秘史。

幕后花絮：

张嘉益是陕西人，对《白鹿原》这部小说很熟悉，上学时就看过，接到这部戏时很激动。

演员们在戏里演的都是农民，不能细皮嫩肉的，要有农民本色，所以几乎每个演员都减了十斤八斤的。为了有农民本色，演员们不仅要体验农活，还要把自己晒得很黑。

为了再现陕西关中农村生活，在正式开拍前，剧组便令所有主演提前近一个月进驻陕西农村，与村民同吃同住，切身体验农家生活。 该剧是秦海璐产后复出的首部电视剧，为了仙草这个角色，她两个月减肥减了30斤。为了演好白孝文这个角色，翟天临仔细研读原著，对小说的情节熟记于心。

所以雷达说：“我始终认为，陈忠实《白鹿原》中的文化立场和价值观念是充满矛盾的：他既在批判，又在赞赏；既在鞭挞，又在挽悼；他既看到传统文化是现代文明的路障，又对传统文化人格的魅力依恋不舍。”这是一个表述得很深刻的见解，用这样的眼光分析与评价除白嘉轩以外的其他写得有特色、见光彩的人物，如田小娥、黑娃、鹿子霖、朱先生、冷先生、鹿三等，也都无不切合。 但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矛盾呢？我以为，作家文化价值取向上的这一矛盾不是凭空产生的，既有其历史的根据，更有其现实的根据。从历史的根据来看，陈忠实在《白鹿原》里面对的是二十世纪前半世纪的历史生活，而他的立足点却站在世纪之末。这就是说，实写的前五十年是包含了后五十年历史生活的参照和文化观念的演进的。如果前推五十年，在前半个世纪刚结束时，《白鹿原》这样的作品，是不可能出现的。因为整个二十世纪，都是中华民族从宗法的封建专制的农耕文明，走向现代文明的转折期，过渡期。在这段时间内，社会现实中充满了新与旧的冲突。一方面是产生于农耕社会的传统文化在外来的西方工业文明的冲击下不可避免的解体，另一方面又是这种文化作为一种历史的遗产的顽强存在。但它的必然走向没落的命运，却也是注定了的，无法挽回的。不过，一种古老文明的走向没落和解体，是因为它在总体上已经变得不合时宜，并不是说它已经没有了任何带有某种恒久性的可供后来者吸收与借鉴的因素。然而，在非常具体的冲突中，对立的双方都容易取一种极端的、绝对的态度。以传统文化中的道德为例，它既有如“五四”运动的主将们所判定的“礼教吃人”的一面，也有如在“仁义白鹿村”的族长白嘉轩身上表现出来的被朱寨称为“忠诚刚烈坚毅直朴的灵光神韵”。以个人品格而论，他、朱先生、鹿三，都有许多即使在今天看来也仍然应该被肯定的东西。文学的反思，是从历史实际出发的，不是从抽象的政治或文化理念出发的，而历史本身就充满了矛盾，怎么能指望作家的观念变成单一的无矛盾的呢？《白鹿原》的力量，恰恰在于它非常真实地提供了像生活本身一样充满了矛盾的历史画卷，它的这种矛盾性和复杂性，就使得不同的读者，不同的批评家，可以对它进行多方面的解读。 四 在陈忠实的《白鹿原》里，这道亿万斯年就一直耸立于灞水水滨，展延于终南山下的古原，既是一个地理的概念，是白、鹿两大家族繁衍生息的地方，又是一个文化的概念，是寄托了作家某种象征性意蕴的载体，或者说，它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文化象征。 在作品中，作家叙述过关于白鹿的渺远的传说。传说是美丽的，迷人的，有几分神秘，甚至与作家的人格理想相表里，贯穿于作品之中。李建军在《一部令人震撼的民族秘史》中，专门对白鹿意象的象征意义进行了解读，认为这个象征增加了作品的诗意。他还把陈忠实的白鹿意象与艾特玛托夫笔下的白鹿意象作了对照，并且联想到历代帝王的鹿苑和所谓“中原逐鹿”之类进行了发挥，是很能见出一种学术想象力的神采的。白鹿原作为一个具体的地理存在，有其临水的高岸，上部平舒逶迤的地貌，渐次抬升以至终南山麓，这个地理的存在比白鹿的传说，白鹿原的得名，都要远为长久得多。但白鹿的传说是一种文化，因而古原之以白鹿为名，也就带有明显的地域文化的性质了。当然，作为地域文化的载体或象征，白鹿原包含的不只是白鹿意象这一点，更重要的是生于斯、长于斯的人们在其全部活动中所形成的传统、习俗、心理、生存方式和思维方式等等。 现在看来，有关《白鹿原》的评论，绝大多数都采取了文化的视角，着重于开掘这部作品所包蕴的民族传统文化的质素，在这方面也确有不少相当精到的见地。然而，《白鹿原》提供的并非一种泛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的画卷，而是有非常具体的地域特色的民族文化传统的画卷。相当一批评论家的评论，都注意到了这一点，因而有所论列。 那么，浓郁而又深厚的地域文化特色在《白鹿原》中是怎样体现出来的呢？首先，来自作家处理的这个特殊的题材，来自他在作品中所描写的物象。以环境而论，包括自然景观、人文景观，也包括风声习气、歌谣礼俗等，这些，评论家们显然都注意到了。但是，对于如小说这样的长篇叙事性作品来说，更重要的是与人物的性格有关，而这一点，如果不说是空白，至少评论家没有给予足够的关注与阐释。不少评论只是一般地说到地域文化品格，而落实到具体人物性格的分析上就常常语焉不详了。其实，在《白鹿原》的人物画廊里，如主要人物白嘉轩，智者朱先生，长工鹿三和他的儿子土匪黑娃，医人冷先生，甚至刚烈而又苦命的田小娥，都无不可以作地域文化角度的深入解析。