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清代学术史的论文

（含书评、外文翻译等，共72篇）：1．乾嘉学术成因新探，《西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与社会科学版）[兰州] 1991年第2期。P53－58。2．论段、顾之争对乾嘉校勘学的影响，《古籍整理研究学刊》[吉林]1991年第3期。P13－163．读书的困惑与困惑的读书，《读书》[北京]1991年第5期。P102－105。又《新华文摘》1991年第7期全文转载。P29－2104．论乾嘉学术走失之症结，《西北师大学报增刊—历史教学与研究专辑》[兰州]1991年版。P107－1125．惠栋与古籍整理，《古籍整理研究学刊》[吉林]1992年第1期。P39－416．论乾嘉时期的汉宋之争，甘肃省社会科学联合会、甘肃省历史学会编《史学论丛》，兰州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P107－1177．钱大昕校勘学述论，《古籍整理研究学刊》[吉林]1993年第1期。P39－418．刊落浮词，独求真解——清代著名学者顾广圻，《文史知识》[北京]1993年第3期。P94－989．日本人与敦煌学，[日本]池田温撰、漆永祥译，《丝绸之路》[兰州]1993年第3期。P60－6210．段玉裁校勘学述论，《古籍整理研究学刊》[吉林]1993年第6期。P28－3211．钱大昕音韵学述论——兼谈钱氏对少数民族语言汉译的研究，《西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与社会科学版）[兰州]1993年第6期。P34－3812．试论乾嘉校勘学家对校勘学理论的贡献，《历史文献研究》（北京新四辑），北京燕山出版社1993年版。P180－19013．论清代学术史上的汉宋之争，《北京大学研究生学刊》（哲社版）1995年第4期。P16－2114．乾嘉考据学家臧庸，《西北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北京]1995年第5期。P14－1815．论钱大昕考据学成就及其学术地位，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与研究工作委员会编《中国典籍与文化论丛》第三辑，[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版。P146－16716．论西学东渐与乾嘉考据学之关系，《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北京]1998年第2期。P1－1717．论乾嘉考据学派别之划分与相关诸问题，《国学研究》[北京]1998年第5卷。P303－33018．评李清淩著《西北经济史》，《中国史研究》[北京]1998年第4期。P161－16319．俞樾《古书疑义举例》系袭江藩《经解入门》而成，《中国语文》[北京]1999年第1期。P60－6120．《全宋诗》的编纂及学术价值，《高校古籍工作通报》[北京]总第60期，1999年。P2－1021．整理古籍岂能忽视标点符号？—点校本《书林清话》标点纠误，《中国典籍与文化》 [北京]1999年第4期。P123－12522．论江藩《汉学师承记》研究中的几个问题，《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集刊》（第1辑），北京燕山出版社1999年版。P343－36923．清代起居注官与钱大昕《讲筵日记》，《中国典籍与文化》[北京]2000年第3期。P122－12424．简论《全宋诗》的编纂特色与学术价值，《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北京]2000年第5期。P7－1225．《四库总目提要》惠栋著述纠误，《文史》[北京]2000年第4期（总第53期）。P315－31726．论中国传统经学研究方法——古书通例归纳法，蒋秋华主编《乾嘉学者的治经方法》（下），[台北]台湾中央研究院文哲所出2000年版。P71－10827．发先贤之幽德，启後学以梯航——郑伟章新著《文献家通考》，[北京]《人民日报》（海外版）2000年8月11日第8版。28．《汉学师承记》史源考辨，祁龙威、林庆彰主编《清代扬州学术研究》（下），[台北]学生书局2001年版。P445－47029．论中国传统考据学的现代意义——以清乾嘉时期考据学家的治学与立身精神为例，[韩国]韩国外国语大学《中国学研究》第20辑，中国学研究会2001年6月版。P587－60530．