倾城之恋论文参考文献

张爱玲倾城之恋国内外研究现状《倾城之恋》作为小说的标题。首先给人一个阅读的提示。张爱玲在拟定这个书名时,她期待读者首先会赞成作品将讲述一段动人心魂的爱情故事。“倾城倾国”一词,语本《汉书·外戚传》:“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据此,女有美色,倾城倾国,一旦进入文学叙事,显然就要暗示一个非凡的爱情传奇。但是,读完了张爱玲这篇小说就会发现,说它是传奇故事,不如说是一个反传奇的故事。书中女主人白流苏并不是美貌惊人,流苏与范柳原成婚,交易的因素亦多于爱情的因素。作者是在“倾城”的本源意义上(倾覆、倒塌、沦陷),使倾城之恋名副其实。 一、两类时间 看张爱玲的作品,与看那一时代许多作家的作品感觉不同,这种不同的感觉概言之,是时间差。 柯灵在回忆中说:“我最初接触张爱玲的作品和她本人,是一个非常严峻的时代。1943年,珍珠港事件已经过去一年多,离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和中国抗战胜利还有两年,上海那时是日本军事占领下的沦陷区

试论张爱玲小说中女性意识的世俗性张爱玲的小说是从一个女性的角度、以小市民的视角解构种种爱情的神话，表现出明显的浪漫传奇化倾向，并以此蜚声海内外文坛。但事实上张爱玲小说讲得都是“男女间的小事情”，其中的女性形象被融入到社会现实之中，还原到世俗生活里，作家似乎在有意拔除现代文学女性意识中的“神性”或者说理想化色彩，期望真实、客观地挖掘出女性这一性别角色的另一种本相――世俗性。本文试图从张爱玲及其小说作品中所表现出的人性观、紧紧贴近人生本相的俗人意识，以及在来揭示这位女作家女性意识的独有的现代精神特征。 (一) 中国现代女性文学中最初表现出来的女性意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女性意识对女性现实的理想化认识和主观化把握，这种女性意识只是浅表层的外在觉醒，而没能深入到反省阶段的内部觉醒。张爱玲在女性意识的这种发展需求下应运而生，她将女性意识由对外转向了对性别本体进行关注和自审。张爱玲曾经这样描述了心中的“女神”形象：“如果有这么一天我获得了信仰，大约信的就是奥涅尔‘大神勃朗’一剧中的地母娘娘”_'d J，这是一个妓女形象，却被贵族家庭出身的张爱玲奉为女神，原因何在?其实这只不过是人们喜欢甚至习惯在文学作品中把俗世中的女性理想化，渐渐地忘了她们的原始面貌，张爱玲只是还原了这些被“美”了的“容”：“‘翩若惊鸿，宛若游龙’的洛神不过是个古装美女，世俗所供的观音不过是古装美女赤了脚，半裸的高大肥硕的希腊石像不过是女运动家，金发的圣母不过是个俏奶妈，当众喂了一千余年的奶”“在任何文化阶段中，女人还是女人。”而且张爱玲的这种看待女性的世俗性眼光并非孤立存在，而是从女性角色的历史深处去发现女性原生态的生存况遇，去关注和探讨女性意识的文明进程和变革。 作为一名女性作家，张爱玲知道最能全面贴近中国女性内心图示的题材就是现世婚恋故事，《倾城之恋》就是当中的杰作。用范柳原的话来说，白流苏是一个难得碰见的“真正的中国女人”。婚内被丈夫毒打，之后又被早已嫌她吃白饭的兄嫂逼着去给离婚七八年的丈夫奔丧，受尽了侮辱和排挤，整日蜷缩在被“爱”遗忘的角落里，可就是这样一个楚楚可怜的女子却在“好心人”徐太太无意的点拨下蓄谋成就了自己“诱惑者”的角色，于是一发不可收，并且对“诱惑者”这一角色拿捏得相当娴熟到位，她自信地知道自己“娇小的身躯是最不显老的一种”，知道此时“一些辽远的忠孝节义的故事，不与她相干了”，知道如何在与花花公子范柳原的暖昧关系中恰到好处地进退攻守，再加上她打着以婚姻求活路的算盘，这一切使自流苏前后判若两人。其实完全不一样的行为状态并不是非此即彼地存在于同一个人身上的，而是如冰山一样只不过是出水部分和入水部分，正如张爱玲说的“正经女人虽然痛恨荡妇，其实若有机会扮个妖妇的角色的话，没有一个不跃跃欲试的。”正是因为这一女性角色是个两种人都做得摇摆的“不彻底人物”，方才显出了没有经过去芜存精的世俗生活的原汁原味，在这种微妙的情爱战争中表现出了现实人生最为朴素的爱情关系式，更何况这些“不彻底人物”终究是认真地为“活”而努力着，虽然成不了英雄，但至少代表了那个时代的广大的负荷者。在男权社会、夫权文化中她们已承载了太多，浸淫得太久，这种精神状态和行为模式对她们来说是水到渠成的自然表现，所以“他们有什么不好我都能够原谅，有时候还有喜爱，就因为他们存在，他们是真的。” 