在这些人物中，朱先生似乎是最容易从地域文化角度阐释的人物了。一是他有文化人的身份，是白嘉轩以至黑娃等人物的精神导师，在人们心目中扮演着真正的教父角色；二是作家明确提出了他作为关学传人的学者素养和知识背景。王仲生在分析这个人物形象的典型意义和文化价值时，除了对其作为从封建时代末世转入半封建时代的乡村知识分子的一般情况作了必要的论说外，还对这位半是智者，半是圣人的老夫子的关学背景提了几笔。王仲生追溯到宋代关学鼻祖张载，强调了关学重实践，重经世致用的传统，这是很对的，增加了解读这一人物的文化维度和学术维度。但问题在于，为什么关学重实学，而未沉溺于后来理学家空谈心性的泥淖，本身就需要解释，需要说明。以张载而论，他固然重实学，重经世致用，但也有明显的文化保守主义的复古倾向。从重实学、重经世致用上看，其道统乃儒者的积极人世观念。然而，关学作为一个产生于周秦故地的儒学学派来说，传统儒者的道统，并不是它的唯一的思想资源。白鹿原地处周秦故地的腹部，这一带地方是华夏辉煌的农耕文明的主要发祥地和摇篮，同时，也是这一文明在其发展的鼎盛期的中心。这一带地处北国，水深土厚，属大陆型气候，雨量并不丰沛，生产条件相对艰苦，因而自古以来民风淳厚、尚实，这一点在文学上也表现得非常明显，这只要对比一下《诗经》中的秦风、豳风与产生南国的《楚辞》，就看得相当清楚了。正因为这种尚实的文化传统的源远流长，所以不仅张载如此，而且在始于张载的关学学统中，这一特点可以说是一以贯之的。以明清之际被康熙帝玄烨誉为“关中大儒”的二曲先生李yóng＠①为例，他也是以重实学、重经世致用而流誉当世的。早年颇为重视各项实际学问，著述甚丰。晚年闭门谢客，反身自修，主“悔过自新”之说，仅与流寓关中的大学者顾炎武过从密切，而顾的学问，也以尚实为特色。周秦故地孕育出来的尚实的传统，不仅在关学中获得了它的辉煌的学术体现，而且通过关学的传统，强化着这一地域本来就有的民间的尚实文化传统。自金入元的大学者、诗人元好问说：“关中风土完厚，民质直而尚义。风声习气，歌谣慷慨，且有秦汉之旧。”其着眼点就不只是关学，而更看重的是“秦汉之旧”，在朱先生身上，如果说这种尚实的特点，由于作者对他的理想化的，有时甚至是半仙半道的艺术处理，而不无飘逸之处的话，那么，白嘉轩则表现得尤其分明。 文化，特别是地域文化，它的存在，一但形成一种传统，其对于人的性格、心理，乃至思想、学术的影响与熏染，都是巨大的。它不仅能从生长于此地的普通人身上见出，而且在这里的文化人的身上，作家艺术家的身上也有相当典型的表现。单就创作方法来说，始自柳青，到路遥、陈忠实两位茅盾文学奖得主的深厚的现实主义血脉，其形成和传续的因素可能很多，然而，谁也无法否认尚实的地域文化要素承传的事实。不仅如此，从更广的学术文化的历史承传来看，昆山顾炎武，西游秦中，晚年定居关中华阴，他的学问当然不能简单地以关学概括，但他借鉴关学以形成其经世致用的特点，也是无法否定的事实。 其次，作品的地域文化风貌更来自于作为创作主体的作家自身。小说，作为作家审美创造的产物，虚构的产物，必然会打上他自己的精神印记。陈忠实像他笔下的人物一样，生于白鹿原，长于白鹿原，几十年工作在这里，学习在这里，连《白鹿原》的写作，也躲开了喧嚣的西安城，是在他白鹿原坡下的农村家里干的。退一步讲，即使这作品在西安市区建国路71号的作协大院里写，也还是在包容了白鹿原在内的三秦地域文化的中心地带。直到作品写出时的差不多半个世纪的时段里，他所受到的民族文化的熏陶和濡染，都是在三秦文化的具体形态下进行的，即使接受他民族、他地域文化的影响，也都或在三秦文化的参照下，或以三秦文化为框架、为视角。因此，三秦地域文化对他的习染，至少不在例如白嘉轩、乃至朱先生之下。为了写这部小说，陈忠实甚至非常认真地研究过分割辖管白鹿原的三县县志。而县志，在中国传统的史志类图书中是最典型的地域文化著作。 研究和评论《白鹿原》的地域文化特点，如果不对创作主体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许多问题都很难最终说清楚，现在看来，这一点恰恰在《白鹿原》的评论中几近于空白。刘勰《文心雕龙》上有“觇文辄见其心”，“披文以入情”的话。这里的“心”和“情”，指的都是创作主体的主观方面。在这本评论集中，除了陈忠实谈到他自己创作《白鹿原》的体会时所作的一部分说明，除了李下叔《捡几片岁月的叶子》提供的少量情况，很少有人通过作品的分析与论证，细致地剖析过作家的心灵历程。批评家们看到的主要是民族文化的历史，即使沿着作者摘引于卷首的巴尔扎克“小说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秘史”的方向寻绎、发挥，也多着眼于作品提供的外在的艺术画卷，而很少论及这帧所谓“民族的秘史”，其实也同时就是一部被外化了的作家自己心灵的秘史。照我看来，这也许是《白鹿原》研究大可以开拓的一个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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