难堪与挣脱：清乾嘉时期义理、考据、词章之争中的词章之学，《中国语文论译丛刊》第7辑，[韩国]中国语文论译学会2001年6月版。P123－14031．清学领域辛勤耕耘的厚重之作——读王俊义、黄爱平著《清代学术文化史论》，《中国文化研究》[北京]2001年第3期（秋之卷）。P141－14532．论清代《起居注册》及其文献价值，《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集刊》（第2辑），北京燕山出版社2001年版。P 355－377。又载《历史文献研究》[总第20辑]，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P329－34233．《大金吊伐录校补》跋，《中国典籍与文化》[北京]2002年第1期。P96－9734．亟待建立规范的古籍整理学，《高校古籍通报》[北京]2002年9月版（总第70期）。P23－2435．从《全宋诗》的编纂看《四库全书》的文献价值，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台湾淡江大学中文系主编《海峡两岸古典文献学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P 405－447。又载田澍主编《中国古代侃论萃――庆贺历史学家金宝祥先生九十华诞论文集》，甘肃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P464－50236．赵之谦《汉学师承续记》整理记，台湾中山大学清代学术研究中心编《第七届清代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2002年版。P35－48。又载[清]江藩纂、漆永祥笺释《〈汉学师承记〉笺释》下，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下册P984－99837．读书不谨的一次教训――关於拙文《古书疑义举例系袭江藩经解入门而成》之误，姚小平主编《马氏文通与中国语言学史》，[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3年版。P285－29238．从赵之谦《论学丛札》看《汉学师承续记》，[北京]《中国典籍与文化》2004年第1期。P90－96。又载[清]江藩纂、漆永祥笺释《〈汉学师承记〉笺释》下，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下册P999－101639．惠栋《易》学著述考，[山东]《周易研究》2004年第3期。P51－5740．魏建功先生朝鲜授课事略，《炎黄文化研究》第1辑，大象出版社2004年版。P271－27741．东吴三惠世系考，《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集刊》（第4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P292－30542．《汉学师承记》考异，《文史》2004年第4期。P205－25143．《宋人文集编刻流传丛考》读後，王兆鹏主编《宋代文学研究年鉴》（2004），武汉出版社2004年版。P307－31344．东吴三惠著述考，[北京]《国学研究》（第13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P363－42745．王欣夫先生《松崖读书记》蠡测，[兰州]《图书与情报》2004年第4期。P50－5446．新发现戴震《江慎修先生七十寿序》佚文一篇，《中国典籍与文化》2005年第1期。P122－123。又《徽州文化研究》第118期转载，2005年。P13－1547．《东吴三惠诗文集》整理记，《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5年第3期。P16－2048．《汉学师承记》版本考述，《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中心研究集刊》第5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5月版。P237－27749．清人稀见著述十五种提要，《文献》2005年第3期。P189－19950．江藩生平事迹考，张玉春主编《中国古文献与传统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华文出版社2005年7月版。P264－27751．