当然张爱玲虽然主张消解女性意识中的女性神话，还原女性形象的原生性和世俗性，但却是心存泾渭。只是理解但并非认同她们的判断和行为，虽然“以美好的身体取悦于人，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职业，也是极普遍的妇女职业。为了谋生而结婚的女人全可以归在这一项下。”然而“单单看中她的身体的人，失去许多可珍贵的生活情趣。”表面看了白流苏以爱谋生的计划最终取得成功，但白流苏的成功并不是爱情的胜利，而是香港的陷落意外的成全了她，女作家用二战中城市的毁灭来满足一个女人的微小的平凡而又平凡的日常生活欲求，这个欲求的实现到底该如何做评，张爱玲虽然没有借助传统的冲突形式来运作这个人生悲剧，却早已使故具有了悲剧的实质：人类那些富有挑战意味不可一世的生存努力，因了无意义而显得可笑又可怜。 (二) 在张爱玲小说女性意识的世俗化表现的过程中，物质性一直是被其所强调的，作家甚至认为有时物质可能成为决定了人物、事情发展的方向和进程的唯一要素。在张氏小说中毫不吝啬笔墨来暴露在物欲中膨胀的人性之“恶”：《花凋》中的郑夫人就是一个被金钱蚀空了灵魂的人物，女儿重病在身，她身为母亲，唯恐自己拿钱给女儿看病，会暴露自己有私房钱，宁愿眼睁睁地看女儿死去：《沉香屑第一炉香》中的葛薇龙也是一个被物质享乐的潮水冲垮了道德大坝的死世界中的新鬼，看着满柜子金碧辉煌的衣服，虽然想到“这跟长三堂子里买进一个讨人，有什么分别”，但是对未来的不祥预感并不能克制住她的虚荣心理，还是“忍不住锁上了房门，偷偷的一件一件试着穿”，并不住安慰自己：“看看也好!”后来她果然穿着这些衣服在交际场上大出风头，一步步堕落为高级娼妓。 但另一方面，可能由于张爱玲是海派作家的缘故，她对物质文明有比其他作家更多、更全面的理解，在其小说中不是一味地斥责物质文明对人性的摧残，也表达了对物质文明适度的宽容和爱悦的态度。“能够赚钱，文人能够救济自己，免得等人来救济，岂不是很好的事么?”[16]。所以同样身为女人，并且身为对服饰颇有见地的女性，她明白葛薇龙为何无法抗拒华衣锦饰的诱惑?因为对女性来说，衣服并不仅仅是衣服而已，它还意味着有了增加自身的性吸引力，得到异性青睐和爱的砝码，人生的美好前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从这里起步。不过。女性虚荣心的最高满足形式恐怕还在于能够击败同性，就像自流苏，“得到众人虎视眈眈的目的物范柳原，出尽她胸中这一口恶气”。当流苏因抢走妹妹宝络的结婚对象范柳原而遭众人咒骂时，她不但不感到生气和羞愧，反而觉得高兴。因为“她知道宝络恨虽恨她，同时也对她刮目相看，肃然起敬。一个女人，再好些，得不着异性的爱，也就得不着同性的尊重。女人们就是这点贱。”曾经有人认为张爱玲在批判和暴露国民的劣根性方面继承了鲁迅的衣钵，其实，张爱玲在这一点上与鲁迅有根本的区别，鲁迅批判暴露国民的劣根性是为了揭出病苦从而引起疗救的注意，而张爱玲则绝无再造“女性灵魂”的愿望，她只是想表现她对人性以及女性的生存状态的理解。张爱玲认为她笔 下那些生活在惶惶不可终日的动荡乱世中的女性人物，在那个没有时间也没有可能作选择的时代，当生计问题被大写时，她们无力寻求真爱和其他精神生活，而且也正是这样残酷地践踏着自己的“尊严”、“道义”、“崇高”才得以走过来。张爱玲小说中的物质性命题，折射出社会发展过程中人性向善过程中的无可奈何和无法阻挡的变异堕落。 另外张爱玲小说世俗化女性意识的附加意义是不可忽视的。女作家能够站在一个较高的层面对女性进行自审，并勇敢地揭出中国女性的性别缺陷，显示了女作家在精神上的自觉意识，这在本身就具有“现代”意义。就女性解放而言，倘若女性没有对自身缺陷的自觉反省，就永远也无法企及真正意义上的解放。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张爱玲小说所张扬的世俗化的女性意识在女性解放这一课题上也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三) 张爱玲的女性意识中具有独特的世俗化特征，与她的生活经历是息息相关的。虽然张爱玲出生于一个有显赫背景的封建贵族家庭中，但是到他父亲这一代已经崩溃，张爱玲的母亲在其很小的时候就与其父离异，远走他乡，张爱玲的生活无论从物质上还是精神上都长期处在虚空、无保障的状态中，这使她很早就知道自己必须独自面对陌生的世界和陌生的人群，必须独立承担自己的生存问题。