读《宋人文集编刻流传丛考》，《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2005年第4期。P20－2752．《中国古文献学史系统·全面·立体》，《科学时报》2005年2月24日B2版“教材酷评”栏。53．别把古籍整理活活掐死――从“蘇图事件”再谈古籍收藏与利用的矛盾及建议，《中华读书报》2005年6月15日第5版。54．从《全宋诗》的编纂看宋末元初诗人的断代问题，安平秋、章培恒主编《中国中世文学研究论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55．江藩著述考，彭林主编《清代经学与文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56．《江藩传记资料选编》，见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4月版《江藩集》本。P294－37057．《江藩交游资料彚编》，见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4月版《江藩集》本。P408－49958．《江藩年谱新编》，见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4月版《江藩与〈汉学师承记〉研究》本。59．《读〈汉学师承记〉札记（20则）》，《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集刊》第6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60．《喜见高邮二王研究的新成果――王章涛先生〈王念孙王引之年谱〉读後》，《炎黄文化研究》第5辑，河南大象出版社2006年版（又见《扬州史志》2006年第4期，第12－14页）。61．书篆巨擘学林新人――从赵之谦《论学丛札》看《汉学师承续记》，《中国典藏》2007年第1期，第37－47页。62．论江藩“文无八家气”之说，台湾成功大学等主办《清代文学与学术－－“近世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之三》，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2007年3月版，第455－470页。63．读《汉学师承记札记》（20则），《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集刊（第6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4月版，第237－253页。64．佚名《燕行录》作者及文学价值考述，韩国高丽大学中国学研究所编《中国学论丛》第21辑，韩国高丽大学中国学研究所2007年3月版，第75－90页。65．清代学术拾零（20条），韩国高丽大学中国语文研究会编《中国语文论丛》（第33辑），韩国高丽大学中国语文研究会2007年6月版，第259－286页。66．《沅湘耆旧诗集续编》及其作者小考，《文献》2007年第4期，中国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7年10月版，第186－189页。67．清代学术札记（20则），《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集刊（第7辑）――中国古文献学与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1月版，第349－367页。68．从《汉学师承记》看西学对乾嘉考据学的影响，《西学与清代文化》，中华书局2008年1月版，第306－313页。69．书画之外的赵之谦，《神州国光·金石书画》中国青年出版社2008年2月版，第46－54页。70．朝鲜燕行使笔下的“神丹”清心丸，李安东主编《汉语教学与研究》（第9辑），韩国首尔出版社2008年12月版，第65－81页。71．《燕行录全集》考误，韩国高丽大学中国学研究所编《中国学论丛》第24辑，韩国高丽大学中国学研究所2008年版。72．韩语译注本《乙丙朝天录》纠误，韩国高丽大学中国语文研究会编《中国语文论丛》（第40辑），韩国高丽大学中国语文研究会2009年版。