由于母亲容貌出众，风度翩翩，思想独立，'N生开放，这令幼小的张爱玲十分羡慕，并将母亲视为效仿的榜样，盼望自己尽快长大做一个像母亲这样美丽高雅的女人。于是她迫不急待地宣告：“八岁我要梳爱司头，十岁我要穿高跟鞋，十六岁我可以吃粽子汤团，吃一切难于消化的东西o,,[19J当然这时的女性意识是处在朦胧而且幼稚的阶段。然而张爱玲的女孩身份，使家中张干、何干这两个的女佣产生的重男轻女的态度和行事方式，使年幼女孩的生存问题当中有多了―份性别歧视的沉重刺激――女性是受到男性和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习俗与公众意识轻视的，这使她对自己的性别有了清晰的认识。 成年后。在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剧烈动荡的时局中，在渐渐商品化和半殖民地化的沪港都市生活中。张爱玲作为一个女性，独立观察、体验了这个世界，独立观察了异性、同性和自己，渐渐磨练出了一双现代女性锐利的眼光，磨练出―付对自己、对异性和同性、对这个花花绿绿复杂喧嚣的都市世界独立分析的头脑，也磨炼出―份真实、坦诚对待自己、同性的勇气和自信、自爱、自审的气度。因此，在张爱玲的小说创作中，通过描写―个个世俗女性在世俗生活中遭遇的种种不幸和她们安于不幸、不思反抗的这种看似“安稳”的生命故事，表达了她对女性境况、女性存在的终极理想，女性存在的意义等“飞扬”主题的痛苦拷问和痛切反思，就如她自己说的：”好的作品，还是在于它是以人生的安稳做底子来描写人生的飞扬。没有这底子，飞扬只能是浮沫。正是这种成熟而深刻的女性意识，使张爱玲的作品具有识读社会进化和女性意识进步程度的镜子的意义及价值，实现了她“苍凉则是―种启示”的写作初衷。 张爱玲以冷静客观的写实的手法，用看似超脱人世的态度，以还原的眼光来挖掘女性意识中的积垢。使其美丑毕露，虽然是非分明，却总是情恕理谴，心怀悲悯。可以说，张爱玲对女性的内省以及由此表现出来的女性的非神性和世俗性，是达到了现代文学中少有先例的深度。 参考文献： [1]张爱玲《自己的文章》。金宏达、于青《张爱玲文集(第四卷)》，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P174。 [2]王安忆《世俗的张爱玲》，子通、亦清《张爱玲评说六十年>，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01：p174。 [3][4][5][9][11][12]张爱玲《谈女人》，金宏达、于青《张爱玲文集(第四卷)》。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p68-p72。 [6][7][8]张爱玲《倾城之恋》，金宏达、于青《张爱玲文集(第二卷)》，台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P63、R54、P。 [10][16]张爱玲《我看苏青》，金宏达、于青编《张爱玲文集(第四卷)》，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P227、P226。 [13][14][15]张爱玲《沉香屑第一炉香》，金宏达、于青编《张爱玲文集(第二卷)》，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p14、P15。 [17][18]张爱玲《倾城之恋》，金宏达、于青《张爱玲文集(第二卷)》，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P60、P5B。 [19]张爱玲《童言无忌??穿》，金宏达、于青《张爱玲文集(第四卷)》，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ff2：P88。 [20][21]张爱玲《自己的文章》，金宏达、于青《张爱玲文集(第四卷)》，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P172、P173。 作者简介：汪菁(1979――)，女，浙江衙州人，讲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张爱玲的文学贡献【1】

【摘要】张爱玲，20世纪40年代风靡于上海，才华横溢，清高孤傲，特立独行。

她系出名门，家世显赫，本应无忧无虑的生活，却有着黑暗混乱的童年，颠沛流离的生活造就了她不同于常人的性格和才情，轰轰烈烈的情感生活也是她不平凡人生中浓墨重彩的一笔。

她奇异而脱俗，高贵又现实;她如同笼罩在一个神秘的纱幕下，神秘而又奇异，让人想要去靠近，想要去探究，想去揭秘。

张爱玲，以一种哀艳而悲凉的书写风格以及一种独特的人格魅力，一时之间在这个十里洋场的上海滩发光发亮，成为了中国现代文学界的一颗璀璨的明星。

她对人物的心理活动描写细腻而直白，拥有独特的视角看待人生百态，读者们喜欢用“苍凉美”诠释其作品展现出来的思想富有深层次的人生悲剧意识，以及其在文学上不可忽视的贡献。

【关键词】张爱玲 苍凉美 女性文学 中国现代文学

一、形成独特的苍凉美学基调

张爱玲，1920年出生于名门之后，有着显赫的身世，却高傲地声称她是一个自力更生的小市民;她悲天悯人，却能洞悉泛泛之辈“可笑”背后的“可悲”，但她在面对现实生活中却显得冷情;她通达人情世故，但无论是在自己的作品字里行间透露出的情感还是现实生活中待人接物都表现出我行我素，独标孤高。

她无意于政治，但却在作品中直指混乱的政治使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中;她无意于革命，却直指遗老遗少之风所带来的荒淫;她无意于金钱所带来的权势，却直指金钱给人套上的黄金枷锁及这个纸醉金迷的浮世里的丑恶嘴脸。

她冷静地审视着动荡岁月中芸芸众生的人生百态，用她的独特方式抒写着真实人生。

她以一种哀艳而悲凉的书写风格以及一种独特的人格魅力，一时之间在这个十里洋场的上海滩发光发亮，成为了中国现代文学界的一颗璀璨的明星。

读者们喜欢用“苍凉美”诠释其作品展现出来的思想富有深层次的人生悲剧意识。

张爱玲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传奇人物之一，说她为“奇葩”也不为过，文字在她笔下栩栩如生，成为一个个有生命的个体。