一代大帝，雍正王朝摘要：上承康熙，下接乾隆，作为一代伟帝，雍正是那么引人注目，而千秋功过，在雍正身上又显得如此诡秘，他是如何获得王位？又有哪些功过？又是如何死去？就让我们一同简单的探讨雍正的一生。 一：简介 雍正，名爱新觉罗�6�1胤禛，清圣祖玄烨（即康熙）第四子，号雍正,死后葬于清西陵之泰陵,谥号敬天昌运建中表正文武英明宽仁信毅睿圣大孝至诚宪皇帝，庙号世宗。 对于雍正，历史界向来褒贬不一，有人说是一世伟才，也有人说是暴帝昏君，而雍正在位究竟做过哪些事？ 二：雍正之功 雍正在位对康熙晚年的积弊进行改革整顿，一扫颓风，使吏治澄清、统治稳定、国库充盈、人民负担减轻，而其主要的功绩在以下方面。一：摊丁入亩。是一项重要的赋税改革，中国自古就有人丁税，成年男子，不论贫富，均须缴纳人头税。雍正实行改革，将人丁税摊入地亩，按地亩之多少，定纳税之数目。地多者多纳，地少者少纳，无地者不纳。是谓"摊丁入地",一举取消了人头税。这项措施有利于贫民而不利于地主，是我国财政赋税史上的一项重大改革。二：耗羡归公。我国古代以银、铜为货币，征税时，银两在兑换、熔铸、保存、运解中有一定损耗，故征税时有一定附加费。此项附加费称"耗羡"或"火耗",一向由地方州县征收，作为地方办公及官吏们的额外收入。耗羡无法定征收额，州县随心所欲，从重征收，有的抽正税一两、耗羡达五六钱，人民负担甚重。雍正实行"耗羡归公",将此项附加费变为法定税款、固定税额，由督抚统一管理，所得税款，除办公费用外，作为"养廉银",大幅度提高官吏们的俸入。这样，既减轻了人民负担，又保证了廉政的推行。故雍正说:"自行此法以来，吏治稍得澄清，闾阎咸免扰累。" 三：改土归流。我国西南及其他一些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实行土司制度，其职务为世袭，仅名义上接受清朝的册封。土司们生杀予夺、骄恣专擅。这种制度妨碍了国家的统一和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雍正即位后，废除了云南、贵州、广西、四川、湖南各地的许多土司，改成和全国一致的州县制度。"改土归流"是一场严重的斗争，许多土司武装反抗，雍正坚决派兵平定。在平叛战争中虽然也累及无辜，给少数民族造成伤害，但从长远来说，"改土归流"是进步的措施，打击和限制了土司的割据和特权，对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有利。四：创立军机处。它是古代君主集权到达顶峰的标志，而且其功过还有待商议。军机处的在雍正用兵西北平叛葛尔丹所建，清雍正通过军机处把权力进一步集中在皇帝手中，而作为皇帝的秘书班子，军机处为皇帝出主意、写文件，理政务，"军国大计，罔不总揽"。其特点是处理政事迅速而机密。军机大臣直接与各地、各部打交道，了解地方情形，传达皇帝意旨。而它的出现使皇帝独裁，错误增多，而且阻碍了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 三：雍正之过 若是论过，雍正造孽也不少。一：苛政残酷镇压。雍正的镇压措施十分严厉。不论具体情节，抗官者即以反叛论处，斩杀不赦。甚至拒捕时，有人"共在一处，虽非下手之人，在旁目观，即系同恶共济",均斩立决。对民间秘密结社，嘱咐官吏们"时时察访，弋获首恶，拔树寻根，永断瓜葛"。苏州手工业工人要求增加工资，罢工叫歇，雍正严加惩处，立碑永禁叫歇。雍正时文字狱日益频繁，汪景祺因"谄附"年羹尧而立斩枭首，查嗣庭因趋奉隆科多而戮尸示众，陆生楠因议论时政而被军前正法。二：重农抑商。雍正遵奉重农业、轻工商的信条。他说"农为天下之本务，而工贾皆其末也。市肆之中多一工作之人，即田亩之中少一耕稼之人。群趋为工，则物之制造者必多，物多则售卖不易，必至壅滞而价贱，是逐末之人多，不但有害于农，而并有害于工也"。根据这一理论制定的政策必然不利于工商业的发展。他又认为:开矿"断不可行"。因为开矿将引诱人们离开农本，追求末业，而且矿工聚集一地，易于闹事。 三：外交错误。虽然雍正英明果断堪比康熙，但他的世界眼光却和乾隆一样，逊色不少。当时外国商人来华贸易，日益增多，但雍正却不许中国商人出洋贸易，设置种种障碍，声言"海禁宁严毋宽，余无善策"。后来，在沿海各省的再三要求下，虽稍稍放宽海禁，但仍加以种种限制。尤其对久住外国的华侨商贩和劳工，"逾期不归，甘心流移外方，无可悯惜，不许其复回内地"。当时，西方先进国家正在鼓励海外贸易，而中国即使是杰出的君主也缺乏世界眼光，限制对外交往，故而成为国际潮流中的落伍者。 四：雍正继位 而雍正的继位问题，是史学家乐此不疲的研究对象。学术界历来有两种意见，一种认为他受康熙遗诏继位，是合法继承;一种认为康熙并未传位与他，雍正是矫诏夺位。由于雍正即位，篡改了历史，销毁了档案，现在已找不到他矫诏夺位的确凿证据。斧声烛影，已是千古的疑案，但从各种迹象推断，他的继位确实存在很多疑点。一：康熙死前是谁侍立，尚成疑问。康熙晚年，太子废立，诸子争位，闹得乌烟瘴气，储位虚悬，人心不定。史说隆科多为惟一顾命之大臣，而其他谕旨中却说，康熙死时隆科多不在御前，又说康熙传诏时皇十七子胤礼在寝宫外侍候。而其他史料证明，胤礼时在皇宫内值班，并不在畅春园寝宫外，如此等等。