张爱玲的写作基调--苍凉之美，呈现出无尽的苍凉感，她的作品结局多数是凄惨的，她用冷漠的情感描述人们悲剧性的世俗生活故事。

苍凉，这是一种别样的美，它成为了张爱玲写作风格的核心内涵，也是她中心思想内容的主要情感基调。

然而苍凉是一种生命格调，在文化上，审美上，意蕴出一种说不出的美感。

一个有生命的个体体会自身在命运面前是那么的渺小，她还处在难以驱使的、充满变数的、不可预测的世界里，没有人可以帮助她，拯救她逃离这个时代的悲剧命运;但她又不甘愿退出这场挑战，不甘愿任人摆布，不甘愿就这样毫无反抗的消逝;心里悲痛而无奈，孤寂而抑郁，也许苍凉就这样一种无可奈何的情境。

苍凉是一种境界，是生命价值层面上人生哲学的感悟，是一个生命个体的情感缺失性体验。

而这种苍凉之感便是张爱玲的美学风格，从而散发出浓厚的悲剧意识，结下了一朵朵奇葩。

张爱玲的大多数作品都是以苍凉为一种书写底色，这便确立了苍凉美学的创作风格为张爱玲个人专属。

这个富有戏剧性人生的才女，用她戏剧性的经历书写了一个个具有戏剧性人生的主人翁，哀艳而又凄凉，悲壮而又伤感，细腻而又深刻，从而奠定了她独特的苍凉美学的创作基调。

二、对女性文学真空的填补

女性文学，是以“五・四”青年运动开始，在这种特定的社会历史下萌发。

它是以女性为主要研究对象，关注女性意识、女性情感以及女性命运;研究视野趋向更全面，系统更加完整，具有现代人文精神内涵和主旨。

女性意识的觉醒也逐渐强烈，许多具有新思潮的女性作家也逐渐崛起，例如：丁玲、凌淑华、冰心、萧红、白薇等等。

她们作为那个时代众多女性的发言人，用文字作为武器抒发了自己的理性认知，开创了女性文学。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在上海的文学真空里，张爱玲书写了在封建文化寄生于男权之下的一部分女性群像。

因为她们在经济上不能自理，所以无论年纪大小、有无知识的女性都被男性控制于鼓掌之中，成为男性的附庸品。

比如，有点知识文化的女性如小寒、白流苏;无知识文化的如霓喜、曹七巧、梁太太、顾曼璐，她们同样需要依靠男人存活。

只有做封建男权社会的寄生虫，将自己一生的喜怒哀怨寄托于男人身上，让她们忘却了原来自己是可以拥有独立的人格。

她们不得不接受这样的生活方式，因为封建的枷锁沉重的压在这些丧失了独立人格的女性身上，更重要的是她们无法承受经济上的开销进而一步一步地造成了女性沦为男性的奴隶。

张爱玲的作品《花凋》中的郑太太看着自己的亲生女儿病入膏育而伤心落泪，却眼睁睁地看着花季般年龄的女儿葬送生命。

其原因并非是没有钱给女儿找医生医治，而是害怕丈夫知道自己藏有私房钱。

这种思想意识不仅葬送了女儿的生命，终究是害人害己。

《沉香屑第一炉香》中的女主人公是张爱玲又一个创作成功的女性形象�D�D葛薇珑，一个干净纯洁而又率真有个性的女孩子。

在初入社会时，她起初是保持着高度警惕之心，但在现实社会的形形色色的诱惑下，她为了追求自认为的爱情却葬送了自己大好青春年华。

用自己的肉体一次次的当作商品来交换金钱，最后成为当地知名的交际花，然而她的这种自毁式付出只是为了得到一个放浪形骸的纨绔子弟乔其，用挣到的钱换取到的只是丈夫的一次次利用。

张爱玲的著作中书写了各种各样的女人，每个女性所表达出来的呐喊与思考是不相同的。

然而同样是作为女人，她却拥有着超时代的思想、独特的视角、追求着自己的理想，生存在上海这个十里洋场的地方。

张爱玲用犀利的眼光写出女性个性解放还需一段时间，她的作品探讨女性奴性、情欲、理智的心理矛盾冲突达到一个新的高度。

张爱玲弥补了当时女性文学的亏空，成为女性文学史上的一抹奇异的风景。

三、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独特贡献

张爱玲的贡献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她的地位也是不容忽视的。

中国女性文学的崛起可以追溯到20世纪20年代，那才是女性在意识上、行动上的真正地觉醒。

然而张爱玲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对所处底层地位的经济、物质的反抗;另一方面是对被抑制的个体在意识、思想、行为以及个性的张扬，讴歌女性大胆地追求个人爱情。

这两个方面集中的反映出张爱玲思想、视野上的高度和深度。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现代文学发展到一定阶段时，那时并没有太多的女性作家能在其作品中能表现出这两个方面： 一、女性的觉醒意识可以从对外在的追求、他人的认同感转向女性对自己自身的自我审度;二、以及封建传统意识和社会意识对女性生存的封闭影响给予深刻的思考。

张爱玲较之丁玲，她能把女性追求爱情和自身理智的内心矛盾写得更加跌宕起伏;张爱玲较之萧红，她能把人类对某种精神的寄托写得更加超越时代;张爱玲较之冰心，她能把对女性的赞美写得更加深刻精辟。

张爱玲曾说，她写的东西不过是那些最广泛、最常见、最细微的家庭生活，因此也是最重要的主题。

只有在细微的事件中才能揭示出具有恒定不变的规律性，记录最不起眼的家庭生活展现大环境下的社会现象，显现出表层现象背后的深层传统意象。

她是一位具有“别样苍凉美”与“彻底悲剧性”的女作家，她的作品笼罩着苍凉、哀怨的气氛，充斥着浓厚的凄惨、悲剧的色彩。

她直面生活的残酷，观察并描绘在困难和痛苦的世俗生活中的人物，她以冰冷的态度嘲讽人的价值，描述人们悲剧般的生活，上演了一幕幕真实的悲剧人生。

张爱玲，一个孤寂的灵魂洋溢着浓重的悲凉人生，诠释了她对生命、亲情、爱情的理解和感悟人生的真谛，造就了一部“苍凉”的人生历史，以及给中国现代文学史留下了诸多贡献。

例如：长篇小说《半生缘》和《怨女》;短片小说《倾城之恋》、《留情》和《情场如战场》;散文《老照片：对照记》、《烬余录》和《到底是上海人》等等，这些著作都是张爱玲这辈子的心血。

我们是否可以说，张爱玲的小说《倾城之恋》书写了香港沦落为殖民地的沉痛反而给白流苏一个尚且算圆满的收场;那么中国上半个世纪遭受巨大的苦难和沦陷也成就了一个富有传奇色彩的张爱玲。

一抹奇幻的色彩，一个孤傲的灵魂，也便是给予了张爱玲较之传奇的人生最好的概述。

这是一种别样的“苍凉美”，是一种彻心彻骨的悲剧性，是文字和形式双重融合而蕴含出的悲剧意识――它深沉而又凄惨，神秘而又飘渺，带有一定的宿命色彩。

从此在中国现代文学界留下一个平凡而又炫目的名字�D�D张爱玲，一个伟大的女性作家，以及刻下了苍凉的印记和留下了独特的贡献。

张爱玲对中国小说史的独特贡献【2】

【摘 要】张爱玲的小说对中国小说史的贡献是独特的，“以中为体，以西为用”的特别的格式和超越雅俗的先锋性，以及对边缘化的小人物、尤其是对女性的深入描写都是超越时代的。

【关键词】张爱玲;先锋性;女性

张爱玲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是十分微妙的，她对文学创作是不抱任何功利主义态度的，可以说张爱玲是为数不多的“为创作而创作”的现代作家之一，她把写作视为自己的工作，“因为我是写小说的人，这是我的本分，所以能把人生的来龙去脉看的很清楚”[1]。