因此，是否存在这一临终传位的现场，实属疑问。二：王储是谁，亦是迷离。当时因准噶尔入侵西藏，康熙命皇十四子胤禵（读ti第二声）为抚远大将军，统兵援藏，给以大权，用正黄旗�，称大将军王，礼仪隆重，规格极高，康熙当是意有所钟。康熙称赞胤禵的才能"大将军是我皇子，确系良将，带领大军，深知有带兵才能"。很多人心目中也以胤禵为接班人，如皇九子胤禟说胤禵"聪明绝世","才德双全，我弟兄内皆不如";"十四爷现今出兵，皇上看的也很重，将来这皇太子一定是他"。可是，康熙在畅春园猝然去世，雍正与时任步军统领，掌管京师兵权的隆科多勾结密谋，夺取了帝位，而胤禵远在青海，鞭长莫及，故而帝梦成空。 五：雍正之死 而雍正又是如何死亡的？历史上也无确凿证据证明。关于雍正之死，清宫档案中雍正朝的《起居注》是这样记载的：雍正十三年八月(公元1735年)，雍正皇帝住在圆明园，八月十八那天他与大臣们商量处理少数民族事务，八月二十他召见宁古塔的几位地方官员，第二天仍然正常办公，说明这时他的身体仍然很好。但到了八月二十二，他却突然得病，当天晚上，已经奄奄一息的雍正便宣布传位给儿子乾隆。第二天，58岁的雍正就在圆明园咽下了最后一口气。对雍正皇帝的突然死亡，清朝官方只有如此简单的记载，也没有说明任何原因。这就很容易引起人们的猜测。于是，关于雍正死因的种种说法便产生了。民间传说又三种版本。一：当时有一位侠女叫吕四娘，她的父亲和爷爷都因文字狱被雍正杀害。为报仇，吕四娘砍去雍正的头。因此，在安葬雍正时，只好铸造了一颗金头。而且此金头在今清朝博物馆中。二：《红楼梦》作者曹雪芹有个恋人叫竺香玉，是林黛玉的化身。竺香玉后被雍正霸占，成为皇后。曹雪芹想念恋人，就混入宫中，与竺香玉合谋，用丹药将雍正毒死。三：还有的野史传闻，说宫女与太监串通一气，用绳子把雍正勒死了。可毕竟是传说，不免奇怪。“官方”给出的结论是——崇尚丹药。丹是道教的一种修炼方法，为的是长生不老。丹药，也就是仙丹，是道士们用铅砂、硫磺、水银等天然矿物做原料，用炉鼎烧炼而成。相传，吃了这种丹药就可以长生不老。雍正没当皇帝的时候，就对丹药产生了兴趣。他曾写过一首《烧丹》诗：“铅砂和药物，松柏绕云坛。炉运阴阳火，功兼内外丹。”从中可以看出，雍正早年就对炼丹有了相当的研究和兴趣。雍正当上皇帝后，极力推崇金丹派南宗祖师张伯端，把他封为“紫阳真人”，雍正特别赞赏张伯端发明了金丹要领。至少从雍正四年(公元1726年)开始，雍正就经常吃道士炼制的一种叫“既济丹”的丹药。从他对田文镜奏折的批语中，可以知道他感觉服后有效，还把丹药作为礼品赏赐给鄂尔泰、田文镜等大臣。事实上，炼丹所用的铅、汞、硫、砷等矿物质都具有毒性，对大脑和五脏侵害相当大。雍正死前的12天，《活计档》中曾记录：“总管太监陈久卿、首领太监王守贵一同传话：圆明园要用牛舌头黑铅二百斤。”黑铅是有毒金属，过量服食可使人致死。100公斤黑铅运入圆明园，之后不久雍正在这个园子内突然死去，史学家认为这不是偶然巧合，而是直接证明了雍正之死，完全有可能是丹药中毒造成的。于是这一代伟帝，最后仅以58岁享年，突然抛弃了金銮殿，永远躺在了泰陵的地宫里。 六：结语 历史本就错综复杂，而染上政治的历史就更加扑朔迷离，究竟事实如何，功过孰定，也须时间的考定。

柴德赓的治史成就表现在许多方面，在五代史、宋史、明清史、辛亥革命史诸领域均有较为深入的研究。其早年成名作《鲒埼亭集谢三宾考》一文，对晚明史上的重要人物谢三宾的生平事迹作了详尽的考证与论述，对其晚节不保、两次降清作了批判，表达了柴先生的爱国精神与民族意识。这篇文章充分反映出柴先生用“精严缜密的考证方法”做学问的特色，发表后即得到学界好评；获国民政府教育部1945年最高学术奖励。柴德赓在清代学术史方面的系列论文《王鸣盛和他的十七史商榷》、《章实斋与汪容甫》、《试论章学诚的学术思想》等，明其师承，辨其源流，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新中国诞生后不久，柴德赓即受中国史学会的委托，负责编辑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历时6年，成书凡8册，共320余万言，收录了120多种资料，其中十多种资料属于首次刊出，具有珍贵的价值。尽管由于主客观的原因，这部资料集仍存在着不少问题或缺点，但却为辛亥革命史的教学和研究提供了极大的方便。1955年柴德赓南调江苏师范学院后，极为关注苏州地方史的研究，不仅相继撰写了《从白居易诗文中论证唐代苏州的繁荣》、《明末苏州灵岩山爱国和尚弘储》等论文，还在指导学生调研时，在苏州玄妙观机房殿墙脚下发现了《永禁机匠叫歇碑》，并作了专门研究。这篇碑文成为学术界研究明清资本主义萌芽问题最为重要的实物资料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