由于其作品边缘化的题材以及婚姻所牵扯的政治原因，与主流作家冰心、萧红等相比，她是寂寞的，被文学史所遗忘。

然而她妙笔生花，道尽了繁华后面的悲凉、时代变迁中的生活常态，所以在近40年的人为压制后打破沉寂，浮出水面，掀起了研究热潮。

她的小说超越了她所处的时代，为中国小说史做出了独特的贡献。

本文从张爱玲小说的文体和内容两个方面探讨其在中国小说史上的超越和贡献。

一、以中为体，以西为用

张爱玲在40年代所取得的小说成就，有她本人的天分和独特的生活积累，也是中国20世纪文学发展到这个时期的一个飞跃。

她的小说，使得现代小说有了贴近新市民的文本，既是通俗的，又是先锋的，既是中国的，又是现代的。

鸳鸯蝴蝶派和新文学文人注重写两情相悦的浮欢和悲情，而张爱玲不仅具有鸳鸯蝴蝶派的“俗”和新文学作家的“雅”，还具有超越雅俗的先锋性，在探索两性心理方面达到了空前的的深度。

《色・戒》里王佳芝一念之差，放虎归山，《倾城之恋》中白流苏压下赌注做范柳原的情妇，终于成了范太太。

张爱玲生活在光怪陆离的泸港洋场社会，对中西文化碰撞下形形色色的人物十分熟悉，并真切地感受到时代变迁中世俗市民苍凉而复杂的`心态。

她的小说一方面醉心于在古典的传奇性的氛围中筑造她的形象世界，在动荡的社会背景上，细致地描绘泸港社会里遗老遗少太太小姐们的生活及各种人生世态。

另一方面，她又潜心于对人性做非常“现代”的感悟和破译，写出人与人之间复杂微妙的关系，反映中国传统文化衰落和现代西方文化的涌入给中国的人性世界带来的巨大冲击，现代人在中西文化碰撞中的多重性的变态性格和精神矛盾，探讨他们没落的意识和心里。

《传奇》呼唤着新的理性和人性的复归。

《倾城之恋》描写具有东方情调的白流苏和洋场阔少范柳原的恋爱纠葛，表现了两种文化挤压下的人性无可归依和人性变态。

《沉香屑：第一炉香》写一个纯真少女在金钱的引诱下慢慢堕落。

《金锁记》里曹七巧为金钱而疯狂变态。

张爱玲虽然深受西方文学和弗洛伊德心理学的影响，但其创作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了民族文化特色。

她的创作是在传统风韵中突出现代个性，从古老文化中渗出现代气息。

其小说采用了“以中为体，以西为用”的叙事策略。

将中国传统小说的叙事框架和西方现代艺术技法结合在一起，构成一个天衣无缝的艺术整体。

正如评论家水晶曾所言：“咋看起来，似是传统章回小说的延续，其实她是貌合而神离;她在精神和技法上，还是较近西洋的。” [2]

总之，张爱玲以独特的艺术禀赋，对不同文学样式取其精华，加之逼俏的人物心理刻画，为中国现代小说实现外来文化民族化、传统文化现代化及雅俗文化之相互沟通作出了重要贡献。

在小说叙事方面体现出的“中体西用”的文体自觉在当时也是具有先锋性和超越性的，应该成为当代小说创作有益的艺术借鉴。

二、对乱世小人物命运的探索

身处大时代的变迁，40年代的人们更关心人生飞扬的一面。

张爱玲则平静地关注着边缘化的饮食男女。

她认为写作应该把安稳、真实、朴素作为人生的底子，这样才能触到人生真实的一面，所以她小说的人物是世俗的市民，故事不过是平凡的男男女女的小恩小怨，题材不够重大，但最接近真实的人生，直指人性的最隐秘处，道尽了人生的悲凉与无奈。

无人能出其右。

在小人物里，张爱玲更关注处于男权社会边缘的女性的命运。

二十世纪，女性意识开始觉醒，生于二十年代，崛起成名于四十年代的张爱玲以独特的人生体验和作为女性的敏感，运用淋漓尽致的心理刻画塑造了四十年代中西文化交融下产生的一系列女性形象。

她们缺乏独立自主意识，陷于金钱诱惑不能自拔，从女儿到母亲的角色的转变是被迫的，她们只能处于受害的地位，并在这个位子上逐渐进入封建伦理道德为她们所设定的“妇德”的角色，以此作为她们在家庭里掌权的手段和安身立命的支柱，最终与封建论理同流合污，甚至让她们的女儿重蹈覆辙，“一年又一年的磨下来，眼睛钝了，人钝了，下一代又生出来了。” [3]职业女性走出了贵族女性从女儿到母亲被迫选择的处境，实现了物质的自足，却苦于没有精神上的抚慰。

像苏青这样的职业女性，连家里的一颗螺丝钉都是自己赚来的，但谈到精神慰藉，她说“只要有个千年不散的筵席，叫她像《红楼梦》里的孙媳妇那么辛苦地在旁边照应着，招呼人家吃菜，她也可以忙得兴兴头头” [3]。

来自家庭的重负社会的苛责让她们难以轻松：“要继续活下去而且活得称心，真是难。” [3]由此揭示出女性解放步履维艰。

在探讨女性情欲方面张爱玲也达到了新的深度。

“五四”时期的女作家冰心、庐隐、冯沅君等，三十年代“左翼”女作家丁玲、草明、萧红等，都在追求女性解放的浪潮中登上文坛，纷纷表现女性的觉醒，唯独张爱玲写出了女性由于情欲不满而心理扭曲的生活状态。

《金锁记》中的七巧，丈夫天生软骨病，她便将情欲转移到季泽身上却遭到拒绝，多年后季泽想重续旧情，七巧的心里产生了激烈的内心冲突：“这些年了，她跟他捉迷藏似的，只是近不得身，原来还有今天!可是，这半辈子已经完了――花一般的年纪已经过去了。

人生就是这样的错综复杂，不讲理。

当初她为什么嫁到姜家来?为了钱么?不是的，为了要遇见季泽，为了命中注定她要和季泽恋爱。

她微微抬起脸来，季泽立在她跟前，两手合在她扇子上，面颊贴在她扇子上。

他也老了十年了，然而人竟还是那个人呵!他难道是哄她么?” [3]然而她毁坏了刻骨铭心的爱恋，赶走了季泽，守住了金子。

但绵绵不绝的情欲却使她人格分裂，继而毁坏了儿女的爱情，自己也在复杂的矛盾中崩溃。

张爱玲不用伦理的意识来评判女性，而是感性地去描摹女性心灵深处隐秘的痛。

她曾说：“女人当初之所以被征服，成为父亲宗法社会的奴隶，是因为体力比不上男子。但是男子的体力也比不上豺狼虎豹，何以在物竞天择的过程中不曾为禽兽所屈伏呢?可见得单怪别人是不行的。”[3]无论是《沉香屑，第一炉香》中的薇龙，还是《红玫瑰与白玫瑰》中的娇蕊，都是自甘成为男性的附庸，最终以悲剧告终。

张爱玲曾发出这样的感叹：“女人一辈子讲的是男人，念的是男人，怨的是男人，永远永远。”深刻揭露女性内心深处的创伤，从根本上促进了女性意识的觉醒。

三、结论

张爱玲小说中，无论是超越雅俗，“以中为体，以西为用”，还是对边缘化小人物的深入描写，都是40年代的其他任何作家无法比拟的，因而她的小说不能归于任何一个小说流派，而是个独特的存在，为中国小说史做出了独特的贡献。

【参考文献】

[1]张爱玲.张爱玲自选集[M].海口：海南国际新闻出版社，1997.

[2]水晶.张爱玲的小说艺术[M].台北：大地出版社，1973：35.

[3]张爱玲全集[C].桂林：漓江出版社，1998.